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方法论范文1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自信；方法论
新时代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自信，应当实现从“自我觉醒”上升到“自我更新”，再到“自我主张”。“自我觉醒”是指明确学科已取得的成绩，培养学科成员的理论自觉意识，激发学科创造活力；“自我更新”指学科研究要植根于实际，逐步摆脱学徒状态，实现学科发展模式的更新；“自我主张”指在辩证汲取各种文化营养的基础上，敢于发出学科“声音”，彰显学科特色。只有经过这些环节，才有可能增强学科的理论自信，树立起强大的精神支柱应对各种不良倾向。
一、增强理论自信的必要性及其问题所在
不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基础，还是学科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是中国最有建树、最接地气、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学科之一。而当前的现实却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学科自身的特色并没有得到彰显，甚至在一些方面出现了对其他学科“亦步亦趋”的现象。如果学科共同体的理论自觉不高、理论自信不足就容易出现“复制式”的借鉴，致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成为其他学科的翻版、学科特殊性的自我迷失和遮蔽。该学科在姿态上放低的根本原因，是一些成员对该学科的某些方面持怀疑态度，在理论上对自身缺乏信心。当然，这种“复制式”的借鉴，如同将自身学科嫁接在其他学科的枝干上，是能够在短期内快速呈现看似枝繁叶茂的景象的。然而，我们深入剖析这一形式的内在本质就会发现，这种“移花接木”式的做法，虽然会造成学科暂时呈现“花团锦簇”的景象，然而学科就会不可避免地既缺乏当前的方向性，又缺乏现实的内容，自然也无法有自信、有底气、有条理地发挥作用。试想，如果这门学科长期处于这种“亚健康”状态，那么它的学术特性就会被掩盖，从而失去自我。另一种不良倾向是缺乏对“过于自信”的反思。事实上，通过几代学科成员的共同努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无论是理论基础的不断深化，还是人才培养模式的不断完善和发展，都值得充分肯定，并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然而，这也导致一些学科成员满足于当前所取得的成果，认为学科的发展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后续工作仅是在此基础上的“稍作修饰”。但是，对于学科自身来说，应始终保持对已有成绩的理性判断，不能因此而产生盲目乐观情绪，如果不能及时意识到这一趋势随时间推移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就将成为该学科发展的障碍。事实上，学科理论的“过于自信”倾向已有明显的显现，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教条主义倾向”和对其他学科的重视不足。在当前学科交流日益频繁和多样化的背景下，“过于自信”的倾向将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不自觉地“俯视”其他学科，长此以往也不可能实现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平等交流、互通有无。从长远来看，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学科研究视野的缩小，结果是，学科成员只在有限的视野中对学科进行“细化雕琢”，思维方式也会逐渐倾向单一化，这势必会阻碍学科发展的速度。
二、“自我觉醒”——坚定学科发展信念
（一）明确学科已获成就。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仅在理论研究的方向和内容上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而且在专业建设、课程设置、研究内容的深化以及研究方向的细化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此外，该学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源源不断培养了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培养了人才。在此基础上，还造就了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勇于创新、锐意进取，真正“信马”“懂马”“用马”的队伍。在厘清学科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明确学科成果，对于提升学科成员理论自信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对学科基本原理的深入探索、学科发展过程的溯源，还是在与其他学科平等交流的基础上形成具有学科特色的分支，对增强学科理论信心、为学科未来建设指明发展方向具有重要作用。
（二）培养学科理论自觉。我们反复重申理论自觉的重要性，根本原因在于理论自觉是理论自信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是极为重要的先决条件。若是忽视了理论自觉这一不可或缺的学科根基，其后果一方面是对学科的过于自信甚至自大，容易形成对学科理论教条式的照搬；另一方面则可能导致学科的自信心严重不足，甚至自我怀疑，导致对其他学科的依附、亦步亦趋，对淡化、弱化、虚无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危机无能为力。理论自觉可以使学科共同体的成员从反思自身的角度反思学科的发展方向，从而在教学科研中树立普遍意识、学科意识和发展意识。这种理论自觉也有利于纠正学科界限过于宽泛的倾向，突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的区别，实质深刻地理解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避免其他学科无边界地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审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自信能够构成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冷静应对西方文明优越论、普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虚假论等错误思想。
（三）激发学科创造活力。我们固然可以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外部寻找某些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科的发展现状、影响学科的发展方向。但是，这种外在的标准只能衡量学科在形式上达到何种程度，难以激发出内在的创造动力。我们可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中得到启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也同样应形成自身的学科特色。学科共同体成员要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任何一种学科的发展模式是通用于其他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独立自主地根据本学科的实际情况来探索发展之路。就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取得的成就而言，形成学科所特有的研究对象、领域、方法是必要且必然的，而这一过程要以坚实的理论自信为基础和前提才有实现的可能，只有具备这一前提，才能激发出源源不断的学科创造活力。黑格尔和尼采都曾经以古希腊作为经典案例，以此印证只有经历“文化之结合的全部锻炼”，才能焕发出其内在的“现实的和正当的活力”。古希腊文化的浴火重生，对于新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且深刻的启示作用，面对比古希腊时期更严峻的考验及多重方面的压力，只有真正唤醒学科本身所蕴含的生命力，才能抵挡住各种错误思想的冲击。
三、自我更新——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一）植根学科现实。面对新时期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仅凭自身的能力恐怕难以解决现实问题。当然，在学科发展的初始阶段不能不学习借鉴其他学科的内容，以达到丰富和发展自身学科的目的，这也是任何学科发展的必要阶段。但是，学习借鉴并不等同于直接“拿来”，而是要从学科的实际出发，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绝不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马克思也对这种脱离社会现实的抽象形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要破除“由这种理所当然的‘应有的东西’而来的抽象的、空洞的唯心主义的东西，因为真正的思想必须深入现实内容的深处”[2]（P22）。立足学科实际，加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因此，要实现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理论，不断丰富学科内涵，赋予学科新的时代特征。事实上，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过程中得到更直观的感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首先经历了引进、传播、翻译和研究阶段。但经过这些阶段，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完全适用中国的具体实际，而是经过这些阶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并能够用其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要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就必须深入学科的实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学科发展的实际问题，实现自身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强调要从实际出发，不是反对一般的学术交流，而是在澄清学科实际问题的基础上与其他学科进行对话和交流，最后回到学科本身，以解决学科自身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二）摆脱学徒状态。对于任何一门学科的兴盛而言，都应以对自身的理论自信为前提基础，因为理论自信意味着学科由束缚状态逐渐成为张扬特色的自信状态。“任何一种真正和伟大的学术都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逐渐摆脱它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并进而提出它的自我主张”[3]（P121）。由于学科建立之初学科资源相对匮乏，我们不得不模仿和借鉴美、苏等国的教育学和心理学。事实上，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国学术自近代以来一直处于“学徒”状态。当然，这种“学徒”状态在特定时期对中国学术界来说必须如此。但在中国日益强大的今天，整个学术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意识到应逐渐形成自己特色的理念和主张。同样，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也应抓住这一机遇，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发展，逐渐摆脱“学徒”状态，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学科的鲜明特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科的发展已经达到顶峰，我们应该从学科实际出发，吸收其他学科的有益元素，从而促进学科自我更新和发展。
四、自我主张——增强学科理论自信
