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研究报告范文1
外贸商情调研报告的结构，由标题、正文和结尾等部分组成。
标题。有两种形式：一是内容结构的标题，它可概括国别（地区）、市场范围和调研内容，也可直接指出调研对象。二是形式结构的标题，可写成公文式的标题，也可写成包括正、副标题的双标题。
正文。它是外贸商情调研的主要部分，一般包括前言、主体和结尾。
前言。是调研内容的综述或总提，写明调研的时间、地点、对象、范围、目的，说明调研的主旨和采用的调研方法，或简介调研的基本内容和观点。
主体。要根据材料的性质及内在联系，按调研的内容、要求和目的安排层次，它一般包括四个层次：一是情况部分，写充实、典型、确凿的事实、数字等材料，阐述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揭示出发展变化的规律。可用文字表述，也可运用图表说明。二是预测部分，通过对调查的内容的分析研究，科学地对市场行情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三是建议部分，在对市场行情作出正确的判断之后，提出切合实际的建议，包括与预测相应的要采取的决策和措施等内容。
数字贸易研究报告范文2
《财经》记者 王宇 刘泸
中美建交30多年来,人民币汇率问题从未像现在这样成为双方论战的焦点。
3月15日,130名议员致信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与商务部长骆家辉(Gary Locke),要求解决中国“操纵汇率”问题。次日,参议院一个跨党派小组草拟议案,要求奥巴马政府就人民币问题向中国施加更大压力。
中美之间在汇率问题上的争执,牵动中国出口和美国就业的真金白银,关乎中国美元资产和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实际价值,更攸关中国汇率改革的主导地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问题研究所所长袁鹏对《财经》记者说,如果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将是“伤筋动骨”的。
根据《1988年综合贸易和竞争力法案》,美国财政部须每年两次向国会提交报告,其中涉及判定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否为“汇率操纵国”。自1994年起,财政部均未将中国列入该名单。
“平常年份也罢了,但美国刚经历金融危机,如今要面对高额赤字和高失业率,再加上中期选举在即,因而人民币汇率问题就卷土重来了。”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咨询委员会成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对《财经》记者说。
虽然做出是不是“汇率操纵国”判定的是财政部,而据此展开相关具体工作则需要商务部的配合。因此,在财政部定于4月15日提交报告的日期临近之际,国会山的议员们向财政部和商务部共同施压。
何为汇率操纵国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金融体系尚未建立有效秩序。实行盯住美元汇率政策的经济体,动用其外汇储备以稳定本币汇率司空见惯。那么,“汇率操纵国”一词如何理解?
即使在美国政界,如何界定操纵汇率也不清晰。在英文里,操纵(manipulation)源于拉丁词根“手”(hand),因此采取盯住汇率政策的国家,非放任自流而采取积极手段干预外汇市场的行为就是“操纵”。仅从字面上理解,没有几个国家能够脱掉干系。
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协议条款却赋予了“操纵”特殊的意义。1977年,IMF成员通过了《关于监督汇率政策的决定》,其中有条款要求所有成员应当“避免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体系,从而避免收支平衡调整或获得较其他成员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在解释IMF这项政治性谈判的条款时,美国国会的研究人员桑福德(Jonathan Sanford)在研究报告中写道:“IMF禁止成员国通过操纵货币而获得不公平的贸易地位。”此外,《1988年综合贸易和竞争力法案》也将矛头直指“操纵汇率而获得贸易优势的国家”。
但是,“操纵这个词没有经济学意义,”弗兰克尔对《财经》记者说,“很难判断一个国家做出相关举动,是否是有获得贸易优势的企图。”
另一方面,“定义‘不公平的贸易地位’,则应表明不公平所指的对象。在中国,人民币币值被低估有利于生产者,不利于消费者;而在美国,这就利于消费者,却不利于生产者,很难一概而论。”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雷天宇(Jonathan Leightner)对《财经》记者说。
因此,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亨宁(C. Randall Henning)在2008年提出,国会应当修改《1988汇率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法》,明晰“操纵汇率”的具体含义。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研究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美国学者普遍表示,考虑到“操纵”这个词的争议性,他们更倾向于用人民币“被低估”的表述。
尽管“人民币被低估”之说是美国、欧盟以及IMF的一个普遍共识,但在“中国是否操纵汇率从而获得不公平的贸易地位”这一问题上,则较难做出判断。在美国商务部采取措施之前,美国必须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即财政部得先认定中国是否符合“汇率操纵国”的标准。
2010年3月16日,美国参议员舒默(Charles Schumer)与参议员施塔贝诺(Debbie Stabenow)提出了一个题为《汇率监督改革法案2010》的立法议案。这项旨在“加强货币监督”的议案,其中一个内容是要求把《1988年综合贸易和竞争力法案》中的“汇率操纵”(Exchange Rate Manipulation)改为“汇率错位”(Exchange Rate Mis alignment),因为“操纵”需要提供意图证明,降低了发现的客观性。
该法案提出,财政部虽然发现一些国家的货币币值被低估,但由于定义“汇率操纵国”的法律标准很高,所以没有把这些国家列入“黑名单”。鉴于此,该法案要求废除原有的有关法律条款,代之以一个新的法律框架和更为客观的新标准,在此基础上,要求财政部辨别“汇率错位国”,并对这些国家采取行动。
为何现在发难中国
事实上,美国财政部并非一夜之间发现中国“操纵汇率”――人民币汇率问题存在于中美关系中良久,只是双方过去一直低调处理。
2009年1月22日,美国财长盖特纳在自己被提名为财政部长的国会听证会上就曾说,他认为“中国操纵汇率”。他还表示,在这个问题上未来的财政部将比布什政府时期更为强硬。这番话当时曾引起一片哗然,而这位新财长很快就放软话语,息事宁人。
而一年之后,为何关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集中爆发?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与国家经济研究局提交给第44届经济政策小组会议的研究报告中提到:“数量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尽管其他经济变量也很重要,但财政部的裁决(是否操纵汇率)严重受到美国双边贸易赤字的影响。”
通过分析中美汇率问题的历史,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弗兰克尔对《财经》记者指出,由于在2003前的七年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并不大,因此无论是媒体还是市场上,在此之前都没有太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但随着近十年来美国政策制定者和国际经济研究者越来越关注美国贸易赤字问题,以及中国对美国贸易盈余的持续走高,因而,2003年就成了汇率问题的分水岭。
2003年9月,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斯诺造访北京,并在随后的报告中表示要对人民币汇率问题采取强硬态度,最终要让中国政府做出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可自由交易的承诺。
不久以后,斯诺在迪拜会议上成功获得七国集团的支持,声明要提高汇率的浮动性。在当年10月30日美国财政部提交国会的半年报告中,财政部提出对中国货币增强中国在双边谈判的地位问题表示关切――这是时隔九年之后,财政部再次提到这个问题。
此外,斯诺在国会听证会上还表示:“在汇率浮动性这一重要的全球议题上,中国正面临扮演领导角色的一个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美国财政部来说,一项重要的长期愿景就是促成国际范围内的浮动汇率。此外,针对实行盯住美元政策的中国,美方则又附加了逐渐开放国际收支的资产项目的诉求。
