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的缺点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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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的缺点

大众传媒的缺点范文1

现阶段的时代特点:传播战略构建的前提和基础

1、媒介化时代。在媒介化时代,人们头脑当中90%以上关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均来源于媒介传播的“塑型”。因此,对自身的形象构建而言,被感知的事实永远比事实本身更重要。2、围观时代。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兴传播方式极大地释放了人们的社会表达,为每一个人都“安装”了向社会喊话的“麦克风”。3、危机常态化。社会有机化程度的提升造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牵一发动全身”的社会逻辑;而社会化媒介的普及造成了“时间消灭空间”的传播格局――任何一个挑战公民价值底线的局部问题,在社会的围观之下,都会迅速成为影响全局的重大舆情热点问题。

当下政府在公众形象构建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1、“以物为本”的传播逻辑。宣传中存在着严重的见物不见人的倾向,没有体现出对人应有的关切与尊重;缺少理想和文化的高度,缺少作为有尊严、有品质的新生活创造者、引领者的形象构建。

2、概念化的传播形态。缺乏温度与温情,无法与人产生情感共振。须知,在传播实践中,“晓之以理”在说服人、引导人、使人产生认同感方面永远不如“动之以情”来得更加有效。

3、单向灌输的传播方式。不是平等对话而是强行灌输,不是直面现实而是回避现实,缺少对被宣传者的尊重和关切,缺少对于多元意见的包容和相处之道,缺少对于社会关切问题的有针对性、坦诚、互动式的沟通。

4、畸轻畸重的传播结构。在传播渠道的倚重上存在着严重的偏于在党报党刊和传统媒介上的卡拉ok,而在市场化媒介、新兴媒介上迄今尚无有效的进入和有影响力、有创意的传播实践。在传播内容的构成上,则存在着严重的成绩宣传的思维定式,严重缺乏对于多元化意见场域的博弈、协调与整合的经验和模式。

5、缺少一种基于系统化管理的整合传播的合力。一方面,政府目前的宣传各自为战,且多着眼于自身的功利性的传播目标的实现,散乱且无序,对于政府整体公众形象的提升作用不大。另一方面,政府目前在舆论传播中的传播角色惯于本色和单一。

传统媒介在政府在公众形象构建中的角色

大众传媒的缺点范文2

一、媒体舆论引导力

所谓媒体舆论引导力,实质上就是媒体的新闻信息对社会舆论的干预和影响的能力,是用新闻舆论改造和同化公众舆论的能力,以媒体的立场观点改造公众的立场观点的能力。媒体进行舆论引导应该做到:真实、客观、全面地报道事实,以具有新闻价值并导向正确的事实说话。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是构成媒体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在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目前传统媒体舆论引导的现状和问题

1.传统媒体舆论监督缺位。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存在范围窄、深度浅、力度小、数量少、不到位、回避敏感问题的现象。之所以舆论监督的力度不够,在于一些党政部门、行政机关、法律机构根本无视媒体在新闻舆论监督方面的重要作用,不善于利用媒体,甚至对媒体正常的采访工作百般阻挠,使得受众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重大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报道,导致媒体舆论引导的功能不能够很好地实现。

2.传播效力不高,舆论引导单一化、模式化。在内容上,传统媒体报道的及时性、信息的公开性、传受双方的互动性方面,有时候不能很好地满足受众日益增长的多元需求;在形式上,传统媒体还存在一些内容单调、语言呆板、缺乏创新的问题。

3.缺乏与受众的互动。单向传播的模式一直是现在传统媒体的主要的传播方式,这种模式中受众只能被动接受信息,有利于形成统一的舆论范围,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观念解放,舆论环境越来越宽松,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模式很难满足受众的需求。同时,新媒体在传播手段上的优势,直接冲击着电视节目,新媒体的交互性使其越来越受到受众的青睐。

三、新媒体时代提升传统媒体舆论引导力的对策

1.打造出名牌新闻节目,占领舆论引导制高点。目前,传统媒体想进一步加强这些节目的舆论引导力,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注重选题策划。第二,以“三贴近”思想为指导思想,报道新闻。在报道方式上要生动、有亲和力,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2.提高创新能力。传统媒体要想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增强传播效力,取得良好的舆论引导力,必须从内容到形式上进行创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传统媒体提升舆论引导力要做到以下两个创新:第一,创新观念,增强核心竞争力。要想办出让观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就要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不断变化的观众需求,以不断变化的理念,创新节目的形式和内容。第二,创新形式和内容,增强品牌吸引力。传统媒体担负着引导舆论、服务群众的使命,只有创新模式,增强节目的吸引力、影响力,才能把党委、政府的方针政策宣传得更深入人心,更好地提升媒体的舆论引导力。

3.抓好宣传队伍建设,构建舆论引导主力军。要提升传统媒体舆论引导力,需要一支过硬的新闻宣传队伍。目前,传统媒体的新闻人才队伍仍然存在高端人才较少、复合型创新人才缺乏的问题。培养出专家型、学者型和一专多能的符合人才是我们培养人才的方向。要改革人事制度,完善用人机制,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创新能力。

4.注重舆情收集工作,提升舆论引导预见力。准确了解民情,正确把握民意,凝聚民心,牢牢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要建立舆情收集网络,将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只有深入基层,才能创作出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作品。