（一）辩证汲取文化营养。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要形成自我主张，必须辩证地吸收西方文化中促进学科发展的合理因素。西方文化中也存在与学科相辅相成的因素，所以，我们应当采用多种形式与之进行对话与交流，不断丰富和充实学科的理论体系。如果我们不能以包容的心态积极吸收其他文化中的有益元素，那么学科将失去本应具有的活力和创造力，学科自我主张的实现将成为一种奢谈。
（二）敢于发出学科“声音”。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之所以面临困境，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完全形成其学科的专属表达方式和明确的解释规则，甚至有时离开其他学科的话语体系就无法恰当地表达其自身，成为“活的学术哑巴”。此外，它与学术话语的“自足”状态有着内在的联系。独白式的话语使学科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学科话语的认同感也可见一斑。敢于发出学科声音，不是在大众中硬性灌输马克思主义，而是要把学科语言转化为更容易理解，更容易接受的群众语言，灵活多样地表达学科观点，不断提高学科的影响力和认同感。因此，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坚持学科的理论自信，既不因理论自信不足而不敢表达学科的理论观点，也不因过于自信而自说自话。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话语体系要围绕学科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体现学科特色、学科智慧以及学科价值的方案和意见。在坚持学科理论自信的基础上，努力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表达方式，形成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话语体系。
（三）彰显学科自身特色。新时代加强理论阵地管理，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题中应有之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关乎旗帜、道路、和国家前途命运。这就要求学科共同体成员要站稳立场，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发挥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主渠道作用，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念讲深讲透，使学科内容入耳入脑入心，使学科受众树立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内容，而且为学科的发展提供指导。因此，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统领地位，坚持学科的开放性，积极汲取学科发展的有益营养，积极构建符合学科特色、符合学科需要、具有学科风格的理论体系。
五、结语
科学研究方法论范文2
随着20世纪批判理性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兴起，科学哲学有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以波普尔为中心的证伪主义和以库恩为代表的范式理论，正是在这两种理论的相互影响基础之上，产生了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拉卡托斯批判继承地发展了波普尔、库恩的科学哲学观点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学理论，为后面的科学哲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科学研究纲领；范式；证伪主义；批判发展
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LaKatos,1922～1974)是英籍匈牙利数学哲学家、科学哲学家，并且是波普尔的学生，因此在他的一生中受波普尔的影响很大，他说：“他从波普尔那里获得的教益是无法计算的，他比任何人都更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将近40岁时才进入他的知识的磁场，他的哲学使我终于放弃了我坚持了近20年的黑格尔世界观，更重要的是，它为我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问题领域，实际上，提供了一个真正的研究纲领。”1由此可见，拉卡托斯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波普尔学说的。当然，波普尔的学说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因而另一方面他也充分吸收库恩理论中的合理因素。所以说，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是对波普尔、库恩的批判和继承。可以分为两点，首先是从“朴素证伪主义”到“精致证伪主义”，其次是从“范式”到“研究纲领”。
一、从“朴素证伪主义”到“精致证伪主义”
拉卡托斯不仅赞成波普尔的观点，并且修正了波普尔的朴素证伪主义。首先，他对证明主义与可错主义进行了分析与比较，证明主义就是认为科学知识是已被证明为正确的知识的理论，可错主义则是与它相反的理论，认为科学知识并不是可被证明和已被证明的绝对正确、永无错误的知识，而是一种可错的知识，拉卡托斯认为，波普尔基本上坚持可错主义，认为一切科学知识都是可错的猜测或假设，是正确的、合理的。因此，他继承了波普尔的这一点，也坚持可错主义，否弃证明主义，但也存在缺陷。接着，拉卡托斯又论述了他的方法论证伪主义与教条证伪主义的区别，他认为两者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经验能否证伪理论。教条证伪主义认为一切经验都是不可错的，经验可以证伪一切科学理论，而方法论证伪主义则不同，它认为经验是可错的，因此，经验不能证伪理论。波普尔的朴素证伪主义认为经验可以证伪理论，拉卡托斯则对这一原则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经验不能证伪科学理论”的原则，正是这一原则成为精致证伪主义与朴素证伪主义的主要区别。那么拉卡托斯为什么认为经验不能证伪理论呢？一方面，从经验自身来看，经验是主观的，因而对于同一事实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观察结果，另一方面，理论自身也是相对复杂的，当理论与经验不一致时，难以确定是理论背景知识有问题还是周围条件有所变化，所以拉卡托斯说：“如果有足够的想象力，便可以通过调整一个理论所置身的背景知识，使该理论永不被‘反驳’”。2既然波普尔的经验原则不能证伪科学理论，那么什么才能够证伪科学理论呢？拉卡托斯提出了理论证伪理论的观点，也就是说，用新理论对旧理论进行证伪，这也是拉卡托斯对波普尔在分界标准和证伪规则方面的继承与发展，波普尔认为科学理论的单位是一个个各自独立的命题，评价的单位也是孤立理论的取舍，而拉卡托斯则认为科学理论的单位是整体的，联系的，因而他提出了超经验内容的分界标准，意思是具有更多的经验内容或更多的可预见性理论才能证伪理论，他说：“评价任何理论都必须同他的辅助假说、初始条件等一起评价，尤其是同它的先行理论一起评价……”3其次，在证伪规则方面，拉卡托斯与波普尔也是不同的，波普尔认为理论如果与经验、观察不一致，那么它就被证伪了，拉卡托斯则认为经验不能证伪理论，而是被具有超经验的新理论证伪的，前面以提到，这里便不再多说了。总而言之，拉卡托斯在继承波普尔科学发展模式的同时又批判发展了，因而是把波普尔的科学理论叫做朴素证伪主义，他把自己的科学发展模式叫做精致证伪主义，这也就是从“朴素证伪主义”到“精致证伪主义的过程”。
二、从“范式”到“研究纲领”
拉卡托斯的科学发展模式充分吸收了波普尔思想的精华之处，整体上是接近波普尔理论的，即证伪主义，但他同时也大胆地批判波普尔思想的不合理之处，他指出波普尔没有看到科学发展的连贯性以及科学发展所具有的坚韧性，而库恩的范式理论则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和坚韧性。“范式”理论是库恩科学哲学理论的核心思想，每个范式都拥有各自不同的基本概念，各自不同的系统模式，范式与范式之间也是不可通约的，所以在库恩看来，科学史实际上也就是也就是一部众多“范式”更替的历史。与范式概念类似，拉卡托斯则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的概念，他的研究纲领虽然也深受库恩的影响，但不同的是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有具体的内部结构，包括硬核、保护带、启发法。硬核是拉卡托斯研究纲领的核心部分，相当于库恩的范式，二者都对理论体系起决定作用，同时，他们的科学发展模式也是相似的，库恩认为是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而拉卡托斯则认为是新的研究纲领替代旧的研究纲领，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不同的也有很多，比如库恩的范式与心理因素有很大的关系，表达的是一种非理性的信念，然而，拉卡托斯则是坚决反对库恩的这种非理性主义观点的，虽然他的硬核部分也具有非理性主义成分，他说：“科学家企图将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东西都塞进他们所喜欢的具有神圣硬核的研究纲领中，这并没有什么错处。”4但是，拉卡托斯是永远站在理性主义立场上的，他认为自己的硬核是理性的产物，而不是心理上的东西。
三、小结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波普尔、库恩的诸多发展模式中，拉卡托斯既不满足于波普尔的非历史主义，也不满足于库恩的非理性主义，他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库恩的范式理论，建立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他说：“科学史驳斥了波普，也驳斥了库恩：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无论是波普的判决性实验还是库恩的科学革命其实都是神话。”因此，他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被认为是比较符合历史的理论体系，他改变了以往科学理论之间互不相容、孤立的看法，认为各个研究纲领之间可以相互补充，相互比较，这样就显得比较全面。并且同时他还认为，“科学一直是一部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的历史，而不是也不应当变成一连串的常规科学时期：竞争开始的越早，对进步便越有利。”5拉卡托斯实际上是想走出一条与波普尔库恩都不一样的道路，想走的更高更远。虽然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很是合理，但也存在着局限，这种局限是必然的，因为时代的局限性，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只能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科学家也不例外，所以每一种科学发展模式都有其自己的局限性。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相信我们看中的还是它的合理性，毕竟，历史的发展是站在前人积累的优秀成果之上。
作者：任芳芳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注释
1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79页
2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33页
3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1978年英文版，第33～34页
4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37页
5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石冲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参考文献
[1][英]伊姆雷•拉卡托斯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2][美]托马斯•库恩著.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3]舒炜光，邱仁宗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4]吴兴勇.论拉卡托斯对波普尔科学哲学的继承和发展[J].求索，1987(1).
[5]李太平.论拉卡托斯对波普尔朴素证伪主义的修正[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1(3).