在国会的压力和不激怒中国之间,过去几年美国财政部力求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卡内基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提斯(Michael Pettis)对《财经》记者说:“有些时候,美国政府不想明着说,而是希望中国自己能发生改变。”
然而,金融危机造成的巨额赤字和一度攀至十位数的高失业率,令美国政府如坐针毡,而美国企业及劳工组织也就此问题施加以前所未有的压力。
同时,即将出炉的财政部半年报告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国内政治时间表的影响,今年11月拉开帷幕的中期选举是其中最大的因素――要知道,事关美国经济民生,两党都要在汇率问题上表明姿态。人们或许还记得,2003年底布什政府出台那份再度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财政部半年报告之后,在接下来的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在野的就立刻打出“人民币被低估”的政治牌。
3月15日,130名国会议员在致盖特纳和骆家辉的信中,援引了盖特纳2009年1月在国会听证会发表的证词,即“有理由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商务部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应当注意盖特纳做出上述陈述的具体时间。”他认为,盖特纳当时的表态很有可能只是为了成功通过国会的考核而做出的政治权宜之计,并不代表财政部最终会这么做。“不论是总统大选还是中期选举,一旦接近选举,这份半年报在美国国内就会变得十分敏感。”
接下来会怎样
“虽然做技术性的研究是经济学家,但最后如何则很可能需要经过一个高层的会议讨论。”弗兰克尔告诉《财经》记者:“而且和以往一样,这份报告很可能延期。”
根据参议员舒默与施塔贝诺在3月16日提出的立法议案,如果财政部认定一国货币汇率错位,商务部则需要做出相应措施以抵消该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这些措施包括对该国产品征收反补贴税,以及采取反倾销手段。
该议案还表示,如果被列入黑名单的国家在财政部做出裁定60天内未采取任何措施,美国将咨询IMF停止对该国的联邦政府采购计划。一年后,美国贸易代表将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讼。
此外,还提出即便财政部没有判定该国汇率错位,公司法人也可向商务部提出该行为对本公司造成损害。
“许多国会议员都等着财政部半年报的出炉,他们就能随时根据财政部的裁定展开各项有利于美国企业的立法活动。”裴提斯对《财经》记者说。
而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则担心,一旦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美国会面临中国抛售美元资产的政治风险。因此,他建议美国应当像1971年对德国和日本一样,对中国征收一项进口关税,从而促使中国对其汇率重新估值。
与此同时,政界、学界的一些人士也看到了汇率问题上的争执可能给中美关系带来的风险,以及施压会带来的反作用。《纽约时报》3月17日的社论指出,双边渠道中的论战可能会引发一场贸易战。美国应该在多边框架内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因为在多边场合里“中国就无法扮演一个正义的弱者”,“其报复和威胁手段也就缺乏正当性”。该社论还建议美国政府向IMF施压,要求该组织判定中国操纵汇率,从而将问题上升至WTO层面加以解决。
而英国《经济学人》近日发表的社论也给美国人这样的建议:与其在双边关系中制造摩擦,美国还不如联合G20中的经济大国去说服中国,将人民币升值作为全球退出战略的一部分。
无论如何,接下来人民币可能要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而当前最直接的作用因素是美国财政部计划在4月15日出台的报告。《财经》记者走访的大部分美国学者对目前的形势都表示了悲观。 “我很担心双方都逐渐变得非理性,如果汇率问题上发生争执可要比美国对售、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等事件严重得多。” 裴提斯对《财经》记者说。
数字贸易研究报告范文3
关键词：碳减排 碳信息披露 披露载体 披露内容 披露形式
加强节能减排，实现低碳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促进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企业绿色经营的必然要求。企业进行碳信息披露是外部生态监管与企业自适应互动的必然结果。国际碳披露项目CDP（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日益受到关注。
一、碳信息披露的理论基础
（一）产权理论。科斯创立的产权理论提供了一条市场化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思路。碳信息披露作为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有助于降低资本市场的交易费用。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最早由弗里曼提出，利益相关者具有信息获取权，其中环境信息是一类重要的信息。企业作为碳排放主体，有义务对碳排放等信息进行披露。我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第五章为“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其中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为利益相关者获取碳信息提供了法律依据，因而企业负有披露碳信息的义务。
（三）信号理论。在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上，任何一种信息的披露都向市场传递了一种信号。企业自愿披露碳信息，将被视作为一种积极的信号，进而在企业的融资效率、市场估价、资本成本等方面都会产生影响。韩金红、曾晓（2015）以2012―2014年接受国际CDP项目调查的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碳信息披露水平越高，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同时，在非国有企业中，企业的碳信息披露在缓解融资约束方面更为显著。何玉等（2014）研究发现资本成本与碳信息披露负相关，碳信息披露是企业的理性选择。企业披露碳信息旨在减轻合法性压力，降低资本成本。
二、企业碳信息披露的现实必要性
随着消费者理性的提高和企业价值链管理的要求，企业碳信息披露逐渐成为一种现实需求。国家系列环保政策的出台和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更加强化了这种现实需求。
（一）环境信息披露的法规要求。我国早在2008年就公布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其中规定“企业应当按照自愿公开与强制性公开相结合的原则，及时、准确地公开企业环境信息。”2014 年4 月24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新环保法于2015年1月1日起实施。这部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保法》更加注重信息公开，不仅把“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独立成章，赋予了社会公众更多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还进一步明确了企业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使未依法公开环境信息的企业面临更加严峻的社会压力。
（二）国际贸易竞争的需要。2015年的大众门事件对企业而言都是一个警醒。巨额罚款自不待言，海外贸易所受到的影响更是不可小觑。因此，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对进口产品的环保要求和碳排放标准越来越高，“低碳”将成为新的贸易通行证，任何一个在环境影响上的污点都会让企业备受打击。相反，企业主动披露碳信息将被视作一种积极的信号而倍受青睐。
三、企业碳信息披露的现实路径
从利益相关者角度而言，企业披露的碳信息必然是越多越好，但是对于企业而言，对外披露碳信息必然会发生信息搜集、整理、披露等显性成本以及披露不当所产生的隐性成本。因此，企业需要在碳信息披露的成本与收益之间进行权衡，短期来看有可能选择不披露或少披露，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就会不断地进行博弈，无法达到均衡状态。因此，现阶段来看，对碳信息若采取强制披露，有可能欲速则不达，碳信息披露应按照从易到难的原则逐步推进，渐进开展。笔者认为，实现强制披露之前，可鼓励企业进行自愿披露，并从披露载体、披露内容与披露方式上给予指引。
