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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与哲学范文1
英文名称：Medicine & Philosophy (Clinical Decision Making Forum Edition)
主管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主办单位：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辽宁省大连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2-0772
国内刊号：21-1093/R
邮发代号：8-128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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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与哲学范文2
关键词： 哲学 语义 二元模式 三元模式
词义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语言学、心理学、哲学领域的研究焦点。在语言学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词义问题的研究是由哲学家们进行的，语言学中词义问题的各种观点受到哲学流派的深刻影响，语言学中的词义研究与哲学有着密切联系。
一、分析哲学与“语符-客体”二元模式
在分析哲学的早期，人们对于意义问题的研究都是囿于“语言—世界”模式，词义研究的指称论等都属于“语言—世界”的模式。后期的分析哲学研究人与语言的关系问题，并肯定了人在语言运用中的意向性作用。格赖斯和塞尔把意义和意向联系起来，把分析哲学中人的因素引入语言分析这种倾向发展到最成熟的阶段。[1]词语意义的研究是传统语义学的主要内容。对于词义是什么的问题，主要有指称论、意念论、反映论、概念论，它们依赖客观事实，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寻求意义的真值条件为目的，是“语符-客体”二元模式。二元模式关注的是词义的客观性，即词的客观属性。[2]在这种模式下，主要采用描述法研究词义，即把词语所表达的意义的确切内容描述出来，词义的描述过程就是寻找真值的过程。所以，词义描述也可称为真值描述。词义的真值描述包括词与物的对应、词与观念、概念的对应和词语的真值内容的体现。
二、体验哲学与“符号-主体-客体”的三元模式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体验哲学，坚决反对分析哲学的基本观点，坚持体验哲学观，认为概念、范畴、心智都是来自于身体经验，意义是在身体经验、大脑与客观世界互动的基础上产生的。[3]在体验哲学基础上建立的认知语言学是新一代的认知科学，对于词义的理解，主张动态化的识解方法。
语言学家们对词义问题的研究主要可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研究方法，静态研究的内容“是研究词作为语言体系的单位（不变体）所具有的所指意义”，包括对词典意义、义子（义素）、各词义之间的关系，即上下义关系、同义关系、反义关系、语义场等的分析。动态的方法分为两类：一是历时的，研究词义的演变规律；二是共时的，“研究言语中（作为变体）的各种内涵意义（联想意义），侧重于词的功能—语义分类，分析词在交际中的语义体现”。与词义描写观不同，词义解释模式认为，词义不是词与物的一一对应，意义不是唯一的，而是受到语言环境的影响，随着交际者所给予或接收的言语刺激和反应而变化，随着词语的不同用法而相应发生变化，随着人的不同解释而变化。词义的三元解释模式要溯源到词义的用法论，包括行为论、使用论和符号化过程论，在这些理论中都突出了“人”这个意义识解主体的因素，符号意义不再是一种外界事物在反映人脑中的对应性的描写，而是基于主体解释作用的“符号-主体-客体”的三元模式。[4]总之，词义解释模式强调了行为、用法和符号化过程等对词义限制性的影响。
总之，词义研究的历史，大致反映了人们对语词意义的认识规律，即从语符与所指的对应性描写，到探讨词义内部机制的解释型研究方法，再到词义在线释义的识解型研究方法，是循序渐进的过程。词义研究的二元模式是静态描写方法，二元模式从对应性出发研究词义，指称论涉及了词语的客观归属和事实，是语符与所指实体的对应，意念论是语符与意念、观念的对应，概念论是语符与概念的对应；词义研究的三元模式则动态解释方法，突出词义理解和使用中人的作用。二元模式和三元模式本身都不是全面的词义研究模式，但它的存在为后来的词义识解模式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Collins，A.M.，& Loftus，E.F.A spreading activation theory of semantic processing.//Psychological Review，1975：82，407-428.
