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范文1
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被运用到竞技体育当中，正所谓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科学技术在促进竞技体育发展的同时，也在一些方面对竞技体育有着负面的影响，如果我们对这种负面的影响因素放任不管，将对竞技体育的发展起到阻碍的作用。因此，对科学技术在竞技体育上存在的积极影响和负面影响进行分析，对于竞技体育的更好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科学技术 竞技体育 关系
随着高科技技术的迅猛发展，它已经对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起着重要的影响，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竞技体育的发展。竞技体育作为一项竞技价值很高的运动，很多运动员希望通过利用科学技术提高自身的竞技水平，与此同时，竞技体育的赛事主办方也希望通过科学技术来更好的促进竞技体育的开展，科学技术对于竞技体育不可避免的存在积极影响和负面影响。本文将科学技术对竞技体育存在影响进行分析论述，希望能够促进科学技术更好的为竞技体育发展服务。
一、科学技术对竞技体育的积极影响
（一）科学技术促进了竞技水平的提高
毫无疑问，伴随着人类运动潜能的不断开发，通过训练提高运动能力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在竞技运动员整体实力相差不大时，科学技术对于提高竞技运动员的竞争力有着明显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科学技术能够提高运动器材和服装科技含量，进而促进竞技体育的发展。在最早的运动会上，运动员与普通观众的装束并无区别。运动取得成绩主要依靠自身的实力和临场的发挥状况。现在的竞技体育则与以前有着很大的变化。通过科学技术对运动员的装备和服饰进行改良对于竞技体育运动员的竞技成绩有很大的帮助。科学技术在运动器材中的应用也很多，例如将科学技术引进足球制造业当中，对于制造出更适合足球运动员的足球，有利于帮助足球运动员更好的控球；第二，科学技术能够帮助进行更科学的训练，提高运动员成绩。在现代竞技体育领域，例如在足球领域，运动员通过穿戴一些高科技设备，在实际的训练中，这些设备能将运动员的各种信息反馈给教练和球员，便于球员有针对性的完善自身的薄弱环节，进而提高球员的成绩。
（二）科学技术保证了竞技体育的公平竞争性
在很多领域，仅仅依靠裁判自身的经验和视觉判断，难免出现各种误差，然而通过高科技设备的配置，能够帮助裁判减少误判。科学技术也被应用到足球领域，来维持足球的公平。例如现在英格兰超级联赛引进的门线技术，裁判通过佩戴相关设备，当足球整体越过球门线时，该设备会发出讯号，这对减少足球中的误判有着很大的作用。
（三）科学技术扩大了竞技体育的影响
最早的竞技体育运动，只能去现场进行观看。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各种竞技体育赛事能够被更多观众所欣赏，这也推动了竞技体育的发展。例如，每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已经成为全球球迷的节日，通过高科技技术对足球运动的转播，也为足球运动吸引了更多的球迷，提高了足球赛事的影响力，也为足球运动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科学技术对竞技体育的负面影响
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超越了这个度，则积极的影响可能转化为负面的影响。科学技术对于竞技体育运动员的成绩有所帮助，不代表运动可以放弃自身的努力，只依靠高科技设备的帮助取得好成绩是行不通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竞技体育成绩的重视，从而加大了对竞技体育相关设备的开发研究，使得竞技体育成绩有越来越依赖科技设备的趋势，这也使竞技体育与最初的精神相违背，显然不利于竞技体育的发展，甚至对竞技体育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然而，在目前竞技体育高度商业化的趋势下，很多竞技体育运动员为了获得良好的成绩，不惜铤而走险，利用一些非法的手段来提高自身的成绩。例如七届环法自行车冠军阿姆斯特丹被查出比赛时使用了兴奋剂，最后被赛事主办方取消了以往取得的冠军头衔。目前，随着竞技体育赛事的高度商业化，获得良好的竞技成绩对于运动员意味着金钱和事业的双丰收。这也让很多运动员陷入对成绩的过度追寻当中。在当今的竞技体育中，对运动员是否使用兴奋剂的检查极为严格，但是在各种新型兴奋剂层出不穷的趋势下，也有一些运动员逃过了相关的兴奋剂检查，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虽然科学技术并不是促使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主要原因，但兴奋剂却是利用高科技技术制造而成的，甚至在种种利益的冲击下，对于新型兴奋剂的科学技术研究也越演越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坚决抵制竞技体育运动的不公平性，让科学技术更好地为我们服务，而不是利用科技来扼杀了竞技体育的公平性。
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范文2
摘要科学与技术的基本职能不同，发展的形态不同，发展的道路也有着一定的独立性，各时期、各国家、各地区的发展方针、社会需求和发展环境又各有差异，因此，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的水平并非完全一致，在古代和现代都是如此。但是从总体来看，科学与技术的协调发展应是认识和实践相统一的规律性的体现。
关键词：科学 技术 相辅相成 区别
[中图分类号]：125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08-0204-01
一、引言
科学是反映事实真相的学说。科学首先是一种学说，这种学说是对事实真相的客观反映。科学与事实真相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技术是从科学到生产的中间环节，是把科学理论转化为生产动力的桥梁，技术来源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科学原理的指导。科学与技术各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但又都不是孤立的，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二、科学与技术是相辅相成的
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我们知道，科学与技术同样以自然界为对象，但严格地说，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认识自然，包括认识自然界发生的各种现象，剖析自然界存在的所有物质，揭示主宰自然现象的内在规律和相互联系。而技术侧重将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去利用自然，向自自然索取，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标准的生活的需要。时至今日，技术上的进步，总体来说基于科学的发展，科学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不仅都将在一定时间内导致影响人类生活的新技术的出现，还必定极大地丰富我们进一步认识自然的技术手段新技术的发展又促使我们认识自然的实验手段不断增加、不断提高，从而推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科学是技术发展的理论基础，技术是科学发展的手段，科学提出发展的可能，技术变可能为现实。技术的革新促进科学发展，科学的成就推动技术的进步。因此，科学与技术是相辅相成的。随着现代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兴起，科学与技术越来越趋向于一体化：一方面现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先进而又复杂的技术手段，如电子显微镜、射电望远镜、自动化检测仪器、电子计算机等，为现代科学研究向新的深度和广度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现在科学重大课题本身也普遍具有工程技术的内涵，需要各类技术人员的共同合作。另一方面，现代技术的发展也越来越依赖于科学的进步，许多新兴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就直接来自现代科学的成就，技术活动越来越科学化，因此现代技术也可称为物化了的现代科学。总之，可以认为科学是技术的升华，技术是科学的延伸。
三、科学与技术又有着本质的区别
科学与技术虽然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但二者毕竟有所不同，而且有本质的差异，所以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首先科学与技术的目的和任务不同。科学的目的和任务在于认识和揭示客观世界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它侧重回答自然现象“是什么”、“为什么”和“能不能”等问题。技术的目的和任务在于对客观世界的控制、利用和改造，发明世界上没有的东西，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它侧重于回答社会实践中“做什么”、“怎么做”以及“有什么用等问题。一项科学活动的目的是逐步建立知识体系，对某种现象做出解释，为一些事件提供一个真实的描述，判断一些状态的性质；一项技术活动的目的则是为实现人类的愿望提供便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如研究一种二进制计算方法替代十进制的计算方法，是一项科学活动而用二进制的计算方法设计一种计算机，则属于技术活动。