（一）碳信息披露的载体。从披露的载体来看，可以选择环境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社会责任报告等进行碳信息的披露。例如，海尔集团的碳信息是通过环境报告来披露的；华为公司通过可持续发展报告来披露碳信息。青岛啤酒则是通过社会责任报告来进行碳信息披露。
（二）碳信息披露的内容。关于碳信息披露的内容，不同的机构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CDP在碳信息披露方面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框架，包括碳风险与机遇、碳减排核算、碳减排管理和气候治理对策四个方面。GRI（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中关于碳信息披露的内容包括：战略及概况、管理方针、绩效指标等三个方面，其中绩效指标中披露企业直接与间接碳排放总量、减碳措施及效果等。陈华等（2013）认为我国企业碳信息披露主要应包括以下内容：企业碳排放有关的风险；机遇及应对战略与方针政策；企业碳排放量；企业实施的碳减排举措与绩效；企业碳交易；碳信息审计鉴证；其他相关碳信息。笔者认为，企业至少应该披露碳管理的机构、碳减排的目标、碳减排的措施、碳管理的绩效。而且企业披露的碳信息应该是全面的，既要披露正面信息，也要披露负面信息，不能“报喜不报忧”。
（三）碳信息披露的方式。企业披露碳信息，可以以环境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社会责任报告等为载体，遵循从文字到数字、从简单到复杂、从非财务数据到财务数据的渐进路径来展开。
1.文字描述。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对碳管理的机构、减排目标、减排措施等可以以文字的方式进行披露。例如，华为于2010年成立了可持续发展（CSD）委员会，作为公司可持续发展管理的专门机构。2014年在其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单列“温室气体管理”一节。其中披露了如下文字信息：华为将温室气体管理作为企业运营活动的一部分，基于ISO14064国际标准来识别温室气体排放，并采取有效的节能减排行动。基于温室气体的量化和分析，华为设定了未来五年内单位销售收入减排10%的目标。我们持续监测和改进温室气体管理绩效，并通过建立能源管理体系、开展节能项目、引入清洁能源等方式，降低自身碳足迹。
2.数字信息。企业应当对当年碳排放总量以及单位产品或产值的碳排放量披露具体的数据。例如，华为在2014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以表格的形式披露了各类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并对范畴一“固定燃烧排放、移动燃烧排放和逸散排放”和范畴二“能源间接排放”的温室气体排放比例进行了数据说明。2014年，华为温室气体总排放量为1 071 832吨，较2013年增加约18.9%。2014年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增加主要是华为整体业务的增长以及华为在各地建筑面积的增加。2014年，华为单位销售收入二氧化碳排放量为0.00371kg，温室气体排放强度较2013年下降1.6%。其中，对单位销售收入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下降百分比在版面上作了突出显示，体现了企业和利益相关者对碳减排绩效的重视。此外，华为还披露了通过供应商节能减排项目以及实行绿色物流、绿色包装以及减少能源消耗等而实现的二氧化碳减排量。
青岛啤酒在其2014年社会责任报告中分为经济责任、环境责任、社会责任三类指标，其中对环境责任的描述中披露了2014年单位产品耗水量、耗标煤量、耗电量、COD排放量下降的百分比、以及2014年干生冷麦汁二氧化碳回收量提高的百分比。
海尔集团在2014年环境报告中对其2006―2014年的碳减排数据以柱状图的形式进行了披露，其中2014 年海尔单位产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2.97千克/万元。与2013 年相比，单位产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7.2%。
3.货币信息。除了通过文字信息和数字信息外，在条件成熟时，企业可以进一步地以货币化的信息来反映其碳管理的绩效。
参考文献：
[1]韩金红，曾晓. 碳信息披露、产权性质与融资约束――基于 2012―2014 年 CDP 中国报告的实证研究[J].中国注册会计师，2015，（12）：7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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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华为公司.2014年可持续发展报告http：///cn/sustainability/sustainability-report
[5]青岛啤酒.2014年社会责任报告http：//.cn/shzr/shzrbg/index.shtml
[6]海尔集团.2014年环境报告http：///cn/social_responsibility/enviromental_protection/book/
[7]王宁宁.低碳时代企业碳信息披露的探讨[J].商业会计，2012，（2）.
数字贸易研究报告范文4
铁矿石谈判临近终局,铁矿石现货市场“囤积待涨”的氛围照例开始弥漫。
4月中旬,由于卖方惜售和买方囤积等因素影响,铁矿石的现货价格和海运费持续了飙升的态势。其中,现货价已经从去年下半年的每吨60多美元暴涨至每吨180美元。“疯狂的石头”正在演绎“疯狂的价格”。
现货价格的飙升,成为三大矿业巨头提高谈判价格的“王牌”。为此,代表大型钢企利益的中钢协和代表贸易商利益的五矿商会 “打了一架”。4月2日,中钢协和五矿商会联合召开闭门会议,闭门会议最终演变成批判大会。
“钢协负责人指责(五矿)商会管理不力,说‘贸易商炒作铁矿石导致钢铁企业背负巨大的成本压力’。”一位参与闭门会议的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
中钢协的指责遭到了五矿商会的坚决驳斥。
“把铁矿石价格高涨的主要责任归咎于贸易商是没有根据的。”五矿商会会长徐旭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
4月15日,中钢协和五矿商会再次“闭门开会”,就规范铁矿石进口秩序老调重弹。
“中钢协和五矿商会不同的背后利益直接导致认知差异,商谈的结果也只能是谈了、吵了,最终是不了了之了。”一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表示,铁矿石贸易的混乱秩序是钢企和贸易商一起促成的。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有近200家企业在进口铁矿石,还有近千家中小贸易商在倒买倒卖,而商务部核准具备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企业数量是112家。
进口者谁?
贸易商正在成为整顿铁矿石进口秩序的标靶。
在4月2日的闭门会议上,中钢协再次明确表达了“贸易商超量进口扭曲了铁矿石价格,造成铁矿石大幅涨价”的意见。
在2009年的一次行业内部会议上,中钢协常务副会长罗冰生已经将现货价格的扭曲,“归咎”于贸易商:“贸易商大量进口,造成铁矿石进口超量,扭曲国内铁矿石供需关系,并对进口铁矿石价格谈判带来重大干扰。”
“贸易商进口主要集中在去年上半年,下半年随着市场价格的回升,进口逐月下降。”4月8日,徐旭告诉记者。
在当日的研讨会上,徐旭也提供了一组数据以证实贸易商的“清白”。“2009年1-4季度,贸易企业占进口总量的比例分别为43.3%、40.78%、33.94%和35%,特别是2010年1月份,比例已经降至21.4%。”
随着近期铁矿石价格的飙升,贸易商进货的动力和数量正加速萎缩。
3月12日、13日两天内,青岛港共有18艘运输铁矿石的船舶在港,其中15艘的买主是钢企,另3艘分别是中钢、中矿和瑞钢联。
“这一个月,青岛港99%(的铁矿石)是给钢厂干的,偶尔一两单才是贸易矿。”4月15日,青岛港集团前港分公司调度室主任陈为亮告诉《财经国家周刊》,青岛港所有的铁矿石业务均由前港分公司承负。2010年1―3月,青岛港月均进口铁矿石1000万吨。
比例不及青岛港的日照港、大连港、天津港在内的多家港口均表示,“近期主要给钢厂卸货。”
“近期贸易商的船干得少了,少了很多。”4月11日,日照港昱桥铁矿石装卸公司生产部副部长戴方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贸易矿的减少并没有从根本上减少日照港铁矿石进口量,“(日卸铁块石)一直维持在每天30万吨。”
“现货价涨得吓死人,(贸易商)谁敢贸然大批量进口,一旦砸手里,可能就得倾家荡产。”日照中瑞物产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表示,贸易商是不敢大量进口,而钢厂的进口欲望更多来自生产保障,这也刺激钢企大量进口。
“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3、4月份的贸易企业占进口总量的比例至少会(比上月)下降10个百分点,4月份(贸易矿)至多15%。”五矿商会金属矿产部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这样他们(中钢协)还会说贸易商囤矿吗?”