[2]Jackendoff，R.Semantics & Cognition.Cambridge and London：The MIT Press，1985.
[3]王寅.认知语言学探索.重庆出版社，2005.
医学与哲学范文3
1弥补中国古代哲学知识的匮乏突破入门难的瓶颈
要准确理解一门学科的真正内涵，必须具备必要的上源知识。所谓上源知识，指一门学科的学术思想产生、形成的知识源头，是学习、研究、应用该学科前提。中医学的上源知识体系包括古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体系。在古代，自然科学尚未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存在于哲学体系之下。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药物的性味归经理论、方剂的配伍理论等，无不是建立在哲学体系之下的。离开了中国哲学思想的指导，中医学就失去了根本和精髓，就只是一堆松散的原始经验[1]。因此，中国哲学正是认知中医的上源知识，是认知中医的法门，也是中医教育过程中必须重视的。而在目前的中医研究、教学过程中，非但不重视反而排斥哲学，甚至将其视为中医发展的最大障碍。古之习医者，多先研习释、道、儒等流派的经典著作，然后再研习医学专著。具备了良好的上源知识基础后，“迁移”更快，入门容易，对中医的理解、掌握更为准确和迅速，大大地提高了成材率，缩短了成长周期。北宋时期的名相赵普有句名言，“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民间亦有“秀才学医，笼里捉鸡”、“秀才习医生,只用一五更”之说，讲的都是这一道理。因此学习中医学,中国哲学是必修的基础课程和桥梁课程[2]。近代著名医家张锡纯曾言：“医者诚能深于哲学，其诊病之际，直如饮上池之水，能洞鉴病源，毫无差谬。”[3]可见，中国哲学不仅是中医学入门之砖，更是晋阶之法。今之教育，从幼儿开始，已难觅古典哲学教育的踪影，中学阶段又多以数理化为重点，到了大学阶段学，分析—还原的思维模式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学生对阴阳、五行、经络等概念是异常陌生的，接受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等思维非常困难，整体思维、辩证论治思想很难确立，更遑论牢固。到毕业之时，相当一部分还在中医门槛之外。及至硕博士研究生阶段，不但未及时补上中国哲学知识的空白，反而普遍用西医的手段来研究中医，与传统中医方向渐行渐远。难怪一些当代著名中医学家不无感慨地讲道，现在中医院校的硕博士教育实际上是培养了一批“中医的掘墓人”。这些现象的根源就在于缺乏哲学基础知识的熏陶，普遍存在源头知识的欠缺。解决这种“入门难”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改革中医教育模式，及时补上中国哲学这一课。
2注重古典哲学的熏陶首重道家文化
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包括道、儒、释三家。起源最早、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道家文化。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象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4]，敏锐地洞察到中华文明以道家为根基的实质。道家对中国哲学、政治思想、科学、艺术以及医学都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中医的产生、形成以及发展，植根于以道家文化为根基的土壤之上[5]。比如以道家的道气论、无为论、辩证观、直觉思维、气化理论等哲学思想为基础，《黄帝内经》建立了中医理论的基本框架。“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的治则正是基于道家“天之道，补不足而损有余”的思想而建立的；根据“道法自然”、“清静无为”、“无为而治”的思想，中医治疗疾病强调治疗疾病应根据病邪的性质特点、停留部位、病势的发展以及正气驱邪的趋向等因素，顺应其势，从最近的途径以驱邪外出，达到最短时间内治愈疾病，以免扰乱更多脏腑[6]。在治则方面又提出了“不治已病而治未病，不治已乱而治未乱”的治疗原则。诸如此类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因此，王礼贤指出：道家哲学乃中医之根。中医理论不仅以道家哲学为根基，其代表著作《黄帝内经》本身更可作为一部道家学术之发挥的著作来读[7]。因此，要读懂中医学的基本内涵，具备一定的道学基础知识是必须的。例如，和法是方剂学“八法”中难理解的治法。