大众传媒的缺点范文3

【关键词】“三农” 传播研究 媒介接触 话语权

国外对农村传播问题的研究始于1962年,美国社会学家在对农村中新事物(新农药、新良种等)的采纳和普及过程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研究报告《创新和普及》。这次研究报告发展了传播学的两级传播的观点。在有着8亿农民人口的我国,对“三农”传播问题的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三农”是国家的重要战略,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的传媒对“三农”的关注程度也大大提高。同时学术界对“三农”传播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是零散的论文形式,著作并不多。其中方晓红的《大众传媒与农村》比较具有代表性,这一成果是方晓红带领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200余名师生进行了江苏农村受众调查、江苏媒介调查、苏南农村入户访谈以及南京市城市受众调查等四项调查的结果。作者提出了“农村的变革是媒介发展的动力”、“大众媒介构建了农村与城市文明对话的平台”等观点,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如果仍以传统观念面对现在的农村与农民,它失去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受众市场”等看法,这些对于农村媒介的发展兼具现实意义与前瞻性。(《大众传媒与农村》,方晓红著,中华书局,2002年11月第一版)。另外一本代表性的著作是李红艳的《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该书从历史脉络中梳理乡村传播与发展的事件、研究观点、追溯不同时期媒体信息报道内容的变化和报道倾向的不同,力图呈现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研究的全貌。

现基于《2006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报告》,对“三农”传播研究进行简单梳理。学者关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民的媒介接触情况

很多研究人员调查了农民的媒介接触及信息接收情况。曹刚和方晓红的《苏南农村受众群分化的调查与分析》中通过问卷调查得出大众传媒在农村中的传播效应并不高的结论,很多技术经济信息并不是通过大众媒介让农民接受的,农民更倾向于传统的人际传播,也就是说大众媒介在促进农村的技术变革经济发展方面起到的效用并不高①。进行此类调查还有刘仁圣、叶伏华的《江西农村三地传播状况的调查》,方晓红的《对农村受众选择电视节目倾向的研究》等。

二、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介“三农”报道研究

在中国知网(CNKI)键入“三农报道”关键词,搜出109篇论文。很多研究者指出了“三农”报道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其中报道中的主要问题是“三农”报道的边缘化,深层原因则是媒体从业人员为追求经济效益忽略了消费水平相对低下的农民②。这需要媒体社会责任意识的提高。还有很多研究者在业务层提出了如何更好地进行“三农”报道的建议,提醒传媒在报道中应注意生活性、贴近性等原则。如肖大顺《创新“三农”报道的启示》(载于《新闻前哨》),李杰《关于“三农”报道的几个关键问题》(载于《新闻采编》),这些文章大多是经验性的业务总结。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研究性的理论文章。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形象的塑造

相对于一直处在传媒报道中心地位的城市与城市市民,农民在传媒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很少有机会接近媒介,缺乏参与媒介的能力与条件,更没有机会主动利用媒介放大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城市人也缺少亲身接触农民的机会,他们对农民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媒体的报道。在这方面很多学者都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结论。如有研究者指出媒体对农民形象的塑造单一,正面典型缺失,媒体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也有学者以《生存之民工》《民工》两部电视剧为分析样本,认为两部电视剧力求原生态地展现农民工的真实生存状况和真实形象。③

2、农民“不在场”

受国家政策的影响,“三农”问题一直是近几年来媒体关注的焦点。但是有研究者注意到,“三农”报道热的背后隐含的却是“三农”报道的边缘化。媒体关注多是对农业农村政策的解读,农业部门和地方政府领导成为报道的主角。政府和媒体都在谈论农民,农民却只是被谈论的对象,自己不在场,不关心。④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媒体报道中的“官本位”意识,缺少对农民的真正关心。

3、农民话语权

农民在面对媒体时的弱势地位及在媒体报道中被边缘化的状况,使得农民成为普遍“失语”的群体。有学者针对该问题提出农民话语权问题,指出媒体要树立农民受众意识,为农民说话,多让农民说话。同时政府和媒体也要积极实施受众教育,培养他们运用和争取媒介话语权的主动意识⑤。

三、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

面对当下信息传播在农村失衡的现状,提高农民的媒介素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学者根据我国城乡分割二元体制的实际情况以及农村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这一事实,提出了提高农民媒介素养的重要性并给出了一些建议。指出政府应大力推进媒介环境建设,积极尝试在农村开展媒介素养教育⑥。还有学者力图考察农民与媒体的关系状态,使农村受众更好地使用大众传媒、参与传播活动。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是伴随着全国性的媒介素养问题的研究而展开的,事实上,由于学者更多的关注城市受众媒介素养的研究,对农村受众媒介素养的研究一度被忽略,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

四、城乡之间的“信息沟”

在“信息爆炸”“知识爆炸”的时代,特别是随着互联网在城市的普及,农村受众无法获得与城市人同样的信息与知识。有学者对河南农村受众接触大众媒体的行为进行了实地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村受众接触媒体的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对平面媒体的接触仍然不如电子媒体,这种现象反映出我国农村受众的教育水平仍然不高。有学者则调查了甘肃数个县的情况,发现大众传播“知沟”现象在西部农村的社会生活中越发严重⑦。

总之,对“三农”传播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经验介绍,政策的宣传解释方面,理论上少有大的突破,对解决农村信息传播失衡的现状也缺乏建设性的建议。同时,在各个研究方向上,对“三农”传播问题的研究的关注度不够,这与市场经济下媒体对农村市场的不够重视有关。■

