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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中可以看到首先有形性与其它方面相比相对得分不怎么重要。其次在研究的服务中可靠性显出是最重要的方面。这就给电信运营企业以有用的启示:首先是服务可靠并交付向顾客承诺的价值。其次，人员工作表现在顾客对服务的感觉中起到核心作用。以上所列的几个方面中的3个保证性.移情性和响应性直接来自于人员工作表现并且最重要的方面:可靠性也极大地依赖人员工作表现。这就指出了电信企业改进服务的方向。
2.顾客感知服务质量的评价方法
模型还可以运用到评价电信客户购买决策过程的多重属性模型中。多重属性模型的基本思路是顾客通过对服务的不同特征进行打分，然后计算其总体表现。
3.顾客对电信服务期望与实际感知到的服务差距
差距一：管理层没有正确了解顾客对服务的期望。
原因往往是没有调查征询顾客意见就以为已经知晓了顾客的需求譬如不少管理人员都认为通过自动化的电脑计费电话费的正确性是无庸置疑的用户应该对此感动放心和满意因此窗口营业人员也往往以‘电脑计费不会有错’应答顾客的疑问可是顾客在电话费问题上的期望却是:在自己方便时可随时缴费对话费有疑问时可随时查询有人向自己解释话费的计算方法等等真正做到‘买的放心，用的称心’明明白白消费这也是目前电信运营商被投诉的热点之一:交费难、查询难话费透明度不高。
差距二：管理层对顾客期望的感知在转化为服务设计的过程中产生了偏差原因是管理层在服务设计过程中未能贯彻顾客导向或者由于资源的缺乏。
譬如说管理层认识到了顾客在接受服务过程中感到被尊重的需要，因而制定了电信服务‘礼貌用语’‘服务忌语’及统一着装等规定并要求营业人员执行而顾客却认为除此之外更应包括真诚的微笑亲切的语气，个性化的问候有问题时耐心和蔼的回答等等。而这在目前电信运营企业的整体人员素质状况下是难以做到的。另一方面我们的管理层及服务人员还没有真正把顾客的需要摆到如此高的地位去重视。因此在许多用户心中电信营业窗口是一个迫不得已才去的地方。
差距三：好的标准和不合格的实际服务之间的差距。
原因是由于人员或设备所引发的服务提供系统失误。其一许多很好的规章制度如服务责任制、服务承诺制、红黄牌制、首问负责制等等执行起来往往流于形式。一方面是员工的责任心不强推楼扯皮应付了事。另一方面部分管理人员受面子讲人情监控不力顾及本部门、小集体利益而损害全局利益是主要原因，其二是设备问题如经常遭投诉的重复计费超短计费或设备调试导致不能正常通讯等使用户极不满意的情形。
差距四：实际提供的服务与企业在广告等营销中所描绘的服务间的差距。
譬如原中国电信的广告‘用户至上用心服务’按照其服务水平许多用户感受不到。何况在诸如lC卡、200卡、201卡限期使用过期作废lC卡最终不能维持一次通话的余额不能转账等问题上社会舆论和用户的观点也与上述广告语存在距离。
差距五：是上述四种差距的最终结果是顾客期望与真正得到的服务间的质量差距使顾客不满意。
了解到顾客对电信服务的看法并经常注意缩小客观服务与顾客主观感受的差距是十分重要的，应该作为各电信运营商的一项日常工作来进行。这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降低顾客对企业服务质量的期望二是提高客观服务水平以符合顾客的期望。降低顾客的期望是一种相对消极却极有效的办法。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顾客的比较鉴别能力是很强的虽然国内电信企业的服务质量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在改革开放和新经济大潮中成长起来的消费者的期望相比较，无论在服务的快速、方便还是在价格、质量等方面都有较大差距，要改进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办到的。这就要求电信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要保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不做过头的广告宣传，制定业务标准和公布承诺时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
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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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影的放映与当地文化相结合
文化建设不能像经济建设一样看到科技腾飞的发展，工厂林立的壮观；也不能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和增加老百姓的经济收入，但是要把文化建设搞好就必须要下功夫丰富农村业务文化生活更是要下功夫以前我们接收信息的方式和业余的文化生活只能是看看电影听听广播，随着社会进步我们的信息情况和收到信息的途径，多种多样而对于偏远一些的农村业余文化生活还是只能通过看看电影来丰富，在农村电影放映中，要与农村的环境相结合，放映一些爱国主义教育形式的影片，现代军事题材片，主要是多放映一些能够反映农村生活以及新鲜事物的故事影片，以及可以帮助农民进行科学的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能够引导农民致富的科学教育片以及科幻片，主要是要结合当地的文化，以及当地的民生，民情，乡土文化，选择适合的影片，让农民能够有足够的积极性，快速的融入当中来，达到电影放映工作的目标。只要是于当地文化相融化在一起，也会对电影工作的放映起到更好，更快的发展，对农村电影放映的发展起到很好的作用。
加强农村当地电影文化的建设
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问题，是我们国家在对三农工作中的工作重点，更是重中之重，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村文化素质是我们国家在建立全面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是落实和建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与和谐社会的重内要容，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方面多方位，精神文化需求的更有效的途径，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基础和党的执行能力，促进社会发展和农村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从而实现三个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平衡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更是对农村的文化建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农村电影的放映更是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走好这一步，就会对未来农村文化的建设，起到很好的基础作用和发展意义。在农村电影的放映中尽量去结合现实中的人物，去感染和熏陶农民，如果是农业区，一定要多放一些关于科学种植业的影片，让农民去学会怎么样实现科学种田，实现产量的最大化，对于养殖地区的农民，多放一些科学养殖技术的普及，让农民能再业余文化中感受，业余文化所带来的启发和实惠。对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不同的地理情况，采取相应的方法，来丰富农村的业余文化生活。
积极发展当地农村电影的放映
为了能让“2131”工程继续延续和发展，实现农村电影数字化的放映，加大专项资金的注入，因为也许对于发达一点的农村来说，放映电影可能说已经没有什么了，但是对于偏远一些的农村，农民还是会把电影的放映来当做信息传播的渠道，要做到多配送电影流动放映车，及时更新新的文化影片和信息，丰富农村电影片源，采取流动，定时，定点电影放映的多种形式，增加电影放映点，探索和研究农村电影放映的新模式和新的方法，促进农村电影发行放映的规模化发展，逐步实现农村电影放映由流动向固定、由室外向室内的过渡。支持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电影放映工作，鼓励公平竞争，通过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培育发展国有、民营、集体、个体等各类农村电影发行放映新主体。使农民收到的信息可以更种类繁多，知识文化的提高更全面。加快电影放映工作的发展，最终能够让电影文化，广告和电视广告一样能为我们的社会和企业的发展带来一些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强大的社会影响。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进步。
加快当地农村电影放映服务
加快农村电影放映的服务，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令人堪忧。给农村消极文化现象的产生、发展留下了极多的时间和极大的空间。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来自现代化和城镇化的理念极力要用都市文化来取代农村文化。能够及时传播给农民最迅速，可靠，真实的信息，让农民在其中受益才是最根本的目的，很多影片或者是信息在发达一些的地方，或许已经没有人看了，而偏远一些的地方，根本还收不到信息，不知道信息的情况，所以加快农村电影放映，及时传播最新的信息是现在所面对的关键问题之一，达到与发达地区一样，同样可以及时准确的接收最新资讯，是我们当前的任务。所以必须尽快发展农村电影放映服务。达到城乡一体的信息产业结构。让农民朋友们在家门口就能看到电影，看好电影，及时接收和传播一些有意义的信息。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农民对精神文化生活表现出强劲的需求。伴随着经济的增强，广大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也日渐高涨，文化活动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喜人局面，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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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成都戏剧期刊的演进与同时期各种戏剧运动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民国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成都的戏剧期刊承担了不同的角色任务、与各种戏剧运动结合的程度也不尽相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与规律。
（一）从分布时段上来看，抗战时期成都涌现出的戏剧期刊最多，而之前或之后的戏剧期刊则较少。从概述中可看出，在共计24种戏剧期刊中，抗战之前为5种，抗战之后为4种，分布时段以抗战时期最为鼎盛，共15种之多，可以说整个抗战时期是成都（乃至四川）戏剧发展的鼎盛阶段和黄金时代。对此，耿祥伟有较为详细的论述，他说：“与以上城市不同，四川与重庆的期刊发展呈现橄榄型的特点，从分布上来看，该时期正好覆盖整个抗战阶段。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两个地区一直处于后方，没有沦陷，也相对较为稳定，同时，该地区一直又是抗战爆发后政治和文化活动的中心地带，为戏剧期刊的发展提供了温润的土壤。因此，将成都和重庆说成是整个抗战阶段中国戏剧期刊发展的“双塔”，亦不为过。”
（二）从编辑和作者群来看，民国时成都戏剧期刊的编辑和作者人数众多，和分布时段一样，也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趋势（即抗战时期编辑和作者人数最多），其中不乏翘楚之才。从编辑群来看，先后有刘念渠、刘振美、徐昌霖、熊佛西、周人、冷然、王徐、龚圣俞、刘明扬、费文兆等人，他们大多热爱戏剧或直接进行戏剧创作。刘念渠曾是山东省立剧院的教师，撰写有《一九三五年国内剧坛》，1943年4月《戏剧月报》第1卷第4期曾刊有他的《论历史剧》一文，重庆图书馆现在仍藏有1940年由中央青年剧社出版的他的作品《北地狼烟》。刘振美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投身抗日反蒋爱国斗争，被反动当局无理逮捕。1936年回川，从事进步文化宣传活动，写了不少充满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的诗歌、小说、戏剧、文艺评论等作品。1939年10月，考入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不久，又创办《戏剧教育》月刊，任编委主任委员。1945年到江安，任国立戏剧学校讲师和省立江安中学教员。徐昌霖被认为是中国影视导演、评论家。生于杭州，就读于杭州三江大学（1937）、成都剧校（1940）。历任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编辑（1940），上海中电三厂编剧导演（1947）。著有：《向民族文艺探胜求宝》、《电影的蒙太奇与诗的赋比兴》、《电影民族形式探胜》、《论早期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龚圣俞是四川大学的教授尤以打鼓板著称，亦是文艺界名人。刘明扬民国六年（1917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民国九年（1920年），学成返川，任成都省立第一中学教务主任，历史教员。民国廿七年（1938年），在重庆筹建抗战建国协进会。其中最有名者当推熊佛西，他是中国话剧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1924年，他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戏剧文学，后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担任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戏剧系主任、兼燕京大学教授，后进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任戏剧系主任。1932年前后，在河北省定县主持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农村戏剧实验，并举办了戏剧学习班，成立了数十个农民剧团。“卢沟桥”事变之后，他率领师生奔赴长沙成立了抗战剧团，进行抗战宣传，并赴多地巡回演出。1939年初他在成都创办了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并出任校长，为抗战戏剧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作者群来看，先后有郭沫若、老舍、茅盾、丁玲、萧红、曹禺、陈白尘、夏衍、吴祖光、洪深、熊佛西、田汉、宋之的等大家的参与。以《戏剧新闻》为例，在1938年5月至1939年1月间，洪深就写有《戏剧的突击》和《导演<李秀成之死>的片段意见》两文、田汉发有《第三期抗战与戏剧》、老舍写有《照样儿办吧》、宋之的写有《怀乡曲》和《关于“全民总动员”》。抗战爆发后，正是由于大批剧作家来到成都，他们不仅带来了早期创作的优秀剧目，而且在成都期间也创作了许多好的戏剧作品，使当时成都的剧作家队伍的面貌得到改观，使这期间成都的戏剧作品质量、样式、品种等许多方面都获得了飞跃，成都戏剧舞台也出现了一派繁荣的景象。