其次是预见性方面的区别。科学以认识自然、探索未知为目的。虽然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但是却有它的不可预见性，具体的发展途径，哪一项突破在什么时间在哪个实验室出现，一般来说是不可预见的。科学发展史上的许多重大突破，以百年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例，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获奖者从本人的兴趣出发而进行工作的，有的甚至是工作中偶然的发现，是原先完全没有预料的事情。而按照预定的计划，组织安排而最终获得突破的反而只是极少数。好像还没有哪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是通过有目的的预先组织，精心安排、刻意培养而产生的。而技术是以对自然界的认识为根据，利用得到的认识来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由于它有了科学的根据，就可以树立目标，因此总体来说是可预见的。
其三科学与技术的成果形式与肯定方式不同科学活动的成果主要表现为知识形态，例如报告、论文、著作等；技术活动的成果主要表现为物质形态，例如产品、装置、设施及控制软件等。在肯定方式上通常把科学上的突破叫做发现，对重大科学发现可以冠名，例如牛顿运动三定律、麦克斯韦方程组等等；而技术上的创新叫做发明，重要发明不仅可以冠名，还可以申请专利，如爱迪生在一生共获得了1000多项专利。
如上所述，科学与技术是辩证统一的整体，科学中有技术，技术中也有科学。两者之间既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又有其各自的特点和区别。科学提供知识，技术提供应用这些知识的手段与方法。随着现代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的兴起，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越来越趋向于一体化。总之可以认为科学是技术的升华，技术是科学的延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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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技术史；历史科学；关系
广义的历史是所有人的生活历程。科学探索和技术创造活动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技术和科学的产生才使人类的生活和其它动物的生活产生了质的区别。技术的历史反映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变化轨迹；科学的历史同人类精神、思想和世界观的进步密切相关。因而，科学技术史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自然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兴起较晚。但是，由于科学理性的巨大力量和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社会前进的深刻影响，科学技术史研究逐渐成为人类文化史、社会发展史别引人注目的内容。
一、科学技术史与历史科学内涵
1、科学技术史的含义
科学技术史是关于科学技术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科学技术史既要研究科学技术内在的逻辑联系及其发展规律，又要探讨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因此，科学技术史既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历史学。它是横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2、历史科学的含义
关于历史学的定义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国内更多专家学者倾向于作如下定义：历史学是一门整合型的社会科学，是历史研究主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一般规律指导下，运用一定的思维认识方式和手段，在与历史客体发生互动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对历史客体的分析研究，以理解其特殊规律和特点的一种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历史知识。
二、科学技术史与历史科学之间的关系
科学技术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科学，它描述的科学和技术从生产到发展的史实，是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历史。它是历史学领域中发展较晚、具有特殊性质的一个分支，是一门位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接壤位置的边缘学科。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曾经指出，历史学发展中最早的领域是政治史、军事史，以后才是经济史，最后才是文化史。在文化的历史研究中，宗教是最早出现的，然后是艺术史，出现最晚的则是对科学的历史研究。出现这样的研究顺序是很正常的。这是因为为系统的观察、实验与严密的逻辑体系相结合的近代科学产生于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17世纪。在这之前，历史的其他分支早已有人进行了认真地研究了。经过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技术机械化、19世纪欧美国家实现的技术科学化和科学理论化之后，从经济在市场竞争和科学技术的带动下获得飞速发展的史实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和对科学技术历史的考察，才明确提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科学论断，又经历了20世纪社会实践的检验，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日益发挥了关键能动的作用。正是这种日渐深化的认识，科学技术的历史研究在历史学中的重要地位才逐渐被置于它应有的位置。
任何科学的见解被人们所理解、认同都会有个过程。科学技术史地位的上述变迁也不是一下子就被众多人所接受的。美国科学史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作者库恩在1971年不无遗憾地说：“尽管历史学家一般口头上都承认，在过去400年中，科学在西方文化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对于多数历史学家来说，科学史依然是他们学科之外的领域。在许多场合，也许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把科学史拒之门外的做法，看不出明显的害处，因为科学的发展对于西方近代史的许多主要问题似乎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一个历史学家，如果要深人考察历史发展的社会背景，或者要讨论价值观念、人生态度和思想意识的变迁的话，那他就必须涉足到科学史。 ”那种历史学家将科学史拒之于门外，造成科学史与历史科学相分离的现象，在中国也同样明显存在。在著作中，在课堂上，历史学学者和教师不自觉或有意地回避科学史的内容，至今仍是显而易见的。
历史学家之所以拒科学史于门外的原因很多，主要可以归纳为：
第一，研究对象不同。科学技术史的研究由于以科学技术和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为主要对象，所以它不同一般的历史研究，它的许多特点都与科学技术研究的本身取向有直接联系。历史学家首先注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科学史则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历史。其实，历史学研究的深人，要求历史学家的视野从战争、政治和帝王将相的范围内跳出去，向文学、艺术、宗教、经济等领域延伸，把文化和思想的发展也包括进去。这种新的历史观就必然会促进历史学的发展。当然，科学史的发展也是其中。科学史的发展不仅从内容上是对历史学的重要补充，而且它将人们的历史观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和能动作用等更广阔的领域。
第二，研究内容的差异。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科学史家常需阅读的是一些科学著作，这些科学著作则往往专业语言很强，对于多数只是在中学阶段接触过自然科学的历史学家来说就很难看懂。不要说属 于近代科学的牛顿、欧拉、拉格朗日、道尔顿、麦克斯韦、玻耳兹曼、爱因斯坦、普朗克的著作，历史学家难看懂，就是中国二十四史中“天文志”和“律历志”等，一些历史学家也是望而生畏。这种知识结构上的差异，使一些历史学家有意或无意地回避科学史的课题。这样一代传一代，造成一些历史学家对科学史愈来愈生疏。应该看到，个别有远见卓识的历史学家已认识到这种缺陷，他们正在大力倡导 历史学的教学应加强科学史的内容，同时主张在历史教学 中开设科学史的课程，有的还身体力行地学习科学和开展有关科学史专题的研究。事实上，科学技术史，从它的内容来看，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研究的学者较熟悉；若从研究的对象和范畴来看，他更倾向于社会科学。但是无论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学者，还是社会科学的学者，研究科学技术史都有自己的某种局限，这正是科学技术史作为边缘学科的一个特点。科学技术史不是简单的科学和技术事件的罗列，它的研究应该深人到科学发展的过程，揭示其发展的源泉、动力和一般模式，还要从其发展的外部制约条件来探讨支配科学活动和科学研究行为的一般机制，即它不仅展现各门自然科学和技术本身的逻辑发展，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也还表述了科学技术的变革或革命对经济、政治、军事以及社会制度的重要影响，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强大的反作用力。基于这种认识，上述前一部分内容通常被视为科学史的内史，后一部分内容则被称为科学史的外史。这两部分内容的研究和陈述，对于科学技术史的著述同样都是重要的。从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动态来看，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最初成果大都属于内史的范畴，而发展至今，似乎外史的课题日愈受到重视。
