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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发展振兴范文1
一、正确分析形势
只有形势明，才能方向准、思路清。这几年，农村教育工作面临实际困难和严峻挑战。全县农村经济建设的发展迫切需要优化教育投资环境，广大农民群众热切期盼改善教育条件，使青少年接受优质教育。县委县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也清醒地认识到，国家实行宏观调控，项目审批更加严格，教育硬件建设需要较大投入，农村教育的跨越发展存在一定的困难。推进农村教育发展的每一个步骤，都要建立在对形势的准确把握之上。
二、搞好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正确制定教育政策的前提和基础。要清醒地认识，一些应该做好的事情没有做好、一些本来可以解决的问题久拖未决，大都与调研不深、心中无数，思路不清晰、决策不科学有关系。只有不断加强学习、深入调研，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才能不断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实效性，增强前瞻性、预见性和针对性。全县涉教干部经常深入农村学校、深入教育教学第一线，形成联系学校制度和听课制度。要认真研究思考农村教育教学工作中深层次问题，及时总结、推广基层创造的新鲜经验和有效做法，及时解决热点难点问题，不断深化对新时期教育教学工作特点、规律的认识，使农村教育的工作更加符合实际、更加富有成效。
三、做好长远谋划
要研究制定农村教育发展规划，要充分尊重和发挥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专业咨询机构、教育学会和科研单位的作用，加强对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形势特别是科技进步、产业发展、人口变化、社会结构等方面的调查分析，深入了解各行业、各领域对教育的需求特别是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要加强战略谋划，从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部署中寻求工作着力点。要注重统筹协调，从教育与其他领域关系中找准工作结合点，凝聚力量、集中优势、集成资源，努力提高农村教育工作的整体效应。
四、做出科学决策
要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切实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能力，提高农村教育工作的决策能力。要建立健全教育重大决策、重大工程和重大改革的咨询、听证制度以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提高运用民主方法、凝聚共识从而推进工作的本领，提高教育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农村发展振兴范文2
关键词：乡村旅游；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0-01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城市百姓选择了在周末进行户外旅游，而城市周边的乡村就以舒适的自然环境、人文景点、和城市不一样的生活气息等特点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喜爱。而乡村旅游产业就以城市居民为目标，满足其所需要的休闲度假、放松享受、体验全新的生活的感受，受到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的关注和参与兴趣。目前在我国乡村旅游发展迅速，主要以周末农家乐、农业采摘、特色农业服务、人文景点观望等为主。而这些乡村旅游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周边50公里内的农村、城郊结合处、少数民族居住地等。随着我国乡村旅游热的持续升温，相信会有更多形式内容丰富的乡村旅游特色服务出现，帮助提高都市人们的生活品质，而发展乡村旅游也成为振兴我国农业经济的重要一环，受到社会上更多的重视。
一、发展乡村旅游对振兴农业经济的作用
1.优化农业经济结构， 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我国的传统农业经济主要以种植业为主， 养殖业、畜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等为辅，这些经济结构组成我国的农业经济，但是这些经济增长点都脱离不了自然环境而且科技含量低，并且投资大回报周期过长并且效率非常不稳定，因此迫切需要新的农业经济增长点来调节这种产业结构，而乡村经济的适时出现，成为调整农业经济的最好契机。乡村旅游的出现，对农业经济中各个环节可以起到一个良好促进的作用，它不仅可以拉动农作物的供需关系，同时对加强农村道路建设、加强农村环境监控以及拉动农村周边产业、服务业经济增长都有很好的作用。而这些产业的增长和加强反过来也能帮助乡村旅游进一步发展，因此可以说，乡村旅游与农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农业、加工业、贸易、以及餐饮业这些产业都能对乡村旅游有很大帮助，同时乡村旅游也能拉动这些产业快速增长，从而实现联动效应。
2.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乡村旅游的出现，能产生大量的就业机会，并同时为道路运输业、餐饮业等周边行业提供大量就业人口。同时因为大量城市居民积极参与乡村旅游，刺激了当地的消费，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在这种形式下得到了乡村旅游带来的甜头，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经营饭店、旅馆、手工业加工、导游、以及当地特产销售等形式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从而通过乡村旅游这种形式实现了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因为旅游业的火热，也带动了当地其他产业的经济增长，从而实现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目标。
二、发展乡村旅游振兴农业经济
1.加强乡村旅游产业链， 拉动农业经济协调发展
旅游产业链是指以旅游者为核心，满足旅游者的全部需要为目的，将旅游者最关注的目的定义为链核，其他相关产业例如农产品、自然景光、服务质量等为链条，以一整套的服务整体提供给旅游者，帮助旅游者完成从出发地到目的地的旅行和游览。就好比是自然景光为链核，将旅行社、饭店、住宿、当地特产等行业链接成一个旅游链提供给旅行者。而通过加强旅游产业链的作用就是在于将这些链条上的资源强化，比如产业链上的饭店就需要主打城市里吃不到的当地特色食物；农业链就需要以价格低、无污染的农业产品来吸引旅游者、土特产就需要在质量上和便携性上做文章；当这些产业链条都得以加强时，就会极大的刺激旅游者在乡村旅游过程中付出消费，从而达到拉动当地农业经济各个行业协调发展的目的，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向着更高、更强、更广的方向发展。
2.加强城乡旅游合作， 推动农业经济发展
目前我国很多城市都在推动城市和农村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繁荣的政策。那么跟城市进行多种形式的旅游合作，可以帮助农村在方方面面的领域和产业得到实惠。例如通过城市的名片效应，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同时跟城市进行合作，还可以大量利用现代化技术例如信息化建设改变和提升农村人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意识，拓展乡村旅游的知名度和营销渠道。而通过城乡旅游多种形式的合作，可以加快乡村旅游的发展脚步，提高乡村旅游的质量和服务理念和拓宽经营模式，从而达到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目的。
3.发展乡村旅游循环经济， 实现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在我国大部分的乡村旅游中，产业链的核心是自然风光。因此乡村旅游对极为依赖的自然环境要积极开展保护措施，对乡村旅游的各个环节都要做好规划和监督，防止自然景光遭到人为破坏。在对乡村旅游的规划和建设中，要本着循环经济的3R原则，对旅游环境进行系统、合理的开发和保护，对于自然风光、生态环境以及当地的风俗习惯，要本着尊重和保护的原则，不轻易的改变和破坏；而对旅游线路的规划上，要优化资源，采用最少建设的原则，根据当地的地形合理建设旅游配套设备，同时建筑材料和建筑风格要和当地特色尽量融为一体；而在资源使用上，要努力做到循环使用，例如水循环、点循环。而在旅游区内，要站在客人的角度上，采用更多人性化的服务为旅游者提供良好的服务，同时树立更多的引导牌和垃圾箱，减少旅游者的垃圾排放。同时在必要情况下，旅游景点要修建污水处理系统，降低污水的排放等。只有真正的做好环境保护工作，保护好乡村旅游产业链的核心时，才能真正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邵伟刚.发展乡村旅游的意义和作用[J].中国城市旅游网，2011-1-2.