与贸易商进口量锐减相对照的是,铁矿石的进口量增长仍然迅速。
国家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3月,我国铁矿石进口5901万吨,比2月份多进口963万吨,同比增长13.3%;一季度累计进口已经达到1.55亿吨,同比增加18%;
“一季度铁矿石进口累计金额149.3亿美元,相当于每吨矿石96.3美元。”上述五矿商会人士表示,和贸易商不足20%的份额相比,“是钢铁企业一手促成了现货贸易的繁荣景象”。
囤矿者谁?
穿梭在供需之间的投机势力,扭曲了铁矿石的价格曲线,而配合现货繁荣的现实情况则是囤矿。
交通运输部统计数据显示:到3月底,我国港口铁矿石库存约7000万吨。“加上钢厂料场的库存,现在国内进口矿库存量接近亿吨。”一位中钢协市场部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
这一数字接近2009年9月底的历史高峰。当时,进口铁矿石港口存有7600万吨,中国钢铁协会秘书长单尚华认为在计入钢厂库存时,铁矿石库存量“至少1亿吨”。
“当时(囤矿)确实有贸易商的集体冲动。”青岛华清进出口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2009年初,铁矿石价格跌至历史低谷,导致众多贸易商争相“抄底”。
然而,自铁矿石现货价格飙升后,贸易商的态度开始转变。
“现在的铁矿石高不可攀,除非是为钢铁企业进口,否则贸易商不会轻易出手,更不用说囤积。”上述青岛华清进出口公司人士表示,“虽然具有铁矿石进口资质,但我们很久没有做铁矿石(业务)了。”
“敢在价格高位大量囤货的,除了国字号的大型钢厂就是实力雄厚的贸易商。”有要求匿名的中央决策部门人士表示,“像宝钢、武钢、中钢、五矿、中建材,他们‘不差钱’,拖得起,又感觉铁矿石价格下不来,于是就疯狂地进口,还藏着掖着就是不卖。”
不久前,这位人士刚刚随队到青岛港做过调研。“中小钢厂的进口量更多是满足自己的生产,小贸易商也会囤积一些矿石,但囤积量一般不超过几十万吨。”
“港口库存目前在7000万吨左右,但仅有20%左右的库存属于贸易企业,这其中60%还是钢铁生产企业的进口。”在徐旭看来,贸易商不足600万吨的存货根本谈不上“囤货”。
“(矿石)有放很久的,有的大半年都不挪窝。”有日照港铁矿石堆场的工人告诉记者。
而在日照港的铁矿石堆场记者发现,进口矿石堆放时间超过3个月大都是“财大气粗”的大型企业,其中包括中钢、中化、济钢、莱钢、太钢、北京荣丰嘉华等。
山西太钢2009年8月30日进口的18.2万吨巴西粗粉,至今已在日照港堆放了近8个月;北京荣丰嘉华贸易有限公司2009年10月13日进口的16.8万吨印度粗粉也堆放了超过6个月。后者不在商务部核准的112家铁矿石进口资质企业名单中。
“太钢至少节省了1亿元原料费用,而荣丰嘉华则净赚9600万元。”日照港市场分析方面的人士告诉记者,2009年8月30日,65%的巴西粉矿每吨约780元,2009年10月13日,63.5% 印度粉矿每吨约 740元,而4月15日,上述两矿的价格分别为1410元/吨和1310/吨。“仅仅几个月,(价格)几乎翻了一番。”
疯狂“转手者”
从事铁矿石贸易的企业到底有多少?这是一个难以统计的数字。
2007年,商务部核准的具有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企业共计112家。而在2009年的一次行业会上,中钢协透露从事铁矿石进口的企业有152家,到了 4月2日的闭门会议上,这一数字又飙升至“至少200家”。
“这可能是一个极其保守的数字,真实数字可能得翻番。”前述中央决策部门人士表示,从各港口的统计信息来看,有近百家不具备进口资质的企业正在明目张胆进口矿石,如果再算上从事进口矿倒卖的小贸易商,“(从事铁矿石业务的企业)没有一千也差不多。”
日照港4月12日的一份疏港运输计划显示,当日共有25批次铁矿石运输计划,其中铁矿石进口方为钢铁企业的计有14家,另11家为贸易商,而在25批次的铁矿石进口方中,包括河北新武安钢铁集团、山东石衡钢铁集团、河津宏达特种钢、山西建邦集团4家钢企和日照华海国际、丰立集团两家贸易商不在112家具备铁矿石进口资质之列。
和其他钢厂采购矿石自用相比,新武安钢铁当日的两批次矿石都用于外卖。当日新武安钢铁共有两批次矿石,收货人分别是河北钢铁和莱芜钢铁。
“新武安钢铁集团是河北武安近20多家钢铁企业组成的一个松散型联合体,连进入《准入条件》(《现有钢铁企业生产经营准入条件及管理办法》)都很困难。”有熟悉新武安钢铁集团的钢铁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新武安钢铁主业经营一般,但自铁矿石贸易中获利颇丰。
“倒卖铁矿石的利润可能比生产钢材要高很多。” 中投顾问能源行业首席研究员姜谦说,真实需求不存在的状况之下,铁矿石的进口却不断创新高,只能说明从钢铁企业到贸易商都在原材料铁矿石上乐此不疲地“博弈”。
和不具备进口资质的进口企业相比,倒卖进口矿的中小贸易商更是数不胜数。记者在日照、大连、天津、青岛等铁矿石重点港口城市调查时发现,从事铁矿石贸易的中小贸易企业随处可见。
记者以“买矿”为由走访了多家不具备铁矿石进口资质的小贸易商,几乎每家都可以随手调动几十万吨甚至更多的矿石。
“几乎什么矿都有,只是现在这价格有些乱,(品位)50多的印度矿已经快1000(每吨元)多了。”4月11日,刚送走两拨客户的日照昱华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娜接待了记者,“天津、黄岛(青岛港)、日照都可以提货。”
南京市大尊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口气则更是惊人。“(62%的澳粉)1450元/吨,要多少有多少。”4月12日,该公司一位朱先生在电话中告诉记者,“我们通过平台公司运作,直接跟矿山合作,哪儿的矿都能拿到。”而在当日,青岛港62%的澳粉现货报价1280元/吨。
“这些小贸易商实力薄弱,矿山不可能给他们供货,唯一的解释就是货源来自具备进口实力的钢铁企业或贸易商。”前述中央决策部门人士说。
进口资质调整在即
“新的铁矿石进口资质企业名单正在酝酿,可能不久即将推出。”前述五矿商会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
中钢协和五矿商会连续4月份两次闭门磋商,其中的重要议题即为整顿进口秩序。
“铁矿石贸易秩序不规范,无序竞争不仅造成超量进口和库存积压,而且人为抬高了价格。”类似的观点罗冰生已经多次表达。
在4月2日的闭门会议上,中钢协和五矿商会原则通过了《2010年铁矿石进口企业资质标准》、《进口铁矿石制实施细则》、《进口铁矿石合同的上报登记》和三项自律性文件,并提出取消2009年铁矿石进口量不足100万吨的企业的进口资质、明确严禁“二次”现象的发生。
4月15日,中钢协和五矿商会再度闭门。“除了协商此前三个自律性文件的实施,调整(铁矿石进口资质)名单可能也将列入其中。”
虽然尚未有准确的调整计划和时间表,但调整铁矿石进口资质企业名单的传言在坊间已经流传许久。
“这次我们就能取得(铁矿石进口)资质了吧。”4月14日,新武安钢铁集团进出口公司青岛分公司一位业务经理告诉《财经国家周刊》。
“可能会吸纳不少进口量较高的钢企进入长协资质,同时也将淘汰一些进口量较少的贸易商。”上述五矿商会负责人表示,基于利益平衡原则,总体的数量将相对减少,但不会减少太多,“100家左右吧”。
数字贸易研究报告范文5
关键词：晚清；海关；通商口岸；调研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02-0132-08