（三）从刊物的审美倾向、内容、性质来看，民国时成都戏剧期刊在其演进过程中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从审美倾向来看，抗战前成都的戏剧期刊苑囿于本地意识，其俗野之气更浓，对川剧的关注更多一些。像《戏剧周刊》主要登载影剧杂谈类作品；《戏剧新闻》主要刊戏剧消息与评论；《阳春小报》主要刊戏剧电影研讨与评述，其中第3版主要刊登川剧消息（有演员艺闻、演员轶闻，演员小传、新编及修改的川剧剧本或唱段等栏目）；《蓉风三日刊》主要刊登川剧新闻。这些总是同蜀地的生活、习俗、语言、审美趣味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现着川人的意识和情感。抗战爆发后成都的戏剧期刊趋于文雅。如《战时戏剧》刊载戏剧理论文章占主要篇幅，剧本较少；《戏剧战线》则“主要发表短小剧本，兼及戏剧动态报道、评论及演出知识，共发表各种形式的剧本近50个，从各个不同侧面反映抗战主题．代表作有《飞》、《未死的人》、《牧师之家》、《战时婚姻》(契诃夫著)等。该刊以戏剧为武器，以抗日为目的，以鼓励人们投入抗日洪流为己任，具有鲜明的进步性。”[8]从刊物的内容来看，抗战前成都的戏剧期刊较为轻松活泼，有的专发愉悦性的剧本，有的登轶闻掌故；抗战后的戏剧期刊偏重于戏曲理论的探讨，更多地关注各地的抗战剧运，承担了更多的抗战宣传任务。从刊物的性质来看，抗战前成都的戏剧期刊中纯戏曲刊物居多，像《阳春小报》和《蓉风三日刊》更多地关注于川剧；抗战后的戏剧期刊更倾向于办综合性的文艺期刊，常常将电影、戏剧、文学、娱乐融于一体。像《戏剧精英》杂志研究戏剧理论、探讨戏剧各流派的艺术手法，介绍戏剧舞台百科知识，报道戏剧界动态消息和艺人的生活，刊载剧本并发表分析评论。以川剧为主，也涉及平剧、昆剧等其他剧种。栏目有剧艺知识、特写杂述、剧本等。
民国时期成都戏剧期刊的贡献
民国时期成都戏剧期刊是当时四川乃至全国的戏剧创作和戏剧批评的主要阵地，是当时戏剧文化传承、戏剧艺术积淀和戏剧信息传播的有效载体，在抗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丰富繁荣了四川的戏剧创作。戏剧创作和戏剧期刊之间有着一种密不可分的共生互动关系,共同展示着中国戏剧从古典走向现代的历程。民国时期四川戏剧的蓬勃发展和创作高峰的出现,都是以当时戏剧报刊的大量涌现作为重要基础和前提的,假如没有戏剧期刊的传播,就不可能有民国四川戏剧的全面发展和高度繁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民国时期四川戏剧的繁荣,又成为戏剧期刊发展成熟的重要表征之一。民国时期成都戏剧期刊对四川戏剧创作的繁荣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时的戏剧期刊发表了一批受大众欢迎的、有影响的作品，这些作品以话剧为主，兼及川剧、京剧等，其中独幕剧占大多数。像《戏剧战线》就发表有董每戡的多幕剧《敌》、李束丝的多幕剧《堕落性瓦斯》等，独幕剧较多，且多为无名青年所作。另一方面，民国时期成都戏剧期刊对四川戏剧创作的繁荣还表现在对戏剧活动的关注上。以川剧为例，20世纪30年代,刘怀叙《光复图》、《川路血》等现代戏,因反映现实生活颇具特色,得到当时文艺副刊（戏剧类）的热议，在民众中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抗战时期,许多川剧艺术家都投身到了抗日宣传活动之中。在成都,著名的川剧演员肖楷成、剧作家周慕谦把传统的川剧《济公传》进行了改编,加入了抗日救亡的新内容,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后来,像杨鹤鸣、萼英创作的《皮匠爱国》、肖楷成改编的《姑苏台》等抗战戏曲也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话剧的创作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1926年，王怡庵以“美化社”为基础，创建了“四川戏剧协社”，将话剧中先进的表演理念与技巧等引进了四川话剧界，促成了四川话剧表演的进步，推动了四川话剧艺术的普及。30年代成都成立了“摩登剧社”，演员达五十余人，在成都享有盛誉，由该剧社编辑的《戏剧特刊》对话剧的普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整个抗战时期就是话剧在四川的大发展时期，在川的各个抗日救亡团体都排演了不少的街头剧、活报剧。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10月开始，先后涌现出以白杨、陈白尘为首的“上海影人剧团”、以熊佛西为首的“农村抗战剧团”、以王肇湮、吴雪为首的“四川旅外人抗敌演剧队”、由赵丹、魏鹤龄率领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由余上沅率领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另外还有中国电影制片厂领导的“怒潮剧社”、中国电影摄制场领导的“中电剧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的“孩子剧团”等八个话剧团。他们分别从香港、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到蓉，在四川各地进行了巡回演出，极大地促进了四川话剧的发展。对上述戏剧运动的开展，当时的戏剧期刊都给予了及时的关注与报道。其中《戏剧新闻》在1938年5月至1939年1月间就刊载了董每戡的《最近的长沙剧坛》和《长沙剧坛的五月动员》、未然的《评友联剧团公演》、抗敌剧团的《抗战戏剧在徐州》、无名氏的《五月宣传周的戏剧总动员》、安娥的《介绍长沙儿童剧团》、季紫剑的《戏剧在宿迁》、董新珉的《温州的救亡演剧》、齐鲁山的《战区学生抗敌移动剧团概况》、何鹏的《长沙白雪剧团》、严明的《孤岛剧讯》、笔克的《话剧在汝南》、嘉德的《开封的戏剧运动》、黎放的《在拓荒中的中华剧协第七队》、陈卓猷的《广州抗战的戏剧》等共计26篇文章，对全国各地的戏剧运动作了宣传报道。可以说当时的成都戏剧期刊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各地剧运的信息库。
（二）提升和构建了戏剧理论与实践的平台。戏剧理论和戏剧实践是戏剧发展的“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他们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没有科学的戏剧理论就不可能有健康发展的戏剧实践。民国时期成都戏剧期刊的编辑们将探索和构建现代戏剧理论作为自己创刊的使命，因此，在创设栏目、策划研讨话题、安排版面与篇幅上，都对戏剧理论和实践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刊发了一批有影响的理论文章。这里仍以《戏剧新闻》和《戏剧战线》为例来做一分析。首先是对历史剧探讨。抗战时期，整个戏剧界掀起了历史剧创作高潮，从而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历史剧作品，但在创作中出现了歪曲历史真实的创作现象，对“剧本常作不必要的穿凿”等问题。《戏剧新闻》以翰笙的历史剧《李秀成之死》为例展开了论争，分别发表了袁牧之的《“旧形式新内容”与“旧史实新观点”》、常任侠的《<李秀成之死>的演出》、洪深的《导演<李秀成之死>的片段意见》、唐槐秋的《写在<李秀成之死>上演之前》等系列文章对历史剧问题进行了的讨论。其次是对国外现实主义戏剧理论的译介。这时期国外戏剧理论的译介主要集中于与中国传统的审美习惯以及现实精神相近的现实主义戏剧理论的引进，表现在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推崇。《戏剧新闻》发表有华实的《关于史坦尼斯拉夫斯基》、金韵之的《史氏的演员训练方法》、华羚的《戏剧在苏联》等文章，它们从多层面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进行了系统的介绍。而《戏剧战线》刊载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我的艺术生活》首尾两章，也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进行了宣介。第三是对旧剧改进问题的大讨论。戏剧大师田汉，作为旧剧改革积极的实践者曾认为：“要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动员广大军民。而广大军民最熟悉的艺术形式便是旧剧。因而改革旧剧使适合当前需要成为迫切之课题。”[9]《戏剧新闻》曾召开了旧剧改进问题座谈会，发表了系列文章，如刘念渠的《演剧宣传与旧型戏剧》和《旧型戏剧简论》、苏灵的《旧剧的新生》、李一菲的《旧剧的整理与运用》等。这些文章或从题材的取舍，或从史实的利用，或从情节的改造等多个方面就旧剧改进问题进行了讨论。第四是对戏剧实践问题的讨论。像《戏剧战线》对舞台艺术问题作了研讨，分别发表了侯枫的《战地演剧论》、田禽的《舞台论》和《灯光论》以及黄治的《战地舞台技术报道》等讨论舞台艺术理论的文章。周葱秀在《中国近现代文化期刊史》中曾认为：“它的主要影响是在舞台艺术理论方面。当时，舞台艺术理论是较为贫乏的。该刊所发表的理论文章，对当时的舞台艺术实践有着某种指导的作用”[10]民国时期成都戏剧期刊的理论性与批评性文章都以现实为出发点，这对促进戏剧理论观念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融合，对构建现实主义的戏剧理论与实践，对提升演员们的舞台表演技艺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推进了戏剧运动（尤其是抗战戏剧运动）的蓬勃发展。民国时期成都戏剧期刊由于能够强调戏剧艺术的大众化、民族化问题，紧扣戏剧与群众的结合问题，在利用戏剧教育民众、唤醒民众，组织民众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成都在抗战戏剧运动中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一方面是因为它具有得天独厚的、稳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另一方面也与戏剧期刊的发展、与大量剧团及演剧人员的陆续汇集是分不开的。在此基础上，此时的成都戏剧期刊开辟了一片能生长、发芽、开花的温润土壤，推动了戏剧运动的蓬勃发展。同时也在动态地反映、参与着全国的抗战戏剧运动。民国时期成都戏剧期刊从稚嫩发展到成熟，一直伴随着戏剧运动的开展，并对其推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们不仅见证着整个民国戏剧运动开展的情况，而且积极地参与其中，由早期的边缘地位走到了戏剧舞台的中心，为中国戏剧的发展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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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在叙事材料、叙事风格和叙事方式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主要表现为故事与“碎片”、从“文本”到“修辞”，以及影像资料的运用。职业教育叙事发展存在着“瓶颈”问题，主要体现在为叙事较少且停留在经验层面的描述、叙事风格单一，不追求修辞、叙事方式单调等方面。新文化史所取得的突破，为职业教育叙事的转向提供了良好的经验。
关键词：
新文化史；教育叙事；职业教育；文化研究
新文化史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史学界重要的转折，以法国、美国和英国最具代表性。“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林•亨特的《新文化史》《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还有罗伯特•达恩顿的《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以及彼得•伯克的《图像证史》《制造路易十四》等都是推动新文化史发展的重要代表。其中，新文化史关于“叙事”的突破，值得教育界借鉴和学习。
一、新文化史中的叙事转变
（一）叙事材料：故事与“碎片”
新文化史学家戴维斯在其著作《马丁•盖尔归来》（LeretourdeMartinGuerre）一书中，以法国南部山区流传已久的故事为原型，通过这个历史小人物，放眼到十六世纪法国南部农村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存状态。戴维斯将法官让•德•葛哈斯的记录、证词作为第一手研究资料，作为一名严谨的历史学者，戴维斯对葛哈斯的案件记录反复考察，对比市面上已出版的书籍，进而进行比对和印证，并且她本人还去了法国南部山区进行了实地考察访谈，“通过大量的、琐碎的资料还原他们的生活状况、社会关系和性格命运等。”[1]在传统史学叙事中，这是根本不会发生的。再如，对影像碎片的重视。1945年4月英国军队在贝尔森制作的影片，在著名的纽伦堡大审判中作为重要的证据来使用，影片中所提供的证词让人永远也不可忘记那些记忆。在新文化史之前，影像和图像作为叙事材料是不具有信服力的，但是新文化史的学者却更加注重材料的丰富性，且影像类资料能够更加生动形象地展现事件。多版本的历史故事、碎片的材料和鲜活的影像资料，都成为新文化史学者手中珍贵的叙事资料，看似“碎片”化的叙事资料，在新文化史学家的手中，却成为一部部优秀的著作。
