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范文1
论文关键词 司法体制 改革方向 目标 原则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司法体制建设与改革的实践探索创新从未止步，历届政府对于司法体制改革都高度重视，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战略标志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进入了制度创新以及机制创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六大更是将司法体制改革上升到了社会公平正义的高度，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的具体方向，党的十八大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战略高度对于司法体制改革的进行了阐述。经过历届政府的不懈努力，我国司法体制建设与改革成绩斐然，目前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司法体制。然而司法体制改革本身是一项难度大的系统性工程，回顾以往的司法体制改革更多的停留在机制层面，司法体制深层次矛盾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这导致司法体制与社会主义建设依然存在诸多的不匹配，严重的拖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未来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将会进入深水区，改革难度以及改革阻力都是前所未有，在这种背景之下，对于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对于未来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方向带来有益探索，促进事发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
一、司法体制改革的现实迫切性
司法体制作为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司法体制建设起步晚，同时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也没有现成的经验模式可以供借鉴套用，因此目前司法体制建设中存在各种问题在所难免。然而随着的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司法体制存在的弊端不断显露，成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阻力，在这种现实背景之下，司法体制改革的迫切性愈加彰显。
（一）推动经济体制完善的必然要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又影响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步伐不断加快，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巨大转变，经济基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生产关系、要素配置机制、生产方式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经济基础的改变必然会带动上层建筑的变化，在经济体制变革的推动下下，我国政治体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一个现实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政治体制已经成为了我经济体制不断完善道路上的巨大瓶颈以及障碍，二者之间的不匹配已经开始影响到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司法体制作为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属于上层建筑的内容，司法体制落后经济体制发展的需要，经济体制的完善必然受阻，如果司法体制不能够尽快的适应经济体制变化的要求尽快迎头赶上，那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必然难以为继，改革开放多年所取得的成果也会功亏一篑。
（二）落实依法治国战略的客观需要
依法治国战略承载了我国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希望和梦想，依法治国强调的是法律在一个国家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权力机关以及工作人员，需要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依法履行自身的职责，任何人违反社会法律都要依法受到追究。依法治国战略要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司法体制作为依法治国战略的重要内容以及实现手段，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防线，执法必严与违法必究实现的保障。我国司法体制中目前存在的弊端已经与依法治国所倡导的公平正义要求不相匹配，与民众对于法治社会公平的期盼相脱离，很多司法体制方面弊端导致的社会公平正义受损，严重的影响到了公众对于司法体制信任。这种背景之下，我国必须要加快司法体制改革，立足于依法治国战略的基本要求，建设公正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体制，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从而助推我国依法治国战略的全面落实。
（三）提升政府公信力的现实选择
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是政府公信力提升的一个现实选择，司法部门作为政府公权力的具体运用组织，其公权力的使用中能否做到公平正义，将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于政府信任和满意。我国这些年在经济转型、社会转轨的时代背景下，各种人们内部的社会矛盾呈现出来高发以及频发的趋势，加上社会基层的不断演化，这给司法部门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一些司法部门在工作中没有做到公平正义，一些权势阶层凭借自身的权力资源，倾轧弱势群体，司法部门做不到秉公执法，严重影响到了司法部门的权威，同时对于政府公信力更是一个极大地损害。鉴于此我国要加快司法体制改革，针对当前司法体制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制定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逐渐破除司法体制中存在的影响司法调制不公的因素，让司法部门运用好政府的权利，能够在代表好的政府的形象，保证对各种案件审判的公开公平，增强人们对于司法体制的信任，并带来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二、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及原则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进行了具体的界定，就是要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切实维护好人民的权益，让每一个公众都能从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在司法制度建设方面，公正是司法制度的核心价值，只有做到公正，才能够让社会自觉接受、遵守司法制度，每一个人都平等的享有司法制度赋予的权利。高效以及权威司法制度公正实现的支撑，这是因为公正本身相对的，随着时空转换公正的内涵与意义都有所不同，在既定的社会情景内，并不存在绝对的公平正义，因此在司法制度设计中，公正必须要依托于权威以及高效，没有二者的基础，司法制度的公正也就没法实现，当然公正同时又是司法制度权威以及高效的来源，所以公正、高效、权威三者之间是一个辩证的关系，司法体制的改革要正确的处理好这几个内容之间的关系。司法制度公正权威高效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权益，司法体制是否具公正权威高效，群众最有发言权，这些年来，我国司法体制在维护人民群众切实利益方面作用发挥的不充分，群众对于司法不公存在较大的意见。在人民法律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的背景之下，司法体制改革要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权利。而维护好人民的权益又是提升人们对于司法体制认同，感受到司法公平正义的必然路径，很多司法个案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司法个案的公平与否将会直接影响到公众对于司法的认可。综上所述，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要牢牢围绕这些目标来进行设计，力争通过司法体制改革，更好的实现这些目标。
