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调研报告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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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调研报告

人工智能调研报告范文1

影响力评价的内在困境

评价是现代公共管理的重要手段,公共机构和公共产品是评价的主要对象。由于公共产品具有外部性和公共属性,它们的绩效并不能完全由市场衡量。因此,评价就成为衡量公共机构及其产出的一种重要方法。

就机构而言,评价工作有外部评价和内部评价之分。外部评价又有被动参与评价和主动参与评价两类。内部评价一般有两种目的:一是回应外部的问责,二是改善机构营运质量。智库作为提供战略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产品与服务的机构,既是评价工作的主体,也是各种社会评价的客体。

智库外部被动参与评价体系,比较著名的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报告》(GGTTI),上海社科院的《中国智库报告》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全球智库评价报告》,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和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中心联合课题组研发的《CTTI来源智库MAPA测评报告》。在这4个评价体系中,大部分智库是被动参与的,评价主体并不需要事先得到智库授权或者同意。这种评价的常见形式是智库评价报告,各种排行榜是此类评价报告的最大看点。评价体系、指标、权重等是智库评价关注的热点。这种“外部被动参与评价”是有价值的。尽管中国智库界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报告》存在不同看法,有的明确指出其“不科学、不严谨、不规范”之处,但也有学者认为,其最大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了排名,更在于较早催生了中国新型智库的行业自觉。

然而,如果把智库评价仅限于“第三方的外部被动参与评价”,一味编制各种名目的排行榜,那么实际上就是把智库评价工作狭隘化、单一化。如果把一种智库排行榜绝对化,那么这种排行榜就有可能变成某种“话语暴力”,影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健康多元发展。

发挥体制优势,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评价体系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治理体制的优势是全国一盘棋,上下信息沟通顺畅、协调便利。由中央层面的机构或第三方社会组织出面组织智库认证、评估和评价,操作比较容易,也相对具有权威性。在德国,设有中立的第三方机构专门负责对全国智库进行评价,其中以莱布尼茨协会的评价最为权威。莱布尼茨协会是德国各专业领域研究机构(智库)的联合协会,拥有法律所赋予的对全国研究机构和智库尤其是国家级和州级研究机构进行评价的权力。作为德国著名的科研评价机构,莱布尼茨协会制定了完善的评估标准和体系以及科学的评估流程和原则,组织专业力量对智库进行评价。此外,莱布尼茨协会内的智库是依法主动申请被评价的。

我国可以学习德国莱布尼茨智库评价体系和美国智库管理的经验,建立自己的智库治理评估体系。中国智库发展至今,仍然缺乏对整体情况的全面了解和相关数据统计。因此,学习德国莱布尼茨协会体制,通过构建以行业指导和评价为主要任务的智库研究和评价组织来摸清中国智斓氖量和质量,改变信息不对称的现状,是一种值得借鉴的思路。

为此,建议成立“中国智库研究会”,规划、协调全国的智库学研究,逐渐建立我国智库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同时,依法赋予研究会部分行业管理的职能。比如,规定所有境内智库以机构会员的形式加入,对申请加入的智库按照一定标准进行评估,编制动态的有淘汰机制的“中国智库索引”,收录评鉴合格的智库。这样不仅可以摸清中国智库的“家底”,还能使入选智库凭借此资质获得更多参与决策咨询项目的机会,同时接受社会监督。

建立“六要素联动”的内部评价体系

智库是典型的资源依赖性组织,其经费主要来自拨款、捐助和有限营收,因此具有较强的外部依赖性。这就导致外部(例如政党和政府)对智库的信任极为重要,失去外部信任就意味着无法获得经费和其他支持。而定期提供内部评价报告是维持和强化外部信任的重要手段,也是回应外部问责的主要途径。另外,智库同样存在治理问题,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管理水平,这也使得内部评价变得极为重要。内部评价的本质是对话和学习,而不应是评判,因此应采取谦逊态度,互相学习。

根据不完全调查,在我国,已经建立完善内部评价体系的智库还很少,大部分智库内部的评价活动尚属于偶发和随机行为,智库内部评价制度化水平较低。指出:“有的智库研究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问题,有的存在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问题,还有的流于搭台子、请名人、办论坛等形式主义的做法。”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国智库内部评价体系和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或建立了也没能有效地运行。

智库内部评价包括智库人才评价、产出评价、项目管理评价、财务评价、研究咨询评价、传播沟通评价,这六种评价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孤立地评价任何一项要素,并不能得出智库建设水平的高低,因此需要建构“六要素联动”的内部评价体系。

人才是智库生存的根本,但是孤立考察智库专家的标签性特征,比如学历、学位、职称、职务等,并不能评价专家的优劣。应该把智库专家放在六要素的语境中评价,不仅看其资质,还要考察其价值观、国际视野、思维品质、研究咨询、项目管理、沟通协调,才能作出客观可靠的评价结论。人才评价也是一种智库内部沟通。智库每年度都会要求专家和行政人员提交年度工作总结(即自我评价),智库管理层应从智库管理视角对这些专家和行政人员作出年度评价,给予员工人力资本提升的指导和奖励,使优秀的专家和员工能够“留得住”。

智库产品质量高低决定了智库声誉大小。智库产品包括研究报告、会议讲稿、PPT、学术论文、著作、大众刊物、新闻会内容、会议文件等。一般而言,智库并不对以上所有产品进行评价,给客户和媒体的研究报告是评价的主要对象。产品质量评价是智库内部评价中备受重视的一种评价。同样也不能孤立地评价智库产品的优劣和智库产品影响力的大小。高质量的智库产品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产生一流的传播效应,高水准的智库产品和高水准的智库传播联动才能产生1+1>2的效应。

人工智能调研报告范文2

国家CIMS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澄,国家CIMS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系统集成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范玉顺教授作了题为《两化融合战略与智慧城市建设》的主题报告。报告会由扬州市科协联合扬州市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中国电信扬州分公司以及《扬州日报》社共同主办,扬州市计算机协会、扬州市系统工程学会、扬州市信息服务产业协会给予了大力支持。报告会旨在深化“两化融合”战略和智慧城市建设重大意义,提升扬州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能力水平,助推扬州市快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快速转型,为扬州的世界名城建设献智出力。市科协主席王华平在报告会上致词。

