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研究报告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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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研究报告

人工智能研究报告范文1

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研究报告白皮书深度学习的崛起与AI的第三次热潮20世纪50年代,神经网络相关基础理论的提出。20世纪80年代初,算法应用升级。2006年深度学习(深度神经网络)基本理论框架得到了验证,得益于海量数据处理计算能力的成熟,深度学习相关技术崛起。人工智能三大核心:计算力、算法、数据人工智能三大核心:计算力、算法、数据不断优化的人工智能算法,自从2012年深度学习技术相关算法突破后,才正真在给人工智能带来了春天。目前,已有的深度学习算法越来越成熟,算法的精确性、鲁棒性越来越来好。视觉及图像领域是深度学习算法应用最广泛效果最好的场景。被收集的大量数据,人工智能对于数据的需求多种多样,主要看应用场景,不同的应用场景对数据集的要求不同。标注的、结构化特定的应用场景下产生的数据是有价值的。数据分训练集和测试集,要求数据分布均匀。数据量并不是唯一追求的指标,在某些不过分要求精度的应用场景下对数据量的要求并不是很高,反而数据集的质量更为关键。高性能芯片组成的计算能力,当前人工智能芯片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平台,通用型深度学习芯片,比如英伟达最新发布的两款Tesla系列深度学习芯片;另一类是根据特定的应用场景,进行定制开发和优化的处理器、硬件加速器,例如专门运用于安防视频或者无人机驾驶汽车等领域的芯片产品。技术应用热度三大梯队国内智能机器人与无人机相关技术最为火爆,位居于最前列语义分析、语音识别、聊天机器人等自然语言系列的技术位列第二梯队人脸识别、视频/监控、自动驾驶、图像识别等计算机视觉系列的技术位列第三梯队AI技术行业应用渗透力人工智能产业链结构:基础层、算法层、应用层国外巨头:谷歌——AI优先战略国外巨头:微软——牛津计划国外巨头:Facebook——开源战略国外巨头:IBM Waston——AI中的IP国内巨头:百度从互联网过渡到人工智能公司国内巨头:阿里巴巴致力于底层搭建国内巨头:腾讯自研加投资,布局深远

(来源:IT桔子 编选: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人工智能研究报告范文2

美英人工智能报告剖析

美国的报告重点结合人工智能的应用及管理提出四点要求,一是美国政府应该对人工智能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力度;二是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产生影响;三是人工智能需建立全球合作和安全;四是需完善人工智能的伦理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英国的报告主要侧重于人工智能对未来宏观趋势和影响的分析,一是人工智能有助于提升生产力;二是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三是应管理和降低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

美国的报告重点强调政府、公众,以及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来支持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并深思熟虑关注其发展潜力、管理其可能带来的风险。一是重点加强对应用程序开发的监管,采取有效措施既保障公共安全又鼓励创新;二是支持人工智能在基础研究和公共产品方面的应用,并制定相关标准规范;三是应确保人工智能系统可控、公开、透明,且行为与人类的价值观保持一致。

英国的报告重点提出对人工智能的四大判断。一是人工智能可帮助企业和个人有效利用数据资源、简化数据交互方式,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生产力;二是人工智能将改变现有的工作类型和所需技能,未来工作将主要是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补充和完善;三是预警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冲击,未来的技术革新会更加频繁,技术变革会导致一些从事特定工作技能和工作类型的人员被淘汰;四是政府需考虑由人工智能进行决策的问责机制,确保问责的透明度。

对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启示

人工智能要以产业化应用为根本导向。当前人工智能产业化应用已经在机器人、无人驾驶、智慧城市等细分领域初现端倪,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企业和学术界,都加大了对人工智能产业化应用的投入力度,市场潜力将进一步加速释放。只有不断拓展人工智能产业化应用的深度和广度,才能引领市场爆发式增长。美英的人工智能报告均表明当前国内外科技巨头对人工智能的研发和投资正逐步向产业化应用倾斜,我国也应遵循市场的价值导向,抢占未来市场。

人工智能要以协同发展为基础支撑。数据、算法和计算能力是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三大核心要素,三大要素协同创新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本质需求。美英人工智能报告中多次强调三大要素对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性,并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呈现高速发展态势的根本原因。一是海量数据的出现,人工智能算法训练、深度学习等均需要大量数据提供支持。二是计算能力的提高,尤其是云算的出现,使传统计算模式向并行计算模式转变,大幅缩短了计算处理时间,为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三是诸多底层算法开放,先进的算法能够更好地分析和挖掘数据价值。

人工智能要由政府把握关键方向和规避相关风险。综观美英国家的人工智能报告,政府在引领人工智能发展方向,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方面拥有绝对主导权,尤其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人工智能属于典型的智力密集型产业,构建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提升高端人才供给能力对政府而言责无旁贷。此外,由于人工智能正逐渐融入到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有责任也有义务制定相应法律法规,规避和降低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道德和法律风险。