（二）叙事风格：从“文本”到“修辞”
对文本的描述和分析，是研究者对研究材料分析能力的综合体现，是研究者展现研究结果的重要过程。新文化史学者注重对文本的“虚构”，“我要把资料的‘虚构’的部分当作分析的中心。”[2]不能停留在字面面上理解“虚构”，戴维斯所说的“虚构”指的是，在叙事手法方面所存在的一个普遍的现象，通过外显的“文本”来分析内在的“本质”，以便获得事实的解释。史学家将文学领域中的“虚构”，引入到了史学领域，读者在阅读史学作品的时候，更加像在阅读一部文学作品，将传统史学所注重的叙事风格发生了改变，使之通俗易懂、富有韵味。“修辞”通常应用在文学领域，新文化史的学者受到海登•怀特、克利福德•格尔茨、罗兰•巴特等人的影响，将传统对文本的处理，转变为对通过一个具体案例的处理，创造一种新的历史叙事风格。正如英国学者彼得•柏克评戴维斯所说“就某种意义而言，那是对实证主义者最致命的一击，因为她已侵入了实证主义的地盘；她展现的是，即使在实证的领域，若不转向研究语言及修辞，你将一事无成。”[3]新文化史的学者将传统历史文本的叙述风格转向了“修辞”，并且获得了较大的成功，这预示着叙事风格的转变会给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带来新的转机。
（三）叙事方式：影像
提及新文化史叙事方式的转变，也是一个重要的特征。传统史学叙事只借助于文本来展现，而今新文化史学者突破了“瓶颈”。再以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为例，在这部著作诞生之前，先在戛纳电影节上映了影片，戴维斯担当影片的历史顾问。无论在人物台词、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方面，还是在布景、服装、场景选择方面，真实还原了十六世纪法国南部山区村民的生活状态。影片一经上映，便引发了文学评论家、电影评论家关于电影和历史的学术讨论。此外，再以罗伯特•罗塞利尼所执导的影片《路易十四的登基》为例，该片也是像法国历史致敬的影片，这部影片以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埃尔朗热在1965年出版的路易十四传记为脚本，该部电影也成为他电影事业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他把历史影片当作平民教育的方式，帮助民众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美国批评家海登•怀特主张“影视史学”，即“用视觉形象和影视化的话语表达的历史以及我们对它的思考”是对“史学（historiography）的补充。”[1]罗塞里尼认为“电影应当成为写作历史的手段之一，或许，它比其他的手段更有价值。”[4]222与文本写作不同，流畅的叙事方式和对视觉的刺激，能够产生一种“事实效应”，尽管影像史学在学术界，就方法论、范式等方面还存在争议，但是它作为一种全新的叙事方式，已经获得了成功的先例，并且在该领域已经愈发成熟，此外一些职业历史学家已经开始尝试制作历史影片，多数导演和制片人，他们本人都会有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的教育背景，并且会请到专业的历史顾问。文本和影像是传统史学和新文化史叙事方式的产物，虽然对于两者的如何使用依然存在着分歧，但在未来的发展中，二者必将互相促进、相互影响。
二、我国职业教育中的教育叙事
作为一种成熟的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叙事才被应用到教育领域，从此“叙事研究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系统阐释。从教育叙事研究的发展历史角度看,克莱丁宁和康纳利系列研究成果的发表标志着教育叙事研究作为一种科学的教育研究方法的诞生。”[5]虽然在教育界获得了大规模的发展，但在职业教育领域较弱，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教育叙事较少且停留在经验层面的描述
2001年开始，华东师范大学的丁钢教授出版了《中国教育：研究和评论》（目前已有13辑），其中在第2辑刊载了耿娟娟的《教育信念：一位初中女教师的叙事研究》、黄向阳的《学校春秋：一位小学校长的笔记》，以及在第3辑中刘云杉的《帝国权力实践下的教师生命形态：一个私塾教师的生活史研究》。加拿大学者许美德的《现代中国精神：知名教育家的生活故事》。此外，刘良华教授曾专门建立了教育叙事的网站，主要搜集了中小学老师的日常生活作为叙事内容。遗憾的是职业教育界尚未形成丰富的研究。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关于教育叙事的论文很少，对文本处理仅限于经验层面的描述，这里所说的经验层面的描述，指的是“教育叙事的类型”。教育领域中的叙事研究类型，共分两类：分析别人的故事和分析自己的故事，叙事材料大多数来源访谈、观察、日记等形式。新文化史中注重对“微观”研究，教育叙事应深入挖掘文本的隐含意义，以获得对文本的解释。遗憾的是，一方面，由于叙事材料的有限性和视角的局限性，没有对叙事材料背后的故事进行深入挖掘，也并没有进行对辅助材料进行详细考证，更没有以平凡人物的叙事故事反映出时代特征、人物性格、生活集体风貌等，即让叙事成为“宏观”和“微观”的桥梁。
（二）教育叙事风格单一，不追求修辞
除追求艺术效果的教育自传体小说之外，根据可查到的资料来看，会以学术语言来展示，会穿插着对教育现象的理论分析，以“教育现象或教育故事的叙述———教学或教育理论”展现，语言并未得到重视，直接后果是教育叙事风格单一。体现在：（1）叙述故事多以描述在教育活动之中所发生的故事为主，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将故事讲完整即可，这便导致读者可能会丧失对论文的阅读兴趣。（2）“修辞”问题，叙事的修辞之中应蕴含着一种意识形态，“修辞者通过‘讲故事’来诉诸某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迫使’听众接受修辞者的主张，”[6]但教育叙事尚未做到。综合来看，教育叙事，首先是故事，其次才是一个教育故事，没有故事便没有发生在活动中的教育，因此，丰富教育叙事的故事情节，加强叙事风格的美学，是教育叙事所需要突破的“瓶颈”之一。
（三）教育叙事方式单调，影像学尚未被教育学术界广泛认可
从现有的资料看，教育叙事借助于文本来呈现，以公开发表的论文、教育传记为主，而鲜有教育影像。而在影像学中涉及到教育，主要是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艺术学。“从学科角度来讲，我们的教育研究尚未涉及纪录片领域和问题，从影像的角度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的著作和论文暂时缺席。一些已有的研究也只是在外延徘徊，没有切入中国教育的正题和核心问题。”[7]利用文本处理的手段，是大多数教育研究者进行教育叙事研究的时候，所采取的叙事方式，殊不知利用影像、声音，会更加丰富其研究。美国著名制片人罗伯特•加德纳认为，纪录片能够提供“直接的和不容置疑的一类证据，是瞬间捕捉到的事实，不会因为看法、记忆或者语义解释上的错误而导致歪曲。”[4]215利用影像的表达方式，能够真实展现教育活动，而这些教育活动所有的细节活动，恰恰都是围绕着教育的核心价值和关键问题展开。
（四）教育叙事尚未在职业教育领域形成丰富的研究
教育叙事作为一种成熟的研究方法，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领域取得一些成绩，但在职业教育境领域却面临着尴尬的局面。“当叙事研究被引入教育理论领域，教育叙事研究本身已经不同于哲学、文学和宗教的方式，而更倾向于以一种实践的方式接近教育活动本身，并符合教育这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本身。”[8]职业教育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但依然可以做教育叙事的研究，因为教育是围绕人的活动，只要有人便会有故事。教育叙事能够提供对经验的描述，进而对个人行为的理解和诠释。若要达到该研究目的，必须要进行教育叙事的研究才可以。而在如今在该领域存在着空缺，因此，为弥补缺失，提高对该领域对教育叙事的研究刻不容缓。
三、启示
（一）丰富叙事材料，重视多元的故事和利用“碎片”
研究者在进行教育叙事的时候，应通过故事和“碎片”来丰富教育叙事的材料，不能仅依靠文本、日记等。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故事和“碎片”是针对新文化史而言。教育叙事围绕着个人来讲故事，叙事材料来源于个人，研究者应该要考证故事的真伪，尤其是发生在个人身上非常重要的事件，这便是“证人”和“证词”。研究者应该倾听多种声音，辨别事件真伪，以客观的态度叙述出事件的始末。而重要的旁观者，是一个“证人”的身份，他见证个人故事的发生和结束，而“碎片”材料，作为叙事材料的辅佐性材料，更是一种“证词”，在某种意义上，会丰富个人故事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比如照片、报纸报道、电视录像等，都可以作为叙事材料。“证人”和“证词”围绕着个人来展开，但又不完全是个人的故事，它是新的叙事材料，研究者应该充分利用新的叙事材料，将教育叙事的故事写得更加真实和富有新意。
（二）挑战传统教育叙事的风格，注重“深描”和修辞
随着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尤其是文学的影响，教育学应借鉴史学叙事风格的成功转型，表现在文本处理和文本叙述中。首先，从文本分析到文本加工，注重文本的“深描”（ThickDescription）。教育叙事应从简单叙事走向文本加工，研究者在完整把握故事的前提下，阐述自己对文本背后的人物性格、社会组织、地域文化等，以提供合理的解释，具备整体驾驭文本的能力。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重视“深描”的作用，“深入到行为的表层之下去寻找积累的推论和暗示的层次，以及意义的等级结构。”[9]其次，注重“修辞”，增添文本的美学性。新文化史的学者注重对文本的修辞，在写故事的基础之上，注重语言的美学价值。教育叙事应当重视叙事风格，因此便要求研究者有较高的文字功底，打破学科视角和限制，积极借鉴新文化史所取得的成果。
（三）多元教育叙事方式，增加教育影像
新文化史在影像学方面所做出的突出成就，也给教育者非常好的启发，即可以利用教育影像作为叙事的方式。通过教育影像作为一种新的叙事方式，改变传统叙事中文本叙事所存在的弊端和局限。教育者拍摄教育影像已有先例，首都师范大学汪民安教授所拍摄的《米歇尔•福柯》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虽然他的研究对象是已逝去的法国思想家福柯，但是汪民安收集了福柯生前大量的视频访谈，可以说综合利用“碎片”和影像学，才有了这部实验性的哲学纪录片。从汪民安教授所拍摄的经历来看，研究者应当注重对平时材料的“碎片”化收集，只有丰富的材料做支撑的时候，才能将叙事材料用影像的形式呈现出来。此外，研究者应该还要掌握拍摄教育影像和教育纪录片的拍摄手法，比如把握空间坐标、时间排序、镜头运用等基本拍摄技巧。而实现这一目标，有两种途径：其一，是研究者本人进行拍摄，无论在取材方面，还是拍摄效果方面，研究者本人最清楚过程和效果；其二，是研究者委托专业团队进行拍摄，也意味着需要研究者和导演、制片人进行反复的探讨，以达到最终目的。第一种方式，在新文化史中已经有先例，在其他领域也有成功的影像作品，虽然我国起步较晚，但在哲学领域已迈出了脚步。而第二种方法，看似容易，却也给研究者提出其他的要求，比如和导演的沟通能力、临时处理危机事务的能力等。
（四）重视教育叙事，形成职业教育自身的叙事研究
农村电影论文范文5
群众文化需求是群众对于精神文明层次的需求，需要相关文化部门加以满足。为此，本文从群众文化需求的特征入手，分析群众文化需求的满足，以供参考。
关键词：
群众文化；文化需求；精神文化生活
看问题的视角不同，群众文化的含义也会有所不同。就历史视角而言，许多人都对群众文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因为都是根据其自身的实践经验得来，因此不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较为普遍。我们一般说的群众文化，指的是人们在自己的工作以外，参与的具有娱乐性质和教育意义的文化活动。这是一种常见的历史现象，它以人民群众的活动为核心，以自娱和自教为主要功能，并通过这种自娱和自教来实现和满足自己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一、群众文化需求的特征
群众文化需求具有社会性和成长性两大特征，它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不断发生变化。这些需求包括视听，如广播电视；看读，如书籍报刊；社交，如参加各类活动等。就目前的发展情况而言，群众文化需求呈现四大特点：其一是多元化。根据相关调查，简单的看看电视以及打打麻将等低层次单调的文化生活已经不再能满足大多数群众的需求，对于科教、文化、娱乐、健身等多元化的综合性文化生活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但是新昌县现在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完善，各类功能不够齐全，这与逐渐多样的人民群众的需求是不一致的。新昌县需要加快建设公共文化设施，提高文化产品的供给。其二是主体性。农民群体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它既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又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者。“群众文化群众办”，这个大方向不能更改。根据相关调查，群众文化主体意识已明显增强，已经不再喜欢那种“你来演、我来看”被动文化消费模式，而是希望亲自参与，自编自演自办。如新昌农民“种文化”活动已走出一条“党政扶持、农民主体”的农村文化建设新路子，农民从文化观众变成文化主角，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创造转变。一年一度的农民文化节上，大家自己编导，自己出演，其趣味性和文化性不输专业的演出团队。其三是求知性。农民群众，特别是中青年群体，对于知识文化的渴求十分强烈，希望能够参加各类培训或讲座，加强自身的文化素养建设，用知识武装自己。典型代表是新生代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他们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学习动力，他们不愿意过一辈子打工的生活，希望用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其四是群体性。随着社会发展，公众的社会公共意识也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愿意进行社交等活动，对于可以增进感情沟通，并带有比赛性质的集体文化活动青睐有加。例如书法比赛，各种球类比赛等等，跳舞也成为了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活动形式。这些活动十分的接地气，是群众易于也乐于接受的形式。