吴澄院士从信息化、智慧城市等基本概念谈起。强调信息化是培育发展信息产业,将信息技术应用于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一个历史进程;认为智慧城市建设是将信息技术与先进的城市经营服务理念进行有效融合,通过城市的地理、资源、环境、经济等进行物联网和数字网络化的先进过程,可为城市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灵活的公共管理的一种创新服务模式。吴院士放眼世界产业发展历程与当前世界经济转型情况,着重阐述了实施“两化融合”过程中应关注的七大问题:关注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制造业数字化,强调仍要重视制造业和制造业的信息化;关注“智慧地球”和“云计算”带来的大量衍生应用和产业化机会;关注并推动“嵌入式”系统的广泛应用,将其作为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抓手”之一;关注现代服务产业;关注节能减排;关注“新增长动力”和“颠覆性技术”;关注网络环境下工业控制系统的安全运行。在谈到智慧城市建设方面,吴澄院士引入发达国家建设智慧城市的先进理念,强调:智慧城市建设要特色发展;推崇城市建设不能简单智能化,一定要走带有浓厚人文色彩的智慧化道路;未来城市发展的新模式,便是从两化融合到五化协同,即从信息化、工业化相融合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绿色化、服务化协同推进。最后,吴院士特别推崇“精致扬州”这个目标,认为“精致扬州”是建设有特色智慧城市的重要内涵。他把“精致扬州”解读为:追求完美的创新精神,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尽善尽美的产品和服务,宜居、安全的生活环境,富足、便捷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的文化精神品位。

作为地道的扬州人,范玉顺教授更加关注家乡的发展与建设。认为“两化融合”带给各行各业深度变革的同时,还会促进智慧城市的发展,而智慧城市应该有感知、数据整合、数据等特征。强调“发展智慧城市,不能穿着新鞋走老路,一切要用数据说话。”

人工智能调研报告范文3

【关键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非营利性 独立性

【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21.009

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近几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要加快智库发展。强调指出,要完善我国领导决策机制和程序,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的原则,建设有中国特色、高水平的新型智库和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现代智库的两大基本类型

智库,英文为“Think Tank”,即智囊机构,也称“思想库”。顾名思义,智库就是提供思想、智慧和决策咨询意见的组织。“智库”工作通常不是指个体性的智囊活动,而是指其作为一个群体组织来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活动。有的时候,人们也把它比作是决策者的“外脑”。

现代智库一般发挥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作为专家群体生产思想的“工厂”,可提供思想产品(理论、理念、公共知识等);第二,作为专家群体出谋划策的智囊团,可提供政策咨询、政策建议,解决问题的系统应对方案,充当决策者的“外脑”;第三,作为专家群体的独立性社会组织,可搭建各界交流平台(举办论坛、报告会等),影响社会媒体和社会舆论;第四,作为专家群体的集聚地,可发挥人才“孵化器”的作用,培训、储备社会人才;第五,作为专家群体的高端组织,可在国际舞台上起到争取“话语权”的作用。①

起源于欧美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主要是以影响政府(施政者)公共决策为目的、非营利的独立研究机构。我们认为,这应属于一种典型化意义上的智库。但还应有更为广义的智库,即所有为决策者提供决策智力咨询服务的组织机构,都应属于智库的范畴。虽然影响“公共政策”和具有“非营利性”“独立性”是现代智库的基本特征,但并不是所有国家的所有智库都是如此。也就是说,最广义的智库还应包括那些不以直接影响“公共政策”、不完全“非有偿”(没有任何营利、营收的)、不完全“独立性”的智囊组织。比如,那些为企业等社会组织提供经营性战略决策咨询服务的智库,多数是有偿服务,有的则从属于有关组织而非完全“独立性”的。事实上,美国就有不少智库机构是从属于官方、军方和特殊利益集团的。

因此,现代智库通常存在着独立性与从属性、无偿性与有偿性两大基本类型。从这种更广泛的含义上来理解和界定现代智库,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无论从理论逻辑起点还是实践视野来讲,都是十分必要的。

如何理解智库的“非营利性”

我们不赞成只从影响“公共政策”“非营利”“独立性”角度去界定所有智库。当然,我们这样讲,首先涉及对智库范围、性质、功能的把握,尤其需要正确地理解智库的基本特性。

一般认为,构成智库的基本要素有:一是由两个以上研究人员组成的一个群体性组织机构;二是为决策者服务,提供决策咨询、意见建议;三是以重要的战策略问题(包括思想、理念、思路、预测、策论等)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四是非营利性;五是独立性。这五个方面几乎是世界各国智库普遍都应具有的共同特性。但问题是如何理解、体现这些特点以及各国智库的个性化、具体化表现。对此,人们似乎还有较大的争议。

总的来讲,对一、二、三个要素人们不会有较大异见,主要是如何把握四、五两大要素,即智库的“非营利性”和“独立性”问题。

“非营利性”作为智库的一般特性,它区别于其他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经营的企业组织。但智库也可以开展有偿的决策咨询服务,可以有服务报酬,可以有咨询收益,因而它又区别于完全无偿的慈善机构。智库就是介于“营利性”与“公益性”(无偿性)之间的一种“非营利”“非无偿”的社会组织机构。

那么,一些收取决策咨询服务经费(课题经费)的纯民间、民营的社会智库,是否就可以说是“营利性”智库呢?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作为民间社会智库,其建立和运行智库筹集的资金不算是一种市场投资行为,收取的有偿决策服务经费不应属于完全市场交易性的买卖行为(可视为“智库成果购买制”行为),况且智库提供的决策咨询报告还必须以一定的“独立性”(但也可能有利益倾向)为前提。

当然,智库的“非营利”属性也与其“行业”的本质特点直接相关。因为智库提供的是属于头脑智慧、知识产品,虽有价值,但不同于一般商业产品;智库或者说从事决策服务的人和他们服务的对象,都属于社会上很小的一部分人群(社会少数精英群体),同时,智库产品(决策报告)的个体化色彩很浓,因而难以形成规模化商品;尤其重要的是,智库提供的产品(决策报告),通常具有内部性、预测性甚至严格的保密性。智库的这些“行业”特点,也决定了它的“难营利性”,即只能是“非营利性”的。

因此,对那些民营的、开展有偿服务收益的社会智库,其性质和导向也应是“非营利性”的,它们可以有“收益”,但不能以“营利”为基本目的,否则,就不是“智库”而是企业了。比如,那些提供工程咨询服务、法律财会事务的机构,就属于营利性的企业组织,由政府工商部门负责登记管理,要依法纳税,而社会智库组织则由政府的民政部门负责登记管理,通常是可以依法免税的。

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②(以下简称《意见》)中明确规定:要“按照公益服务导向和非营利机构属性的要求,积极推进不同类型、不同性质智库分类改革,科学界定各类智库的功能定位。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和分类指导,突出优势和特色,调整优化智库布局,促进各类智库有序发展”。

