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技发展论文范文1
面对现代科技发展的伦理问题，哲学需面对与回应现实问题并作出诠释。而理论上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科技伦理学理论体系，实践上如何强化在全社会弘扬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推动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这是科技伦理学的当代使命。杨怀中教授的新著《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丰富并完善了现代科技伦理学的理论体系，为现代科技发展伦理难题的深入研究拓展了思路。
该著作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分析现代科学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入手，着重研究科技伦理思想的历史嬗变、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的精要、科学技术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等重大问题。通过对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辩证关系的分析，强调科学技术既是一种物质性实践，也是开拓性的社会伦理实验，并从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向度、科技文化尤其是科学精神的伦理意蕴等视角，深刻揭示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本质及其表现。在此基础上，研究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互动系统及其运行机制，进而提出了当代中国科技伦理建设的若干对策和建议。窃以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一书至少表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其一，凸显问题。哲学研究呈现出的问题意识是哲学在当今时代体现出的最突出的特点。面对现代科技发展呈现的各种现象，作者能准确地发现问题。作者认为，在现代科技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凸现出的问题既有科技本身的，也有科技发展产生的负效应，这些问题无不与人有关，并突显出文化的特质。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作者勇于面对问题，强调要走出西方学者提出的 “二难推理”，要面向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难题与传统道德面临的严峻挑战。最后，善于解决问题。在书中，作者提出了科技伦理建设的多维视野及当代中国科技伦理建设的运作策略，这为合理解决当代科技伦理问题提供了参考，对当前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具有一定的意义。
其二，强调实践。本研究内容紧扣时展的脉搏，强调多学科的应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全新的理论与方法来指导科技发展的实践。同时，立足于我国科技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分析了科技伦理思想演进的历史，科学技术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通过对发展历史的考量，为现实的科技伦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研究还形成当代中国科技伦理建设的思路，这些思路包括：社会层面的科技可持续发展；伦理视野的科技文化建设；个体层面的科技发展与道德观念等。实践探索上，强调可操作性，以科技发展为视域来探讨伦理环境建设的内容和意义，对当代科技发展与科技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其三，注重创新。对科技与道德的关系，作者认为，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都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是一个双向互动的系统。科技进步促进道德建设，并为道德建设提供物质基础；道德建设又推动科技进步，为科技发展把握前进方向。但是，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互动是有条件的，其运行重在建设；对科技在文化中的作用，作者提出科学技术进步是先进文化建设的第一推动力。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高度重视建设先进文化、发展先进文化，而要建设先进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就必须高度重视科学技术文化建设，重视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在全社会弘扬科学文化；对科技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作者认为，科学技术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关键，但是科学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科学技术本身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把可持续发展引入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思想中，就是要强调科学技术发展不是为了追求单一的经济增长逻辑，而是把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同人类社会、环境相协调，即通过满足发展系统中的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依存、协调发展来促进整体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其四，把握规律。作者认为，科技伦理学的兴起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回应现代社会发展面临问题的客观需要，当然也成为科学技术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的历史必然。在此理念下，作者进行了一些理论的创新。研究从现代科技伦理问题入手，对科技伦理学的理论进行全面梳理，构建形成了全面系统的科技伦理学理论体系。作者认为科技伦理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它需要研究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作为一种职业伦理学，它需要研究科学技术道德现象；作为应用伦理学，它还需要研究具体科学技术领域中的道德问题。对科技与伦理的内在关系的探讨方面，着重从科学技术的伦理本质、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互动系统及其构建、伦理道德影响科技发展的方式和途径以及科技发展的伦理环境建设等层面展开研究，为科技伦理学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在科技职业活动领域，作者认为，加强科技道德建设就要有科学家与广大科技工作者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要充分发挥科学家和广大科技工作的自律作用；在高科技应用伦理层面，作者探讨了具体科技领域的伦理问题，包括网络伦理、宇航伦理、生命伦理及核伦理等。作者还对高科技引发的伦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高科技发展受到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和约束，需要对高科技发展进行反思与调控。
现代科技发展论文范文2
关 键 词:日本;STS;科学技术;文化
STS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美国，是在因科学技术空前发展而对社会的正面作用和 负面影响日益明显的情况下，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进行理性思考的产物。正由于它深 刻地反映了时代的需要，所以一经产生便迅速扩展、普及到全世界范围。20世纪80年代初，ST S开始在日本传播，到90年代形成一定规模，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对于日本来说，STS是一门外 生型学科，同历史上吸收、消化外来新事物一样，STS的传播过程也是一个慢慢地融入日本既 有的社会文化土壤的过程。同时，回顾日本的科技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实在STS传入日本之 前，日本社会中已经存在一些便于STS传播的文化因素，为STS的到来和传播作了事先准备。本 文试从社会文化基础、理论准备、理科教育、环境问题等角度对日本STS传播问题进行探讨 。
一、 历史上注重吸收外来科技的文化传统－STS传播的文化基础
STS于20世纪中叶产生不是偶然的，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一方面，科技迅猛发展，并且日益渗 入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人类的物质文明获得空前的提高和发展，科技成为人们讴歌和依赖的力 量;另一方面，在经受了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环境与生态危机之后 ，人们面对日益暴露出来的科技对人类生活的负面影响，开始对科学的价值、技术的作用产生 了疑虑和困惑。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欧美学者所谓的“一种激进而出于理性的当代反科学 现象”或“反科学的文化运动”［1］，让人们越来越关注现代科技可能带来的社会和 文化问题，从而促使人们对科技的反思。
从上述STS产生的背景可以看出，它首先发端于科技发达的西方国家，因为近代以来是以科技 发展为外在特征的西方工业文明主导的时代，科技已经渗透至西方社会生活的内核和基质;西 方社会在深受科技恩惠的同时，也同样关注科技的负面效应。而作为近代东方第一个依靠科 技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日本，虽然近代科技发展起步较晚，但由于其自身善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 (包括科学技术)的特点，所以科技对日本社会的影响迅速加大和深入，成为日本社会文化中不 可缺少的因素。正是因为日本具有靠吸收外来科技发展本国国力的历史传统，因此，当科技的 负面影响日益显露时，日本社会自然就产生出引入解决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理论－STS[ CD2]的要求。
近代以前，日本是一个在中国大陆文化影响下发展的后进国家，虽然早在绳纹式文化时代就 有了陶器、石器、纺织等原始的生产技术，却不曾拥有自己的科学。但是，日本人深深意识 到，“岛国的命运使日本没有独创文化的能力，只能贪婪地吸取外来文化，经过取舍、选择 ，创造出适合自己的文化”［2］。从古至今，“日本民族都在为和异种民族、异质文 明的接触、同化而努力着”［3］，这一点也突出表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中。
日本最早的技术革命，起源于农业技术的变革。但是，日本农业技术的变革主要不是依靠 自身的缓慢积累，而是在先进的汉族大陆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发生的。公元前3世纪末，早已 跨入铁器时代的汉民族，把金属文化和农耕技术传入日本，使日本列岛上的居民得以跨越青 铜器时代，从新石器时代的绳纹式文化直接进入铁器时代。公元6—9世纪，中国古典科学伴 同佛教文化传入日本，在明治维新(1868)以前，属于汉学体系的中国古典科学在日本科学 史上居统治地位达千年之久。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中国文明在日本历史上所起 的作用，是难以估计的。”［4］依靠输入外来文化去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是贯穿在整 个日本文化史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16世纪开始，日本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科学。在“锁国”的背景下，日本以荷兰为渠道来吸 收西方科技文明，成为日本近代科学的胚胎－兰学兴起的契机。兰学家们通过翻译西方科 学书籍、结成学术团体以及进入西方学者在日本开设的学校学习等方式，不仅掌握了近代自 然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而且受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成为变革日本社会的一支积极的革 命力量。明治维新后，以兰学家为代表的新知识阶层在国家的引导下，大规模地引进、发展 近代科学技术，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再次飞跃发展。