[2]王云升.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新形态和特点[J].北方旅游学刊，2009（03）：12
农村发展振兴范文3
（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需求巨大
推动示范小城镇居住社区、示范工业园区和农业产业园区“三区联动”发展，是天津农村城镇化战略的重点内容，是解决农民安居问题和发展小城镇支撑产业的主要途径。“三区”建设项目，涵盖住宅、路网、电网、供排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园林绿化、应急减灾等多个系统，需要庞大的资金投入，潜在融资需求巨大，将给银行业机构信贷、投行等业务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根据近期天津农村城镇化发展规划，要分批建成54个示范小城镇、31个示范工业园区、100多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和60万亩高水平设施农业基地。以示范小城镇为例，会涉及683个村、100余万农民，估算总投资超过3000亿元，完成投资1500亿元，目前已基本建成22个示范小城镇，45万农民迁入新居。未来几年，天津第四、第五批32个示范小城镇建设项目仍需投资1500多亿元，扣除项目资本金，尚需从金融机构融资近1000亿元，规划建设的示范工业园区、农业园区等基建项目也有巨额融资需求。目前，天津仍有270多万本地农民、200余万外地农民工未纳入城镇化规划。根据天津城镇化的实践经验，向城镇转移一位农村人口需投入28万元～30万元，其中，有一半以上的成本应摊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因此，从长远看，天津农村城镇化建设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和融资需求。
（二）产业转型升级金融服务需求旺盛
新型城镇化离不开现代产业的支撑。随着天津农村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已降到1%左右，二、三产业迅速发展，中小微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量涌现，产业升级发展的金融服务需求非常旺盛。以示范工业园区为例，31个园区累计签约项目2046个，入驻企业达到6500多家，总投资6050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709亿元，后期仍需投入资金超过4300亿元。未来几年，各工业园区将引进更多企业，拟吸纳一百多万人就业、实现销售收入1万亿元以上，金融服务需求更大。而且，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将成为天津的重点产业，商业、物流、餐饮、旅游、文化等产业的快速发展也蕴含巨大商机。此外，天津市现代农业发展迅速，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440家）、农民合作社（4000多家）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壮大，90%以上的农户已进入农业产业化体系，亟需银行业提供高质量的配套金融服务。现代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产生的金融需求，将为银行业机构拓展信贷、债券发行、财政资金托管、小微企业服务等业务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农民市民化蕴藏丰富的金融资源
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民市民化。天津农村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非常注重保护农民利益和解决民生问题，从而带动农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以华明镇为例，农民原有宅基地和房屋估价为5万元左右，通过宅基地换房，三口之家可在示范小城镇置换90平方米左右、价值50万元以上的商品房，家庭财产收入大幅增加；同时，被安置的农民还享有集体企业股金、商铺租金、养老金和薪金等“四金”保障，收入水平远远超过城市居民平均水平3。2011年以来，天津开展了两批“三改一化”试点工作（涉及141个村、40余万农民），即村改居、农改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股份制企业和农民市民化，着力强化农民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引导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真正实现医疗、养老、贫困救助等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转型农民、新市民不仅在社会保障、投资理财、自主创业等方面需求众多，而且在购置生产和生活用品、旅游、教育等方面的消费性支出将大幅提高，将为银行业机构开展社保资金托管、养老金、企业年金、创业贷款、消费金融等业务提供良好机遇。
二、天津农村城镇化贷款投放满意度分析：基于AHP方法
根据天津城镇化建设特点、农村产业发展情况和数据可得性实际，本文将农村城镇化贷款满意度分析的对象确定为两大典型类别4：（1）示范小城镇居住社区、示范工业园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等“三区”基建项目；（2）园区中小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设施农业项目等城镇化配套产业经济主体。
（一）农村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
“三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天津银行业贷款投放的重点领域。其中，示范小城镇和工业园区贷款增长迅猛。2012年末，银行业机构向示范小城镇建设项目投放的贷款余额为485亿元，同比增长48%，比2007年末增长31倍，支持小城镇项目29个；示范工业园区贷款余额为113亿元，同比增长36%，比2010年增长94%，支持项目28个（见图2）。两类贷款快速增长，主要原因在于示范小城镇、示范工业园区均由政府融资平台运作，过去几年房地产市场火爆，宅基地换房后节省的土地（多处于近郊区县）出让收益较高，能实现项目资金预算平衡，信用风险相对较低。但是，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很难获得银行贷款，主要依靠园区经营主体（多数为民营企业）内源融资。2012年末，银行业机构向此类项目投放的贷款余额为27亿元，同比增长10%，远低于示范小城镇和工业园区贷款增速。主要原因在于农业园区所占土地多数属于农村集体土地，办理抵押融资仍存在介入障碍和政策风险，例如大部分农村集体土地仍未完成确权，而我国《担保法》明确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
（二）农村城镇化配套产业经济主体贷款
近年来，各银行业机构大力支持示范工业园区内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设施农业项目等小城镇配套产业经济主体，天津城镇化发展产业支撑能力显著增强。2012年，银行业机构向上述三类主体投放的贷款余额为253亿元，同比增长68%。其中，工业园区企业和农业龙头企业贷款增长很快，增速分别为79%和37%，但设施农业受制于农村土地抵押难等因素，融资满足率很低，贷款增速较慢。
