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交通发展研究报告范文1
现在有诸多突发事件需要我们妥善应对，包括我们周边就有很多问题。例如此次朝鲜“天安舰事件”是软着陆下来了，但如果没有软着陆的话我们手中有多少预案？南海也有问题。外国在争议区有100多口油井，而中国却一口都还没有。这一局面是持续下去还是要有所突破？中国还不能轻举妄动，一动国际舆论就会掀起轩然大波。这些问题如何来应对，就需要智库提出对策。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于1956年成立，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交政策的智库。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面临着一些新老问题。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为例，我认为中国智库建设有四个定位和三个研究能力要求。
四个定位是指：一是智库要成为研究基地。学术要有基本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过去擅长于通过内部途径向政府部门输送成果，对外界学术界的参与不太重视。这是不够的，智库还要使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外界有所认可，同时要更多地参加学术界调研，在研究上则要“内外并重”。
二是智库要成为外交智库。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直接归外交部管辖，有着诸多有利研究条件，可同外交部领导和部门保持密切联系，而且还有1/3 1/4人员长期在外。但问题也比较明显，造成了人员流动比较大而且有时和研究专长不一定对口。
三是智库应成为二轨平台。二轨外交现在重要性越来越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已经和日本、韩国、朝鲜、伊朗等外国类似机构开展交流。通过出访和对外交流，我们可以多听各方解释，了解诸多不同情况，也可以通过我们向对方透露一些情况，加强沟通。
智能交通发展研究报告范文2
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等硬实力提高的进程，也是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
当今世界，智库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许多国家越来越重视智库建设。
中国虽然已是智库大国，但还不是智库强国，要建成世界智库强国，建设一批高质量、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知名的高端智库仍任重道远。
2015年1月20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1月22日，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完成的《全球智库报告2014》在全球55个城市同时，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球智库排行会。“智库”建设再次引起业内人士的热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也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本期《党建》杂志“国际观察”专栏特别邀请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国家行政学院原党委书记、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魏礼群，请他与我们共同探讨“智库建设与国家的未来发展”等相关话题。
《党建》：为什么对“智库”的建设与研究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魏礼群：“智库”也可称为“思想库”，泛指一切以战略问题和政策研究为中心，以影响公共决策为宗旨、非营利的研究咨询机构。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智库则是一个国家思想创新的动力和源头。如果说党和政府是国家决策的大脑，智库则可称为政府的“外脑”。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与竞争，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也是战略和智力的竞争。因此，高水平、国际化的智库，已成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表征。
《党建》：据《全球智库报告2014》显示，目前全球共有6681家智库，其中美国1830家，中国429家，英国287家，是世界智库数量最大的三个国家。美国作为传统的智库强国，共有6家入选全球十大智库。对世界各国智库的发展状况，您有怎样的看法？各国智库具有哪些自身的特点？