在近代以来的国家发展历程中，日本政府与国民深刻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立国之本，它不仅影 响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且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当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而要 求对之重新审视时，拥有融合外来文化悠久传统的日本社会具备了接受STS的文化基础。
二、 20世纪初期以来对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STS传播的理论准备
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在此之前，已经有其他学科从不同角 度把科学技术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比如从历史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就是科学史和技术史; 从哲学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就是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科学技术，就是科 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虽然STS与上述学科有着区别，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学科的研究为ST S研究作了理论准备。从20世纪初期开始，日本学者就已经从哲学角度来解释科学技术。
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日本，其崭新的历史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为研究科学技术论提 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被称为“日本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的《唯物全书》(66册)，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发行的。1935年，户坂润发表的《科学论》被认为代表了战前日本 科学论研究的水平。由于他提出了科学是“历史的社会的客观存在”，“是知识在社会上被 普及，在历史上被继承的事实本身”［5］等观点，为日本科学技术论的研究和发展奠 定了基础。
在技术论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日本展开了关于技术定义的讨论，出现了相川春喜关于技 术是劳动手段的体系的“体系说”和武谷三男关于技术是对客观规律的有意识的应用的手段 的“手段说”。无论是“体系说”还是“手段说”，都只是局限在生产实践的狭隘领域里讨 论问题。随着战后劳动手段的进步促成了社会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的重大变革，日本的技术 论研究也随之深入到技术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技术发展与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关系等 方面。
从历史角度研究科学技术方面，日本学者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注重科学史研究，做了许 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41年4月，为了探究科学史的本来面目，以便针砭时弊－抵制带有 国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色彩的通俗科学史宣传，一些进步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者创立 了日本科学史学会，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科学史、技术史研究的发展，并为保卫和发扬健康的 科学精神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此外，自1945年日本深受原子弹危害后，日本学者就开始关 注科学社会学，着重研究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与社会价值。
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日本出现了科学技术与自然之间、与社会之 间的深刻矛盾。一方面社会物质财富空前丰富，另一方面一系列社会公共问题严重威胁着人 类社会的稳定和安全。科学技术的发展向何处去?围绕这一课题，日本学者开始拓展自己的视 野，从自然、人类、社会的广阔背景中对技术作统一的考察，把研究领域推向现代社会中的各 种实际问题，比如未来技术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等。由此可见，在STS传入日本之前，日 本学者已经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刻的阐述，为STS的到来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 由偏重“技术”教育向重视“科学”教育的转变－STS传播的内在驱动
关于STS的学科内容，日本学者起初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教育内容的STS”－STS 教育，另一部分是“作为学术研究领域的STS”－STS研究［6］，后来又加上了第三 部分，即“作为管理领域的STS”－STS管理。日本学者很重视STS教育和STS研究，尤其重 视STS教育。他们认为，STS教育是指把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成果，向广大市民( 包括科技和教育工作者)进行宣传和普及，使他们形成STS意识和相应的价值观，是具有自我 意志决定力的一种运动［7］。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在初等、中等教育领域中，STS教 育活动在科学教育(在日本指的是理科教育)和社会科学教育中比较明显。而对于日本来说， 在STS传入之前，其理科教育经历了由重视“技术”教育向重视“科学”教育的转变， 在一定程度上为STS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迄今为止的100多年间，日本贯彻“教育立国”的方针，通过教育改革努力引进西方科学 技术，并在引进方向上进行过两个选择。一个是重视“科学”，即重视作为自然科学基础的 西方科学的精神，以培养国民科学的自然观、科学的社会观;另一个选择是重视“技术”， 即把自然科学只看做技术的手段，仅仅学习作为科学成果的技术，并以此作为引进的方向。 在上述的两次选择中，日本曾一度选择了第一种引进方向，主要是因为当时福泽谕吉等有留 学背景的启蒙运动家强烈主张在每个国民的意识中培植西欧式的科学的精神，对初期的明治 政府产生强大的影响。
但随着对国家意识形态控制的加强，并出于担心科学的精神、合理的思考会批判现行的体制 ，明治政府通过教育制度的变革，把“修身”(即传授国家主义道德科目)作为最重要的学 科，缩短理科的教育时间，其内容由培养科学的精神、科学的自然观转向传授零散性的科学 成果的片断，开始重视实用性的“技术”教育。对“技术”教育的偏重使日本教育重视效率 ，追求效率，讲究实用，而不善于注重知识的积累。二战后，受美国占领军当局的指令，日 本开始了彻底的教育改革，废除了国家对教育的统制，尊重教师和学生的自主性。日本文部 省强调，“培养科学精神，使合理主义、实证主义深入地渗透到国民的生活和心理意识中， 更新国民的教养，提高其水平，打好建设新日本文化的基础”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在实施新 教育制度的同时，增加理科教育的授课时间，实现由重视“技术”教育向重视“科学”教育 的回归。
STS作为一门跨世纪的新兴学科，对它的研究具有很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其主要表 现之一就是它提出了新的教育观，其显著特点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系和整体化，科学 技术和社会的密切结合，其宗旨是培养具有科学技术素养，全面发展的一代新型公民［8 ］。显然，STS教育观要求人们具有一定的科学精神，而日本理科教育对“科学”教育的重 视，一定程度上呼应了STS教育的要求，为更好地理解STS、传播STS打下了一定基础。
四、 20世纪60年代以后环境教育的重视－STS传播的现实需要
二战以后，迅速发展的科技提高和发展了人类的物质文明，各参战国也依靠科技来实现 国家的复兴。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往往只看到科技的积极作用，因为它的负面影响还没有 大到引起人们重视的程度。20世纪60年代以后，产生了一些全球性的问题，人们就不能不重 视这个问题了，即科技是把“双刃剑”，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其中，环境污染就是 代表性的事件之一。20世纪60年代以后环境污染相当严重，由局部性的污染扩大到全球性的 环境污染，已经到了威胁人类生存的地步。这也是STS兴起的重要背景之一。同许多国家一 样，日本也开展了环境教育运动，由于环境教育所涉及到的许多环境问题与科技有很密切的 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教育为STS教育作了铺垫。
从历史上看，日本的环境教育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公害教育。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开始 高速发展，与此同时，以污染为代表的公害问题也随之发生。到了60年代后半期，以水俣病事 件、四日市废气事件、爱知糠油事件、富山痛痛病事件四大公害诉讼为标志，公民反对公害 运动达到了高潮，促进了环境行政变革。在政府的规划下，日本学校教育中以公害问 题为契机开始了最初的环境教育。70年代日本环境教育进入环境教育理念导入与实践 的探索时期。1975年，在日本创立了全国中小学环境对策研究会，同年，以大学为中心，成立了 环境教育研究会。在1977年的小学和初中、1978年的高中的教学大纲的修订中，对保护人类 的生存环境、资源和能源、尊重生命等与环境相关的教育内容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20世纪80年代，城市、生活型公害和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趋严峻，日本政府和国民更加深刻 地认识到进行环境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1993年开始文部省开展了努力推进学校、家庭 、地区一体化的环境教育。1991年、1992年和1995年文部省陆续编辑出版了《环境教育指导 资料》，标志着日本中小学环境教育的基本理念已经确立。同时，日本大学的环境学科数量大 大增加，基本覆盖了人与环境关系的各个领域。
由此可见，日本在STS传入之前，就进行了长期的、广泛的环境教育。通过这种环境教育，日本 民众较之以前对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与STS所提倡的重视科学 素养的教育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显然，在教育层面，日本的环境教育已经为STS做好了准备 。
以上从日本吸收外来科技的文化传统、对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重视“科学”教育的理科教 育、因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而兴起的环境教育着手，简单分析了STS在日本传播的有利文化 背景。但是，STS毕竟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如何与具有民族特征的 日本文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是一个需要长期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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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发展论文范文3