几点建议

人工智能研究报告范文3

关键词: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建设;建议

中图分类号:D613 文件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7)01-00059-04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破解发展难题的迫切需要,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升国家软实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和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观点的提出,结合教学、科研工作打造智库建设,成为干部培训院校系统的热门话题。但如何加强各级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建设问题,尚未展开充分的讨论。结合社会主义学院自身存在的优劣势,借鉴《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和《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智库建设实施计划》,以加强顶层设计、牢固树立正确的智库意识,提高其为地方党委统战部、地方统战系统建言献策的能力,明确干部培训学校智库建设的方向、参与路径、规范发展进程为主线,本人进行了一些契合地方社会主义学院工作实际的智库建设的思考。

一、明确定位和优势,合理推进智库建设规划

智库是指诞生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的,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以影响公共政策和舆论为目的的非营利性政策研究机构,包括官方智库、大学智库和民间智库三种类型。[1]就我国现有的智库类型而言,基本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党政军智库。指通过立法或者行政组织条例组建的存在于党、政、军系列内部,为各级领导层提供决策服务的智库机构,多以党政机关和军队内部直属的决策咨询机构身份出现。其主要工作是通过内部渠道向领导人直接提供决策参考,在党和政府内部发挥决策“大脑”的职能。第二类:社会科学院(简称社科院)。这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系列。从经费来源角度看,社科院是由财政全额拨款或资助方式建立、通过项目委托等形式开展相关研究的政府咨询机构。从隶俟叵瞪峡矗尽管得到政府的资助,但社科院又不直接隶属于政府,服务对象也不局限于政府机构,还可以服务于来自企业、行业协会、社会方面等的委托或咨询要求。第三类:高校智库。即隶属于大学的从事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组织,这类智库是由大学单独或在其他机构、团体的协助下创建的。其经费主要来自校方的拨款和一些基金会、企业赞助或私人捐助,研究人员多为校内各学科的学者以及从其他大学和研究机构聘用的研究员,服务对象和研究课题亦相当广泛。第四类:民间智库。民间智库主要是由民间出资组织并且体现社会公众呼声或者对政策需求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大多由企业、私人或民间团体创设,在组织上独立于其他任何机构,且自筹经费。民间智库的声音大多围绕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希望政府的各项制度安排能够更多地倾向于社会底层成员。从经费来源角度看,民间智库可获得的政府资助占比较小,甚至不受政府财政支持,其经费大多来自大的基金会或企业赞助,但一般也能与政府部门保持密切的关系,甚至也有不少民间智库为政府决策咨询提供服务,因此,也能对具体部门的政策制定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各类优秀智库,都有非常明确的特点、研究方向和研究优势,且定位非常明确。

社会主义学院是党领导下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是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是党和国家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的主阵地。全国社会主义学院系统具有师资团队、学科依托、学员资源和组织系统优势,这点不同于普通高校和一般党政机关。因此,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建设应结合自身特殊优势,突出理论创新、工作方法创新和为地方统战部门提供决策服务的定位。各级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旨在前瞻性地研究地方统战系统重大战略决策及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充当全省统战系统的政策“前瞻者”,同时承担地方统战系统交办的专题课题、调研任务,尤其是中央重要政策和文件精神“落地”情况加强调研,充当地方统战工作实际的“守望者”,为促进当地甚至是全国层面的统一战线工作建言献策。因此,各级地方社院应需要尽快拿出契合本地实际的“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建设的短期规划”,明确各级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建设的目标、思路和举措,对短期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作出详细规划和具体部署,以制度建设为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建设、科研转型发展护航。

二、整合统战系统资源,加强地方社院师资培养

统一战线系统具有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知识背景完整的独特优势。各级社会主义学院可以充分利用各地方统一战线资源优势,通过与各级统战系统、高校统战部和具有统一战线特色的研究院所,联办研究中心、召集论坛、举办学术会议、开展联合调研等形式,广泛调动统战资源的智力资本。

对于各级社会主义学院教师的培养,可在学院内部甚至是扩大到省派机关、省委统战部机关,找到与自己的研究方向契合的“专业导师”,通过挂职锻炼、撰写相关工作材料和调研报告等形式,弥补由于体制制约、地方社会主义学院在人才引进方面有限制的弊端,加强自身教师队伍建设。这一举措在引入社会之智为我所用的同时,也让各级社会主义学院教师的研究真正地接地气。同时,还要拓宽教师的理论学习渠道,如山东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研究中心、中央社院和其他高校做访问学者。目前,各地方社会主义学院的教师培训机会少,有些培训理论针对性并不强。要按照智库人才要求进行教育培养,采取继续深造、培训、进修等措施,提高青年科研人员的科研素质和理论研究水平。此外,为了让教师准确把握重要文件的精神,建议学院制定《教师查阅重要文件的相关管理办法》,让教师按管理办法自行查阅重要文件,帮助教师及时把握最新重大方针政策的动态信息。

