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发展的对策范文1
县委、政府决定召开这次“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工作会议。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省、市“数字乡村”工程建设会议精神，全面安排部署我县“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狠抓落实，确保圆满完成全县“数字乡村”工程建设任务，全面提升我县农业和农村信息化水平，开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局面。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实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的重要意义
农业信息化是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推动力和突破口。实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对推动农业信息化,促进农民增收和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实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是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的一项战略举措
实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是省委、省政府根据新时期“三农”工作新形势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全省信息化、数字化、电子政务和“数字云南”建设的重要内容，是针对新时期“三农”工作作出的一项战略举措。我县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严重滞后，与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着信息设施落后、服务体系不健全、实际应用水平低、涉农信息资源分散、信息队伍建设不适应发展需要等突出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全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加强“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推进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工作显得非常必要和紧迫。对此，县委、政府高度重视，决定以实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为契机，将“数字乡村”工程建设作为推进农业和农村信息化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和标志性工程，列入当前的工作重点加以推动实施。
（二）实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是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系统性工程
开展“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是发展现代农业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系统性工程。农业农村信息技术在现代农业社会中的运用日趋重要，对它的开发利用，直接关系到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进程。我县的农业还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渡阶段，在总体上还未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要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加快农业农村信息化进程，有效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促进我县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力带动科、教、文、卫等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持续发展，最终建成“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三）实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是一项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民心工程、德政工程
近年来，国家在信息领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推动了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但是，从实际的应用效果来看，受益人群主要是城市居民。由于缺乏信息化基础设施的支撑，农村居民很难享受到信息化带来的便利与高效。特别是我县的那些边远、贫困、偏僻、分散的乡村，更是难上加难。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必将促进沟通，加强联系，有效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村居民也享受到信息化带来的便利与高效。必将有力促进城乡信息传播和农民思想观念的更新，为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因此，开展“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是促进我县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件大事，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具体体现，是关心“三农”、关注民生的一项德政工程和民心工程。
（四）开展“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是党委政府了解社情民意、实现科学决策的客观需要
“数字乡村”工程是一项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通过文字、数据、图片、视频音像四种表现形式，全面、真实、直观地展现乡村风貌、基础设施、自然资源、农村经济、特色产业、历史文化、民风民俗、政务公开、存在问题和发展重点等内容，有利于各级各部门及时了解掌握农村基层最基本的情况，为实施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重要依据。全面实施好“数字乡村”工程，对于进一步加强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和规范乡村公共事务管理，促进农民增收和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二、围绕目标任务，着力构建“数字乡村”信息网络平台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中央、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小康、文明、生态、和谐新农村的目标任务，强化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健全信息服务网络，建立、完善农业和农村综合信息数据库，提高信息服务人员素质和服务质量，加快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社会管理服务中的应用，全面提高我县农村社会管理服务的信息化水平，努力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促进我县现代农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工作目标
根据省、市要求，我县“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的目标是：紧紧围绕我县“五村三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在做好前期准备工作的基础上，8月下旬全面开展建设，到今年10月底前基本建立起覆盖全县，连接县、乡、村的“数字乡村”信息网络服务体系，为各级人民政府决策和广大农民群众提供图文并茂的网络信息服务。
（三）工作重点
“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涵盖的工作内容多，包括农村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农村综合数据库建设，农村综合信息网络平台建设，农业农村管理服务信息化等，不可一蹴而就。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抓好信息采集和信息网络平台建设。
1．抓紧建立和完善综合信息数据库。抓好信息采集是推进“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各乡镇要严格按照要求，抓紧组织开展好自然村包括文字、报表、图片、声像等基础信息的采编工作，建立和完善以自然村为基础的数据库。对基础信息的采编，各乡镇要实行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分片包干制，做到每个行政村、每个自然村都有乡镇领导、机关干部、村委会干部和技术人员负责，做到责任到人、任务落实到人。技术力量不足的，各乡镇和挂钩部门要自己想办法解决，要搞好协调、整合。设备不够的，要通过租借、调节等方式解决。要充分利用好现有统计资料和农业普查成果，确保采集资料的完整和准确。
