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遗传学笔记范文1
【关键词】 医学遗传学； 多元化； 教学
医学遗传学是生命科学的一门前沿学科，是医学教育中的一门非常重要的基础学科。随着现代生物科学的飞速发展，医学遗传学教学也面临严峻挑战。为在有限的时间内，优化医学遗传学教学，提高教学效率，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把医学生培养成综合素质高的医学人才，笔者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实践和探讨。
1 制定合适的教学内容
若在有限的教学课时内完成全部医学遗传学内容的讲解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根据该课程基础性与前沿性并存的特点，遵循“立足根本基础，适当延伸”的原则，精心组织编排适合中职卫校学生的教学内容[1]。笔者将教学内容分三部分：（1）医学遗传学基础知识，包括遗传的细胞学基础和分子基础，这是学生应掌握的重要基础内容，要详细讲解。（2）临床遗传病学，包括单基因遗传病、多基因遗传病、染色体病的遗传方式、遗传特点及发病机理等；遗传病的诊断、治疗、遗传咨询等内容，此内容一向是教学的重头戏，要全面透彻的讲解。（3）交叉学科及最新研究进展，包括生化遗传、药物遗传、免疫遗传、肿瘤遗传等，让学生从基因水平了解遗传病的发病机理和防治原则；介绍人类基因组计划；人类胚胎干细胞在防治遗传病中的意义；DNA芯片技术及其在遗传学中的应用、基因工程与生物制药、基因诊断新技术及基因治疗新策略。以上内容让学生了解即可，这些内容的充实，开阔了学生的科学视野，同时培养了学生的科学意识[2-3]。
从遗传学的发展看，护理专业的学生还应掌握优生原理及采取的措施，能运用现代科技进行新生儿素质方面的探讨，促进人类在体力和智力上形成优秀个体的繁衍，为促进人类的全面进步发挥护理的积极作用，因此在教学中笔者还要对中职卫校护理专业的学生进行优生知识的重要讲解，让护理的角色从护理岗位拓展到社会的各方面，为人类健康生活方式服务；开展教育、咨询等服务；扩大护理服务及就业范围。
2 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课堂教学应营造轻松、活跃、开放的氛围，给学生提供展示和锻炼的平台，这样可以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在教学中，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4]。
2.1 启发式教学 教师要善于开启学生的思维活力，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5]。在医学遗传学教学过程中，老师可以巧设疑问，引导学生逐步深入思考，最后理解、接受新知识。比如在讲解染色体数目畸变的内容时，提问：（1）细胞有丝分裂各期特点、减数分裂各期特点？（2）如果在有丝分裂后期染色体发生不分离会造成什么后果？（3）如果在减数分裂后期染色体发生不分离会形成怎样的生殖细胞？（4）如果在分裂过程中发生染色体丢失会出现什么后果？通过一问一答的形式，启发学生积极思考，从而推导出单体型、三体型、嵌合体的形成机制，这样学生就比较容易接受这一难点内容。
2.2 师生易位教学 为了加强教学互动[6]，使学生在课堂上成为学习的主体[7]，达到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在讲到遗传咨询这部分内容时，笔者选择了分别患有β型地中海贫血症、红绿色盲、进行性肌营养不良这三种单基因遗传病的不同家庭，事先让学生做好充分准备，课堂上两人一组，分别扮演咨询医师和咨询者，（1）判断其遗传方式及遗传特点；（2）写出患者及其父母可能有的基因型；（3）预测咨询者后代患此种遗传病的可能性有多大；（4）如何预防、治疗。最后每组派代表汇报讨论分析结果。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运用明显进步，大大提高了学习效果，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有了提高，沟通合作能力有了提高[8]。
2.3 利用病例教学 笔者在授课过程中引入临床真实病例，使学生在分析讨论过程中理解和巩固基本概念、基本理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也有助于学生加深对疾病本质的认识[9]。在讲到遗传咨询内容时，笔者列举了如下一个真实病例：患者女，10个月，出生时正常，出生后皮肤和毛发颜色逐渐变浅，就诊时头发枯黄，皮肤粗糙、干燥，虹膜黄色，尿有鼠味或霉味，反应迟钝，智力发育障碍，体格检查：脑小畸形，肌张力增高，腱反射亢进。实验室检查，血中苯丙氨酸增高，家族中无类似患者，但该患儿是近亲婚配所生，请帮助解答以下问题：（1）这是哪一种单基因遗传病；（2）系谱特点是什么；（3）她的孩子是否会患此病，患此病的可能性有多大；（4）患者如何治疗；（5）如何预防患儿出生？在思考答案的过程中培养了学生综合分析、发散的思维能力，有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3 开展第二课堂促进教学
3.1 开设专题讲座 医学遗传学发展迅速，知识更新快。笔者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基本教学任务的基础上，利用第二课堂，开设专题讲座[10]，如：人类基因组计划；人类胚胎干细胞在防治遗传病中的意义；基因芯片技术的应用；转基因食品；DNA指纹鉴定用于亲子鉴定和犯罪鉴定；基因诊断、基因治疗的新方法和新策略；利用基因工程使动物产生用于人体器官组织移植的材料及药物的大量生产等内容的讲座，这样可以使学生的医学遗传学知识得到补充和延伸，开拓学生的视野，让学生体会到本门课与大家的生活关系密切，增加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3.2 学习成果汇报表演 中职卫校学生由于年龄不大，他们的表演欲望高，各方面素质、能力的可塑性很强，所以笔者在完成临床遗传病学的学习后，开展一次班级学习成果汇报表演活动，具体内容和安排见图1。
本次活动中，同学们事先充分准备、积极排练，活动中精彩表演，学生的基础知识掌握的更加牢固，遗传病剧本的表演使他们感受到遗传病给人类健康生活带来的痛苦和伤害，唤醒了他们对遗传病预防治疗的责任意识，学生的表现力提高、表达力及团队合作意识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了全面提高。
4 开展实践教学
学习医学遗传学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个体、家庭、人群的健康状况，有效指导遗传病的治疗、预防，促进人类优生，若将课堂教学与临床相结合，有助于学生对于抽象的遗传学知识有一个直观的感性认识，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笔者在讲到相关章节内容如遗传病筛查、咨询、染色体病等时，带学生直接深入临床，（1）直接接触患者，观察患者的临床表现，调查家系并绘制系谱图、分析遗传方式、预测后病风险，给出合理的咨询建议。（2）在产科了解产前相关遗传病的筛查和新生儿中需要筛查的一些遗传病。 （3）采集羊水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