司法体制改革的并没有一个世界通用的模式，从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司法体制建设情况来看，各有千秋，通过分析汲取国外司法体制建设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我我国司法体制改革需要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原则，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市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政策性、政治性都很强的工作，需要党的统一领导，才能够统筹协调好司法体制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情况以及问题，减少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解决好各方群体的利益冲突，实现好以及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国家与社会稳定。二是公民参与原则，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不仅仅是高层管理者、政府部门以及专家学者进行顶层设计、制度制定，作为与司法体制改革存在利益相关的普通公众也应参与到司法体制改革中去，司法体制改革要充分尊重广大人民的意愿，将司法体制改革的过程演变为培养公民法制精神的过程，重塑司法权威。三是尊重司法规律原则，司法体制改革要遵循司法的内在规律，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司法体制虽然千差万别，但是有着内一致性的规律，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中要尊重规律，一方面注意借鉴他国经验做法，另外一方面要结合自身情况进行调整。
三、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方向
当前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正处于一个攻坚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本文认为只有明确了改革方向，并持续努力，才能最终会获得成功。本文认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方向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司法机关人财物统一管理。这些年我国司法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司法地方化，我国司法机关人财物受制于地方的情况之下，司法机关工作开展容易受到所在地政府的影响，其独立性的不到较好的保证。因此未来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方向就是实现司法机关人财物的统一管理，实现司法机关独立，在人员编制、经费来源等方面都由财政统一解决，无需通过地方政府获得支持，这样就能更好的保证司法机关不受地方干扰独立办案，实现司法公正。
二是持续推进我国司法公开。公开是司法公正实现的重要手段，通过将司法审判置于阳光之下，可以减少各种暗箱操作以及以权谋私，获得群众对于司法的信任。因此未来的我姑哦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就是推进司法公开，凡是属于法律规定的应当公开的案件都应进行公开，从立案到审判，再到裁决以及执行，都要通过合适的渠道进行公开，接受社会给公众的监督，杜绝各种司法腐败。
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范文2
在我国经济增长降速的新常态背景下，各行各业都面临着新的难题和挑战，烟草行业也不例外。为了适应新常态，烟草行业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来努力提高行业内部治理能力和企业竞争力。当前我国烟草公司的信访工作仍然存在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不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及时调整必然会导致员工矛盾激化，从而影响烟草公司的正常经营。所以本文对新常态背景下烟草公司信访工作的现状进行研究，并进一步提出改进建议。
二、新常态背景下烟草公司信访工作现状
（一）烟草公司信访问题的主要类型
我国烟草公司信访工作中需要面对的信访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
（1）企业改革中由于处理不当而遗留的历史问题。改革的进行势必会导致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比如员工裁减、劳动用工分配制度等，一些利益受损群众会产生不满情绪。
（2）关系员工生活的待遇问题。由于经济不景气，一些员工对其工资不满意，同时由于同工不同酬现象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员工的不满情绪。
（3）生产经营中的一些问题。由于烟用物资发放、烟草收购中会存在一定的不规范行为使得一些人产生上访行为。
（4）涉法涉诉问题。一些人不接受法律判决结果，企图通过上访行为来获得案外补偿。
（5）突发性的问题。由于烟草公司经营网点遍布全国，管理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突发情况。
（二）新常态背景下烟草公司信访工作的新特点
近年来，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烟草公司信访行为逐步增加，上访活动频繁。同时信访问题逐渐呈现出重、难点问题集中，涉及面广，解决难度较大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员工对于公司在人事、薪资、管理等方面的一些做法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情绪，对于一些公司管理与经营中的不规范行为的检举案例也逐渐增加。同时由于烟草公司信访工作的不到位，滋生了一些“上访钉子户”，他们往往会为一个问题长期频繁上访，甚至做出一些过激举动，产生了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同时也严重影响了烟草公司的正常运行。
（三）新常态背景下烟草公司信访问题成因
（1）烟草行业改革力度大造成了矛盾的集中产生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升行业的整体竞争力，烟草行业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的进行必然会产生一些利益受损群体，但是由于在改革中一些公司没有充分考虑员工的利益，随意做出一些举措，同时在处理员工的上访行为时也没有很好的作为，官僚作风严重，进一步激发了员工的不满情绪，迫使员工采取非正常的上访方式，造成了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