因此,智库是“非营利性”组织,但并不是“无偿性”的公益组织,而通常是可以提供“有偿”服务的,可以有“收益”、有“报酬”的。尽管智库的产品不完全是商品,但智力产品有“知识产权”、有社会“价值”。如果把智库的“非营利性”理解为“无偿性”或者完全的“公益性”,那是片面的、不正确的,也是不利于智库健康发展的。

如何理解智库的“独立性”

相对智库的“非营利性”,对智库的“独立性”理解,分歧意见也许会更多更大。

一般认为,“独立性”作为智库的一个基本特性,它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作为组织机构是独立的,它不从属于其他组织。

二是资金的“独立性”,它没有政府资助,也不接受可能影响其研究独立性的利益团体的捐助,主要由独立的公益性团体或个人设立和资助,就公共政策发表独立的研究报告。

三是它开展调研活动是客观独立进行的。

四是它提供的研究报告,坚持客观立场,避免因受制于某种利益而造成“偏见”或“成见”,即使经费由服务对象提供,也应坚持客观独立的观点和看法,应更多地注重、关心研究的公益性(公共利益)和公正性。

我们认为,只要具备上述四个方面“独立性”之一,尤其是能开展客观独立研究、提供客观独立决策咨询报告(观点、结论)的智库,就可以说具备了智库的基本特性和功能,而不应只片面地强调组织机构的“独立性”和经费的“独立性”。

如果认为必须同时具备上述四个方面的含义才称得上智库,那么,不但我国绝大多数党政群、社会科学院、党校、大专院校、国防军事和国际外交等系统的决策咨询研究机构不能算智库,就是世界各国的多数决策咨询机构,恐怕也没有几个能称得上是智库了。比方说,美国智库一般都标榜其“非营利性、独立性和无党派”色彩,但在国际上,美国智库总离不开为美国利益服务,在国内也不可能完全不受制于某些利益集团的影响,而且不少本身就从属于相应的军政或党派机构。

据有关资料介绍,美国政策分析研究机构(智库)约有两千多家,大致可分为如下四类:第一类是官方设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如白宫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联邦各部门设立的政策分析机构、较大的州(市)政府设立的政策分析机构。第二类是政府合同型政策研究机构。如兰德公司以及很多大学设立的政策研究中心,大都由政府提供研究经费和委托合同,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研究报告。第三类为完全独立型政策研究机构。如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研究会等,它们没有政府资助,也不接受可能影响其研究独立性的利益团体的捐助,主要由独立的公益性团体或个人设立和资助,并就公共政策发表独立的研究报告。第四类是游说推销型的政策研究机构。他们由特定的利益团体设立或接受特定利益团体的资助委托,发表的政策分析报告也更多地代表着特定利益团体的观点。③

由此可见,尽管美国智库一般都强调自己的非营利性、独立性和无党派性,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那些完全依靠美国政府和军方合同的智库,即使表面上是“民间独立身份”,其实也难免是为“主人”效力的。事实上,美国多数智库背后大都是有利益集团支持的。

总之,智库的“非营利性”“独立性”都是相对的,实际情况往往要复杂得多。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基本特点

我们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智库的建设,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战略目标。2014年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等重大决定。同志在会上强调指出,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改革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进一步重视并加快专业化智库建设。2015年11月,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通过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并再次强调指出,我们要建设一批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高端智库,重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这些都充分说明,我们党和国家已经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上升为事关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现代治理、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并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予以推进落实。由此,中国智库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中国智库建设的战略方向。对中国智库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要求,同志明确指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当然要具备一般智库的共同特性,即为施政者、决策者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非营利性的研究机构,具体表现为前述五个方面的特点。这也就是说,中国智库与世界各国智库具有共同的特性,中国应该加快建设专业化、职业化的,可以与世界智库交流、有国际影响力、能为我胩峁┕际话语权的智库,尤其是国家层面的高端智库更应该突出其专业化水平。

但是,我国要建设的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的现代智库。所以,《意见》明确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

那么,智库的“中国特色”属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导向;必须维护我们爰液腿嗣竦母本利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实现民族振兴的中国梦;必须服务于党和政府的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智库发展的方针政策;必须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等方面。

作为“中国特色”的智库,自然要立足于中国国情,坚持中国道路,聚焦中国发展,解答“中国问题”,凝聚中国力量,展现“中国智慧”,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倡议”,树立“中国形象”,提供“中国方案”。我们无须回避中国智库为中国发展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服务的性质及其职责。

那么,“新型”智库又“新”在何处呢?我们认为:首先,中国智库应是立足当今国情世情,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其次,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独立开展研究,具有相对独立性、专业性的;第三,是与我国现行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国家改革开放进程相适应的;第四,是赋予并要发挥现代治国理政功能和作用的;第五,是体现改革创新要求,按照新的体制机制、组织管理模式来运作的;第六,是与现代科技、现代科学方法相适应,尊重知识、智力,营造探讨氛围,聚引高端人才,能提供客观可靠又有创新见识的高质量的决策咨询服务的;第七,是要着力建设一批能与国际智库交流、具有国际影响力、提供国际话语权的现代高端智库的;等等。因此,我们要建设的中国智库是现代、新型的。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中国智库建设的战略方向和战略目标。

中国智库建设的战略地位。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为我国一个重大发展战略,其战略地位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中国民主政治和决策咨询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全协商民主和决策咨询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民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有助于完善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和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积极推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为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提供重要支撑,使我们的决策机制越来越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法治化,从而更好地以科学决策去引领科学发展。

第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同志强调指出,我们必须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去认识和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纵观当今世界各国,智库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但日趋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本身就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我们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不充分发挥智库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是国家软实力、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内容和体现。正如《意见》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等硬实力提升的进程,也是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升的进程。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国际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意见》)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离不开智力的支撑。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政治协商民主广泛而多层次的制度化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高我国的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建立健全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制度体系,就必须切实加快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充分发挥智库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中国智库建设的战略格局。过去,由于对智库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我国的新型智库建设不尽如人意,尤其专业化的高端智库不多。不过,如果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组织基础角度讲,我国也还是具有面广量多的良好条件的。这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一个基本“国情”。

总体上讲,目前我国智库组织形态的基本分布格局是: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各派、群团组织的政策研究部门;国家和省的参事室、文史馆、咨询委员会(专家顾问组);国家、省、市的社会科学院系统;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系统;各级各类高等院校系统;军事敕老低车牟文鼻楸ê脱芯坎棵牛蛔匀豢蒲Ъ际跸低车难芯吭核;国有企业或国有控制企业的研究部门;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舆论和舆情部门的“内参”机构;社会民间(包括民营企业)的调研咨询机构等。