众所周知，海关是一个国家的进出关境监督管理机构。然而，肇端于清咸丰四年（1854）江海新关的建立，以实行外籍税务司管理制度为标识的晚清新式海关，即洋关，却别具一格，成为晚清中国一个极其特殊的组织。与一般的海关不同，除遵照一系列中外条约的相关规定以及海关制定的规章开展监管、查私、征税和统计等四项本体业务外，晚清海关还曾兼管、兼办国内税关、邮政、海务、教育等各种事务，参与、介入清政府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各种活动。与此相呼应，晚清海关曾在各通商口岸城市展开各种调研，留下数量可观的调研档案资料。本文意在耙梳晚清海关的相关档案资料，对晚清海关在通商口岸城市开展的调研活动作一个初步探究。
一、晚清海关通商口岸城市调研的肇端：贸易报告
晚清海关在通商口岸开展的调研活动，最初是围绕口岸贸易展开的。清咸丰九年（1859），江海关和粤海关开始编制年度贸易统计。其后，潮海关（咸丰十年，1860年）、津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咸丰十一年，1861年）、厦门关（同治元年，1862年）、东海关、九江关、镇江关、江汉关（同治二年，1863年）、牛庄关、打狗关（同治三年，1864年）等相继开始编制各自的年度贸易统计，就地印行。各关贸易统计大多以半年为一册，其内容甚为简单，且各关统计项目并不完全一致，缺乏规范。
同治三年（1864），随着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的确立，关政趋于统一，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先后通令，要求统一编制年度贸易统计，并将各关贸易统计送至江海关税务司处，由江海关的印书房汇集出版。贸易统计的编制及其内容因此有了较大改观：各关贸易统计开始由半年一期改为一年一期，统计的项目、口径亦开始统一、规范。
同治四年（1865）起，各口开始按照总税务司通令的要求，在年度贸易统计之外，另外编制年度贸易报告，由各口海关税务司亲自负责编写。各通商口岸海关的年度贸易报告除记载所在口岸当年的贸易发展趋势、贸易环境、主要进出口贸易对象和贸易物品的量值变化，以及进出口商品的集散流通路线等与该口岸贸易直接相关的信息外，还记录和评述各关所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各种信息，叙述颇为详细。其信息来源，或是各关税务司以及其他关员亲自前往调查目的地开展调研活动；或是通过向当地社会各界，尤其是商界，函件咨询收集相关信息；或是通过当地报刊登载的各种相关报道收集信息。此是为晚清海关通商口岸调研的肇端。光绪元年（1875）起，海关造册处税务司开始负责撰写全国贸易报告，置于各关贸易报告之前。
晚清海关对各通商口岸的贸易报告非常重视。光绪五年（1879），由于部分海关没能按时寄送年度贸易报告，甚至有两处海关没有提交光绪三年（1877）的贸易报告，海关总税务司专门通令，要求各关今后务必按时寄送年度贸易报告，如果延误，必须向总税务司呈递公文，说明缘由。
光绪八年（1882），贸易统计年报与年度贸易报告合并，以全国与各关为界别，分成二册。上册为“全国贸易报告及统计辑要”，下册为“各关贸易报告及统计”。上下二册所载内容与上年各部相较，无多大改动。但因是年，总税务司通令要求各关贸易报告应将重点放在与进出口贸易相关的内容上，并将其篇幅限定为4页，因而，全国及各关之贸易报告篇幅大大减小。但这并非意味着晚清海关开始减弱其通商口岸的调研。相反的，晚清海关总税务司已酝酿着更大规模和范围的通商口岸调研。这便是数年后海关十年报告的出台。
光绪十六年（1890），总税务司通令明确要求各关撰写年度贸易报告的内容应依次叙述所在口岸的贸易情形概况、税收、对外贸易、埠际贸易、内地税则、船只、旅客、金银、药材（洋药、土药）和杂论等十项，同时重申其篇幅不能超过4页。由此形成了晚清海关年度贸易报告的基本格式和内容。
晚清海关贸易报告涉及的时间长达近半个世纪，记载的内容覆盖面较宽，且具有很强的连续性。这无疑为通商口岸城市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尤其是19世纪60-80年代，海关十年报告尚未出台之前的贸易报告，更是研究通商口岸城市的珍贵资料。
二、晚清海关通商口岸城市调研的扩展：专项调研
清同治中叶，随着晚清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的确立，晚清海关兼管或介入事务的增加，权势的扩展，依据独揽晚清海关行政管理大权的总税务司的指令，晚清海关在通商口岸城市的调研也逐渐扩展到各种专项调研。医务、港务和金融等方面的调研，就是其中引人瞩目的几项。
1 医务调研
同治九年（1870）12月31日，总税务司当年的第19号通令，要求各地海关自1971年起，每半年提交一份医务报告，由海关造册处汇集出版。日期定为每年的3月和9月。根据该通令，医务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对海关所在口岸中国人和外国人各种主要疾病发生情况的情报收集和对当地医疗条件、医生状况的调查。为此提出以下几项调查和收集情报的主要项目：
（1）当地居民的健康状况，外国人的死亡率及其死亡的原因；
（2）当地流行的主要疾病是什么；
（3）当地流行病的特殊性、复杂性和治疗的特殊办法；
（4）发病的季节，地方的风土，以及之间的因果关系；
（5）当地有否特别的疾病；
（6）当地有无瘟疫，产生的原因，治疗的办法，死亡率。
从同治十年（1871）至宣统三年（1911），晚清海关总计刊发了80期的医务报告。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之前，医务报告涉及牛庄、宁波、天津、福州、烟台、淡水、汉口、高雄、九江、厦门、镇江、汕头、广州和上海等口岸。其后则扩大到其它通商口岸。
显而易见，这些调查记录，为口岸城市医疗卫生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而且，医务报告中对疾病原因的记载也为研究当地的人口变动、都市民俗、饮食状况，以及生活习性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2 港务调研
咸丰八年（1858），清政府与英、美、法三国分别签订《天津条约》及其附约《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内中规定：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美、法）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事。其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经费，在于船钞下拨用。通商各口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由领事官与地方官会同酌视建造。于是，始自咸丰十一年（1861），随着各口新式海关的陆续建立，各关税务司相继因地制宜地开展港务工作。同治七年（1868）四月，晚清海关正式设立船钞部门，其主要职能在于负责海港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助航设施的建造和维护，指泊出入港口船只，测量船只吨位，验察损伤船只，调查失事缘由，验看引水执照等。由于该部门的经费完全来自于船钞专款收入，故名。