2．抓好“数字乡村”信息网络平台建设。我县“数字乡村”信息网络平台以全省统一的“数字乡村”工程信息网为依托，项目建设与“金农工程”等项目有机结合，利用电脑、电视、电话、广播、手机短信等方式，构建“数字乡村”信息网络平台，重点对乡镇、村委会、自然村三级子网进行建设，形成县、乡、村三级联动的信息网络体系。结合实际，我县目前的村级网络终端建设首期安排在白鹤滩镇的莲塘、库着、黎明、七里、北门、可福、迤博7个村委会和其它15个乡镇政府所在地的15个村委会，其余村委会待条件成熟后逐步建设。网络建成后，要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和整合信息资源，推动涉农信息网络互联、互通、共享，防止各自为政，避免重复建设。
3.搞好信息。建立农业农村信息服务网络，其目的在于通过信息的有效运用，快捷、高效地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各乡镇必须在10月底前，完成包括乡镇、行政村、自然村等三级网页的制作，全面实现自然村基础信息上网。各项数据的收集、整理、报送和，既要符合实际、真实有用，又要体现创新、突出特色，做到图、文、声、像、表等综合并用、形式多样、一目了然，全面、真实地展示和反映全县以自然村为起点和建设重点的农村基本情况。在网页栏目的设计上，原则上要按照统一的模式进行，要有可读性、可看性，既要符合上级要求，又要简便易行，方便各级干部和基层群众使用。在信息上，要适应各级各部门领导及时了解掌握农村基层最基本的情况，实施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需要，更要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在生产发展、增收致富上对信息的需求，要积极探索创新，不断增加服务“三农”的新栏目，增强网站服务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要提高信息的权威性、实用性、实效性，提供及时、高效的信息服务，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时，要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建立健全信息服务规章，搞好网页的更新和维护。
（四）实施步骤
按照省、市“数字乡村”工程建设会议精神和市委、政府的安排部署，结合实际，我县的“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分四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前期准备阶段。主要是成立县级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开展县级试点，制定县级方案，召开动员培训会，为“数字乡村”工程的开展奠定基础。本阶段的工作任务，到目前为止，已基本完成。
第二阶段：信息采集阶段。本阶段从8月21日开始，用40天的时间，分四个步骤完成信息采集工作。第一,制定乡级方案。各乡镇从8月21日到25日结束，完成本乡镇方案的制定，并召开动员培训会；第二，试点村信息采集，从8月26日开始到31日结束，各乡镇要完成试点村的信息采集工作，并报县领导组办公室审核；第三，信息采集，从9月1日开始到20日结束，各乡镇要完成所有村的信息采集工作；第四，审核工作，从9月21日开始到30日结束，县直各有关部门要完成对所有信息的审核工作。
第三阶段：信息平台建设阶段。从10月1日开始到31日结束，用1个月的时间，完成所需文字、数据、图片、视频图像的整理、编录、处理及基本网页的制作并上网运行。
第四阶段：检查验收阶段。从11月1日开始到15日结束，由县领导组办公室采取网上检查验收或组成检查组分赴各乡镇进行实地检查验收的方式，对各乡镇“数字乡村”工程进行检查验收，并写出书面检查验收报告报县领导组，同时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完善相关材料，迎接省、市检查验收。
三、加强领导，强化措施，狠抓落实，扎实推进“数字乡村”工程建设
（一）加强领导，健全组织机构
各乡镇党委、政府要把“数字乡村”工程建设作为今年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纳入中心议事日程，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切实加强领导，有效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县政府已成立了“数字乡村”工程建设领导组,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局,负责组织、协调、抓好全县“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实行了县“四家班子”领导和领导组成员单位挂钩联系制度。各乡镇也要成立“数字乡村”工作领导组和办事机构，切实加强领导，建立目标责任考核制度，强化督促检查，做到领导、措施、责任“三到位”，机构、人员、经费“三落实”，确保建设任务按时完成。县直各部门要明确责任，分工协作，紧密配合，认真组织实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
（二）拟定方案，细化工作措施
“数字乡村”工程建设从现在开始，只有2个月的时间，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既要按时完成，又要保证质量。会议结束后，各乡镇要及时以自然村为单元，按照《*县人民政府关于切实抓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的通知》要求，学习借鉴金塘乡的经验和办法，结合乡镇实际，精心组织编制实施方案，于8月25日前报县领导组审核并备案。在方案的制定上，既要统一标准，注重实效，又要明确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建设内容、建设时间，细化工作措施，为“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有计划、按步骤顺利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三）严格把关，确保建设质量
1．坚持部门负责制，严把数据质量关。数据质量是“数字乡村”工程的生命。“数字乡村”工程的采集内容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事业等方方面面，要把好众多领域、众多数据的质量关是任何一家部门都难以做到的。因此，为确保采集数据的质量，县直各有关部门都要从自身职能出发，对乡镇采集的数据进行严格把关。未经把关的数据不能输入信息网络平台；已经把关但把关不严致使“数字乡村”工程在接受省、市验收中出现问题的，要按照谁把关、谁签字的原则，追究谁的责任。各乡镇在数据采集中要坚持客观真实、实事求是的原则，提供的数据绝对不能想当然和凭空捏造，一定要据实填报和客观采集。若弄虚作假，一经发现，要按照《统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严肃处理。
2．严把信息整理录入关。各乡镇要根据所建网站栏目设置对文字、数据、图片的要求，在收集、处理、编辑、录入数据资料和图片资料的过程中，要严格按照“三统一、一集中”（统一“数字乡村”建设情况调查表、统一照片收集标准、统一文字处理模板；文字、图片编辑录入集中）的要求开展信息整理录入工作。县直挂钩部门要加强督促检查指导，发现问题立即纠正，及时解决，确保信息整理录入工作按质按时完成。
3．坚持转段验收制，严把阶段质量关。为把好各阶段的工作质量，确保“数字乡村”工程的整体实施效果，各阶段的工作必须实行转段验收制。即，本阶段的工作完成后，各乡镇必须向县领导组办公室写出自查报告和验收申请，经县领导组办公室审核验收后，方能转入下一阶段的工作，领导组办公室在审核中必须尽职尽责，坚持即到即审，绝不允许推诿扯皮和拖沓延误，在接到乡镇的验收申请后，务必在3天内做出答复。
（四）明确职责，强化职能作用
我县“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实行“政府领导、部门指导、乡镇实施”的工作机制。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各部门和乡镇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抓好“数字乡村”工程的实施。农业局负责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实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并处理领导组的日常事务工作，将“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纳入信息化发展规划，搞好工作指导，提供技术支撑；通信管理部门负责牵头各通信企业，进一步完善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改部门负责将“数字乡村”工程纳入重大投资计划，并审定相关投资项目；财政部门负责落实“数字乡村”工程建设补助资金，并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统计局、交通局、公安局、城管局、规划局、水利局、林业局、民政局、民宗局、扶贫办、教育局、卫生局、经贸局、气象局、人力办、文体局、供电公司、合管办、党史办、交警大队等部门要负责相关信息的核实、整理、交换，以及相关信息系统的建设和服务；国土资源部门负责农村地理、农村地籍等信息系统的建设、推广和服务；宣传、通信、广电等部门负责广播、电视、电话、手机短信平台等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的建设及宣传工作。各乡镇负责数据采集、照片拍摄、图片收集处理、文字编辑录入等工作。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逐级细化工作目标，层层明确工作责任，确保按时完成“数字乡村”工程建设任务。
（五）强化培训，加快队伍建设