上述十多类决策咨询服务组织,构成了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现实基础。客观地讲,我国目前智库或者类似智库的组织机构、人员,已经足够多了,而不是少了。由此我们认为,我国今后建设新型智库的重点,应放在如何推进各类智库的协调发展上,如何加快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体系上,如何加强发展专业性强的民间智库上,以及如何有重点地建设一批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现代高端智库方面。

中国智库也应有足够的客观独立性。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智库都隶属于党政军群体制内部系统,行政化色彩较浓,从组织和运行的体制机制上缺乏相应的独立性和灵活性。这也是事实。但有人据此否定党政军群体制内政策咨询部门的智库性质和功能,也是有失偏颇的。

首先,我们承认我国目前多数政策研究机构从属于党政军群部门,但这种“从属性”不是衡量智库“独立性”唯一标准。因为,世界上从属于相应组织机构(包括党政军)的智库很多。要知道,现代智库、思想库大都起源于军队的情报作战谋划部门(室)或相应的组织机构。如前所述,即使十分强调智库独立性的美国,也有不少智库是从属于党派或别的机构的。事实上,美国还有专司游说推销型的政策研究机构,就属于由特定的利益集团所设立或接受特定利益团体的资助委托的智库,发表的政策分析报告也总是代表这些特定利益团体的观点。他们通过向政府、媒体和社会公众游说推销自己的主张,以达到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目的。因此,说美国的所有智库都是独立的、无党派利益的,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

其次,客观性、独立性与党性、人民性是可以统一的。这是我国智库的本质特性之一。从根本上讲,智库为了我们国家的更好发展而提出决策意见,是与我们党、政府和人民的利益同轨同向的。我们党、政府作出的决策,应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尊重客观事实,符合人民根本利益,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包括从属于党政军群部门的政策研究机构的我国所有智库及其提供的决策咨询建议,只有更客观、更真实地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才能“言之有理”“说之有据”,从而更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我国智库研究及成果要追求的“合规律”与“合目的”的内在统一性之所在。事实上,直接从属于党政军群部门的政策研究机构,他们具有熟悉决策过程、了解客观情况、及时掌握时局动态、研究成果更易于转化为决策等优势,而这往往又是一般社会民间智库所难以企及的。当然,他们除了发挥智库功能和作用外,还要承担大量日常文稿起草等行政事务性工作,而这些工作一般就不属于决策咨询的范畴了。从这种角度讲,从属于党政军群行政部门的政策研究机构,应是一种属于“半智库”“准智库”的研究机构:一方面是行政机制,另一方面是智库性研究机构。它们作为我国一类十分重要的智库,事实上直接承担和发挥着决策咨询的智囊作用,而且在履行这种职能的过程中,无疑应保持足够的客观独立性,这样才能提供客观真实的见解,为决策者当好参谋助手,发挥应有作用。

第三,我国智库能做到开展客观独立研究和提供客观独立的决策咨询报告。毫无疑问,只要是智库或者作为智库的决策建议报告,就应该有客观性、独立性(不能被当事者的个人利益喜好所左右),否则,就不是智库或智库的研究成果了。我们认为,“独立性”作为智库的一个重要特点,主要应体现在智库开展调查研究、提供决策咨询报告(成果)的客观性、真实性、科学性、公正性上。这是所有智库或者被赋予智库职能、发挥智库作用的组织机构都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或者说基本的职业操守。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也完全应该并能够做到这种“客观性”“独立性”,这也是我们党、政府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要求的。

由此可见,我国的智库建设不应该回避、否定客观独立性,而应该承认、肯定、强调智库的客观独立性。事实上,任何为决策主体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智库,都是有“主体性”、“利益(害)性”的。除了那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利益(比如全球气候等问题)提供的客观独立研究报告才具有“全人类”利益外,世界上几乎所有智库及其研究报告都是为本国或相应的决策主体服务的。而智库提供的决策咨询建议报告越客观真实,才越能真正提供多视角、原创性、可选择的有决策参考价值的成果。唯其如此,才能体现智库的应有价值,发挥智库的应有作用。

作为“中国智库”,毫无疑问应有中国的“主体性”。正如同志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指出的:“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显然,这也应该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努力方向。

中国智库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们认为,从广义上讲,只要从事、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组织机构,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智库。至于是从属于相关部门还是自身独立运行,这仅仅是智库的组织类型不同而已。现在世界上各国智库通常都有“官方”与“民间”之分,只是数量比例多少不同罢了。再说,虽然多数智库通常都以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但也有专司为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提供咨询服务的。因此,智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不能只从某一个角度去判断。

但是,我们这样讲,并不意味着目前我国智库现状不存在问题,不需要进行改革创新。恰恰相反,我们党和国家对智库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明确指出,随着形势发展,目前我国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现实需要的问题还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智库的重要地位没有受到普遍重视,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水准智库缺乏,提供具有国际话语权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不多,参与决策咨询的制度性安排不完善,智库建设整体规划不够,智力资源配置不够科学合理,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亟待创新,领军人物和杰出人才缺乏等。总之,目前中国的广义智库、准智库、“半智库”数量过于庞大,而且近年来又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但有特色、有创见、有重大影响力的智库不多,存在着大量低层次的重复劳动,人力、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浪费严重。

除此以外,中国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知识界宽阔的国际视野、广博的古今知识、客观的问题意识、独立的科学精神、担当的家国情怀、踏实的治学态度、严谨的学术作风,都是中国智库应当着力倡导和养成的,也是中国智库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尽管近年来我国智库建设步伐加快并取得了积极成效,但问题并未根本解决,而且在发展中又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问题。正如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近年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建设智库热情很高,成果也不少,为各级党政部门决策提供了有益帮助。同时,有的智库研究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问题,有的存在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问题,还有的流于搭台子、请名人、办论坛等形式主义的做法。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要加强决策部门同智库的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把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同智库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和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更好发挥作用。”同志的重要讲话,为我国智库健康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努力方向。

当前中国智库建设的重点任务

我们要围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个总目标,扬长补短,坚持正确方向,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提升智库专业化水平,着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型智库体系。当前应着力做好以下几项重点工作:

坚持统筹“合”库。如前所述,就类型和数量来讲,当前我国智库总体上是多了而不是少了。有人统计,中国现有研究机构2500多家,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工作人员27万人。其中,以政策研究为主要对象、直接或间接为党政军群领导机构服务的“政策型”研究组织就多达2000家。如果统计到县市一级,全国各级各系统各领域为领导部门决策咨询服务或赋予相应职能的“智库”,更是多达上万家而远不只是两千多家了。所以,问题不在于从数量上建更多的智库,而重点应控制规模,合理分工布局,统筹整合现有智库资源,尤其是党政等行政化编制内的决策咨询服务部门,更应下决心从过多地服务于领导机构起草日常文稿、日常行政服务中解放出来。我们尤其需要统筹整合纵横向雷同的政策调研、文稿起草机构,统筹整合研究领域、服务对象重复的研究力量,以期更多地发挥其智库功能。当然,实践证明,当前要想从体制和组织机构上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并不现实,可行之策是通过“智库联盟”“智库联动”“课题协同”等组合办法来解决。

坚持特色立库。我国目前智库系统、类型、数量多,但有特色的智库并不多,尤其是全国上下垂直的同部门、同系统内部的决策服务部门,几乎都是雷同的。名称相同相似事小,问题是研究领域和内容、研究角度和方法也大多是大同小异,这导致智库资源浪费严重,效率低,研究报告质量不高。在下一步智库改革建设中,应对各系统的研究机构有不同定位,有明确重点,统筹分工,各有特色。缺乏特色的智库,即使机构规格高、人员数量多、轰轰烈烈一时,也是难以持久或产生较大影响的。除了国家级的极少数综合型智库外,其他智库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应各有侧重,有自己特定重点范围,实现特色立库,特色发展。

坚持专业兴库。现代智库可分为综合和专业两大类型。综合型是少数,多数智库应有自己专门的侧重研究领域,有自己专业的特色。但无论综合性研究机构还是专业性研究机构,作为真正的智库,都应该具有“专业化”特点。这里的“专业化”既包括研究对象分类的“专业性”,更主要是指研究水平的“专业性”。只有长期从事智库自身定位范围的研究、拥有稳定的职业化研究队伍、开展独立的客观调查研究、掌握本领域大量客观材料、提供客观独立又有专业水准的研究报告的智库,才是真正的专业化智库。目前,我国智库体系中比较缺的就是特色鲜明、专业水准高的智库。

坚持民间建库。目前,我国智库多属行政色彩很浓的“官方”或“半官方”的机构,而企业、行业、民间的社会智库发育时间短、数量少,属于要补齐的“短板”。所以,《意见》明确提出要“支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兴办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新型智库,重点面向行业产业,围绕国有企业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发展规划、产业技术方向、产业政策制定、重大工程项目等开展决策咨询研究”。如果说支持国有企业办智库尚属政府“体制内”的话,那么,社会智库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见》也明确强调要支持发展社会智库,并要求社会智库也要“坚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由民政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规范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智库的若干意见,确保社会智库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进一步规范咨询服务市场,完善社会智库产品供给机制。探索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有效途径,营造有利于社会智库发展的良好环境”。

坚持高端强库。作为一个智力大国和世界大国,智库数量多一些也是正常的。重要的是应有一批在世界多数领域都有一定话语权的国家级、世界级高端智库。这正是我国智库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中国应着力培育一批能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专业化、职业化水平高,可以与世界智库交流、有国际影响力,能为我国提供国际话语权的智库,尤其是世界能级的高端智库,从而在国际舞台上更充分地展现“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贡献。为此,我国当前和今后应重点加快建设专业化的高端智库,按照“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要求,着力打造若干个或有综合性优势或有专业性特色优势的国家级、国际化高端智库。

坚持改革兴库。我们主张广义地理解智库,把从属于党政军群领导机关的政策研究部门也纳入到我国智库体系并作为重要的主力军,但它们毕竟还不是、也不应该是完全职业化的智库。我国智库多数与行政机关密切相关,这是它们发挥智库职能作用的重要优势。不过,这些“半智库性”的政策研究机构,如果想要更多更好地履行智库职能的话,那就需要尽可能淡化一些行政色彩,减少一些日常起草文稿的行政性事务。这是我国智库建设改革创新的首要任务之一。

其次,要重点着力改革我国智库运行管理的体制机制,更多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增强灵活性。

再次,还要进一步营造研究问题的氛围,倡导探讨争鸣的环境,以期产生更多更高质量的智库研究成果。

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就是要在党强有力的领导下,全面深化改革,革除智库领域传统行政体制弊端,改进智库组织管理体制,创新智库运行机制,健全智库保障体系,实施有效政策,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真正激活智库发展动力,走改革创新建库、立库、兴库、强库之路。

总之,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我国的综合发展和竞争实力,应作为长期而紧迫、重大而艰巨的战略任务,切实采取有力措施,抓紧抓实抓出成果,努力建设一些专业化程度高、战略谋划能力和决策服务能力强、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优秀的高端智库,而要建设知名的优秀高端智库,就应坚持智库的专业化要求,有自己的重点研究领域,并在专业领域深耕细作,在长期积累材料、知识、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系统化的研究成果,在系统化、集成化、可持续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经过提炼创新而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注释

①林坚:《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全局思考》,山东智库联盟《智库研究》,2016年5月16日。

②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人工智能调研报告范文4

教师“校本培训”是最近一个时期我市广大教育者工作普遍关注的又一个焦点。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刘华良博士曾在我市做了《怎样做“校本教学研究”》学术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了“校本教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式:“问题

计划

行动

反思”。他的报告在我市教育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对推动我市的“校本教学研究”的开展发挥了有力的推动作用。然而,“校本教研”的模式不是唯一的。我们首先要肯定的是:刘华良博士提出的“问题

计划

行动

反思”是一种“校本教研”的模式,而且是有效的模式,但不能认为这是惟一的模式。

据笔者所知;还有别的模式,如: “五环节模式”。这是上海教科院周卫先生根据美国圣路易部新城小学“推动多元智能行动研究”提炼出来的。他认为教师“校本教研”的过程应当是“发现问题

组织团队

学习准备

设计实施

总结反思”五个阶段。每一阶段的具体任务是: 发现问题:(1)课题组织者发现教育现场的问题;(2)搜集并整理相关文献资料;(3)确定研究方向,拟定研究计划。

组织团队:(1)研究者、领导和教师自愿组织成专业发现团队;(2)寻找学校课表按排、人员、经费、设备支持;(3)向学生说明研究意图,征得家长同意。

学习准备:(1)研读、研讨多元智能理论,构建团队;(2)亲历每一种智能教学,让儿童认识各自智能特色和学习风格;(3)团队成员填写学生多元智能梳对表;(4)在教学全过程中,专家与教师平等对话。