道学中的“和”有4层含义：一是从事物规律上讲，“中”即为“正道”，为自然必由之路；二是从事物变化上讲，“和”即为度；三是从空间上讲，“中和”含有“生化”之义；四是从时机上讲，强调“不得己”而为之。据此，可将“和法”分为狭义和广义、相对和法三种。狭义和法指的是和解少阳；广义和法则包括表多种治法的组合的“生化”过程；而相对和法则指和法使用的度[8]。因此，在入门之前，粗读一些诸如《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著作是非常必要的。在教学过程中，亦可有意识地将一些道家基本思想贯穿进来。学习的目的不求至精至深，但求得其大旨，目的是帮助理解中医有关问题的基本内涵和来龙去脉。
3站在哲学的高度进行中西医的比较
以前的两千余年，中国的医学体系中，中医独存独盛；而后，中西并存，以中医为主；及至今日，西医渐占上风，在社会医疗体系中所占比重逐渐加大。一些学者（主要指西医学者，也包括部分非正统中医学者）常以西医的观点来评判中医的观点、治疗方法以及临床疗效，得出不能准确反映中医本来面貌甚至歪曲中医中药的说法，更有甚者提出“废除中医”的极端论断。如此大环境下，中医的生存、发展空间逐渐受到挤压，传承和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医者的生存与发展，学生的就业问题等，都是不容逃避的现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时任卫生部中医司司长的吕炳奎就曾针对当时中医现状沉痛表示：“现在的中医院，除少数坚持以中医为主的方向外，大部分已经名不副实了，名义上还是中医医院，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中西医结合医院，只是在门诊上用点中药，病房已经完全西化或半西化了。”60年后的今天，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更盛。反映到中医学教育的问题上，绝大部分学生入校前对中医缺乏了解，入校后缺乏兴趣和动力，毕业后就业困难。这种恶性循环对未来中医事业的传承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摆在中医教学工作者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要让他们认清中西医各自的思维特点，各自的长短处所在，并从长远的眼光看待世界医学体系格局的发展方向。北京大学刘泰逢教授曾撰文指出“中西医学的基本差异在于其哲学基础的差异”[9]。因此，应该站在历史和未来的角度，从哲学高度进行中西医的比较，并将其贯彻到日常的课堂教学、课外辅导等不同环节，循序渐进地实施，强调长时间的熏陶，力图扭转认识上的漩涡。
从哲学源头来看，西医源于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属于海洋文明，强调个体之间的差异，力图通过明确的范畴和思维掌握各个事物间的细微规律；而中医学起源于东方哲学，主要发源于中国，属于大陆性文明，强调无区别，注意寻求普遍真理，寻找事物的总规律[10]。二者在研究对象的层面、研究的方法、方向等各个方面都迥然不同。西医支持生命的物质层面，认为生命由组织结构和物质元素组成，其规律系实体之间的规律，具有稳定性，需要用分析—还原的方法获得。认知过程中，借助现代化技术和方法，依次从个体水平、脏器水平、细胞水平、分子水平逐步展开。中医则支持生命运行的自然整体层面，认为生命的规律系自然的整体运动关系的规律，具有变易性和包容性，需要依靠体察和领悟，用综合的方法来认识和获得。
医学与哲学范文4
英文名称：Zhejiang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主管单位：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
主办单位：浙江省预防医学会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浙江省杭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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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7-0931
国内刊号：33-1200/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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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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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与哲学范文5