这种教学使学生感到新鲜有趣、印象深刻、牢记不忘，在学习过程中的深刻思考、与患者近距离交谈，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帮患者解决问题，学生体会到了自身的价值，增强了自信，各方面素质、能力都得到相应提高。
5 多元考核，全面评价
为全方位提高学生素质，挖掘其潜能，必须改变过去单一的评价体系，不能采取一张试卷定成绩的做法。教师要通过对课堂表现、课后作业、平时测绘、实验操作、实习报告等各项打分进行综合考核，每项又以一定比例计入总分，最后核算出一个合理的综合考核成绩。
多元化教学模式，有益于教师的知识结构不断更新，专题讲座的内容必须紧跟时展的步伐；病例教学的实施，要求教师必须掌握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知识；师生易位等教学模式的实施促进教师综合素质不断提升。
多元化教学模式也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综合应用知识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也提高了学生的语言表达力、沟通合作等能力，深受学生好评，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在国家一直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今天，教师必须不断努力开展教学实践和教学改革的探索，培养出更多适应时展的综合素质高的医学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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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遗传学笔记范文2
阶梯式板书在讲授免疫应答时的应用免疫应答同样也是医学免疫学的重要章节，其中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过程是教学难点。由于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过程非常复杂，传统教材对这一部分都是采用纯文字及少量图片来描述，学生很难理解、记忆。笔者采用阶梯式板书，经过90分钟的学习，学生都能顺利掌握该章节内容。现以细胞免疫为例做一介。
二、医学免疫学教学中应用阶梯式板书的意义
1.有利于学生理解传统教学模式仅是单纯进行讲解，且教材多为纯文字描述，使学生感到抽象，难以理解。采用阶梯式板书呈现教学内容，使学生一目了然。复杂的理论知识，用简单的阶梯式板书就能说明问题，易于学生理解。有利于学生复习记忆阶梯式板书清晰明了，不仅有利于学生理解，而且有利于学生复习记忆。医学免疫学有些内容通过视频、动画等形式展示，学生在课堂上能很快理解，但很快又会遗忘。采用阶梯式板书，学生虽然也会遗忘，但拿出笔记，只要看一下阶梯式板书，很快就能回忆起来，故有利于学生复习记忆。
2.有利于训练学生思维的条理性笔者在尝试阶梯式板书教学的同时，注意培养学生自己编写阶梯式板书的能力。例如，讲完补体激活经典途径、旁路途径后，要求学生课外自学，自己书写MBL途径，最后交由教师批阅。同样，讲完细胞免疫后，让学生自己书写体液免疫的阶梯式板书。这样，既训练了学生思维的条理性，又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
三、阶梯式板书在医学免疫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医学遗传学笔记范文3
在匾的等级中，笔者认为最高等级的自然是皇帝亲赐的御匾，其次是政治文化界名人名家题字的匾，再就是地方名人、儒士等的题字匾。至于那些无名无款，字迹一般的匾，应该只能算是档次较低的工艺品了，收藏价值也相对要低一些。
下面介绍的这块漆匾是从湖北省蕲春县蕲州一农家传出的，起初未被重视，经笔者细心研究后发现竟是存世珍罕的王爷赐匾，十分珍贵。该匾长170厘米，宽64厘米，厚4.5厘米，樟木质地（因历时久远已有明显裂痕）。匾中镌刻“方脉名家”四个楷书大字（方脉是指中医），边款从匾右角直读到左角：“万历甲辰孟秋月为本府医官李承喾立”。在匾的中间落款：“樊山王书赐”，在“书”字和“赐”字之间夹刻了一方大红朱砂印“樊山王章”。从文字内容可以看出，此匾是在万历甲辰年（1604年）七月樊山王为表彰王府医官李承喾医术高超，亲笔题写了匾上文字，刻好后赏赐给这位王府医官的。万历甲辰年的樊山王是朱翊，他于1597年继承王位，1622年去世，在位25年（1597-1622年）。笔者多方考证，未曾发现他另存的其他墨宝，因而此匾可能是他存世的唯一书迹了。
在明代众多王爷中，樊山王朱翊应算得上是一位才德皆佳的王爷。朱翊自己有诗作传世，他曾撰著诗书《广宴堂集》二十四卷，收录于《四库全书》。另外，他还和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有着特殊的关系。研究《西游记》的学者大多认为，《西游记》是一部以吴承恩为主导群体创作的著作。然而万历年间的樊山王家族也参与了写作，当时朱翊还是王子，吴承恩在蕲州樊山王府任纪善（八品官），教他和另几位王子礼仪。湖南学者张晓康研究后更大胆得出结论，朱翊不仅参与了《西游记》的写作，而且也是《西游记》的最后编修写定并将其传出者。多方研究表明，樊山王朱翊不但为人贤达，更在文学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历史不该遗忘的一位王爷。
医学遗传学笔记范文4
“遗传病的预防”的教学内容为上海市高中《生命科学（试用本）》第三册第八章第四节“人类遗传病和遗传病的预防”的第2课时，学习要求为C级。在中学生命科学学科育人价值中，培养科学素养占据首要地位，这不仅是要求学生掌握相关的生命科学知识，还需要学生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除了需要掌握遗传病预防的方法，还要能够应用所学知识避免遗传病的发生，形成积极的人生观，唤醒生命意识。
教材中列举了禁止近亲结婚等五种预防措施，学生学习后往往能够说出这些措施的具体名称，但对于这些举措背后的遗传学原理却难以解释，不能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然而本节课恰是与学生的未来生活密切相关的，笔者对教材内容进行挖掘，采用情景教学法设计了一对青年男女王小姐和王先生从准备结婚到生育子女的故事，以人生旅途“结婚申请――婚检――遗传咨询――产前检查”为线索串联五种预防措施，营造具有活力的课堂教学氛围，让学生在课堂学习中感受生命与成长，体会学习生命科学的意义，实现生命科学的学科育人价值。
2 教学目标
2.1 知识与技能目标
能够推断直系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可以根据遗传病的特点，遵循遗传咨询的步骤提出预防措施；说出预防遗传病的五种措施。
2.2 过程与方法目标
在遗传咨询的活动中，学习遗传系谱图的绘制和遗传病概率的计算方法；通过情景故事的学习，解释预防遗传病发生的原因。
2.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比较近亲结婚的遗传病发病比例，体会禁止近亲结婚对优生优育的重要性；认识遗传学对预防遗传病发生的作用，培养生命科学素养，提高学以致用的能力。