魏礼群：长期以来，美国和欧洲的智库建设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智库数量多、影响力大，特别是涌现出了一批世界著名的智库，比如说，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兰德公司，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比利时智库布勒哲尔，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等等，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北美和欧洲作为当代最早出现智库的国家和地区，智库呈现出其自身发展的优势。一些西方国家在当前全球政治经济议题中掌握的主要话语权，也成为欧美智库获得更多影响全球政策发展优先权的有利条件。
在世界各国智库的建设中，美国智库的发展最有代表性，数量多、质量高、影响大。一些著名智库的研究成果影响着美国政治、外交、军事等各方面的重大决策，以至于有学者把“智库”视为美国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之外的“第四部门”。
英国智库的主要作用是为制定政策提供相关背景信息，为政府解释政策和帮助公众理解政策，为中长期发展的重点问题提出“预警”等等。
德国智库的优势在于其政府直接资助的公共智库比重高、影响力强，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机制好，激励性强，政策研究方式也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不断转变。
法国智库十分注重实用性，一般不搞纯理论的研究，注重对具体的、与社会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实际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和咨询，注重自身形象，善于推广宣传。
欧盟智库的规模比欧洲其他国家智库要小得多，为加强研究力量，通常吸收一些兼职研究人员加盟。智库的研究主要以项目形式进行，规模不等、规格各异的会议及研讨会很多。
俄罗斯智库继承了前苏联智库工作灵活积极、整合信息情报的方式、撰写研究报告的形式和风格、形势分析、“头脑风暴”、“跨学科研究”等优良传统。
在组织方式上，日本智库采取独特的“派出研究员”制度，即政府、大学、企业、研究所向智库派出研究员，工作2-3年，工资由原单位发放，工作2-3年后回原单位工作。
《党建》：智库与政府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密切关系？智库对政府的决策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
魏礼群：虽然各国智库的发展和主要特点各有不同，但是他们共同之处主要在于智库与政府之间都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我们以美国智库为例更能说明这个问题。翻开历史，美国很多内政外交政策背后都有智库的身影。兰德公司曾完全主导美国的核战略、策划越南战争、谋划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是外交关系学会的意见。布鲁金斯学会曾构建具有跨时代影响力的、著名的“马歇尔计划”，成功挽救西欧濒于崩溃的经济，是美国对外政策中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几年前，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提出“巧实力”外交思想，最终成为奥巴马政府执政后的外交战略。
在美国，智库成员出入政界已成为政治上的一大特色，政府部长等高级官员大都是来自精英荟萃的智库，卸任的官员很多会到智库从事政策研究，这种学者和官员之间的身份转换形成了美国的“旋转门”现象。比如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进入政界前是哈佛大学的学者，离开政界后又成立基辛格“国际咨询公司”并任董事长。小布什执政时期的国务卿赖斯亦是如此，她在结束国务卿任期后，进入著名的智库“胡佛研究所”。从“旋转门”现象也可以看出美国智库与政府之间的紧密联系。通过“旋转门”机制，美国智库打通了知识进入政府决策并转化为权力的通道，在与政府决策者进行沟通中影响到政策制定，进而凭借与官方决策的特殊关系以及自身非官方的身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独特而又重要的外交作用。
《党建》：世界各国智库的发展对我国智库建设有哪些启示？
魏礼群：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历程，智库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益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许多国家大力支持智库发展，不仅有资金的投入，更在舆论宣传方面大做文章。
美国对智库建设的重视程度之高不用多说，英法等国政府对智库发展也是高度重视，不仅提供资金，还对投资、人才和情报等方面给予很大支持。当前，一些国家智库发展有了新的趋势：一是以项目资金主导智库发展;二是成果面向公众开放，将大众作为目标群体影响政策制定;三是成果形式适应新媒体传播。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盛，“中国议题”的火热也推动了智库的发展，一些国际顶尖智库已将中国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著名的研究型智库兰德公司聘用了多位了解中国情况的专家，专门研究中国问题。不过，相比国外智库，中国智库由于对传统文化和实际情况的熟知，应该更能提出真知灼见的建言献策。