科学研究方法论范文3
教育为政治服务，体现出的是国家意志。正因如此，古今中外的教育以传“道”为第一要务，这里的“道”主要是指规律、方法、信仰、道德、社会制度等。在不同社会制度下，“道”有着不同的内容。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其中传承的是儒学之“道”，从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以来，经过漫长的封建传道士的不懈努力，从启蒙教育开始，一直到仕途科举，着力灌输、渲染孔孟之道，导致社会出现为官为宦、安邦治国均遵从孔孟之道，最终“儒术”被完全地确立起来，几乎妇孺皆知，达到贯穿国人灵魂，规范国人行为之地步。虽然后来经历了多次对“儒术”否定的社会革命，如辛亥革命等，但是，时至今日，它仍有根深蒂固的影响。今天，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所传之“道”，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科学真理，在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之间永远传承下去。这就是党和政府要求做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时，赋予社会主义高校的神圣使命。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学习、传播、丰富、发展这个科学理论，需要有一定的科学理论修养作基础。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地确立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导思想的地位，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尤其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工作者坚持不懈的努力。这就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工作者在向高校青年大学生传马克思主义之“道”时，将传道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结合，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去广泛传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推动马克思主义全面社会化，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净化社会灵魂。
二、高校“思政课”教育：塑人灵魂的工程师
1.高校“思政课”教育为大学生的专业学习和研究提供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指导。有部分学生认为，我既不信奉唯物主义世界观、也不信奉唯心主义世界观，我信奉我的专业，因为我将来只靠它吃饭。这种观点不仅错误、而且在
实践中有害。虽然，大学生想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以便将来能够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学者无可厚非。但是，任何人的思想都离不开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任何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在不同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下所作的行为。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任何专门学问的研究只是对世界某一方面的研究，而任何研究都离不开世界观方法论指导。
2.有益于大学生修炼良好的人格魅力。
要想将来当专家，不仅要受世界观支配，而且还必然受一定人生观、价值观支配。一个人不管他能否成为专家，学生时代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将来要如何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培养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人格。即使成为专家，也存在着一个具有什么人格力量的专家的问题。已经成为了专家，在个人的荣誉、地位、利益等系列问题上，如何对待？已经成为专家，将自己的智慧用于为自身个人利益而努力奋斗还是造福于人类社会？当科研受到挫折和失败时，是气馁、退缩，还是迎难而上直至成功？遇到科学研究的社会环境不理想，是抱怨、发泄还是积极克服、主动进取？如此等等系列问题，都需要作出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回答。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的人生观，以它为思想武装十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德才兼备。大学生只有以这样正确的人生观作为人生行为的指导，努力学好专业，将来才有可能成为受到国家和人民欢迎和重用的、有人格魅力的专才、专家。
三、高校“思政课”教育：授业育才的引路人
1.解决人才发展的正确方向。
长期以来，有部分人认为高校教育是通过教师的专业知识教育教学来实现，与“思政课”教育没多大关系。这是对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工作存在的偏见，好多高校思政课教师是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这一现象的出现就是明证。事实上，专业知识教育是高等教育不同于基础教育的特征之一，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与专业课教育教学都是为了培养学生，两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授业育才的双轮车。而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显得更加重要，因为能够解决将大学生培养成一个为谁服务、代表谁的根本利益的专家、学者，这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带有方向性的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适用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所有的学科、所有的领域的知识，大到宇宙天体演化、社会形态更迭，小到基本粒子的结构演变，还无一不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都可以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作为指导思想，去进行分析与研究。当然，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普遍原则，不能等同也不能取代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但是我们不能以具体科学方法的不可取代性，排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指导作用。
2.引领实事求是作风的树立。
任何学科科研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也离不开科学精神的引领。实事求是，不仅是我们党的正确思想路线，也是一种科学精神。实事，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这是任何科学研究都必须遵循的出发点，坚持实事出发就是坚持唯物主义。求，即探索、研究，任何科学研究都是对其对象的未知领域进行求证、求解、求新。一个“求”字凝聚了科学研究必须具备的精神，如严谨治学精神、刻苦钻研精神、甘于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等。是，即规律，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客观事物运动发展的客观必然规律、建立关于规律的知识体系。为了达到此目的，就必须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总之，任何取得成功的科学研究都是实事求是精神的结晶。
3.引导健全人格的培养。
科学研究方法论范文4
一般认为，复杂性科学始于20世纪40年代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研究。随着系统科学的研究不断获得进展，耗散结构论、协同学、控制论、信息论、混沌理论和超循环论等陆续创立，为复杂性科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对于当前尚在蓬勃发展、方兴未艾的复杂性研究，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沃菲尔德认为，在美国就存在系统动力学学派、适应性系统学派、混沌学派、结构基础学派等。我国的戴汝为认为，国际上研究复杂性科学，按其所用术语可以概括为三方面：一是欧洲的普利高津、哈肯等人开创的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二是美国圣菲研究所以复杂适应系统为标志的工作；三是中国钱学森提出的以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为主线的研究。综观当前对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大抵可以分为四大主要流派：一是一般系统论学派。一般系统论学派是由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开创的。早在1937年，在芝加哥大学的一次哲学讨论会上，贝塔朗菲就提出了“一般系统论”的概念。1945年，他发表《关于一般系统论》一文，提出一般系统论的任务。1968年贝塔朗菲出版了《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一书，书中全面阐述了一般系统论的思想、内容和理论框架。在《一般系统论》一书中，贝塔朗菲开始自觉地运用“整体”和“系统”的概念来认识和处理存在于一切知识领域中的复杂性问题。他力图从对立、斗争和一致性中发现系统演化的机制，从系统内部说明何以能够出现由简单到复杂、由低序到高序的演化。美国圣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考温认为，复杂性研究作为一门科学，肇始于贝塔朗菲的研究。一般认为，贝塔朗菲创立的一般系统论，标志着复杂性科学的诞生。二是自组织理论学派。自组织理论学科群涵盖了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学、混沌理论、超循环论和分形理论等新兴学科理论，代表人物有普利高津、哈肯、托姆、拉兹洛等。“这样的新兴学科，它们研究的对象尽管不同，但是都具有共同特征，那就是它们都是非线性的复杂系统，或非线性的复杂的自组织形成过程”。
自组织理论研究组成元素众多的复杂系统如何自主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大量的组成元素致使单一的中央控制成为不可能，使得整个系统的演化不可避免地具有非线性、随机性。此外，自组织理论还探讨复杂系统演化过程中的涨落、分叉、相变等现象，使得人们对系统复杂性的认识更深入。所以普利高津在其著作《探索复杂性》一书的序言中指出：“自组织现象是作为一个崭新的科学范式出现的，它使人们可以设想出复杂性如何在自然中出现，以及可在何种程度上被加以探索研究。”三是复杂性范式学派。代表人物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埃德加•莫兰。1973年，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埃德加•莫兰发表《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一书，在批判传统的“简单化范式”的同时，率先提出了“复杂性范式”的概念和理论，并号召人类进行思维方式上的新革命。莫兰认为，经典科学认识事物的方法，主要是采取还原式、分离式、割裂式的“简单化范式”，“相信世界的简单性，是从德谟克里特以来在西方科学中形成的基本信念。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指出，自然界喜欢简单化，不爱用什么多余的原因来夸耀自己”。在这样一种方法指导下，经典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揭示隐藏在复杂现象背后的简单规律。但是，简单化范式在探索认识基本粒子、气象等等方面现象时，由于失去了确定性的根基，显得越来越无力。为此，埃德加•莫兰认为新的复杂性范式的萌芽已经出现，要用复杂性范式发展自己，迎接挑战。由于埃德加?莫兰的“复杂性思想”，涉及到认识论和方法论领域，因此具有更普遍的意义。四是复杂适应系统学派。主要代表是美国的圣菲研究所。1984年圣菲研究所成立时就以“复杂性科学”作为研究所活动的旗帜，旨在通过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探索建立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圣菲研究所的工作成绩斐然，陆续提出了“适应性主体”“、可变图示”“、混沌边缘”、“适应性景观”的新概念，并建立了复杂适应系统的整体多样性和演化模型。目前圣菲研究所在欧美影响很大，发展很快。综上所述，当前复杂性研究的这四种流派都从各自研究领域揭示出复杂性研究的重要性，研究内容既相通，又互有区别。一般系统论从系统理论出发，聚焦于研究系统如何从简单走向复杂，从无序走向有序。普利高津的“复杂性科学”则作为一种超越经典科学的科学方法论的新视域，旨在用“演化的物理学”代替“存在的物理学”。莫兰的复杂性思想首先致力于用复杂性的方式建立全面的、整体的人类学，进而拓展至探讨建立一般的科学研究的复杂性方法，其复杂性理论涉及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圣菲研究所的“复杂性科学”则主要是指其创立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该理论主要探讨了世界上生物层次以上的高级的复杂系统能动地适应环境的演变内在机制。但是，无论是1928年贝塔朗菲提出一般系统论思想，还是普利高津的复杂性科学，亦或是埃德加?莫兰的“复杂性范式”，均未能对“什么是复杂性，什么是复杂性研究”，给出统一的界定。但是也并不是说这一阶段的研究就没有突出的理论成果，因为在这一阶段研究中，他们各自提出了一系列复杂性概念模型，比如：埃德加•莫兰提出的“宏大概念”，美国圣菲研究所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涌现生成理论、混沌理论等。当然，复杂性科学诞生的首要意义在于，他们把关于“复杂性的研究”作为一个科学的命题，摆在了研究者的面前。