3 教学设计及过程
3.1 创设生活情景，巧解近亲关系
禁止近亲结婚是教学中的第一项预防措施，教师在本节课的开篇采用学生未来人生会遇见的场景创设生活化教学情景。情景一：有一对青年男女王小姐和王先生在经历了一年多的恋爱之后，准备走上婚姻的殿堂。他们在预约登记结婚时签署了《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上面写着“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我国《婚姻法》规定：禁止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王小姐和王先生是否属于近亲，近亲结婚有何危害？
在由恋爱走向婚姻的教学情境中，让学生了解结婚登记的流程和《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增加其生活经验。教师利用此情景设计了学生活动：找一找系谱图中“我”的直系和旁系血亲有哪些？学生观察系谱图，判断“我”的直系和旁系血亲，在课堂教学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起联系。同时结合对比教材隐性遗传病发病率表格中数据，让学生感受近亲结婚遗的危害，体会科学研究需要数据的论证，并且独立思考其背后的遗传学原理，建立前后章节的联系。
3.2 关注新闻事实，树立科学观念
情景二的设计围绕婚前检查的预防措施现状展开：王小姐和王先生排除了近亲关系，按要求预约登记结婚后，民政局工作人员给了双方自愿免费婚前体检单。王先生提出，我们应该先去做婚检后，再领结婚证；而王小姐却说，我们双方都很健康，婚检很麻烦，免了吧！你支持男方，还是女方？
教师通过故事引发目前对婚前体检的不同态度，让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教师展现2015年关于婚前检查对于预防遗传病发生的数据，让学生清楚婚前检查的重要性，科学地看待婚前体检的积极意义，影响其今后的生活选择。
3.3 体验遗传咨询，活用遗传知识
对遗传咨询的预防措施的学习，采用学生角色扮演的活动形式，设置情景三：在王先生的坚持下，他们来到了医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在对病史的询问时，发现王先生曾经患有多指症，但在幼年时通过手术矫正了。王先生主诉男方母亲家族都没有多指症，但父亲家族有多指症病逝，男方的父亲、祖父、祖母都患有多指症，只有一个姑姑没有患病。他们担心这个结果可能对后代产生影响，于是向医生进行了咨询。
学生以4人小组进行角色扮演，2人为夫妇，2人为专家，根据学习单提示完成遗传咨询活动。教师设计了以下3个问题：（1） 遗传咨询由哪四个步骤组成？（2） 多指症属于哪种类型的遗传病？（3） 孩子的发病率是多少？如果王小姐怀孕是否需要终止妊娠？在回答问题的同时，每一个学生都可以进入情境中学习遗传咨询的过程，体会遗传咨询对于避免遗传病发生的重要性，运用遗传学的知识画出系谱图，计算后代患病概率，将生命科学知识在生活中学以致用。
3.4 认识产前检查，贯彻生命教育
情景四围绕预防措施产前检查展开：当王小姐和王先生经过医生的指导后，知道孩子会有50%的概率患有多指症，但这并不属于严重畸形，可以通过手术矫正。他们消除了顾虑，登记结婚了。一年之后，他们有了爱的结晶。怀孕了的王小姐在产前B超检查时询问医生孩子是否患多指症，医生表示多指症不属于严重畸形，是不检查的，避免准妈妈以此为由终止妊娠，即便患有多指症，出生后2岁内通过手术矫正即可。
在此情境下，教师简要介绍B超检查的目的，对基础医学知识进行普及，避免学生产生认识误区，科学正确的对待产前检查，同时贯彻生命教育，尊重未出生孩子的生命。
3.5 结合生育政策，提倡优生优育
结合现阶段的“二孩”政策，设置情景五：经过了40周的妊娠，王小姐生下了一个多指症宝宝，通过及时手术治疗治愈了。几年后，身为独身女的王小姐和王先生商量后怀了第二胎，在产前检查时，医生告知王小姐，她的年龄超过了35岁，推荐进行羊水检查，检查胎儿是否患有唐氏综合征。王小姐非常不理解，表示家里并没有人患过唐氏综合征，王小姐是否该进行羊水检查呢？
教师引导学生观察图表唐氏综合征患儿发病率和母亲年龄的曲线，关注生育年龄与遗传病的关系，在图表的阅读中锻炼学生的分析能力，得出适龄生育可以减少遗传病的发生的结论。在教学时，教师对羊水检查的过程和目的做简要介绍，使感受科学技术对预防遗传病发生的积极作用。
情景六以健康孩子的出生为结束：妊娠16周时，王小姐同意了医生的建议，对胎儿进行了羊水检查，经染色体分析推断胎儿染色体正常，最终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宝宝。王小姐在生产后鼓励其他朋友应该适龄生育，以减少遗传病发生的概率。
医学遗传学笔记范文5
关键词：吕熊；《女仙外史》；遗民意识
作者简介：程国赋，男，安徽安庆人，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高校“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杨剑兵，男，安徽桐城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吕熊及其《女仙外史》学界多有论述。其中对昌熊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生卒年、名、字等方面的考证，如杨锺贤的《女仙外史作者的名字及其他——与胡小伟同志商榷兼答周尚意同志》、章培恒的《女仙外史·前言》、徐扶明的《吕熊与女仙外史》等；对《女仙外史》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主题思想、回末评点等方面，如杜贵晨的《女仙外史的显与晦》、刘倩的博士论文《“靖难”及其文学重写》、杨梅的硕士论文《吕熊与女仙外史》等。然而，学界在吕熊的明遗民身份、《女仙外史》的遗民意识及才学化等方面，或偶有涉及，但均未作深入论述。有鉴于此，笔者对此试加探讨。
一、吕熊的明遗民身份
“遗民”一词最早源于《左传》。《左传》闵公二年曰：“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孔颖达疏云：“经、传皆云十二月狄人卫，卫人东徙渡河，收集离散，乃立戴公。”襄公二十九年又云：“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为之歌《陈》。’”孔颖达疏云：“《正义》曰：‘见其思深，故疑之云，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若其不是唐民，何其忧思之远也?非承令德之后，谁能如此深虑也?从上述“遗民”一词及其注疏来看，遗民最初是指亡国之民。后世文献基本承袭这一内涵。直至清初归庄在《历代遗民录序》中对王莽政权时的汉遗民进行分类，真正意义上的“遗民”内涵才清晰起来。此文将汉遗民分为三类，包括“生于汉朝，遭新莽之乱，遂终身不仕”者，“仕于汉朝，而洁身于居摄之后”者，“显于东京……以其不仕莽朝”者。另外，还出现了“遗民”与“逸民”内涵相混淆的情况，归庄在《历代遗民录序》中亦对其进行了明确区别：“凡怀道抱德不用于世者，皆谓之逸民。而遗民则惟在废兴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