二、群众文化需求的满足
1.要努力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生产和供给，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部分群众文化活动比较空洞，不具备相应的精神文化建设价值，思想内涵比较欠缺。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缺少优质的文化产品，无法为群众提供充足的选择。所以，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增加优质文化产品供给，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迫在眉睫。各级政府要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思想，更加自觉地增加财政投入，大力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丰富和活跃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逐步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水平。各级文化馆（站）、图书馆（室）、博物馆、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广播电视台等，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生产传播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千方百计增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生产和供给。要多组织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文化活动，让群众在娱乐中接受教育，感受美的价值。通过积极向上，多彩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让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丰富起来，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力、吸引力、影响力和引导力。以自身的努力来换取出色的工作成绩，为更多的人提供更丰富的更好的精神食粮。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引导人、感染人、熏陶人，使人民群众能够普遍接受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熏陶、滋养和沐浴。要充分认识到群众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活动，总结这些活动具有什么特点和规律，时刻以提高群众的精神境界为己任，将文化活动的娱乐性和教育性相结合，让其为帮助群众形成更科学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发光发热，让人们接受先进思想的洗涤，感受美的熏陶，向更全面发展，成为更完善的人。
2.努力创作更多能满足各阶层群众文化生活需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
虽然我国的文化产品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产生了质的变化，但是和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比起来，仍然显得十分稀缺，虽然数量多，但是缺精品，大多数产品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欠缺，能够流传于世的经典还是较少，缺少能够适合基层人民群众欣赏水准的文学艺术作品。在我国文化发展历史上，由于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广大文化艺术工作者重视从人民群众火热生活中汲取营养，在不同历史时期创作了一大批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现在，在电影、电视剧、戏曲等各类文艺作品数量猛增的情况下，反映基层人民群众生活、深受基层群众特别是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和青少年欢迎的文学艺术作品却明显感到缺乏，农民真正喜闻乐见的电影和电视剧题材较少，没有多少是原本的反映农民的真实生活的，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就得不到满足。以农民为代表的广大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这提示我们要加强对精神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划，以主旋律为基调，创作出多种多样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类型，做到百花齐放。结合音乐、舞蹈、影视等相关文学的经典作品，采取基层群众易于接受的形式，鼓励艺术家们多创作此类作品。大力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让群众在参与自己喜欢的活动的过程中来实现自我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只有不断地增加优质文化产品的数量，才能做到满足各个阶层群众的各种需求，才能让群众不至于找不到自己想要的文化产品，才能让群众才让群众能各取所需，真正让群众的文化生活丰富起来。
作者：梅女杰 单位：缙云县壶镇镇社会事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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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们通常使用“新常态”这一词语去概括社会的一种发展状态，然而在“新常态”之下，我们不应该仅仅关注经济上的发展，同时也应该注重文化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群众文化建设往往是较为薄弱的部分，更需要重视并且进行加强引导。本文将以“新常态”下农村群众文化建设的重要内涵为着手点，着重分析加强“新常态”下农村群众文化建设的具体措施，从而提出可行的建议，希望可以为农村群众文化建设提出一些思考，从而促进在“新常态”下农村群众文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新常态；农村群众文化建设；基础设施；文化阵地
“新常态”表达了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性，其发展本质就是提升人民生活质量，遵循发展规律并且加强自身信心。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农村群众文化建设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要从多个角度解读政府的文化帮扶政策，理解“新常态”下农村群众文化建设的重要内涵，下文将具体阐述“新常态”下农村群众文化建设的相应策略，希望可以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与农村群众文化建设质量的加强提供一些理论化的帮助。
一、“新常态”下农村群众文化建设的重要内涵
“新常态”是社会的一种趋势性的、不可违逆的发展状态。社会正处于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我们需要抓住其基本特征，增强自身信心，顺应规律进行发展，有人这样概括“新常态”的基本概念，“不拘泥于常规也不违背于常情”。在“新常态”下我们更应该正确认识好农村群众文化建设的重要内涵，在农村文化建设环节普遍较弱的情况下，要实现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标准化，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就必须从农村群众文化建设入手，加强农村的基础文化建设，保障农村基层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无论是文化设施及信息资源建设，都要做到全面覆盖，建设好有农村群众特色的文化产业，打造农村群众属于自己的文化品牌。进行农村群众文化建设也是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
二、加强“新常态”下农村群众文化建设的具体策略
（一）完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在硬件上进行建设与完善对于加强“新常态”下农村群众文化建设是十分重要的，必须要从多个角度做好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覆盖工作，在各个乡镇上建设相应的综合文化站及农家书屋去满足农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除此之外也应该实现电影院线的农村全覆盖，使得农村群众也能享受到电影娱乐等相应的文化生活，不仅仅如此，关于文化建设的基础设施还有很多，也可以通过建设相应的农民文化乐园及学校乡村少年宫等不同项目，从而针对农村群众的不同群体进行文化需求的满足，巩固好农村文化阵地，以完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来带动“新常态”下农村群众文化建设的进一步加强。
（二）利用出台的文化扶持政策进行文化建设
目前政府在针对农村群众文化建设这一任务上，出台了相应的文化扶持政策，提出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之中。在相应的深化文化体制的改革方案，在公共文化服务这一大方面上，政府较之以往更加注重基层农村群众的文化建设，并且留有专项经费用于完善农村群众这个背景之下，想要加强“新常态”下农村群众文化建设，利用出台的文化扶持政策，拓宽建设投资渠道，完善农村群众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改革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使得农村文化建设可以自上而下，由内而外进行相应的加强与改革。
（三）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的相关工程
想要加强“新常态”下农村群众文化建设就需要打开文化信息的流通渠道，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的相关工程，建设好并且发展好网络的普及和文化信息资源的流通，使得文化信息资源能够在农村群众中实现资源共享。不仅仅是畅通网络信息，普及广播电视及相关网络的使用，除此之外也要建设相应的文化数据库，例如数字图书馆等，实现三网一体、三网融合，打造一个完善的公共文化网络体系，突破地域、时间、距离的限制，巩固文化阵地，提升公共文化质量，从文化信息资源的角度保障农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以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的相关工程带动提升公共文化的质量，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从而加强“新常态”下农村群众文化建设。
（四）打造农村群众的文化活动品牌
将农村群众的文化建设形成产业化，并且打造属于农村群众自身的文化活动品牌，更有利于促进农村群众文化建设，让农村群众拥有属于自己特色的文化交流圈子，这样不仅仅能够提高农村群众的活动参与度，也会增强农村群众对于“新常态”下农村文化建设的理解度，可以成立农民演艺中心、农村老年艺术培训班等多种属于农村群众自身特色文化机构，以此推动农村群众能够积极参与到基本文化建设之中。
（五）建立农村群众文化需求反应机制
目前的农村群众文化建设的发展还不能满足“新常态”背景下对于农村文化建设的具体要求，更不能够满足农村群众的文化需求，我们要从文化机制体系的不足处进行改进，建立反应农村群众文化需求的相应机制，通过这个机制，农村基层群众可以及时反应好自身的文化需求，保证文化建设能够“对症下药”，加强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能力，真正将农村群众文化建设落在实处，走群众路线，深入群众内部，倾听农村基层群众的真正需求，将农村群众文化建设从普遍性公共文化服务向个性化公共文化服务方面进行相应的转变。
（六）加强农村群众对于文化建设的理解
要从意识根源上对农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不仅仅要使农村群众明确农村群众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要加强农村群众对于文化建设的相应理解，使他们树立正确的文化建设意识，积极参与到农村文化建设之中，享受农村文化建设所带来的更丰富的精神食粮，提升相应的思想文化素养，从而促进农村群众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与进步。