一是加强业务骨干人员的培训。要从相关部门抽调熟悉农业农村工作、懂信息技术的人员，采取以会代训的方式，重点进行信息统计、信息采集、文字编辑、图片处理、数据录入等技术知识培训。县农业局必须对县直部门抽调参加“数字乡村”工程的业务人员和各乡镇的业务骨干进行培训，通过测试合格后方能上岗。乡镇的业务骨干接受培训合格后，要对本乡镇所有参加“数字乡村”工程的业务人员进行培训。通过培训，尽快培养出一批能够熟练运用信息技术手段的农村信息员队伍。二是加强农民信息员队伍建设。要注意从农村种养大户、营销大户、农民经纪人、农业龙头企业、农产品批发市场、中介组织以及村组干部中选拔事业心强、有经营头脑、掌握一定农业技术、乐于为民办事的同志作为农民信息员。通过这些农民信息员，上传民情民意，下播致富信息，进一步活跃农村市场，促进商品流通，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六）拓宽渠道，加大资金投入
为切实抓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工作，县政府根据各乡镇的工作量，决定下拨给各乡镇一定数额的“数字乡村”工程建设专项经费，并配备一台电脑和一台数码相机。所配设备必须用于“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绝不能挪作它用，并落实专人管理，如发生人为损坏，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涉及到的文本材料、图表等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印制后下发各乡镇。各乡镇也要多渠道筹措资金，多形式充实设备，确保工程顺利实施。同时，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加大投入，不断拓宽建设筹资渠道。
（七）政府主导，部门齐抓共管
“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是一个系统化、集约化工程，不是一个或几个部门就能做起来的，必须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密切配合，按照目标任务，共同努力完成。县四家班子领导要实行联系责任制度，负责指导、检查、督促所联系乡镇的“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县领导组成员单位要建立挂钩负责制度，尽全力帮助挂钩乡镇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与乡镇共同推进“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的全面实施；各乡镇也要实行乡镇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分片包干制，把责任落实到人、任务分解到人，从而形成上下左右互联互动的运行机制和工作合力。
（八）先行试点，稳步扎实推进
前一段时间,县政府已在金塘乡进行了试点，县农业局要认真总结金塘乡的试点经验,供各乡镇学习借鉴。各乡镇也要选择具有一定基础、条件较好的村就信息采集先行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及时总结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后全面推开，达到少走弯路、稳步推进的目的，确保整个“数字乡村”工程建设顺利开展。
（九）加强宣传，营造工作氛围
各级各部门要强化对“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的宣传，要采取标语、专刊，广播和召开专题培训会、机关干部职工会、村民会议等形式，广泛宣传“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的重要意义及建设内容和目标，积极展示建设成果，推广成功经验，普及信息技术知识，增强广大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者的信息意识，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关心和支持“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的良好氛围。
（十）及时更新，确保永续利用
数字乡村发展的对策范文2
乡村振兴金融创新示范区是由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地方政府、大型金融机构共同发起，聚焦发展“三农”、产业、绿色、数字以及普惠等金融领域，发挥各自优势，创新服务体系，创新有效模式、创新场景平台、创新发展范例、创新金融环境，共同打造的金融创新示范区。国家大力构建乡村振兴金融创新示范区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金融业加大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力度，尽快探索出一条可推广复制的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路径。通过大型金融机构的引领示范，可以充分发挥金融的行业优势和融通功能，进一步集聚金融要素资源，对于农业农村的支持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强。目前，乡村振兴金融创新示范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无法满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的金融需求，还需要进一步加快推进建设。乡村振兴金融创新示范区建设目前面临以下困难：一是农村金融体系有待完善。缺乏完善的农村信用体系，缺乏科学有效的信贷风险防控、补偿等制度体系。在涉农贷款的政策支持方面，贷款贴息、补助的鼓励措施较少，影响农业经营主体贷款的积极性、主动性。二是农村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较弱。如农信社、农商行等中小农村金融机构存在大量的不良贷款，经营发展能力和资本实力较弱，管理水平落后，资产质量较差，内部治理结构不健全，抗风险能力严重不足。三是农村金融资源供需严重失衡。在传统农村金融模式下，金融机构对农业、农村投入的资金较少，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资金外流明显，导致农村资本结构性短缺。另外，受农村经济体制制约，涉农企业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抵押担保条件差，导致涉农企业融资规模小、利率高、以抵押担保方式为主，具体表现为融资难、融资贵，且长期得不到解决，阻碍了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四是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性不足。农村金融机构缺乏创新动力，金融产品供给不足，主要集中于存款、贷款、取款、转账、汇兑等传统金融产品和服务，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加的金融需求。农业保险也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缺乏特色的农业保险产品，并且保险品种少、覆盖范围小、保障额度低，已经无法满足广大农户、农村经营主体的保险保障需求。五是农村金融科技创新乏力。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现象明显，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思想观念较为保守，对金融科技和产品认知程度低。此外，在农村地区，公安、医保、工商等政务系统建设滞后，政务大数据共享系统尚未搭建，政务数据无法实现共享。
二、创新内容
乡村振兴创新示范区主要围绕“三农”领域中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短板进行创新，提升农村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能力。一是开发更多为农民创收的金融产品。围绕农村中的低收入群体和脱贫户，加大农村金融服务方面的支持力度，开发更多利率较高、风险较低的特色化金融理财产品，由农村金融机构组织专门人员进行入户推广，不断提升农村贫困人员的财产性收入。二是扩大农村资产抵押、质押物品范围。逐步将农业生产设施、农民自住房、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活体畜禽、圈舍、养殖设施、特色农作物等纳入抵押、质押物品范围，在依法合规前提下，切实帮助农民提高融资能力。三是建设数字人民币惠农场景。加快推动农村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不断提升农村金融数字化服务水平。围绕农村的金融服务、日常消费、教育医疗等具体场景，搭建数字人民币服务体系，鼓励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民设立数字化支付钱包，在日常经营、消费中使用，不断提升农村地区的金融支付环境。四是鼓励金融机构加强研发绿色低碳金融产品。围绕我国农村地区的各类资源条件，加大农村生态保护、人居环境治理合同收益权以及基于碳汇数据的金融产品，设立农村碳交易服务平台，加大碳产品的交易力度，支持农村地区努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三、实施路径
数字乡村发展的对策范文3
2012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县委十二届七次全会精神的重要一年。全乡信息调研工作的基本要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建设农业三乡，打造矿业支柱，争创民生五优，构建和谐大堰”的发展思路，紧扣乡党委政府当年确定的目标、任务和措施，进一步提高信息服务质量，改进服务方法，增强服务效能，努力为乡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全面、高效、优质的信息服务。现就进一步加强信息调研工作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高度重视信息报送工作