（2）员工维权意识增强单法律观念淡薄
信访机制的构建是为了给群众向上反映问题设立一个渠道，迅速解决矛盾纠纷。国家更是出台了一些列的法律来保障群众的合法上访权益，群众的维权意识逐渐增强。但是在现实中经常有一部分人信访不信法，“人治大于法治”的错误思想根深蒂固，同时由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不健全造成了在遇到一些损害自己切身权益的问题上，一些员工不愿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解决，而是相信通过信访能够取得更好的解决效果，这造成很多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问题集中到信访领域中，增加了信访工作的难度。
（3）信访制度不完善造成了信访案件的堆压
烟草公司普遍对信访工作重视不够，没有认识到信访工作的重要性，从而导致了信访工作机制的不完善。同时由于烟草行业营业网点遍布全国，在管理上存在了一定的难度，信访工作人员缺乏，造成了一些基层上访问题无法解决，造成了越级上访和信访案件堆压情况的发生。
三、新常态背景下烟草公司信访工作对策提出
（1）加强对信访工作的认识，树立正确的信访观念
信访工作是公司管理人员密切联系员工，了解员工诉求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员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主要途径。烟草公司需要加强对信访工作的重视程度，建立完善的信访工作机制，切实发挥信访工作帮助员工排忧解难，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2）增强员工法律素养，在信访工作中增加法律服务
针对部分员工信访不信法的行为，烟草公司需要加强对员工的法律知识培训，帮助员工树立正确的维权观念，提倡员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在公司信访工作中引入法律服务，对信访案件进行筛选，并对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案件提供法律服务。
（3）完善信访工作制度，加强信访人才队伍建设
烟草公司需要加强信访工作制度建设，确立信访工作在公司日程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切实帮助员工解决矛盾。由于烟草公司网点过多，信访工作难度较大，基层信访人员缺乏，需要创建一批责任心强，业务能力突出的信访工作队伍，并对他们进行定期培训，从而真正做到矛盾解决在基层。
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范文3
一、引论：司法程序在司法改革中的定位
一般意义上的程序，泛指人们从事一定活动所经过的方式、方法、顺序、步骤等的总称。程序有法律程序与非法律程序之分，前者又根据适用的范围、对象不同，有选举程序、立法程序、司法程序与行政程序等之分，分别适用于选举活动、立法活动、司法活动以及行政活动。司法程序，又称诉讼程序，[ii]是指司法权行使时所必须遵循的法定的方式、方法、顺序及步骤等的总称，包括起诉程序、审判程序等不同的内容。司法程序是司法权的构成要素之一，程序改革在司法改革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发挥着十分独特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1、程序是司法权运行的制度空间，程序改革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司法改革主要围绕司法权的行使活动展开，司法改革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实现司法权的合理配置与良性运转，这一切都与司法权构成要素的改革密切相关。在笔者看来，司法主体、司法行为、司法客体、司法程序是构成司法权的基本要素，司法改革活动从本质上讲都是围绕这些要素展开的，因此，程序改革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对司法改革的研究无论如何也不应当舍弃或忽视对司法程序改革的研究。
长期以来，人们误读了马克思关于审判程序与实体法关系的一段论述，[iii]加之我国历来有不重视诉讼程序的传统，[iv]导致司法实践中，各种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不仅抹杀了程序的独立价值，而且严重损害了司法权的正当行使。与此相对应，对于司法改革，人们普遍将其简单理解为有关司法机关内部体制或运作机制的改革，很少有人明确提出程序改革同样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发现，程序法不仅具有保障实体法实施的工具意义，自身还有存在的独立价值，程序正义的理念开始被广泛传播。对于司法活动来说，“法官能够对纠纷进行判断是通过程序所提供的制度性空间进行的，程序展开的进程就是司法权的运行过程，离开了程序，司法权无法实现对纠纷的介入，司法权的功能作用只能处于观念形态而无法转化为现实形态”。因此，司法程序是“司法权运行的制度空间”。[v]司法改革中如果不对司法程序进行改革，则改革将是不完整的、也不可能获得成功。然而，实践中不仅程序法的内容有待进一步完善，而且轻视程序的观念还具有相当的影响，肆意违反程序法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在此背景下，明确提出将程序改革纳入司法改革的范畴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程序改革与司法改革的其他内容紧密联系，是决定司法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司法权的四个构成要素之间是紧密联系、缺一不可的。其中，司法程序又居于十分特殊的地位，是联系其他三个要件的桥梁和纽带。
首先，司法程序是司法主体地位得以凸显的基础。司法权的行使主体-司法机关与司法人员只有在司法活动中才能以主体的地位出现，才具有司法主体的身份。而司法活动又是以司法程序为运作空间的职权活动，因此，没有司法程序，司法机关与司法人员的行为就不能界定为司法行为，司法主体的身份自然也就没有多大意义和价值了。比如，在一般民事活动中，无论是司法机关还是司法人员，都只能是普通的民事主体，而决然不具有司法权行使主体的身份。其次，司法程序是司法行为得以展开和实施的制度空间。曾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威廉。道格拉斯说过：“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决不是无意义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vi]司法权的行使具有法定性，必须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来行使，这里的法律既包括实体法，更重要的是还包括程序法。没有程序法的制约，司法行为就很可能成为催生司法专横的工具，成为衍生司法腐败的温床，成为压制而不是实现人民自由的手段，因此，司法行为的行使必须以司法程序的存在为前提和基础。最后，司法客体的存在也离不开司法程序。从实质意义上讲，纠纷是描述矛盾与冲突的社会学概念，而案件才是严格的法学概念，纠纷只有进入诉讼程序成为案件，才具有司法意义，才成为司法权作用的对象。从这个角度看，司法客体也离不开司法程序，否则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一言以概之，司法权的其他构成要素都是以司法程序为存在空间和基础的。由此，这些要素的改革离不开司法程序的改革，程序改革的成败得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司法权其他要件改革的最终结果，可以说，司法程序是决定司法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3、程序制度设计是绝大部分司法改革举措得以推行的归宿。