根据上述“遗民”内涵及“遗民”与“逸民”的区别，同时，结合清初的具体情况及《明遗民传记资料索引·叙例》对“明遗民”概念的界定，笔者认为明遗民至少应符合这样三个条件：一是必须于明亡(崇祯十七年，1644)前出生，卒于清朝；二是不在清朝出仕、应试，即不能拥有清朝的官衔与功名，但在南明任官、应试者或在清朝任官僚幕客者除外；三是一般为士人，即拥有一定知识的人即可，不必是上层士大夫。
在界定明遗民的三个条件后，我们再来看吕熊的生平材料。目前学界引用吕熊生平材料较多为乾隆十六年(1751)《昆山新阳合志》(藏国家图书馆)，但常常有不完整的遗憾。而道光六年(1826)《昆新两县志》、光绪六年(1880)《昆新两县续修合志》《昆山县志》等三县志中吕熊的生平材料，学界较少涉及。同时，谢正光等《明遗民传记资料索引》、《明遗民录汇辑》等均未收录吕熊。现据上述四县志及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吕熊完全符合明遗民的基本条件，其当为明遗民无疑。
(一)吕熊生于明亡之前，卒于清朝。对于吕熊的生卒年，学界颇有争议。杨锺贤《女仙外史作者的名字及其他——与胡小伟同志商榷兼答周尚意同志》称：“吕熊当生于明崇祯十五(1642)年，卒于清雍正元年(1723)。”据章培恒在《女仙外史·前言》中考证，吕熊生年当在崇祯六年(1633)至八年(1635)年间，卒年当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至五十五年(1716)间。徐扶明《吕熊与女仙外史》称：“(吕熊)大约生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大约卒于清雍正元年(1723)。”杨梅在其硕士论文《吕熊与女仙外史》中称：“吕熊生于崇祯十五年(1642)，卒于雍正元年(1723)，虚八十二岁。”总之，吕熊生年的上限时间为明崇祯六年(1633)，下限时间为崇祯十五年(1642)；卒年的上限时间为康熙五十三年(1714)，下限时间为清雍正元年(1723)，显然符合明遗民在时间上的条件。
(二)吕熊在入清后未曾人仕与应试。吕熊在人清后，曾做过清朝直隶巡抚于成龙的幕客，还与江西南安郡守陈奕禧、广州府太守叶旉、江西学使杨顒、江西廉使刘廷玑等清廷官员多有交往，但其终身一布衣。据乾隆十六年(1751)《昆山新阳合志》卷25《人物·文苑二·吕熊传》载：
吕熊，字文兆。父天裕。熊生而俊爽，长七尺、戟髯、铁面、目光炯炯。天裕以国变故，命熊业医，毋就试。顾熊性独嗜诗歌、古文及书法，博习不厌。于公成龙巡抚直隶，聘入幕，一切条议皆出其手，同事者忌之。遂拂衣去。越数年，成龙复旧任，再延入幕。凡所赞画，动中机宜。及奉命治河，将题授熊通判，俾自效。熊固辞之。已适越，渡浙江，上子陵钓台，访括苍洞、天石门瀑布诸胜。至江右，会按察刘某、佥事韩某，皆旧交，相与流连诗酒，东湖中有亭台，徐孺子、苏云卿遗迹也，僦舍居焉。韩、刘罢，乃去。客南安陈奕禧所。奕禧卒，复度岭探胜，概为广州修郡志。事峻，归东湖。寻以旧着《外史》触当时忌，乃归吴门。年八十余卒。所着有：《诗经六义解》《明史断》《续广舆记》《前后诗集》《本草析治》。叶均禧、汤宽二传合纂。
再据道光六年(1826)《昆新两县志》卷27《人物·文苑二·吕熊传》载：
吕熊，字文兆。伟躯干、戟髯、铁面、目光炯炯。父天裕遭国变，命熊业医，毋就试。熊少嗜诗、古文。于成龙巡抚直隶，聘入幕，一切条议皆出其手，同事忌之，拂衣去。越数年，成龙再延入幕。及为河帅，将荐授通判，俾自效，熊固辞之。已适越，上子陵钓台，访括苍洞、天石门瀑布诸胜。至江右，以当事多旧交，僦舍东湖。东湖，故徐孺子、苏云卿遗迹也。流连诗酒，久之去。客南安守陈奕禧所。复度岭为广州修郡志，事峻，返东湖，寻归里，卒年八十余。
光绪六年(1880)《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1《人物·文苑二·吕熊传》与《道光昆新两县志》中的《吕熊传》同。另据《昆山县志》第27篇《人物·吕熊传》载：
吕熊(?-1680年前后)，清初文学家。字文兆，号选叟。昆山人。他自少嗜好诗、古文，所作文章经济，精奥卓拔，性情孤冷，举止怪僻。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为直隶巡抚于成龙幕客，一切条议都出自其手，遭同事忌，拂衣而去。 康熙三十七年(1698)，再入于成龙幕，为其处理水利事宜。康熙四十八年(1709)他在南安(今江西大余)知府署中做客，复为广州修郡志，事竣返江西。康熙六十一年(1722)，他还故里，80余岁卒。熊平生学问，皆寄托于《女仙外史》一书，全书凡100回，述明代唐赛儿事。所着还有《诗经六义辨》《明史断》《续广舆记》《前后诗集》《本草析治》。
综合上述四县志中的《吕熊传》，我们可以确认这样两点：一是吕熊遵循了入清后“毋就试”的父训，却未完全遵循“业医”的父训，虽着有《本草析治》，但其主要成就还是表现在文学方面；二是吕熊虽两次担任于成龙的幕客，还“客南安守陈奕禧所”并“为广州修郡志”，但他终身未入仕清廷，惟一一次“荐授通判”，还“固辞之”。所以，吕熊在坚持民族气节方面，亦符合明遗民的条件。
(三)吕熊是清初一位全才式人物。根据上述县志记载，吕熊着有《诗经六义解》《明史断》《续广舆记》《前后诗集》《本草析治》《女仙外史》。其中《诗经六义解》体现了经学成就，《明史断》体现了史学成就，《续广舆记》体现了地理学成就，《前后诗集》《女仙外史》体现了文学成就，《本草析治》体现了医学成就。但遗憾的是，其所着“《诗经六义解》引》。《明史断》《续广舆记》《前后诗集》《本草析治》等，皆不传。除《女仙外史》外，仅乾隆《南安府志》存其五律一首。”
作为寄寓学问与心事的《女仙外史》，吕熊表现了自己众多方面的才学，如历史典故、诗词歌赋等方面。下文将有详论，在此不作赘述。
总之，《女仙外史》的作者吕熊，从生活时代、民族气节、文化背景等方面，都完全具有明遗民的特点，而众多明遗民录未将其收入，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二、《女仙外史》的遗民意识
吕熊除在身份上符合明遗民的三个条件外，其代表作品《女仙外史》还表现了浓厚的遗民意识。这既是吕熊作为明遗民的另一重要佐证，又是《女仙外史》主题思想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女仙外史》所表现的遗民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篡国者”及其追随者的痛恨。《女仙外史》对“篡国者”燕王朱棣的痛恨主要表现在：
1.小说以建文年号取代永乐年号。我们知道，有些史书，如明代无名氏《奉天靖难记》曾将建文元年至四年(1399—1402)代之以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而《女仙外史》则反其道而行之，以建文五年至二十六年取代永乐元年至二十二年(1403—1424)。这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却表达了作者对“篡国者”的不认可。2.朱棣残酷迫害逊国诸臣。方孝孺被害后，被夷十族，计873人；暴昭遭剜喉、断手足而死。“一巨公名敬，剐死赤族；一董公名镛，腰斩，女发教坊，屠及姻党二百三十余人；一谢公名稍，死于拷掠，妻韩夫人与四女皆发教坊，一幼子名小咬住，下锦衣卫狱；一甘公名霖，一丁公名志，均弃市。”(第21回)种种情况，不一而足。“篡国者”的暴戾，跃然纸上。3.小说多次称“篡国者”为“燕贼”。据笔者统计，小说中称“燕贼”的回数多达23回，包括第15、16、17、19、20、21、22、24、33、35、38、40、45、52、53、54、55、65、69、77、80、82、89回，计38处。而这种蔑称在《承运传》《续英烈传》等靖难题材小说中几乎没有出现，可见作者的痛恨之情。对“篡国者”的罪责进行全面清算的是在小说第93回，唐赛儿在讨逆檄文中开列了燕王12条罪状，包括定性靖难为“造反”、“擅僭帝位”、擅削建文庙号、“遣逆臣四处搜求行在”、“族灭忠臣数百家”、“发忠臣妻女于教坊司”等等。陈奕禧对此评点曰：“其数燕藩十二大罪，较之汉高数项羽十大罪，尤为真确允当。”