科学家与哲学有无关系？若有，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知道，在古代和中世纪，科学家就是哲学家。即便是在近代，相当多的科学家也确实是哲学家，并且自称“自然哲学家”——科学在当时是被称为“自然哲学”的。由于历史的余韵和博雅教育，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既是科学家又是哲学家的科学人——哲人科学家——也不稀罕。可是自此以降，哲人科学家则如凤毛麟角——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学科的高度分化、研究的过分专门化、教育的文理分家、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引起的。
对于哲人科学家现象，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马赫很早就予以特别关注。马赫当时发现，在我们的时代，再次存在着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并未全神贯注于专门研究，而是寻求更为普遍的指导路线。霍夫丁（H·ffding）恰当地称他们是“哲学化的科学家”，以便把他们与本来的哲学家区别开来。如果我认为他们中的两人奥斯特瓦尔德和海克尔作为开端，那么他们在自己领域中的重要性肯定是无可争辩的。他进而探讨了科学家接近和求助哲学的原因：“科学思维以两种表面上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作为哲学和作为专家研究。哲学家力图尽可能完备、尽可能综合地使自己定位于与事实总和的关系，这必然使他卷入在从特殊的科学借用的材料上建筑。专门科学家起初只关心就事实的较小领域发现他的道路。然而，由于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是针对暂时的理智目的任意地和强有力地定义的，这些边界线随科学思想的进展而不断地漂移：科学家最后也终于看到，为了他自己的领域定向的缘故，必须考虑所有其他专门探究的结果。很明显，专门探究者以这种方式通过所有专门领域的混合也集体对准总的图像。由于这至多可以不完美地达到，这种努力或多或少导致从哲学思维那里借用的掩蔽物。于是，所有研究的终极目的是相同的。这本身也在下述事实中显示出来：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莱布尼兹等等这样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也开辟专家探究的新道路，而像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等等之类的科学家也大量地提出哲学思想，尽管他们未被称为哲学家。”
马赫还探究了科学与哲学、科学家与哲学家相对独立、相互借鉴、相得益彰的密切关系，以及二者之间在交往中存在的问题。他还特别指出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职分，二者能给对方什么帮助和如何正确地对待这一切：“我们的考虑对哲学家来说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提供什么：他们并未打算解决一个、或七个、或九个宇宙之谜；他们仅仅带头消除妨碍科学探究的假问题，而把其余的问题留给实证研究。我们只为科学研究提供否定的法则，而科学研究不需要涉及哲学家，尤其是当它已经具有（或认为他具有）世界观的牢靠基础之时。如果此时我们的叙述起初是从科学的立场判断的话，那么这并不能意味着，哲学家不必批判它和不必修正它以适合他们的需要，甚或不必统统拒斥它。然而，对于科学家来说，他的观念是否符合某个给定的哲学体系，则是完全次要的事情，只要他能够有益地利用它们作为研究的起点就行。因为科学家并非幸运得拥有不可动摇的原则，所以他变得习惯于认为，甚至他的最保险的和最牢固建立的观点和原理也是暂定的，易于通过经验来修正。事实上，只是由于这种态度，最大的进展和发现才是可能的。”而且，诚如马赫所说，科学家并不刻意要成为哲学家，一般也不在意别人是否称自己为哲学家。他明确声明：“我不是哲学家，而仅仅是科学家。不管怎样，倘若我时常在某种程度上被冒失地计入哲学家之内，那么这个过错不是我的过错。但是，很明显，我也不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以下述方式成为盲目地把他自己交托给单独一个哲学家指导的科学家，而莫里哀（Moliere）笔下的医生也许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期望和要求他的病人的。”不过，话说回来，伟大的科学家完全可以成为像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马赫、彭加勒、奥斯特瓦尔德、迪昂、皮尔逊）和爱因斯坦等那样的伟大哲学家——列宁所谓的“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的命题是难以成立的。