关键词：考工记；科技发展；意义
科技，是人们为了扩大其知识储备及应用而进行的各种理论探索活动，包括研究开发、技术创新、工艺设计等。科技的发展对社会各个领域发展的意义是巨大的，所以邓小平同志才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国做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3000余年的文明史，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我国古代科技发展也有着辉煌的成就。同时，我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也是种类繁多，包括《黄帝内经》、《齐民要术》、《天工开物》、《梦溪笔谈》、《农政全书》、《本草纲目》、《畴人传》等等，这些著作在特定时期都分别代表着一个领域科技的最高水平，《考工记》也是其中一部。
二、《考工记》内容及科技价值简述
《考工记》又名《周礼·冬官·考工记》是我国春秋时期一部科技巨著，是我国整个工程技术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该书在中国科技史、工艺美术史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汉代又对其进行整理和编校，并作为儒家经典文籍之一，收入在《十三经》的《周礼》(即《周官》)之中[1]。《考工记》主要记载的是春秋时期的官营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另外该书虽然字数不多，全书仅有7000多字，但却涉及了古代数学、物理学、化学、农学、地理学、建筑学、冶金学、声学等诸多自然科学的知识，从实际的经验技术和知识中阐明了一些科学道理，是一部真正的“奇书”[2,3]。本文拟通过对《考工记》进行分析，探索《考工记》对我国科技发展的意义，一方面对《考工记》这部科技巨著在我国科技史中的意义进行分析，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分析为现代科技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三、《考工记》对我国科技发展的意义
（一）对古代科技发展产生了示范效应
《考工记》中对生产工具、乐器、建筑、交通运输、皮革制造、染色、乐器、玉器等36项专门实用工艺技术进行了详细的记述，显示了这一时期手工业内部的细密化及其技术的规范化与科学化程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且《考工记》中记载了大量实用力学知识，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工程技术知识的总汇。《考工记》产生的地方位于当时的齐地，以《考工记》为代表的一系列科技著作在当时的齐地出现，并以此为中心不断向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在后世的延续。但这种科技领域辉煌的成就不仅属于齐国，也属于整个中国，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典型代表和象征。产生了极为重要的示范作用，为中国科技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领先于世界作出了突出贡献[4]。另外，《考工记》的出现，也为后来许多相关科技巨著的产生提供了示范，比如后来的《管子》、《齐民要术》等，尤其是《管子》，深受《考工记》的影响，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管理、哲学科技等诸多领域，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对后世也产生了强大的示范和带动效应。
（二）对近代科技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考工记》中大量科技思想不仅为古代科技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示范，同时也为近代我国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比如关于冶金方面，《考工记》中提到金有“六齐”，即：“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5]”这为后来冶金工业的发展，尤其是铜、锡调配的比例提供了翔实的理论基础，对后来我国现代冶金工艺取得巨大成就做出了巨大贡献；另外，《考工记》肯定了“百工”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重要地位。比如，《考工记》指出，“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即在当时六大职业种类：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工排就是其中之一。并且《考工记》还明确指出，百工是圣人，“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也。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并不是奴隶[6]。这些理论的出现，都为后来中国，乃至世界科技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意义的理论基础，有许多理论基础一直沿用到现在。
（三）对现代科技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
《考工记》中记载的许多手工艺种类及设计规范，从此我们可以看出2000多年前我国传统手工艺设计已有细致具体的行业分工，制定了模数化，标准化的生产模式。并且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管理体系和规范化的质检标准[5]。显然，这种严格的工艺管理体系的制定，规划化的质检标准，这都是现代工业管理体系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另外，《考工记》详细的记述了先秦时期“百工”所含的工种及各个工种的主要分工，包含的信息量很大，这对后来我国的科技发展中研究人员及科技项目种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再有，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给人们带来了便捷的生活，也带来了富足的物质，但人与自然环境的相处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矛盾。科技的发展对能源需求增大，人们无节制的开采能源、使用能源、砍伐树木、占用耕地，空气污染了，水源污染了，土壤也污染了，物种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多等等，这一系列关于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在不断的拷问着越来越发达的科技[7]。而回头去仔细参研《考工记》，其中所提到的“天人合一”的工业发展思想，一方面体现了传统设计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还体现了人与工业产品（器物）的和谐统一上。《考工记》中还提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设计思想，这是古人对于避免现代社会中工业发展急功近利，追求利益最大化，防止传统文化的丧失及人文情怀的失落，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与人类和谐发展提出的最直接的指导思想[5]。所以我们说《考工记》为现代科技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是确切无疑的。
四、结语
《考工记》是一面镜子，我们细细的品味这不著作，可以从其中发现很多东西，认识很多带规律性的问题[4]。而且，这本著 作是历久而弥新，虽然过去了2000多年，但再看起来，依然有很多值得我们继续深入发掘的地方。古语曰：“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希望通过对《考工记》这部历史巨著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期对现在以及将来我国的科技发展，包括科学技术和科学思想提供更为身后的理论基础。同时，《考工记》做为中华民族科技发展史中最为灿烂的瑰宝之一，需要我们不断的研究、探讨才能在新时期展现出更大的辉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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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发展论文范文4
关键词：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自动化
一、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主要思想
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和领袖，在认真总结建国以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其中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的著名论断，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事业发展方向。他关于科学技术的主要思想观点可以概括如下几个方面：
1、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速度比资本主义慢，还谈什么优越性？”1985年，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如所周知，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高度概括，这个概括既指明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又兼顾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是他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也是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的理论基础。
2、“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核心部分。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科技生产力论。人类社会进入近代，出现了第一次科技革命，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马克思针对这种情况科学地阐明了生产力的内涵，“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其现实依据是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个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 1978年，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邓小平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1 988年，邓小平接待外宾时，第一次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指出，“经济发展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观点是邓小平对马克思科技学说和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态势。
3、科学技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四个现代化是发展生产力的阶段性目标。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际上就确定了发展生产力要以科学技术为主攻方向。邓小平说：“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这些论断阐明了科学技术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