正是因为司法程序在司法权构成要素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司法改革举措的推行主要依靠司法程序的制度设计来进行。首先，司法主体的改革，无论是法院、检察院体制的重构，还是两者内部权力模式的重新配置，在一般意义上，主要通过对《宪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法官法》、《检察官法》等法律的修改来完成，但也离不开诉讼法的修订与完善。特别是在有关法院审委会的存废及职权界定、检察院职权的重新定位、法院与检察院在诉讼中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上，任何对现有做法的改变，都离不开对诉讼制度的修改。其次，有关司法行为的行使方式、运行模式的变革主要体现于诉讼制度的修改完善上。司法程序本身主要就是用来规范司法行为的规则体系，司法行为的方式、方法、顺序、步骤等都在诉讼法中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对这些规定的修改既是对司法行为各方面内容的完善，同时也是司法程序自身的变革。最后，司法客体在司法改革中的主要问题，如案件的受理范围、起诉条件、司法与其他解纷方式之间的关系等也主要规定在诉讼法中，对这些问题的修改也主要体现在诉讼制度的修改完善上。因此，可以说，司法改革的推行离不开诉讼制度的修改完善，程序立法修改是绝大多数司法改革举措得以推行的归宿。也正是因为如此，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有关司法改革的论述中多处提到“程序”，尤其强调了完善诉讼程序的重要性。
二、理论预设：司法改革对司法程序的目标定位
根据我国司法改革特定的历史背景及社会环境，笔者认为，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建构起兼具独立性、刚性、对抗性与亲和性特征的司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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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范文5
依法执政，当然也是党建问题
在此次会议上，“依法治国”成为四中全会的议题。四中全会将以法治为专题早有耳闻，乍一听，这打破了中央全会的惯例，确实挺新鲜的，但是细想起来，也会觉得是顺理成章的事。从中共十四大以来，历次“四中全会”要么以落实三中全会精神为主题，要么以聚焦“党建”为主题。依笔者来看，十八届四中全会主题聚焦“依法治国”，既是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又是关于党如何依法执政的党建问题。
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实质上却有丰富的内涵：第一，这次中央领导重复一个十几年前的老话题，表明他们和老百姓一样对前个阶段的法治状况不满意。第二，近年来，中国法治有虚实真假之分，虚假的法治来自形式或虚幻的需求，真实的法治则来自真实的需求。当前的法治形势与以前有明显的不同：转型危机更严峻、腐败教训更深刻、市场需求更急迫、民意共识更强烈，因此可以推测本轮推进法治的决心之大小、举措之真假。第三，更令人期待的是，这次全会在法治上到底有哪些内容和举措是体现反思和深化？2014年7月29日，中央政治局宣布审查的同时，宣布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主题，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有人分析是要在总结主管政法时的教训的基础上抓法治建设。其实，即使没有的腐败和的乱局，国家也要深化法治建设，只不过近年来深刻而鲜活的教训，使得我们对法治的需求更真切、更具体。
现在抓法治建设，其实质就是我们呼吁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法治化是政改最合适的突破口，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各方的真实需求。
法治的新背景、新需求
从用词上看，四中全会主题用了“依法治国”这个十几年前的老词，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并不是老调重弹。其实它是按现行宪法的规范用词来讲的，从法理上说，就是“法治”。依法治国或法治这些词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因而也很容易被歪曲。正因为如此，过去有过形式上的、功利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解。
当初，在经济改革成功而政治改革缺位的背景下，提出依法治国是个明智的替代物。因为依法治国实行法治的具体内容是可多可少、可进可退。所以在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里，法治的实践仍处在时而进步，时而原地犹豫，时而退步的状态。在目前新条件下，它一定会被赋予新内容而不断发展，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出现的“法治中国”概念，在四中全会上就成为关键词和主题词。
当下的中国，法治为何会成为老百姓的口头禅，就是因为法治已成了百姓的真需求，我们需要法治来改变拆迁或城管制度；需要政府把权力清单挂在阳光底下；需要政府减少许可审批，给市场主体更多自由；需要法治保障投资风险的减少；需要法治来保证每人都不会吃到有毒食物；需要法治保障教育与就业机会的公平；需要法治保障个人意见有正常畅通的渠道和方式得以表达；需要法治来保证自己的官司受到法院公平对待；需要法治来保证自己不被侦查机关任意监控和关押。
新一届领导人是在这种背景下，认认真真琢磨法治问题，提出了一些新思路，比如他们上任伊始就强调“宪法高于一切”，“坚决纠正违宪违法行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各级领导干部要掌握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法无授权无权力”，“法无禁止即自由”；“司法权是判断权，司法权是中央事权”等等，这些提法都是很内行、很纯正的法治思想。
这些提法也都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和各阶层民众对法治的真实需求，也体现了中国新一代政治家对现实社会需求的准确把握。所以今天谈法治已经不同于十多年前的背景，这是一个新的背景，有了新的需求，这是真正需求法治的时代，所以也就有了法治的新版本，法治中国是“依法治国”的升级版。所以，我认为既可以说“新”，也可以说体现了“真”――法治有虚与实和真与假。
四中全会议题的范围
以“依法治国”为主题，有六大议题会进入四中全会议题：
第一，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以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第二，维护宪法权威与违宪监督机制。重申宪法具有最高权威，明确提出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第三，顺应市场化需要，建设法治政府。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权力、公布清单。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第四，法治与司法改革。如果说法治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那么司法改革就是首选的突破口。中央已经确立司法改革的思路，消除司法权的行政化、地方化、大众化。为了确保“独立公正”，一是实行省以下统一的司法管理体制，脱离地方政府管理，二是实行职业化人员管理制度。第五，法治与反腐败。总结反腐败的经验教训，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现在我们往往是以纪委查腐和检法惩腐为主，群众举报、网民人肉、媒体挖粪甚至民间戏言所谓的“小三反腐”等，都可归纳为“人工反腐”。要治本，必须从现在的“人工反腐”转变为“制度防腐”。第六，全面系统阐述“法治中国”理论。
依法治国的新突破
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范文6
内容摘要：司法改革涉及到宪政体制的调整与完善，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司法改革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本文以东亚社会法治的基本特征的分析为基础，介绍了韩国司法改革的背景、内容、目标与途径等基本问题，并分析了韩国的经验对我国司法改革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东亚 法治 司法 宪政