参考文献

①曹刚、方晓红:《苏南农村受众群分化的调查与分析》,《新闻记者》,2002年第1期

②罗阳富,《“三农”报道存在的问题及思考》,《安徽农业科学》,2007年23期

③方晓红、贾冰,《论〈人民日报〉“农民形象”塑造――兼议衡量媒介三农报道的一个重要指标》,《新闻界》,2005年第4期

④胡友笋、陈秀杰,《异曲同工,共造双赢》,《新闻知识》,2005年第8期

⑤周春霞:《论农村弱势群体的媒介话语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⑥郑智彬、樊国宝,《论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教育――基于安西镇调查的视角》《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⑦汪霞,《信息时代西部农村“知沟”现象及对策》,《新闻界》,2004年第4期

大众传媒的缺点范文4

【关键词】反转新闻;媒体责任;缺失与重构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1-0263-02

近年来,新闻反转剧频频上演。仅2016上半年,就有“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东北“天价鱼”事件、“礼崩乐坏”的农庄等数十件新闻被反转。反转新闻的出现,不仅让民众对媒体执业能力产生质疑,也是对媒体公信力的伤害。

通过对反转新闻发展过程的梳理发现,反转新闻往往始于网络发帖,通过社交媒体急剧扩散,随后被各大媒体转载报道达到舆情高峰,其后几天内,随着对新闻事实的不断挖掘新闻真相被揭露,报道媒体被反转打脸。由此可见,专业媒体责任意识的缺失对反转新闻的发展和传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今天,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信息传播碎片化、直播模式常态化、个人传播便捷化等新的媒介特征的出现让媒体从业者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新闻真实性和时效性矛盾尖锐,如何在新的媒介环境中坚守媒体责任和道德规范不动摇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

一、媒体责任缺失的表现

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公布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共发生反转新闻20多起。①其中1月1起、2月5起、3月5起、4月1起、5月6起、6月6起,数量上呈明显上升趋势;社会民生成为反转新闻事件最常发生领域,占比90%;移动互联网成为主要舆论场,网络谣言升级,媒体推波助澜。

(一)媒体报道内容失实

与传统新闻严谨的制作方式不同,网络中(特别是自媒体)传播的信息经常充满情绪化、夺人眼球、“标题式”的不真实信息,专业媒体在对网络信息进行转载时必须经过深入调查和理性判断,才能将其定义为“真实新闻”进行传播。但是新闻真相的调查和理性判断需要时间,对新闻时效性的过度追求让不少媒体选择性地忽略了“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一原则,导致新闻假象先于新闻真相而生。

例如,“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事件中,新闻假象是发帖者“上海女”根本没去过江西;“天价鱼”事件中,新闻假象是游客酒后赖账打人;“中国游客泰国铲虾”中视频是2年前的新闻等等,这些新闻假象最终通过媒体报道进行传播和放大,当新闻真相被揭露时,公众对媒体报道新闻的真实性和过滤信息能力产生质疑。长此以往,部分民众甚至会对媒体所报道内容产生抵触心理,民间舆论对媒体报道的新闻事实漠视并疏远,对媒体公信力造成极大损害。

(二)媒体从业者道德失范

百年前,所写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相信是每一个媒体人都想达到的风骨与境界,事实上,当下的媒体平台却充斥着各种跟风新闻和媚俗新闻。当一个新闻热点出现时,各大媒体“一窝蜂”似的跟风报道,大量同质化评论涌现,这些评论缺乏创新角度和理性思辨,极易让受众形成审美疲劳;同时,为了迎合受众碎片化的阅读习惯,在新闻标题上大做文章,不少新闻标题充满暴力和色情元素,以此来吸引更多的受众观看。

例如,在“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事件第一次舆论发酵近24小时过程中,数十家媒体未经核实就对新闻进行转载报道。随后十几天中,各大主流媒体纷纷发声对其进行评论,仅有“前街一号”微信公众号提出新闻是否真实,2月20日,网信办确认此新闻为虚假内容。纵观“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事件反转过程,专业媒体的失职助长了虚假新闻的传播,同质化的肤浅评论在新闻真相被揭露时沦为笑柄。

(三)媒介环境失衡

自媒体时代到来意味着传统媒体控制的传播渠道的霸权时代结束。新媒体技术发展,两微一端(微信、微博、新闻APP)垄断受众群体,但微信、微博占据绝对优势,受众大量流失;在以微信、微博为主体的新型社交圈的建立中,人们开始部落化与族群化,更倾向于相信自己群族内部的声音,传统媒体话语权位移;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传统媒体在与自媒体抢新闻的同时缺乏理性判断和严谨的求证过程,造成新闻反转,媒体公信力下降。同时,行业管制日益收紧、末位淘汰考核机制、评聘分开的评聘政策等行业压力不断增加,内忧外患中生存的传媒业陷入“集体焦虑”的情绪中。

二、媒体责任重构措施

(一)统一行业自律标准,建立自律机构

目前,在对媒体的管理上,主要通过各个主管部门分管不同的领域来实现。例如:新闻出版总署分管新闻、图书出版、报刊杂志、音像、印刷;广电总局负责广播影视行业;网信办负责互联网的管理;文化部负责指导文化市场的建设;公安部负责打击色情和不良信息。③此外,各部门下设各种行业协会。看似监管部门很多,极易出现监管过重或监管空白的两极化管理问题,就自律公约而言,就有《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自律公约》、《中国广播电视从业人员自律公约》、《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北京网络媒体行业自律公约》等数十种之多。就目前出台的各类媒体自律公约来看,多以部门或行业的规定或暂行办法为主,缺乏整体立法的宏观调控。针对上述问题,加强媒体行业自律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基本统一的行业准则。