二、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赋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新的特点
本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之快，发展的规模之大，发生的作用之广，影响之深远，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呈现新的特点：
第一、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加快。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促使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大大缩短。例如：从发明到应用的周期，18世纪前平均为70年，19世纪为14-70年，20世纪上半叶为20年，战后缩短为7年，现在一般为5-1年。再看，美国战时搞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由于战争的需要，不到4年完成了第一颗原子弹。集成电路从无到有仅用了2年，激光仅用了1年的时间，与此相适应，新技术、新产品老化速度也在不断加快，老化周期不断缩短。20世纪为40年，50年代为15年，70年代为8-9年，80年代以来更短。而电子计算机的更新换代速度大约5-8，运算速度提高10倍，成本降低90%、体积缩小9/10倍。从1973年研制成功第一台微处理机到81年代初期已更换了4代。
第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社会生产向着高度知识密集型和智能化方向转化。二百年前，产业革命时期国民经济主导部门的纺织业，以及后来取而代之的钢铁、汽车、造船和建筑业等，现在已成为“夕阳工业”，逐渐退居次要地位。目前，日、美、西欧等国家和地区不少传统工业已实现了自动化。与此同时，电子工业、信息工业、核工业、宇航工业、新材料工为、生物技术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型的新兴产业部门如旭日东升，迅速发展为“朝阳工业”。
第三、科技进步因素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已起着第一位的作用。世界各国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初期多靠人力，中期多靠资金，以后就主要是依靠科技。依靠科技发展生产力，创造财富，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改造传统产业，降低消耗，提高产值；二归展高科技，开辟新产业，如知识密集型产业、信息产业等。特别是后者，产业依靠科技和一定的信息，而无需大量的能源、资源，却可以创造大量的财富。国外学者根据道格拉斯函数计算的结果，在发达国家科技对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速度的贡献，本世纪初为5%-20%，本世纪中叶上升为50%，80年代上升到80%。这充分显示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明显超过酱劳动力的作用。事实说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甚至是第一生产力”
第四、科技进步使劳动手段更加现代化。自第一次科技革命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工具不断改进，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这次新技术革命中，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广泛运用，传统机器体系出现了工厂自动化、办公自动化、家庭自动化，农业自动化的世界性发展趋势，使生产工具的变革已由过去的“手的延伸”变为“脑的扩展”，利用科技创造的机器体系不仅代替了人的体力劳动，而且还部分代替了人脑的思维，从而可以完成人力本身需要几年、几十年才能完成的，甚至有的根本无法完成的课题。由于现代科技使生产工具发生了质的飞跃，从而极大地提高警惕劳动生产率，极大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综合以上所述，当今社会是一个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的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经济增长的速度、增长的潜力。因此，我们更应该认真对待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认真践行这一思想，来达到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2卷，人民出版社，1 994年，第 2版
现代科技发展论文范文5
关键词：先进文化 三个代表 科技 科学精神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根本总结，对党的根本性质、根本任务、根本宗旨的阐述，深刻的指明了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方向。其中，关于我们党要“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精辟论述，对于我们不断地创造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特别是当代科技迅猛发展，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的今天，科技对国家和整个人类起着生死攸关的作用。基于科技“双刃剑”的特性，科技必须有先进理论指导，才能成为先进的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对此我们尤其要注重“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理解和领会，提高对先进文化的理论认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运用科学方法，倡导科学精神，使当代科技与先进文化紧密结合，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文化基础。
一、科学精神与先进文化
1、文化与先进文化。
文化是一种观念形态，是与经济、政治并列的东西，是与自然相对应的，包含了人区别于物的一系列的规定性[1]。由于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原因，文化具有多样性。在多样性的文化存在中，必须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才能确定其先进性。一般说来，只有置于现实基础之上的反映当代政治和经济的基本特征，又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文化，才是先进的文化。我们党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在“三个代表”中强调指出先进文化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因为无论文化还是科技最终目的是服务于生产力的发展，“不管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2]”，才能肯定其先进性。
任何科学技术的创造都是由人来完成的，而人都是具体的、社会的人，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积累知识、思考问题并实现综合创新的。因此，文化对科学技术发展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文化环境的性质和质量直接影响着科学价值的创造过程[3]。可见，文化的生产本质是社会的精神生产。
2、先进文化和科学精神。
先进文化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又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影响人的精神和灵魂，渗透于社会各个方面。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是先进文化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科学文化是科技与文化在更高层次上的整合，在思想道德基础上又升华为科学精神。因而，科学文化包含对科学精神宣传，对科学本质认识，对科学方法学习，对科学人文理解和运用程度。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相应变化。高科技发达的今天，科学文化在人们的活动中已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成为人们的基本的生存状态。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已经认识到在享受由科学技术带来的工业文明的辉煌成果同时，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土地沙化、资源枯竭、粮食短缺、贫富差距扩大等。人们开始审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可持续发展理论，滋生可持续发展文化，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却又在本质上体现出创新。它是一种以知识为内核，以人类全面发展和共同利益为前提，以社会主义文明为基础并以科技进步为保证的新型文化，更加深刻地体现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为人类精神和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3、科学精神是现代社会中先进文化的核心。
科学精神是人类精神文化和科技的融合，包括怀疑一切既定权威的求实态度，对理性的真诚信仰，对知识的渴求，对可操作程序的执着，对真理的热爱和对一切弄虚作假行为的憎恨，对公正、普遍、创新等标准的遵循。作为评判是非的重要标准，科学精神是科学文化的深层次结构中所涵括的一套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是科学文化的核心结构。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科学精神作为科学家的共有的价值观念的集体体现，在成为科技工作必须遵循和坚持的准则同时，又以一种文化形态注入整个社会，成为现代社会文明的象征。因而科学精神也就成为人们把握和判断社会事物、思想观念、道德行为价值的重要标准和依据，这就使科学精神演绎成人类共有的精神和文化。
因而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励”[4]的时代，高科技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精神也就进一步走进先进文化的核心地位。对此，坚持用科学精神审视传统文化，探索未来文化，可以使我们民族文化具有时代性、先进性，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三个代表”正是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强调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任何时候都不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如果我们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缺乏紧迫感和危机感，不及时吸收和拥有最新的科技成果，不占领科学文化的制高点，就不可能站在时代的前列，就会失去自己的先进性。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文化是“多元化”的，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但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一元化”的，就是党的理论。所以，先进文化和作为先进文化核心的科学精神也是具体的，主题是鲜明的。
二、加强先进文化生产力必须弘扬科学精神的主旋律
文化，本身就是生产力，一种精神生产力[5]，先进文化就是先进的生产力，是高尚的精神生产力，科学精神就是先进文化生产力的催化剂。
1、科学精神是时代的呼唤。