（三）基于层次分析法（AHP)的城镇化贷款满意度分析
层次分析法是将多个因素作为一个系统，进而将其分解为若干层次，通过定性指标模糊量化方法算出层次单排序（权数）和总排序，进行多因素综合评价的系统方法。本文根据各银行城镇化贷款的投放情况，加上相关主体对贷款投放数量和质量的满意程度的评分来设计评价体系。通过构建贷款满意度因素判断矩阵，分析当前银行业贷款投放与城镇化融资需求之间存在的差距。相关经济主体对贷款满意度的评价体系包括四个指标：（1）对贷款质量的满意指数;（2）对贷款数量的满意指数；（3）对贷款品种的满意指数；（4）对银行贷款创新能力的满意指数。据此构建贷款满意度因素判断矩阵，计算权重后对所有值进行归一化处理。模型中A/B分值越高，说明经济主体对该项贷款情况的满意度越高，反之则满意度越低；计算出的权重值为归一化后满意度评分值，分数越高，说明经济主体整体满意度也越高。为了使分析更加直观，设定标准分数T的满分为10分：贷款质量满意度得分为T*10=2.886；贷款数量满意度得分为T*10=4.356；贷款品种满意度得分为T*10=1.61；贷款创新能力满意度得分为T*10=1.148。根据以上数据可以直观地看出，经济主体对贷款数量的满意度最高，说明当前银行业对天津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较大。但是，各银行还需要在贷款产品、贷款服务方面加强创新，尤其要增加更适合农业园区、设施农业等薄弱环节的贷款品种，提高对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园区、企业的贷款质量。
三、天津农村城镇化基建项目风险分析：基于信贷决策模型
天津农村城镇化在给银行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和外部政策环境也给银行业带来诸多困难和问题。特别是作为天津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主要项目——示范小城镇、示范工业园区的基建项目融资需求巨大，投资周期较长，盈利能力较弱，现金流入“前低后高”，而且主要由区县政府融资平台承担，还款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和未来土地出让收益，客观上使银行业在服务农村城镇化的过程中面临一系列风险。
（一）天津农村城镇化主要基建项目的运作模式
天津示范小城镇和示范工业园区均有各区县政府组建投融资建设公司统筹运作，具体职能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对建设项目实行统一管理，负责项目规划区内土地整理，包括办理前期手续、工程招标；二是负责项目投融资，以建设项目土地出让金政府收益及其他资产收益作为贷款偿还来源；三是负责依法将土地出让金政府收益用于平衡项目建设资金。
（二）城镇化基建项目贷款决策模型的构建
本文拟构建一个银行支持农村城镇化基建项目的贷款决策模型，具体分析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和成本。假设1:不考虑所得税、减值损失、提前赎回等因素，贷款分期付息，到期还本；假设2：银行投放贷款可获得的预期收入为E，贷款本金为B，合同利率为i，还款期数为n，投资总期数N，实际利率为R。假设3：区县政府融资平台是天津农村城镇化项目的运作实体，但对借入的资金没有处置权，贷款资金的使用和偿还均由政府统筹安排，贷款能否如期归还主要取决于地方财政实力和未来土地出让收入的高低。在项目法人实际缺位、地方债务逐步压缩、融资平台监管政策收紧、未来土地出让收益可能走低等情况下，潜藏着较大的信用风险。因此，假设贷款违约概率为P，贷款违约损失率为L；假设4：某个城镇化建设项目可能存在多个投融资主体（实际也存在），银行需要承担协调不同经济主体的组织成本C1；假设5：城镇化建设项目由政府主导，银行可能承受各类附加的行政干预和市场阻力，产生一定的阻滞成本C2；假设6：城镇化项目投融资主体是追求利润的，需要一定的排他收益来保障稳定的预期收益，银行需要承担一定的排他成本C3。
（三）城镇化基建项目贷款决策模型简析
从以上公式可见，银行支持农村城镇化建设项目面临各类风险和成本，只有保证E＞O，银行才有贷款投放动力。因此，如何有效分摊和缓释城镇化基建项目的融资风险和各类成本，明晰地方政府、借款人与用款人之间的“借、用、还”和“权、责、利”关系，有效规避地方政府和投融资平台的信用风险，减少项目运作的协调成本和阻滞成本，保证资金的优化分配和高效使用，形成资金的良性循环和回流机制，是解决农村城镇化基建项目融资困境的关键。
四、支持天津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农村城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融资需求巨大，服务需求多样，涉及业务众多，需要政府部门、银行业机构、金融监管部门等共同努力，在严守风险底线的基础上，综合发挥各类金融业态的力量，积极稳妥地推进。
（一）拓宽融资渠道，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
建议政府部门利用财税政策和财政资金杠杆，以部分机动财力做引导，面向社会募集组建“城镇化建设基金”、“农业产业化发展基金”等，撬动民间社会资本支持城镇化建设。综合运用银行贷款、理财、信托计划、融资租赁、中期票据、私募债券、信贷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方式，拓宽城镇化建设融资渠道。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城镇化建设和市政设施管理营运，缓解政府负债压力大、融资平台受限多和资金运用效率低等问题。
（二）规范项目运作，严密防范城镇化贷款的信用风险
地方政府应在地方债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合理规划和运作城镇化建设项目。要根据区域国家政策和城镇化发展需要，明确产权独立的城镇化项目建设和承贷主体，合理界定政府与项目建设和承贷主体的风险分配、责任归属和共同目标。应特别重视加强对项目建设和承贷主体的运营授权管理，明确资金使用和监控责任，发挥资金的最大效益，确保项目规范、高效运作。银行业机构应加强客户和项目准入管理，所支持的城镇化建设项目必须符合土地规划、环评要求、土地平衡和资金平衡测算条件，严格落实项目资本金、担保增信和资金监管等条件。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银行业机构要与地方政府、项目单位加强沟通联系，及时掌握项目建设进度和投资情况，防止项目超预算，确保项目工程顺利推进；严格按照项目施工进度划拨资金，采用受托支付方式，确保专款专用；督促地方政府与项目单位处理好与相关利益主体（如周边农户）的关系，降低协调和阻滞成本。
（三）加强金融创新，提高城镇化配套金融服务能力
银行业机构应优先支持天津环城四区经济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综合收益较好、潜在风险较低的城镇化建设项目。重点发展财政金融、金融IC卡、养老金、电子银行等无风险业务，满足城镇化带来的财税资金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电子支付结算等金融需求。积极发展投资银行、住房金融、消费金融等风险较低业务，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转型农民和新市民投资理财、买房置业、日常消费等提供便捷的服务。择优支持相关产业融资业务，例如运作相对规范、发展前景较好的中小微企业，等等。