总之，科学技术史与历史科学都是一门综合性学科，都具有多学科交差等特点，两者之间既密切联系不可分割，又各具特点，不能混为一谈。（作者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参考文献：
[1]周嘉华.浅议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不同取向[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1（9）：0008-04
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范文4
[关键词]现代化 科学技术创新 可持续发展观念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25-0165-01
蒸汽化电气化信息化时代在社会的发展中依次到来，在一点一滴的进步中我们欣喜于贯穿其中的科技创新飞跃，却也不得不承认周围环境日益恶化。在我国接下来的建设中协调发展与环境、人口和资源之间的矛盾是不可忽视的重点。在此种情况下，在各项事业中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不仅需要大力开发充分利用资源，还需要以科学技术创新为基础提供新的能量机会。据此可以说，科技创新支撑引领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1】。
一、科技创新支撑引领可持续发展
在岁月的长河中发展是一种必然，但历经千百年的时间当前社会发展濒临瓶颈，几近停摆，各项事业急需创新以增加生机活力，以实现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发展。正如培根所说的那样：“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说来不外是这样：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简单来说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时展的关键，而在这其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创新更是在无形中推动着、引领着各项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此我国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和科教兴国的两大基本发展战略，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面对当前紧迫而艰巨的历史使命，更是通过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培育发展新动力，满足激发建设新需求，从而令固有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新兴产业蓬勃向前，各项事业均站在时代的新起点上走可持续发展之路【2】。
同时现代化社会背景下，可持续发展观念早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建设的层面，转而渗透到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四个方面多项事业中。所以各领域要真正鼓励坚持现代化科技创新。
二、坚持现代化科学技术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
现代化科学技术创新是世界主题，世界潮流，世界趋势。但是同较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目前现代化科学技术创新的根基浅，且力量不足【3】。想要真正发挥其作用促进可持续发展还要有意识地在不同方面采取措施予以支持和鼓励。
（一）资源环境与经济建设方面
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我们受到的来自资源和环境的制约越来越大，逐步增多的人口数量，日益多样复杂的需求与短缺的资源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发展的阻碍。面对此种情况德国提出了工业化4.0战略加以应对，而我国为了避免以“阿喀琉斯之踵”现象等情况的出现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4】，用以推动经济建设中传统生产要素的效率提高，新的生产要素的出现，并对它们进行新的排列组合，从而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内生动力。具体如下。
1.建立并完善能源与资源体系
建立并完善可持续能源与资源体系其目的在于从当前实际的资源应用形势入手更具针对性地解决其与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要不断探索创造新的技术，制定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方案，提高可持续能源资源的利用率，避免开发运用不合理造成的不必要的浪费。另一方面大力创新作用新能源，开辟使用清洁能源，促进光电等各种能源之间的转化从而令新能源代替不可再生资源，缓解能源紧缺带来的发展障碍。
2.实现经济建设的绿色化
可持续发展要求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经济建设中各项事业的发展要坚持绿色生产，形成一种有效的抑制污染环境的经济体制。
第一是材料与制造即生产的绿色化。也就是要社会主体在生产过程中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借助信息科技、生物科技等多方面的技术优势研发创新新技术，制造更高质量的绿色生产设备，更安全耐用的绿色生产材料。对于生产过程中的废物回收、环境的恢复也要有关人员对二次资源循环利用等技术进行不断的创新完善。依靠科学技术的创新培育高端产业，减少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的投入，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我国经济建设的新领域。
第二是消费的绿色化。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在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消费观念下需要加以正确的引导使之不断科学化、绿色化；另一方面要研发新技术，推动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创新从而研发出新的绿色环保产品以代替原产品，以此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基础上，令经济建设走上绿色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二）文化社会方面
在各项创新中科学技术的创新是社会发展的主动力，文化创新是国家的软实力，它们在引领各自相关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碰撞融合，共同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说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促进新思想新观念形成发展的同时，要借助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创新拓展文化传播途径，文化获取平台，令优秀的文化真正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内心深处，从而为各类创新活动的进行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三）生态环境方面
生态环境是人民群众赖以生存的家园，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当前被严重破坏的自然环境显然不适合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因而要利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创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也就是说要利用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创新加深对地球自然环境、气候变化、污染破坏等问题的认识和探索，从而提高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应对能力，并真正落实到建设措施中逐步改善当前的生态环境，治理发生的环境问题，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对于人民群众来说要将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创新运用到保证食品安全，改善医疗条件等工作中，令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生活质量的提高。
总结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则是发展的第一动力，而科技是买不到的，只能通过广大的人民群众自己研发创造，所以坚持现代化科学技术创新从而推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只有如此才能令社会充满活力，让所有的生产要素竞相迸发；也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我国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制约性问题，增强我国的发展力量，推动我国健康可持续性向前。
参考文献
[1] 杜飞进.论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3：1-14.