近代科学精神是在宗教神学控制下面临死亡的威胁中成长的，有先天的先进性。在历史跨入现代以后，科学如日中天，成为人类的主旋律，科学家亦成为受人尊敬的精英。科学的角色虽已转换，由神学奴仆变成社会的主流，但科学与非科学、与伪科学的关系却日趋复杂，科学与迷信的斗争也相应地改变了自己的形式，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神学、迷信企图巅覆科学精神。所以，科学精神自诞生那天起，就遭受着神学、迷信等歪理邪说的摧残。因而高扬科学精神，反对歪理邪说是我们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之必由之路，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就充分说明了我们党对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准确把握。
2、科学精神是社会文化的指航针。
由于现代高技术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增长，还包括一系列负面社会问题和精神危机，由此在科学精神方面引发出各种批判性的反思是非常自然的。一方面，现代科技成果的社会效用难以把握：原子能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文明；克隆技术具有诱人的前景，也可能产生棘手的伦理难题。凡此种种，我们不能轻易断言：科学工作必将获得正当评价。另一方面，当代科技理论如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等革命性的进展，使得理论的再突破愈来愈困难，因而产生“科学终结论”的反科学思潮。面临此类质疑，科学精神就必须走在社会活动的前列，才能引导整个中华民族担起先进生产力的重任。
在整个20世纪，科学精神作为一种主流文化也得到了重视，但在科学大道上之所以差强人意，一是没有真正掌握科学与伪科学的区别，随心所欲把科学当成一种工具，结果与科学精神相背离；二是没有始终如一地在科学体制上下功，使科学远离经济轨道。面对我国这种脱序状态，我们应特别注重先进文化的忠实代表---科学精神的倡导。首先，必须在高扬科学精神的氛围中着力建立现代化的科学体制和社会，批判形形色色的现代迷信，抵制伪科学干扰；其次，正视现代化带来的新问题，如生态破坏。第三，科学精神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与其它文化构成之间冲突的可能性，我们不能漠然置之，思想的触角应该敏锐地把握住。
当伪科学拿科学做挡箭牌，为现代迷信作辩护时，更要坚持科学精神，它是人类精神中最深层次的宝贵内涵，是与现代迷信作斗争的锐利武器。
3、倡导科学精神是准确把握先进文化理论的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丰富的科学精神，又有与现代科技精神背离的东西，我们就应该扬长避短，准确辨别科学、非科学、反科学、伪科学，警惕打着科学旗号的迷信活动，引导人们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权力观、人生观。当然，本着科学精神，我们不能对科学“教条化”和“迷信化”，因为科学并非是既成的、不变的教条，它本身在发展和变化；同时要正确估计科学的实际作用，掌握好分寸。要把科学看成是一种社会实践，它不断与其它社会体制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意识相互影响，正是这种合力推动历史前进。
我们的理论创新也必须本着科学精神。只有在科学精神指导下的理论创新，才能准确地把握社会实践需要，才能是人民大众的理论，才是有生命力的理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准确地把握了社会实践，都是本着科学精神而创立的时代性理论。这些在科学精神基础上酝酿成熟起来的理论创新，既是实践的需要，又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相反，违背科学精神胡乱编造的所谓“学说”或“理论”，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因而，要准确把握先进文化和先进理论，就首先必须倡导科学精神。
三、科学精神促进先进文化的建设
1、以科学精神加强科普教育树立科技意识是建设先进文化的基石。
科学技术是推动新时期道德建设的理性力量，科学文化是树立正确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树立科技意识和加强科普教育，加强人文科学建设，是我国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因为解放科技生产力的过程就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和自身素质、开发人的智能的过程。然而恰恰在科普教育方面，我国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尤为欠缺。
据统计，我国公民中只有50%知道地球公转周期为一年，知道宇宙大爆炸学说为16%，知道恐龙在人类出现就已灭亡的为22%，知道宇宙比银河系大的为64%，甚至6%的人认为地球最大；31%的人知道牛顿，21%的人知道哥白尼和爱因斯坦[6]。可见，我国目前科技意识差之甚远，这对科技和先进文化整合带来诸多困难，从而也说明科普教育存在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大力宣传科技知识，宣传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培养公民用科学方法处理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他们科学文化素质和生活质量，树立与科技发展相适应的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念，建立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
在精神文明的建设中，要树立与科学精神相适应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像封建社会那样把知识分子作为工具使用的历史不能再重演，然而科技人才所承担重大的社会责任又使他们必然受到关注，压力乃至控制，这就既要尊重科技人才的个性，又要进行必要的协调和组织，从社会进步的最终目标来看，需要正义感和敬业精神的唤起，而不单是行政命令和高压手段。只有全社会树立科技意识的旗帜，才会唤起先进科学精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才会有精神文化保证和智力支持。科普教育是全社会树起科技意识的基本途径，宣扬高科技的强大功能和科学家的高尚品质，在全社会形成重视科学、尊重人才和知识的良好环境。如今，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重大战略，文化和科普教育就必须着眼于这两个基本战略，努力提高全民族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引导人们掌握科学方法，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先进文化支持。这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时代特征，是社会主义文化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客观要求。
2、以科学精神加强科学方法的运用是建设先进文化的有效途径。
科学方法是发现和揭示事物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的手段总和。人们对事物规律的认识愈深刻愈全面，其行为就愈合乎道德规范。作为现代文明结晶的科学方法，凝聚着人类智慧，其科学思维和科学决策无疑是社会主义新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
首先，我们要用科学方法分析和处理现实问题。例如，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我们就应该用科学方法全面理解“科学技术”，科学显然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时还包括哲学。然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包括科技工作者片面地把其中的“科学”理解为自然科学。诚然，自然科学对社会生产力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没有社会科学技术如法律、政策等强大政治文化系统及哲学的支撑，自然科学技术也会成为一种怪物，何谈第一生产力？因此，以科学方法对待实际问题，也是我们党先进文化的重要课题。
其次，要克服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目前我国尚处在科学方法还不十分普及，应用范围和程度还亟待扩大的阶段。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当前要大力推行科学技术，但并非是与人文主义对立的科学主义，而是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紧密结合基础上推进科技进步，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实践中相容性的发展，是先进文化的发展。混沌理论研究表明，在复杂的社会非线性的系统中，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将会带来系统状态的巨大偏差。其深刻的启示是：当代社会面临的环境、社会、经济等问题，都有可能在微小的不确定因素干扰下引发重大的矛盾。因此，运用科学方法，加强对社会的必要干预和调控是十分重要的。人类面临的环境和资源问题、经济和社会问题等，既是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也是社会和生态问题。从根本上说，这些问题的解决已超出科学技术能力之外。只有综合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哲学以及先进的技术手段，才能形成解决世界难题的最佳方法。追查这种先进的方法，也就是在发展先进文化。
发展先进文化，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能更好地让广大群众懂得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进化，灾难的形成，养生保健等科学道理，使大家真正明白科技与财富、健康之间的关系，使社会公众树立科学的自然观和宇宙观。总之，坚持科学方法，加强全面发展，是拓展先进文化的根本。
3、以科学精神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根本目标。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缺一不可。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应，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统一，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因此可持续发展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相辅相成、相得益彰[7]。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本来在技术和资金方面就不领先，如果实施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球背景下再丧失掉环境优势，就有可能陷入弱者恒弱的窘境。在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清洁生产无疑是一种先进生产力
[8]，可持续发展文化无疑是先进文化。
可持续发展文化是建立在对工业文明反思的基础上，以人文社会科学为起点，以自然科学和技术为对象，集中体现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具体运用的先进文化，是知识经济文化观念的强大后盾[9]。未来的经济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在其实质上就是科技经济，是科技经济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和实现的必然结果
[10]。对此，可持续发展为我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带来了新的内涵同时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通过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奋斗精神，可以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激发人民的创造精神，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通过大力发展科学文化教育，可以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把先进的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从而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通过道德风尚的建设，引导人们对社会、对人民负责，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反对小团体和本位主义，反对损人利己损公肥私，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深刻领会先进文化的科学内涵，以科学精神为桥梁，把当代高科技（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相整合，我们党就能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注释与参考文献