其次,加强行业自律还应有具备执行能力的自律机构,并由公众负责监督。自律机构应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并受到法律的支持,主要职责是对自律条约进行制定或修改,对媒体行为进行监督及对违规行为进行制裁。自律机构由专业技术人员组成,能够科学、准确地评估媒介行为,能够代表行业最高水准,具备权威性和公信力。最终建立起社会公众、自律机构、媒体从业人员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的良性循环机制。

(二)健全信息来源渠道,确保新闻真实性

实现媒体责任重构还应健全信息来源渠道,在确保新闻真实性的基础上建立新闻传播的良性循环机制。一方面,网络社会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受模式,信息多渠道、网络化的扩散让公众的选择权得到了尽可能多的实现,同时也让不少民众在选择过程中更加困难迷茫:如何才能在海量信息中获取有效的、真实的新闻?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网络本身的自净功能和网民的主观能动选择显然不现实,这个时候就需要专业媒体发声,做到新闻前调查取证、中理性客观、后跟进深化,避免反转新闻的出现。例如,在大部分反转新闻的前期报道中,较少或完全没有出现当事人的声音,造成主体信息缺位。由此可见,信息来源渠道的不健全难以保证新闻真实。

另一方面,互联网强势发展的根源正是通过对各种信息进行资源的整合与梳理,达到产能最大化。所以,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媒体可以学习互联网经验构建属于自己的信息网络:即个体网民既是开放的单一信息源,也是复合信息点。网民作为独立个体信息,当信息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时转变为舆情热点;新的舆情热点形成,意见趋向相同的网民会自发结合成一种或几种主导型意见分支;媒体与各个分支发生关系的过程即是信息获取的过程。建立网络线性信息源不仅有利于信息的获取,还可以有效控制和引导舆情的走向,对媒体进行“议程设置”和舆情引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增强网民互动意识,重塑媒体公信力

公众的信任关系建立在信任方对被信任方承担风险能力的信念或期望之上。④公众信任度与对被信任方的认知成正比,对被信任方认知度越高,公众信任度越高;与公众期望成反比,当公众对某件事的期望值越高的时候,信任度降低。在我国,管理部门长期以来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部门联动机制,新闻热点发生时政府发声滞后,媒体惯性沉默、民众诉求被边缘化,造成民众对被信任方(政府、媒体)认知度低。同时,反转新闻一般发生在与公众自身利益相关方面,公众期待值高,如春节假期期间,“城乡差异”、“假期出行”成为公众关注热点,此时的热点新闻带有明显时间特征;假期过后,公众关注热点开始分散,出现大城市、小县城两极化的地域特征,公众的期待值与热点新闻事件在时间上具备滞后性、在地域上具备差异性,因而形成反比关系,易形成新闻反转。因此,重塑媒体公信力需要建立与公众的信任关系,增强互动意识,让网民参与到新闻过程中来是建立信任关系的关键。

增强网民互动体现在显性线上参与和隐性情感认同两个方面。一方面,完善网民信息表达渠道,通过微信、微博、公众号等网络平台尽可能多地搜集网民意见、信息,满足网民的参与愿望;另一方面,网民的情感结构、情感倾向、情感强度影响事件的走向进程,媒体可以通过对网民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分布分析,掌握网民情感走向,实现隐性情感认同。

(四)拓宽新闻评论深度,做负责任的媒体

处于转型中的传统媒体想要从直播常态化、阅读碎片化、传播光速化的网络中突围,必须重视新闻评论,特别是要有深度评论意识。一方面,在信息过剩的全媒体时代,媒体工作由过去的“传递事实的过程”转变为“传递观点的过程”,一旦新闻事件发生时,专业媒体能否够迅速反应抢占舆论高地,成为意见领袖,决定了媒体的生死成败;另一方面,媒体的评论需具有全局观和大局意识,既要有利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构建,又要接地气、讲人话,能够得到普通民众的情感认同。例如在“雷洋案”中,媒体评论一改过去大而化之的官方腔调,出现了“权威不能落在舆情后面”(新华社)、“正义应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人民日报)等直面时弊的尖锐点评,这些评论不仅说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也让民众对媒体、对政府重拾信心。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也为民众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人们既享受着互联网带来的种种便利,也对频频爆出的各种“反转新闻”充满怀疑和警惕。重塑媒体的公信力是一个复合的工程,需要政府、媒体、民众的共同努力,在这其中处于关键位置的媒体要对“信源―传播渠道―传播效果”各个环节严格把关,积极适应新的媒介环境,牢记职责,不忘初心。

注释:

①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微信公号:半年20起!新闻频频反转背后[DB/OL]/,2016-7-05.

②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微信公号: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男友家事件舆情分析[DB/OL]/,2016-2-15.

③喻国明,李彪.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5[M].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

④董新宇.电子政务如何影响公众信任[J].电子政务,2011(09).