党委政府信息，是全乡各村、各部门围绕乡党委政府决策部署，结合本地本单位实际，及时、准确、全面贯彻落实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展现，也是保证乡党委总揽全局、有针对性地指导和改进工作，调整工作部署，谋划全乡发展新思路的重要事实依据。党委政府信息的上报和反馈，是全乡各村、各部门与乡党委政府保持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重要渠道。各级各部门要充分重视党委政府信息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完善制度；明确任务，落实责任，高标准做好信息采编、报送工作。
二、围绕中心，突出重点，切实提高信息服务水平
（一）加强调研信息报送。调研信息是各项工作的综合反映和集中体现，是反映情况、交流工作、报道热点、分析难点、为领导和上级党委决策提供参考的良好途径。各村和各部门要站在全乡大局的高度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有重点、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开展调研活动，找出基层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的问题，针对实际提出合理化的对策和建议，力争为乡党委政府领导提供分析准确、针对性强、措施新颖、建议可行的高质量调研信息，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
（二）加强贯彻信息报送。乡党委政府决策的执行、落实程度，直接反映全乡各村和各部门的执行力。对于乡党委政府在工业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招商引资、灾后恢复重建、完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规，各村、各部门应加强贯彻落实情况的报送，以利于乡党委政府及时了解各项工作推进情况，并针对贯彻落实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调整下阶段的工作思路，完善工作措施。
（三）加强紧急信息报送。凡属紧急信息范畴的，各责任单位必须在第一时间向乡党政办（值班电话和传真号：）报送，确保信息的及时性，凡是需要国务院和省、市、县政府及时掌握、立即处置的重要情况和紧急信息，都要迅速收集上报，紧急重大信息本着快报事实、慎报原因的原则，必须在事发1小时以内报送，报送方式原则上要求书面报告，也可电话报告。对于紧急情况要根据事态发展和工作进展续报信息。要做到报送渠道准确无误，信息内容真实可靠，杜绝误报、漏报、瞒报现象发生。
（四）提高信息质量。一是把握要求。要在认真研究党委政府不同时期工作重点和要求的基础上确定信息选材，提高时效性和针对性，各村和各部门信息工作人员要结合中、省、市、县、乡重要文件、会议和领导重大活动、讲话、重要批示，分析上级党委对信息的需求，有针对性的采编信息。二要结合实际。报送信息要找准上级政策与本地本部门工作的结合点，科学拟定信息题目、收集相关资料，整理上报具有地方特色或结合单位职能的信息。三要创新思路。及时反映本地本部门各方面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新经验和新情况、新问题，以及结合上级政策走向开展创新工作的成效。四要精心编辑。要通过精加工，挖掘普通信息的深远意义；报送信息在突出所采取措施的同时，要以数据形式体现工作成效，提高信息的参考价值。信息内容要做到真实准确、语言精练、无语法及标点错误。简讯每条字数一般控制在80字以内，单条措施性信息字数一般控制在500字以内；调研信息每篇字数一般控制在3000字以内。
三、严格管理，健全机制，确保全面完成工作任务
（一）完善信息学习制度。各村和各部门信息工作人员特别是新从事信息工作的同志，必须认真学习党委政府信息的概念、特点、作用以及采集、编写与报送信息的要求，正确区分党委政府信息与新闻报送的异同。党委政府信息是通过报送各级各部门所开展的工作，为乡党委政府领导了解情况、科学决策和指导工作服务，编写信息须站在全局的高度，侧重反映决策落实情况和数字成效，采取直叙法，语言应简洁、朴实；新闻报道则是通过媒体为社会大众服务，可点可面，更注重时效性、新颖性和可读性，写作手法灵活。
（二）实行“全员办信息”制度。各村和各部门要实行“全员办信息”工作制度，全体乡村干部和各部门工作人员都有信息报送责任。各部门、政府机关各办公室每周报送信息不得少于一条，各村每月报送信息不得少于一条。各部门和政府机关各办公室分管领导和各村联村干部分别为信息报送责任领导，负组织领导和检查督办责任。
数字乡村发展的对策范文4
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实施十余年来，以2007年国办38号文件下发为标志，通过转型发展，已经建成遍布全国农村的电影数字放映网。随着我国城市化加速发展、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提升，当前农村电影公共服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形势，迫切需要对农村电影放映工程进行顶层设计，推动新一轮的转型升级，以满足政府、群众、企业等各界的新期待。
上一轮转型的基本做法
我国农村曾经有过“队队挂银幕、户户看电影”的时期，电影普及到了各个村落，1982年全国农村电影放映单位有105319个，农村平均每天有五千多万人次的观众看电影，（1）而到了1989年，全国农村电影放映单位已有14万个。（2）这和当时电影事业的整体繁荣分不开（当时有一说法：全国人民涨工资，到文化部去拿，而文化部又从电影局取）。（3）之后，由于体制机制的转轨，在很多农村地区“生活好了，电影队却跑了”，电影放映活动急剧滑坡，到1998年，全国70%的县级电影公司处于亏损状况，29%的乡已没有放映队，一年连一场电影都没有放映的村占26%。（4）针对这种形势，国家广电总局和文化部开始实施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2005年以来，特别是2007年国办38号文件下发后，各级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借助市场的力量，积极推进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推动农村电影转型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的数据，截至2011年6月底，全国农村已成立数字院线274条，流动数字放映设备超过4.7万套，基本实现一个乡镇拥有一套数字放映设备，一个行政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电影队重新回到农村群众的生活当中。总体来看，农村电影公共服务这一轮转型的基本做法是：
一、通过政策创新强化政府的主导责任
农村电影取得如此成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广电总局等部门《关于做好农村电影工作的意见》（[2007]38号），这个文件为“企业经营、市场运作、政府购买、群众受惠”的农村电影改革发展思路提供了政策保障。文件的出台标志着国家支持农村电影改革发展的政策有了重大创新，出现了三个转变：一是政策层次从部门政策到国家政策的转变，二是政策目标从模糊到具体的转变，三是政策措施从抽象的原则到实用和可操作的转变。通过政策创新，农村电影公共服务职能向政府归位，中央、省、市、县等各级政府都被赋予了相应的职责，政府成为农村电影公共服务的责任主体。这些政策已经成为农村电影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核心。
二、加大财政投入，夯实农村电影公共服务基础
近年来，各级政府把加大公共财政投入、突破资金瓶颈作为推动农村电影公共服务的基础性举措。整个“十一五”期间，国家有关部委共支持资金超过25亿元，用于放映设备采购和放映场次补贴，以及公益版权的购买和农村题材影片的补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财政已初步建立起农村电影公益放映补贴保障机制，设立了专项经费，采取“养事不养人”的方式，支持企业购买公益版权、场次补贴和部分设备，向农村群众提供免费公益放映服务，为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的全面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财政保障。以宁波市为例，除中央、省财政下拨资金外，2005—2010年，宁波市、县、镇三级财政累计投入放映经费达3835万元，2010年一年市财政就投入了252.82万元，县级财政330.144万元，镇（乡）财政242.625万元，并做到了资金及时到位。（5）
三、加快技术创新，提高农村电影公共服务的效率
推广数字放映技术，可以改造和取代传统的16毫米胶片放映，可以全面提升放映质量，还可以降低放映成本，有利于拉动农村电影市场的发展培育，从而满足农村群众看好电影、看新电影的需求，同时也有利于建立现代化的发行放映和管理网络，变革传统的发行放映模式。数字电影流动放映开创了农村电影发展的新时期，原来的胶片放映变成数字放映，原来的影片五级发行变成了三级发行，极大地提高了发行效率。为使农村电影放映场次真实有效，提高农村电影数字放映的市场效能，相关机构先后采用GPS、GPRS技术进行监督强化，对农村电影数字放映的监督管理，成为各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经营的必要手段。通过GPS系统的使用，使电影数字放映平台自动生成的广告实时放映信息和相关数据能够真实反映广告放映的情况，不仅提高了广告商投放广告的信心和热情，也为院线公司带来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四、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塑造农村电影公共服务新主体