[1][7] 匡国珍。对“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思考[J]。北京：社会主义研究，2001，（1）：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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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韩文甫，纪德尚。科学价值创造的文化教育条件探析[J]。郑州：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51
[4]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北京：人民日报，1998-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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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大椿。科学技术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307
[8]傅晓华。清洁生产是一种先进生产力[N]。北京：中国经济导报，2002-01-15
现代科技发展论文范文6
一、当代社会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争论及实质
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不断密切，既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相关，也与意识形态所反映的时代主题变更相关。在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木主义阵营的对抗，既表现为军事较量，也表现为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与资木主义的森严对垒转化为并存竞争，意识形态既推动这一转变的过程，又在这一过程中拓展了自身职能，表现为文化形态。这种转变，并不是西方学者所宣称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或“非意识形态化”，而是意识形态具有与过去不同的服务对象与功能属性。
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西方社会争论激烈，观点各异。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对立论”与“等同论”。
(一）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对立论”
对立论认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性质不同，形态各异，功能相反，是绝对对立的。持这一观点的早期代表是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他把意识形态界定为偏见、情绪、虚妄，而把科学界定为真 实、理性、正确，从而认定两者是对立的。对立论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他认为科学是在抛弃意识形态问题框架的前提下形成的’也就是说’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有一条鸿沟，他称之为“认识论断裂”。之所以有这种断裂，就是因为存在着意识形态的“问题框架”，即思想的基础结构或思维模式。这种问题框架居于无意识的心理层面，一旦它上升到意识层面’与现实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认识断裂就出现了。所以他提出，科学只是在不断摆脱那些窥伺、袭击和缠绕它的意识形态的条件下，才能成为在历史的必然中自由的科学。很明显，阿尔都塞同样认为意识形态是强制性、虚幻性、普遍性的存在，只有不断改造、摆脱意识形态’才能形成科学理论;科学的任务就是要把意识形态从科学领域清除出去，保持科学的发展性。
对立论把意识形态视为情绪、僵化、虚幻的东西而与科学对立，否定意识形态具有科学的可能性。这种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相互割裂、对立的观点，不仅否定了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而且否定了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反作用，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看成是不需要科学技术以外其他条件的纯科学技术活动。这种观点是导致西方社会科学主义，也称唯科学主义流行的认识根源。这种唯科学主义观点，在尊重科学经验与事实的名义下’推行不可知论和主观经验主义，把木来属于“工具理性”的科学，要它发挥“价值理性”的作用，从而导致了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的分离和对立。
(二)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等同论，’
等同论认为，资木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已经取代了传统意识形态的作用，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法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创始人霍克海默最先提出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观点。他认为，在现代资木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既可以论证社会目标的合理性，又可以掩盖其不合理性;当代资木主义社会的“物化”已使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深奥的“自我施加的现象”;“技术的合理性”已转化为“统治的合理性”；“各种精密观测仪器正在使语言木身失去其表现特征，并越来越排他地显现出一系列符号特征，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甚至每个个体灵魂的无限意义和价值观念也已经变得陈腐过时。”等同论的第二个代表人物是美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马尔库塞。他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向性，“技术理性这个概念也许木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不仅工艺的应用，而且工艺木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统治。”在马尔库塞看来，“当代技术和科学取得统治地位，成了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_马尔库塞只看到了资木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发挥作用的一面，没有看到资木主义意识形态向各个领域渗透的一面，从而陷人唯科学主义。
等同论的第三个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哈贝马斯通过对当代资木主义的分析批判，提出了“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命题。他认为，在资木主义社会，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力日益失去意义，资木家一方面主要靠科学技术获取剩余价值，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加强，统治者也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把原来需要通过交公众讨论的问题变成由科学技术专家运用技术来解决的问题，这样科学技术就起到了意识形态的作用。他说：“社会系统的发展似乎由科技进步的逻辑来决定。科技进步的内在规律性，似乎产生了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性……技术统治论的命题作为隐形意识形态，甚至可以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并且可以使合法性的力量得到发展。”哈贝马斯的观点简单地说，就是科学技术实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而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又实现了对人的统治。哈贝马斯的这种思想，实质上就是“技术统治论”思想。“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木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木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4]应当承认，哈贝马斯看到了当达资木主义国家把科学技术作为统治工具的倾向，警 示人们要认识资产阶级统治的新动向，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过分夸大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用科学技术掩盖当代资木主义社会的矛盾’把科学技术等同于意识形态’既违背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辩证关系而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又掩盖了发达资木主义国家阶级统治的实质而在政治上有害，其要害如美国学者A?赫布斯在《社会问题与科学主义》一书中所说的，科学主义“相信科学能回答所有的人类问题’它使科学成为哲学、宗教、习惯方式和道德的替代物”。
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在西方国家中对立或等同两者的关系，便出现了既有将科学技术看作纯粹“客观知识”或纯粹“客观工具”，否定意识形态、人文精神作用的科学主义流派，也有将人文精神、人文价值孤立化、绝对化，排斥科学技术作用的人文主义流派，这两种倾向只会导致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断裂。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思想
关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上的“对立论”与“等同论”，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辩证的“关系论”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有区别而不能等同，有联系而不能对立。
(一）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区别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所反映的对象不同。马克思在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时，认为历史“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而“意识形态木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自然科学是人对自然界认识、利用与改造的产物。如果说它反映了某种关系的话，除了反映自然现象的内在联系外，从人的角度来说，它只不过反映了“人对自然现象的关系”，并不反映人们的社会关系。而意识形态则是人们关于社会的观念形态的理论化、系统化，集中反映社会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在阶级社会中是人们阶级关系的反映。