三、以教学科研为抓手,加大咨政调研力度

地方社会主义学院应加强问题导向的课程管理体系,尝试由教师自选咨政选题并设置相关课程。这要求教师在课程内容结构设计上,要更侧重政策体系,同时加以理论的理解和运用;教学形式上,在探索教法改革的过程中,增加“学员体验”的比重。由本院教师和学员在讲授过程中全程参与教学目标与任务,对学员参与决策咨询的形式、途径、项目管理、运行机制、激励措施、保障措施给予明确规定,实现课题研究由学术型向实践型、教学内容由科研式向咨询式的转变。比如结构化教学,通过系统地安排学习环境(与教学目的相关的实地体验)、学习材料及学习程序,使教学的各种因素有机地融为一体,教师和学员在课堂互动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引发双方对工作实际操作层面的深层次的积极思考。要加强年度咨询需求相关的科研管理。对咨询类课题进行单独评审,加强实证研究的具体要求,研究方法上注重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加大经费投入与跟踪管理力度,特别是时间进度、调研要求和任务落实、成果报送和结题事项加强统一管理;加大对获得党委、政府机关相关领导肯定性批示的咨政报告奖励力度,对于获得重大经济社会效益咨证成果予以重奖。要建立完善的多层次信息来源机制,加大调研力度,充分发挥全省统战系统的整体资源优势,加强同实际部门、高校统战部和研究院所的合作交流。事实上,以问题为导向的决策咨询研究工作,也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干部培训院校普遍存在的教学、科研两张皮的问题。

受训学员是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的独特资源之一,甚至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建设的重要“矿藏”。因此,应注意深挖学员资源、创新学员参与决策咨询方式。一是要求学员撰写研修报告,并注重决策咨询作用方向的引导,将研究报告中的典型案例研究与专题论坛相结合,更好地推动教学与咨询的融合。二是鼓励学员与教师结对子,将学员撰写研修报告和参与教师决策咨询研究相结合,围绕地方重大问题组建教师和学员联合课题组,推动学员研修报告向决策咨询转化。三是由学员推荐咨询报告选题,以拓宽咨询需求生成渠道,选题要紧贴党和国家以及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及重大决策部署。

四、加强智库队伍建设,创新咨政研究平台

社会主义学院智库队伍建设要建立健全两个基本机制,即便利的“旋转门”机制和多元的政府沟通机制。“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智库独有的特色,实现了智库研究人员和从政人员的自由和双向流动,进进出出的流动有利于提升智库的社会影响力。[2]智库研究人员长期专注某一领域的研究,一旦成为政府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们在政治、思想、济等方面的理念便更容易得到贯彻实施。而政要加入智库,则增加了智库与政府的联系,为智库产出更多被政府采纳、影响政府决策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成员队伍建设中,可以充分调动地方统一战线系统资源优势,在大统战的格局内,选派智库成员教师在与研究契合的各个工作部门、各个岗位进行短期挂职,协助相关部门工作的同时,及时了解最新的工作实际,从而使咨政研究和提出的建议对策,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相促进的过程中,不断提高研究方向的前瞻性。

多元的政府沟通机制,主要体现在创新和开拓智库和政府之间的交流方式。比如,通过选派教师参加与自己研究方向相吻合的政府听证会等各种活动以便及时了解政府政策的变化和走向;充分利用受训学员资源,邀请学员和智库成员教师一起做课题、搞研究,让工作在各个业务部门的受训学员,将各级社会主义学院智库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带到各个业务单位中去。这种互通互融的交流机制建设,一方面有利于双方相互了解和交流;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智库的自身影响力,提高智库成员的实践水平和业务部门工作人员的理论水平。美国知名智库,如传统基金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等,都有类似活动和交流项目。通过共同研究,学者既了解了政府现行的各项政策、主张,也把自己的思想理念传递给了政府,从而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

总而言之,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队伍建设,需结合本院教师、学员、校外专家(党外代表人士和高校学者型专家)三支力量,打破单一学术背景,启用不同年龄、学科背景甚至是同时具有两个不同学科背景的综合型人才,打造一支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教、研、咨三位一体的智库队伍。同时,对于智库成员的本院教师,要让他们充分认识到个人与团队的共生关系,以及教师个体理论研究方向和智库团队咨政研究方向的关系;要有光荣感、自豪感,更要有危机感、紧迫感;要努力提高自己的调查研究能力,多出决策咨询精品佳作,为各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增光添彩。

五、创办咨政报告内参,畅通成果报送渠道

智库的重要目标是将最新的理念、最新的思考和政策建议等智力产品推广出去。中共中央党校、中央社院和国家行政学院已创办多份咨政报告内参。近两年,地方省委党校和地方行政学院也分别创立了自己的咨政内刊。作为地方社会主义学院的最高学府,省级社院应创办自己的以咨政为主旨的内刊。咨政内刊依托现有的各地方社会主义学院学报资源平台,以短平快、及时报送为基本原则,报送方式为专事专报,重点加强与省委统战部各业务部门的交流,分析统战工作咨政需求并且定期。

此外,还可以通过出版著作、杂志、媒体采访、讲座、线上和线下论坛、授课和学术交流等多种渠道,也可以让我们的研究成果为更多的公众所知。对此,可以借鉴发达国家智库建设的经验:著作和杂志一般是规模较大、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老牌智库产品输出方式;报告会是各家智库最经常采取的一种方式;政策快报类似于内参,他解决了政策制定者们公务繁忙,没有更多时间阅读大篇幅文章的尴尬;网站和数字媒体的作用不可低估,特别是在当今碎片化阅读时代,网站的智库成果已经成为智库成果输出的必备渠道。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可以结合工作的实际需求和主要信息传播对象,有侧重性地选择适合的传播方式。

参考文献:

人工智能研究报告范文4

《财经国家周刊》:美国智库在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战略时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中国若想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本土智库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方大为:在美国大约有1800个智库,从外交、政治、医保到教育,任何你能想到的领域,都会有智库在做有关方面的工作。智库在美国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他们可说是智力创新的实验室。他们不隶属于政府,也不受政府的赞助。因此,他们可以独立地发表见解,贡献想法,不管是好主意还是馊主意。这些主意是忙碌的政府没时间琢磨的,而且在政府内部,出于各种纪律要求,你不能跳出来自由发表意见。

但智库就没有这些顾虑,你可以拥有完全不一样的视角。提出观点,检验观点,不同观点碰撞和论辩,最好的点子就浮现出来了。这个过程往往是公开进行的。无论是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还是美国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包括东西方研究所和其他很多智库,我们会将自己的想法置于公共空间,公众可以接触到我们发表的报告、文章和新闻简报,产生互动,让讨论持续发酵。

独立于政府更利于智库从事实出发,用中国的话讲叫“实事求是”。这也是中美智库的一个重要差别。中国的智库也很优秀,但大多由政府出资,而且是唯一的资助来源。有句谚语说,“谁出钱雇的小提琴手,就由谁来决定曲目”。我并不是说相关的研究有偏向,只是想强调独立利于尊重事实,不用担心结果牵涉某些利益。

中国智库的学者提出了不少大胆的设想,在美国你也能看到很多极大胆的提议,有时和政府的立场相去甚远。

《财经国家周刊》:在美国制定对外政策方面,东西方研究所有哪些突出贡献?

方大为:举两个例子。2009年,东西方研究所组织了一个美国和俄罗斯的科学家团队,都是导弹技术领域的专家。召集到一起后,我们对他们说:“让我们在事实和科学的基础上,研究伊朗的导弹项目。我们且要看看,6名美国人和6名俄罗斯人,对伊朗导弹及核试验的威胁究竟是什么,能否达成一致。”

认真研究后,他们发表了一个共识报告,以往在此类议题上美俄学者达成共识并不常见。报告认为,伊朗的导弹项目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兑现。因此,布什政府部署在欧洲的导弹防御需要改变。换句话说,我们认为,政府当时的做法是错的。

随后,我们主动将这份报告送达高层,不久后奥巴马总统就宣布了调整欧洲导弹防御的重大决定,事情朝着另一方向发展。当然,我们不是促成这一改变的唯一力量,但我们对相关政策的改变有所贡献。我们提供的科学和事实方面的信息,给高层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第二个例子。2010年,我们组织了一个美俄高级团队,关注网络安全问题。研究重点是,双方如何能更好地交流,共同应对网络安全威胁。我代表东西方研究所提了个建议:把美俄减少核危机中心(Nuclear Risk Reduction Center,NRRC)的机制扩展到网络。这个机制原先是两国为了建立互信,使核军备透明化而设立的。双方信息公开,不用担心对方在做什么,避免因误会引发的负面影响。两年后,两国元首就此达成一致,我们成为了首个提出此建议并获得采纳的智库。对此我感到欣慰,这些努力不仅与现实世界息息相关,也得到了政策制定者的认可。

《财经国家周刊》:传统上,智库招聘时往往要求拥有博士学位,但似乎在1950年代后,硕士毕业生也进入了智库的视野。这是否反映了某种变化?

方大为:首先我想说,我们东西方研究所是一个“思考和行动并举”的智库。我们的使命不只是写报告让人们去读,然后就随它去了。我们希望人们参与讨论,让政策制定者看到我们的成果,最终促成某些改变。所以我们是行动派,而不是出出书,拿些学术成就,我们希望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我个人拥有两个硕士学位,一个公共政策,一个亚洲学,是在德州大学获得的。我的本科背景是国际关系。有趣的是,今天的东西方研究所大约有42名成员,而其中有博士学位的大概也就两个人。当然,这不合常态,也不能印证什么趋势,但这是我们与其他智库的一个重要区别。恐怕全美没有哪所智库有如此少的博士研究员了。

有博士学位当然很好,但博士从定义上讲是一个学术过程,目标是研究和出版,这并不是我们所重视的。我们招募的研究员,不管是初级、中级还是高级,他们都有过丰富的工作经历,愿意为好的世界而行动。

拿我自己举例子,我现在是东西方研究所的副总裁,虽然没有博士学位,但我带来的是在美国外交部门近二十年的工作经历,在中国、俄罗斯和华盛顿往返穿梭。以一个实践者的身份加入智库,这也是其他同事的共同点。

我们注重实践,而非理论工作。这不是说哪个更重要,而是我们有意识地选择做以行动为导向的智库。这也不是什么博士学位所能带来的,我们需要实践的经历。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注意到,美国传统基金会在媒体关系方面做得很成功,而为了应对这种挑战,传统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后来也增设了一位专门负责媒体事务的副总裁。这种变化说明了什么?智库如何看待大众媒体的影响?