设计实施:(1)讨论多元智能教学方案;(2)制定教学目标;(3)将目标转化为各项智慧活动;(4)确定教育原则;(5)与家长座谈,说明多元智能的意义与实施计划;(6)实施单元教学活动;(7)观察学生学习情况,如通困难,及时调整内容和方式;(8)学生完成相关的报告;(9)组织全班交流,观察学生表述和功能提升情况。总结反思:(1)整理分析相关资料,完成论文撰写;(2)专家、教师反复讨论由此可见,“校本教研”模式不是惟一的,刘良华先生的“五环节”的哪一个都为“校本教研”。另外,我市许多学校所使用的模式,也不能排除在“校本教研”之外。我市许多中小学在近十余年来,在进行"校本教研"时多按照“问题

综述

调查

计划

设计

实施

总结”这样的程序进行:

问题

发现和提出教师在教学实践的问题,并把它转化为研究的课题;

综述

搜集、学习、整理相关的文献,并撰写文献;

调查

设计调查方案,实施调查并撰写调查报告;

计划

设计操作办法,包括学生“学”的操作办法和教师“教”的操作办法;

实施

在时时时操例;

总结

收集整理研究过程资料,撰写研究报告。

其次,在教师“校本教研”过程中提出“问题”的方式不具有惟一性。“校本教研”实质是“以教师为本”的教研。于是有人便认为只有问题是由教师提出来的教研才能被称为“校本教研。”问题是由谁提出来的只是形式问题,而不是事情的本质。我们认为教研活动是不是“以教师为本”,最重要的是要有以下三点:其一“问题”是不是教师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其二是教师是不是直接参与研究;其三是不是以改进教师的行为为中心。

所以,“问题”是不是由教师提出来的并不重要,由教师提出来、由学校领导提出来的或其他什么人提出来的都是可以的,只要是所提出的“问题”确定是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得到教师的认同,都可以作为“校本教研”的课题。周卫先生所举的实例

《美国圣路易部新城小学推动多元智能》教学研究,就不是由教师提出来的,而是由“校长亲自倡导,全校教职员工全员参与”的课题。

第三“教师校本培训”每一环节的内涵也不具有研究环节的内涵。比如,在诸多“校本教研”的模式中都有“设计”这个环节,但在不同的模式中,“设计”的内涵是不同的。刘良华先生“四环节”“校长培训”中的“设计”是指“形成教案”。我们大连市实行的“七环节川校本培训”中的“设计”是指“操作设计”

人工智能调研报告范文5

 

东营市经济发展情况调研报告范文1

 

石油化工是我市的支柱产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随着多家东营地炼企业获得进口原油使用权,辖区内获批进口原油指标总量超过胜利油田年产量,未来原油加工量和整体装置开工负荷率将明显提高。

 

1 石化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2016年,东营市规模以上石化行业实现工业总产值、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利税分别为4461.2亿元、4431.2亿元、182.2亿元、294.4亿元,分别占地方工业34.5%、36.1%、22.1%、26.8%。石油化工产业经过多年创新发展、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不断延伸和整合产业链,已形成炼油、石化、化工新材料和精细化工等中下游配套完善、规模庞大、特色明显的产业集群格局,壮大成为全国地炼企业最为集中、规模最大的地市,2016年原油一次加工能力6900万吨/年。

 

(一)集约效应优势明显。石化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临港石化产业基地及东营区、广饶县境内。通过系列技術、装备、工艺等改造提升,国Ⅴ标准成品油供应全国各地,油田化学品成熟对接胜利油田市场,化工新材料方兴未艾,石化产业效益和竞争能力大幅度提高,2016年石化产业主营业务收入4431.2亿元,完成投资317.3亿元,工业用地平均销售收入达到12622万元/公顷,单位工业用地平均投资强度达到9336万元/公顷;加工原油和燃料油4893万吨,占全国原油加工量的9.06%,主要产品成品油产量占全国产量的8.9%,居于国内地级市首位;石化产业销售收入占到集群销售收入的95%。

 

(二)创新能力提升强劲。集群内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建立了完善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2016年,规模以上石化企业R&D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达到1.22%,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研发经费投入增加,带动了专利申请、新产品销售等的快速增长。整个石化产业集群的研发能力和水平都居于国内同行业前列,居于国内地级市石化产业的首位。

 

(三)资源节约效果明显。强化目标管理,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技术进步,健全长效机制,全市超额完成了“十二五”下降17%的节能目标任务。我市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对化工企业“三评级一评价”(节能、安全、环保评级和综合评价)工作,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三项指标都居于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

 

(四)两化融合深度契合。集群内石化企业实现了全厂DCS、ERP、SIS系统,原油调和、石油加工、仓储物流、销售服务供应链的协同优化系统法应用,广泛应用了工业云平台、工业大数据平台、三维数字化平台、物联网接入平台、生产优化工具,普遍应用了移动巡检、移动作业、有毒有害气体监测、应急指挥、智能仓储等智能手持终端等,两化融合程度居于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联合石化协会开展石化企业智能工厂试点示范工作,垦利石化、胜星化工、海科集团等3家企业试点成效明显。开展了化工园区(聚集区)智能化改造工作。重点对临港石化产业基地进行智能化提升,建成了产业园应急指挥中心,建设了智慧园区管理平台,打造集智慧办公、智慧安全、智慧环保、智慧应急、智慧能源、智慧安防、公用工程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智慧园区体系。

 

(五)集群产业配套完善。集群在临港物流、研发孵化、原料储运、高端石油装备制造、交易平台、生产销售建设等领域配套完善。临港物流。建设了万吨级深水大港——东营港,码头总量达到39个,港口吞吐能力达到6000万吨,成为涵盖液化品、散杂货、客运、集装箱等多种运输业务的区域性中心港口。油气运管道。已建在用原油管道11条,辖区总长度354公里,本市炼化企业管道供应能力1780万吨;全市建成成品油管道3条,长21公里,成品油外输能力900万吨;建成长输天然气管道7条,辖区总长度265公里,资源供应能力20亿方/年。研发孵化。东营市石化产业辖区内的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是石油石化行业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建有36个国家及省部重点实验室和研究机构,学校企业山东石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石油石化行业重要的科研中试及工业试验基地。以石油石化为特色、以高端科技服务业为主要业态,规划并开工建设了东营创新广场等科技孵化设施。交易平台。华东石油交易中心打造集信息交互、线上交易、区域交收、在线金融、智能物流、价格发布等功能于一体的区域性石油石化产品交易平台。

 

2 石化产业转型升级方案几点思考

 