小说除表达对“篡国者”的痛恨外，还对其追随者表达痛恨。如小说第44回与第78回分别描写了10万倭寇与众多俍兵、僮兵、徭兵遭勤王之师的灭顶之灾，明显表现了作者对助燕之师的痛恨，诚如逸民评点曰：“噫，不知明季俍兵毒害我生灵，倭酋扰乱我边陲，遭其劫杀者不可数计。作者盖痛恶其以夷猾夏，故以一剑而馘倭奴十万，一火而灭三种蛮酋，恭行天讨，焉得减算?”。
小说还着重描写了燕王军师姚广孝不得善终的过程。姚广孝南下寻师，到长洲(今江苏苏州)时先遭寡居亲姊的詈骂，后又遭一位樵夫利斧的砍杀和一位农人铁锄的击打，但都幸免于难。到杭州时，又遭一位不明真相的小官的暴打，“那白的是肉，紫的是伤，黄的是粪，红的是血，黑的是泥，竟在少师臀上开了个五色的染坊”(第88回)。最后，姚广孝的生命结束于嘉兴府崇德县的女儿亭。上述情节除亲姊詈骂于史有据外，其余均为虚构。由此可见。吕熊对那些追随“篡国者”是何等痛恨。
(二)对故明王朝的深深眷恋。《女仙外史》作者通过两个方面来表达自己对故明的眷恋。一方面小说选取了建文帝出亡之说。我们知道，建文逊国后的去向问题一直是个历史之谜，主要有两说：一是焚死说。主此说的主要有《明实录》《明史》等。其中《明史·恭闵帝本纪》载：“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是出亡说。主此说主要有史仲彬《致身录》、钱士升《从亡随笔》、赵士喆《建文年谱》等。明人撰史时持此二说，主要是因撰史者对燕王与建文的认可与否，而清人在涉及这一问题时，则明显具时代之烙印，正如孟森指出《明史》主建文焚死说的那样：“当火起至火中出帝尸，乃一瞬间事，既出帝与后之尸矣，明明已知其所终，何以又云不知所终，且反先言不知所终，而后言出尸于火乎?是明明谓帝已不知所终，而燕王必指火中有帝尸在也。其所以作此狡桧者，主者之意，必欲言帝王无野窜幸存之理，为绝天下系望崇祯太子之计。即太子复出，亦执定其为伪托，以处光棍之法处之也。此秉笔者之不得已也。”撰《明史》者尚且如此，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吕熊在创作《女仙外史》时选取建文出亡之说，从另外一个侧面表达了他希冀明廷之脉能够延续的遗民情结。
另一方面，吕熊还在小说中追谥殉难、殉节者。我们知道，“凡逊国殉难诸臣，终明之世，未尝追谥”。吕熊之所以如此，除补史之缺外，更为重要的是表达对那些殉难、殉节诸臣的忠义气概的崇尚。小说第46回赠谥殉难诸臣计51位，包括景清、铁铉、方孝孺等；殉节诸臣计29位，包括王叔英、张安国、曾凤韶等；阵亡死难诸武臣计17位，包括瞿能、张皂旗、宋忠等。第100回还追封了忠臣之母、妻、女节烈者计40位，包括铁铉、方孝孺、黄观等之妻、女、母者，依据不同的节烈情况，分别封以义烈、孝烈、安烈、哀烈、清烈、宜烈、超烈、超节等8种称号。
(三)天命思想中蕴含着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无奈。小说除表达作者对“篡国者”的痛恨与对逊国者的同情外，还宣扬了天命思想。这种天命思想主要表现为，将唐赛儿起义勤王演化成了结天廷中 的一段夙怨。在天廷中，天狼星曾向嫦娥求婚，但遭嫦娥严辞拒绝，他们也因此而结下了一段怨恨。在他们分别下凡投胎为唐赛儿与燕王后，也就将这种对天廷的怨恨带到了人间。燕王靖难之时，即是唐赛儿起义之时，诚如第15回开篇所云：“话说天狼凶宿，即燕王也，嫦娥在天上与他结了大仇，转生到下界，两家便为敌国。这里面就包着两次劫数，自始至终，一主一宾，是这部书的大纲目。前回月君回至山左。燕王靖难师已下江南，就该接着起义勤王。”而后来的主要故事情节基本上都是在“大纲目”下展开的。朱棣驾崩之时，亦即唐赛儿勤王结束之际，小说亦即到了尾声。
小说在建文流亡与唐赛儿起义勤王等诸多情节上均有虚构，但有一点作者是不能更改的，那就是建文逊位于燕王，正如明清改朝换代一样。吕熊在创作时，面对无法改变的历史与现实，只能无奈地接受，但仍然表达着自己的愤懑与同情、贬斥与褒扬等复杂情感。小说最后让明英宗以“儿孙礼拜见”建文帝，并称之为“太上老佛”(第100回)，但这只不过为建文帝的结局划上一个美丽的尾巴，不过是作者对明廷寄寓良好的愿望而已。
吕熊之所以在《女仙外史》中作历史翻案之举，诚如刘廷玑于《在园品题二十则》采其语称：“常读《明史》，至逊国靖难之际，不禁泫然流涕。故夫忠臣义士与孝子烈媛，湮灭无闻者，思所以表彰之；其奸邪叛逆者，思所以黜罚之，以自释其胸怀之哽噎。”杜贵晨亦指出：“《女仙外史》寄寓了清初多数汉族知识分子都有的家国之痛，借唐赛儿勤王义举略得抒发，自然受到当时读者的欢迎。”另外，清同治年间，江苏巡抚丁日昌查禁淫词小说时，《女仙外史》被列入****。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女仙外史》确“触当时忌”。
三、《女仙外史》的才学化
乾隆时期，古代小说史上诞生了第一部才学小说《野叟曝言》，鲁迅谓之“以小说见才学者”其实在此之前的《女仙外史》，已初具才学小说的规模，刘廷玑谓之“平生之学问心事，皆寄托于此”，章培恒亦称其“实开这派小说(按：指才学小说)的先声”。然而，学界对《女仙外史》的才学表现及其产生原因的探讨仍较为欠缺，在此拟从以下两个方面再作探讨。
(一)《女仙外史》的才学表现
《女仙外史》涉及到的才学包括诸多方面，其中以历史典故的运用、诗词赋法的引入等两方面最为突出。
1俍历史典故的运用。《女仙外史》涉及的典故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故事情节中的典故，二是诗词中的典故，其中故事情节中的典故以天狼星、嫦娥与后羿、聂隐娘、公孙大娘等较为突出。关于天狼星的典故。史书中的《天文志》多有记载，如《史记·天官书》云：“参为白虎……其东有大星日狼。狼角变色，多盗贼。”《晋书·天文志上》云：“狼一星在东井东南。狼为野将，主侵掠。色有常，不欲动也。”文学作品亦大量采用，最早的当属屈原《楚辞·九歌·东君》：“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最为耳熟能详的是苏轼《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等等。小说引用这个典故显然是为了表达对“篡国者”朱棣的痛恨。
关于嫦娥与后羿的典故。嫦娥即《山海经》所记“生月十有二”之“帝俊妻常羲”。《淮南子·览冥训》云：“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妲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汉人高诱注云：“妲娥。羿妻。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未及服食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人月中为月精。”《淮南子集解》引庄达吉云：“‘妲娥’诸本皆作‘恒’，唯《意林》作‘妲’，《文选》注引此作‘常’，淮南王当讳‘恒’，不应作‘恒’，疑《意林》是也。”又引洪颐煊云：“《归藏》云：‘昔常娥以不死之药服之，遂奔为月精。’‘恒’改为‘常’，是汉人避讳字。张衡《炅宪》作‘姮娥’，《说文》无‘妲’字，后人所造。”后世文学作品中关于嫦娥与后羿的故事，不胜其数。小说在引用这一典故时，加入了嫦娥投胎为唐妲、后羿投胎为林三公子的情节，可谓对这一典故的承袭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第1回中描写了嫦娥“常愿皈依如来，因自爱其发，不愿遽薙深以为惭”，明显是对清初江南地区反薙发现实的观照。