大众传媒的缺点范文5

危机传播是传播学领域新兴的一个研究领域,但研究至今都折射出严重的传者本位意味,不管是政府、媒体还是公众都不太重视危机信息的传播方式,关注的焦点都集中于如何处理危机等一些操作性和技术性的问题,而忽视了危机传播对象――公众对危机的认知。媒介素养主要指主体获取,分析,评价和传播各种形式的信息的能力。有人认为,在危机传播中,公众并不需要媒介素养,只需“唯媒体是从”即可,其实不然。面对危机传播中五花八门的各类信息,公众在获取相关的危机信息后,只有正确地理解信息才能指导应对行为;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式去消化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对人们不仅没有帮助,反而会让民众陷入信息过载或信息真空带来的心理恐慌中。面对复杂的危机传播环境,公众如何解读媒体传达的危机信息,产生怎样的危机认知――公众的媒介素养在其中就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众传媒影响下的公众危机认知偏差

危机认知,是人们对危机事件危险程度的一种主观评价,强调个体通过直觉判断和主观感受获得经验从而对个体认知发生的影响。各人的危机认知存在很大的差异,期间会有多个方面的因素影响对危机的认知和判断,如大众传媒的报道、政府的权威与指导、社会或群体的支持等,但在这所有的因素中,大众传媒的报道是受众获知危机信息和发展、影响应对行为的最直接渠道。

在危机传播的过程中,受众最关心的是有关危机信息的内容、者和传递的方式。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后,大众媒体在信息传递、知识介绍、信心鼓励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大众传媒的危机信息传播能力较弱,缺乏理性报道态度,容易集中夸张报道危机,或隐瞒报道部分危机信息,有学者称之为“媒体病毒”,其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信息失真、报道失衡、重复传播、急功近利,造成传媒公信力的下降和受众趋向不稳定的局面。①同时,受众面对危机信息传播的媒介素养水平不高,缺乏理性判断各种传播渠道的客观性和可信性的能力,不知道如何接触公共信息源,如何判断大众传媒报道的真伪,对得到的危机信息缺乏科学判断和理性分析,导致轻信来自人际传播渠道的流言。

以上两方面的原因都造成了公众在认知危机上的偏差,带来不安全感,从而影响社会稳定。我国公众的危机认知素质处于不成熟的状态,尤其是危机意识较差,危机信息的媒介素养十分低下。公众在和平时期里普遍缺乏危机感知能力和预防意识,一旦危机来临,没有较好的承受心理,容易引发社会恐慌。由于人们在评价危机事件时常常受到不同因素的干扰,因此人们的主观危机认知和事物的客观风险之间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偏差。

信息主要影响人们对风险的认知,用不同的方式呈现相同的风险信息都可能改变人们对风险的认知水平。研究已经发现。公众对一些风险因素很敏感,对另一些风险因素又不在意,但事实上可能并无任何科学依据。如果列一张每年各种事故的死亡人数表,再列一张人们对各种风险事件的忧虑程度表,会发现这两张表会有很大的差异一一死亡率高的事件往住并不是人们风险程度知觉最高的事件。③对于“一次死亡××人”的报道,人们的危机感觉大都会有所夸大。人们对能造成死亡,尤其是造成一次性较大规模死亡的风险事件的概率估计会比对长期的、缓发性伤害的风险估计要高,往往对小概率大死亡率事件的风险估计过高,而对大概率小死亡率的风险估计往往又过低。

公众在危机认知中的偏差,是危机认知中的一个必然现象。公众的危机认知结构与专家们的危机认知结构有明显的差异。公众对危机的认知并不因有专家报告各种风险事件、风险活动的统计数据而有所不同。事实上,公众对危机的认识,可能与真正的事实相去甚远。具有专业知识和分析能力的专家是从具体的量化角度来看待危机和接受危机信息的。对于危机的危害性,他们是从“带来危险的概率”和“危害的程度”这两个方面衡量,能够自觉地采用科学的方法对相关数据和信息进行分析和判断。他们获取危机信息的渠道也往往不止大众媒体。而存在更为专业的信息传播渠道,如相关文献、资料等。但“专家”只是个相对的概念,因为不同类型的危机事件涉及不同的专业知识,如在水污染危机中的专家在化学品爆炸事件中可能就是一般公众,其身份是根据不同危机事件涉及的领域而发生变化的。

一般公众很少从科学的角度或数据来看待危机,而是根据自己的主观认识、生活经验和人际传播的要素来考虑和处理危机。公众对危机的判断是基于对危机发生概率的“主观认识”和对不期望发生事件对自己带来损害程度的“主观预测和联想”上的,与专家危机认知具有很大的不同,带有强烈的非理性色彩。公众对特定风险事件的相关知识如果了解得比较全面,对该事件结果的认知能够客观地知觉,或者能够接受多个而不是单一方面的信息,并能够辩证地看待和评价危机事件对自己和对社会的影响以及有适当的行为反应,比如,能够为消除或降低整个社会的受害程度而从事一些公益性的事情,那么,这样的个体能够更理性地对待风险事件。对公众而言,只有当大众传媒信息渠道足够强大,媒介素养高,才能降低非专业信息渠道的负面影响。

媒介素养与公众的危机信息解释

我国的大众媒体在危机报道中常常呈现出政府型解释和专家型解释,比较重视专家学者的判断和结论,对危机事件本身的报道是在政府主导的舆论方针之下进行的,专家往往承担了向公众解释危机原因和应对策略的责任。这些从专业角度出发的危机认知当然非常有价值,也是必须的,为公众正确认知危机,树立应对危机的信心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政府、公众对危机进行科学的定位和处理。但危机传播的目标和对象是广大的社会成员,从“一般公众基于直接感受对于危机事件的危害程度的判断”角度,大众传媒的危机传播重点要放在公众对危机的感知方式和习惯上,尊重和把握公众的危机认知的形成和特点,而不是完全基于专家危机认知进行危机传播管理。但是,公众的危机认知特点并不能与专家的认知完全吻合的,呈现出以下特点。