[2] 白春礼.坚持科技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2，03：259-267.
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范文5
关键词：科学技术；信息技术；意识形态；权力
中图分类号：G202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吴鼎铭，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一、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
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之争产生于西方20世纪50至60年代关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大讨论中，并贯穿于法兰克福学派三代学者的观点，最终在哈贝马斯那里得以整合和系统化论述。法兰克福学派创造人之一霍克海默承接了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重新解释和“异化”等概念，批判性地提出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早在《科学及其危机札记》一书中，霍克海默就提出这种逻辑关系的雏形，认为科学拒绝以适当的方式处理其与文化、政治及社会发展过程中其他因素的互动关系，并在科学任务的确定上缺乏最基本的理论根基。这两个核心矛盾导致了科学无法揭露社会的内在真实本质，“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判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后者之所以也复如是，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任何-一种掩盖社会真实本质的人类行为方式，即便是建立在相互争执的基础上，皆为意识形态。”因此，科学技术不仅仅是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因素，其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这个观点在其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批判路径，他们认为启蒙在扫除愚昧的同时也在引诱人类走向野蛮，人对技术的支配关系在实践中产生异化，技术结构在个人的“肉体与灵魂”中逐步外化，并侵蚀人类的本性。启蒙最终演变成一种反启蒙。《启蒙辩证法》以“文化工业”作为论证核心概念，认为，“文化工业”作为技术合理性的延伸，其宗旨是消除艺术本身的审美与反思功能，将人类沉浸于单纯的娱乐与消遣之中，最终使他们心甘情愿地纳入到现存社会秩序之中。尼尔·波斯曼在《技术垄断》中的总结非常到位，“20世纪的技术给美国人提供的东西应有尽有，便捷、舒适、迅速、卫生、丰裕等等无不一目了然、前景光明，以至于没有理由寻找成功、创造或效用的任何其源泉。针对旧世界的每一种信念、习惯或传播，过去和现在都可以利用技术手段来替代。祷告可以用青霉素替代；认祖归宗可以用迁移搬家替代；阅读可以用看电视替代……”虽然《启蒙辩证法》并没有明确标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但它对启蒙理性、文化工业以及工具理性的批判，其实质乃是围绕技术来深刻提示深受技术理性影响与塑造的工业文明，由此，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批判开始形成较为成熟的讨论路径。
紧随其后，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人物之一马尔库塞在他的成名作《单向度的人》中，明确提出：“科学与技术成为意识形态，是因为科学和技术同意识形态一样，具有明显的工具性的奴役性，起着统治人和奴役人的社会功能。”诚然，科学技术使人们屈从于对扩大合适生活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装置与设备，“为人对人的统治提供了概念和工具”，并“为不断扩大的同化所有文化领域的政治权利提供了很大的合法化”，技术以解放的名义“合理地”渗入到社会生活和控制体制之中，为现存的社会合法性辩护，正是从这个角度，科学技术承当了意识形态功能。不过，哈贝马斯显然不太认同马尔库塞的这套言说，哈氏认为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并非建立在传统的压制与剥削基础之上，而是源于一种自下而上的、由技术的进步成果带来的个人对于现存制度的忠诚，他反对马尔库塞提出的“技术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转而成了解放的桎梏、成了人的工具化”这一条论证逻辑，认为技术即意识形态的核心要义是实践与技术之间的差别消失，“用控制自然的方法来控制社会，导致的必然结果是伤害人和交往行为，压抑人的本性。”“作为意识形态，它一方面为新的、执行技术使命的、排除实践问题的政治服务；另一方面，它涉及的正是那些可以潜移默化地腐蚀我们所说制度框架的发展趋势。”这即是说，科学统治的意识形态要么在运行过程中直接剔除实践问题，将实践排除在国家问题之外，要么把实践问题归为技术问题，通过技术角度来解决政治问题，达到政治问题的非政治化，以此掩盖现实矛盾与问题，达到意识形态的效果。
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讨论无疑具有开创性和警醒作用，技术作为一种历史和社会的设计，其目的和利益绝非从技术之外强制附加其上，而是早已嵌入技术结构之中。科学技术的进步虽然有其客观的一面，但其发展与实践并不是如逻辑实证主义者所宣称的是一个抽象的、价值中立的知识体系，它不可能完全按其本身的逻辑发展与进化，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生活的强制性再生产中形成的社会利益所决定，并且“以实际需求得到满足的技术上可能的机遇来衡量和批评这种自我理解”。技术利用隐藏其中的力量决定着人与存在的东西的关系。
不过，哈贝马斯对这种关系的讨论停留于宏观的理论层面，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追问：科学技术的这种“排除”与归因机制是如何具体到实践操作层面？这种实践又是如何发挥意识形态功能，获得其“合法性”基础的？这种功能与基础是否可能并如何受到现实的挑战？本研究以信息技术与意识形态建构为研究对象，研究试图表明，信息技术之所以能够承担意识形态的职能并非源自于技术本身的属性，而是产生于信息技术话语之中所隐藏的排除机制、归因效果和询唤功能。
二、从肉身到监视技术
从发生学角度而言，监视是一个政治的产物。戴维·莱昂将监视定义为一种“惯例，主要关注的是个人的生活细节，这一活动由组织实施，其目的是为了影响、管理或控制特定的人或人群。”监视行为试图消除隐私，其目标是为了形成规范性的遵从或者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影响个人。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监视的产生与发展一直伴随着控制与权力的巩固。