结语
在“新常态”这一大背景下，我们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抓住挑战机遇，增强信心，关注农村群众文化建设这一重要内容，明确在“新常态”下进行农村群众文化建设的具体内涵，可以通过完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出台的文化扶持政策进行文化建设、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的相关工程、打造农村群众的文化活动品牌、建立农村群众文化需求反应机制、加强农村群众对于文化建设的理解等多种办法加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均等化，提升公共文化质量，从而满足农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并且保障其基本的文化权益。以多样的方式在加强“新常态”下农村群众文化建设的同时，也在相应政府的号召，提升农村群众文化的整体水平。
作者：吕江峰 单位：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五云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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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新农村基层群众文化工作建议
摘要：
近年来，我国新农村基层群众文化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丰富了新农村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但是，新农村基层群众文化工作仍存在多方面的不足与挑战。因此，我们要不断努力认真做好当前新农村基层群众文化工作，逐渐满足基层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促进新农村基层群众文化综合素质的整体提高，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关键词：
新农村；群众文化工作；思考；建议
当前，新农村基层群众文化工作，存在着新农村基层群众日趋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与与之不相适应的文化发展不同步或发展滞后的矛盾，要解决好这一对矛盾，就要靠我们去认真做好新农村基层群众文化工作，夯实基础，使其同步发展来满足基层群众日趋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以提高基层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形成具有一定凝聚力、能够自觉遵守和维护社会道德规范的高素质的新型居民群体。
一、当前新农村基层群众文化工作的现状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的基层群众文化事业呈现出新的发展局面，群众文化无论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组织性扩张、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成绩不菲，但也存在着不足和面临许多挑战。
1.从宏观层面看
文化产业化和市场化已经成为了我国新农村基层群众工作的主流发展方向，同时，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而文化生活质量和水准的满足速度或发展速度相对滞后的矛盾日趋显现，一方面，人民群众对文化产品的需求或对文化生活的质量提高渴求日益增加;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持续稳步前行，而文化建设与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日趋突出。为了适应这一社会发展趋势，解决这一对发展不平衡或不同步的矛盾，我们要大力加强和认真当前新农村基层群众文化工作，以适应目前新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
2.从微观层面看，当前新农村基层群众文化工作尚存有不足与挑战
（1）文化系统机构与机制建设还有待于完善目前，新农村基层群众文化工作的机构还不够健全，从现实看，有些地方情况是，县（区）有机构有编制，但到了下面的乡镇却没有了这样的机构和编制了，或有编制有人员但也被挪作它用了，没有做到专人专用或专款专用。
（2）文化系统文化工作者队伍不够稳定文化工作者队伍不够稳定的原因，一是部分地区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二是文化工作者待遇偏低，特别是文化工作者在职称评聘、晋升等方面与其它行业不同步或落实差；三是地方政府领导认识不够，没有充分认识或发挥文化工作者的作用；四是文化产品除其精神价值外其经济价值社会认可度不高，从事文化产业成本高而导致经济收入不如其它行业。
（3）对文化投入与保障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由于地方政府或领导对地方文工作的认可度不同，因而体现出对文化事业的重视程度不同，计划或规划不足，加之上级对下级文化事业工作一些地方没有完全纳入对地方政府工作目标考核范畴等。
（4）各地基层群众文化工作质量和发展速度参差不齐、不均衡由于地方地缘政治经济发展建设进度、状况等的不尽相同，体现在对文化事业方面的重视度、发展程度也不尽相同，也就出现了各地群众文化事业质量和发展速度参差不齐、不均衡；
（5）传统文化工作的形式或方法不再能完全适应当前文化工作的需求传统的群众文化工作方式已经不能完全胜任当前新农村基层文化工作的需求。尤其是以计算机、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等为主流的多媒体智能工具的兴起、发展与普及，对群众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因此，必须大力加强新农村基层群众文化工作，适应我国当前农村基层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做好当前新农村基层群众文化工作的几点思考与建议
1.充分利用节假日和地方特殊节日开展好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
当前做好新农村基层群众文化工作应该要针对当地的不同情况，充分利用节假日和地方特殊节日开展好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要充分利用本地各机关、单位以及学校、文化广场等现有文化设施，通过与其他团体、组织文化交流与密切配合，利用节假日如“三月旅游节采茶赛歌会”“七•一”，“十•一”，“元旦”，“春节”的庆祝会、歌韵比赛以及“摄影展”等多举办些可以吸引大众的文化活动。如名山区每年都举办的’“三月采茶赛歌会”，“九月茶园骑游咏寺会”，“十二月品羊汤作画会”就利用的比较好。同时也能汇集更多具有相同爱好的文化工作者加入其中，壮大文化工作队伍，改善农村地区的文化工作状况，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
2.发挥村（居）文化工作室的阵地作用，把文化触角触及到最基层
村（居）委会要积极地办好村（居）文化工作室，让文化工作者发挥活动的阵地作用，从基层做起，从群众身边做起，把文化送到群众身边，为文化活动的浅行提供坚强的基层阵地保障。
3.发挥互联网等多媒体的作用，丰富文化工作的内容和形式
文化要有长远发展就必须进行创新。新农村基层群众文化工作要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满足民众的要求。通过互联网，人们可以了解多方面的内容，促进农村基层群众文化的多样化发展，同时也要丰富文化工作的内容，包括尊老爱幼、家风家规、文明礼貌、遵纪守法等，这样有助于农村基层群众拓宽眼界、改变思路，也还可以采用其他的数字媒体等新型的技术工具来帮助新农村的群众文化工作，从而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化工作内容与形式。
4.加强对新农村基层群众文化工作的监督，指导和引导，提高管理水平
网络为我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不良信息，因此政府和文化职能部门要通过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手段来对农村基层群众的文化行为进行监督、指导和引导，对那些不符合规定的文化行为进行即使的制止和教育或引导，从形成文化事业工作的正能量，尽可能的利用现有资源，提升文化资源的利用效率，节省政府的文化建设支出，为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支持，使新农村基层群众文化工作健康发展。
5.加大投入，确保文化事业同步发展
推进新农村的群众文化工作还要政府部门加大对文化事业工作的投入力度，包括资金以及技术等方面的支持，确保文化活动正常开展。
6.加强文化系统队伍、文化工作激励机制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1）夯实新农村基层群众文化工作者队伍，建议适当地从大专院校毕业生中选配部分充实到农村基层群众文化工作岗位上，解决基层文化工作无人员的问题。
（2）建立新农村基层群众文化工作激励机制，解决好，基层文化工作者在职称评聘，职称晋升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使基层群众文化工作者留得住，能发挥作用。
（3）对于文化工作者自身，要坚持以正确的思想为指导，避免出现传播不健康文化的现象，加强自身建设，加强文化工作者经常性继续教育和培训，以之适应新农村群众文化事业工作的发展。
三、结语
新农村基层群众文化工作在提高农村基层群众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观念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事业的基础和核心。我们应该不断加大对农村群众文化工作的投入力度，在革弊鼎新的同时，也要注重对于理论的研究并与实际相结合，相关部门应履行职能，正确引导、规范、支持新农村的基层群众文化事业工作，共同促进新农村群众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作者：彭启文 单位：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新店镇文化服务中心
第三篇：农村群众文化需求调查策略研究
摘要：
对农村群众的文化供给应当以农村群众的文化需求为决策依据，农村文化供需错位和脱节必然导致资源浪费和供给无效率。以重庆市为例，在对重庆市农村群众文化需求现状进行调研分析的基础上，从公共文化设施、公共文化活动、群众文化活动参与情况等方面分析了当前农村文化的供需错位状况，最后从信息反馈、体制改革、供给方式、供给评价四个方面提出促进重庆市农村群众文化有效供给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农村群众；文化需求；文化供给；重庆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随着农村群众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农村群众文化供给的形式、数量也不断增加，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务院办公厅先后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等重要文件，对建立和完善覆盖农村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更进一步明确指出“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搞好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坚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农村阵地，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繁荣农村文化”。精神文化生活的满足程度日益成为衡量农村群众生活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村群众文化供给不断增长，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则是，农村群众文化供给仍然相对匮乏，农村群众的文化需求没有得到有效满足。依据有效需求理论，对农村群众的文化供给应当以农村群众的文化需求为决策依据。然而，现有农村文化供给在数量、形式等方面能否满足群众需求？供需之间存在怎样的缺口？供需之间是否存在错位和脱节？如果存在，农村群众文化服务又该如何改进？这些都是影响和制约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长期以来在实际工作中被忽视的现实问题，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研究。
1调研基本情况及受访者人口统计特征