农村电影公共服务发展过程中，一批以国家资助设备、补贴场次为主，以数字放映为龙头，乡村流动放映为重点的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公司成为农村电影新的市场主体。新主体整合了现有的农村电影放映队伍，建立了以政府扶持与市场运营相协调、集约化经营与市场化发展相统一的运行机制，大大提高了农村地区电影放映能力和公益服务水平。目前全国已组建的农村电影数字院线中，股份制院线占到80%强，大部分都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市场主体。通过几年的实践，一批创新管理方式的农村电影数字院线公司脱颖而出，科学的管理带来了双效益。经过这一轮的转型发展，农村电影公共服务基本形成既切合现阶段农村实际，又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体制机制，逐渐从事业主体向企业主体过渡、从行政机制向市场机制过渡、由政府直接提供向政府间接提供过渡，走上企业经营、市场运作、政府购买、群众受惠的农村电影改革道路。
农村电影公共服务面临新一轮转型升级
农村电影上一轮转型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新形势，这些新问题、新形势迫切需要农村电影进行新一轮转型，而现在，已到新一轮转型的关键时期。
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2000年以来，中国城镇化水平年均增幅约为1.13个百分点，2010年城镇化率达到47.5%，城市化呈加速发展态势。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未来五年，我国城镇化率要提高到51.5%，这就是说，到2015年，一半多的人口将生活在城市。据有关机构预测城镇化率2020年达到57.67%，（6）城市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载体。一些东部发达地区如宁波等地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这种趋势带来互相关联的两个问题：一是农村人口减少。如果农村电影观影人次越来越少，那农村电影放映工程还有必要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吗？二是在城市的农民工越来越多。目前我国已有2.3亿农民工，如果当前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不发生改变，将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如何保障他们的基本文化权益，如何让他们得到电影公共服务，值得广电部门思考。#p#分页标题#e#
二、农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提升
截至2010年5月，我国99.1%的乡镇和92%的行政村接通了互联网，95.6%的乡镇接通了宽带，3G网络已基本覆盖全国。在这种环境下，当前农村电影面临着网络媒介的严峻挑战，如何让群众通过银幕“看好”电影变得非常重要。而当前贴近农村群众生产生活的影片还比较少；片源还比较陈旧，国产新片大片还明显滞后于城市放映；农村中小学生有一个多亿，基本没有适合他们看的电影。从放映场所来看，在广袤的农村地区，大部分地方还在放映露天电影，群众对此颇有微词。1982年底，全国农村已建立集镇电影院（影剧院）7360座，到1988年，农村影院总数达12192座，全国61000多个乡镇，其中的五分之一有影院。（7）而现在这些集镇影院基本瘫痪了。当前露天放映这种简易放映方式难以满足群众文化需求的提升，再加上我国不少地方冬季或雨季漫长，一年当中适宜露天放映的日子很少，农村固定放映场所建设应尽快摆上日程。
三、社会监督机制的不断完善
从国家层面来看，对于财政资金的使用越来越规范，审计越来越严格，问责越来越严厉。从社会层面来看，公民对于信息公开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4.57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03亿，农村网民达到1.25亿人。而到2011年5月底，国内微博活跃用户达到2.2亿，未来两年可突破5亿。（8）在中国社会网络化程度迅速提高的态势下，所有公民和整个社会都有可能被网络连接起来。“微博打拐”、“郭美美与红十字会”等事件说明，一个网民就是一个通讯社，一个微博就相当于一座电视台。在社会监督机制越来越完善的情况下，农村电影公共服务的每一笔资金是不是得到稳妥、高效地使用了？每一个放映场次是不是真正落实了？会不会某一天的某一个细节被网民关注，引起“围观”，最后形成公共事件？这些问题值得每一位农村电影工作者思考。还有一些问题的存在也迫切需要农村电影加快新一轮转型升级的步伐。最近看到一个材料，2010年我国有18万起，比2006年翻了一倍多，其中很大一部分发生在农村，在预防这些事件的发生中，我们这个深入每一个行政村的电影放映网能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切实成为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舆论阵地？另外，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当前这种分割状况，普遍比较小、比较弱，也和我国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相脱节……
新一轮转型升级的基本路径
如何解决以上所说的这些新问题，笔者认为，当前需尽快促进农村放映工程转型升级。新一轮转型升级的目标是：完善农村电影公共服务的标准，形成开发农村电影市场的有效模式，健全农村电影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为我国加快实现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做出贡献。要完成这个目标，需从以下方面加快发展步伐：
一是加快实现农村电影由注重网络建设向网络建设与内容建设并重的转型。如果说前十年农村电影放映的重点是放映网络建设，让农村群众“看到”电影，那么现在的重点应该是加强面向农村的影片内容建设，让农村群众“看好”电影。近年来电影行政部门每年资助20部农村题材影片创作，还推动设立农村题材电影创作生产基地，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建议有关主体进一步采取政策措施，深度了解和满足各地农民的观影需求，不断丰富和更新农村放映片源，提供其想看乐看的影片。针对农民的所思所想所求创作和放映影片，支持创作一批满足农村群众生产生活需求的故事片、戏曲片和科教片，使农村电影放映内容更加丰富、更具吸引力、更高效益。针对投放农村市场的新影片时间过晚的问题，建议采取提高订片费用等方式，进一步吸引片方尽快将新影片投放农村市场。
二是加快实现由露天放映为主向室内放映为主的转型。农村电影放映已经实现了由胶片放映向数字放映的转型，当前应认真总结四川乐山等地的经验，考虑统筹中小城市影院建设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的协调发展。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杨步亭会长认为，农村电影生产力的最终解放在于乡镇建影院，县城建多厅影院，这个观点非常有代表性。露天放映最易受天气和外部客观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在有条件的地区，要将乡镇影院建设改造纳入政府议事日程，采取信贷、税收优惠、补贴奖励等多种手段和措施，加快乡镇数字影院的建设，同时鼓励和吸引各类资本投资建设商业影院和社会影院，让农村群众看电影不再“风吹雨打”。在这一点上，北京市为支持郊县每村建设一个数字影厅的做法很值得一些发达省区学习借鉴。
三是要加快实现服务对象由农村群众向以农村群众为主的转型。电影强国十年规划明确要求，“要重视农民工、城市低收入居民的观影需求，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他们看电影难的问题。每学期要为中小学生至少放映两场爱国主义教育影片”。大连市“十二五”期间推出“2151工程”，在完成国家规定的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场次基础上，为每一个农民工聚集地，一月放映一场电影，回报在大连市工作的数百万农民工。山西省长治市长子县采取有效措施推动电影进校园，得到学生、学校、企业的欢迎。这些做法的共同点就是努力将公共服务类的放映活动扩展到社区、校园、工地，让农民工和困难群体享有平等的文化权益，让中小学生在电影中享受快乐和教益。有条件的地方要采取优惠票价、发放公益观影券等多种形式满足农民工的观影需求，实现文化成果均等共享的目标。
四是加快实现由单纯放映电影向开展多业务的转型。院线公司是企业，在做好公益放映服务的同时，要以促进农村电影市场繁荣发展为己任，不断增强企业自身活力，开发农村各类市场，以规范的服务赢得市场，而不是躺在公共财政的怀抱里，否则如何培育造血功能？现在我国两百七十多家院线公司覆盖了全国的各个行政村，可不可以在放映好电影的基础上开展物流业务？可不可以搞代销？可不可以保险？甚至为农村群众提供更多的服务？我们欣喜地看到，已经有些院线在积极尝试。回顾历史可以发现，1980年前后，农村放映员就已不是简单地放放电影，往往还承担着政策解说员的角色，甚至还要给群众修收音机、缝纫机等。（9）
数字乡村发展的对策范文5
关键词 中国乡村教育 文字下乡 文字上移 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6-0122-07
一、导论
百年来，中国村落空间中的社会教化经历了复杂而又艰难的结构性变迁，这种结构性变迁的复杂性一方面体现在中国整体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和思潮激烈涌荡的大背景下，乡村教育发展理念、方向、目标、路径等一系列根本性的内生命题从来没有被真正厘清：乡村教育究竟应该是“城镇化”①还是“守护乡土本真”？②究竟是“离农”还是“为农”？③究竟是“文字下乡”④还是“文字上移”？⑤这一系列有关农村教育发展的二元治理悖论一直困扰着研究者和决策者。真实而完整的乡村教育形态在多元化的理论博弈与实践探知中反而被彩绘化和碎片化，不同的研究者因其不同的观念前见、生活经历与理论视角而对乡村教育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现实判断，这种判断唯一的底线共识即是“乡村教育出了问题”。除此之外，研究者对乡村教育的“病理诊断与临床治疗”很难达成有效的实质共识，甚至诸多相互通用的理论概念与主流话语，在言说和实践时都呈现出完全不一致的意义和内涵。例如“城乡教育一体化”“城乡教育统筹”等近几年有关乡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核心概念，稍作研究即不难发现隐藏在这些概念内部差别迥异甚至南辕北辙的具体治理策略。“一体化”与“统筹城乡”作为近年来城乡教育发展的行政性纲领，其不同的理论解读和实践导向事实上形成了两条截然不同的乡村教育发展之路。