（四）加强政策支持，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农村经济健康发展是农村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保障和长期产业支撑，也是推进农村城镇化发展的薄弱环节。推动“三农”发展，要以提升农村经济组织的自身实力为根本，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形成金融、产业、财税、投资等优惠政策合力支持的良好局面。完善政策性的涉农贷款融资担保体系，鼓励银担深化合作，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健全涉农贷款风险分散和补偿机制，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三农”倾斜。打通制约农村资产抵押融资的“确权颁证、价值评估、抵押登记和流转处置”等四大瓶颈，推动农村资产资本化。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优化信用环境，推动金融机构与“三农”经济共生共荣发展。
（五）加强监管引导，推动银行业与城镇化共生共荣
农村发展振兴范文4
关键词：金融结构；新型城镇化；金融相关率；非农产业比重；异质性需求
一、 引言
本文从金融结构理论、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出发，探讨金融发展与农村城镇化、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指出金融体系支持城镇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障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国家与农村两个层面上对金融深化的相关作用进行实证检验，并重点检验了农村金融结构与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最后，针对我国农村金融结构的特殊性与农村融资需求的异质性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 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相关理论分析
1. 新型城镇化的内涵。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同时，“要根据城市资源禀赋，发展各具特色的城市产业体系……增强中小城市产业承接能力”。这表明，新型城镇化将聚焦于农村人口生产、生活模式的转变，聚焦于相关产业结构的调整。
单纯的将城镇化理解为农民生活、生产空间意义上的转移，易导致盲目、不可持续的城市空间扩张，也极易忽视农民群体的权利诉求与福利共享。就要素禀赋提升而论，农村城镇化应表现为农业内部的产业转型和结构升级，表现为劳动力就业结构从以第一产业为主向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的转变，并由此带动人口、资源的空间结构从分散到集中的过渡。
2. 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相互作用。在宏观层面上，国家的金融深化支持国民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将为金融进一步深化提供相应的养料。农村产业结构及农民就业随之转变，城镇容量得到扩充，为城镇化的推进提供物理与产业上的空间；同时，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成化、高效化得到资金、产业技术与人才的支撑，使大量农业人口的转移成为可能。
一般认为，农村金融在农村城镇化的过程中应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根据“门槛效应”理论，农村金融体系运行需要一定的进入费用和交易成本，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农村的居民收入与社会财富都不足以支付这一成本，故对金融服务缺乏需求，金融机构也缺乏进入农村的动机。随着农村经济发展，金融需求逐渐提升，而金融机构的收益也逐渐超越门槛成本，逐渐形成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相互促进的局面。
3. 异质性融资需求与系统性负投资。考察金融结构的适配性，不能忽视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在农村城镇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小微企业、乡镇企业、新设企业、合伙型企业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动力，他们亟需资金扶持，但因为在品牌、技术、资金、规模等方面的限制，难以得到大型商业金融机构的认可，同时又不符合以传统农户的生产、消费为扶助对象的政策农贷要求。从正规金融的视角来看，上述企业的融资需求存在着“异质性”，因而受到排斥；企业因为无法得到金融系统的输血而缺乏发展动力，陷入恶性循环。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相对而言，农村投资项目往往存在着分散、信息不对称、可预期收益不高等问题，故难以得到正规金融的青睐，由此引起系统性的负投资，即从该地区（或该领域）获得储蓄，却未以相应比例向该地区（或该领域）发放贷款，致使农民群体及相关企业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产业升级举步维艰，农民在社会财富积累、分配过程中难以摆脱弱势地位。
三、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从上述分析出发，在国家层面上分析整体金融深化的作用，在农村层面上从金融深化、金融效率和金融体系内部结构三个方面考察农村金融结构的适配性，其中对于农村金融体系的内部结构使用定性方法进行分析。
1. 实证检验模型。采用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其基本理念是：如需分析序列X是否会对序列Y产生因果影响，需估计X的滞后期是否会影响Y的现在值，如已经控制了Y的过去值，X的过去值仍能对Y有显著的解释能力，则认为X与Y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
使用Goldsmith（1969）提出的“金融相关率”概念衡量全国与农村的金融深化水平，该指标通常使用一国（或地区）金融资产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来表示，其中金融资产包括广义货币存量、各类贷款及有价证券等，考虑到农村地区人均持有的有价证券量较小且数据难以统计，为统一口径，在计算金融资产时仅考虑广义货币存量M2与各类贷款。国内金融相关率（FIRd）使用全国广义货币、各类贷款余额之和除以GDP计算；在计算农村地区金融相关率（FIRr）时，认为农村广义货币存量包括农户手持现金、农村存款，其中农户手持现金按照流通中现金（M0）的80%计，农村地区生产总值使用第一产业增加值与乡镇企业增加值之和估计。使用农村存贷比指标（LD，农村贷款/农村存款）衡量农村金融体系效率，考察农村系统性负投资状况。
从人口与产业结构两方面衡量城镇化推进效果：前者使用人口城镇化率（PR，城镇人口/总人口），城镇人口是指居住于城市、集镇且主要从事非农生产性产业的人口，是以居住地和所从事产业进行区分；考虑到农村从农业转化为非农业的产值难以准确计算，后者使用非农产业比例（RI，第一、二产业产值之和/GDP）衡量整体产业结构的调整水平。
相关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因为自2010年起相关贷款的统计指标全面调整，其后数据缺乏可比性，故样本期从改革开放起（1978年）截至2009年。