《党建》：您刚刚谈了对世界主要智库发展特点的看法，其实我们最为关注的还是我国智库的发展状况。《全球智库报告2014》中显示中国智库数量比2013年增长了3家。2015年1月12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完成的2014年版《中国智库报告》也已问世。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中国智库建设的总体状态如何？
魏礼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智库建设事业快速发展，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在2010年联合国公布的“世界分析机构”影响力排行榜上，中国智库就从数量上跃居世界第二了。但随着形势发展，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党的十以来，中国正在开启一个智库发展的新时代。这是中国历史进程的必然要求，也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紧迫呼唤。去年3月，在访问德国时把智库建设提上了国家外交层面，“智库外交”成为我国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第二轨道”。强调，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国家对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事业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和部署。这些表明，中国智库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各类智库迎来了大有可为的历史新时期。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主要功能是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和集贤育人。全面提高智库的自身素质和能力，建设高质量、高水平、有特色的智库，不仅是时代的要求，更是人民的要求。
《党建》：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对此，您有何看法？
魏礼群：这说明党中央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更加重视、更加迫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等硬实力提高的进程，也是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决策咨询工作，因为决策咨询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则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破解改革发展稳定难题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迫切需要健全中国特色决策支撑体系，大力加强智库建设，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充分发挥智库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党建》：有评论说，中国的智库、尤其是非官方智库，虽数量众多却“实力”不足。有些人甚至认为，官办智库是有话不直说，民间智库则是有话不敢说，说了也没有用。就这一问题，您怎样看？我们应当怎样补足短板加强智库建设？怎样才能充分发挥好智库的作用？
魏礼群：其实，每一个国家的智库建设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问题，这需要在不断地建设中逐步完善。我们必须看到，数量并不代表实力。我国缺乏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提供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不够多，参与决策咨询缺乏制度性安排，智库建设缺乏整体规划，资源配置不够科学，管理体制、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亟待创新，缺乏领军人物和杰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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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份国内首次以中国智库名义发表的亚洲和非洲战略报告引起了外国媒体的多方关注。“星岛环球网”评论说，以往以中国为主题的研究报告，多由中国以外的“智库”公开发表，“而近年来，随着中国本土‘智库’从幕后走向台前，中国政策研究者也有了一定的国际话语权”。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则表示，相关战略报告是外国智库一种很普遍的做法，作为中国十大智库之一，出台这两份报告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在“与国际智库接轨”方面迈出的一步，“有利于外国了解中国学者的战略思想和外交理念，促进国际沟通和交流”。