方大为:媒体对智库确实有影响。我们也有一位负责公关的副总裁。如果说智库是要用观点影响世界,那么其中重要的一步就是沟通。智库之间的竞争很激烈,我们要争取读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就需要有媒体战略和宣传战略,让你的观点传播出去,和竞争对手一比高低。所以关键是如何在喧嚣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让人们听到、看到。

另一个想说的是,东西方研究所是外交和国际关系问题的智库,我们采用的一个独特方式是“二轨外交”。即通过非正式对话,将重要人物聚集在一起。他们曾在政府任职,或即将回到政府,但在当下不属于政府。当他们不在政府供职时,就可以更自由地发表意见,交流想法,提出行动建议。

二轨外交是一种比较私人化的外交。受此影响,东西方研究所并不总是大范围地公开成果,而是私下将报告传递给政策制定者,不召开新闻会,也没有媒体参与,看看最终是否能有一些影响。我们一些最好的报告你可能不知道,原因在于要保证当事人坦诚、开放地发表看法,就必须保护隐私。因此,尽管我们也有一定知名度,但我们在媒体前是比较低调的,更注重观点的质量。这也是我们与其他同行很不同的一点。

人工智能研究报告范文5

对于中国而言,人工智能的发展更是一个历史性的战略机遇,对于缓解未来人口老龄化压力、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以及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至关重要。

那么目前,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发展条件如何,中国距离成为真正的人工智能强国还有多远?7月13日,《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在清华大学主楼接待厅发布。

报 告中称,目前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具备非常优越的条件,然而要成为真正的人工智能强国,中国还任重道远。中国在论文总量和高被引论文数量上都排在世界第 一,但中国在人才总量,以及杰出人才占比偏低。在产业上,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数量排在全球第二,不过,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融资占到了全球的60%,成为全球最“吸金”的国家。

报 告指出,中国必须加强基础研究,优化科研环境,培养和吸引顶尖的人才,在人工智能的新基础领域实现突破,保证人工智能发展的根基稳固。同时,要大力鼓励产 学研合作,让企业成为人工智能创新的主导力量。积极参与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机制的构建中,在人工智能未来的技术发展、风险防范、道理伦理规范制定等领域发 挥中国独特的作用。

这份报告由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清华公共管理学院政府文献中心、北京赛时科技有限公司、科睿唯安、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和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发布。

论文总量世界第一,杰出人才占比偏低

报告中称,在论文产出上,中国人工智能论文总量和高被引论文数量都是世界第一。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论文的全球占比从1997年4.26%增长至2017年的27.68%,遥遥领先其他国家。

高校是人工智能论文产出的绝对主力,在全球论文产出百强机构中,87家为高校。中国顶尖高校的人工智能论文产出在全球范围内都表现十分出众。

不仅如此,中国的高被引论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并在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但在全球企业论文产出排行中,中国只有国家电网公司的排名进入全球20。

从学科分布看,计算机科学、工程和自动控制系统是人工智能论文分布最多的学科。国际合作对人工智能论文产出的影响十分明显,高水平论文中国通过国际合作而发表的占比高达42.64%。

专利申请上中国专利数量略微领先美国和日本。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专利布局最多的国家,数量略微领先于美国和日本,三国占全球总体专利公开数量的74%。

全球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语音识别、图像识别、机器人、以及机器学习等细分方向。中国人工智能专利持有数量前30名的机构中,科研院所与大学和企业的表现相当,技术发明数量分别占比52%和48%。

企业中的主要专利权人表现差异巨大,但中国国家电网近五年的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发展迅速,在国内布局专利技术量远高于其他专利权人,而且在全球企业排名中位列第四。

中国的专利技术领域集中在数据处理系统和数字信息传输等,其中图像处理分析的相关专利占总发明件数的16%。电力工程也已成为中国人工智能专利布局的重要领域。

虽然在论文总量和高被引用论文数量上中国排名领先,但在人才投入上,中国表现并不突出。

根据该报告,截至2017年,中国的人工智能人才拥有量达到18232人,占世界总量8.9%,仅次于美国(13.9%)。高校和科研机构是人工智能人才的主要载体,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系统成为全球国际人工智能人才投入量最大的机构。

然而,按高H因子衡量的中国杰出人才只有977人,不及美国的五分之一,排名世界第六。企业人才投入量相对较少,高强度人才投入的企业集中在美国,中国仅有华为">华为一家企业进入全球前20。

中国人工智能人才集中在东部和中部,但个别西部城市如西安和成都也表现十分突出。国际人工智能人才集中在机器学习、数据挖掘和模式识别等领域,而中国的人工智能人才研究领域比较分散。

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全球第二,但投融资规模最大

报告称,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从2012年开始迅速增长,截至2018年6月,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已达到1011家,位列世界第二,但与美国的差距还非常明显(2028家)。

中国人工智能企业高度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广东。在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最多的20个城市中,北京以395家企业位列第一,上海、深圳和杭州也名列其中。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应用技术分布主要集中在语音、视觉和自然语言处理这三个技术,而基础硬件的占比很小。

风险投资上,从2013到2018年第一季,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融资占到全球的60%,成为全球最“吸金”的国家。但从投融资笔数来看,美国仍是人工智能领域创投最为活跃的国家。

在国内,北京的融资金额和融资笔数都遥遥领先其他地区,上海和广东的人工智能投资也很活跃。从2014年开始,国内人工智能投融资活动的早期投资的占比逐渐下降,投资活动日趋理性,但A轮融资还是占主导地位。

中 国人工智能市场增长迅速,计算机视觉市场规模最大。2017年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达到237亿元,同比增长67%。计算机视觉、语音、自然语言处理的市 场规模分别占34.9%、24.8%、21%,而硬件和算法的市场规模合计不足20%。预计2018年中国人工智能市场增速将达到75%。

人工智能研究报告范文6

此后一年,中国“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众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打出智库的名号。人们不禁要问何为智库?中国需要怎样的智库?