图1为国内金融相关率、农村金融相关率与农村存贷比的变化过程：全国的金融规模保持了较高的增速，相对而言，农村地区金融规模的增长明显滞后，且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及2004年以后都出现过明显下滑。农村存贷比则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持续下滑。图2对比了金融深化与城镇化过程：城镇化率与非农产业比重总体均呈上升趋势，后者的增长速度要小于前者；两者的增速都要明显滞后于全国金融深化速度，而与农村金融深化速度大致持平。
2. 检验结果。图1、图2显示，除农村存贷比（LD）外，各序列都具有较明显的趋势性，对各序列取自然对数后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均不能通过平稳性检验，但各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在1%水平上均可拒绝原假设，认为不存在单位根。故对原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形成dFIRd、dFIRr、dLD、dRP及dRI序列，使用Eviews6.0软件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各组关系分别检验滞后1期～3期，滞后3期在10%的水平上均不能拒绝原假设，即认为序列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表1～表3列出了滞后1期、2期的检验结果。
结果显示，在5%的水平上，dFIRd到dRI序列的检验拒绝原假设，可认为dFIRd到dRI序列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其他各组均不能在5%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不能认为该各组序列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3. 实证结果分析。首先，分析整体金融深化的相关影响（表1），国内金融规模的增长对产业结构的优化有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这与相关研究的结论具有一致性；但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尚缺乏互动关系（单向作用），观察图2可以推测，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水平可能尚未达到对金融发展形成明显带动的程度。整体金融深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人口城镇化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不仅意味着大量农民居住、生产空间的转移，更重要的是其生产、生活模式的变化，涉及农村、小城镇地区涉农产业的转型以及户籍、教育、医疗等各方面问题。农民群体在财富、教育水平、工作技能、社会关系、户籍身份等方面的禀赋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在社会财富积累的过程中总是难以分享到相应的福利与果实，所以，农民向城镇市民转化的速度大大滞后于全国金融发展的速度，现阶段金融的整体深化对于农民城镇化的拉动作用相对有限。
然后，考察农村金融深化的相关作用。农村金融的发展与农民城镇化、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均无格兰杰因果关系，我们从农村金融系统效率与内部结构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效率方面看：1978年，农村金融机构的存、贷款额分别为174.86亿元和181.81亿元，总额不高但水平相当；2009年，存、贷款额分别为63 845.61亿元和30 652亿元，存款总额增长了三百六十多倍，但存贷比却从100%以上缩减为不足50%。这表明农村地区的系统性负投资已相当严重，据测算，1994年～2005年，农村地区金融机构负投资额增长了近10倍，如果将财政渠道的负投资额计算在内，从1992年到2005年的13年间，农村地区的负投资规模扩大了116倍。
从农村金融的内部结构考察，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的二元特征较为明显。199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国有商业银行开始大规模撤离农村，农村信用社逐渐占据农村金融市场最大份额，2004年以后，除东部地区以外，其他地区农信社的市场份额都有不同程度提升，市场集中程度更甚从前。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小微企业，既难以得到大型商业金融机构的支持，又不符合传统的农贷制度要求，对正规金融只能望而却步，转而求助于典当、民间信贷等非正规金融手段，据相关调查统计，我国农民来自非正规市场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规机构的4倍，而某些地区高利息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85%。
不论从农村金融机构效率，还是从组成结构考察，均缺乏对于农村城镇化的适配性，导致农村金融虽然规模有所增长，对于城镇化的带动作用却比较有限。
四、 结论及相关建议
综上，理论及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的金融深化过程对产业结构优化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但对于人口城镇化的作用有限；农村金融结构对于农村城镇化的适配度不高。农村金融的二元结构及城镇化过程中融资需求的异质性，使系统性负投资加剧，城镇化推进、产业升级亟待金融支持。
针对提高农村金融结构的适配度，提出以下建议供参考：
（1）进一步明确金融支持城镇化的重点所在，优先投入有限资源。研究显示，推动城镇化最重要的几个因素依次是：农业部门生产效率的提高、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发展等，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对于农业的投入与扶持相关产业升级，可直接惠及农民群体，有利于其生产模式的转变、财富的积累。有理由相信，乡镇企业、农民创业企业、新型农业企业等涉农企业应为现阶段资金、政策扶持的重点对象。
（2）针对农村金融结构适配度的不足进行优化。首先是进一步强化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综合服务功能，逐步建立功能互补、分工合理的农村政策性融资机制，增加政策性信贷业务种类，完善自然人联合贷款制度，将发展高效农业、农村产业升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作为重点扶持对象，同时，建立以政策性的小额信贷担保服务公司为主，基层乡镇政府、村委会支持的小额信贷担保体系；其次是针对农村基层项目融资金额小、信息极端不对称的特点，引导设立区域小型金融机构（如村镇银行），弥补大型金融机构不适配而非正规金融又缺乏监管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正视非正规金融的作用，逐步完善农村金融的监管体系。