并非“政府报告山寨版”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前身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于1960年，隶属于上海市政府。该院副院长、《亚洲战略报告》项目主任陈东晓告诉本刊记者，一直以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有两大战略任务：“服务于中国大外交、服务于上海大外事”。陈介绍说，每年他们都会按计划把对于国际形势的研究和分析以内部报告的形式反馈送到北京相关政府部门的案头，甚至可以“直达中南海”。
2007年底，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开始酝酿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自主为战略报告。
杨洁勉院长说，产生这个想法是源自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2006年中央外事会议上主席强调了智库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作用，是对智库发展的一大鼓舞；其次随着中国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在输出物质产品的同时，中国也应该开始向国际社会提供“思想性公共产品”；第三就是与国际智库接轨的尝试。
杨和陈两位院长都对本刊记者强调说，两份报告只是本院学者的研究成果，并非如外界猜测的那样来自“政府授意”。“绝非‘政府报告山寨版’、民间版”，陈东晓说，“不过我们对政府政策了解比较多，知道领导人在考虑什么问题，因此是为外交政策出谋划策。应该说，政府部门是在事后才知道的，不过他们表示了支持。”
陈介绍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在2009年计划继续推出更加切合当下热点的新一轮战略报告，如未来中国的国际战略、新兴大国与国际体系演变等报告。他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目标，是成为“面向未来、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型国际问题智库”。
为何选择2020年为时间标点
精装成册的《亚洲战略报告》和《中非战略报告》封面分别采用了代表太平洋的深蓝色和象征非洲阳光的金黄色。《亚洲战略报告》指出了“亚洲非西方发展模式正在逐步形成”等趋势，并具体提出了中国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中亚各次区域的战略，有中、英、日三种版本。《中非战略报告》则从成就和不足两方面评价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并提出了未来5-10年中非关系中的可能变数与应对策略，有中英文两个版本。
两个报告的字数均为一万字以下，远远短于国际智库动辄几十页的篇幅和国内社科院的学术类报告。陈东晓强调说，这是为了突出“专题性”――“与国内社科院的绿皮书、白皮书不同的是，我们的报告专题性更强，篇幅也相对精悍得多。”
而之所以选择亚洲和非洲作为首次的外交战略关注地，也是有着深意的。
首先是外交政策研究的区域化趋势。“过去我们的外交政策强调国别和双边，现在的重点则转向了区域。比如中日关系不仅是中日关系，更是亚洲地区一体化中的中日关系”，陈东晓说。
选择亚洲和非洲是因为两个地区在中国外交中的特殊地位。“进入新世纪以来，亚洲的地区外交可以说是中国外交最成功、最活跃的一块，成就很大，但中国政府目前有对非洲政策和拉美政策白皮书，对于中国周边的亚洲，还没有一个整体的亚洲政策。我们看到了这个空当，希望能够抛砖引玉，”陈说。
“而2006年11月中非论坛北京峰会之后，国际社会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与非洲的关系，这是个将在以后影响全球外交格局的变化，2008年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而我们对于下一步如何推进中非关系做的不多，因此希望这个报告为筹备2009年的埃及会议提供参考”。
两份报告的“时间标点”均是落在2020年前后，这与国际智库通常选择的2030年、2050年也有差异。陈东晓对本刊记者解释说，这体现了中国智库的“中国特色”。
“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中都将2020年作为中国初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时间标点。可以预计，到2020年，中国外交政策将趋于成熟，战略取向更加定型。而未来的十一二年将是中国领导集体从第四代向第五代过渡的关键时期，也将是中国在外交上完成一系列战略部署、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因此我们选择了2020年。”
首次提出“非西方发展模式”和“建设性说服”
在两份报告、特别是《亚洲战略报告》中还首次提出了一些外交新概念，引起了广泛关注。