带着这些问题,《国家人文历史》记者专访了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沱生。这位长期供职于战略研究机构的学者告诉记者,“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十分重要,既是加强与完善决策机制的需要,也是增强软实力的需要。美国在发展智库方面走在了最前面,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中国的智库还很年轻,差距也较大,我们要迎头赶上,这是时代的要求。

国历人文历史(以下简称Q):一个国家的政治决策有很多方式,智库是其中之一。普遍认为,美国的智库实力最强。据您了解,智库在美国的决策过程中是如何发挥影响的?

张沱生(以下简称A):“智库”这个词,英文为“Think Tank”,以前也译作“思想库”,现在更多地称之为“智库”。大多数人认为,最早的智库产生于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到二战以后较快地发展起来,越来越多地发挥了政府“外脑”的作用。其实,为政府或领导人出谋划策的“外脑”古已有之、那时候叫谋士、幕僚。但是,当代智库已与幕僚、谋士有很大不同,它发挥团队的力量,具有独立性,而旧时的幕僚、谋士多为依附性很强的个人。

如今,美国有近两千个智库。既有综合性的,也有专业性的。研究领域涵盖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科学技术、社会等诸多领域。在美国,智库通常被定义为以影响政府公共决策为目的、非营利的、独立的研究机构,纯粹的官方研究机构不被视为智库。某些研究机构与政府有某些联系,为挤进智库圈子,它们都极力标榜自己的独立性和中立性。独立性可以说是美国智库的首要特点。

在美国,智库以多种方式对政府与社会发挥影响力。首先是开展项目研究。各智库每年都会有很多研究项目,选题基本上是自主决定的。研究成果出来后以政策研究报告或学术书籍的方式公开发表,对战略、政策及各种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些智库也会承包一些政府课题。在此情况下,其研究成果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将更为直接。但因用的是政府资金,独立性多少要打些折扣。

其次是组织召开各种国内、国际研讨会。比如著名的布鲁金斯学会,他们一年不知道要召集多少会议。这些研讨会有些是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有些是独立的。研讨会召开以后都会形成会议报告和其他形式的研究成果,除少数内部报告外,多数公开发表,力争直接和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和公众舆论。

第三,美国相关法律规定,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必须开展咨询,向智库咨询已形成惯例。比如,请不同的智库提出政策建议,货比三家。又如邀请智库人员参加听证会、咨询会,国会请、白宫请、国务院各个部门也请。我认识的许多美国智库专家都经常参加这类活动。

再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旋转门”,政府官员与智库专家不断替换角色。“旋转门”的一项基础是美国的两党制,大家都知道,美国的一些智库跟党派有紧密关系。如布鲁金斯学会接近,传统基金会接近共和党。当某党上台执政时,总会有不少支持它的智库人员进入政府,成为政府官员,包括担任国安会、国务院的高级职务。而随着执政党的改变,他们又回智库继续做研究,把执政经验带回智库。有些人曾几进几出,但“旋转门”的基础并不限于两党制,官员离职后进智库或大学从事研究,智库专家学者被请到政府任职,实际上是一种更普遍的做法。这一做法在美国长盛不衰,还涉及公务员制度,涉及官员与专家的素质、能力与水平,不具备这些条件,门是旋转不起来的。

Q:除了影响决策,充当政府的“参谋”、“外脑”,美国的智库还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不同的智库是否发挥不同的作用?

A:实际上,智库之间的差异化很大,定位也各有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以战略外交类智库为例,开展第二轨道对话也是美国智库发挥的一项重要作用。在外交上,当两国关系遇到严重困难,或面临特别棘手的外交事务和敏感问题时,官方即一轨对话常常会陷入停滞或难以作为,这时二轨对话就有了用武之地。美国智库在这方面非常活跃,并有着丰富的经验。在中美之间,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智库间的二轨对话不断发展,最初的推动力来自美国的智库。据我所知,对于中美两国间的一些重要的安全对话,如网络安全对话、战略核对话、安全危机管理对话等,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敏感问题的探讨,二轨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轨对话由智库出面搭台,组织研讨,具有非正式、非官方的特点,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但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除了政策指导外,一个重要的做法是允许一些官员以个人身份与智库专家学者一起参加会议,参与探讨。对话中,如果双方能达成某些一致,提出的建议得到双方政府的一定认可,下一步将可能由官方继续对话、讨论,否则,则可以完全不算数。还有的会议被称为一点五轨对话,也就是说里面官方的人员会多一些,对话也更受到官方的重视。此外,各国智库研究人员之间通过长期交往,常常能建立起一定的相互信任关系。这种人脉关系在国家关系或者外交某些环节遇到困难时,也可能发挥较大的作用。

美国的智库还非常注重对于公众舆论的影响。在国内,我们在许多研究领域里,内部研究项目与会议非常多,往往做完了,写个内部报告也就结束了。美国的智库则很不同,他们在项目或研讨会结束时,往往要搞向媒体或公众的会,请很多记者来,让参与项目或会议的专家学者介绍有关成果,对公众施加影响。当然,他们也不是什么都讲。我在国外参加会议时有过多次这样的经历,印象很深。何时中国的战略与外交研究智库也能这样做,将是一大进步。