（3）完善各项配套政策与制度。在顶层法律、政策设计的框架下进一步盘活集体所有土地的相关权利，使农民能够享受土地权利流转带来的福利，并可使用相关用益物权作为担保；加强对农民及相关企业的金融培训，将相关工作列为基层政府及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责范畴，引导农民群体逐步增强使用各种金融资源的意识与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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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项目（项目号：13T60206）。
农村发展振兴范文5
一、以新型城镇化加快农村服务业创新发展的主要做法：基于山东德州市的调研
（一）加快合作组织功能完善，实现合作组织从“单一功能”到“复合功能”的跃升
随着农村经济改革深入发展，过去单一技术型、服务型合作组织已经不适应农村产业化调整、集约化经营的需要，而建设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才是当前发展现代农业的迫切要求。2012年底，德州市成立了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联合会，将全市3000多个农技协组织联合起来，鼓励会员采用“协会+专业合作社+产业园区+农户（基地）”模式，建立以科技为支撑，包括“农业生产技术攻关与技术指导、农业科技示范、农产品物流、营销、农民培训、农村组织制度创新”为一体的综合服务体系。德州农技协适应了市场需要，逐渐从推广技术为主向生产、加工、流通三位一体的技术经济实体型方向转型，从普及实用技术为主向产品联合营销转型，从一般科技型群众团体向实体化、企业化、法人化、行业化方向转型。据统计，目前这种较高级的农技协已占到全市总数的15%。
（二）推动龙头企业角色转化，变产品收购商为解决方案提供商
企业与农民互惠互利是产业联结的基础，妥善调整企业与农民的利益关系则是农业产业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庆云县中澳集团通过建立种养基地和产业供应链，加快居住区、养殖区为一体的中澳新村社区建设，带动周边10万农户实现了就地创业致富，并在国内首创了“公司+专业合作社+金融+标准化农场+农户”的订单养殖模式，探索出一条“利益为纽带、契约化合作、标准化生产、集约化经营”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彻底解决农民闯市场最常遇到的无门路、缺资金、缺技术、缺销路等难题。“中澳模式”成功之处在于，企业摒弃了当前急功近利的做法，不再是简单地从农户手中收购农产品，而是立足长远，通过制定“两高定价、三赊销、五统一”的契约化合作机制，实现农企双赢。所谓“两高定价、三赊销”，即公司高价赊销鸭苗、饲料、药品，高价收购农户的商品鸭，与农户签订订单合同，实行保护价收购，无论产品走俏还是滞销，保证收购价格不变，现款结算，化解了农民的市场风险，双方形成了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联合体，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五统一”，即公司对养鸭户实行统一供雏、统一供料、统一供药、统一防疫、统一回收宰杀的服务，克服了制约畜牧业发展标准化程度低的问题，所有养殖农场都配有专职技术员，公司技术部实行统一垂直管理。通过纵延横伸、左右配套，“中澳模式”带动了物流、包装、饲料、鸭笼制作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还建起了一所塑造新型农民、传播文明和谐的田间大学。在学习过程中，鸭农的整体素质都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正在逐渐成长。
（三）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创新土地流转模式
搞好土地流转工作是“两区同建”的前提和基础。德州市平原县积极探索促进土地合法、有序流转工作，创新发展土地流转、土地信用和土地托管等多种服务模式。王凤楼镇在山东省率先成立第一家以土地为资本，以存贷、托管、代耕种土地和发展二、三产业为核心的“土地银行”――凤凰土地信用合作社，实现了存地农民、合作社和贷地方的三方共赢，将众多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向城镇“突围”，加快了城镇化进程。为方便群众及时了解土地流转信息，平原县农业局开办了专门网站――平原县农经信息统筹平台，下设土地流转信息专门网页，土地位置、合作类型、数量、出租价格、出租年限、合同文本等丰富的信息资源，方便寻租户和发包户跨村、跨乡甚至跨县、跨省进行土地流转交易。益民土地托管合作社针对农户购置的大型农机具利用率低，土地规模种植，良种、科技推广难度大等问题，对农村现有资源进行了整合，在各村设服务站，搜集劳力、机器信息，采用租赁式、菜单式、入股式三种服务模式，提供播种、收割、病虫害等服务。据调查，目前合作社有社员15人，拥有10个服务站，托管农民已达1200多户，托管面积15000余亩，实现流转土地1000多亩。土地托管合作社的建立是通过合作组织向农户提供农业生产服务的有益尝试。
（四）构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创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
德州正在积极探索建立县（市、区）、乡镇（街道）和社区（村）三级居家养老服务网络，重点为社区内的失能、高龄、“空巢”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健康、专业护理、精神慰藉、心理疏导、法律服务、紧急救护等服务。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运作上，德城区98个社区已全部推行了“4+X”（医疗、理发、洗衣、陪护4个主要项目，X为任意自选项目）服务模式，与1000名老年人签订协议，并配发“爱心通”，建立电子档案，促成与社区“爱心志愿者”的帮扶对子。与此同时，该区在有条件的农村社区全部建立互助式敬老院（幸福院或老年公寓），探索“互助养老”，采取低龄老人与高龄老人互助的模式进行帮扶。
二、启示与推广
（一）农村服务业持续发展需要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
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表明，在农村分散发展服务业成本高、效益低、风险大、升级难，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分散工业化道路已经走不通，必须与城镇化结合，着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和产业基地。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加快土地流转和土地综合整治，利用节余的土地为建设产业园区、发展接替产业留足空间，有效破解了当前我国农村服务业发展中有效载体不足的难题，发挥出集聚效益，为促进三次产业深度融合创造了条件；通过“合村并居”，化散居为集中居住，加快了农村人口集中，实现了规模效益，为发展农业生产、普及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市场化的便民服务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使农村社区服务和管理从分散走向集约。
（二）实现农村服务体系从外源型资源推动转向内生式能力构建