《亚洲战略报告》在总结亚洲发展趋势时指出，“亚洲的‘非西方发展模式’正在逐步形成，但其可持续性仍是最大挑战”，并随后进一步解释说，“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印度、阿联酋和俄罗斯等经济发展或转型主要采取了‘非西方发展模式’并获得初步成功，即发展中或转型国家可以在维持符合其国情的政治体制下发展经济并逐步赶超发达国家”。
陈东晓坦言，“非西方发展模式”提出后引起了“一些争议和批评”。“有人认为，这个模式还不够成熟，但我们课题组专家中的绝大多数认为，亚洲新兴大国已经培养出了一种与西方不同的道路，这个非西方的途径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我们还是提出了这个概念”。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室主任、《亚洲战略报告》课题组成员赵干城对本刊记者进一步解释说，“非西方发展模式”是受到“北京共识”的启发提出来的，主要是为了表达一种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认同的西方发展模式，“我们暂且称之为‘非西方发展模式’”。
“这种模式目前在亚洲主要体现在中国和印度。中国提供了一条在政治权力集中的条件下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这是过去国际政治经济史中没有的案例，具有创新意义。而与传统的原始积累――工业化――后工业化的发展模式不同，印度则提供了一条跳过工业化时期，直接进入知识经济和服务经济为主的后工业化时代的道路，这也很有特色。”
在对2020年亚洲政策建议时，《亚洲战略报告》说：“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寻求‘建设性说服’的途径，即在尊重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并在获得联合国或其他权威机构授权的情况下进行斡旋、调解、调停与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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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伐谋能力，是大国崛起的标配
20世纪初，美国智库逐渐壮大。当时的一批智库如拉塞尔塞奇基金会(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胡佛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a n d P e a c e）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 (C o u n c i l O nForeign Relations)开始从一战后的全球形势，以及美国如何逐渐抓住机遇走向全球，寻找广泛和深远的解决方案与政策建议。他们主要的工作方式，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政策研究，以及在国内的公众层面说明美国要走出美洲的重要性之外，更多的是通过国际研讨会、论坛等方式，向英国、德国、日本、法国等当时的西方列强说明美国的善意，为美国平缓地、利益均沾式地介入到原有的西方列强势力范围而四处游说。一方面，这些美国智库不断地从传统列强的决策层得到各类对美国崛起有益的内部信息、政策评估与心理状态，将其形成研究报告，为美国白宫、国务院的决策者提供政策依据；另一方面，又善于把美国的和平意图、协调国际事务的重要性告诉传统列强，减少欧洲列强对美国的猜忌与不满，缓和美国与传统列强的关系。
当时的美国智库不遗余力地告诉欧洲，美国威尔逊主义的外交理念对协调各国利益、消除战争是多么的有效。这种伐谋是如此有效，以至于在上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迅速取得与日不落帝国英国并驾齐驱的地位，作为一战战胜国的中国，也成为威尔逊主义的拥趸。当时五四运动时期，不少中国学生甚至还高喊威尔逊总统万岁的口号。
全球外交研究领域最权威奖项莱昂内尔盖尔伯奖（Lionel Gelber Prize）2002年得主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在其代表作《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明确说道：智库的推动不止一次走在了国家的前面，并最终促使国家在整个外交政策中起到了作用。类似这种智库的作用在二战后的全球秩序重构、冷战中以和平的方式战胜苏联，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以苏联解体为例，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采取一系列积极行动缓和与西方的关系，欧美各国智库看到了这个重要的机会，纷纷将戈尔巴乔夫视为座上宾。戈尔巴乔夫的言论在欧美智库界相当畅销，不少西方国家的智库、民间机构、大学相继颁发给戈尔巴乔夫各类形形色色的奖项和荣誉称号。1990年他甚至还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不少欧美经济学家也不断向戈尔巴乔夫游说休克疗法对经济改革的有效性与重要性。很快，在各类思想与观念的冲击下，苏联采取了冒进、激进的经济改革，戈尔巴乔夫执政仅六年，苏联就分崩离析。
现在人们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时，通常把重心放在苏联官僚阶层的腐败、冷战的军备竞赛、苏联体制的僵化等问题上。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从西方智库引领苏联自杀的角度来分析，或许会出现一番新的研究结论，即智库伐谋，大国崛起的标准配置。