在监视技术诞生之前，“人盯人”是监视最常用的手段。从中国历史上的监视发展来看，从周厉王时期便诞生了专门到民间监听市民言论的卫巫，它的存在一度造成了“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明朝时期执掌“诏狱”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和锦衣卫，弥补了原有权力结构体系中的缝隙，明清、民国时期盛行的“保甲制度”则负责“清查户口，查验枪支，实行连坐切结”等，旨在将全国变成一个权力的大囚笼。中国政府成立以后，始于1963年的“枫桥经验”在实行之初主要用于改造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由于“效果”良好，得到了领导集团的肯定与支持，肯定了“枫桥经验”中“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核心理念，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推广。“‘枫桥经验’是以政治权威为后盾，实现国家目的、传播社会主义价值的过程”。作为前技术时代最有效的监视方式，这显然意味着日常生活细节的规训体制的建立和控制方式的转型，同时这也表明了人口和身体成为了领导集体的管理和监视对象。
“媒介是人体的延伸”，麦氏对电视等媒介的乐观心态，显然没有太多顾及到媒介延伸所牵扯的权力与控制问题。媒介虽延伸了作为一个共同体的人类的感知能力，但对不同的个体或群体而言，这种延伸比例显然并不等同。例如，麦氏认为报纸是眼睛的延伸，但对于不同地理区域和文化程度导致对于信息的关注度和吸收度不同，所以这种延伸程度显然是不在一个水平；而从报纸信息生产与接收主体的维度来看，受众的眼睛延伸程度一定会受到生产者的限制，生产者也完全可能控制这种延伸的方向。这种传播技术的影响具体到个体所产生的差异是麦克卢汉没有看到的。在信息技术相对发达的信息社会，统治集团开始使用技术手段来替代传统过于耗费人力且过于明显的“人盯人”的监视模式，其中监控摄像头是最为普遍的实体监控手段。从1984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安装国内第一批监控系统开始，监控摄像头逐步开始推广到中国各大中城市，并从2003年开始数量开始猛增。北京在奥运会期间，安装7"9万多个监控摄像头；广州亚运会期间，全城的监控摄像头猛增至26，8万个摄像头；上海在世界博览会期间大面积安装监控探头，据统计，上海市2010年全市安防监控摄像头数量约为20万个，摄像头与人口的比例约为1比115；而在直辖市重庆则计划在2014年前增设20万个监控摄像头，因为现有的31万个摄像头“显然不够”。“探头摄像范围半径为300米至400米，呈环状360度旋转，24小时全天候实时监控，遇到突况，就会启用人工监控全方位跟踪目标。”这种实体的时时监控手段如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模型中的高塔一样，无时无刻不在实施监视。与“圆形监狱”一样，由于监视者没有现身，因而使得这个监视系统具备了自我监视性，其核心理念在于让人们产生某种“被监视”的自我暗示。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如此大面积的安装监视设备一定是具备了某种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老百姓的认同。那么这样的认同与合法性是如何获得的？2004年起，中共中央实行了“平安城市建设”，2005公安部牵头颁布《关于开展城市报警与监控技术系统建设的意见》实行“3111试点工程”项目，其中“3”是表示省市县三个行政级别，第一个“l”指在每一个省确定一个市，第二个“1”是每个市确定一个县，第三个“1”是有条件的县设定一个区或者一个派出所，《意见》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要“开展城市报警与监控技术系统建设”。《意见》以“提高打击、防范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效能”、“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的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为名义，在“没有安装备案程序，造成隐私权被侵害后难以找到相关责任人；缺乏关于设置权的法律规定，有权在公共场所、半公共场所安装图像监控系统的主体不明；缺乏关于监控图像采集、保管、利用的操作性法规，隐私权受害的案件时有发生；需要接入单位内部图像监控系统或直接使用相关单位的内部图像监控系统的法律授权缺失”的情况下便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通过监视设备等影像传播技术，监视者打破原来由具体物质所分隔的不同场景界线，按照控制的需求进行重新组合。凝视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现实权力的结构，由权力支配的视觉重组加剧了原有权力结构的不平等，管控的触角逐渐从公共领域延伸到私人领域。在此过程中，“打击犯罪”、“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安居乐业”等等话语成为了“权力的眼睛”的延伸合法性基础，这种试图建构“合法性”的话语将社会犯罪和社会管理等政治和制度性问题归因为技术问题，将信息技术上升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神兵利器。
三、“颠倒的敞视”：大众传播技术的“询唤”
1975年，福柯的作品《规训与惩罚》中提出了权力运用的两种模式分析理论，分别是：纪律封锁与纪律机制。在这里，纪律机制指的是“监视技术的多样化和交叉，是控制的软性方法，是功能性的。”这种分析理论之后被引入电视研究领域，用于分析电视媒体与权力运行之间的互动。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的电视媒体自诞生之日起就被确立为一种“宣传”工具，承担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和个人社会化的功能。通过影像话语，不同的社会主体在电视技术的视觉层面被重新定位和赋予意义。在这里，权力与媒介结盟，借助象征性内容的生产和传送运行电视媒介与生俱来的象征性权力以重构现实，生产真实，最终达到社会话语和行为的规训。“电视可以被看做一种组织空间和控制时间的制度模式，持续监视个人和保证个人行为的正面性。”，这里的“监视”并不是通过纪律机制起作用，而是通过生产幻象、诱惑和真理。电视媒体的意识形态职能正是来自于这种“颠倒的敞视”，从而形成建构符合权力需求的社会化主体。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基本上也是在任何社会中，有许多种权力关系渗透到社会机体中，确定其性质，并构成这一社会机体；如果没有某种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功能发挥，那么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巩固并得以贯彻。