二、复杂性研究的主旨及其划时代变革
复杂性和复杂性科学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对于复杂性或复杂性科学，我们无法以一种简单的肯定的方式给出界定，但运用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大致勾勒：一是复杂性科学只能通过研究其运用的方法论来区别，复杂性科学的理论标志就是非还原的研究方法论。复杂性科学的重要特征就是通过研究方法论来进行界定或定义。复杂性科学它不是一门具体的学科，而是分散在众多的学科中，是学科交叉互涉的，从传统的学科分类到现在的交叉学科，从研究政治、经济、生物等的分类学科，过渡到研究语言、大脑、市场、交通等等的交叉研究，它几乎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正是由于它那有别于还原论的方法论立场，才被称为复杂性科学。二是复杂性科学力图打破传统分类学科之间那种互不往来的状态，努力寻找并试图建立各学科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联系的协调机制。复杂性科学打破了牛顿经典力学和线性理论的统治和主宰，打破了还原论适用于所有科学的梦想。三是“复杂性本身就是一种兼备多种组分要素、结构要素和功能要素的复杂观念”。复杂性科学力图创立新的理论体系或科学范式，并应用新的思维范式来解释世界给我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综上所述，复杂性科学并不是简单的一门学科，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系列的相关的学科群，“是一群具有复杂性意识和复杂性思维的理论丛林”。在这个被称为复杂性科学的学科群中，主要包括以下若干个理论：系统科学的耗散结构理论、复杂巨系统理论、超循环理论、协同论、突变论；非线性科学中的分形理论、混沌理论等。从未来发展看，构成复杂性研究的核心理论主要是：涌现生成理论、遗传进化理论、人工生命理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复杂网络理论、自组织临界性理论等。复杂性研究的兴起都对传统自然科学研究、甚至于哲学思想等都将带来划时代的变革和影响。首先，复杂性科学的诞生拓展了自然科学研究的领域，它使自然科学研究从线性的、确定的、有序的传统的研究领域拓展到非线性、不确定、无序的研究领域。传统自然科学在获得对自然界及其规律的认识的同时，也给自己划定了研究领域，即研究自然界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这一做法在取得了诸如牛顿经典力学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阻碍着人类认识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复杂性科学的诞生，那些原本不是科学的领域，或者超越原来的科学研究领域的对象，也逐渐被纳入到了科学研究的视野，科学研究的宗旨也随即从原来的探索寻求简单性规律，发展到了了现在的探索认识复杂性。所以，复杂性科学的诞生是科学发展史上的大事件，被认为是“21世纪的科学”。其次，复杂性科学的诞生，还对传统的科学思想、观念、理论和方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为我们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复杂系统分析的新方法。具体说，它为我们分析复杂组织的生成演化过程提供了分析手段。传统科学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有序分割和理性三大支柱上。随着复杂性科学的兴起，这些支柱的基石都一个个被动摇。然而，复杂性科学研究绝不是要排除事物的确定性、必然性规律，去单纯追求建立一种不确定性理论，绝不是完全排除分割、剥离和理想实验的方法，去单纯追求建立一种不可分割性理论，简单排除逻辑推理，以便允许对逻辑规则的任何违反。相反，它的研究方法是穿梭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要素和整体、可分割和不可分割之间，探求事物复杂性本质。因此，在复杂性科学研究中，要把传统科学的研究方法整合到一个更广泛、更丰富的理论框架内，把整体主义和还原主义，系统的整体性和局部的具体性联系并有机结合起来。
科学研究方法论范文5
到20世纪早期，历史哲学和历史意识形态结合形成的“历史主义”在社会科学中产生广泛影响，它“强调变化与发展在人类社会(humanrealm)的决定性地位”，［3］集中代表历史主义范式的史料编纂学(historiography)等得到发展。历史主义在社会科学界很快受到质疑和批判，反对者主要攻击历史主义背离了自然－科学的解释模式，认为它导致了反科学的怀疑论和相对主义。波普尔在其1957年出版的《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中指责“反对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是“目的论”和“整体论”的，而“赞成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则以虚构的历史规律为基础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提出了预测。回顾比较教育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历史，萨德勒(M．Sadler)、康德尔(IssacKandel)、汉斯(NicholasHans)等人的历史主义研究范式和对编纂《年鉴》的学术热情，以及贝雷迪、霍姆斯(BrianHolmes)、诺亚和艾克斯坦(M．A．Eckstein)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科学方法的推崇，同样与当时的社会科学发展大背景密不可分。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这一对社会学成为一门科学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中，迪尔凯姆(?mileDurkheim)曾对社会学的方法论特性，展开了详细而严密的论证。他认为科学只有通过比较两种现象在不同的环境下是否同时出现或消失来证明不同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和相互依存性，若这些现象被认为是可以控制并可重复再现的，就可以用实验的方法加以研究，“如果相反，事实的产生并非我们所能支配，我们只能比较那些自发地产生的事实时，那就应该采用间接的实验方法或比较方法。……因为社会现象显然不能由观察者左右，所以只有比较方法适合于社会学”。［4］在同属比较法的相同法、相异法、剩余法和共变法中，迪尔凯姆认为共变法(ConcomitantVariation)最适合社会科学研究。孔德(AugustComte)认为社会学的主要任务不是确定不同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要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他认为“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为了预测而观察，根据自然规律不变的信条，研究现状以便推断未来”，［5］所以要用综合的方法把人类社会发展的状况联系起来，这种方法就是历史的方法。孔德认为比较的方法需要使所比较的现象脱离其所属的历史，这就割裂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因而也就不可能找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迪尔凯姆认为共变法可以避免孔德对比较法的疑虑，因为“共变既不要求我们进行支离破碎的列举，又不要求我们作肤浅的观察。为使共变法得出正确的结果，只有几个事实就足够了。只要证明在多数情况下两个现象是共变的，就可以肯定其中有一个规律”。［6］这种实证的努力改变了早期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认识因其依赖对旅行者见闻之道德信任而带来的先天脆弱性。［7］从迪尔凯姆等人的方法论及其相关研究可以看出，“比较法”在社会科学中是作为一种带有根本性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受到重视的。在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比较在“假设———推测———验证”等主要环节中起着分析事实以证明或证伪不同因素之间因果联系的重要作用，即比较包含多种因素的社会环境，分析某种社会现象的出现与某一种或几种影响因素的出现之间的联系，从而证明关于这种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规律。回到比较教育产生初期，我们应当看到，“比较”在当时其实是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被引入到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在整个比较教育研究的发展历史中，“比较”也一直是被作为一种基本研究方法而非研究成果形式对待的。从后来贝雷迪、诺亚等著名比较教育学者关于比较教育方法论的争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问题在于，虽然历经了贝雷迪、诺亚和艾克斯坦等学者的强烈呼吁和倾心努力，比较教育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摒弃早期旅行者见闻的色彩，它错把那些加入了作者主观评价抑或简单的统计数据，而主要性质仍然是关于国外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报道性、描述性文字(包括在国外期刊上报道本国教育的文字)也纳入了“成果”之列。实际上，在这类文字中，“比较”只是一种叙述形式，它根本就不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存在的。这也正是朱利安在早已产生关于教育的旅行者见闻之类文字的背景下，仍然强调要通过“比较”来使教育成为一门科学的重要原因。
然而，比较教育成果中至今依然夹杂着大量国外教育报道和“改良版”的旅行者见闻，很多关于别国和本国教育的记述，都因为其在形式上对不同国家教育的“比较”而煌然列于比较教育“成果”之列。实际上这些文字只是对不同国家教育的描述，充其量也只是简单的“对比”，而并非作为社会科学基本研究方法意义上的“比较”。也就是说，这些“比较”其实只是一种跨国报道而非研究，它们最多只能算作比较研究的资料性准备。比较教育学者们在方法论科学化方面的努力，并没有把大量没有运用科学方法论进行研究的文字从比较教育的“成果”中清理出去。在这一意义上说，比较教育研究一直没有最终完成自身的“科学化”。这也是它如今面对学科同一性危机的最根本原因。
一、历史的变化与“比较”的进化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比较教育是作为一种教育科学中的一个“工种”而非“学科”被“重新”建立起来的，它主要承担的是搜集国外教育信息和追踪国际教育改革发展动态的任务，而不是进行“比较研究”的任务。就学科发展而言，中国比较教育此时实际上还处在“前朱利安时代”。随着社会需求和学科环境的巨大变化，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科学意识开始觉醒，但它一直没有自觉地展开自身科学化的工作。只是近几年，在社会需求和全球化的大背景的推动下，中国比较教育研究才开始悄然(仍非自觉地)迈动了科学化的步伐。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初之所以作为那样一种特殊形态而被重建，是由当时它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科学其它学科的需求所决定的。当时的中国刚刚结束与国际社会几乎完全隔绝的十年，教育科学研究队伍的外语水平普遍较低，教育科学诸学科之国际视野极其有限，因此亟需有一批外语水平较好的专业人员专门从事搜集整理和翻译介绍国外和国际教育发展的最新信息的工作，于是，中国比较教育重新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水平起步。1964年前后，全国高校虽然先后建立了数个外国教育问题研究机构，但“由于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教育的基本立场是批判和否定的，在形式上又仅重视资料译介而缺乏深度分析”，［8］并且接踵而至的很快就把这初燃的星星之火给扑灭了，因此，比较教育当时在中国还远没有成为一种研究。到20世纪70年代末，它又“而今迈步从头越”，回到了60年代中期的水平。这种发展状况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和教育科学其它学科的需要，因此，比较教育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在中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比较教育学界逐渐意识到并开始讨论学科同一性危机的问题。无论是起初的快速发展还是后来的学科危机，究其根源，仍然取决于社会需要和教育科学其它学科需要的变化，以及比较教育研究对这一变化的适应情况。