(一)“炼化一体化”是大型石化提质增效的根本方向。“炼化一体化”是集上游炼制到下游化工产品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生产经营方式,其最大优势是能够有效整合资源,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形成产业链上下游一体化,生产装置互联、上下游产品互供、管道互通、各种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实现生产效率高、产业结构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依托东营市现有炼油产业基础,进行整合优化,提升炼化一体化水平。按照“大型化、一体化、集约化、清洁化、园区化”思路,采用“常减压-渣油加氢脱硫-蜡油加氢-重油催化裂化-蜡油加氢裂化”的总加工路线,实现全加氢型炼化一体化流程,提高装置规模和经济性,依托园区条件集中供应氢气和水电汽风等,生产过程清洁、安环、环保。近期重点是整合炼油企业资源,向烯烃、芳烃领域进行延伸,提高基础石化原料供给能力,同时减少成品油产量。远期重点是对落后炼油产能进行整合置换,通过淘汰东营市部分炼油产能,在东营石化产业基地新建大型炼化一体化项目,提高产业集中度和技术水平,实现产业升级。

 

(二)延伸产业链是石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破解之道。当前,柴汽油的加工利润空间已十分有限,并且随着进口原油市场的开放,利润空间将会逐步压缩。石化产业向化工方向发展已是当前行业可持续发展行之有效的破解之道,学习惠州石化、九江石化等大型石化企业通过加大技术引进和研发投入,延伸石化产业链条,推进建设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场需求量大的化工新材料和高端转用化学品项目,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的路子。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化工新材料产业体系,促进东营市化工产业链的增值。

 

(三)调整优化布局是石化产业集聚发展的重中之重。在东营市北部地区重点打造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加强现有企业的安全环保节能监管,推进环境敏感区内的化工企业向石化产业基地搬迁,兼顾目前己经形成的重点企业发展需求,将基地建设与布局优化充分结合,提升化工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实现化工产业与城镇、环境的和谐发展。

 

(四)实行一体化管理是提高化工园区发展水平的迫切要求。坚持“五个一体化”的原则,即以产业一体化为核心,实现公用辅助工程一体化、物流运输一体化、环境保护一体化和管理服务一体化,化工园区管廊、码头、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配套要到位,水、电、气(汽)、煤炭等生产物资由统一部门进行管理,并且采取市场化方式进行运营维护。设置应急管理中心,统一应急事件的指挥和处置。

 

(五)智能工厂建设是打造精品石化企业的有效手段。推动先进优化系统(APC)在石化和化工企业的应用。提高生产执行系统(MES)应用普及率、覆盖范围及应用深度。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推动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过程、物流仓储产供销产业链一体化,实现产品可追溯、制造过程可监控、效益可实时计算的目标。充分发挥先进信息技术在激发新潜能、重构生产体系、引领组织变革、高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推动石化企业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实现企业生产方式、管控模式变革,全面提高安全环保、节能减排、降本增效、绿色低碳水平,促进劳动效率和生产效益提升,着力打造产品特色鲜明、服务竞争力强、盈利能力水平高的精品石化企业。

 

东营市经济发展情况调研报告范文2

 

近日,由山东省东营市政协牵头,东营市海洋与渔业、科技等部门联合进行的海洋经济发展情况调研工作结束,形成了《东营市海洋经济发展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总结东营市海洋经济取得的成绩、面临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建议。

 

《报告》指出,2012年东营市海洋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已经成为拉动该市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力引擎。海洋经济产业体系初步形成,海洋渔业快速发展,海洋工业初具规模,海洋服务业逐步提高;重大海洋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港口建设进展顺利,初步建成了环渤海地区重要的液体化工品集散地;科技支撑能力逐步提高,目前已获得大批科研成果;海洋综合管理水平稳步提升;海洋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强。

 

但该市海洋经济也存在着规划体系不够完善,海洋经济总量小、质量不高,海洋经济支撑体系不健全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报告》提出了六条建议:一是优化空间布局,统筹规划海洋经济发展,构建“三区两带”发展新格局,规划建设功能区,强化海洋功能区划的控制性作用;统筹陆海一体化发展,促进陆域经济与海洋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二是调整产业结构,着力构建现代海洋经济体系,发展海洋渔业,优化提升海洋化工业,重点发展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积极培育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加快推进海洋旅游业。三是坚持科技兴海,强化科技支撑作用。加快创新平台建设,加强科技合作与交流,加大人才培养引进力度,加强海洋科技攻关,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四是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海洋承载能力。五是保护生态环境,推进海洋经济绿色发展。六是制定配套措施,加大保障力度。

人工智能调研报告范文6

中国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西方多元政党制度不同,在政党关系上,坚持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在政权运作方式上,坚持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在民主形式上,坚持充分协商、广泛参与,各党派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样的制度决定了中国智库没有根本利益冲突,而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开展研究,承担着“忠诚反对者”职能。忠诚反对者的目的是为提醒执政者充分考虑各方利益,平衡各种关系,使政治制度和政治决策通往“善”的目标,达到善治,最终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前,中国部分智库站在所谓西方更高文明价值的立场上批评中国政府和政府政策,表面看起来是一种内部自我批评、一种独立的声音,可其中蕴含的观点,却已经超越了合法合理地通过批评解决问题的层面,可能扰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还有部分智库采取为执政党辩护的态度,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有选择性地为中国走过的道路进行辩护,绕开甚至遮蔽了发展过程中的曲折与问题。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智库可以批判政府,但不能站在纯粹反对者的立场上;智库可以对过去的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但更应该着眼于问题的解决。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该作为“忠诚反对者”参与到政策决策之中,既要分析政府决策的可行性分析,更要作不可行性分析。“智库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不是光说yes,也要会说no,这就需要有勇气了,而且不能没有原因地说no。”[2]相对于传统智库,中国新型智库最大特点就是作为“前瞻性建言者”。目前,中国智库之所以公信力低,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把自身定位为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为党政决策部门出台政策进行科学性、合理性论证。部分智库变成了党和政府政策的阐释者,长官意思的揣摩者,为其意志量身定做所谓的独立机构的建言建议者,这与智库的初衷不相符合。智库不应沦为政策的解读者,而是要作“前瞻性建言者”。前瞻性建言者是指依据中国国情,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能够提供超前研究和拟定可供政府决策选择性政策的人或机构。中国新型智库作为前瞻性建言者,不能以应急性的对策研究占主导,不是仅能研究事物变化的前一两步。这样的研究往往不能把握现实全局或事物发展趋势。缺乏前瞻性的战略研究是中国智库普遍存在的问题。美国智库就尤为重视前瞻性研究。如2008年总统选举之前,布鲁金斯学会专门设立“机遇〇八”项目,为新任领导人政策决策提供参考的前瞻性研究。2009年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以“中国2025”为题进行研究,探讨中国发展前景和未来走向,制定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建议。相对于传统智库,中国的新型智库要重视前瞻性战略研究,服务于长远的政府决策,担任储备性政策研究的主角。这就需要智库既要有对国内外经济政治社会形势的预见性,又能在预见走势分析判断基础上有针对性提出可供选择的决策咨询方案。