东亚社会与法治模式
司法改革[2]在不同的法律文化背景与传统下有不同的动力机制与表现形式，呈现出目标、过程与效果的多样性。司法所担负的历史使命的共同性与具体实现过程的特殊性体现了司法在东亚社会中的特殊形态。目前，东亚各国所进行的司法改革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条件下进行的，具有浓厚的东亚社会结构的特点。东亚社会的司法理念、功能与具体的运作过程不同于传统的西方社会。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任何法治都是民族国家的法治，因而带有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传统的烙印，并由此形成法治多元化的局面。东亚国家法治社会的形成受其不同民族性的影响，使之不仅得以西方法治区别开来，而且也使东亚各法治社会区别开来，最终导致东亚国家法治社会多元化成为现实。[3]因此，在研究东亚社会司法改革问题时首先需要对东亚法治的基本范畴与司法理念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
在东亚社会，所谓东亚法是一种多样化的概念，其价值体系已成为世界法律体系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概括了历史发展与现实运作过程中的东亚各国（地区）法律思想、原理与制度的一般特征，是一种独立的法律思想体系与法律制度体系。[4]司法在东亚社会结构与历史发展中的角色和功能是东亚法治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由于法律文化与传统的不同，司法理念与具体的运作机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需要从东亚法治的历史、价值与事实关系中解释东亚社会中司法的结构及其改革的意义。
从社会结构与法治的关系看，笔者认为东亚法治整体上表现出如下基本特点：
法治价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关系中，东亚法治以其特殊的功能影响社会发展进程，推动法治的东亚模式的形成。源于西方的法治理论经过社会的变迁，逐步引进到东亚社会，逐步形成为东亚社会的法治理念。从比较法的角度看，东亚社会是世界上法律移植途径多元、内容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当然，在法律移植过程中，西方社会经长期的历史过程而形成的法治理念与东亚传统社会结构之间发生了冲突与矛盾，出现了一些与西方社会原来的理念不同的原理或制度。
东亚社会法治模式是传统法律文化与法治价值的有机统一，体现了法治在东亚社会中的本土资源。法治精神源于西方社会结构，但法治中体现的各种原理在东亚社会结构中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和发展。从东亚社会发展的历史看，东西方社会法治理论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两者共同遵循法治的基本理念与规则，并表现出法治实现过程的特殊性。
东亚法治模式反映了东亚法律文化所具有的同化能力。法治理论与制度的移植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它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法律文化本身是否具有同化能力是评价法律移植社会效果的重要标志。东亚法律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有助于人们在文化的选择和竞争中强化法治的社会适应性。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东亚法治模式是以东亚人特有的法的观念为基础的，是一种多层次的法律制度模式。从宏观角度看，在东亚社会中的法具有两种意义：一是与礼仪与道理相同意义上使用，它提供做人的一种准则，从外延上同社会规范的范围相同；二是法具有强制和反价值的性质[5]。从东亚法的外在结构看，东亚社会的法是以刑罚为中心建立的，嫌诉讼、远离法是东亚人传统的法的观念。正如奈斯比特教授所说的，“随着经济的现代化，亚洲政治日趋开放，但西方人还不能要求亚洲完全做到“依法办事”。在这里，融洽的合作关系和相互信任才是成功的保证，而西方的法治作用就未必行得通。“[6]这种观念上的差异源于东亚传统的羞耻文化，即在法与道德、法与自然等价值体系的问题上，文化对东西方社会主体的法观念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如东亚法文化强调实体的合理性的价值高于形式的合理性，法通常被理解为技术性的手段等。另外，东亚法治模式在人与制度关系上遵循着独特的原理，法律制度呈现出人间化（personal）的特色，实体的合理主义得到长时期的维持，形式合理主义理念没有得到充分的成长与发展等。
认识上述东亚社会法治模式的特点有助于我们分析东亚社会背景下司法改革的基础、目标与过程，并可能提供分析的出发点和认识工具。司法的价值或司法改革的必要性、正当性存在于法治的总体框架之内，法治的历史与现实对司法赋予的功能与使命是不尽相同的，不同的法治历史与理念孕育着不同的司法价值。而不同法治的历史与现实又与不同的宪政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东亚社会，法治改革特别是司法改革本质上是宪政体制转型的过程与表现，“它并不仅仅是法院或检察机关或律师制度的单方面的改革。为了国民，国民满意的司法改革应当是对司法整体的框架或根本问题的分析与解决”，[7]具有深刻的宪政背景。因为：1。整个东亚社会正处于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过程之中，包括司法体制在内的法律体系面临着激烈的社会变革。经过金融危机以后，人们在反思中重新审视和思考法治在东亚社会中的价值和功能，认识到法治改革的必要性。[8]2。法治社会中宪政体制的改革是基础与出发点。由于东亚社会文化与历史的特殊性，宪政表现其价值的多样性，社会变革的合宪性危机始终伴随着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东亚社会发展中的社会问题多数表现为政治问题或宪法问题，从客观上要求从宪法的层面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3。司法权或司法体制运作的基础是宪法，司法权首先表现为宪法权力，源于宪法的授权。尽管东亚各国采用的司法体制不同，但司法权的配置上都确立了宪法统一性原则，使司法具有合宪性基础。从目前东亚各国进行的司法改革的总体趋势看，各国普遍重视宪法在司法改革中的基础地位，使司法改革的目标与过程具有浓厚的宪政色彩。4。在东亚社会，司法改革既表现为法律问题，同时表现为确立政治体系与司法之间界限。由于东亚社会的改革主要由政府来推动，司法与政治体系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本质上政治与司法应保持一定的距离，切断司法与政治之间存在的不当利益，使司法保持其自身的价值体系。因此，司法改革内容与具体步骤直接关系到东亚社会宪政体制的结构与运行机制，涉及到宪政体制总体框架的调整与建构。因此，司法改革的进程与社会效果实际上体现了宪政的意义与功能，不仅仅是司法运作的问题。下面以韩国司法改革的实践为例具体说明宪政与司法在东亚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及其特点。
司法改革的理念与目标
在韩国，司法是一种历史的概念。学者们通常把司法分为实质意义的司法与形式意义的司法，并以形式意义的司法为基础解释有关司法权的结构与运作机制。按照学理上的解释，所谓司法权指国家机关作用中除立法机关及行政机关之外的司法机关的作用，即属于法院的国家作用。[9]在韩国社会结构和法治发展进程中，司法发挥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法的控制功能，即为维护客观的法律秩序而提供的控制功能；个体权利保护功能，即根据法治国家发展的要求，为个体权利的发展提供保护；法官的法律创造活动；及时地消除社会的紧张关系或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当然，社会生活中司法的功能并不是万能的，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界限。如司法或司法权首先受实定宪法的限制，宪法规定了司法权的范围与功能。宪法同时规定了司法机关不得干预的几个领域，如违宪法律审查权由宪法法院行使、弹劾审判、政党解散诉讼、国会议员资格审查等普通法院是不能审理的。另外，司法在功能上只能对有争议的具体纠纷案件进行判断，不能对规范进行抽象的判断与解释。这种功能上的界限具体表现为：事件性、诉的利益与事件的成熟性。在实际的司法活动中政策或政治性行为对司法也产生一定的制约。韩国宪政体系中司法所具有的如上特点有助于我们从司法、司法权的本质出发分析司法改革的宪政基础与功能。