如果没有一个特定的真理话语的体系借助并基于这种联系进行运作，就不可能有权力的行使。我们受制于通过权力而进行的真理生产，而只有通过对真理的生产，我们才能行使权力。”在大众传播时代，电视媒体成为了这种真理生产和再生产的最佳途径。通过话语，每个受众都在不同程度受到询唤，而这正是信息技术履行意识形态职能的理想与可行方式。如果说电视媒体明显带有意识形态色彩，那么在互联网时代，权力集团对社会大众的监控则采用更为隐蔽和完备的方式，并借助移动传播设备，将权力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颠倒的敞视”效果在互联网平台上发挥到了极致。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的特性可归结为“展现”（Entbergen）和“限定”（stellen），即技术在展现事物面貌的同时，也将人受制于技术的视野，抹杀事物的丰富本质，迫使人们逐渐自觉或不自觉地按技术的需要行动。随着互联网平台日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展现自我的主要场所，人们逐渐通过日常接触互联网来持有和培养出政治语言及其象征意义。这也正是互联网传播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所在。
从本文研究的视角来看，互联网传播技术与电视媒体传播技术最大的区别在于，网络技术的扩张与普及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其在表象上所呈现出来的平等、自由与高速共享的幻象。正是基于此，各界人士不约而同地大呼互联网是信息时代的直通车，是推动人类自由自主、经济崛起和政治民主必不可少的捷径。由此，科学技术的话语赋予了网络技术发展的合法性，使人们相信网络空间给人类未来生活所带来的前景与承诺。
任何科学技术的产生与发展都无法摆脱社会生活的强制性再生产中形成的社会利益，互联网传播技术亦如此。由网络技术所建构的数字化虚拟空间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现实社会结构所衍生出的新社会生态，领导集团权力和商业利益可以时时监控，并随时介入到互联网虚拟空间中，利用把关过滤、敏感词屏蔽等信息控制模式，将信息传播和公共辩论导入符合领导集体权力与商业利益目的和权力巩固的狭窄管道之中。因此，互联网空间所呈现出的信息首先是一种“话语，因为它们导致了一种主体构建。它们是一种书写形式，一种铭写符号痕迹的形式，它把书写的基本原则延伸成延异，使该原则改变了它必然的终结认识，并疏远、区分和宕延了这种认识。”颠倒式敞视“所造成最重要的后果是让我们自己去‘感知’和‘接受’网络信息中的意识形态，造成一种主体自主、自由地去选择压抑和可被规范的局面，这样的培养比电视更为高妙，因为它确实更民主、自由，这样形成的秩序定然是一种稳定的秩序，因为它得到人们积极主动的维护。”
杰姆逊说：“事物变成事物之形象……然后，事物仿佛便不存在了，这一整个过程就是现实感的消失，或者说是指涉物的消失。”由信息抚育带来的视觉充分延伸，网民获得了身体的充分享受，这就给凭空缔造了一个视觉体验膨胀的虚拟空间带来了可能性，“超真实的拟真视界使审美化成为一种遮蔽本真现实的媒介，人们生活于想象界的虚幻中而丧失了对现实世界进行批判与改造的能量。”电影《盗梦空间》中，部分人群沉浸于自我想像所建构的梦境中重新塑造自我，不愿回归现实，这或许就是人们对互联网迷恋的一种隐喻。这似乎也验证了哈贝马斯所说的，现实问题在想像的延宕中被彻底剔除，技术的意识形态由此承担了排除社会实践和掩盖社会矛盾的功能。
互联网给网民带来的虚假享受，加上“网络暴力”的存在给政府对互联网的监控提供了一种合法性和合理性基础。网民对互联网的依赖与政府权力、商业操作二者之间达到某种“合意”，自觉自愿地接受过滤、审查和监视，缺乏应有的反思与抵抗。“网络是一种更为完备的‘圆形监狱’，一种更新的权力技术。网络收买了人们，因为它的确给被束缚的人们带来了诸多小小的，或许还是虚拟的、游戏式的解放，给了人们一个新的关于‘未来’、‘进步’的解释和幻像，从而让人们更加心满意足的呆在‘网中央’。”
科学技术的原初精神是通过基于理性的发展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其自身的发展逻辑明确且肯定，从这个角度而言，它与意识形态是相对立的。科学技术可以是“物化、统治的工具”，也可以“一种解放力量”，这取决于它所存在的社会与政治语境。如果把科学技术等同于意识形态，那么我们很容易在科学技术的两个相反的假设之间徘徊，并极有可能陷入技术决定论或技术统治论的错误思想之中。从以上对信息传播技术和监视体系形成的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科学技术之所以能与意识形态产生联系，是因为科学技术的话语之中所隐藏的排除机制、归因效果和询唤功能。换句话说，科学技术作为一种话语才是一种意识形态。通过话语，关于科学技术的真理才能被生产、传播和实践，权力关系才能被构建、巩固和执行。
四、“全视”：突围的一种可能
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范文6
［关键词］教育技术；学科建设；关系；定位
在我国教育技术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中，人们可以对教育技术或教育技术学有不同的认识，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甚至不必去统一认识。但是，对涉及我国教育技术学科的定位、研究领域以及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却不能回避，都需作出正确的解释。于是，笔者将这些问题概括为“四个关系”，即教育技术学与教学论的关系、我国的教育技术学与美国的教育技术的关系、教育技术学与学习理论的关系以及教育技术学科与教育技术学理论的关系。笔者试图从这些关系的分析或辨析的角度，谈谈自己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以求学界同仁交流、探讨。
一、教育技术学与教学论的关系
“教育技术学与教学论”是我国教育学科背景下产生的一对关系，或许是我们特有的一个问题。对这个关系的分析和探讨，旨在解决教育技术学科的研究领域、对象和学科属性、定位等基本理论问题。
首先说明，“教学理论”与“教学论”不是同一个概念。所谓“教学理论是关于教学即教师行为的理论，它的核心问题是‘怎样教才是有效的’。”［1］凡是对“怎样教才是有效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回答，并形成系统的理论观点，就是教学理论。教学理论可以来自几个相关学科，如教学法（学科教学论）、课程论和学习理论等。而教学论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专门研究教学问题和现象，把握教学规律的一门学科。这是我国和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一些国家才有的学科。清楚了这两个概念，教育技术学与教学论之间的关系就容易讨论了。
教育技术学与教学论是怎样的关系？这是我国教育技术学科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我国，与其他的教育学科相比，教育技术学与教学论的关系最为敏感，最容易产生冲突。主要表现在研究领域上。由于受美国教育技术领域扩张的影响，我国教育技术的领域问题必然引起人们的关注，要与教学论作个划分。