智库是如何伐谋的
暂且抛开咨政、启民等智库功能不论，智库在伐谋方面大有可为。鉴于笔者过去一些年曾走访欧美日等国的数十家智库的经验，简要阐述一下智库的四大伐谋功能：
一是设置全球议程。目前闻名于全球的各类国际论坛，几乎都是由欧美智库或拥有智库功能的、欧美人主导的国际机构运营的。每年年初在瑞士举行的达沃斯论坛，几乎能确定未来一年经济评价的总体脉络；每年夏季由英国智库承办的香格里拉论坛，则基本上主导了亚太地区甚至全球安全评估的总基调；还有每年下半年召开的G20会议、APEC会议，许多议程的设置都有欧美智库的影子。设置议程的背后，是垄断国际话语的欧美霸权。要在国际话语上突破欧美霸权，中国智库必须介入到各类大型的论坛中。
二是影响国际舆论。欧美智库通常会在各类话题上全球评估报告，类似各国民主化程度的评估排名、各国清廉指数、人类发展指数、全球发展水平评估、全球新闻自由度评估、全球人权报告等等数不胜数。这些研究报告均以公允、扎实、客观的面貌出现，一经发表，就会令国际媒体争相报道。从中国的角度看，虽然这其中不乏客观、优秀的研究成果，但不少仍夹杂着欧美意识形态的色彩，中国在这些报告中的排名通常都比较靠后，以至于国际形象常常受到损害。更重要的是，一些报告往往在经济上唱衰中国，大大干扰了中国国家发展的进程。由此看来，中国智库必须崛起，加入影响国际舆论竞争的行列，方能为国家崛起助力助威。
三是广交各国朋友。欧美智库会设置各类图书奖项、访问学者计划、研究项目、国际研讨会，邀请各国研究精英参加，通过倾听各国的声音，形成本国对外政策的研判依据。这种沟通是不错的双轨沟通渠道，相当大程度上减少了国际双边、多边关系之间的误判。但另一方面，从中国的角度看，由于中国研究界的待遇普遍较低，研究能力的范式与维度没有发达国家来得丰富，有时候中国学者很容易就受到他国思想影响，甚至被说服。
四是影响他国政策。智库所采取的设置议程、舆论宣传、广交各国朋友等各类方式的目标，无非就是要影响他国政策。从上文讲的苏联解体例子可知，智库外交在许多时候都比民间外交、公共外交、政府外交要更有效。从中国的视角看，欧美智库的影响力在相当大的程度是存在的，尤其在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等议程上的发言权更大。吸纳他国智慧，维护国家利益，应当成为中国决策者对待他国智库建言的首要准则。
中国智库要致力于伐谋能力的提升
笔者在先前的智库专栏文章中，已经数次提及：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一流智库既要从事社会政策研究，还应广泛介入到全球事务中，如价值传播、结交国外精英等公共外交事务，在全球层面研究、设计与推动本国对外战略，将本国利益链条纵深延展至全球各个角落。
美国智库大多具有强大的战略传播能力，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对内影响决策与舆论，对外传播美国价值。中国智库要屹立于世界之林，也须多通过举办高端的国际论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报告，抢夺国际话语权，提升本国思想的国际干预力，推动中华文化与思想走向世界。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开拓国际化的视野，将智库建设纳入到国家外交大战略的体系中来运作。从智库的国际交往看，应当转变外交无小事的固有认识，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鼓励智库就各个小事灵活进行国际交流，建立中国整个外事部门与各级智库之间的广泛联络、沟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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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欧智库通过大量的桌面研究以及专家、从业者访谈，对自动驾驶产业进行分析梳理，最终形成《2017中国自动驾驶产业研究报告》，希望在内容涵盖全面的前提下保证报告具有足够的深度，以飨各位读者。下文选取了报告中的部分内容进行呈现，欲了解更多，欢迎下载原版报告进行阅读。如报告内容有不准确、不完善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Chapter1中国自动驾驶产业概况
自动驾驶指汽车至少在某些具有关键安全性的控制功能方面(如转向、油门或制动)，无需驾驶员直接操作即可自动完成控制动作。国际汽车工程学会对该技术划分为5个等级，成为业界使用的主要标准(我国在定义智能网联汽车时对智能化的划分也采用了5级分法)。与自动驾驶伴生的概念还有无人驾驶、智能驾驶，三者的内涵所指并不相同。
自动驾驶作为颠覆人类出行方式的革命性技术，受到来自宏观环境方方面面的影响。亿欧智库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四个层面对国内自动驾驶产生、发展的宏观背景做了较深的分析。
依据拟人化的研发思路，自动驾驶的运作流程可以分为感知、认知、决策、控制、执行五部分。另外一种方案——端到端深度学习则简化了前者分流程、分模块的运作方式。
智能交通发展研究报告范文6
近年来，浙江省汽车工业快速发