司法改革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改革目的的确立，即为什么改革，改革的正当性是什么。在东亚国家进行的司法改革中我们普遍发现改革目标缺失的问题。围绕司法改革理念或目标问题，韩国的学术界和法律界进行了长期的争论，政府与民间、学术界与司法界发出了不同的声音，造成司法改革进程的缓慢与不确定性。在学术争论中，学者们认为，司法改革的理念应当是追求和实现司法正义，使司法发挥贴近国民，为国民服务，保障人权价值的功能。为人权提供保障是司法的基本价值与使命。[10]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韩国确立了司法改革需要确立的改革目标。大法院提出的司法改革的目标分为长期目标与中期目标，长期目标是：实现社会正义；中期目标是：司法权独立，推动法律文化的发展，机构与程序的完备，法官的培养与保护，自身能力的提高等。总体而言，司法改革的目标通常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司法运营的民主化，具体内容和标志是：在各种司法程序中不仅保障各种权利与自由，而且要消除司法服务的不公正性，实现司法福利的平等理念；对消费者保护，经济弱者法治主义原则的保护；确立地球环境保护的新理念。二是司法程序的效率化，即提高司法程序的效能，实现程序功能的迅速性、效率性、公正性与透明性。司法程序的公正性与透明性是司法运作民主化的基础性观念，需要建立予以充分保障的手段。三是司法服务的国际化。 上述三个方面的目标实际上体现了宪法的民主与正义价值，是宪法价值在司法领域中的具体化。
司法改革的背景与起因
在不同的宪政体制与法律文化背景下，进行司法改革的动力机制是不尽相同的，各国有不同的改革起因。如同属东亚三国的中国、日本与韩国所进行的司法改革具有不同的背景。在日本，司法改革是在经济界、学界、政府共同推动的，是在政治改革、行政改革与司法改革的总体社会结构的变化中进行的，经济力量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司法改革主要由司法机关主导，改革的直接动因是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度的降低、司法的行政化、司法腐败等。[11]
在韩国，司法改革的直接起因是克服司法的非政治化、司法体制与社会需要之间存在的冲突与矛盾，国民对司法普遍存在不信任的情绪。从总的背景看，司法改革的动力是有效地解决政治司法[12]的弊端，使政治权力与司法权之间保持合理的平衡；适应社会结构国际化的要求，建立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法治主义体制；适应市民社会发展的需求。这种总体需求具体表现在：
1．从司法体制形成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看， 韩国的司法制度是在各种不同的法学思潮与法律制度的影响下形成的，司法体制既受英美法的影响，又受德国法的影响，同时司法制度结构中还保留着部分韩国传统法的因素。这种混合性因素的相互影响虽有助于发挥司法体制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功能，但同时导致司法制度主体意识的欠缺，导致司法制度价值体系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宪法与司法制度关系上，司法制度缺乏能够指导司法制度运作的系统的理念与程序性原理，不能充分地体现宪法原则。司法运作与宪法原则的脱节是启动司法改革的重要原因。
2．恢复国民对司法的信任。司法的价值在于通过司法正义体现国民的意志。国民的信任是司法维护正义价值的重要条件。如前所述，推动韩国进行司法改革的内在原因之一是长期以来司法权威没有获得国民的普遍信任。1991年韩国法制研究院曾在全国进行了国民法律意识调查，其中问到“权力或财力对审判过程是否产生影响”时，认为绝对产生影响的人占40．3％，一定程度上产生影响的占53．9％，认为不受影响的占4．7％，认为绝对不受影响的只占1．2％。特别是，司法制度运作过程中存在的诉讼效率低、案件审理期限过长等问题已经引起了国民的普遍不满。
3．适应产业化与市民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演变，韩国社会进入了以市民人权意识为核心的社会发展阶段，人们在社会的各个领域追求个体的自治意识，要求国家把更多的权力还给社会，建立和谐、自治的社会共同体。伴随着日益成熟的市民社会，司法逐步转化为一种满足市民需求的服务市场，依照法律合理地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纠纷。通过改革力求使游离于市民生活之外的司法进入到市民生活之中，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4．法曹人数过少，不能适应法治发展的需要。在韩国，法曹包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与国家总人口的比率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大法院每年审理约2万件左右的案件。据1996年统计，韩国法官数为1400多名，律师数为3400名。到了2002年全国有7000名左右的法曹实务家。尽管通过司法改革，法曹人数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但从人口比例看，人数还是比较低的，不能为国民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 另外，不能忽视的问题是出现了法曹结构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首先表现为年龄的不平衡。据统计，韩国法官的平均年龄为37．8岁（1996年），律师的平均年龄为48．7岁（1995年）。二是从事法律事务的经历也存在不平衡。1995年3064名律师中最活跃的律师为40岁左右的律师，70岁以上律师只占12％。从事法律职业不到十年的年轻律师占35％。这种经历上的不平衡实际上影响了法律职业的专业化水平。第三是地域的不平衡。1996年统计的3400名律师中1893名律师（占全体律师的61．5％）集中在汉城，在首都圈从事律师的占70％以上。法曹结构的不平衡性是影响司法制度民主化的重要原因。
5．司法制度理念与运作过程之间的冲突。在司法制度的具体运作过程中出现了如刑事司法制度所保护的人权标准低于宪法规定的人权标准、民事救济程序缺乏有效性与透明度、法曹的选任制度不合理等问题。司法正义得不到充分实现的原因既表现为司法制度结构问题，同时也表现为运作过程。
6．现行的司法制度不能适应国际化、信息化的发展需求。随着国际化的发展，有关法律服务与法律人才的培养日益成为司法制度关注的问题。韩国已加入WTO与OECD，面临法律市场开放的新的环境，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更加系统、有效的法律服务体系，以满足国际化的发展要求。
司法改革的具体内容
目前，在韩国进行的司法改革内容是多方面的，大法院在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司法改革的具体内容。
1．法院组织体系的改革