不论从学理上讲，还是在科学实践中，科学家或多或少是离不开哲学的，不管是直接的需要还是间接的需要。在一般情况下，在常规科学时期，我们看不出、或者难以明显看出科学家与哲学有多少关系。这是因为，与科学相关的哲学要素已经深深地渗透和融入科学的世界观、预设、自然图像、思维模式、方法、图式、概念框架、公理基础之中，科学家有这些现成的锋利“工具”对付和破解他们面临的诸多难题。但是，当旧有的自然图像和概念框架无法容纳新的实验事实时，或旧理论体系之间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时，也就是说当科学已经陷入危机并呈露出革命的征兆时，科学家手头的工具早已不再游刃有余，甚至毫无用处了。在这种境况下，科学家只有求助于哲学思维，才能完成革故鼎新的大业，转换科学的公理基础，更新科学的概念框架，锻造新的科学方法和思维方式——一句话，建构新的科学范式——否则他们将寸步难行。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创造新科学的过程中锤炼自己的哲学思想，开辟哲学的新天地。这就是伟大的科学家——科学革命家或划时代的科学开创者——常常也是伟大的哲学家的内在原因。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医学与哲学范文6
新书散发着淡淡的油墨芬芳，在目录页的前面，有一页徐皓自拟的：我的研究与写作箴言，非常引人注目。第一句是勒奈・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最后一句是国学大师黄侃的：五十之前不著书。
仅仅看第一句与最后一句，便可读出他的严谨。他有着冷静的哲学思辨，也有当下浮躁空气中难得的沉静。
他出生于1951年，早已过了知天命的五十岁。在近30年的电大教学和管理中，积累了近百万字的研究心得、思考与体会，2010年，他终于开始将他多年的积淀集结成书。书中的文章是精选了再精选的。尽管他本人说，这只是对自己多年来思考和写作的一个总结，这本书的出版，也标志着徐皓已经成为研究远程教育的知名学者，实际上，他早已是远程教育方面的专家。
在该书自我简介中，徐皓这样写道：现任上海电视大学研究员、《中国远程教育》杂志专家委员会成员。却并未提及他的另外一个重要身份：曾任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现任上海电视大学副校长。“再过几年从行政职务上退了，到时我就可以专心去搞远程教育研究了。”徐皓微笑着说，一点也没有行将退位的失落，却有对全身心投入研究工作的向往。
两个十年项目中的中坚分子
并非只有一波三折的经历才可以构建起精彩的人生。顺风顺水中依然能够暗藏生活的波澜壮阔。徐皓的人生经历是极为平和顺畅的，在江苏广播电视大学任教，由于能力突出，两年后就被破格提升为最年轻的教务处副处长，不到十年又被提拔为分管教学的副校长。1992年，又进入上海电视大学。“屈指算来，我在电视大学领域工作近30年了。尽管有多次去普通高校的机会，但始终没离开过电大，因为我和电大有很深很深的感情。”徐皓说。
“中央电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的试点和评估是徐皓在电大系统中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从1999年到2007年，整个工作近十年，徐皓全程参与。作为教育部高教司评估课题组副组长、专家组成员，徐皓身在其中，熟悉其中的每一个环节。既是参与者，又是评价者，使徐皓能够经常换位思考，获得很多宝贵的感受，除了撰写了“理解三部曲”和“如何三部曲”六篇论文近10万字之外，还写出了一系列评估杂感，发表在《中国远程教育》杂志上，被圈内认为“非常引人注目”，从而在远程教育系统内获得了极大的反响。他的很多观点，既带着结合现实环境的考量，又有着悠远的哲思。比如，在《还是‘回到原点去’》这篇文章中，他写道：“在远程教育教学模式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我发现教学管理模式的改革滞后了。什么才是管理模式改革的切入口?管理模式改革推进的合理思路在哪里?看来还是回归到事物发生的原点，即能否做到‘以学习者学习为中心’，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上种种新颖独特的观点在他的一系列教育部试点项目教育评估现场杂感中均有许多体现。在历时十年的评估过程中，徐皓并不单单将自己定位于一个工作者、参与者，同时，他还是一个思考者，思辨的眼光从未放弃在远程教育的这片广袤的沃野中深入挖掘。在很多人看起来程序化，规则化的工作中，徐皓却撷取了一串又一串思想的珍珠，并付诸文字，成为一种理论。