1、公众习惯基于部分信息对危机进行整体判断。人的信息接受能力和消化能力都是有限的,大量的信息会给公众带来认识和判断事物的困难,尤其是在危机应对的短时间内,要求人们迅速地形成对危机事件的认知和做出决定,则更容易受到冗余信息的干扰。

2、公众对危机的认知很大程度上会受自己的主观判断或成见的影响。公众危机认知多属于感性认知,难以对

具体数据和数学概率有精确的认识,即使被告知危机发生的概率和危害的程度,对公众来说也是个模糊概念。对于一则重大事故详尽、透彻的报道,可以让公众感知危机事件的恐怖和威胁。但受个人知识结构和生活经验的影响,每个人对事物都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看法,这些看法会左右个人对危机的认知和判断。

3、由于专业知识和背景信息的不足,一般公众的信息处理能力有限,在解码过程中有简单化和单纯化的倾向。当时间有限,公众在接受信息时只接受自己能理解的信息,忽视难以看懂的专业信息重视表面信息,忽视深层信息重视事件本身,忽视原因的读取问题,因此容易导致对危机的判断失误。

可见,我国的公众在危机认知方面具有多层次、个性化、从众性的特点。面对各种危机信息,如何获取,如何为之所用,则是取绝于各人媒介素养的高低。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能力和评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资源和信息为个人生活和自身发展服务,参与社会发展的能力。1992年的“媒体素养领袖会议”曾就媒介素养做出了统一的定义:公众使用、分析、评估各种媒介信息,达到沟通交流的目的。该定义包括三个层面,即获取信息的能力、解读信息能力和使用信息的能力。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对媒介的了解,学会以评判的意识接触媒介的信息;二是了解自己对媒介的需要,懂得合理地运用媒介服务自我。前者是媒介素养的基础,其目的的是尽可能地减少媒介信息的负面影响,后者是媒介素养的提升,将进一步提升公众利用媒介的水平并使之从中获益。

媒介素养在危机传播中和平时的大众传播中的核心能力有所不同。在平时的大众媒体的信息传播中,多数时候公众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获取信息,因为公众获得信息的渠道是多样的,关键在于有了信息后,如何正确地理解信息以指导自己的行动,即对分析和评价信息的能力要求比较高,它们也是媒介素养的核心能力;但在危机传播中,由于我国独特的新闻传播体制,媒体在报道危机时的主动权并不大,而公众期待获得有关危机的信息,因此获取信息成为媒介素养的核心一一是期待从传统的大众媒体上获取危机信息,还是相信人际传播中的危机信息,这是衡量公民个人媒介素养的重要指标。假设没有政府和专家的及时表态,公众自发的危机解释通常是体现出以下4种,而这些解释往往是对大众媒体危机报道产生的心理效果,在解读过程中,各人的媒介素养高低直接决定了解释的类型。 一是正常化解释。在危机事件发生后,经过大众传媒的报道,对危机能形成正确的认识,有着健康的应对心态。具有正常化解释的公众往往有着比较高的媒介素养,能积极地获取、分析、评价和传播各种媒介报道的危机信息,也不容易受到其他信息渠道,如谣言的影响。

二是忽视型解释。这种解释倾向将任何事物的发生都看成是正常的,即使是异常的信息,也尽可能地从正常的角度进行解释和判断。具备这种倾向的公众的媒介素养能力也较高,能够自如地使用媒介获得信息,但个人的自信会模糊这些信息,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这种倾向是为了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而产生的无意识行为,但却容易导致忽视现实生活中危机的存在和发生概率,对日常生活中的潜在危险性不够重视。

三是悲观型解释。部分公众即使对发生概率很低的危机也持有很强烈的危机感,对危机信息进行悲观的解释,尤其对危机带来的危害有过大化评论的倾向。如对飞机失事、核电站事故等发生概率很小的危机也经常感到忧虑和恐惧。会进行悲观解释的公众在媒介信息获取方面的能力很强,但解读和利用媒介信息的能力较弱,对危机信息存在过敏反应,容易导致过激行为。

四是经验/非经验型解释。这种解释和公众是否亲身经历过类似危机有着密切关系。当公众曾经亲身经历过某种危机事件,习惯用已有的经验来判断和解释危机信息,本身的经验会极大地影响其判断。同时,如果没有经历过,或对危机处理知识不足,一旦遭遇危机或接受到危机信息往往束手无策,难以做出正确的应对行为。具备经验型解释特点的公众,其媒介素养在危机认知中是几乎不起作用的,主要依靠积累的经验和知识结构做出反应而非经验型解释中,媒介素养是比较低的,面对危机信息无能为力,不能采取积极的措施分析解读危机信息。

我国公众对危机的解释偏向于忽视型解释,也具有非经验型解释的特点。③这与我国社会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大环境有关,同时我国公对危机的危害性认识还不够,日常生活中缺少危机防范意识,缺乏应对能力和成熟的危机接受心理,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培养公民媒介素养的空间还很大。