司法改革首先涉及到法院组织体系的完善问题。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官僚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各种司法改革方案都提出了以韩国法律文化特点为基础，积极吸收英美司法制度中合理因素的方案。大法院是最高司法机关，同时也是最高司法行政机关。改革的具体内容是：（1）为了确保大法院的民主正当性，首先进行法官人事制度改革，设立法官人事委员会，分为作为大法院院长咨询机构的中央人事委员会和作为高等法院院长咨询机构的地区人事委员会，以保障法官人事制度的公开性和透明性。[13]改革现行的大法院院长和大法官的任免方式，可组成法官推荐会议，以保证法官的民主正当性基础。（2）为了解决初任法官平均年龄偏低的问题，需要改进现行的法官、检察官任免程序，强化法官的任免资格，实行法曹一体化，原则上从年满40周岁以上、具有十年以上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士中选拔法官。（3）进一步提高法官的待遇，引进助理法官制度，如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法官待遇，法官的人数则受到一定限制，需要引进助理法官制度，由助理法官协助法官处理有关案件审理的具体事项。（4）审级制度的改革。主要目标是强化大法院的法律审功能，减轻大法官的业务，为国民提供更方便的法律服务。实行一审的独任审判，可以由副法官审理非诉事件、少年事件、简易的刑事事件等。
2．法曹人数的增加
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增加法曹人数已成为社会的共识。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需要，通过一定方式增加法律人才的数量，以满足国民的需求。2000年司法考试合格人数已达到800名，2002年增加到1000名。
3．扩大国民的司法参与
为了在司法领域更好地体现国民主权理念，扩大司法的民主基础，国民的司法参与成为改革的重要目标与内容。通过国民的司法参与，确立国民对司法的信任，使司法活动更加贴近国民生活，减少距离感，确立司法制度接近国民、为国民服务的新理念。
4．法曹培养制度的改革
韩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强调法学教育改革与司法改革的互动，使司法改革与法曹培养制度的改革保持内在的一体性。韩国的司法改革始终把法曹培养和法学教育改革作为重要内容。法曹培养制度改革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司法考试制度改革、司法研修院制度改革与法学教育制度改革。司法考试改革的具体成果已体现在2001年3月公布的《司法考试法》中，该法对应试者资格、考试方法、考试科目、司法考试管理委员会设置等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司法研修院制度改革主要涉及研修目标的多样性、研修内容的规范化与研修课程多样化等。强化法律伦理教育和培养综合分析能力是司法研修院教育的基本目标。法学教育改革主要涉及学制的改革、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一元化、“学士后教育”，把本科的法学教育提高到研究生水平。[14]另外，课程结构改革、教育方法的改革也是法学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 转贴于
5．权利救济制度改革
具体改革的内容包括人身拘束制度和搜查程序的改革、《人身保护法》的制定、律师参与权的实质化，即席审判制度的改善等。在刑事审判领域的改革主要涉及到量刑合理化方案的确定，迅速公正审判的保障，保释制度改革等。民事审判领域的改革主要涉及强化当事人口头辩论权，民事执行程序的改革，对债务不履行者的金融上的处罚措施等。为了保障检察制度的公正性与独立性，韩国已实行了特别检察官制度，对于解决社会腐败现象发挥了积极的功能，目前围绕特别检察官的任命程序、特别检察官搜查权的扩大等问题进行改革。
司法改革的基本途径
为了实现上述司法改革的目标与具体内容，韩国在司法改革中提出了改革的具体方法与途径，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采取各种措施，减轻法官的业务。为了保证公正而高水平的裁判活动，需要解决法官工作量过大的问题，减轻其业务负担。在韩国学者看来，一般情况下业务量的增加与审判质量是成反比例的。如果业务量过大，有可能导致法官每天陷入机械性的事件处理过程中，无法集中精力思考法律逻辑与理念问题。当然，减轻业务仅仅是实现司法改革的一种手段，不是司法改革本身的目的。具体措施是，首先要解决法律垄断问题，不宜把法院设置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应把法院分散到各个地区，增加法院的数量。同时还要解决法官程序上的垄断问题，即改革一名法官负责审判程序上所有审判业务的做法，实行法官主要负责业务中的核心部分，其他业务交助理法官或其他辅助人员处理。这种改革有助于解决法院构成上的少数主义与业务上的多数主义的矛盾。同时，在审判业务中积极引进信息化技术也是减轻负担的重要形式。
2．完善法官的培养制度。到目前为止，法官的培养基本上是由法院体系自身完成的，通过司法考试者在大法院管辖的司法研修院学习二年，然后被任命为法官，从初级法官开始进入法曹队伍。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审判中重要的是法官应具有判例的广博知识、诉讼指挥能力和判决书的制作技术等，这些知识与能力的培养主要靠法院内部的体系，实际上由法院垄断法官培养的一切事务。但目前法律知识被垄断的局面已被打破，对于法官而言，对判例的理解与诉讼指挥能力固然重要，但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和在多元价值体系中寻求平衡也是法官应当面对的现实。因此，需要进一步拓宽录用法官的途径，从司法考试、法官教育功能等不同角度解决法院垄断法官培养的不合理体制。
3．推动法官的职业化。随着法律关系的多样化，法官的知识结构要多样化，具有专业化的知识，应积极探讨从律师中选拔法官的机制，以提高法官与法院自身的专业化水平。法官的专业化与法院的专业化应同步进行，扩大法院的开放程度。
4．提高法院自身的权威性。没有力量的正义是无力的，社会对司法的公正评价是司法正义的重要基础。法院通过判决所宣示的正义体现其权威性与强制性，这是法院发挥其审判功能的基础。提高法院自身的权威性并不是一种权威主义的思考方式，它是法院公正司法的具体表现。
5．建立推动司法改革的统一组织体系。 在韩国，司法改革一直是法律制度发展中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社会改革的措施和新的改革理念往往通过司法改革得到具体化，并逐步被社会各界所接受。因此，司法改革首先涉及到整个社会改革理念问题，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环节，绝不仅仅是对司法权结构与具体运作程序的改革。 随着宪政体制的发展和国民民主意识的提高，司法改革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焦点问题。由于国民民主意识与司法改革之间存在冲突与紧张关系，司法改革被列入完善社会结构的基本内容之中。为了消除国民对司法制度的不信任和不满，适应司法正义实现的需求，韩国自1989年开始进行了新的司法改革。进行司法改革的基本阶段是：
1989年11月，新任的大法院院长提出为研究21世纪司法制度的基本发展趋势，设立研究法官的方案。
1990年3月2日，大法院行政处内设立了司法政策研究审议官室，对司法制度的总体结构与运作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1992年大法院出版了十卷本《司法制度研究报告》，确立了进行司法改革的理论框架。以这种研究成果为基础，大法院于1993年11月成立了司法制度发展委员会，提出了包括拘束令状制度、上诉制度改革等24项内容的司法制度改革方案，并以此方案为依据发表了司法改革案，并于1994年7月公布了司法制度改革法律案。
但1994年以前的司法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仍不能消除国民中普遍存在的司法不信任情绪，实现司法正义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强烈要求。学者普遍认为，消除司法腐败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司法的民主化，恢复社会主体对司法的信任，消除阻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因素，实现司法民主原则。
为了进一步推进司法改革进程，1995年2月，作为总统咨询机构的“世界化促进委员会”与大法院、法务部共同进行了司法改革问题的研究，于1995年12月发表了《法律服务及法学教育的国际化方案》。其主要内容是扩大司法考试合格者人数，调整考试内容，加强司法研修院独立性等。