此次调研主要运用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重庆市尤其是三峡库区部分区县（包括万州区、云阳、奉节、忠县四个区县）农村群众文化需求状况进行了考察。共计发放25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97份，回收率为78．8％。数据采用SPSS17．0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197位受访者中，男性占总人数的比例为46．7％，女性比例为53．3％；从年龄结构来看，20岁及以下、51岁及以上的受访者占总人数的比例分别为14．7％、15．2％，而21～30岁、31～40岁、41～50岁的受访者占总人数的比例则分别为11．7％、11．2％、47．2％，可以看出，受访者中女性多于男性，且41～50岁的受访者占据了较大的比例，而青年群体相对较少，也进一步说明了当前农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导致农村地区劳动力缺乏的现状，调研结果符合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的现实。从受访者年收入来看，家庭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受访者比例为27．4％，收入在1万～2万元的比例为21．3％，2万～3万元的受访者比例为17．8％，3万～5万元的受访者比例为10．2％，而5万元以上的受访者比例为22．8％，从家庭年收入分布来看，随着收入的增长，比例逐渐降低，从27．4％下降到10．2％，而到5万元以上的比例时，又迅速提高到22．8％，之所以出现这种非正常变化，分析认为，原因可能是高收入群体属于少数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劳动力群体或者在农村从事个体经营的劳动力，其收入相对较高，这也是符合农村社会现实情况的。从受访者文化程度来看，文盲半文盲的比例为14．7％，小学文化水平的比例为19．3％，初中文化水平的比例为29．9％，高中或中专文化水平的比例为18．8％，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的比例为17．3％；受访者文化水平分布形态总体呈现正态状，也符合农村社会现实。
2重庆市农村群众文化需求现状
2．1农村群众的文化娱乐方式
从本次走访调研来看，农村群众的主要娱乐方式依次为：看电视、打麻将、打牌、读书看报、上网、跳舞，其中看电视的比例占据了71．35％，而打牌、打麻将的比例为21．43％，读书看报、上网和跳舞的比例都非常低。调研组针对受访者的访谈结果表明，经常观看的电视栏目主要以新闻、电视剧（包括电影）、综艺类节目居多，也包括一些法制宣传片。仅有少数中青年农民喜欢收看农业技术类的节目。但无论年龄大小，看电视均被排在第1位，这占据了多数农村居民的闲暇时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居民最喜欢这种文化娱乐方式，从调研结果来看，这一数据仅仅表明了农村居民对看电视的依赖程度高，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农村居民文化生活相对单一，可供选择的娱乐方式相对是有限的。
2．2农村群众喜欢参加的文化娱乐活动。
农村群众喜欢参加的文化娱乐活动占比。可以看出，所占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亲身参与的文体活动（B）、农民自编自演的文艺演出（A）、政府组织的乡镇文艺演出或比赛（C）、政府组织的送电影下乡（D）、营利性文艺演出和电影（F）、政府组织的送图书科普知识下乡（E）。从各项活动所占比例来看，农村居民更喜欢参与具有本土特色的、传统的文艺演出，因为其在语言、内容以及表现形式上都能够贴近当地的民俗、文化。相比较之下，政府组织的电影下乡活动所占比例相对较低，这可能主要是由于电视普及、且电脑网络进入许多农村居民家庭，一些电影农村居民已经观看过，而送电影下乡的影片则往往是已经比较旧的影片，也可能是人们审美疲劳，加之露天电影观影设施差，所以人们对这一活动的热情较低。
2．3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
农村群众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从高到低依次为：电视、手机短信、网络、报纸、村委宣传栏、广播电台、村委有线广播。其中，通过电视了解外界信息的比例为85．28％，这一比例与农村群众对电视的依赖有关。通过手机短信和通过网络获取外界信息的比例大致相当，分别为31．98％和31．47％；通过报纸获取外界信息的比例为19．29％；通过村委宣传栏和广播电台（收音机等）获取外界信息的比例也大致相当，分别为12．18％和11．67％；最低的是通过村委有线广播获取外界信息的比例，仅为6．09％，分析认为，这可能与重庆市农村地区的地形特征有关，由于农村地区存在典型的“大山区、分散居住”特征，村委会有线广播往往仅存在于乡镇或集中居住区域，而对于分散居住的农村而言，并没有村委会有线广播设施，所以通过这一渠道接收信息的比例极低。
2．4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认知与评价
对于参加日常文化活动后是否得到了精神满足的调查结果表明，26．9％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满足，38．1％的受访者表示基本满足，而仅仅得到一点满足和完全不满足的比例分别为28．9％和6．1％。在关于文化活动室（包括农村书屋）的环境、设施器材满意度的调查中，发现仅有2．5％的受访者认为文化活动室环境很好、设施器材齐全、品种多；而高达88．9％的受访者则认为环境好但设施器材相对陈旧、品种少或者环境挺差但设施器材相对较好、品种多或者环境、设施器材都很差、品种少；有8．6％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对村（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情况满意度调查结果表明，有10．2％的受访者表示满意，有60．9％的受访者表示一般，而28．9％的受访者则表示不满意。说明农村文化活动开展情况较差，不能有效满足农村群众的文化需求。关于农村应建设哪些公共文化设施的调研结果表明，有51．77％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建设乡镇文化活动中心，有41．62％的人认为应当建设基层网络服务中心，有30．96％的受访者表示应该建设村级文化室，认为应该增添村级文化活动器材和建立农家书屋的比例分别为53．8％和35．53％。
3农村群众文化需求与供给的错位
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文化的供给以政府作为主导，也是最大的供给主体。但由于农村群众文化需求信息的传导及反馈环节多，致使文化需求有效表达机制不健全，作为供给主体的政府也没有对农民的真实需求进行更为深入的调查研究，采取的自上而下、一厢情愿式的文化产品供给必然脱离农村群众的真实需求，导致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与需求脱节，一方面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另一方面，农民的文化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
3．1公共文化设施不能得到农村群众认可
农村公共文化设施主要包括农村公共阅览室、农民文化活动中心和放置于公共空间的文化设施等。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大致可以分为艺术表演、学习阅览、文化娱乐、体育运动这四类设施。其中，艺术表演设施是指为各种文化艺术表演活动提供的场地和设施，比如歌舞、戏剧、舞龙舞狮等演出所需要的场地，电影、录像和投影等的放映场地。学习阅览设施主要有图书阅览室、电教室、农家书屋等，其中桌椅、电脑、图书和各种报刊是学习阅览室最主要的设备。文化娱乐设施是为了满足不同年龄结构、不同文化层次、不同性情和乐趣的人对文化娱乐的需求而提供的设施，文化娱乐设施主要是文化活动室、老年人之家、儿童娱乐室、乒乓球室、舞厅等。体育运动设施是指篮球场、足球场、小型田径场、乒乓球台和秋千、吊环等小型体育活动器械。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是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文化活动的场所，是开展文化宣传和知识教育的阵地，是传播科技知识、推动经济发展的载体，是农村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但课题组的调研结果表明，一些乡镇公共文化设施陈旧落后，例如文化站名存实亡，设备严重不足、多年无新书采购，空壳现象严重；体育设施要么没有，要么损坏无人修理。针对农村公共文化设施满意度的调查结果表明，仅有1．00％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满意、15．20％的受访者表示比较满意，而高达53．80％的受访者表示一般，29．90％的受访者则表示不满意。即接近1／3的农村群众对所在村或者社区的公共文化设施表示不满意。
3．2公共文化活动开展情况满意度低
公共文化活动开展满意度能够较好地反映受访者所在村或者社区的文化活动开展是否深得人心、是否是农村群众所喜爱的。但从实地调研结果来看，受访者表示对村或者社区的文化活动开展情况满意的仅仅为10．2％，表示一般和不满意的比例则分别达到60．90％和28．90％。说明农村公共文化活动开展情况没有得到群众的认可。
3．3农村群众对政府组织的文化活动参与热情不高
群众对政府组织的文化活动参与热情的高低，可以看作政府的文化供给是否能满足群众文化需求的重要参考指标，或者说政府的文化供给是否有效。本次调研中，关于“政府举办文艺演出、放电影、或者其它文化活动，您是否参加”的调查结果表明，受访者表示“一定去”的比例仅仅为4．60％，表示“有时间就去”和“如果顺路就去”的比例则分别为48．20％和28．90％，而表示“不去”的比例高达18．30％。说明政府举办文艺演出、放电影或者其它文化活动等对农村群众的吸引力并不是很高，甚至可有可无。同样，类似问题“如果政府举办知识讲座，您是否愿意参加”的调查结果表明，仅有16．80％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参加，而表示“有时间就去”的受访者比例为54．30％，表示“不愿意”的受访者比例高达28．90％，同样远超过表示“愿意”参加的人数。同样说明，现有政府举办的知识讲座一定程度上脱离群众文化需求，导致群众参与热情不高。在当前农村公共文化由政府“强制性”供给的模式下，政府包揽绝大多数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对农村公共文化产品采取“一刀切”式的供给。即公益性文化要素和资源都集中在政府部门，政府垄断供给，缺乏竞争，同时，由于缺乏监督和难以对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进行评估，促使政府部门倾向于向农村群众提供普遍性的文化产品，没有考虑农民多样化的需求，也难以对农村群众多样化、差异性的精神文化需求进行深入分析，从而造成政府供给与农民需求严重脱节。
4促进农村群众文化有效供给的对策建议
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农村居民不仅仅再满足于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精神文化需求与日俱增。而当前农村文化供给数量的不足及形式的匮乏，使这一矛盾进一步凸显。同时，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加快农村文化建设，培育高素质的农民，本来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意。从研究结果来看，重庆市农村群众文化供给存在显著无效率性，基于此，这里从信息反馈———体制改革———供给方式———供给评价4个方面提出促进重庆市农村群众文化有效供给的对策建议。
4．1建立完善的农村群众文化需求表达机制
政府主管部门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农民的真实需求错位、脱节，造成资源的浪费和供给无效率。因此，必须改革这种自上而下的需求表达机制，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1］。一是，强化政府农村文化主管部门的服务意识，改变长期以来由政府决定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产品的官本位意识。深入基层，加强农民文化需求的调查工作，倾听民声、民意，让农村群众参与到文化供给的决策过程中，以保证农村文化供给产品的实效性。二是，畅通农村群众文化需求表达渠道。充分发挥村委会、社会组织等反映民意的作用，增强其对政府制定政策的影响力［2］。三是，要落实好村民自治制度，表达和汇聚群众的需求偏好，形成代表集体意志的公共需求愿望。特别是要发挥农村地区民间组织、以及在本村具有影响力的“农民意见领袖”集合公共需求愿望的作用，多途径畅通需求表达渠道。
4．2加快农村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农村群众文化供给数量不足的直接原因是政府财政投入能力不足；而根本原因则在于农村文化体制相对落后，从而导致文化产业发展缓慢，基于市场角度提供给农村群众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极为有限。因此，加快农村文化体制改革，促进农村文化产业发展，以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带动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是增强农村群众文化供给的根本途径，也是今后的重点发展方向［3］。而对于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一是，重庆市各农村地区必须找到文化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和切入点。从当前实际情况来看，观光旅游（包括农业生态旅游、自然景观及人造景观旅游）、传统手工艺制作和表演、节庆活动、古城镇的保护与开发、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等都是发展农村文化产业较好的切入点。近几年来，重庆市部分农村地区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初步成功。二是，建立公开、透明、非歧视的农村文化市场准入机制和公平、公正、自由竞争的文化产业发展环境，开放农村文化市场，促进农村民营企业积极投资文化产业，形成政府、集体和个人共同发展农村文化的新格局。例如，对于现代媒体的建设，采用政府和广告企业合作建设的方式，在农村地区人流量大的集镇或活动中心等地采用电子显示屏、滚动屏幕等形式，除了宣传党的思想、新闻动态，还可以插播广告，以实现盈利和持续发展［4］。
4．3建立差别化的农村文化供给机制与模式