我国农村服务业发展一直习惯于政府主导下的资源推动，更多地强调外源式发展，而农民和各类专业组织的自我发展的能力没有得到有效提升。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应加快农村服务业从外源型资源推动转向内生式的能力构建。一是通过培育农民主体意识、培植社会资本，夯实农村自我服务能力构建的基础；二是加大对种养（植）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培养他们在资源获取、问题解决、服务提供和方案规划等方面的能力。
（三）完善的土地流转服务是推动城镇化顺利进行的关键和保障
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说，包括土地拆迁、征地、土地交易在内的土地流转交易成本较高，是影响区域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新型城镇化的顺利实施，离不开配套、完善的土地流转服务支撑。实践证明，凡是土地流转服务完善的地方，社会摩擦事件较少发生，土地流转交易费用相对低廉，政府、集体、农户等利益相关方各得其所。德州的“土地银行”、土地流转信息平台，在实现土地流转的多方共赢、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等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未来，伴随着《不动产登记条例》的落实与农地登记、确权工作的开展，农地流转有望进一步提速。因此，各地在创新土地流转服务时，应发挥充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引入合作组织和龙头企业，积极创新土地流转服务模式，不断完善土地流转服务平台，提高土地流转的效率，保障城镇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四）鼓励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共同推动农村社区养老服务发展
农村发展振兴范文6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
湖北正处于城镇化转型发展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时期，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对新农村建设进行定位，以此，保持好特有的乡土气息和历史文化特色，促进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一体化发展。本文从新农村社区功能定位、规模、环境保护、基础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村落文物古迹保护及历史传承等方面提出优化湖北城乡一体化路径的对策。
一、湖北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一体化发展的主要问题
（一）湖北城乡发展不失均衡。首先湖北农村发展滞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城乡发展不协调。城镇人均收入增长一直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从1980年到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69.96元增加到8867元，年均增长12.42%，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413.7元增加到22906元，年均增长12.66%。
城镇人均收入当初的基数较高，是农民纯收入基数的2.43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又高0.24个百分点，使城乡人均收入的绝对差额逐步加大。1980年至2013年间，尽管农民纯收入实现了较高速度增长，达年均12.42%，当初基数较低，加之年均增长速度也低，使得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从1980年到2013年的33年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又扩大了0.15倍，由2.43倍扩大到2.58倍。我省乡村居民点本来就布局比较分散，规模也不大，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镇，必然导致一些村庄实际居住人口急剧减少，导致农村大量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闲置浪费，出现了“空心村”。
二是湖北对城乡如何差异化发展缺乏明确的定位及指导性要求。我省人口众多，除水利资源外，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紧缺，各种矿藏资源都相对短缺，必须合理地规划城乡发展，尤其是指导城乡有差异化地科学发展。比如农村应当主要发挥支持城市发展的三大保障功能，即粮食安全保障、生态安全保障和环境安全保障。大中城市和城镇密集的地区的发展重点是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在产业进步、技术进步方面起引领作用，反哺、支持农村和农业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和进步。随着农业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大量城市、工业和社会资本纷纷进军农村，农村建设出现了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多样化的建设类型，对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契机，但新农村建设不是照搬城镇模式简单的农村城镇化，在小城镇建设上也不能简单地套用大中城市的规划模式，不能只是盲目追求镇区空间规模的扩张。
（二）城乡人居环境差距大。一是规划水平不高，城镇管理缺位。湖北省从2005年底至2009年底开展了新一轮的小城镇规划编制，但相当一部分小城镇规划的编制质量和水平还不是太高，不能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其科学性和前瞻性不够，缺乏统筹考虑和区域性的视野。湖北省委省政府于2010年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对小城镇尤其是特色镇和中心镇的规划编制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但只有1/3的小城镇按照新的要求主动修编规划。有不少城镇无视规划的严肃性、权威性，加之管理机构缺位，在建设中随意改动规划，甚至是先建设后规划、边建设边规划，导致小城镇总体布局杂乱无序，缺乏前瞻性。二是湖北城镇规模偏小，集聚能力不强。目前，湖北省共有739个建制镇，其中一般建制镇694个，县市区政府所在地建制镇45个。全省建制镇建成区总人口1398万人，其中县市区政府所在地建制镇人口542万人，一般建制镇人口855.9万人，镇均1.24万人。全省镇区人口在3万人以上的一般建制镇46个，占一般建制镇6.22%。湖北多数建制镇人口规模普遍很小，城镇基础设施落后，城镇功能不全，缺乏应有的吸引力和辐射力，缺乏产业支撑，发展无后劲。三是基础设施落后，缺乏应有的投入。发达地区小城镇人均道路面积13平方米以上，供水普及率85%以上，污水处理率50%以上。湖北省建制镇截止到2011年底，人均道路面积12.5平方米，供水普及率82.96%，排水管道密度5.18公里/平方公里，污水集中处理率9.69%，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7.70%，