船钞部门的设立，是海关第一次大规模兼管海关本务外的业务，也是海关组织机构的第一次部门扩张，由此形成海关组织系统的第二个大部门。其在海关内部的重要性仅次于征税部门。
船钞部门内设三类机构：其一，营造处（Engineers），参与一切有关改善沿河沿海之航行，改善海港以及监督与此相关之所有公共工程。其二，理船厅（Harbours），委以监督船只锚泊与河道巡吏考试任用及引水之责。其三，灯塔处（Lights），总管灯标部门事宜。
同治十一年（1872）船钞部门开始遵照总税务司的指令，汇总各通商口岸上报的调查资料，编制中国沿海及沿江灯塔、灯船、浮标和信标目录，每年印行一期。光绪元年（1875），则进一步提交一份有关各通商口岸附近海域灯塔、浮标、信标等引航设施建置以及航道情况的调查报告，同样每年印行一期。其内容至少包括以下几项：
（1）用以标明沿海危险之处灯塔的建设与维护情况；
（2）驻于不能设置灯塔之岸边灯船的购置与维护情况；
（3）用以标明通向港口之航道及河流、港内应予避开之处浮标及灯桩的设置与维护情况；
（4）清除沉船、疏浚航道和加深航道等改善航道措施的实施情况。
从光绪元年（1875）到宣统三年（1911），晚清海关造册处共印行了33期的港务报告。这些调查报告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清末各通商口岸附近海域助航设施分布以及航道状况变化的翔实信息。
3 金融调研
晚清海关对通商口岸城市金融的调研，起因于对海关银号的调研。考海关银号之设立，实起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由于《南京条约》的签订，公行制度废除，行商代外商赴关纳税的制度随之不复存在。为寻求新的替代者，道光二十三年（1843）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中，对外商纳税办法作了如下规定：海关应择殷实铺户，设立银号数处，发给执照，注明准某号代纳英商税银字样，作为凭据，以便英商按期前往。次年的中美、中法《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也均做了类似规定。依照这一规定，五口开放通商后，各通商口岸先后设立海关银号，执掌海关税银的收纳，按期上缴。咸同年间，各口新关相继建立后，海关银号仍沿旧例，没有变更，大抵每埠俱设海关税收银号一所，但亦有设二所者。且海关银号向来开设新关之侧，以方便商人前往纳税。其时海关银号约分两类：一系经官府允准，由较为殷实知名的旧式钱庄、票号承办；一系海关监督或地方官员自办，委托其亲朋好友经营；然以前者为多。但无论何者，均归海关监督或海关道管辖，无容各口税务司插足之余地。
光绪三年（1877），总税务司向各口税务司发出一道通令，要求他们对本口岸海关银号的运作作一详细调查，呈报总税务司。调查内容包括：
（1）谁是本口岸海关银号经办人，他是政府官员还是从事贸易活动的，海关银号所雇人员是些什么样的人；
（2）海关银号的经费开支由谁提供；
（3）现行体制的运转是否令人满意，有什么抱怨；
（4）税务司本人有什么建议。
赫德在通令中要求各税务司务必详细调查，确保信息准确可靠和完整，并要求他们复制一些当地的有关资料。
遵照总税务司通令，牛庄、天津、直迫、汉口、九江、芜湖、镇江、上海、宁波、温州、福州、淡水、高雄、厦门、汕头、广州、琼州和北海等十九处海关对所在通商口岸的钱庄、票号等民间金融机构以及当地的货币制度作了较详细的调研，并撰写了相关的报告，递交总税务司。光绪五年（1879）各口税务司的调研报告，由晚清海关造册处以“通商口岸海关银号制度与当地货币问题报告书”为题编制成册。
这些调研报告为我们保留了有关19世纪中叶主要通商口岸金融状况的及其珍贵的史料。
三、晚清海关通商口岸城市调研的深化：综合调研
光绪十六年（1890），鉴于自光绪八年（1882）以来，始于同治四年（1865）的海关年度贸易报告被要求缩小篇幅至4页，与年度贸易统计合并印行，致使每十年将十年间的贸易统计与贸易报告综合成册出版成为必要，总税务司通令，要求各关税务司，下一年，即光绪十七年（1891），除撰写4页之贸易报告外，还应编制从光绪八年（1882）至十七年（1991）的“十年报告”，于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1891年12月31日）前完成，提供海关造册处汇编出版。
通令同时对十年报告的内容、篇幅和编写方式，方法均做了明确要求。通令要求各关税务司，该文件应可读，引人入胜，并可扩展至三十页。除可以将当地见闻编入外，不应忽略下列诸项：
1 回顾1881年报告后十年间之形势，并对十年间各关所在口岸、所辖地区以及所在行省发生之要事均应发表评论。
2 贸易方面之变化，不论流通供求，旧商品消失与新商品出现，连同贸易总值之增减，商品价格之任何急剧波动等均应陈述。
3 税收之增减，包括总额、分类，或因特种商品引起之消长，均应标示清楚。
4 洋药贸易形势，每年销售数量，不同品种洋药之价格，各类本土鸦片及其价格与产地，两者在供应方面在本地区本口岸之竞争程度，均应予以说明。
5 货币行情，以兑换率应显示：（1）关平两各年兑换多少英镑，（2）关平两兑换多少当地货币。并表明在本口岸或本辖区或产地，关平两是否仍能购得往昔同等数量之本土产品及其变化。
6 与其他通商口岸无关联之自开口岸，其到岸货物与离岸货物之价值应作出比较（按造册处税务司1889年报告中“贸易平衡”方法处理，亦即以进口货起岸时之货值减进口税及费用，出口货装船时之货值加出口税及费用）。
7 本口岸在人口方面，包括华人洋人之人数、成分、身份或职业有否特殊变化。
8 堤岸、道路、警察、街道照明等是否有何改进。
9 邻近口岸水域中有无航道变浅、淤塞、加深、疏浚等方面之变化。
10 各口岸辖区内有无灯塔、浮标、标桩等新设置助航设备。
11 各口岸所在行省中有否怪异事故、流行瘟疫、台风、洪水、旱灾、暴动等任何不幸事件之记载，以及官方或私人为应付此等事件采取之重大步骤。
12 曾否发生任何引人关注之大事，诸如显要人物来访及对其接待，其过程又如何。
13 各省赴京参加殿试名列前茅者人数，并列出此一时期该省之状元、榜眼、探花之姓名。
14 各省曾否举办任何文学方面之专门活动，诸如公共图书馆之创办或翻修，文学会社之组成，为文学目的而进行之大额捐款或遗赠。
15 各省可选考多少秀才与举人，文盲人数及其所占百分比，是否有受过一些教育之妇女。
16 各省之一般自然特征，主要自然物产及其主要产业，通常用于运输者为挑夫、牲畜抑或船只。
17 各关税务司所辖口岸之本国船舶总数，民船有多少种，每种民船之中文名称及民船从事贸易之性质，贸易口岸，其所持执照详情，船员人数，拥有之资本，航行之收益，损失百分率，以及民船是否有任何形式之本国保险。
18 有何本国银行行号以及与何地往来，其费率及工作方式如何。
19 有何本国邮政局所以及如何管理，信件发往及来自何地，如何并在何处交付邮资。
20 各关税务司直属海关部门是否发生过较为特殊之情况，诸如规章之重大变更，所辖人员数量显著增加，工作量或工作部门之增加或增设。
21 从国外观点视之，在各关税务司辖区之邻近地方，是否出现过海陆军、工业、财政或行政方面之特别事务。
22 各口岸所在行省，有何种传教团体，以及传教士与皈依者之人数，等等。
23 在各口岸有何省设有会馆以及各口岸在何省设有会馆，此类会馆或行会之规章及会员之特权与义务，等等。
24 在此期间有何著名官员曾在各口岸所在省任职或出自本省，等等。
25 是否在此期间曾有任何著名之书籍在各口岸所在省出现，等等。