其次，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功能不同。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事物的木来面目，进行事实判断。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只能断定是什么，而不能断定应该怎样，在科学的领域之外，仍然需要对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科学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至于用科学是为人类造福还是危害人类，就不属于科学范围的问题，而是属于意识形态价值判断的范围。意识形态是为人类的思想和行动定向的价值体系，它引导人们辨别善恶美丑，提供人类活动的价值规范和价值目标。因此，意识形态的作用，是科学所不能代替的。
再次，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属性不同。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属于知识形态的生产力，“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_31~35)科学技术有别于哲学、政治、宗教、艺术等知识形态，它内在地连接着劳动者的体能、技能和劳动工具’具有技术实现的需要和可能。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科学技术作用的强化，无非是科学技术发展对生产力的各个要素都有强化作用。科学技术对社会进步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以一种无阶级性的特殊意识形式，处在向物质形态的转化中而推动社会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科学技术称之为“头等生产力”、“第一生产力”。而意识形态则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上形成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木利益和观念的总和，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和鲜明的阶级性。
总之，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在木质属性、功能属性、社会属性上，在反映、服务的对象上，在社会生活中所担当的任务上都是不同的，不能把它们等同起来。在当代社会条件下，不管科学技术的影响和作用如何强大，但它不可能消除人的主体性与人的价值取向。相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社会需要人具有更强的主体性与更合理的价值取向来推动、驾驭科学技术发展，正确运用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片面夸大科学技术作用，否定意识形态作用，无疑会使科学技术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而无法驾驭，并导致社会与自然环境恶化，这决不是人类所追求的生存、发展目标。
(二)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联系按照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观点，两种不同事物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具有决定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资木主义生产力发展时，指出科学技术在资木主义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这是因为，“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正因为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基础作用，所以，“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它不仅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促进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
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意识形态的变革，丰富意识形态的内容。自然科学研究所创立的理论和使用的方法，形成的科学精神，是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力量。科学的木性是尊重客观事实，不迷信任何偶像权威，不承认任何陈腐不变的教条，不盲从任何权力意志。因而科学木身是彻底革命的，它的发展和推广应用，有力地摧毁着落后的意识形态，并促进新的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所以马克思在分析了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的作用后指出，这些发明“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导致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调整与变革，不断开辟新的发展领域。为此，社会的规范、准则都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与变更，形成新的政策与法律条文。科学技术的发展还能帮助人们遵循自然和社会规律，调整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树立新的价值与伦理观念，摒弃愚昧无知、陈旧落后、封建迷信的思想意识。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形成的新的思维方式，如系统、综合、协调等思维方式，使人们观察、分析问题有新的特点，帮助人们从单一到多样，从把握线性关系进而研究非线性关系，从时空分离走向时空统一等等。所有这些，都使人类的认识能力和思想方法上升到新的水平，使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得到丰富和发展。
其次，科学技术发展强化意识形态功能。其一，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功能的强化’体现在运用科学技术服务政治需要、维护政治制度。科学技术虽然没有阶级性，但它一旦为某一特定的阶级、社会主体掌握和运用，便具有为特定阶级、社会主体服务的社会属性。特定的阶级、社会主体总是力图从科学技术那里寻求支撑，为自身的利益和政治制度辩护。无产阶级用现代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规律，为唯物的辩证的历史观和彻底的革命理论作论证。资产阶级也利用某些科学理论反映和表达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如资产阶级利用适用于自然界的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解释社会领域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生活方式，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被资产阶级赋予了特定的含义，成为资木主义弱肉强食、对外侵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以恩格斯说:资木主义大工业，“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木，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并且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其二，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功能的强化，体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能有力地促进生产关系的变化。蒸汽机的出现引起工业革命，新兴资产阶级拿起近代科学技术这个武器反对封建神学，建立了资木主义政治制度；电磁理论应用引发的电力技术革命，促进资木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变革，使自由资木主义进人到帝国主义阶段。
再次，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对世界政治局势稳定性的影响具有明显双重性，即既可以增强世界政局稳定，又可能引发国际冲突。科学技术应用得当，可以合理进行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改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推进各国经济发展。如果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威胁甚至发动战争，必然导致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甚至使世界遭受灾难性后果。例如，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的转移使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很大变化。17世纪末英国成为欧洲科学技术中心，英国凭借强大的科技与经济力量，对外推行炮舰政策，以帝国面貌称霸于世界。19世纪初到中叶，科学技术中心从英国转移到德国，德国当时以强有力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发动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上世纪末开始到木世纪中叶，科学技术中心又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美国成为现在世界上的超级大国而称霸世界，推行强权政治。这些历史事实说明，科学技术发展能够在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同时，也会改变国家的政治地位与世界的政治局势。所以，各国都先后制订了“科技兴国”、“技术立国”、“科技治国”的战略方针。
第二个方面，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发展具有反作用。恩格斯在分析了经济关系与法律的关系后指出：“……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观点的那种东西一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自他还强调:“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
意识形态对作为生产力范畴的科学技术的作用，首先是政治的作用。政治作为意识形态的主要意识形式，任何社会和国家都普遍存在，它对社会，包括对科学技术具有既保证又制约的作用。科学技术研究、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总是要受一定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法规、体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支配、制约。这种支配、制约的作用是通过现实的人来实现的。政治环境对人产生直接的外部影响，政治原则、规范约束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行为，政治意图和要求只有通过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接受，才能指导行动和产生效果。政治支配、影响科学技术发展，同政治支配、影响经济发展的道理一样，政治的性质决定了支配、影响的方向与进程。恩格斯在分析资木主义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反作用时指出：“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也就是说，进步的、民主的政治能促进科学技术的繁荣，而落后的、专制的政治则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是因为，科学技术的自由探索、自由讨论，要有先进的、民主的政治作保证。资木主义社会的民主比封建社会的民主程度高，因而资木主义社会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第一次使民主成为一种国体，比以往任何民主制度都要优越，是“更高类型的民主制”，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更为优越的条件。