二、“对立”还是“一致”？――中国乡村教育从“文字下乡”到“文字上移”
“文字下乡”是费孝通先生在其经典著作《乡土中国》中所使用的概念，文字下乡的背景是源于传统乡土中国是一个封闭内卷且彼此熟悉的“礼俗社会”，礼俗社会“面对面”的社群空间特征和“定型生活”的社群时间特征使村落共同体内部连使用象征意义上的语言都显得多余，更不要说作为间接接触而可能导致意义走样的文字。新学教育在村落社会中的嵌入一直伴随着私塾的抵抗和农民的反对，因为这本质上是一场有关“教化权”的争夺：需要持续深入到村庄中的政府性国家力量，注定要以“新学”模式瓦解以“宗族”和“家庭”为办学主体的“私塾”模式，前者属于“国家行为”，而后者属于“社会行为”和“市场行为”。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国家运动与行政推进，原初意义上并非乡土社会中人们主体性诉求的“文字下乡”，时至20世纪80年代中央政府布置实施国家九年义务教育普及项目时，乡土社会早已是新式学校一统天下的局面，教化权早已成为了国家一元主体控制的政治权力。在教化权国家主义控制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实现教育的普及目标，同时节约教育开支、行政成本，又有利于国家教学的一维化管理，以“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为核心的乡村教化重心上移推动了另一波与“文字下乡”似乎截然对立的运动形式：“文字上移”。
乡村新式学校百年来所经历的由“文字下乡”到“文字上移”的复杂历程，表面上看二者相互对立与冲突，但细致观察则不难发现这实质上与国家权力对村落空间垂直下渗的意愿相关。“下乡”和“上移”实质上都是“国家主义”和“发展主义”政治逻辑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一致性文化控制行为和治理过程，当国家需要通过单一的普遍性文化符号和教育仪式统一控制乡村文化空间时，“文字下乡”即成为必然性的教化选择，但当国家普遍性知识所能达到的控制能力足够标签和解构“异质性”与“冲突性”的地方性知识，或者地方性知识沦为国家权力可以有效预控的“类普遍性知识”时，“文字上移”自然可以使学校在国家“压缩财政开支集约式办学”和“高质量普及教育”的口实下轻易地从村落空间中溢出。事实上，新式学校最初在村落中的开设即体现了国家对地方性知识统一性控制和村落自为性身份主体解构的努力，以学校为载体，国家教化作为一种具有合法性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符号权力开始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强覆盖了村落的文化角落。特别是对新生代的农村子弟而言，封闭式的新式学校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对国家普遍性知识的文化认同与祛地方化意识使他们更容易成为注定要离家出走的村落抛弃者，新式学校在这个过程中日益明显且不断固化着的“人才抽水机”角色无疑使其沦为了与村落互不相干的“文化堡垒”，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文化堡垒”的植入与抽离在国家权力运转体系下会处理得如此轻松，迅速实现的“文字下乡”、随后迅速实现的“文字上移”，再之后即当下又迅速进行中的“文字留村”，似乎学校的存废本质上与村落社区无关。因此，与其说“文字上移”与“文字下乡”是相互对立的，不如说“文字上移”是“文字下乡”发展的新阶段，这决然不同于“文字下乡”之前中国乡土熟人社会中文字显得多余的村落古典时代。
三、“文字上移”何以成为可能？――中国村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
1.文化权力制衡结构的崩溃使“文字上移”成为国家单方面可操控的事务
现代新式学堂的建立显然打破了“国家”“宗族”“乡绅”三层交互制衡的权力结构，其中最直接受到严重破坏的则是“乡绅权力”。乡绅在传统中国村落中所拥有的最大权力是“教化权”，即作为乡村中“道德正统”与“文化贤达”的社会形象而具有法理层面上的正义认同感，这种正义认同感使村落中的宗族族人愿意将族内子弟送于乡绅开办的私塾中就读。显然，乡绅与宗族在文化层面上的认同一致性是维持村落文化保存与发展的基础，集聚于祠堂或民居中由乡绅所施授的教学本身就凸显了村落文化发展的公共性：一方面，塾师本身作为村落中一员，与农家子弟日常琅琅的书声互动本身就构成了村落公共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在传统中国村落这样的“道德性”社区中，私塾教育本身具有浓厚的地方性色彩，中举并扶摇入仕途的理想人生毕竟与村落中绝大多数人无关，故乡绅在村落中的私塾教育更多地体现为让一般族内农家子弟初通一些基本的文字和道德规训，能够应付日常的农家生活与礼仪之需，镶嵌于村落中的私塾，其功能更像是一个公共性的礼仪文化广场，是村落公共性文化兴起、传播与繁荣的“子宫”。
然而，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由新式小学起步，现代性的新式学堂逐渐将这种公共性文化的“子宫”从村落中剥离出来而迁至城市，同时逐步将乡绅从这个文化“子宫”中切除，村落中的教育从此不再是由宗族和乡绅在认同一体化的文化共识下举办，而是由政府为推广国家意识形态和普遍性知识而单向度举办。尽管直至建国前，私塾还尚与新式学堂并存，但以新学推广为终极目标的文化教育体制机制内部变革则从根基处彻底动摇了村落公共文化得以繁荣的基本平衡点，“宗族”与“乡绅”被动性结构化退出使国家迅速全面控制了村落文化生存的脉搏，从此按照西方现代化话语哲学而建构起来的新式教育体系以其“标准化”“国家化”“专业化”和“制度化”特征很快适应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国家战略发展需要，“面对面”的“地方性知识”迅速瓦解或主动向国家需要的“普遍性知识”转化，施授于村落子弟身上的教化规训自此与村落日常生活无任何关系，地方公共文化的主体认同度自然在农家新生代中急剧下滑，以至于作为故乡的村落最终演变成为一个需要被农家子弟们努力奋斗而苦苦挣脱的生命藩篱。
2.建基于经济绩效上“城优于乡”的文化认同使“文字上移”具有价值合法性
如果说现代新式学堂的建立使村落社会内部知识权力相互制衡的宏观结构从根基处崩溃，进而使中国村落公共文化逐步走向了解体，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为深刻的城乡社会结构性变迁和制度性转轨则使村落公共文化零星苟延的地方性空间也最终彻底堙没，村落地方文化从此亦步亦趋于城市附属而再无主体性和自为性可言。
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生产要素改革曾使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出现过短暂繁荣，基于经济繁荣基础上的乡村比较优势曾使新恢复和新创生的村落小共同体以及个体化农民对村落地方性文化葆有因经济绩效所带来的合理自信，但是随着90年代以来因乡村之于城镇比较优势的萎缩、农村经济的不景气以及大规模的外出务工潮，这种本应以维护地方性知识文化为己任的村落小共同体，其自信注定迅速让位于对经济发展更好的城市崇拜，城市崇拜的背后实质上是对一套井然有序的城市符号编码的崇拜，其本身正是一套蕴含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普遍性知识，它迅速地将改革开放后并没有厚重积累的村落地方性知识击垮，以至于村落地方性文化似乎天然要沦为其附属文化。事实上，建基于“经济绩效合法性”之上的文化优越性社会价值认定有着复杂的结构性社会根源：建国后系列化和同一化的政治改造和社会变革，使村落文化的古典性和地方性特质丧失殆尽，最终文化优劣的评价标准只能通过一维化的经济统计方法来判断，经济优劣与文化优劣之间更为同质和顺畅的转换逻辑在改革开放后进一步被确立，并最终使中国村落地方文化难以避免地沦为拥有更强大经济绩效优势的城市的附属品而缺乏独立的主体性和自为性。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2000年以来，中国几乎所有涉及城乡事物的公共政策逻辑，无论是“城乡一体化”，还是“统筹城乡”，抑或“均衡发展”，无一不是强质文化自上而下单向度磨灭弱质文化的过程，而弱质文化标签式认定背后的根本理据则是“经济绩效”。故愈是强调一体化、统筹抑或均衡的城乡公共政策逻辑，则愈是在终结中国村落地方性文化，愈是对城乡天然异质性这一基本事实的背离。
3.底层发声的无力使农村精英巧妙捆绑群体诉求致“文字上移”具有舆论一致性
村民自治作为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取向，被更多理解为主要有赖于乡村精英作用的发挥，孔令刚、孙自铎：《乡村精英在村庄治理中的作用――“五老会”参与乡村建设案例研究》，《江淮论坛》2013年第1期。正是因为精英作用被过度强调，才导致出现了新的乡村治理困局：“精英俘获”。“精英俘获”（Elite Capture）是发展社会学中的一个概念，意指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项目或反贫困项目实施过程中，地方精英凭借其自身具有的参与经济发展、社会改造和政治实践的机会优势，支配和破坏社区发展计划和社区治理，扭曲和绑架了发展项目的实施目标进而影响了社区发展项目的实施和效果。参见李祖佩、曹晋：《精英俘获与基层治理：基于我国中部某村的实证考察》，《探索》2012年第5期；邢成举、李小云：《精英俘获与财政扶贫项目目标偏离的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9期。由此可见，农民早已不是内在高度同一的同质性阶层，内部利益诉求的多元性和对立性成为常态，要防止“精英俘获”，核心是要重视分层化的利益主体表达，尤其是村落底层群体的话语表达。