关于聂隐娘的典故。聂隐娘的故事本于唐裴铡《传奇·聂隐娘》，收录于《太平广记》卷194。罗烨《醉翁谈录》所录宋人话本篇目中也有《西山聂隐娘》一目。清人尤侗据以改编为杂剧《黑白卫》。但《女仙外史》中的聂隐娘故事与《聂隐娘》及其改编作品中的聂隐娘故事有很大的不同，《女仙外史》中只保留了聂隐娘女剑侠的形象，而具体的故事情节则是唐传奇及其改编的杂剧中所没有的，如小说是以聂隐娘法场救取刘超(第22回)来出场的，又由于在多次战役中有突出的表现，后来也成为唐赛儿勤王之师六大女将之首。小说作者将聂隐娘塑造成如此神化的女侠，与聂隐娘故事的广泛流传不无关系。
关于公孙大娘的典故。公孙大娘是唐开元时一位善舞剑器而闻名者。唐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太平御览》引《明皇杂录》云：“开元中，有公孙大娘善剑舞，僧怀素见之，草书遂长，盖壮其顿挫势也。”郑蜗《津阳诗》、清郑日奎《读李青莲集》等作品中均有记载。由上述材料可知，公孙大娘只是一位善于舞剑的艺人，而《女仙外史》则将其塑造成仅次聂隐娘的六大女将之一。当然，由于她善于舞剑，小说中也就成为了一位颇富传奇色彩的女剑侠，与其有关的所有情节均为作者虚构。作者在小说中较多引入女侠典故，笔者认为可能与明末清初时期出现较多女性英雄有关，而这些女英雄又多是抗击****明廷的农民军，或不与清廷合作者。如抗击张献忠的秦良玉、沈云英、岑太君；抗击李自成的刘淑英，还有假扮长公主刺杀罗汝才的费宫人等。其中沈云英、刘淑英、岑太君还是不屈清廷的明遗民。
除在故事情节中运用典故外，《女仙外史》还在诗词中较为普遍地运用典故。笔者在此仅以小说第13回中的御阳道人吕律几首咏史诗为例，如《咏鲁仲连》云：
六王皆为仆，一夫独不臣。岂知三寸舌。能却百万兵。兴亡系天下，宁独邯郸城。秦邦屈高风，因之削帝名。留得宗周朔，萧条东海春。此诗借用鲁仲连义不帝秦的典故，表宗周之意，
同时表达吕律意欲奉建文为正朔。诚如赛尔评此诗曰：“此即夫子宗周之意。先生盖借仲连之言，以存周朔于万世也。”又如《咏商山四皓》云：
日月尚可挥，山岳亦易移。由来妃妾爱。三军莫夺之。汉祖幸戚姬，遂使更立庶。一时良与平，束手无半计。商山采芝流，来与储皇游。始知隐君子，方能定大谋。炎鼎遂以安，奇功若无有。忽乘白云逝，神龙只见首。
此诗借用商山四皓(按：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辅佐太子刘盈(按：即后来的汉惠帝)的典故，表明吕律以商山四皓自喻，扞卫可能受到危及的政权。唐赛尔评曰：“此薄轩冕无人，而言隐沦中有异士也。先生出而大展经纶，将必敛入于虚无，亦如神龙之不露其尾者乎!”又如《咏留侯》云： 一击无秦帝，千秋不可踪。英雄有道气，女子似遗容。灭楚由黄石，酬韩在赤松。从来王霸略，所贵得真龙。
此诗包含张良一生中几个广为人知的典故：博浪沙椎击秦始皇、接受黄石公所授《太公兵法》、从游赤松子、状貌如妇人等。此诗意在表达吕律希望自己犹如张良一样得到“真龙”的垂青。又如《咏武侯》云：
草庐三顾为时忧，王业嵬然造益州。二表已经诛篡贼，两朝共许接炎刘。木牛北走祁山动，石阵东开夔水流。五丈原前心力尽，可怜少帝不知愁。
此诗蕴含了关于诸葛亮的几个重要典故：三顾茅庐、前后《出师表》、木牛流马、病死五丈原等。此诗意在表达吕律如果有“真龙”可以辅佐，将以武侯为榜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上述数例，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诗歌用典中也常常表达着自己的遗民意识。如鲁仲连义不帝秦的典故明显有“义不帝清”之意，因为在清初遗民诗词中“秦”多暗指“清”，而关于商山四皓、张良、诸葛亮的典故又都与维护汉朝正统有关，此又暗示我们作者有维护明朝正统之意，犹如宋遗民常常利用汉代故事表达自己的故宋情怀一样。
2.诗词赋法的引入。小说作者不仅通过运用典故来逞才，还直接通过诗词赋法的创作来表现自己的文学才华，表达自己的遗民意识。小说第14回在这方面有集中体现。此回主要描写唐赛儿与鲍师游历九州，每到一处都欣然题诗。这一回的诗作多达25首。还有词一首、偈语一首。综观这些诗词创作，除相当一部分是写景作品外，还有一部分是针对历史典故与暗喻现实所作的，如唐赛儿与鲍师到淮阴时，为漂母题诗一首云：“赤帝山河没，王孙恩怨消。只留漂母在，终古奠兰椒。”这显然是对韩信感恩漂母事的一种赞美，而清初诸多士人的降清显然是对这一美德的背离。到广陵时，题诗讽喻了隋炀帝的荒淫：“红粉三千翠袖回，竹西歌吹旧亭台。君王去后琼花死，廿四桥边月自来。”这种讽喻如果移植到晚明的万历、天名、弘光身上亦颇为恰当。到桐庐严子陵钓台时，题二句诗：“掉头岂为耽江海，加足何心傲帝王。”这是对严子陵高尚情操的尊崇。到云南时，针对滇水倒流现象题诗云：“此水何为独倒行?朝宗无路更无情。藩王要窃皇王命，人意能违天道行。”这明显有暗喻吴三桂等三藩叛乱之意。在四川登剑阁时，题诗云：“剑阁千夫御，阴平一旅过。可怜汉统系，才得蜀山河。邈妇心难泯，谌孙泪不磨。从来佞臣舌，覆国胜矛戈。”这明显是对故明的眷恋与对明亡的哀痛。在晋南时，为石勒墓题诗云：“今日慈王寺，千秋伯主坟。玉衣消宿莽，金磬彻空云。一阁千峰抱，孤城万户分。袖中双剑气，谈笑扫尘氛。”这显然是为这个十六国时期从奴隶到皇帝的后赵建立者，表达崇高的敬意，又似有效不勒建功立业之举。刘廷玑对这些寓意颇深的诗歌评价道：“至若卷内诸诗，直可贯彻三唐，岂仅时流不敢望其项背。”不过，这种评价似有过誉之嫌，但作者在这些诗歌中表现自己种种复杂的遗民情感，还是值得肯定的。
《女仙外史》中的“赋”如同其他通俗小说一样，从用韵不严谨的角度来说，不能称之真正意义上的赋篇。同时，其对偶现象又较为突出，但从四六句式上说，亦不能称之骈文。所以，小说中的诸多“赋”只能称之骈体化、用赋法。这种赋法一般在场景描写、人物描写等情况下运用。如小说第15回对燕将朱彦回外貌衣着的描写：
面孔歪斜，脸上有围棋般大的黑麻几点；眼眶暴突，睛边有苎线样粗的红筋数缕。身长八尺，穿的是镔铁打就柳叶重铠；腰大十围，使的是熟铜炼成瓜棱双棒。向日呼名是狗，今朝赐号称猪。
这种赋法的运用，一方面发挥了赋的传统铺叙功能，比使用白描手法更简练、更具文学性，另一方面又将作者的评判因素蕴含其中，如对朱彦回的外貌衣着描写，明显表达了作者对燕将的厌恶。
小说除在历史典故的运用、诗词赋法的引入等方面突出体现吕熊才学外，还在经世之学方面体现了其才学，如第14回的名山大川的游历、第19回的五行阵(又名七星阵)法的创设、第37回的官僚与科举制度的重建、第50回的“通灵七圣散”的发明、第83回的君臣典礼与男女仪制的建立、第84回的刑法赋税的改革等。
(二)《女仙外史》才学化产生原因
1苎与作者人生经历有关。据上述县志记载，我们知道吕熊曾撰有《续广舆记》《本草析治》。与此二书相关的地理知识和医学知识在小说第14回与第50回都有集中表现。如梳理一下小说第14回所叙唐赛儿、鲍师游历九州的路线：卸石寨—淮阴—广陵—金山、焦山—金陵—吴门—临安—天台山—曹娥江—桐庐严子陵钓台—金华—雁荡山—武夷山—匡山—岭南—赣关—大孤山、小孤山—武昌黄鹤楼、汉口晴川阁—汉皋—湘江—衡山—粤西—云南—峨眉山—成都、剑阁—昆仑山—终南山、乾陵—五台山—晋南石勒墓—洛川—嵩山—汴梁—卸石寨，从中可以见出，吕熊对全国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烂熟于胸，这与其编撰《续广舆记》有很大关系。我们知道，明陆应阳曾辑有《广舆记》，清蔡方炳对其增订，“是编因明陆应呖(按：应为陆应阳)《广舆记》而稍删之。大抵抄撮《明一统志》，无所考正。”吕熊的《续广舆记》现已散佚，成书时间亦不可考，但蔡方炳在《增订广舆记序》中未提及《续广舆记》，而《增订广舆记》成书于康熙二十五年丙寅(1686)。换言之，吕熊《续广舆记》可能产生于《增订广舆记》之后。这也得到刘廷玑的证实：“近以陆伯生、蔡九霞篡辑《广舆记》，止详注各府而略州县，不足备考，乃编成《续广舆记》，颇为详明；以卷帙浩汗，尚未能付梓。”