仅从我国国内的变化来看，比较教育如今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和学科环境，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加上日益加速的世界全球化过程的影响，中国比较教育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科学内部学科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是英语的普及，使得教育科学研究队伍的外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越是年轻的研究者，其英语或其它语种外语的水平越高，改革开放之初那种主要搜集译介“外国教育情报”的比较教育研究“工种”已经丧失其存在的必要性;其次是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特别是信息化提供的便利，使得教育科学普遍打开了国际视野，国际学术范式直接影响着我国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我国教育改革开放逐渐步入了“深水区”，更加开放的政策环境使得我们对国际教育改革和发展经验的借鉴也呈现出全方位和更加深入的特点，翻译介绍和“准旅行者见闻”式的“成果”，已经不能满足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对比较教育研究的新要求。为了更清晰地反映中国比较教育发展环境的变化。教育改革和教育科学其他学科的变化对比较教育研究的影响是最为直接和深刻的，而所有这些变化，都与另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背景相联系。这个社会历史背景就是席卷世界的全球化。在这样一个时代，“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9］同样，比较教育学者们也必须进行冷静的思考。“在这样一个地球村里，我们究竟为什么还要进行比较分析?”［10］面对这样一些极具挑战性的质疑，比较教育学必须做出回答。
格林(AndyGreen)认为，比较教育研究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问题，因为“国家教育制度这一概念构成了比较教育之精神结构的基石”，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有些学者甚至得出了“跨国的比较如今已是多余”［11］的结论。无论这种结论是否可信，比较教育研究自身都必须发生进化，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和全球化时代背景的严峻挑战。要成功应对这一系列挑战，比较教育首先必须褪去早期旅行者见闻的色彩;要褪去旅行者见闻的色彩，必先摆脱早期粗陋的研究方法;要对比较教育研究方法做出科学的改进，又必须在方法论上做更加深入的反省，以重建格林教授所说的“比较教育之精神结构的基石”。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比较教育精神结构的传统基石，但并未从根本上否定比较教育研究存在的价值。正如戴尔(RogerDale)所言，“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同质性，甚至也不增加各国教育制度之间的相似性”，因此，我们仍然可以“把全球化的重要因素分析出来，指出那些限制和引导其对教育制度之影响的因素，从而站在更好的位置上从国家的和比较的两个角度来回答教育的核心问题”。［12］问题在于要成功地把这些因素分析出来，并对其进行可靠的研究，比较教育研究之“比较”必须进一步进化。面对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比较教育被指责经常堕落为旅行者见闻、政策主张和对不科学政策借鉴之投机取巧的理论说明，若想避免这些指责，它就必须进行比较，而且要系统地进行比较。”［13］比较教育研究之“比较”需要进化，亦即比较教育研究在方法上应当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和科学化。它必须重新找到其精神结构的基石，并由此出发建立一整套逻辑严密的方法论体系，从而像社会学等学科那样，在自身科学化的过程中逐步证明其独立存在的价值。
二、走向比较教育“学”
在国际上，比较教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逐步展现了科学化的趋势。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一被称作“科学方法时代”的发展阶段看作是比较教育“破茧化蝶”的时期。比较教育研究一方面大量借鉴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又坚持自己的国际视野和比较视角，并开始了关于自身学科同一性的反思。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诺亚和艾克斯坦就曾这样描述比较教育的新发展:“总的来说，比较教育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已经从好奇阶段步入了分析阶段。这一发展或许可以分为三个维度:从不加区分的数据采集到更大的精确度;从国际教育合作中的慈善到专业精神(professionalism);从基于直观的分析到科学的解释。”［14］问题在于这种科学化的努力，很多时候仅仅局限于技术上的改进，而没有真正触及比较教育研究的精神基石，因而它并没有如孔德和迪尔凯姆把实证精神成功地变成整个社会学界的集体无意识那样，成功地把科学的“比较”变成比较教育学家们的共识。比较教育研究需要的不仅是技术的改进，它更需要的是学科同一性及与之相适应的专业精神，即通过科学的方法论建构，逐步从模糊不清的“比较教育”走向有清晰逻辑结构的“比较教育学”。
首先，“比较”须从一种“形式”和“工种”还原为一种研究方法。比较教育研究之“比较”指的并非只是把两国的教育现象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性的描述，它绝不仅限于这种“形式”上的比较，而是要做因素的分析，并在对多种因素之间复杂关联的比较中，得出对教育规律的新认识。要得出对教育规律的新认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比较教育研究不能继续只是在教育科学研究中承担有关国外教育资料搜集与信息报道任务的特殊“工种”，而要重新回归一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教育学科。其次，比较教育研究须还原为正常的社会科学研究，即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它就必须加强方法论的建构，从而实现其自身的科学化。与孔德和迪尔凯姆时代的社会研究通过方法论的探究成为社会科学一样，比较教育研究亦须先完成方法论的科学化建设，才能使自身真正成为教育科学学科群中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略滞后于社会研究的科学化进程，但比较教育研究对自身科学化的探索早在上个世纪中叶即已开始。无论是贝雷迪的四步法，还是诺亚和艾克斯坦的科学量化法，抑或霍姆斯的问题法，皆以比较教育研究科学化为鹄的，因而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探索。或许是由于教育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这些探索最终都没能成功地把比较教育研究纳入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化轨道。在“比较”之科学化的探索中，贝雷迪曾提出一个在比较教育学界有很大影响的“四步法”，从而把比较教育研究带进了一个与那个以简单资料搜集和“比较表”为主要方法时期完全不同的新时代。贝雷迪把比较教育研究分为“描述”、“解释”和“并置”、“比较”四个步骤，［15］
其中“描述”和“解释”属于区域研究，而“并置”和“比较”属于比较研究。在这里，国别研究和区域研究实际上已经成为比较研究的基础和预备，比较研究已经从别国教育现象的描述和介绍中走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形态。诺亚和艾克斯坦以其科学量化法的四个步骤，即“提出假说———数量测定———参照研究———理论分析”，在一定意义上把比较教育研究向科学化推进了一步，但他们把这种科学化局限于量化分析，因而在面对教育这种复杂社会现象时，大大限制了这种科学化的普适性和可迁移性。总的来说，这些探索均囿于技术修补，而不是根本的方法论建构，所以，都未能形成足以引导比较教育走向比较教育学的理论通约性。从回归社会研究之科学化进程的角度，我们或许可以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尝试这样一种“五步法”:“问题(假设)的提出———资料的采集———资料的描述与解释———跨国(地区)或跨文化并置与比较———问题的解释或解决(假设的证明或证伪)”。在这里，我们把“比较”作为分析事实以证明或证伪不同因素之间因果联系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就在一定意义上将其还原为迪尔凯姆探究社会研究之科学化时期的“比较”了。这五个研究步骤在总体上与一般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没有太大区别，其特殊性主要在于这里的“比较”总是“跨国(地区)或跨文化”的，这是比较教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重要特性。
第三，最重要的是要凸显比较教育研究在教育科学诸学科中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特别是发挥“比较”在促进教育学科的科学化方面的重要价值。不仅是比较教育，实际上绝大多数教育学科的科学化任务都未能很好地完成。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可以归因于科学化的“比较”在教育科学领域未能充分实现。面对这样一个艰巨而极有价值的任务，比较教育研究应当在一定意义上回归最初朱利安时代“比较”的梦想，通过自身的科学化，推动其它教育学科的科学化。在所有教育学科中，唯有比较教育学是专门对教育现象开展跨国(地区)和跨文化比较研究的，且唯有比较教育学是专以“比较”为基本研究方法的，这就决定了它要在教育诸学科的科学化过程中担负特殊的使命。换而言之，比较教育要经由科学化而走向比较教育“学”，它就必须能够提供关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社会教育现象的跨国、跨文化深入研究的成果，必须能够为跨国和跨文化的教育经验之借鉴提供科学的而不只是信息和现象描述的服务，必须能够从跨国和跨文化角度对教育问题展开真正的科学研究，从而为教育科学的发展作出独特贡献。
科学研究方法论范文6
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所需用的物理知识，不见得比所需的哲学思维多，爱因斯坦头脑中的哲学成分一直是人们的研究课题，因为是他成功地改变了后来者对宇宙时空观的看法。虽然在儿童时期，他的智力发育迟缓，但他那刨根问底的哲学探索精神使他对空间、时间的钻研比别人更深刻。他曾说，他受过斯宾诺莎哲学的影响，倾向于唯理化，但是他又始终注重实验事实，“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哲学理论思维。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根据恩格斯和列宁关于辩证自然观的思想，反对把粒子看做“物质的终极”，站在“物质具有无限层次”这一立场上致力于物质结构研究，l956年他提出了包括奇异粒子的复合模型，认为强子是由原子P、中子n和∧粒子这三种基础粒子组成的，“坂田模型”在解释和预言强子的性质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这是坂田昌一长期坚持自觉学习和运用自然辩证法的结果。
他写道:“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像珠宝的光芒一样照耀着我四十年的研究生活。”［3］在牛顿时代，研究机械力学，没有辩证法相对来讲还过得去。然而，在今天，辩证法成为自然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方法。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离开了辩证法将寸步难行。现代科学的许多复杂问题不能单靠实验的方法来解决，要借助于想象力和哲学思维。例如，我们无法直接观测电子等许多基本粒子的实际运动状态，只能在一些模型或理论的基础上进行间接观测，而这种模型或理论的建立就需要哲学的帮助。关于几十亿光年以外的天体情况，几十亿年以前的宇宙状况等，都无法直接用实验来验证。各种宇宙学说的建立离不开哲学的指导。辩证法对现代科学的指导作用一天比一天重要。
人类借助于科学实验活动，把我们的认识从已知的此岸引向未知的彼岸，包含了观察、假设、推理、实验、论证、检验等阶段。在每个阶段中，以及从这一阶段转移到另一阶段时，都必须要有充分的依据、合理的原因、严谨的推理、科学的验证。归纳、演绎、类比、分析、综合的过程，就是对感性材料进行整理，通过科学抽象做出哲学概括的过程，这对整个科学实践活动起着一般方法论的作用，是最高层次的科学方法。地壳运动的板块模型的建立是现代地质学的重大发现。这之前经历了大陆漂移假说、海底扩张假说和板块构造学说三个阶段。最先把大陆漂移作为一个假说提出的德国气象学家魏格纳，设想全球的大陆曾经都连在一起，称之为“联合古陆”，并给出联合古陆破裂、漂移过程的图示。