美国有一些研究项目是政府部门和智库一起来做。最有名的案例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每四年一次的“全球趋势报告”。2012年底,其题为“2030年全球趋势:不一样的世界”的报告,报告中对全球发展趋势有一些很重要的分析与概括,并引人注目地提出:“西方两个多世纪以来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将被颠覆”。 就是这个研究项目,几乎从始至终,都有许多智库的专家学者参加,研究期间和报告发表后,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多次组织这些专家学者到中国和其他国家交换看法,听取意见,阐述观点。在北京,主要的智库几乎都去了。我所在的单位也与他们座谈过。这一报告在美中两国、在世界上都有较大的影响。智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特别是传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其做法值得我们学习。

美国的智库还非常善于利用网页向公众传播观点,扩大影响。举行各种日常报告会和讲座,是智库十分普遍的做法。在当前信息化的世界,公众舆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大,智库对国内外公众舆论发生影响,在公共外交上发挥作用,不仅能对政府决策发生影响,还能对国家的对外政策起到支持作用。

随便提一下,公共外交主要是指由政府主导的对外国民众、媒体的工作,其与传统的政府间外交不同,有着特殊的功能。近年来,公共外交已引起各国越来越多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公共外交由政府主导,但如果政府直接披挂上阵,直接做宣传,甚至大把花钱把广告做到国外去,往往效果不佳,甚至适得其反。美国在这方面很重视发挥智库的作用,值得我们学习。

Q:刚才我们谈的都是美国智库有什么作用。现在您能谈谈,中国智库发展的总体现状吗?如何能建立“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

A:说到中国智库的发展现状,就不能不提到2014年1月22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TTCSP)”研究成果《全球智库发展报告2013》中的数字。报告提出,截至2013年8月,全球各地共有智库6826家。全球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是美国(1828家),中国超过英国、印度、德国,以426家的总量居世界第二。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报告对中国智库进行了总结,将中国智库分为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四类。宾大的研究报告把“党政军智库”排在了中国智库的第一位,而按照国际上通常对智库的定义或标准,政府内的研究机构是不算智库的。宾大这样做,也算是承认了中国特色吧。美国人当然知道,美国的智库是在其自身的政治、社会生态下发展起来的,在中国不可能生搬硬套。回顾历史,我们早先学习的是苏联的做法,成立社会科学院,建立起大而全的科研体系,资金全部由国家提供。这和美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建立了各种政策研究室、研究中心或研究所,有中央的,有地方的,还有军队的,但基本上仍是政府内的研究机构。上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中国引入了智库的概念,开始较多地借鉴美国智库的经验,半独立的和完全民间的智库逐渐有了较大的发展。

讲“推进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我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完全套用外国、包括美国的理论和做法。如果硬套的话,中国的智库将难以得到健康、快速的发展,甚至还可能走弯路。但另一方面,外国的好做法、好经验则一定要学过来,为我所用。中国智库要想办好、办出特色,首先要根据中国国情对“智库”进行准确定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中国智库应是“相对稳定且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这也许是一个目前可行的定义。强调扩大智库的独立性,不一定要机构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重在其运作、研究保持必要的独立性。围绕这一点大做文章,可以用以解决中国缺少独立民间研究机构的问题。

根据与政府的关系,中国的智库可大致分为官方研究机构、半官方研究机构和民间独立研究机构三类。对于官方研究机构来说,拥有独立性比较难,承担的任务也有所不同;对于完全民间的研究机构,目前有两个问题,一是不少机构的研究能力比较薄弱,二是政府的信任度不高,当然,这些在未来的发展中,可以逐步得到改变;而对于半官方的机构来说,在借鉴国外经验、较独立地开展研究和争取政府支持方面,目前可能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因此,中国要想发展“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我认为,一是要从现实出发,努力使三类研究机构都尽可能地发挥各自的作用;二是要着眼长远,积极促进后两类智库、首先是半官方智库的建设与发展,支持其发展成为真正的“外脑”。

去年以来,智库建设成了热门话题,走在最前面的是高校,纷纷建立自己的智库。为什么高校智库发展得快?我觉得它有几点便利:不是政府部门,也不是民间,处于两者之间,但与政府有较好的联系渠道;人才济济,有很多好的专家学者;对外更开放、财政上也较易得到各方面的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些官方的研究机构已经试图向民间研究机构转型,比如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据报道,该院副院长苗树彬曾就智库建设提出:所谓“特色”,是指与各级政府研究室、发展研究中心和社科院相比存在明显差异,不是政府举办的、不受财政供养的、没有行政级别的、员工聘任不受人事部门调控的、干部不是由组织部门任免的、研究选题不是政府下达而是独立自主选择的等等。如果把这个问题的讨论放在30多年改革开放的视野下看,所谓的“特色新型智库”,就是在30多年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应运而生且管理体制、治理结构、运行机制与官办智库显著不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这样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很可能就是中国现代智库的中间形态。最终经过我们的改革和调整,把这些“半官方”的,处于中间形态的智库发展成适合中国政府需要的“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我赞成他的看法。

Q:您能谈谈中国各类智库存在的主要缺陷或面临的主要问题吗?