虽然农村群众都存在较大的文化需求，但由于群体差异、地区差异、个体差异等，使农村群众的文化需求在形式、内容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农村群众中的收入差异决定了对文化需求具有个体差异；同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农村地区也存在文化需求的地区差异，经济发展较好的农村地区其文化需求往往要求更加多样化、现代化；例如，距离城市较近的农村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往往较好，其文化需求也与城市较为接近；而偏远地区的农村群众文化需求则相对要传统；再如，农村自主创业的青年群体希望得到更多的创业教育培训、技术培训，而老年群体则希望有更多娱乐性文化供给。文化需求的差异，要求文化供给主体在满足农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同时，也能针对不同群体、不同个体、不同地区，提供差异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来更好地满足农村群众的多样化文化需求。
4．4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
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可以分析政府主管部门文化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找出偏差，进一步形成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的供给机制，从而不断提高政府主管部门文化供给决策的正确性和高效性；同时，加强服务绩效评估，可以督促政府主管部门将各种信息如办事规程、政策法规、服务种类及质量等向农村群众公开，即做到政务透明，有利于培育政府文化部门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在重庆市农村群众文化供给服务绩效评估中，要做到：一是构建完善的农村群众文化供给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内容应当包括文化基础设施、开展的公共文化活动、公共文化服务质量、文化供需信息渠道建设等；在评价主体方面，除了进行自我评估的政府外，必须包含专家和农民这两个主体，前者基于专业知识进行评估，后者基于切身感受进行评估。最终通过综合评价方法来反映一个地区农村公共文化的供给效能。二是建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问责制度。重庆市各级政府要建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组织领导和工作协调机构，健全工作机制，建立以各级基层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各项内容建设责任制，逐级签署责任书，逐级落实各级地方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的责任，项目逐个落实到负责人，对不能按期完成任务的，严格问责。三是建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监督机制。加强对各项农村公共文化建设资金的使用和监督管理，让公共财政支出的社会效益最大化，对出现的资金使用违规问题，严格处理；同时，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坚持群众路线，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依此促进重庆市农村文化供给水平的全面提升［5］。
作者：周淑清 单位：重庆三峡学院科研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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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影论文范文7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品;IP;经济价值;产业发展
引言
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时代在变化，需求升级导致消费升级，消费结构的演变带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我们正处在第三次消费结构升级转型的进程当中，人们一改过去只为功能买单的消费状态，现在，人们还为体验、服务、情感买单。正是在这样一个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之下，文化创意产业才有了蓬勃生长的优渥土壤。中国拥有五千年的丰厚文化，把这些独特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创意产品中的有生力量，是有巨大经济收益的思路。
一、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
（一）研究方法：对于文创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显然还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需要借鉴地使用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的概念。因此，本文关于文创产业发展的理论思考，使用最基础的“总结归纳”，从文化创意产业的性质特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动因，及统计等角度做一粗浅思考。因此，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为：案例研究法和归纳法。
（二）研究目的：本文旨在通过对典型的文创案例的分析研究，论证文化创意产业在当今时代焕发出的巨大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服务价值，以此来指明当前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城市转型的方向所在。
二、文化创意产品的概述
文化创意产品从属于文化创意产业的范畴，参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文化创意产业是由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与知识产权共同构成的。文化创意产品是将文化资源以创意的形式展现出来的现代社会的产品，也是将精神层面的概念进行物化之后形成的产品，这需要设计师在有形与无形之中把握文化的内涵，将其转化为当代生活中具有创意和实用价值的产品，进而成为具有高附加值的商品。文化创意产品目前还没有科学系统的官方分类。但参照目前市场上主流的文化创意产品，可将其分为如下三类：工艺美术品类；文博文创产品与艺术衍生品类；影视与动漫文创产品类。
三、案例研究
本章通过3个文创案例的分析，来阐述文创的经济价值。
（一）迪士尼：迪士尼每创造出一个新的角色形象，除了电影票房，由这个角色形象开发的一系列文创衍生品所带来的利润，是迪士尼公司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迪士尼推出动画电影《冰雪奇缘》，同时推出了一系列周边文创产品。其中的爱莎公主裙在一年的时间里，仅在美国就销售了300万条，直接带来4.5亿美元的营利，超过了北美总票房，如图1。
（二）故宫：火热的故宫文创，把博物馆里的一个展品变成一个手机吊坠、一个小包、一把扇子等，这时候功能发生转变，展品变成附着历史、艺术、文化的商品，可以大量复制，让更多的人拥有，可以融入进人们的生活中。因此，文创产品把单一的观赏价值变为了多元的商业价值+使用价值+观赏价值。且故宫的数据显示，2016年开始，故宫的文创商品销售额超过故宫门票的收入，如图2。
（三）掌生谷粒：掌生谷粒是台湾十大文创品牌之一，品牌主营产品是大米。这个品牌凭借独特的农家形象产品包装、动人的品牌故事和品牌理念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在情感和温度加持下，传统平常的事物呈现出新的内涵、新的形式感和新的价值，一袋两公斤的大米六十多元的售价也得以被市场接受，如图3。
（四）案例小结：通过上述的案例分析，不难发现，文创产品并不便宜，但依然销售火热，原因正是消费升级。过去人们为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买单，现在人们为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茶买单。正是文化创意产品独具文化和情感加持的特点，使得产品拥有了附加价值，人们愿意接受功能之外的溢价。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消费升级的时代背景，所有文化性、精神性、无形性的东西，才会在今天这个时代越来越焕发出经济价值。
四、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思维方法
（一）逻辑闭环思维：当前中国文创产品设计的整个大环境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面对某一IP元素，设计师没有真正解读到其文化内涵，只是机械地将一些视觉图案印在包、本子、明信片、冰箱贴等各种产品之上。这样的文创产品，其文化流于表面，创意也稍显不足，没有真正触到当代消费者的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所谓逻辑闭环就是要考虑和解决一系列的问题，这个产品的受众人群是谁，人群的特点、需求、审美、痛点是什么，这个产品怎么传播，在什么渠道、什么样的环境背景之下展现给消费者，在购买前、购买时、购买后的使用阶段分别与用户有哪些交互，存在哪些触点，如何在每个触点中让用户体验达到最佳。一个文创产品的设计绝不是进行简单的视觉元素贴图，而是在这样一个严密的逻辑闭环之下被定位出来的。唯有这样，文化创意产品才是真正能够触到大众精神需求的、有生命力的产品。
（二）“软”、“硬”结合思维：“软”文创还可以跟更多的“硬”产业密切结合。比如，全国各地的地铁、新建楼盘都大同小异，但是加持上不同的文创内容，可以打造出不同的玻璃、钢铁、地铁、地产。让文创走进城市地铁，既贴近地气，真正与市民生活融合，又可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城市地铁文化。具体可以如何融合？比如，大到地铁站点、车厢内部的装饰，小到候车椅扶手拉环的设计，都可以融合文创。
（三）基于制造工艺的供应链控制思维：设计师要在现有的制造工艺范围之内进行创意设计才是有意义的。一个IP元素就能衍生出成百上千种品类的文创产品，而这背后对应的是庞大的供应商网络，这对供应链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文创项目中，供应链的管控最好能由设计团队来承担，只有设计师充分了解当前的生产技术和制造工艺，才能最大程度减少从设计到生产之间的沟通成本。因此设计师应该有意识地在实战项目中去积累自己的供应链渠道，逐步形成一套自己充分了解和熟悉的衍生品品类供应矩阵，从而提高设计工作的效率和商业成熟度。
五、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之路
（一）政策支持：2014年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2017年文化部了《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2017年年底，上海市了“上海文创50条”。可见在政策层面上，从国务院到文化部再到地方政府，层层都在出台相关政策要大力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二）实践探索：整个国家社会的大环境开始越来越重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因此很多高校、科研机构会成立相关项目，去尝试着探索这条道路。例如，同济大学有“设计丰收”项目，华东理工大学则有“设计立县计划”。“设计丰收”是把乡村加持上设计，他们在探索能否把农村的乡野体验、闲置空间、艺术事件、传统手工艺、生态农业全部加持设计创新，进行重新整合、改造，看农村能不能焕发出新的气质和体验，让城市人更愿意到农村休闲度假，从而带来经济效益。很多地域拥有当地的传统技艺和传统文化，这些技艺和文化本身具有非常高的价值，但由于缺乏与市场对接，缺乏创新资源的进入，逐渐走向没落。“设计立县计划”就是让设计师了解这些技艺与文化，通过设计师的设计，让走向没落的传统技艺再次回到人们生活中，并被赋予更高的价值。
（三）产业升级：制造产业升级链路的四“O”模式是：代工生产（OEM）—原创设计生产（ODM）—原创品牌（OBM）—原创策略管理（OSM）。OEM生产也称贴牌生产，中国的大量OEM企业亟待转型，而OEM转向ODM，最行之有效的便是注入设计创新的力量。一些传统的代工生产企业可以运用逻辑闭环思维，分析产品受众人群需求，找到市场空缺和触点，实现功能和形式的创新和升级，实现自主品牌建立，打破贴牌生产和来样加工低利润模式。江苏省宝应县小官庄镇被称为“东方圣诞礼品之乡”，其玻璃制造技艺主要运用于礼品的生产，占全球很大市场份额。由于缺乏原创能力，大部分都是按图纸加工，订货商更关注生产成本。为了让小官庄镇的礼品玻璃制造更具有市场竞争力，设计立县的团队提出：加强对国外圣诞文化的研究，开发适合西方文化生活形态的产品，从被动的来样加工（OEM）向主动推出新产品（ODM）跨越。这便是文创设计思维帮助企业实现从OEM向ODM跨越的典型案例。
（四）城市转型：由腾空的厂房、码头、仓库、民居等转化而成的文化创意园区，越来越多地涌现在各大城市中。伴随着我国城市产业转型战略更广泛和更深入的实施，城市有更大体量的工业空间在不断释放。且“创意城市”理念兴起以及当代城市空间与创意相互借力升级，将这些释放的工业空间变为文创园区是工业城市向创意城市转型的最佳选择。创园区或是强调空间、人才、产业的融合，或是强调空间的创意规划，具有很强的品牌化升级导向。放眼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往往高度集聚于城市，好莱坞的电影业、麦迪逊广场的广告业、米兰的时尚业、东京的动漫业、柏林的设计业等均是文创空间品牌化升级的典范。利用文创园区的空间将文化创意产业在城市中高度聚集起来，集中打造城市的文化特色和产业特色，在国际竞争中交付出一张独具特色且漂亮的城市名片，是未来中国城市转型的方向所在。
六、结语