魏格纳认为使大陆漂移的动力是地球自转的离心力及太阳和月亮产生的潮汐力。但是，地球物理学家的计算表明，这个力实在太小，不足以推动大陆的漂移。20世纪60年代，美国地质学家赫斯提出“海洋扩张假说”，他认为，大陆不是作为独立体运动的，而是与海底连在一起在地幔软流圈上移动。60年代末，在海底扩张说的基础上，美国的摩根、法国的勒比雄和英国的麦肯齐共同提出了“地球板块构造模型”，这一学说成为新的地球构造理论。从大陆漂移学说、海底扩张学说到地球板块构造学说，每一个学说的提出，都是从假设开始，在观察或实验方法无法企及的情况下，借助抽象思维的能力，反复分析、推理而概括得出的结论。所以，“概括”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在每一个阶段演进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从20世纪50年代起，带领数学工作者深入生产一线，潜心探索一条让数学更好地为发展国民经济服务的途径。
他在常年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概括为:大统筹、广优选、联运输、精统计、抓质量、理数据、建系统、策发展、抓工具、巧计算、重实践、明真理。凝练的36个字，处处闪烁着哲学思维的光芒，今天这套方法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哲学方法论在自然科学中的典型应用。事实证明，只有那些认真实践而又善于思索的人、善于概括总结的人，才有可能在科学探索中捷足先登，摘取科学之果，也才能成为推广科学成果、促进科学进步的强大力量。从这种探索过程中可以看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及其向各个领域的广泛渗透，尤其是数学方法的推广和应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横断学科的发展，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逐步相互渗透，日渐趋向统一。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所指出的:“在现代科学技术中所用的研究方法也逐渐统一了，不能区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
由于理论思维的工作特点是抽象的理性功能，不需要实验室，而是在头脑中运用科学的逻辑加工感性材料，突出了事物的主要特征，因而使人们更便于发挥科学抽象的作用，使理想形态的研究结果超越现有条件，指明研究的方向，形成对新事物的科学预见。因此，正确的理论思维能够对客观世界做出科学的预见。这些科学预见往往经过科学技术手段的进步，在一系列研究活动中得到证实，从而形成新的科学理论。通过哲学思维所进行的科学预见，在历史上非常之多。恩格斯运用辩证法对当时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做出了很有见解的分析，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预见，对机械运动中两种量变的争论做出了历史的总结，对原子可分、电子运动的物质基础、放射到太空中去的热能量重新集结，物理学和化学之间边缘科学的发展，人工合成蛋白质的可能，非细胞生命的存在等做了预见。
科学研究方法论范文7
关键词:公共管理;科学研究;基本逻辑
关于公共管理研究是一种解释性研究还是行动性研究，因对公共管理研究本身界定不清而导致认识有些混乱。马克思有一句至理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马克思看似强调改造世界的重要性，但是解释世界同样重要，改造世界须以解释世界为前提条件。公共管理研究取向应该是兼具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首先要解释世界，其次才能改变世界，对公共管理现象的科学认识和解释是改变公共管理实践的基础。公共管理研究具体可分为三类：学术研究、咨询研究、评估研究。公共管理学术研究是另外两种研究的基础，只有对公共管理规律进行较好的把握，才能进行相应的咨询研究和评估研究，所以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也称公共管理科学研究。公共管理科学研究取向有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行动性研究。不论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的哪种取向，都包括三个基本活动：诠释理论、寻求经验、匹配理论与经验。由此引申出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的三重逻辑：理论逻辑、经验逻辑和方法逻辑。
1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理论逻辑
凯恩斯说过：“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2]公共管理科学研究不能纯粹是经验材料的堆积，其必须有一定的理论指导。能够指导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的理论，是介于公共管理宏大理论与微观理论之间的中层理论。首先，公共管理中层理论的界定。理论是通过假设、观察、检验而得出来的有关现象和因果关系的一系列互相关联的结论。理论代表着人们探索世界的规律，研究借助于理论思维或理论概括才能实现，否则只是简单停留在具体事件上的描述，无助于公管理实践的进步。公共管理中层理论是介于宏大叙事的一般理论与细节描述的微观理论之间的理论。公共管理中层理论“能够有效响应时空条件转换的需要并充当沟通宏观理论与具体经验的桥梁”。[3]对于公共管理科学研究而言，如果不能在受各种条件限制的事件中概括出具有共性的本质联系或必然趋势，那么就形成不了对公共管理发展变化总体趋势的一般性认识。其次，公共管理中层理论的类型。公共管理中层理论根据不同维度，有不同划分方式。根据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的目的，中层理论可分为描述性理论、解释性理论和行动性理论。描述性理论如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解释性理论如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行动性理论如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根据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的领域，中层理论可分为公共组织理论和公共政策理论。公共组织理论如绩效管理理论、政府再造理论和网络治理理论，公共政策理论如政策网络理论、政策执行理论、政策工具理论和政策评估理论。最后，公共管理中层理论的应用。公共管理中层理论为我们认识公共管理现象提供了理论视角，通过不同的理论视角对待同一件事情都会有不同的解释。在公共管理科学研究中，尽管有使用理论工具的意识，但在理论工具选择方面往往存在着以下问题：理论工具选择太多，理论范畴太大或不恰当，如选择治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甚至公共政策理论为工具，导致在后面的经验分析未能体现理论视角，过大的理论难以应用到具体的经验研究中。在公共管理科学研究中理论选择方面应选择较具体的，如治理理论下面的分支理论——协同治理理论、网络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等。
2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的经验逻辑
以往公共管理研究多充斥概念演绎或推理，从概念到概念忽视公共管理经验的研究难以称得上科学研究，公共管理科学研究必须以中层理论为指导，并建立在公共管理经验的坚实基础上。首先，公共管理经验的界定。经验指从多次实践中得到的知识或技能。公共管理经验就是从公共管理实践中得到的公共管理知识或公共管理技能。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公共管理经验往往是公共管理实践者的亲身经历或个人体验。公共管理经验进入研究过程，成为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的素材，依赖特定的资料搜集方法和资料分析方法。资料搜集方法用于获取公共管理实践者的经历或体验，资料分析方法用于整理这些经历或体验，以学术性话语重新把其呈现出来。其次，公共管理经验的类型。从前面对公共管理经验的界定看，作为研究素材的公共管理经验，主要包括公共管理活动产生的文本知识和实践知识。前者主要是一些文献资料，如政府工作报告、政府文件汇编、政府统计资料等；后者是实际调查获取的资料，包括政府活动过程、政府间关系、官员公务行为、政府与公众关系、政策执行情况等。对于这两类资料获取的公共管理经验有不同的理解逻辑：一类是公共管理文本逻辑，主要通过文献资料得到的经验；一类是公共管理实践逻辑，主要通过访谈、观察或问卷等调查方式获取的经验。对公共管理经验的理解一直存在文本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悖论，公共管理科学研究要把文本与实践相结合，以理解丰富的公共管理经验。最后，公共管理经验的应用。如何看待公共管理研究经验，在中层理论的指导下应遵循三个原理。一是差异原理。公共管理经验的相同点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其呈现出的不同才更具研究价值。如两个地区资源禀赋相同，发展绩效却不同，或两个地区资源禀赋不同，发展绩效却相同。二是分组原理。公共管理科学研究应坚持从集体层面解释经验之间的差异，即用一种公共管理经验去解释另一种公共管理经验。如政府绩效问题可以用资源禀赋去解释，把资源禀赋分为不同的组。三是情景原理。从某一公共管理环境归纳出来的理论，不能够立刻予以普遍化，或被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环境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理论大多来源于西方，因产生的社会背景不同这些理论是否适合我国国情本身需要检验。同样，公共管理理论是否适用于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公共管理经验，也必须先加以检验。
3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的方法逻辑
公共管理科学研究方法是为获取公共管理知识而采取的途径、步骤或手段等。我们在公共管理科学研究中使用方法的目的在于发现新现象或提出新理论，以揭示公共管理现象的内在规律性。公共管理科学研究方法是连接公共管理理论和公共管理经验的桥梁，通过一定的方法将理论和经验相匹配，以进行理论建构或理论检验。首先，公共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界定。公共管理三种研究类型对应不同的方法。科学研究以寻求公共管理规律和知识为目的，对应的是实证研究法；咨询研究以解决公共管理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为目的，对应的是组织设计法和政策设计法；评估研究以评估公共组织设计绩效或公共政策设计效果为目的，对应的是绩效评估法和政策评估法。因此，公共管理科学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法为主要方法，其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寻求知识、把握规律的方法，整个研究过程围绕研究问题的提出和解答。[5]其次，公共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层次。公共管理科学研究方法分为三个层次：方法论、研究方式、具体方法及技术。第一层次为方法论。方法论涉及到公共管理研究过程的逻辑基础和哲学基础，即科学主义和自然主义。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是这两种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第二层次为研究方式。研究方式指公共管理研究中采取的具体形式或具体类型。公共管理科学研究常见的研究方式有实地研究，实验研究、调查研究、文献研究。第三层次为具体方法及技术。具体方法及技术指在公共管理研究中所使用的各种资料收集方法、资料分析方法，以及各种操作技术。与上面四种研究方式相对应，研究者可采取各种资料搜集方法和资料分析方法。最后，公共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公共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主要涉及到确定研究对象、明晰分析单元和选择抽样方式。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一般包括公共组织和公共政策。以公共组织为研究对象涉及到组织结构设计、政府运作绩效、政府改革动力等问题；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涉及到公共政策设计、公共决策机制、公共政策执行和政策效果评估等。公共管理的分析单元包括个体、组织和政策。在公共管理相关研究主题中很少以个体为层面，大部分为组织间关系，如果分析单元选择的是组织，问卷调查往往难以进行，只能以案例研究方式进行。抽样方式包括定量抽样和定性抽样。定量研究分为概率抽样和非概率抽样，在公共管理科学研究中多为非概率抽样；定性抽样主要涉及案例选择问题，一般案例研究不讲代表性只讲典型性，所以由案例研究得出的结论因外部效度有限往往难以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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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方法论范文8