A:中国的研究机构既面临一些共性的问题,也面临一些不同的挑战。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领导层和职能部门对智库的重视与支持仍需加强,特别是对民间和半官方的智库。为解决好这一问题,既要提高政府部门的认识,还要提高智库本身的研究水平。令人高兴的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政府对各类研究机构的重视程度已在不断提高。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智库专家被邀请参加有关职能部门,如外交部、台办、总参等召开的吹风会、咨询会,参与讨论,提供政策建议。不少部门的做法已经形成机制。只是跟美国比,当前还缺少法律性的安排。

二是资金制约。对于研究国际问题、外交安全问题的智库来说,企业不愿意给钱,国外基金会的钱“烫手”,政府的拨款又不足,经费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美国的税收制度有利于鼓励企业向智库赞助,美国还有最发达的各种基金会,其智库的理事会中也多有企业家参加。这方面的差距恐怕难以在短期内缩小。从长远看,中国智库的发展恐怕还是要走“官产学”相结合的道路。

三是在研究方法、研究工具上,我们多数智库和美国智库的差距仍然很大。许多研究机构的研究方法陈旧,美国智库早已普遍采取的一些研究方法,如建模、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模拟推演、系统研究等,我们的许多智库仍不甚了解或因种种原因无法使用。当前,要采取新方法,研究新问题,关键是解放思想,破除旧的观念。中国人一点也不笨,可以较快地赶上去。这方面,我所在的单位在开展模拟推演、综合运用多种新方法进行战略规划研究方面有不少实践,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

四是对公众发挥积极影响力不足。近年来,虽然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但却鱼龙混杂,许多好的成果、好的观念未能向公众、宣传,一些不准确甚至是不正确的观点却四处传播。中国的官方和半官方智库在互联网络的建设上,在发挥机构网页的作用上,与美欧著名智库的差距更是十分明显。这方面的问题必须尽快得到解决。今后,如果能得到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中国智库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的潜力将是非常大的。

五是缺乏独立性和开放性,这是最大的缺陷。上面提到的问题多多少少都与此有关。在这方面官方研究机构表现得最突出。出现这种情况,既有体制上的障碍,又有认识上的原因,还源于缺乏创新意识。我也曾看到这样的情况,有些研究机构随着独立运作和开放性的不断增加,曾经取得突出的研究成果,但后来却明显退步,重新变得十分官方化、机关化,不禁令人叹息。

总之,要弥补当前中国智库存在的种种缺陷,逐步加强独立性、开放性应是最重要的。对于民间的和半官方的智库要支持其保持独立性和较大的独立性,政府直属的研究机构,也应朝此方向努力,力争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至于加强开放性,则更应是对中国各类智库的共同要求。

Q:有人说,政府邀请专家学者参与会议,往往是只想听好话,不想听不同意见,只要是说了不中听的话,下一次就不邀请你了,因此很多专家只好“报喜不报忧”,您怎么看这种弊端?

A:我觉得情况没有那么严重,就我自身所在的外交与安全领域来说,当前各个相关部门对各种意见是越来越开放了,并特别欢迎有见地的意见。当然,最终能吸收多少,则还要由多种因素所决定。假如你的意见和现实政策差距太大,即使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但在向上汇报或反映时也会打折扣,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尽管如此,一些比较超前的建议仍可能逐步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次、两次、三次,持续提出,最后终于得到了积极的回应。

当前,智库提出的意见上面是不是重视,爱不爱听,虽然也有“报喜”与“报忧”的问题,但最重要的还在于你的建议与看法对不对,在于你会不会正确地提出建议。现在有些学者,严重脱离现实,又离工作层、决策层非常远,却自以为高明,这样你提出的看法与建议就往往不靠谱。所以说,从一定意义上讲,“半官方”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一脚在内,一脚在外”,既了解实际情况,又懂政策,提出的建议往往更容易为上面所接受。面对政策建议可能遇到的尴尬,对智库来说,关键的是要加强自身建设,努力形成更符合实际情况也更能满足政府需要的研究成果。智库的专家与学者决不能自以为高明,夸夸其谈。否则,如果言之无物,只会发豪言壮语、讲故事,这样的专家,职能部门自然是请了一次就决不再请第二次。

Q:中国正在崛起,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将面临诸多安全挑战,这对国家的安全决策必将带来重大压力。在国家安全决策中,智库能起到帮助相关部门科学决策的作用吗?中国的智库应如何更好地发展,积极参与决策呢?

A:你讲得完全正确,在当前世界全球化、信息化、多极化加速发展的形势下,中国崛起已走到一个关键的时刻。面对国际形势、国际问题的日新月异;面对各种安全挑战,包括日益交织在一起的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及全球公域安全(海上通道、太空与网络安全)挑战;面对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自身成为国际形势、格局中的一大变量;再加上中国领导制度变化带来的领导人阅历、经验的变化,以及世界上决策辅助手段、方法、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中国的安全决策已决无可能再只依靠少数领导人和主要职能部门来进行,而必须走向科学、民主决策。其中,大力推动作为“外脑”的智库建设,使其对决策形成重大助力,已是迫在眉睫的一项重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