展，2010年整车年产能已达到60万辆。培育了吉利、青年、东风裕隆、众泰等龙头骨干企业，基本形成了杭州、宁波、台州、金华四大整车生产基地。与此同时，汽车行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发展趋势日趋明显。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车联网”在浙江初露端倪。大型汽车厂商与通信运营商联合推出了一系列技术和产品。据悉，“十二五”期间，浙江“车联网”将进入快速发展期，成为汽车产业创新商业模式、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突破口。
锋芒初露
“纳智捷”引领智能汽车
来自台湾的裕隆汽车一直以智能汽车作为品牌卖点，2011年10月在内地正式上市的东风裕隆首款车型纳智捷大7，就装载了THINK+系统。该系统是东风裕隆与中国联通共同研发完成的车载智能系统，集成了影音娱乐、电话通讯、卫星导航、行车安全、车主专属、系统设定等六大功能，并同时具备语音声控系统。为配套车载智能系统，东风裕隆建立了IMOVE专属网站及CSC呼叫中心作为“车联网”的配套服务，构建了相对完善的“车联网”服务体系。
“3G智能”装备“吉利”
2010广州国际车展上，吉利汽车与中国联通联合打造吉利3G“智能汽车”合作协议签字暨吉利帝豪首款3G“智能汽车”仪式隆重举行。该款车使用的就是由吉利汽车、中国联通和武汉蓝星科技共同打造的智能行车系统G-NetLink。该系统整合了大量互联网应用及呼叫中心互动资源，充分发挥3G高速网络优势，包括在线视频服务、道路救援、位置服务、资讯服务、娱乐服务、通信服务、个人信息服务、车载互联网信息服务、通讯导航服务、GlS应用服务、安全驾驶服务、电话转接服务、防盗追踪服务、紧急呼叫服务等一系列相关汽车信息化服务。吉利汽车正在积极研发的G-NetLink2.0系统，将提供更为全面的行车黑匣子、远程控制、防盗报警、预约保养等安全、便捷在线服务。中国联通已向EC8用户提供2000余张3G卡。
“行车宝”护卫客车安全
“行车宝”是高端客车“车联网”应用的最新探索。它利用卫星定位、无线通信技术、网络通信技术、车载电脑、总线集成技术等先进管理技术，综合应用于客车上，将“人－车－道路－计算机”有机结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网络系统，弥补了浙江省在客车车载系统方面的空白。
2011年，在大量市场调查的基础上，浙中汽车产业的龙头骨干企业，也是国内高端客车的主要生产厂商――青年汽车联合中国联通，研发设计了“行车宝”系统。“行车宝”可自动将客车驾驶人的操作信息和车辆运行信息实时传输至后台信息处理和调度管理系统，以便于科学管理、客观地处理和分析来自信息采集层的营运信息，产生各种车辆调度、营运等统计信息和报表，并综合其他相关资料，提供出多种线路布置和车辆调度的信息供决策者选择，进而提高车辆运营管理和决策依据的有效性。
特种车按需涉“网”
在浙江的金华、台州等地，特种车产业较为发达，沙滩车、卡丁车、球场车、农用车、休闲娱乐车等特种车辆生产规模较大。针对出口市场需求，浙江莱恩等企业利用通信技术，逐步探索“车联网”应用。在部分车型中嵌入通信芯片，可将特种车的运行情况、故障报警等信息通过GPRS发送到厂商服务中心，使厂商能够及时掌握车辆运行动态，快速找到故障点，在提高了客户满意度的同时，大大降低了售后维修成本。特种车的“车联网”应用下一阶段还将面向高端用户提供车辆定位、影音娱乐等个性化服务。
前景辉煌
网舟咨询最新研究报告《2011年Telematics产业发展及交通信息服务应用研究报告》显示，“车联网”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2010年增长率接近40%。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总体趋势仍是大幅度增长，预计2013年全球产业规模将突破1100亿美元。
有关部门表示，“十二五”期间，浙江省“车联网”将进入快速发展期，成为汽车产业创新商业模式、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突破口。
“车联网”将成为汽车产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方向。随着国内外大型汽车厂商纷纷推出智能车载应用系统，智能化汽车已成为汽车产业的主要发展方向。我省吉利研究院、青年研究院、万向研究院均加大了“车联网”研发力度，在“十二五”期间都将最新的车载智能系统，作为车型竞争、品牌竞争和企业竞争的重要手段。但是，我省虽然在视频监控技术、移动互联技术方面有一定优势，在传感芯片、汽车总线技术、语音识别技术、智能地图技术等方面不具备竞争实力，还需要各大汽车厂商、IT服务商、通信服务商和科研院所共同努力，突破“车联网”关键技术，在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方面领跑。
“智慧交通”将与“车联网”互动发展。在“智慧浙江”建设战略的总体部署下，部省合作推进“智慧城市”试点工作已全面展开，其中“智慧交通”（智能交通）是重要领域之一，杭州、宁波、嘉兴等地区均制定了“智慧交通”的具体实施方案，交通、公安、城管等多部门也积极参与“智慧交通”的规划建设。“智慧交通”通过利用移动互联网、视频监控、无线传感、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优化城市交通，强化交通管理，能够有效降低能耗和污染，治理城市拥堵，提高交通运行效率。车辆通过“车联网”系统与“智慧交通”系统相联，获取必要的交通公共基础信息，优化行车路线。另一方面，交通公共管理部门能够通过“车联网”系统更为准确地获取道路和车辆信息，监控违法行为，为科学规划、引导交通提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