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参与公共决策的方式

第一,“一言堂”观点。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大部分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不能客观地看待中国的进步,将中国政策决策想象为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政府的重大决策完全由最高领导人或最高领导集体垄断,政策决策的过程被称为“一言堂”。他们认为,这种政策决策方式有个人专断的色彩,具有集权主义政权的特征。第二,“官僚多元主义”观点。借鉴权力多元化理论,部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政治权力由统治集团内部多元的利益集团构成的,政策决策权分散在不同权力集团或部门内部。政策决策的形成是党和政府内部多元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不能或者很少代表人民的利益。第三,既得利益者绑架决策的观点。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入,政治权力逐渐向社会转移,经济和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分享权力,甚至决定了权力和政策决策权。以上这些带有偏见、曲解、甚至错误的说法,都不可能概括中国政策的决策体制。中国政策决策体制实质上是一种民主集中式的决策体制。政策决策的形成广泛吸取了党内相关机构、派、社会团体、公民的建议。“在30多年里,中国为政策出台提供理论依据和策略意见的学者不计其数。”[3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今年(2013年)4月,中央政治局经过深入思考和研究,广泛听取党内外各方面意见”,并于4月20日发出了《关于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决定意见稿专门听取各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意见。[4]“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118份意见和建议从全国各地汇集到北京。从上到下、自下而上,成千上万条关于深化改革开放的意见和建议反映上来。”[5]在“征求意见”和《决定》制定的过程中,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为丰富三中全会文件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可以概括为:1.参与调研。自中共十二大以后逐步形成一种惯例,中国共产党历届党代会和中央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决策都要委托官方和非官方智库机构参与调研。一方面,自主调研能发现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为中央政府制定决策提供建议。例如1982年至1986年间,中央每年都颁发关于农业问题的“一号文件”,其中官方智库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发挥了重大作用,是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的直接推动者。非官方智库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结合自身善于研究公共政策的长项,自己拟定研究选题,供中央决策参考。例如1998年,该院提出要尽快“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农村土地使用权”。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期间,中改院递交了这份建议,时任起草组组长进行了批示,并采纳了这一观点。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过程中,“一些部委、研究机构还会按照中央要求进行专题调研,为决策提供参考意见。”[6]另一方面,承接中央政府委托议题进行调研。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例,为了制定符合当今中国实际的政策,文件起草组成立专题调研小组,并委托有关单位进行专题调研。2.提交建议报告。1984年9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原所长高尚全以中国体改研究会和中国体改研究所名义,组织20多位专家召开一次理论研讨会,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他并将会议结果写成建议上报给中央决策者。这些意见被吸纳进《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2003年,在官方智库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工作的经济学家常修泽,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起草工作提供有关产权问题的基础性研究报告。报告提出,在产权制度构成中,应包括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四个制度支柱。报告上交后,中央起草小组负责人专门约见常修泽,公布的《决议》吸纳了他的意见。2013年4月份,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写了《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主题的建议》呈交中央领导同志,其中一条建议就是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建议被采纳了。”[7]2013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设立了“中国特色‘官邸制’研究”的重点研究课题。该会副会长汪玉凯教授为课题负责人,课题在2013年6月初步完成,形成了《国外官邸制研究》、《中国古代官邸制研究》、《当前我国领导干部住房现状分析与改革趋势》三个研究报告。由汪教授撰写的“关于建立中国特色‘官邸制’的建议”,经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于2013年7月上报中央,最终被起草组采纳,以“探索实行官邸制”表述方式写入《决定》。可见,提交建议报告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中国高层决策和政策决定的重要方式。3.参与起草。在中国政策决策层面,中央决议和公共政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过程。例如,2004年2月8日,中央出台了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2003年9月30日,文件起草组已经成立。“文件起草组由中央9个部门和地方的有关人员参加。他们中,既有德高望重的专家、思维活跃的学者,又有来自各部门和地方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8]十八届三中全会同样如此,十八届三中全会起草小组的成员通常由来自各部门和地方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组成,也会根据每次全会的主题吸收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在集体起草政策决议的过程中,智库就是参与起草的重要机构。智库研究人员参与文件起草,为文件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参与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文件的周其仁曾说:“身为一个非党内人士,也参加了上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几个政策文件的准备、起草、修订、成文的全过程———按规矩,这些党内文件一旦下发,是不可以让我这样的党外人士阅读的!仿佛在不经意之间,我们见证了历史”[9]十四届三中全会聚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组成员中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张卓元、国家计委研究室郑新立等,他们负责“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这一部分内容。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农业,小组成员中有长期研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专家学者。据公开资料统计,参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的智库人员有:官方智库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张卓元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现任非官方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等。此外,决议草稿拟好以后,还要听取以智库为代表的非官方机构的建议。以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例。2003年8月决定征求意见稿下发后不久,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就主持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几天之后,总理在国务院召开了经济专家座谈会。与此同时,起草小组还邀请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举行了10多场座谈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2013年9月初《决定》征求意见稿下发,文件起草组共收到总计2564条意见和建议。选其要者,择其大端。文件起草组形成提交全会审议的文件稿,充分吸收了关注度高,对全面深化改革有重大推动作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意见的吸收率超过40%。4.报告引导舆论,间接影响决定。智库往往会出版大量的专著、期刊、研究报告、定期学术会、接受主流媒体访谈等形式影响公共舆论,进而间接影响决策者。智库的研究成果一旦引起大众传媒的注意,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问题,往往会引起决策者的注意,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在十八届三中全决议出台之前,众多智库研究报告,引导公共舆论,从而间接影响最终的政策决议。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起草的《新一轮改革的基本思路和行动方案》(即“383”方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建立一个能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中国金融40人论坛起草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一揽子方案”、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提出了“改革建议30条”。此外,西方国家投行的系统性的方案《渣打银行研报———十八届三中全会前瞻》等智库研究成果公开或半公开亮相。智库通过主流媒体研究报告,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引导公众学者讨论,能够激发出社会不同利益阶层的真实反映,给政府最终决策起到了回旋缓冲的作用,扮演了民意与政府决策缓冲垫的角色,从而间接影响政府决策。

三、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智库发展作出了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