徐皓参与的另一个项目则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政府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的电大发展项目。电大从无到有的电视演播设备引进和技术培训就在那时开始的。为此他也被教育世界银行贷款办公室借调，忙完电大的又忙其他高校的，断断续续就是10年，“细细想来，这十年真的经历了太多，”徐皓说，“也收获了很多。”那十年中，徐皓经常往返于北京和南京两地，有时为了一个项目的进行，不得不离家常驻北京数月甚至一年。吃住在简陋的大学招待所中，工作就在教育部机关或项目攻关集中地，两点一线，通宵达旦，废寝忘食，这些词儿太普通，却是真实的工作写照，有乐趣吗?或许也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他所住的那个招待所里，某一天，他发现，自己的邻居竟然是现在大红大紫的宋祖英。徐皓偶尔还能欣赏到金嗓子宋祖英的美妙歌声。
在参与教育部的这两个项目中，两个十年，很多老师参与了又走了，徐皓是为数不多，从头至尾坚持到底的人。并且是其中的中坚分子。为此，徐皓也认识了一大批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以及全国其他高等学府的专家和学者们，并且还被他们戏称为“行政级别最高的青年专家”。于是徐皓还被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以及兄弟省级电大请去，在那里进行讲学和开展培训。这就是因为一般人总是把项目当作工作来做，徐皓则把项目当做一个事业来做，同时又尽最大的可能将事业当做学问来做，从而倾注了自己所有的热情，真诚和思考。
创新独特的学术理念
“我一直追求的一点就是和别人不一样，也跟自己不一样。”从这，也可以解读出徐皓式的特点之一，那就是创新，独特，这在他的文章中处处可见。
“我喜欢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徐皓一点也不避讳自己思考方式的“另类”，也承认，这是他的特点之一。
徐皓喜欢读书，自进入电大系统以来，一直对远程教育进行着不懈的思考。徐皓不大喜欢谈论自己，他更愿意与人分享他的研究心得，他对远程教育的不懈思考。在他的言语之中，很容易就会读出他身为电大人的骄傲与自豪。他看书很多，不管是文史类，还是理工类，他都有涉猎。与众不同的是，他总是将在其他庞杂学科中所看所想汇聚到远程教育的思考中来。
“我服膺他们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成果，但并非是对他们所有的理论都全盘接受，我有我的看法，自己观点。”徐皓说。比如，托尼・贝茨，这位加拿大籍鼎鼎有名的国际远程教育技术领域中的大家，也是英国开放大学的奠基人之一，曾经写过一本书《技术、电子学习与远程教育》。徐皓通读完毕，便提笔写下《直面贝茨》一文，文章的主旨是与贝茨讨论，如何认识、理解乃至翻译“E－Learning”。徐皓明确地指出：大凡术语的提出乃至理解，首先应在其社会属性之上，才有内涵，才可久远。徐皓认为，不要去纠结如何翻译“E－Learning”，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学习的媒体总是在更新，但总不能将各类学习方式简单地跟随技术手段的变迁而更名，其实直呼“E－Learning最好。“因为它本来就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丰富的学习内涵、同时还可与其后出现的M－Learning(移动学习)、B－Learning(混合学习)、U－Learning(泛在学习)等组成一个美好的Learning系列而与时代共舞，与人类同存。当然，还是贝茨的书名中原先的‘Open－learning’就比现在的‘E－learning’要好。“开放学习作为开放教育的核心，不正是充分体现了‘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终身学习理念，难道还有比之更好的表述吗?因此，还是O－Learning好!”在文章的结尾，徐皓这样写道。言语之中，自有一种恢弘阔朗的气质。
与《直面贝茨》同类型的文章，徐皓还写了八篇，分别是与世界著名的远程教育学者之间既崇敬又倾心的对谈。徐皓认为，这并非是挑战权威，而只是提出了他自己的个人思考和观点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