经典实用主义以社会科学介入现实问题的解决，从而形成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的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实用主义真理观：为信仰服务。对一个命题的判断通常有真假两种结果，实用主义学者的评判标准不再是“符合论“”融贯论”或是“多余论”等，而是一种某种意义上的一致。这就意味着只需要谈话诸方在他们共同的信念下认为某一个理论或某一类思想可以达成一致就可以了。在那之后，实用主义被搁置了很久。但最近，甚至是在更早的时候，它又被恢复了它在美国的地位。其实，这是可想而知的。实用主义这次的回归不仅保持着经典实用主义的传统，还带来了新的内容。实用主义的包容性越来越强，可以使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这就不难解释它的生命力。新实用主义的思想主要是以罗蒂为主的后哲学思想。他的思想把许多学科都包容了进来，尤其是文学、政治和道德伦理。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学科有了可以冠以“科学”的合法地位。在很多时候，罗蒂认为文学、政治或是伦理道德比传统社会科学学科还值得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实用主义，不仅在美国站稳了脚跟，而且在美国的外交手段中，我们可以不断地看到他们的实用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仅是一种功利的、利己的，同时还是开拓的、探索的。二是实用主义研究方向：以人为本。实用主义的魅力是当你使用这种方法论时候，你会感到很轻松，很有效。它的研究永远是一种向上的力量，这应该与它的理论渊源有关。在实用主义哲学中我们永远都抹不掉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子。这样的理论告诉我们，人类或是其他物种都遵循优胜略汰、适者生存的原则，所以我们的研究就会越来越复杂同时也是向上的。在实用主义的思想中，我们同时还能清晰地看到以人为基础，尤其以人的兴趣和情感为出发点的唯意志论的影子。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在实用主义中可以找到。
实用主义很注重的是研究某一问题的兴趣，以兴趣为出发点，便可以充分调动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更有利于达到有效的目的。同样来自于唯意志论的观点，即对人本身的考虑很重视。这点达成共识：“人类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进行思考的生物。当我们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那些把自然科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大部分理论原则便不能使用。”因为，研究人类不能仅仅通过对某一个社会背景下的他们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推而广之。我们需要在特定的时期、背景、文化中判断他们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语言所表达的观点，而理解这些语言的重点便是语言的环境。因此，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实用主义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这个方法会让我们在了解我们自己和周围环境的同时，变得开心、有趣和更有上进心。实用主义方法论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三是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实际且多元。实用主义作为一个哲学学派，他们没有明确的界限，只是有些观点属于实用主义的范畴，尤其体现在对社会科学研究中。许多哲学学派一直以来都信奉自然科学研究框架下的社会科学研究。因为他们认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其实他们赞同了价值中立原则，认为历史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应该不带有个人感情和价值导向来研究社会现象。”
但无论是实用主义学家皮尔士的科学主义、还是詹姆斯的意识流、还是杜威的工具论都充分地证明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或完全客观。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类行为、人类的生活习惯或是他们的信仰，都没有办法摆脱掉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和能够影响他们的信仰。而生活环境和信仰都是有局限性的。因此，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种观点在某种社会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另一种背景下则是无解的。比如，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男孩子在路上看到一个吸引他的女孩子，通常会上下打量一番，然后看着她的眼睛微笑。而对方也会为自己被关注而感到骄傲。如果换个场景，结果就会大相径庭。假如刚才的行为我们在美国的黑人区做一次，估计那个男孩子就难逃一劫。因为在那里的社会背景下认为盯着不认识的陌生女孩子看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甚至是一种轻微的性侵犯行为。因此，我们很难在有限的时间里找到一种通用的社会行为准则。
在使用实用主义的方法论研究社会科学中，有两位学者起了重要作用。第一个人是库恩，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为实用主义这个不能体现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的理论提供了成为科学理论的基础条件。因为库恩对那些“反常”的理论提供了自我修正的条件。我们的社会科学理论在不断地“前进”，但如果仅仅因为他们不符合某种严格的逻辑框架就剥夺了他们生存的权利，显然是不公平的。只有当他们的理论内核真正的“坏掉了”，我们才可以宣判这些理论的不可存在性。而在这里，我们认为的内核不能再使用的标准是：实用主义的理论无法让我们的问题变得更加容易解决。就像各大学派一直在争执的主观与客观的区别。第二个人是罗蒂，他的种族中心主义为我们研究社会科学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方法。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例子，这样的现象在社会实际中比比皆是，还有很多奇怪的、我们无法理解的、可能与某种宗教信仰有关的现象。当我们面对这样一群与我们生活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相差很远的人并与之交往时，又该怎么办？罗蒂的办法是以自己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为出发点，与对方沟通。我认为，这个办法可能不是最快的沟通方式，但一定是最有效的沟通方式。我们的信仰和观念不一定要强加于对方，只需要找到可以达成共识的信仰和观点即可。找到共同点会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对方的行为和语言有帮助。
这样的理论和实践框架更有理由让我们相信实用主义在研究社会科学的问题上并不在意理论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合，而是否能有效地成为行动的向导、是否能有效地解决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是否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实用主义学家们不在意社会本身是什么样的、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更关注的是现在的生活环境是否是居住在这里的人类想要的，如果不是就听从内心的呼唤，向着自己喜欢的方向努力改造。他们信奉的是这样的信仰，就像爱因斯坦说的“：有很多时候想象力比知识重要，想象力无限而知识有限。”按照实用主义的思想这句话是真的，因为他们还信奉另外一句话，就像皮尔士所说的：“每一个真值的句子都是为某一种信仰服务的。”而在这里，人类的兴趣就是他们的想象力的向导，他们在这样的想象力的条件下探索社会科学，就像经典实用主义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实用主义哲学剖析社会科学是需要我们以人类需求为本，以兴趣为出发点，以效率为落脚点。在这个问题上罗蒂———新实用主义的代表，延续了实用主义探索社会科学的精神，在新时期展现出他与前辈和同时期社会科学研究的哲学家不同的新特点。
二、新实用主义中的社会科学哲学：为社会科学哲学发展扬帆
20世纪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似乎越来越不能很好地处理实际问题。一种继承并发扬经典实用主义的新实用主义油然而生。新实用主义继承了经典实用主义的主要精神，即以人类需求为出发点、以兴趣为研究起点、以信仰为真理的判断标准、以效果为检验理论的最终标准。在我们可以找到的参考文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实用主义有它特有的理论观点。而新实用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当属罗蒂。罗蒂的实用主义思想与经典实用主义思想的联系和区别是清晰可见的，尤其他提出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他的后现代哲学思想不仅颠覆了我们对哲学基础地位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论给了我们新的视野。所以我们选择对他的观点进行说明和解释，后现代哲学的思想可以基本代表新实用主义的理论特点。后现代哲学思想主要强调语言哲学的重要性。他不太重视经验对哲学的重要影响，而是注重我们的语言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正像他自己赞同哈贝马斯那样：“交谈理性代替了主体核心理性”。交谈、互动的研究方式，不仅表现出对杜威和詹姆斯的思想的继承，同时也看到罗蒂把研究重点放到了沟通的语言中来。罗蒂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应用，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个人主义与整体论的完美结合。研究社会科学哲学的学者对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并不陌生。尤其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还是整体主义的问题上多少都有分歧。社会学家涂尔干坚决支持方法论整体论。坚持整体论的哲学家必然会忽视个体在整个社会中的影响力；而很多经典实用主义哲学家都偏向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非常注重个体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忽视整体的作用。但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我们需要找到的是社会背景下的社会规律或是较为普遍的特征。但鉴于社会环境的多变性和复杂性，我们在此讨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或是整体论就十分不妥。罗蒂在他的后现代哲学中认为：“把个人的自我创造和社会的团结同等对待，是同等有效的。”[5](P47)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他把这个问题的界限弱化了，也可以说他把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整体论的研究方法分别做了限制性的解释，即社会的发展是由个人做的，但个人的才能和价值需要有社会的发展来体现，在不同范围讨论不同的内容。
二是实用主义真理观的进一步发展。在上文我们已经对实用主义真理观有所讨论。对于一个句子的真值的判断通常以是否符合某种信念作为标准。因为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会带来不同的信念，虽说这个会随着该地区的人类的不断认识的变化而变化，但信念还是有较强的稳定性。信念来自于我们对一个事物的习惯性认识或习惯性行为。这种习惯性的行为有时候会带来一定的惰性，习惯于这样认识和行为的人不再会为更先进的发展而劳烦。罗蒂在这里指出了他的有所改进的真理观：真理便是可以指导我们成功的与世界打交道的那些句子所支持的信仰。“成功的”为我们的信仰提出了检验性的标准。较以往来说是不同的，按照他的思想我们需要与世界打交道，每个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下的人类是另一处人类需要打交道的对象。打交道时虽然要以自己的信念为出发点，但只有那些可以与对方达成共识的信念才能算是“成功的”。