我以为，这种划分既要尊重有关学科发展的历史事实，也要看到本国教育科学发展的现状。“教学论是研究教学一般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十分广泛，包括教学过程及其本质、教学目的与任务、教学原则、教师与学生、课程设置与教材、教学方法与形式、教学环境、教学评价与管理，等等。”［2］我国的教学论将所有教学要素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唯独对视听媒体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没有给予关注，给我国的教育技术（电化教育）的发展留下了生存空间。可以说，我国教育技术学的生长点是从教学论研究的最薄弱领域中产生的。也可以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科技含量的视听工具和现代信息技术的教育应用，产生了我国教育技术学科的发展空间。这是我国教育技术学发展的历史事实。
由此看来，我国的教育技术学与教学论的关系不是具体方法性学科与抽象理论科学的关系，即它们不是两种层面的关系，而是一种从不同角度研究各自不同领域的关系。教学论是从全方位的角度来研究一切教学问题和教学活动，其目的是探究教学的一般规律；而教育技术学则是从教学媒体和方法应用的角度入手，探究在现代视听媒体和信息技术影响下的教育教学的特殊规律。教学论重在研究关于教学的一般规律，而教育技术学在于研究教学中可操作的、带有方法性的特殊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技术学与教学论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
教育技术学的诞生和发展需要吸收来自教学论研究的“养料”。在教育技术实践中需要现代教学思想、理论的指导。反过来，教育技术学的研究成果也会充实、完善和影响教学论的建设。在我国目前的教育学科的状况下，教育技术学与教学论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二、我国教育技术学与美国教育技术的关系
分析这一对关系，有助于认识我国教育技术学科的特色，以及我国教育技术学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对把握本国学科的发展和如何借鉴国外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均有积极意义。
近些年来，由于美国的教育技术定义和教学设计理论对我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产生了照搬美国理论、定义的倾向。有学者甚至认为教育技术学应该像物理学、化学等学科一样，无国界之分，不应当有美国的教育技术学和中国的教育技术学之分。［3］显然，这是对教育技术学科基本属性认识不清的表现。教育技术学是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的产生必然要受一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影响。美国学者曾明智地认为他们定义的“教育（教学）技术”是他们文化的产物。［4］同样道理，我国的教育技术学也是我们本国文化的产物。从这种大背景上看，中国的教育技术学与美国教育技术学是有差异的。讨论这种差异，不是为了拒绝学习国外的理论和方法，而是为了避免不看本国的实际，盲目照搬的思想和做法，是为了更明智地、有效地学习他人的东西。
在美国，教育技术是作为一个领域而存在。这个领域是由不同的分支领域所组成，有的学者认为“教学技术领域是三个研究分支的汇合，即教育中的媒体、教学心理学和教育系统方法（Seels，1989）”。［5］也有学者认为“视听设备、个别化教学和系统方法已帮助形成了教育技术学领域”。［6］无论哪种表述，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国的教育技术是由最初的视听教育（或教育中的媒体）与其他相关领域结合而形成的。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学者对教育技术的研究领域做过许多种界定，从这些定义便可以看出其研究领域是在不断扩大的，从对媒体、方法的研究扩展到对所有教育（学习）过程和资源的应用研究。也正因为其领域的扩大，导致其内涵的模糊，才使得美国人一次次地定义教育技术的领域和范畴。
在我国，教育技术是以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视听媒体在教育教学中应用为核心，形成自己的教育技术学科。后又随科技发展增加了计算机和网络的教育应用。其领域始终是围绕现代视听媒体和信息技术的教育教学应用这个领域。近十多年来，尽管汲取了美国的有关思想和方法（如系统方法和教学设计理论），我国教育技术的核心领域依然是视听媒体和现代信息技术的教育应用，是围绕着现代教育媒体的应用进行相关资源、过程的设计、开发、使用、管理和评价，而非所有的教学资源和教学过程。
为什么美国的教育技术领域要逐步扩大，而我国的教育技术领域却没有这样扩张？其根本原因就是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不同，导致两国的教育学科构成存在差异。由于美国没有综述“教学问题的‘教学论’，像欧洲所讲didactics（教学论）那样的东西”，由于“在美国无现成一套教学论可用来作为其理论支柱，于是“教学设计”这门学问就应运而生”。［7］而“教学设计”恰恰是美国教学技术的核心理论。由此看来，美国的教育技术扮演着或部分扮演着类似我国教学论这样的角色。当然，是具有美国特色的“教学论”。这就是美国教育技术的领域扩大的重要原因。［8］
我国的教育技术学并不完全是从教育学科之内生长起来的，它从一开始就注重媒体技术。这是因为我国教育学科体系中有教学论，它的存在不可能给我国教育技术学留出像美国那样的扩张空间。因而我国教育技术发展与美国是不同的。顺便说一句，有学者把我国教育技术的这种特点称之为“媒体中心”论，并拿美国的“方法中心”论与之相对比，以表明我们的不足。其实，抛开两国不同的学科背景作这样的对比，显然是不科学的。再者，媒体与方法之间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在教学实践中它们是无法割裂的，只不过美国人关注的是教学中较广泛的方法，而我国关注的是现代媒体技术教学应用的方法。这也许就是它们之间的区别所在。
分析中美两国教育技术学发展的差异，使我们意识到：第一，不同国家教育学科体系是有差别的。学习别国的经验，应注意本国的实际。若全盘照搬别人的东西，并视为“权威”，就难免产生与本国教育学科发展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现象。第二，在有教学论这个学科存在的背景下，我国的教育技术学研究应该有自己特定的领域，不应盲目地模仿美国，更不应泛化。这个问题在前面已作了阐述。第三，我国的教育技术注重媒体技术的教育应用，并不是一件让国人感到尴尬的事，因为媒体的应用与系统方法、教学设计之间不是对立的，围绕着现代教育媒体的教育应用，并结合系统方法和教学设计的应用，使得教育技术工作更有成效。十多年的教育实践已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以为这是我国教育技术学的特色之一。