26 当地在此期间之历史，或1891年末该地之状况与形式是否显示出该地将来之前景，等等。
通令还告诫各关税务司：“上述虽非包罗一切，然多少对在税务司之调查方向有直接帮助，并示明期望编写何种文件。各关税务司接此通令后，应立即浏览前任编写之报告，保持1881年前后问题一致，并自行决定此类报告中何一部分可再利用，或何种观点应予以采纳，且详述、修改、质疑、或评论之。此外亦可考虑是否将各项中之某项题目分予属下人员，并指示华员及欧籍人员，按题目及指示方向，代各关税务司调查。过往十年间所编写之要事月报亦应指定一人加以查阅，对有助于编辑十年报告之处作出标注。”
通令最后要求：该十年报告之日期应署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1891年12月31日），并应在十八年三月初（1892年3月底）之前送交造册处税务司。十年以后，应再编写另一十年报告，其日期署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901年12月31日），以此类推。
光绪十九年（1893），首期十年报告正式出版，全称为“关于中国、朝鲜向外国开放口岸贸易航运工业以及口岸所在地省情的十年报告：1882年至1891年”。其内容系按照总税务司通令规定的26个项目，逐一编写。各项内容的详略，取决于不同海关所在地省情的特殊性。另有部分海关或由于资料的缺乏，或由于所在省份具体情况的限制，部分项目空缺。报告中还附上有关该口岸十年间进出口贸易货值、税收，以及进出港船舶数量与吨位等统计表，可供比较该口岸十年间的变化。
依照总税务司通令的要求，十年报告每隔十年编制出版一期。因此，光绪三十年（1904），第2期十年报告问世。该期内容仍按照总税务司通令规定的26个项目编写。但由于各关叙述益加详细，篇幅有所扩大，以至本期十年报告分为二卷：第一卷包括华北以及长江流域各关，第二卷包括华南各关。
鉴于前两期十年报告已对各口岸省情作过综合性的描述，为避免重复，宣统二年（1910），新任总税务司安格联通令，要求各关税务司在编写第三期十年报告时，应主要关注各地物质和道德的进步方面，一切无关紧要的内容和表格应尽量减少。为此，通令对先前的26个项目加以整合，缩减为21项，即：（1）贸易与航运、（2）税收、（3）鸦片、（4）货币与金融、（5）人口、（6）港口设施、（7）灯塔航标、（8）邮政电报、（9）各省行政和省议会、（10）司法、（11）农业、（12）矿山与矿物、（13）制造业、（14）铁路公路、（15）教育、（16）卫生改善和博物馆、（17）移民、（18）物价与工资、（19）饥荒水灾霍乱及传染病、（20）陆海军、（21）当地报刊。
通令称：这些项目已足以描述各口岸十年内发展情况，如果还不够，针对各地特殊情况可以增加其他一些内容，但除非万不得已，每一段篇幅尽可能不超过30行（500字左右）。
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第三期十年报告（1902-1911）正式出版时，已是民国二年（1913）了。
晚清海关十年报告是在海关年度贸易统计和贸易报告的基础上衍生而成的一种海关文献。它以十年为期编制，故名。显而易见，十年报告对口岸城市及其附近地区――部分扩大到所在省份――在晚清30年间（1882-1911）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各方面发展变化情状的不间断记录，为我们的口岸城市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
四、晚清海关通商口岸城市调研的特点与价值
在19世纪中后期晚清帝国走向衰亡，西方列强在华势力不断膨胀的特定历史时期，晚清海关的通商口岸调研无疑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研究表明，晚清海关在其演化历程中形成的若干特质，使得晚清海关的通商口岸调研成为可能，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特色和价值。
首先，自同治四年（1865）确立外籍税务司管理体制后，总税务司赫德就竭力将晚清海关打造成晚清帝国行政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王国。其时，晚清海关所统辖的海关总关已达14处。至光绪二十年（1894）则增加到25处，关员多达4293人，宣统二年（1910）更增至44处，关员已近2万人，达19169。众多的海关遍布沿海、沿江各通商口岸，连同其管辖下为数更多的分关、分卡，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海关网络。与此同时，这个规模庞大的独立王国内部实行垂直的统一管理。各口关政由海关总税务司以“总税务司通令”的形式来统一步调，以“总税务司训令”的形式来处理各口海关的特殊问题，各口海关税务司则定期向总税务司呈送函电，详细报告各种事务。这使得晚清海关内部，信息交流及时，渠道畅通，办事有令可依，有章可循，有效保持着高度的行政统一性。这为晚清海关通商口岸调查的实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组织基础。
数字贸易研究报告范文6
2月10日，海关总署2012年1月份外贸进出口情况，数字显示进出口增速继续回落。
1月份中国进出口总值272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同)下降7.8％。其中出口1499.4亿美元，下降0.5％；进口1226.6亿美元，下降15.3％。贸易顺差为272.8亿美元，比去年12月份165.2亿美元的顺差有明显上升，亦远高于去年同期的64.6亿美元。
此前一日，国家统计局公布1月CPI等部分宏观经济数据，通胀水平略高于预期。近期PMI总算有所回升，从而减弱了新春之际蒙在中国经济之上的丝丝阴云。
最新的中国宏观数据并不完整。按惯例，国家统计局会在3月才公布开年1月的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工业增加值等数据。因此，新公布的1月外贸数据，就成为观察2012年中国经济开局情况的重要指标。
实际上，对中国经济和外贸增速放缓，是此前国内外的共识。
2月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在最新的《中国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受外部经济影响，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在2012年进一步下降至-0.9％，较2011年-0.5％有较大回落。
更早些时候，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微博)在一个论坛上指出，尽管去年12月海关公布的出口增长远超预计，今年进出口形势仍然是最困难的一年，也是最严峻的一年，“可以说是从199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严峻的一年”。
外界还注意到，龙年春节刚过，国务院总理就到外贸大省广东视察调研，其中物流和外贸企业的经营情况为其关注的重点之一。
逆差将是大概率事件
与外贸整体增速放缓相关，业界较为关注的一个核心变化是，去年曾出现月度贸易逆差，那么中国持续多年的贸易顺差，会否在今年整体上变为逆差?