在人民大众物质生活日益提高的今天，人们不再满足于基础的产品功能消费，于是逐渐兴起了体验消费、服务消费和情感消费。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文化创意产业得以沃土蓬勃发展，文化创意产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人们生活当中，人们愿意为一件产品附加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涵付出更高昂的价格。但同时，文创火热的背后，也对设计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真正好的、能触动到大众的文创产品要求设计师从逻辑闭环思维、“软”、“硬”结合思维、供应链控制思维出发，完成从IP内涵挖掘到产品设计再到生产交付的一系列工作。此外，我们还应该具备更高的格局，文创设计思维和文创产业发展是中国部分制造企业升级和城市转型的方向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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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影论文范文8
关键词：农业科普创作；选题；创作队伍；创作手法；信息化
0引言
农业科普创作是农业科普工作的源头。农业科普创作是将深奥、抽象的农业科学知识、科学原理转化成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形式进行传播的创造性劳动。其呈现形式大致包括科普展教品、科普图书、科普挂图、科普游戏、科普讲义、科普视频、科普动漫、多媒体交互等[1]。随着国内农业高新科技以及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农业科普创作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农业科技新成果不断问世，自然学科之间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相互渗透日益明显，多媒体时代人们的阅读兴趣、阅读习惯各异等[2]，这些变化都是当前农业科普创作面临的新挑战。近年来，国内不少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科普创作进行了研究和探索。杨文志[1]针对现代科普创作的基本理念进行了研究，余子真[7]、张天慧[8]、陈玲等[9]、李正兴[16]从科普创作人才培养的角度进行探讨，肖云[11]从联网时代下的科普融合创作模式进行了探讨等。但针对当前农业科普创作的研究尚属于薄弱环节，故笔者基于多年三农科普工作经验，以如何应对当前科普创作面临的挑战为切入点，提出了农业科普创作过程中必须坚持目标导向、需求导向、创新思维和互联网思维，并具体从创作的选题、创作队伍的组建、创作手法、传播渠道以及存在问题和建议等5个方面提出认识与看法，以期得到同行的批评指正。
1农业科普创作如何选题
选题是科普创作顶层设计，是关键步骤，它几乎统领创作的全过程。在农业科普创作选题时，应先考虑农业科普的受众特点和科普目的，充分了解受众的科普需求，选题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1.1受众特点与科普目的
随着公众对农业科普的需求不断增加，农业科普的对象较以往变得更为广泛，除农民外，城市居民、政府人员以及中小学生也已成为农业科普服务对象[3]。对于城市居民、政府人员以及中小学生而言，个体差异大，需求多样化，需要根据不同对象，围绕与农业相关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以及新技术新发现开展科普创作，目的是普及农业生产常识与农耕文化、消除日常消费疑惑等，从而提升他们的农业科学素质。但对广大农民来说，科普的目的是提升他们科学生产、科学生活、科学经营与科学发展的能力，以及他们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解、掌握和运用能力，从而提升农民的科学文化综合素质。但农民这个群体，文化程度普遍低，对新生事物的理解能力不强，掌握和应用新技术的能力水平较低，个体差异大。《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报告（2018年）》显示，2018年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为8.47%，而农村居民仅为4.93%。此处说的农村居民，并不全是在农村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否则农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会更低。所以，建议在科普创作时更多地扮演“科普二传手”的角色。所谓“科普二传手”，通常指基层两委委员、基层信息员、科普员、致富带头人等，他们文化水平一般较高，对新鲜事物接受能力强，信息灵通，是科技类信息传播的意见领袖和重要承载者，是农民获得科普信息的重要渠道，故可以发挥他们的人际作用达到科普的目的。
1.2真正了解受众需求
科普创作必须贴近公众与公众生活，围绕社会关注的重点、热点、难点等科学问题，围绕科学家的新发现与新创造，一切围绕公众的实际需要，充分考虑公众的兴奋点、兴趣点，以人为本[1]。受众需求是创作选题的方向和目标。首先需要通过如调研、征集、搜索等方式了解公众的需求，获得一手的资料，直接对标公众现实需求开展科普创作最接地气。如孙宝国主编《躲不开的食品添加剂——院士、教授告诉你食品添加剂背后的那些事》，编创初衷就是为了消除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误会，促进食品产业健康发展以及维护食品安全，这部科普作品广受公众欢迎，荣获201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再如，2015年在笔者编创《农村妇女科学素质提升系列丛书》时，选题和重点内容是基于2012年参加的针对350个农村妇女的调查数据，即农村妇女对“种植、养殖技术”、“子女教育”和“健康与卫生保健”3项内容的关注度明显高于其他[6]。因此就编创了美好生活、妇幼保健、健康养殖、农村政策法规、美丽乡村5个方面的内容，过程中又征求了基层妇联与农业部门的意见。该丛书获得了第四届中国科协作家协会银奖。也证明这样的科普创作比较受欢迎，并为农民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此外，还可以关注官方的调查报告与创作指南。公众高度关注科技进展，主要集中在生活与健康、环境污染及治理、农业发展、科学新发现、新发明和新技术、医学新进展、宇宙与空间探索等科技领域[4]，尤其是对生活与健康的关注比例高达92.9%，对环境污染及治理的关注比例也高达85.1%。中国科协与中国科学院每年会向社会科普创作指南，2019年农业方面的选题为绿色生产、农作物高效育种、农业合成生物、有害生物长效绿色防控、农业资源高效利用、近海养殖、深海养殖等内容[5]，以上信息都可以作为选题的参考和来源。
2如何组建农业科普创作队伍
科普创作人才是指专门从事科普作品创作，掌握一定科学技术知识、思想、原理和精神的工作者[7]。目前，科普创作主要来自承担重大前沿项目的科技工作者、已经告别科技前沿的老科学家以及专业的科普创作人才3个方面的力量[8]。从科学传播的逻辑脉络来看，科学家团队应该是科学普及的源头，他们掌握着第一手的科研资源，对本领域的科学前沿有着直接且清晰的认识和理解[9]。著名科普作家卞毓麟提出的“元科普”是其他各类科普作品坚实的依据，又真实地传递了探索和原始创新过程中深深蕴含的科学精神，是开展层层科普的源头，能为更广泛的次级传播提供无可替代的扎实科学基础[10]。从另一个角度，只有掌握科学的人占领了科普的高地，谣言和伪科学才会无处立身。但在互联网新媒体时代，一部好的科普视频、电影、动漫和游戏等科普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不仅需要科研人员这个权威、一手内容提供者，还需要科普创作人员或团队的创意、方法和手段，同时也需要技术人员的设计、包装与传播等，是多方通力合作的产物。所以，互联网时代下需要科普融合创作新模式，在科研资源向科普受众转化的过程中，需要科学家团队、科普创作团队与媒体渠道这3个科普信息生产和传播的相关主体协作，否则，将会导致每一方参与科普创作与传播的门槛都较高，而收效又偏低[11]。中国农学会近几年尝试一种新的科普创作与传播模式，既发挥我会专职科普工作者的组织、策划与专家优势，搭建一个科学家队伍、科普创作团队和媒体渠道共同协作的服务平台，又依靠知名网络媒体的后台制作与传播能力，不断编创出形式新颖、传播范围广、社会影响力好的科普作品。如策划编创的《农村妇女脱贫攻坚知识读本》系列丛书，荣获了第五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金奖；《你知道转基因、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生物》动漫，荣获了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全国优秀微视频科普作品；《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系列动画，荣获了“典赞•2017科普中国”十大网络科普优秀作品。
3农业科普创作手法
创作手法是科普作品成功的关键。如何让科普作品体现科学精神、让受众喜闻乐见，需要在创作手法上下功夫。
3.1创作理念
要体现科学性、思想性，以人为本。农业具有生产功能、生态功能和农耕文化传承功能，它的多功能性与受众的需求多样性，注定了农业科普创作不是简单的科学知识描述，不是教材，也不是技术推广操作规程，是在向公众传授知识，使公众受到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作风的熏陶，因此要求创作者也必须确立科学和技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融合的科学文化观念，需要很强的人文精神。如傅廷栋编著的《西游后记——漫游农业》，它是集科普、杂文、神话于一体，通过神话人物的游览、参观、学习，深入浅出地介绍生产、生活和环保的命题，这本书能有效地让青少年从中学到知识、引起兴趣、激发灵感、培养科学精神。又如最近笔者在组编的农民读本，在向一位常与农民打交道的科研人员征求编写目录意见时，在针对“什么是农业机械化？你的家乡已经实现农业机械化吗？”这个题目时，她认为题设会给读者实现农业机械化就一定好的暗示，“你”的称谓会被读者误解为有所特指。所以在科普创作时一定尊重读者的感受，强化人文精神。
3.2创作技巧与手段
要注重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的创作技巧以及各种新技术手段在科普创作中的应用。人类的形象记忆强于文字记忆力。在读图时代，好的科普作品先从“吸引眼球”开始。一篇好的科普文章配上大量的动图、视频，能够大大增加通俗性和趣味性；一句高度提炼的顺口溜、小快板，比起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更朗朗上口、便于传播。另外，形象思维、交互性以及各种新技术手段在创作科普视频、动漫、多媒体交互、游戏等科普作品时也尤为重要。例如科普游戏就是应用虚拟技术、多媒体技术等手段进行的科普创作，它对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有强烈的吸引力。
4农业科普作品传播渠道
“酒香也怕巷子深”，传播速度与渠道决定一部科普作品的影响范围和效果。与传统媒体不同，互联网科普具有动态性、报道信息的及时性、超链接功能、多媒体表达方式和与受众的互动性五大特性[12]，其中，多媒体表达方式是指可以充分运用“文、图、声、像、影”等各种能够通过计算机表现的形式提供各种阅读。所以借助互联网科普是拓宽科学传播渠道的有效手段，新的科普作品应与新媒体融合，并与科普信息化有机结合[13]，运用网络技术拓展传播范围，增强传播效果。2018年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笔者主编《秸秆综合利用》一书，尝试扫描二维码播出短视频的形式，即在图书内容的基础上，增加高度契合的音频视频以及更多有价值的延伸内容，大大提升了该书的体验感与可读性，特别是移动电话这一“新农具”的普及应用，实现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深度融合。同时，在“互联网+”的时代，为了满足公众个性化需求，还可以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做好科普需求跟踪分析，将数字化科普内容定向分发，通过手机推送、电视推送、多媒体视窗推送等定制性传播方式，定向、精准地将科普文章、科普视频、科普微电影、科普动漫等信息资源送达目标人群，满足公众对科普信息的个性化需求[14]。
5存在问题和建议
在科技三会的讲话中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尽管农业科普工作已受到普遍重视，每年的科普专项经费以政府拨款为主，但仍有不少因素制约着农业科普创作的繁荣与发展。
5.1存在问题
5.1.1农业科普创作人才匮乏且老龄化严重
据2018年中国科普统计可知，2017年全国专职科普创作人员1.49万人，占科普专职人员的6.57%。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注册的全国会员人数约为3400人，60岁以上的会员占60%。虽无具体统计，农业科普创作人员状况也不容乐观。当前承担前沿项目的年轻农业科技工作者很少参与科普创作，究其原因，科普作家的地位和作用还没有被全社会所重视，从事科普创作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同样也需要一定的创作素养与技巧，创作的农业科普作品在考核及奖励中占比小，甚至不被认可。再者，队伍的年龄结构老化，不能适应现代科学知识和信息传播手段的飞速发展。所以，专业的农业科普创作队伍人才缺乏，已经严重制约农业科普工作的发展，急需懂技术和有科普热情的年轻人加入到创作队伍中来[9]。
5.1.2农业科普创作中“重技术，轻理念”的现象普遍存在
不少部门把农业推广工作视同为农业科普工作，科普创作中以推广农业生产技术为主，却忽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传播，对用科学理念占领思想文化阵地重视不够。一些科普作家依旧停留在“古老知识”的低水准“灌输”水平上，不能满足现在公众的农业科普需要[15]。
5.2建议
5.2.1改善农业科普工作的激励机制
（1）科普创作作品纳入年底绩效考核指标，职称评审时视同为科研论文、专著等。（2）设立部级科普奖项。目前部级的科普奖项数量太少，特别是面向科普创作的奖项更少，已有的激励机制主要都集中在科普图书的评奖中，建议增加奖项数量，扩大涉及的科普作品种类范围。
5.2.2培养专兼职科普创作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