三、教育技术学与学习理论的关系
教育技术学与学习心理学有着密切联系。在学习心理学看来，教育技术是其相关理论得以施展的途径或平台；而教育技术则把学习心理学当作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然而，教育技术学如何应用学习理论，以及怎样看待学习理论却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怎样应用学习理论？这是教育技术工作者时常产生困惑的问题。学习理论并不像某种应用程序或某个工具那样直接拿来使用。在教育技术实践中（如教学或课件设计与制作中）并不能直接应用学习理论，而是经过“转化”过程后才能应用。因为学习理论的根本目的在于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学习，在于说明有的学习为什么无效，有的学习为什么有效，所以，教育技术学对学习理论的吸收还要经过一道加工或转化的工序，即在学习理论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学习的基础上，生成“应如何”学习的法则。［9］要在学习法则的指导下实施教育技术工作，设计制作相应的教学信息资源等。教育技术学是在学习理论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进行再一次设计、开发、应用等工作。因此这道“转化”或“加工”的工序是十分重要的，正是教学设计所要完成的工作。这就是教育技术学与学习理论的关系。那种把学习理论当作标签，直接往教育技术学上贴的做法，或认为“学习理论发展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教育技术的发展”［10］的观点均是不妥当的。
如何看待学习理论？每个学科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学习理论也是如此。从早期的行为主义理论到认知心理学，再到建构主义理论，以及作为“第三势力”的人本主义理论出现，都是各派心理学对人类学习现象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探索的结果。学习理论的演变，并不完全是一种理论颠覆另一种理论的结果，而是在承认前一个理论合理成分的前提下，认识到它们的不足和缺陷，进而衍生出新的理论。因为人类的学习或个体的学习是极为复杂的心理现象，可以说，每种理论都是从特定的角度揭示了学习现象。但是没有一个完美无缺的理论。
教育技术学应当利用各派学习理论合理成分或有效成果，进行再次设计、开发、利用等工作。应该做到你的成果均可为我所用，你的最新成果可以被我接受，但不可以被你的发展所左右。教育技术学科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教育技术学有其自己的领域或课题。它不应该被动地被心理学或学习理论发展所牵制。学习理论的最新成果出现，只是为教育技术学的再次设计、开发和应用等工作增添了新的基础性原料。之所以产生误把学习理论的发展当作教育技术学的发展，或是线性地、更新换代式地看待学习理论等现象，盖因教育技术学还在初期发展阶段，自己独特地解释教育和学习现象的话语方式还没有完全形成所致。
四、教育技术学科与教育技术学理论的关系
教育技术学科与教育技术学理论的关系也涉及了该学科性质以及学科定位等问题。有关教育技术学科是方法性的技术学科还是理论性的科学学科？是综合性的应用学科还是以基本理论探讨为主的学科？［11］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还在进行之中。但无论产生怎样的结果，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即怎样认定教育技术学科和教育技术学理论关系的问题。
“教育技术学科”是一门学科或专业的概念。它既是一门针对特定领域研究和探索过程中而产生的学问，也是培养特定人才的专业领域。而“教育技术学理论”是该学科中对其基本理论进行研究的学问。作为一门学科，教育技术学科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形成更专门化的研究领域，如有对某种媒体教育应用的研究，有对某类教学方法的研究，有对某种类型教学材料开发的研究，也有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等等。因此，我们说教育技术学是一门综合性、应用性学科。它既不是单一的技术学科，也不是纯粹的理论学科。而教育技术学理论仅是对教育技术现象在理论层面上探索的学问。教育技术学理论与教育技术学科不是一种并列的概念关系，而是其下位概念。
作为一门专业，教育技术学专业有不同的课程，而反映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的“教育技术学概论”仅是该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之一。因此，“教育技术学科”与“教育技术学理论”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教育技术学理论是教育技术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是教育技术专业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我们不能因为该学科有许多方法性、媒体操作性的内容而忽视学科的基本理论建设；反过来，也不能因强调其基本理论建设，而忽略或掩盖了其具有的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性质。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这种分析也许对教育技术学科的性质、定位的认识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施良方，崔允漷等.教学理论：课堂教学的原理、策略与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李秉德.教学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1.
［3］梅家驹.教育技术定位与错位［J］.中国电化教育，2000，(1):10.
［4］巴巴拉·西尔斯等.教学技术：领域的定义和范畴［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18.
［5］巴巴拉·西尔斯等.教学技术：领域的定义和范畴［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37.
［6］罗伯特·M·加涅.教育技术学基础［M］.张杰夫主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12.
［7］李秉德.“教学设计”与教学论［J］.电化教育研究，2000，10)：7～11.
［8］李康.从若干定义看美国教育技术的发展取向［J］.电化教育研究，2001，(1)：11～21.
［9］施良方.学习论——学习心理学的理论与原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