（三）公共设施水平较低，农村住房制度尚未得到重视。不愿在小城镇安心居住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学校和医疗设施及服务水平较低。商业文化体育等设施也无法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几乎没有公园及休憩的公共绿地。镇容管理是比较薄弱的，违规违章私自乱搭乱建镇容显得杂乱无章、污水乱排导致的恶臭，还有噪音等加剧了居住环境的恶化。农村现行的住房基本制度是以“一户一宅”为原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无偿提供的宅基地上，农户自行建设自有自住房屋的制度。它保障了农民“居者有其屋”的居住权益，促进了农村的社会稳定，但政府没有从制度层面对农民住房财产权益予以应有确权保护，加之，农房建设的技术服务力量严重不足，缺乏对农房建设服务与管理的监管，使农村住房的居住安全和产权保护问题较大。
二、湖北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一体化发展的对策
（二）合理构建湖北新型城乡空间格局。要按照湖北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一体化的发展的思路，贯穿集约、智能、低碳、绿色的理念，在地域空间上，将城乡发展作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进行梯级层次的规划与建设。即从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到城镇化的新农村社区进行一体化的规划与建设。如进行湖北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一体化的产业规划与建设、城镇与新农村社区一体化的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建设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网络。
在构建湖北新型城乡空间格局时，要依据湖北大中城市、小城镇和新农村社区的人文地理、山水风光等特色进行发展定位，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进行规划与建设，让城镇、乡村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在构建湖北新型城乡空间格局时，还要充分统筹通向发展，形成一种城乡相互支撑、互为依托的和谐空间格局。即新农村社区建设规模要充分考虑自身建设的布局、特色及规模，又要预测到虑城镇化对农村人口吸纳影响，避免新农村社区建设可能出现的大量空巢或空置的浪费现象，为城镇化发展预留一定的空间和人力资源。湖北城镇化模式选择、城镇布局要与新农村社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使新农村建设成为城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既要避免湖北城镇化对新农村建设的排斥现象，又为农村社区准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规划，提供支撑与便利。
（二）完善湖北“新型城镇+新农村社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湖北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就是要将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布局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城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或延伸部分，把新农村社区建成类似于“城镇社区”或“小卫星城”一样的区域。也就是说新农村社区具有城镇社区的基本功能功能，要朝着农村社区城镇化方向发展。因此，湖北新农村社区既要具备一定的城镇生活品质，又要保持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自然风光，还要传承乡村历史文化，是一个多种功能的农民生活基地和农业现代化的生产基地。
新农村社区应逐步按统一的规格集中连片建设，减少宅基地占地面积，并尽可能将耕地连片集中便于集约化经营。在建设中既要注意乡土文化的传承延续，乡村建筑风格、文物古迹、民风民俗等历史文化保护，又要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保持应有的田园山水风光、乡土气息，还要进行城镇化似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使新农村社区具有与小城镇生活方式与习性等相近似的生活品质。如主要道路的硬化、供水供电及污水排放与处理、信息化等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娱乐、医疗、商业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这样的新农村社区既能能承接城镇化的延伸辐射功能，支持城镇的发展，避免城镇化对新农村建设的排斥现象，为城镇化发展预留或腾空间，又能保持农村居民传统的居住方式，为农业现代化、集约化经营和生产提供便利。可以避免湖北城乡一体化的两难现象：一是避免湖北城镇化扩张对新农村建设的排斥现象，带来城镇化规模过度扩张的“大城市病”;二是避免新农村建设规模失度导致的社区“空心化”的闲置浪费。
（三）湖北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一体化发展保障体系建设。一是发挥城乡规划作用，加强对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的引导，切实提高城乡规划科学水平。二是制定促进重点镇发展的扶持政策，合理确定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功能和发展目标，提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承载力和吸引力。把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与区域中心城市功能提升、人口合理集聚和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积极开展县域镇村体系规划，将政府支配的公共资源优先向重点镇配置，加强中小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三是建立长期稳定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一体化、均等化。以改善农村人居生活质量为重点，加大各级财政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把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到农村地区，重点搞好农村村庄内部的道路、供水、生活用能和信息化等工程建设。
参考文献：
[1] 李兵弟《论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协调发展》，团结 20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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