提高媒介素养在公众危机认知中的意义

在危机传播中,对公众而言,作为信息的接受者,如何在信息混沌中获取有价值和真实的信息至关重要。面对媒体碎片化和话语权的分散,公众如何分辨信息的真伪,鉴别信息的价值,对待媒体从过去的绝对相信到适度的质疑,成为一项基本的能力。对民众而言,要改善这种局面,关键在于提高面对危机信息的媒介素养能力,其意义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培养和提高公民面对危机的理性

认知是主体接受、编码、操作、提取和利用知识的过程,包括获取信息、分析信息、评价信息和传播信息四个要素,这和媒介素养的核心内涵是相吻合的。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的报道是个人获得相关危机信息的主要渠道,具有不可替代性。2007年6月24日提交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中,删除了有关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突发事件信息的规定。媒体对危机的公开讨论为公民创造了一个开放、活跃的信息环境,同时也因媒体各异的报道水平,以及其他信息传播渠道的加入而使之变得愈加复杂,这种媒介环境促使公民不断思考危机问题及其产生原因,从而拥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和面对危机的理性。

二是提高公民应对危机的综合能力

大众传媒的缺点范文6

每逢重大突发事件发生,传媒业都可以从传播中展现媒体发展的趋势。或许将来回首我国新闻发展史,人们会发现围绕“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舆论引导的不懈努力与深刻反思,如同一次及时开放的“信号灯”,使媒体的主流声音坚定地沿着理性的既定轨道前行。在这次重大突发事件的新闻传播中,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表现不凡,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主导作为同样让人难以忘怀。

主流声音:权威发布 主导社会舆论

做好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运用传媒力量来减缓乃至化解社会矛盾和危机,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

“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牵动着国人的心。事发当天,新华社快讯在第一时间发声,后续新闻滚动跟进。主流电视媒体新闻频道迅速切入画面,主持人口播消息的同时电视屏幕滚动字幕,发布现场初步确认的信息。各主流网站、广播电台当晚密切追踪事故现场传来的最新消息,及时刷新相关内容。第二天,各地都市报图文并茂地介绍温州雨夜救援和当地群众排队献血的新闻。新华社继7月24日系统报道温州事故“紧急救援24小时”后,25日以“不该发生的事故为何发生”为题,开始冷静探寻、理性反思事故发生的深层原因。《人民日报》的“人民时评”栏目,连续刊发8篇评论,多侧面、多层次深度分析这起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原因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敏感话题。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关于温家宝总理与遇难者家属见面的录音报道,被认为是此次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一大亮点,是主流媒体传播方式的一大突破。

重大突发事件面前,主流媒体的观点与态度直接影响到公众对问题的认识与情绪。在非常态下,由于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被打乱,信息渠道被部分地阻隔,公众把对真实情况的获知愿望寄托于媒体。在“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救援和前一阶段善后处理、事故调查报道中,传统媒体保持了应有的理性,基本做到了决策果断、调度有序、报道适时适量适度。积极的议题设置,既符合客观实际,又代表公众意愿,展示了高水平的社会动员和舆论引导、主导能力。

地方媒体拥有贴近突发事件和当地受众的独特优势。受众最关注的就是与自身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闻报道,而地方媒体的报道往往最能引起当地受众的心理认同和情感共鸣。“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地方媒体充分利用自身熟悉当地人文环境和受众心理的优势,把政府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具体方案,以及时、全面的方式传播,引导受众正确对待事故救援和善后处理工作,澄清模糊的观念和认识,以主流声音占据社会舆论的制高点,准确把握大众传播的导向。

事故发生后,围绕现场救援、伤员输送与及时救治、市民排队献血、抢救小伊伊等新闻的报道,地方媒体与主流媒体选择不同视角,采取不同形式,第一时间发出主流声音,舆论引导有声有色。

值得注意的是,媒体在提高舆论引导的严谨性方面存在一些值得改进的地方:一是一些电视媒体直播救援和抢险画面,由于直播画面缺少专业性的解说,容易给受众造成不必要的误读、误判。“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的初期,电视直播的地面救援吊机将悬空的动车车厢用钢缆吊起,放到地面的画面,给观众留下的直观印象是车厢落地时的震颤和晃动,容易给受众造成的联想是,如果车厢内还有遇难旅客的行李,甚至还有种种可能将会怎样,等等。二是媒体报道需要待事故调查结论公布后,客观、准确、严谨地报道与铁路运营相关的工作人员。如一些媒体在国家尚未公布事故调查结果之前,认定动车乘务人员“牺牲在岗位上”,这是有失严谨性、准确性的(应为“遇难乘务人员”)。三是主流媒体在一些特定阶段自发声的缺失,以及报道观点公正性、独立性的缺失,大有跟进微博片面的甚至偏激观点的倾向,让受众感觉缺少主流媒体的权威性、主导性、深刻性,而引领者怎么成了“被引领”者?