小说第50回还表现了作者在医学方面的建树。当时鲍师针对“各营将士，多害的头眩腹胀、上呕下泄，动弹不得”的疫情，使用了一种叫“通灵七圣散”的药物进行治疗，效果颇佳。这种药物由七种中药组成，即苍术、白芷、雄黄、木香、梹榔、官桂、甘草。考之古代医书，苍术“除心下急满及霍乱吐下不止，暖胃消谷嗜食”等；白芷“疗风邪，久渴吐呕、两胁满，头眩目痒”；雄黄“治疟疾寒热，伏暑泄痢，酒饮成癖，惊痫，头风眩运，化腹中瘀血，杀劳虫疳虫”；木香“治心腹一切气，膀胱冷痛，呕逆反目，霍乱泄泻痢疾，健脾消食，安胎”；梹榔(亦作槟榔)“治泻痢后重，心腹诸痛，大小便气秘，痰气喘急，疗诸疟，御瘴疠”；官桂“理阴分，解凝结，愈疟疾，
行血分，通毛窍”；甘草“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强筋骨，补气，生肌，解毒，疗痈肿”。现在吕熊所撰之《本草析治》已失传，但我们从小说中所开出的药方与医书进行比照，还是发现其有科学性。
2.与作者的遗民身份相适应。我们知道，吕熊经历了明清鼎革的历史巨变，且又生活在抗清斗争最为激烈的江南地区，其在小说中表现自己强烈的遗民意识亦在情理之中。我们从上文所论之历史典故的运用及诗词赋法的引入，明显可以看出这一点。笔者在此再举一例以说明之。如小说第14回描写唐赛儿游历压山时，题诗云：“厓山犹讲学，中国已无家。子母为鱼鳖，君臣葬海沙。事由诛岳始，源岂 灭辽差。辛苦文丞相，戎衣五载赊。”作者在这里显然是借宋亡的故事来表达自己对明亡的哀痛，而“事由诛岳始，源岂灭辽差”似乎又是痛定思痛，找寻亡国死君的根由。在此回的结尾处，作者亦感叹：“那知道山河绵邈，殊乡无花鸟之愁；城阙荒凉，故国有沧桑之感。正是：万里烽飞，燕孽雄师过济上；九重火发，天狼凶宿下江南。”这种感慨是此回诗词蕴含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总括。
3.与古代文人“治国平天下”的情结有关。古代文人向来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而吕熊由于遵循“毋就试”的父训，未曾在清朝参加过任何科举考试，当然也就不能人仕为官了。这样，吕熊的满腹学问却无法施展。于是，在小说中表现自己治理国家的文武韬略，也就顺理成章了。我们从上面论及的各方面学问当中，就不乏有官僚制度、科举制度、仪礼制度、赋税制度，甚至军事阵法等。而这所有制度的创设者主要以军师吕律为代表。“所谓吕军师师贞者，即文兆所自寓”。也就是说，小说中的吕律实际上即为作者自况，而吕律所创设的制度也就是作者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的表现。
综上所述，吕熊在遵循“毋就试”的父训下，入清后虽与清廷官员多有交往，但是自始至终未曾入仕为官，保持了一个明遗民应有的民族气节，这种民族气节在小说作品中表现为浓厚的遗民意识。这种遗民意识既表现在故事情节中，又表现在历史典故的运用及诗词赋法的引入当中。同时，包括典故、诗词赋法在内的诸多才学，在一定程度上又体现出作者的政治抱负。笔者认为，明遗民吕熊创作的《女仙外史》既是一部遗民意识非常浓厚的遗民小说，又是一部体现作者政治抱负的才学化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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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遗传学笔记范文6
从人的一般情感反应上来说，我们确实很难对那位不愿捐献骨髓的人，表示同情或赞成。面对一位有生命危险的病人，作为一个健康人，为其尽一点义务，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何况人家还愿意替你偿还巨债。在此情形之下居然还拒绝一个合情合理的请求，实在难以理喻。人们实在有充分的理由谴责这样一个不愿为人尽一点义务的人，不论这人有什么样的个人理由――毕竟人命关天啊！
我国白血病发病率为每年十万分之三，即发病人口四万人，这还不包括以前发病的，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50％是35岁以下的青年和少年），其中约有3.5万人得不到骨髓移植治疗。虽然高昂的手术费使不少家庭难以支付，但钱，毕竟还有筹集的可能。而找到与患者骨髓配型相同的提供者，是更加艰难的事，不是花钱就可以解决的。有的志愿捐献者报了名、验了血，到需要他实现义举的时候，他又不肯捐献了。广东的一个男青年患白血病需要骨髓移植，他的大姐和四妹与他的配型相同。大姐夫妇却提出10万元开价，否则不肯捐献。最后，还是四妹将怀孕6个月的胎儿人工流产，为挽救哥哥的生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以上的例子无疑是沉重的。已经无法统计究竟有多少患者由于缺乏供者，而失去了本可以获得的救治机会。在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志愿捐献行为蔚然成风的今天，我国在这一方面的现状却令人担忧。
以白血病人为例，目前西方国家由于志愿捐献者众多，而使得这些国家的白血病人已有30％－40％的机会可能找到非血缘关系的供者。而我国的情况前面已经谈到，两者相比，反差何其大也！
这一巨大的反差同样反映在器官捐献上。有数据表明，我国每年新发生的肾功能衰竭病人有10万以上，其中只有约1％的人能有幸接受肾移植手术，至于心脏和肝脏等大器官移植的数量更是少之又少。
笔者曾采访过本市开展肾移植手术历史最长的两所医院，在过去的2003年和2004年里，他们均只收到过寥寥无几的几只自愿捐献的肾脏。单就两所医院的技术实力来看，每年进行一百几十例肾移植是毫无问题的。然而目前的情况是，两所医院每年通常最多只能进行七八十例手术。问题的核心就在于肾源不足。由于缺乏捐献者，所以手术所需的肾，都是通过其他途径寻求的。谈起这个问题，两所医院肾移植病房的主任都是一脸的无奈，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类似这种状况在全国其他城市也是普通存在的。而在美国，早在1968年的一项民意测验就表明，90％的美国人愿意捐献器官。
在澳大利亚，1999年的一项问卷调查表明，68％的被调查者表示将有可能捐献自己的器官。2004年，一项对各大城市 1198人的问卷调查中，该比例为 71％。
在沙特阿拉伯，在2004年对首都利雅得850名公众的社会调查中，有10.7％的被调查者已经签署了捐献卡，42.6％的人表示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国眼疾患者中因角膜病致盲者达360万之众，其中相当一部分可以通过角膜移植手术重见光明。那么我国角膜移植的现状又如何呢？
所谓角膜移植，就是用遗体的新鲜角膜植换患者的浑浊角膜，重建患者的视觉功能。由于角膜奇缺，我国每年仅有1000人左右能够接受角膜移植手术，而其他99％以上的患者只能在年复一年的等待中无声地熄灭他们心底的希望。