接受笔者采访的专家普遍认为，由于受今年春节早至的影响，加之全球经济不景气对中国出口的冲击，1月进口需求量和出口订单完成量都相较往年要少，进出口同比增速将有较大回落，1月至2月应当是今年内中国进出口规模的低点。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微博)此前预测，1月进出口增速可能双双坠入负增长区间，出口同比下降3.8％，进口同比下降9.9％。他解释，这既有农历春节生产不正常因素的影响，也有人民币有效汇率过强导致企业订单不足的原因。
瑞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亦指出，1月进出口纷纷下滑符合以往季节性因素。即一般年末贸易活跃程度较年初更为频繁，且春节当月，诸多进动也将减少，进口需求提前一个月释放。
中国外贸逆差何时出现，各大机构看法不一。鲁政委预计，在进出口双降的情况下，1月贸易顺差仍能保持在160亿美元左右这一不算太低的水平上，2月外贸才有可能出现逆差。而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微博)认为，1月出口增长速度可能会大幅下降至6.3％，慢于进口增速11.2％，由此出现约9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虽然对逆差出现的月份预判不一，但普遍认为前三个月出现单月贸易逆差概率很大。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微博)亦对笔者说，由于去年外贸连续下降趋势的压力还在，今年初虽然外部环境有一些积极变化，但由于1月的春节因素，外贸不会有明显改善，所以还是要做好应对更大困难的准备。“过了一季度的动荡期，进出口会有一个明显的稳步回升。”
此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日前的1月制造业PMI为50.5％，比上月环比上升0.2个百分点，这是该指数自去年11月落至最低点后连续第二个月回升，且站在50％的荣枯线之上，预示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调过程将逐步趋稳。
但从分项指数来看，当前进出口贸易仍然低迷，此番推动PMI回升的主要动力来自内需。数据显示，继去年12月上升2个百分点以后，新订单指数1月又升0.6个百分点报50.4％，为近三个月来最高值；1月新出口订单指数则比上月大幅下滑1.7个百分点报46.9％，连续四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下，表明制造业来自国外的产品订单连续回落，1月制造业市场需求的回升主要因素来自国内。
业内人士指出，由于1月的有效工作日不多，而去年的春节假日又是在2月，因此把今年1月～2月数据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应该能更准确地反映当前外贸形势。
外贸春寒料峭让出口企业普遍看低今年出口形势。
浙江乐威泵业有限公司主要出口水泵和电焊机两种产品，该公司外贸部业务员童范平告诉笔者，他从事外贸行业已有七八年时间，凭其个人经验，感觉今年外贸前景比较悲哀，“我个人1月没做多少订单，和往年相比大概少了10％左右，春节回来还没接过订单，情况不是很乐观。”
广东省经信委2月1日的1月广东省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点企业PMI)数据显示，1月广东PMI为43.7％，比上月回落6.8个百分点，再度跌破50％荣枯线。这种走势分歧的出现，专家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出口部门占广东制造业比重较大，因此受海外订单下滑影响更大。
同时，外贸订单呈现总体“缩水”态势。去年底广东佛山南海检验检疫局向15类749家中小出口企业发出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接到今年一季度订单的企业有375家，占调查企业总数的52％；接到半年订单的只有57家，占8％；有37％的被调查企业没有接到任何订单。
稳政策VS调政策
国务院总理日前在广东考察时指出，进出口政策要总体保持稳定。如果要做调整，也应当是鼓励性的多于限制性的。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执行组长、广东省社会科学综合开发研究中心主任黎友焕向笔者表示，劳动力和资源性原材料已处于长期上升通道，各种生产要素上涨，严重挤压企业利润空间。
“课题组调研表明，包括五金、鞋袜、服装、家具、装饰材料等共有17个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润相当低微，甚至为零。”黎友焕说。
不少出口企业负责人也表示，在国外经济形势堪忧和人民币升值的双重外部压力下，国内原材料、人工成本等各种因素又进一步挤压利润。再加上国外进口商货比三家拼命压价以及国内大部分企业产品同质化比较严重等因素，令行业发展举步维艰。“外贸景气和暴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口”
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属不可抗力因素，只能想办法消化，此外出口企业纷纷寄希望于稳定出口退税政策、放缓人民币升值速度等政策红利。“人民币升值对中小企业的打击度很大，政策扶持方面，我们最大的希望是政府能让人民
币稳住。”一家外贸企业负责人对笔者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永军认为，如果单纯出台补贴政策，可能遭遇贸易壁垒，不利于改善国际贸易环境。帮扶外贸企业最好从信贷角度出发，一方面放松整体信贷环境，另一方面还可以针对符合条件的外贸企业做一些定向信贷。
浙江省商务厅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中心主任张汉东向笔者表示，出口企业在诸多不利因素的叠加下，销量增长利润却在减少，“现在做外贸包括内贸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企业的利润非常低，很多企业甚至是负利润。今年很多外贸企业问我是不是到了最困难的时刻，我跟他说，如果不能够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我们现在不是最困难的时候，还有更困难的时刻即刻到来。”张汉东说。
张汉东建议，政府应在放松监管优化行政审批流程，帮助企业应对用工成本上升以及在金融领域解决融资难问题等多个方面，帮外贸企业渡过难关。
农行战略规划部的一份研究报告提出，当前国内正处于扩大内需的战略机遇期，出口企业要转变发展思路，充分利用现有剩余的生产能力挖掘国内市场机遇。该报告撰写者袁江对笔者指出，因出口受到冲击导致产能闲置十分可惜，相关政府部门应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给予政策扶持，引导居民消费，探索出口转型与扩大内需的联动机制。
在进出口数据公布前，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在2月9日公开表示，1月份的出口数据无法“让我们感到乐观”，并表示将通过税收政策来支持出口。
脚踏两只船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钟山此前指出，在当前外贸形势下，优化国际市场布局和国内区域布局将是加快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举措。
不少专家指出，降低对发达国家的外贸依赖度，积极开拓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在当前的外贸局势下变得格外急迫。
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增长23.9％，高出同期进出口总体增速1.4个百分点。此外，对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等国家双边贸易进出口总值分别增长34.5％、42.7％和76.7％，均大幅高于同期总体进出口增速，中国对新兴市场国家贸易增长强劲可见一斑。
魏建国认为，东盟从去年开始实施贸易项下的零关税以后，东盟与中国双边贸易额很可能从现在的第二方阵跃居到第一方阵阵营。
瞄准新兴发展中国家开拓多元化市场正成为越来越多出口企业“御寒”的现实选择。
浙江省瓯海对外贸易公司外贸部经理蔡家向笔者介绍，由于南美、东南亚市场价格较低，在企业生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以前公司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南美、东南亚市场客户较少。现在欧洲市场不景气，倒逼企业多渠道开发新兴市场来弥补市场空缺。
深入挖掘中西部地区出口潜力，优化贸易区域布局也很关键。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虽然广东、江苏等七个沿海省市去年对外贸易合计占八成以上，仍居主体地位，但中西部地区出口贸易潜力正日益显现。
2011年中西部地区出口增速明显高于全国同期总体出口增速，其中重庆、河南、贵州和江西等省市的出口增速分别为1.6倍、82.7％、55.5％和63.1％。
上述农行战略规划部研究报告指出，面对外部经济动荡的冲击，防止东部地区出口深度回落和挖掘中西部地区的出口潜力是2012年“稳出口”的两大重要着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