议题设置:准确聚焦实现正确引导

突发事件使群众对信息的需求最大化,媒体通过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客观报道来体现自己的权威性、公信力和影响力,并且引导突发事件向消除误解、吸取教训、完善措施、平息事态的正面转化。

主流媒体既是信息的传播者,也是信息的过滤器。它是一种建设性的社会力量,是公众主要倚重的信息源与信息获取渠道,是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压器”与“安全阀”。正确把握突发性事件新闻报道的舆论导向,提高应急报道水平是新时期党和政府对媒体提出的政治要求,也是媒体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温州动车事故”无疑是2011年夏季大众传媒关键词之一,各种消息、访谈、评论、公众热线等都围绕这一关键词展开。在这一重大突发事件报道过程中,主流媒体进行了精心的议题设置,通过有效传播使媒体议程、公众议程、政府议程紧密结合,用新闻舆论推动公众舆论,以媒体观点影响公众观点。

从事故发生以来的报道可以看出,主流媒体以自觉的意识和强烈的符号冲击力,为公众设置了这样一些中心议题:一是党和政府及铁路部门高度重视“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二是按照科学、严谨、依法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严肃认真地对事故进行调查处理。调查处理工作公开、透明,调查进程及时向社会公布,给人民群众一个真诚负责任的交代。三是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全力减少因伤死亡、因伤致残。准确核实遇难者人数和身份,妥善做好赔偿、抚恤等工作。

当事故救援和善后处理工作告一段落时,主流媒体适时地提出舆论引导新议题:一是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事关党和政府形象和声誉。搞建设、谋发展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安全、可持续的理念,始终把安全工作放在第一位。二是要坚持科学发展的道路,坚持以人为本,处理好速度、质量、效益的关系,把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落实到生产、经营、管理的全过程。三是“7·23”事故的调查过程,不仅是对铁路安全运营水平的一次剖析,更是对中国安全发展能力的一次检视。

主流媒体以全新的姿态,以媒体擅长的报道形态,准确聚焦,主动进行议题设置,全方位介入事件报道,并在不断的追问和解释中深化议题,体现出特有的见识和价值,受到公众广泛关注,形成公共议程,缓解了社会质疑的心理,有效地抑制了谣言的蔓延,最终导致了公众“态度的改变”,构建出了舆论引导新格局。同时,进一步引导人们对这起事故进行理性、深刻反思,检讨和改进我们社会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将人们的思考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

“7·23”事故报道的实践,检验了主流媒体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两个舆论场:互动互补 畅通民意 提升民气

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报道不同于一般的新闻报道,它是在时间紧迫状态下对一个涉及公众切身利益、充满不确定因素的突发事件进行的近乎无章可循的传播。如果政府部门、主流媒体在科学判断、精心策划和应变处置能力方面存在明显缺失,不仅不能实现对舆论的正确引导,还有可能陷入被动,造成新的社会混乱。

作为近几年兴起的传播平台,微博以其简单、方便、快捷的特点以及在公共事件传播中的作用,发展可谓风生水起。

目前,中国互联网形成了世界最大的舆论场,网络与传统媒体互相渗透的传播格局前所未有,由此产生的互动舆论场也是突发事件报道中对舆论引导的新挑战。当前,传统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的舆论场与网络舆论场存在严重不对称问题。

面对突发事件,主流媒体新闻报道跟进被动时,网络舆论却“铺天盖地”,形成抢占话语权的态势。实践证明,微博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不是以天计算,不是以小时计算,而是分秒都有信息传播。

当今社会,人人都是“自媒体”。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引发公众关切,瞬间就会形成新生舆论场。这是一种新生秩序,新生群体组合,具有极强的生命力。网络、微博等新媒体对信息的快速处理和发布,使大家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更多的消息。

“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报道中的微博,进一步证明了碎片化传播的价值。碎片化的信息,是对由大众媒体带来的信息的补充。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参照、相互校正的可能。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媒体通过微博上的碎片化信息找到报道线索,进而进行深入采访、加工,呈现给受众一个相对完整的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微博与传统媒体在话题内容设置上具有重叠性和互动性。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微博上,有些消息被讹传,因为网友素质层次不一,发布的信息就有可能是假象、流言、谣言,这是微博诞生以来就备受争议的弱点。代表着自媒体的微博良莠不齐,数量庞大,网络的隐匿性给了网民“随心所欲”的空间。因此,微博强劲发展的势头虽然令人欣喜,但微博上发布的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既需要传统媒体也需要网民审慎考量,在八卦或新闻消息之间,媒体和受众要做出冷静的思考和谨慎的抉择,而不是沦为微博平台的“复印机”。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不仅是一个容易滋生谣言、传播谣言的时代,更是一个容易陷入“传谣、辟谣,再传谣、再辟谣”的循环时代。真相告知越快,人们越相信政府诚意,对官方信息真实性的认可度就越强;真相告知越多,谣言就越没有立足之地。实践证明,传统媒体第一时间发出主流声音,让人们及时了解事实真相,是消弭谣言的最好“良药”。

与此同时,传统媒体新闻人应该成为网络微博的积极参与者和理性把关人。民众有疑惑、有误解,传统媒体记者要把事实真相及时报道出来,把原生态的东西还原出来。传统媒体人通过微博得到信息、发布信息,树立个人品牌;而对微博来说,媒体和媒体人无偿地把他们的职业作品以及他们的想法、线索通过微博展现出来,这对各方来说可以实现共赢。

传统媒体开设官方微博,其实正是适应传媒业快速发展的举措,不仅可以增强自己的影响力,同时也会吸引新生代读者,扩大影响力。另一方面,微博已经对传统媒体形成倒逼,如果传统媒体信息发布不及时、不迅速,微博的信息就会取而代之。

这是传统媒体的一个发展机遇。传统媒体有最好的公信力、稳定的读者用户。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与新兴媒体相比,虽然传统媒体没有微博的优势,在新闻的时效性上有着先天不足的缺陷,但是传统媒体在权威发布、深度挖掘、细致分析上具有优势,尤其在长久保存和便于随时阅读方面,传统媒体的报纸,无疑具有绝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