1999年5月又成立了作为总统咨询机构的司法改革促进委员会。该委员会的31名成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仅包括法院内部人士和法曹界人士，而且包括社会各界的阶层具有代表性的人士。委员会最后提出了有关司法改革的方案，内容包括消除司法腐败，建立公正而迅速的权利救济制度，提高法律服务的质量，推动法曹的先进化和国际化，改革法曹的选拔制度，改革法学教育制度等。
2000年，为了使司法改革的成果得到制度化，大法院提出了《21世纪司法发展计划》，其内容主要包括扩大国选律师制度，扩大有机会获得律师帮助的被告人的范围，扩大民事纠纷解决范围制度，设立准常设的调解委员会，强化法院的调解功能，保障刑事被告人的证据接近权等。
2003年韩国总统与大法院院长共同商定，为了进一步推动司法改革，成立由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共同组织的“司法改革促进机构”，避免过去仅仅由行政机关主导司法改革的弊端。至此，韩国司法改革进入了具体操作阶段，具体改革成果正通过各种制度和程序得到实施。
司法改革的经验与几点启示
韩国的司法改革是在国际化的背景下进行的，从改革目标的设定、改革内容的确定及其改革方法的选择都充分考虑到了国际化背景下司法制度的变革与新的角色问题。司法改革适应国际化和社会发展需求是韩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特点之一。从司法改革的过程看，比较合理地解决了司法制度不同价值体系与法律文化之间的冲突，建立了各种价值要素互动的良性机制。在反思或改革某一司法改革内容时应注意评价制度所表现的文化因素，注意解决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既吸收外来法律文化的合理性，又要尊重本国法律文化的传统与历史。在具体改革方案的设计上，始终以国民主权原则作为司法改革的指导原理，以方便国民作为司法改革的出发点。在推动司法改革的具体组织体系上，韩国重视司法改革进程的统一协调功能，先后组织了推动司法改革的专门的组织机构，对司法改革的步骤作出统一规划，把民间的研究机构和大法院、总统的司法改革咨询机构结合起来，建立了高效、统一的推进司法改革的机构。 当然，这种改革在实践中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司法改革推动力量单一，没有吸收更多的经济界的力量、没有充分地以“民主化过程”为基础推动司法改革、虽建立了统一的司法改革组织体系，但缺乏运作的有效性、司法改革的政治色彩比较浓厚等。
韩国的司法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正在进行司法改革的中国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
首先，在司法改革的出发点上，应从宪政体制角度审视司法改革的目标与过程，使司法改革的基本原则、步骤与具体内容具有合宪性基础，发挥宪法在司法改革中的积极功能。
其次，在司法改革的内容上，司法改革是一种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的改革，改革中应注意相关制度之间的联系，改革某一制度时要考虑相关制度的配套问题。在韩国，司法改革本质上是一种宪政体制的调整与完善，需要从客观上确立全面改革理念。
再次，在司法改革的推动主体上，司法改革不能仅仅由司法机构本身推动，需要确立以立法机关为主体的机构体系，对改革内容、具体步骤等作出统一协调和安排。从韩国、日本等国家的经验看，成立专门的司法改革组织机构来协调改革过程是十分必要的。这种机构应保持其权威性与代表性，能够体现社会各界对司法改革的基本需求。如日本成立的司法制度改革审议委员会由13名委员组成，其构成是：教授4名、经济界人士3名、律师3 名、作家1名、市民团体1名。中国的司法改革将涉及到各种利益关系的协调，需要一个专门负责司法改革的机构，以便对司法改革的总体计划作出统一规划。它有助于保证司法改革的规划性与协调性，降低司法改革的负面效应，防止改革的随意性。为了保证司法改革机构的权威性与代表性，该机构需要由法律专家、知名学者、法院、检察院及律师等组成。
第四．需要加强对司法改革机构、过程的法律化，从政策调整转向法律调整。对司法改革的目标、机构设置的依据、机构权限等基本问题通过具体法律形式作出具体规定，提高司法改革的稳定性与权威性。
第五，在司法改革中既要反对乐观主义，也要反对悲观主义。在司法改革中取得某种阶段性成果后容易陷入乐观主义，过分强调改革的正面效应，而忽略改革可能面临的困难与存在的负面效应。同时对司法改革效果的期待也要客观，要警惕因期待过高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对司法改革的悲观主义也是不足取的，我们需要考虑改革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应相信司法改革体现的正义力量和改革所带来的积极效果。
第六，各国的司法改革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法律文化因素是我们评价司法改革的重要因素。对于中国司法改革而言，我们既需要借鉴西方司法改革的经验，同时也要关注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司法改革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亚洲国家司法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对于中国司法改革具有更直接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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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2] 司法改革与司法体制改革是属于不同性质的范畴。在法治发展进程中司法的自我完善首先在司法改革领域得到体现，司法体制则需要一定程度的稳定形态。
[3] 马新福：“东亚法治社会论纲”，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3期
[4] 详见韩大元著：《东亚法治的历史与理念》，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5] [韩]崔大权：《法社会学》，汉城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页。
[6] [美]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外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59页。
[7] 韩国〈法学家〉2003年10期。
[8] 韩大元：《东亚法治的理念与历史》，第49页。
[9] 参见[韩]金哲洙：《法与政治》，教育科学社，1995年版，第481页。
[10] 2000年韩国司法改革委员会提出的“21世纪司法发展计划”对司法的基本使命提出了新的目标：一是改变过去存在的司法制度只满足法院、检察官、律师需求的做法，建立以满足需要者利益为基础的新司法理念，形成积极反映国民的意志与利益的司法政策；二是实现司法的公正性，改善司法内部的不合理制度；三是把权威主义的司法转化为“国民容易接受的法律服务性”司法制度；四是扩大国民参与司法的途径，体现国民信赖的司法价值等。
[11] 中日韩三国目前都进行司法改革，但在司法改革的理念、目标、过程与评价体系等方面表现出多样性，需要进行比较研究。
[12] 指政治权力与司法权相互融合，两者处于利益共同体之中，司法权失去了对政治权力的必要控制。由于在现代宪政体制下，立法权与行政权呈现出日益融合的趋势，相互之间的制约受到体制上的限制。司法对政治权力的限制显得越来越重要。如果司法本身受制于政治权力，就不能发挥政治控制的功能。
[13] 最近围绕大法院新任法官任免而引起的风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司法改革面临的社会问题。其争论的焦点是：大法官标准的认定；大法官任命方式；法官人事制度；法官任免制度等。在大法院的大法官应是政策性人才，还是实务性人才问题上大法院与市民团体的意见分歧比较大。大法院认为，大法院院长根据宪法有权独立地行使大法官的提名权，限制提名权实际上是对宪法权威的挑战，缺乏改革的宪法基础。改革的意见普遍认为，应设立大法官推荐委员会，限制大法院院长的任命权等。这场风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市民社会对司法价值的期待与要求。《中央日报》2003年8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