事实上，传统村落社会公共性文化解体某种程度上也是村落社区中农民之间利益高度分化的结果，在农业生产被全面纳入城市市场轨道的同时，农民群体中的精英迅速结成了丰富的社会资本网络，在这个资本网络体系内有权力、资本、媒介的共同交织，农民内部多元化利益诉求往往被拥有更强大社会资本网络的精英农民所左右，而广大的中下层农民群体则往往被排斥在社会资本网络之外，他们的主体性表达往往是无力、无能且无效的：一方面来自于底层农民的真实利益诉求在与上层农民诉求发生不一致时，往往被遮蔽在拥有更强大社会资本网络的精英农民诉求之中而难以独立发声，底层农民真实的主体性需求往往被以“少部分”的名义而轻易忽视；另一方面，真正的底层群体之所以很难发出真实的主体性声音，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根本就没有发声，长期苦闷的日常生活早已使他们对底层生活适应而无从抗争，底层生活的被动性和琐碎性也使他们很少再去关心公共领域，日常生活的消极性也使他们不愿意去公开抗争。
以“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为例，根据笔者在重庆市、四川省38个乡镇（其中重庆32个、成都6个）和吉林省D县4个乡镇的调研可发现如下现象：按照农民财富拥有关系划分阶层来看，分别占村庄10%左右的村庄富裕阶层和5%左右的富豪阶层对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不关注，这可能与他们拥有良好的教育选择能力可自主遴选教育服务有关；占70%左右的农村中产阶层对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最大的关心点是“教育质量”，只要教育质量优异，孩子成绩有所提升，他们就支持调整，因为他们有充分的能力支撑子女因布局调整而产生的额外花费；而占15%左右的村庄贫弱阶层，也就是底层的农民，很明显更关心孩子“就学距离”，能否每天回家是核心，因为回家后至少可以从事一些简单劳动，从而减轻家庭负担，因此“是否发展校车”和“提供相应的经济补助”是他们最为关注的，而不特别关注教育质量。参见李涛：《中国城乡底层教育公正的政策研究：基于社会分层的视角》，《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3期。可见，底层农民、中层农民和上层农民对于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利益诉求截然不同，底层的诉求往往被屏蔽而沦为无声者的悄悄话，甚至当中层的诉求在与上层诉求发生冲突时也会被自动屏蔽掉。
2.“人员编制短缺”与“事权增加”的二元悖论使“文字上移”成为必然性的政策选择
这里的地方行政部门主要是指县教育行政部门。县域内教育的日常管理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教育行政部门内部的日常行政管理；二是教育行政部门面向全县教育公共事务的日常行政管理，而本研究主要指后者。要明晰这种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日常管理中的困难，必须要回归到对中国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进行教育公共管理的变革中来理解。很明显，当今中国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进行日常公共管理的重点是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这与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重心和财政拨付关系的结构性上移直接相关。中国农村义务教育在30年的社会改革中实现了由“人民教育人民办”的乡村自给模式到“以县为主”管理体制和“各级政府共担”的公共财政保障模式的转变，陈静漪、宗晓华：《中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机制变革及其效应分析――基于“悬浮型”有益品的视角》，《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该转变之所以形成源于中国财政结构变革中的三重发展困局：一是1994年中央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财力逐年逐级上收而事权层层下放的事实；二是2000年后农村税费改革的推进，乡级财政自给能力不足从而不得不依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来保证公共管理的常规性运转；三是源于税费改革后，由于片面强调“以县为主”的财政供给，从而导致义务教育事权和财权不对等矛盾突出。财权的上移意味着管理权力也从乡镇上移到县级政府，而县教育行政部门作为县级政府的直接业务部门无疑也在这种教育管理重心上移的过程中承担了更多的事权，但事权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教育行政部门人员编制的增加。以笔者所调研的四川芥县为例，该县教育局在编在岗的公务员行政编制人员仅为10人，其中包括教育局长1人、副局长3人、副局级调研员2人、财务科科长1人、督导办公室主任1人、人事科科长1人，成职幼教科科长1人。而该县目前共有58人在局机关从事工作，其中绝大多数属于教师编制，系从该县各类学校中借调而来，包括县政府总督学、基础教育科科长、局办公室主任、德育科科长、招生办公室主任等一批干部，及少数几位后勤人员，如司机、厨师属于合同制用工人员。这意味着在教育局从事公共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的工作人员其实主要是隶属于各学校的教师，即便从各学校借调了大量的教师到县教育局工作，但相对于各科室日益复杂的常规和突发工作而言，人手仍显得捉襟见肘。据该县教育局局长的测算，如果要基本顺畅地应付当前该县的教育行政管理工作，保守估计至少需要70人左右。该现象并非个例，这在笔者于2012-2013年曾调研过的江西、吉林、四川、重庆等省市的县教育行政部门中也大量存在。一方面，在中央实施大部制改革从而精简机构和压缩编制的导引下，县级政府严格控制人员编制；另一方面，不断膨胀和事无巨细的教育公共事务，促使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不得不从本系统内部的学校中借调大量教师来从事行政工作，即便这些教师部分已经成为局里的中层干部，但其身份依然是教师编制，晋级路径依然是专业技术职称序列。另外，这种行政权与身份权不对等的尴尬使借调教师也很难真正寻找到自我主体性，究竟是属于学校人，还是属于行政人，这种模糊的定位使得他们在日常行政工作中难免对原学校有所照顾和倾斜，而更重要的是，身份主体的模糊性难免导致行政执法和行政监督的不力。县级教育行政部门面对日益复杂的常规性工作以及其他各种临时性和突发性工作，面对行政人员编制不足的尴尬现实，不得不加快推进学校的集中化步骤：一方面，将分散的农村学校大规模撤并，在城镇中实行规模性集中，从而减少管理幅度和层级；另一方面，将从学校中借调锻炼过的教师安排到各学校领导班子中，从而使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命令进入学校更为顺畅，学校的行政工作也更符合教育行政部门的胃口。
五、结语和讨论
显然，当“控制生产要素流动”和“行政区划隔离管理”的传统体制一旦结束，投资主体多元化和流动性资本无疑会创造大量的流动性就业岗位，从而导致数亿流动人口在中国版图上规模性和季节性迁徙，这种迁徙是中国过去30年城镇化洪流的根源：一方面，它使城乡分离的二元固化结构打破，造就了规模庞大的新移民，提升了中国的城镇化率；另一方面，快速的城镇化并非配套有公共服务等全方位的制度性保障，这种形式的城镇化率提高显然是统计学意义上的，而非实质意义上的城镇化。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强调“人本化”的新型城镇化无疑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乡村教育必须要面对现实的社会变迁，其出路既不是回归乡土乌托邦的想象，也不是传统意义上抛弃了鲜活个体而单纯从经济效益和统计意义出发的乡村教育城镇化，乡村教育发展绝不能在提高教育质量的口实下强调片面性的“文字上移”，从而把政府成本在所谓人民都满意的假想下转移给弱者，特别是那些村落底层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甚至还无法表达，也不是要全盘回归到以前那种资源分散化且效率低下的村落学校时代。
数字乡村发展的对策范文6
关键词：农村电商；农民增收；数字化
1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发展农村电商的题中之义
农村电商的重点在于解决小农户与市场的对接难题，如何更好地将农产品销售出去，实现农村收入增加是其中的关键。在陕西省商洛县考察调研时指出，“电商作为新兴业态，既可以推销农副产品、帮助群众脱贫致富，又可以推动乡村振兴，是大有可为的。”2021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即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加快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体系，改造提升农村寄递物流基础设施，深入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和农产品出村进城，推动城乡生产与消费有效对接。”随着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农村电商将再次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已达1.79万亿元，同比增长8.9%。随着一系列适应电商市场的农产品持续热销，农村电商不仅有力促进农业产业化、数字化发展，而且将有力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党的十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202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 131元，比1949年实际增长超过40倍，比2012年翻了两番[1]。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未来农村电商应该起到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确保农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致富。