三是大哲学的概念。实用主义在研究社会科学时候都很清楚他们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心理学等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学科。但其实这些学科都有较为严密的逻辑、严谨的思想和他们独有的名词及属性。他们同样是由被系统化了的、抽象化了的概念和定义组成。比如《社会学原理》《经济学原理》《心理学原理》这类的书籍，它们包含了作为这一学科共同的、普遍的、较为一致的内容。因此，这些学科知识内容与研究方法不同，但它们同样来自于理性的总结和概括。它们的研究对象相对稳定。相比较而言文化、艺术、伦理和政治中人的主观意识参与的较多，对于文化、艺术、伦理和政治的研究理论性更为弱，但地域性和社会背景的限制会更多，这样的研究更加符合实用主义的精神。当然，罗蒂并不局限于对哲学认识论的扩充，还有对方法论的丰富。他更加欣赏用文学批判的方法来与世界和不同的人类打交道。他认为：“实用主义的复兴超过了哲学的界限，还涉及文学的批判、社会政治问题而较少地关注自然科学。”这个思想与罗蒂反基础主义的思想，在逐步瓦解哲学的基础地位，从而更加突出人类情感和交流的重要性，最终侧重于文化及政治的研究。
四是以语言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正如之前所提到的，罗蒂所强烈支持的交流方式和沟通手段都是为了了解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下的人类生活，从而可以有效地解决发生在那里的社会矛盾，最终促使社会进步、生活幸福。因此，语言在他的研究中是关键性的研究对象。这个特点也是新实用主义与经典实用主义标志性的区别。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经典实用主义与新实用主义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最重要的是经验；后者最重要的是语言。”这与他的反本质主义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罗蒂的研究目的并不是要找出实际与应该的区别、本质与现象的区别，最终找到实际和本质，而是忽略此问题，找到对话中我们要表达的意思是否是我们的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意思。
如果想了解对方语言中的真正含义，就要了解表达人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对于研究人员而言便是要了解这其中的差异，为我们的语言环境提供这种差异。找到了差异就找到了冲突，找到了冲突就找到了矛盾。当我们解决矛盾之时就是我们达到共识之日。这样我们即可顺理成章地找到对话中的共同点，进行有效的沟通。不难看出，罗蒂的后哲学文化思想其实就是用文化的思想来丰富哲学的内涵。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一定会在保持中心思想不变的情况下丰富并蓬勃发展。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承载着历史使命比其他哲学学派对社会科学哲学的使命要丰富、多样并且有效。因为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基调就是为解决与人类生活有关的实际问题的。他的检验标准并不是理论的严谨性和思维的逻辑性，而是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少可以采用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就像是一本生活百科，它是一种工具书，更是一本洗涤心灵的书籍，它会为我们带来阳光般的色彩。
三、未来实用主义中的社会科学哲学：为社会科学哲学升华保障
基于对经典的和新的实用主义社会科学特征及其哲学思想的概括总结，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其研究和发展趋势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
第一，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内容极为丰富。实用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方法论，用它来研究社会科学不难想到它的范围会扩大。这里不仅仅体现在研究内容的扩大，还有研究方法的扩大。从研究的学科内容上来说，经典实用主义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局限在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方面。但新实用主义的社会研究已经拓展到文学、伦理学、政治学等方面。可以说在以后的研究中还有可能拓展到其他领域。只要社会中存在行为和思想的地方，都会是实用主义方法论下所要研究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的发展趋势势必会向着更加注重人的情绪、欲望、梦想等人类特有的方向发展。这与所谈的中国梦是一脉相承的。“梦”就是实现民族复兴、增强民族自信的梦，这个梦是现实的，是可以实现的，推而广之，世界的“梦”也会实现的，关键要立足于“人”。在对这些学科的观点上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并行观点。这些观点可能是相互交织并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因为这是由社会科学的特点所决定的。我们可能会认定某种理论是正确的，因为它的确为我们的社会问题带来解决方案；但我们很难说哪个理论是错误的，因为不同的社会背景为那些在其他一些社会背景下无法解决问题的理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只要它存在，就有生存的权利。”从研究学科的方法论上来说，实用主义的理论渊源非常丰富，这就不难看出它的方法论是开放性的。用实用主义研究社会科学的哲学家们都兼有另外的“身份”，因此，其他的研究方法也为实用主义研究社会科学注入了活力。不仅如此。同样是由于社会学科的特殊性，笔者不难看到研究各个学科的学者们同样具有研究他们那个学科领域的方法：比如，教育学方法论、法学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也有这一特点，但是社会学科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得几乎是淋漓尽致。
第二“，对话模式”的社会科学哲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是灵活的、丰富的并且是包容性极强的哲学，所研究得出的理论也是开放的。一种“对话模式”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方法来源于詹姆斯意识流原理，发展于杜威的生物体间的互动理论，在罗蒂这里演变成为较为具有文化特色的“文学批判”模式。但无论是什么样的表现形式，什么样的载体，最终都呈现出一种“行为———反馈”的模式。与其说是一种对话，不如说是一种思想的碰撞，来自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下的思想碰撞。这种碰撞是明显的、最直接的交流。有了最直接的碰撞，才能有最深刻的解决方式，解决后我们在不同的情境下，就会达成最有效的共识。这种共识是有益于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当然，这样的对话不仅仅体现一种思想的碰撞，还显示出语言对我们研究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语言是人类特有的表达方式，我们要通过语言研究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但同样也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对于语言的研究还会有较大的困难。在苏格拉底时期，我们认为“：如果语词能够完全模仿事物的本性，我们就得到完善的语言，然而世界语言却总是由约定来加以补充。”
洛克对词语的认识给了我们新的启示，他认为“：一个词语的意义不是要表达这个事物本身，而是要表达说话人的观念”。这样的描述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对话交流的意义本身就在于要有效沟通，达到基本共识，在有限的范围内找到社会的基本规律和内在本质。而洛克这样的解释与新实用主义的“词语的意义仅限于对话范围内”的观点是一致的。很显然，这样的研究方法将会成为我们今后研究社会科学的主要指导思想。“科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神秘的词语。很多非专业人士感觉它离人类生活和日常活动很远，因为，当我们一提到“科学”一词时，首先想到的都是难懂、生涩的专业名词，严谨的理论思维和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那些只有为数极少的人才有天赋碰触到的神秘领域。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按照实用主义的思路分析，首先，很少有人对那些领域感兴趣；其次，那些领域的专有名词当下记得，因为不常用所以随后就忘记；再次，能够有严谨的逻辑一定不与繁杂的生活打交道。但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便不再让“科学”神秘，他们会使得“科学”亲民化。
“科学”知识本应该为人类生活服务，很多人认为“在大部分的时间里，科学家们通常会把精力放在理论的争辩中，至于可行性的问题，他们考虑的略微少。”实用主义则不同。他们并不对“现象是否反映本质”的问题争论、也不为“当一个人说话时候牵动了多少块肌肉”这样的问题而烦忧。当他们研究孩子的教育应该着手于他们感兴趣话题的时候，就奠定了这样的基础：要想使孩子们做出卓有成效的事情，兴趣是起点，当他们找到一个感兴趣的话题时，他们自然会为成功找到最有效的路径，而这个路径就是“对话”，对话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这样的方法论理念把“科学”带到了生活中，而随着实用主义方法论在研究社会科学的道路上广泛运用“，科学”就会俯下身子与他的“子民”亲密接触。综上所述，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是一个十分有活力的分支学科。它不仅为我们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最有效的“工具”，进而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同时也为我们的思想提供养分，让我们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尽可能多地拓展视野。
四、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再也不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有声战争，而是以市场和国民生活水平为主的无声无息、无硝烟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所有的国家都在奋力保卫自己的经济领地并以此为依托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掠夺。这是经济实力的比拼，更是综合国力的体现。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就算没有战火，也要知道战争其实已经悄然开始。这个现实让我们明白，在处理与别国之间关系时候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我国的经济基础，对他国的实力有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生活在本国的百姓对经济的发展体会最深。因为，经济的发展会给国民带来快乐。怎样能够使国民生活得快乐，同样也是实用主义解决社会问题的课题。在当今社会，国与国之间也需要“对话”，但首先我们要站在同一个对话的平台上。那么，平台的高低取决于我们的经济实力。具体而言，涉及到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两个方面。然而，怎样才能做到那只“看不见的手”对市场自身发展既有约束又有自由，也就是宏观调控怎样才能做到不对市场自行发展进行过多干预。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国民幸福和快乐。
我们的经济理论研究也应该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无论是《国富论》还是《经济学原理》都体现着这一研究目的。而我们的经济理论指导经济政策的制定，经济实践来完善经济理论。无论怎样，经济理论是一种方法，它告诉我们要切实发展，以国民生活的幸福感为一切理论研究和政策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发展即开放，我们同样要抱以开放的态度来发展经济。例如，区域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大量的资源，而这些资源从来都是国家严控的范畴。但是我们很清楚，多种方法的比较才能为资源开发选择到价值最大化的方法。这就需要政府抱以开放的态度来接受私人或团体优秀的经营理念。与此同时，我们深知资源是有限的，重商主义不能完全流入资源领域，这就需要宏观调控这只看不见的手对该行业进行调控。无论用怎样的方式，我们都要在科学的经济理论指导下努力发展经济，国家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保证经济体系健康快速的运行、其实我们都已经体会到这样的好处。在这种既有外界压力，又有内在需求的环境下，深入研究经济理论更加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