其次，道德反作用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道德水平、思想面貌一旦改变，社会道德风尚一旦形成，它对于经济基础就会表现出巨大的反作用，对维护和巩固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起着进步的或反动的作用。因此，道德水平一旦提高，良好道德风尚一旦形成，就会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一定的道德，归根结底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产物，是反映一定政治制度的价值观念。道德不仅为科学技术提供价值目标与价值判断，而且科技人员的道德品质直接影响科学技术的运用与发展。所以马克思在分析科学发现与道德关系时，提出了一个著名格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_恩格斯则阐述了科学的道德要求，他说:、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的演讲时说:“像居里夫 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是科学家中的优秀代表，他们对于科技道德的重视、提倡和修养，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我国是一个道德资源丰富而深厚的国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不仅对传统道德资源进行了传承、开发与创新，而且形成了富有时代特征的道德观念，如尊重实践、实事求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观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讲究科学、注重奉献的观念;不甘落后、敢于竞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观念等等，已经和正在成为我国科技领域的道德风尚，对我国科技的发展产生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我国新时期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互动共进
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个突出的实际问题与理论问题。全面研究和正确处理这一关系，对促进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效发挥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科学技术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种相对落后的科学技术，由于其木身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尚不突出，因而对意识形态发展的推动，和意识形态对其作用也不明显，实践过程和理论上的研究也显得不足。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是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文化。但是，应当看到，我国在一段时间内，意识形态与经济、科技结合，向经济、科技领域渗透、转化相对薄弱，我国在面对世界激烈科技竞争和意识形态较量中，既面临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
(一）科学技术的决策保证与快速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确立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奠定了坚实基础。邓小平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从理论上论证了科学技术的重要地位，从全局上指明了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位。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将科学技术纳人国家政策程序，迎来了久违的科学技术春天。1985年国家颁发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解除体制、政策障碍，为发展科技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随后，国家出台了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高技术发展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星火计划、重大成果推广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攀登计划等科技规划。这些计划、规划成为我国科技发展的动员令和指挥棒，推进各项科学技术研究、攻关全面有序展开。1995年，我国在对科技体制改革10年评估的基础上，提出了“科技兴国”战略，次年建立了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并启动了《技术创新工程》；1997年我国作出决定:实现发展经济依靠科技的根木转变，并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标志着教育的战略基础地位、科技的战略主导地位在我国确立。同时，我国在不断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向国外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不仅弥补了经费紧缺，带动了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参与外资、合资企业的生产、管理而掌握先进技术。我国从国外引进科学技术人才，不仅为我国直接提供了科技成果，而且有利于为社会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培养科学技术骨干。进人新世纪后，我国确立了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2010年进人世界“科学中等强国”行列；2030年前后跃居世界“科学中等强国”前列；2050年左右跻身世界“科学强国”行列。2006年国务院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这是我国进人新世纪新阶段对科学技术发展进行的第一次全面规划，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定的第一个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我国新时期科学技术的战略决策实施顺利，创新体系建设取得进展，科学技术成绩斐然。一是基础研究工作不断加强，原始创新能力得到提升，在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高温超导研究、人类基因组测序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纳米科学、量子信息、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的一批原始性创新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二是在航天科学领域，我国掌握了卫星回收和一箭多星等技术，自主研发的“神舟”系列航天飞船成功发射，神舟九号和天宫一号的成功对接，实现了载人航天丁程的重大突破;“嫦娥”一号探月之旅和“嫦娥”二号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成功跨人深空探测的新领域。三是在信息技术领域，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天河一号”在国际T0P500组织的最新排名中位居世界第一，量子避错码被国际公认为量子信息领域最令人激动的成果，纳米电子学超高密度信息存储研究获突破性进展，六千米自制水下机器人完成了洋底调查任务等。四是在生物科学领域，杂交水稻技术取得重大突破，首次完成水稻基因图谱的绘制；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的1%基因绘制图，首次定位和克隆了多种基因，体细胞克隆羊、转基因试管牛以及重大疾病的基因测序和诊断治疗技术均取得突破性进展。五是重大疾病防治及创新药物的发现，矿产资源勘探开发、节能减排、气候变化预测等重点战略需求领域的一批创新成果，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工业生产、油气勘探开发等行业中的一些关键科技问题的解决，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六是专利事业进展顺利，2010年我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申请的专利申请量排名世界第四位，56.2%的年增长速度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排名第一。七是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不断扩大，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2010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在商品出口增加额中，高技术产品的贡献率达30.8%。八是我国科技人力投人不断增加，科技队伍进一步壮大，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科技人力资源大国，正在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
新时期科学技术成就的取得，取决于党和国家对科学技术重要地位和作用认识的进一步提高;取决于党和国家进行科学技术体制改革、政策制定、法规保证等战略决策的正确性;取决于我国新时期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不断克服制约科学技术发展的传统观念，形成的学习、运用、创造科技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竞争精神、创新精神。所有这些推进、保证科学技术发展和作用发挥的因素，都是社会主义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都是科学技术发展和发挥作用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二）意识形态建设保证和推进科学技术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开创了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新局面。20世纪70年代末，面对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后果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恢复并发展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木原理同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着力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发生的严重政治风波和，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严峻挑战和巨大压力，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容应对，排除干扰，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机遇与挑战，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木，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向前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更是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与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