20年前，正规医科的大学生们上解剖课，大约每10个人就可以分配到一具尸体以供实验。然而现在，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笔者曾参观过一所医学院的储尸池。有关负责人老曾介绍说，近几年来尸源越来越紧张，在国外，死后将尸体献给医院做研究是极为普遍的，而我国这种志愿者却为数甚少。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遗体捐献工作依旧步履维艰。广州每年医学科研、教学需要遗体约700多具，而近些年每年最多只有200多具捐献遗体。一些医学院校因此减少了解剖实践的课时。一般来说，各医疗单位尸体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农民，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志愿者”，然而这些“志愿者”通常是在生前欠下医院各种费用而无力偿还的，因此他们的“志愿”行为中所包含的与其说是对于医学事业的贡献，不如说是经济拮据所带来的苦涩。
几年前，一个来自贫困山区的年仅40的农民患者在医院不治而死，在病床边陪伴了他数月的妻子伤心欲绝。在得知医院方面有意留下她丈夫的尸体以抵偿死者住院期间的欠费时，中年农妇再次泪如雨下。在她的家乡，死者是要叶落归根的。然而，欠债还钱的朴素道德观最终使农妇留下了她的丈夫，独自捧着一只空空的骨灰盒踏上了归程。临行前，农妇对医生千叮咛万嘱咐，希望他们一定不要让老家的人知道她丈夫的尸体被医院留下了。农妇那一脸哀绝的表情至今仍在老曾眼前浮现。
毫无疑问，传统观念是摆在遗体捐献问题上的一个主要障碍。社会调查表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就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存在差异的。经过近几十年医学的发展，尸体器官已构成移植器官的主要来源，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特别是80年代以来，增长速度更快。从某种意义上说，尸体的获取数代表了一个国家器官移植发展水平，也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尤其是文化水平。
作为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在这一点上当之无愧地成为全国的楷模。
目前，上海是遗体捐献工作开展时间最长的城市，它拥有一套完善的管理机构，实现率也最高，并已进入了比较规范的层次。上海于1982年在全国率先开展了遗体捐献工作。至2001年，共有9388人办理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其中执行捐献的有1822人。在捐献者中，年龄最大的为110岁，最小的才两个月。随着文明的进步，特别是在邓小平同志捐献角膜和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办理捐献遗体登记手续的行为感召下，加入这一行列的上海市民正在逐年增加。上海已建有上海医科大学等6个志愿遗体捐献接受站，由市红十字会负责统一指导、协调、管理。
1982年，东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骆启荣，患不治之症处于弥留之际，他临终前握着妻子的手动情地说：“我死后就把遗体捐献给医院做医学研究用，也算是对国家的一点贡献吧。”直到妻子含泪点头答应，他才合上眼睛。
骆启荣的妻子遵照他生前的要求，把他的遗体捐献给了上海医科大学。这是上海市第一位遗体捐献者。骆启荣伟大的人格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迅速感染了广大群众和医务工作者。有关消息被报道后，电台、报社收到大量群众来信。同年，市红十字会、市卫生局等单位与上海医大合作，开办了上海第一个志愿遗体捐献站，于1983年1月1日正式接受市民报名登记。
这里特别要提出所谓“实现率”的概念，可以说这是遗体捐献的“专有名词”，因为并不是所有报名登记者最后都顺利兑现。
几乎每一个遗体接受站的工作人员都遇到过这种情况：本来按照死者的遗愿，遗体已经用被单裹好，准备装车时，忽然半路杀出死者的一个什么亲属，对工作人员的行为横加阻拦。许多本来已经商定的捐献就这么夭折了。这类事情的麻烦在于，只要死者亲属中有一位坚持反对，其他亲属就很难说什么，否则就会被指责“别有用心”。这大约是传统观念无所不在的一种表现形式吧。
遗体捐献对于医学研究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1997年，一位76岁的“肝癌”患者将遗体捐献给上海医大。然而，医务人员在遗体解剖中发现，死者所患并非肝癌，而是肝脏弥漫性海绵状血管瘤。这一信息迅速在上海医大附属医院的病理讨论会上得到交流，使得困扰医生多年的顽症找到了根治的良方。不久，中山医院收治了一名类似的病人，医生们根据最新研究成果，成功地进行了手术，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尸体解剖是最后的诊断，也是最可靠的诊断，对提高医生水平，促进医学发展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前苏联有法律规定，在医院去世的病人一律要做尸体解剖，其尸解率达到80％－90％。但我国除了遗体捐献外，一般只有在医疗纠纷时，家属才会提出解剖要求，即使是大医院的尸解率也低于10％。
美国骨髓库的志愿人员数百万计，在台湾、日本，骨髓库的志愿捐献者也相当踊跃。
2004年8月底,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第18届世界器官移植大会上，包括中国在内的54个国家的3000多名专家出席会议。大会公布的数据表明，西班牙的器官移植工作在世界居于首位，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紧随其后，而我国的这项工作还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
同在一个地球上，为什么中国的志愿者相比之下就显得如此稀少，寥若晨星？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古训根深蒂固，还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人心变得自私，可以漠视他人的病痛而无动于衷？抑或是对于捐献行为的无知和恐惧？
在美国，一位在车祸中遇难而导致脑死亡的青年布利安，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因为他的死使九位素不相识的病人获得了新生。布利安的心脏移植给一位有两个孩子的父亲；他的肝脏使一位20岁的大学生得到了新生；他的一个肾脏移植给一位教师，后者患尿毒症5年来一直依赖人工肾血液透析维持生命，另一个肾则给了有3个小孩子的年轻母亲；他的皮肤移植到一位严重的烧伤病人身上；他的股骨使身患骨癌的14岁男孩免受截肢的痛苦；他的筋骨用于一个孩子的面部整形手术；而他的角膜使两位盲人重见了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