2农村电商促进农民持续增收面临的深层挑战
2.1农业品牌建设的挑战。品牌强则农业强[2]。当前，我国农村地区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打造农业品牌已经是当务之急。一方面，品牌农业已上升为国家战略。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作出重要部署，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考察调研时强调，“粮食也要打出品牌，这样价格好、效益好”；另一方面，社会消费进入“品牌时代”。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对产品的质量、安全、营养、绿色有机等要求越来越突出，农业品牌的整合重塑迎来了新的机遇。另外，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正在被用于农业生产、农产品销售、流通等农业生态链的全过程，“互联网+农业”的发展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但相比工业品品牌，农业品牌建设仍然处于探索初期，发展并不完善，没有形成完整的品牌，大多数品牌都是各自为政，行业内部缺乏相互合作，也不注重线上线下的互动发展。现有的农业品牌，由于品牌保护力较弱，部分商家“以次充好”的现象严重影响农业品牌的口碑，进而影响品牌的长远发展。简言之，实施农产品的品牌战略，已成为我国建设现代农业、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必由之路。2.2农村场景条件的挑战。我国农村地区地域广阔，各地区地理地貌差别较大。从贫困地区的区位因素来看，更是呈现出“山大沟深”的特点。从农村电商发展进程看，农村电商发展状况好的地区有着以下两方面特征：其一是本地已经有着发展基础较好的优势传统产业和区域产品，传统产业依托数字化转型得到了新的飞跃。例如，吉林省通榆县依托当地优势农产品，通过统一品牌授权面向全国销售的原产地直供农村电商发展模式。通榆县对于地处世界公认的“黄金粮食产业带”，是有名的“杂粮杂豆之乡”“绿豆之乡”“葵花之乡”。通榆县利用所处的地理区位优势，对本地优势农副产品的资源进行高度整合，不仅实现农产品利益最大化，而且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其二是地区地理位置优越，道路交通设施的完善，当地农产品运输、配送方便快捷。例如，被誉为“买西北卖全国”的陕西省武功县是有名的“西北电商第一县”。武功县虽然是陕西省面积最小的县，但凭借距离西安市80公里的优秀地理位置，经短短五年发展，形成了专属的农村电商销售模式，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但是，更多的贫困地区既没有特色农产品，也没有良好的地理条件，极大地影响了地区农产品的销量和销路，制约农民持续增收。2.3培育农民网商的挑战。由于农民文化素质偏低，传统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地方政府虽然将培训农民技能摆在人才培养体系的突出位置，但农村电商发展是长期工程，当农民短期看不到收益回报，就会立刻选择放弃，回归到原来的传统农产品销售模式，或者继续交由第三方交易平台代为销售，导致虽然地方政府开办的网商培训项目不少，但是农民网商转化率低、培育难的问题依然存在。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离开农村，外出务工获得工资收入。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农村地区常住人口55 162万人，相比2015年，减少了8.6%。现代农业建设离不开农业数字化发展[3]，农村电商则是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先导和基础，不仅可以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而且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数字技能和数字思维。相比起城市地区，农村地区各方面基础较为薄弱，对数字技能人才的吸引力不足，而基础网络的维护、农产品网店的运营、农村电商园区的建设等都离不开数字技能人才的参与，技术人才流失严重、数字技能人才短缺和农民网商培育难度大仍然是当前制约农村电商发展的难题。
3数字化建设下农村电商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主要路径
3.1提升农业产业链数字化水平，着力打造品牌农业。推动农产品从原产地生产到加工包装再到仓储、物流、配送全程信息化、数据化，提升农业产业链上下游数字化水平。根据生鲜农产品分布的区域化、产品种类的差异化以及消费者群体分布广、产品需求的个性化等特点，建立区域性生鲜农产品公共信息平台，实现农业产业链上下游的数据信息交换、共享，打造农产品物流监控和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的信息基础。加强在农业产业链的上下游推广市场信息、产品售后服务、产品仓储配送运输管理等数字软件的应用，建立健全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以及“从餐桌到田间”的全程信息收集、处理、系统，确保生鲜农产品的物流效率和质量安全。打造品牌农业是农村电商发展中，尤其是推动农产品上行的重要一环，不仅提升农产品价值，而且能够推进农业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4]。首先，打造品牌农业有赖于生产与经营的规模化。摒弃原有的小农意识，集合各方力量，形成规模效应，通过农村合作社等集体组织，促进农业品牌化。其次，打造品牌农业需要摆脱农业的局限性。促进农业与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形成完整的农业生态产业链，为农产品上行打造完善可靠的供应链。最后，标准化生产是品牌农业的支撑。以农业的自然生态属性为主抓手，通过引进现代经营管理理念和手段，设计系统的种植标准、行业标准、流通标准等，为优质、合格的农产品设立准入门槛与流通规范，形成打造品牌农业的有力支撑。3.2打破场景条件的桎梏，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拓宽渠道。对于既没有本地特色农产品，也没有便捷的交通条件的贫困地区来说，可以通过借鉴其他发展较好的农村电商模式，并结合自身情况，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从农产品角度出发，农村电商带给贫困地区对接广阔市场的机会，地方政府和电商平台可以通力合作，深度挖掘本地优质产品，做好产品设计，讲好产品故事，增加产品附加值，帮助农产品网货化。例如，2019年，在四川甘孜州丹巴县八科村有一种叫“黄豆荚”的豆类植物在盒马鲜生上市后，仅仅三周时间，便从无人问津到供不应求，一跃成为盒马生鲜的明星蔬菜。据调查，八科村种植黄金荚的农户，已经达到了53户，每亩地农户普遍增收7 000至8 000元，八科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盒马村”。从物流成本出发，贫困地区建立物流服务中心成本太高，可以通过共建共享县域物流服务中心，以及“自建+共建”构建村级物流服务站，与其他服务场所共建共享办公场地、公用办公设备，办公人员也可身兼多职，例如，依靠农村的小卖部建设村级物流服务站，不仅方便村民寄递快递，而且能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3.3培养本地化农民网商，提高农民数字技能。农村电商发展起步阶段可以通过“走出去、请进来”解决短期内的人才问题，但是，“走出去”成本高，覆盖面不广，“请进来”难以形成常态化，最终人才还是流失。因此，只有本地化培养才是最终解决之道。农村电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构建各类人才支撑体系，所以农民网商的本地化培养需要体系化推进。首先，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做好农村电商发展各类人才需求状况调查，制定系统化、长效化的人才培养方案；其次，培训内容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要重视农村电商实战性要求，注重农民网商的“转化率”和“实效性”；最后，农民数字技能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农村电商发展的水平，开展农民数字技能培训是数字技术普及、农民生产技能水平提高的重要措施。当前，各地都在探索各种有效的网商培育模式，不光要教农民怎么开办网店、直播卖货，更要提升农民网商数字技能，学习互联网基础知识，以及包括从网店设计、营销推广和运营策划等网络销售全过程，通过提高农民数字技能，促进农民群体整体素质提高，为乡村振兴夯实人才基础。
参考文献：
[1]谢天成，王大树.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路径研究[J].新视野，2019(6)：41-46.
[2]林广毅，王昕天，李敏，等.农村电商100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3]胡青.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农业”发展趋势与实践策略[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9(5)：69-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