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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与哲学范文1
英文名称：Medicine & Philosophy (Clinical Decision Making Forum Edition)
主管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主办单位：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辽宁省大连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2-0772
国内刊号：21-1093/R
邮发代号：8-128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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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与哲学范文2
关键词： 哲学 语义 二元模式 三元模式
词义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语言学、心理学、哲学领域的研究焦点。在语言学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词义问题的研究是由哲学家们进行的，语言学中词义问题的各种观点受到哲学流派的深刻影响，语言学中的词义研究与哲学有着密切联系。
一、分析哲学与“语符-客体”二元模式
在分析哲学的早期，人们对于意义问题的研究都是囿于“语言—世界”模式，词义研究的指称论等都属于“语言—世界”的模式。后期的分析哲学研究人与语言的关系问题，并肯定了人在语言运用中的意向性作用。格赖斯和塞尔把意义和意向联系起来，把分析哲学中人的因素引入语言分析这种倾向发展到最成熟的阶段。[1]词语意义的研究是传统语义学的主要内容。对于词义是什么的问题，主要有指称论、意念论、反映论、概念论，它们依赖客观事实，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寻求意义的真值条件为目的，是“语符-客体”二元模式。二元模式关注的是词义的客观性，即词的客观属性。[2]在这种模式下，主要采用描述法研究词义，即把词语所表达的意义的确切内容描述出来，词义的描述过程就是寻找真值的过程。所以，词义描述也可称为真值描述。词义的真值描述包括词与物的对应、词与观念、概念的对应和词语的真值内容的体现。
二、体验哲学与“符号-主体-客体”的三元模式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体验哲学，坚决反对分析哲学的基本观点，坚持体验哲学观，认为概念、范畴、心智都是来自于身体经验，意义是在身体经验、大脑与客观世界互动的基础上产生的。[3]在体验哲学基础上建立的认知语言学是新一代的认知科学，对于词义的理解，主张动态化的识解方法。
语言学家们对词义问题的研究主要可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研究方法，静态研究的内容“是研究词作为语言体系的单位（不变体）所具有的所指意义”，包括对词典意义、义子（义素）、各词义之间的关系，即上下义关系、同义关系、反义关系、语义场等的分析。动态的方法分为两类：一是历时的，研究词义的演变规律；二是共时的，“研究言语中（作为变体）的各种内涵意义（联想意义），侧重于词的功能—语义分类，分析词在交际中的语义体现”。与词义描写观不同，词义解释模式认为，词义不是词与物的一一对应，意义不是唯一的，而是受到语言环境的影响，随着交际者所给予或接收的言语刺激和反应而变化，随着词语的不同用法而相应发生变化，随着人的不同解释而变化。词义的三元解释模式要溯源到词义的用法论，包括行为论、使用论和符号化过程论，在这些理论中都突出了“人”这个意义识解主体的因素，符号意义不再是一种外界事物在反映人脑中的对应性的描写，而是基于主体解释作用的“符号-主体-客体”的三元模式。[4]总之，词义解释模式强调了行为、用法和符号化过程等对词义限制性的影响。
总之，词义研究的历史，大致反映了人们对语词意义的认识规律，即从语符与所指的对应性描写，到探讨词义内部机制的解释型研究方法，再到词义在线释义的识解型研究方法，是循序渐进的过程。词义研究的二元模式是静态描写方法，二元模式从对应性出发研究词义，指称论涉及了词语的客观归属和事实，是语符与所指实体的对应，意念论是语符与意念、观念的对应，概念论是语符与概念的对应；词义研究的三元模式则动态解释方法，突出词义理解和使用中人的作用。二元模式和三元模式本身都不是全面的词义研究模式，但它的存在为后来的词义识解模式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Collins，A.M.，& Loftus，E.F.A spreading activation theory of semantic processing.//Psychological Review，1975：82，407-428.
[2]Jackendoff，R.Semantics & Cognition.Cambridge and London：The MIT Press，1985.
[3]王寅.认知语言学探索.重庆出版社，2005.
医学与哲学范文3
1弥补中国古代哲学知识的匮乏突破入门难的瓶颈
要准确理解一门学科的真正内涵，必须具备必要的上源知识。所谓上源知识，指一门学科的学术思想产生、形成的知识源头，是学习、研究、应用该学科前提。中医学的上源知识体系包括古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体系。在古代，自然科学尚未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存在于哲学体系之下。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药物的性味归经理论、方剂的配伍理论等，无不是建立在哲学体系之下的。离开了中国哲学思想的指导，中医学就失去了根本和精髓，就只是一堆松散的原始经验[1]。因此，中国哲学正是认知中医的上源知识，是认知中医的法门，也是中医教育过程中必须重视的。而在目前的中医研究、教学过程中，非但不重视反而排斥哲学，甚至将其视为中医发展的最大障碍。古之习医者，多先研习释、道、儒等流派的经典著作，然后再研习医学专著。具备了良好的上源知识基础后，“迁移”更快，入门容易，对中医的理解、掌握更为准确和迅速，大大地提高了成材率，缩短了成长周期。北宋时期的名相赵普有句名言，“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民间亦有“秀才学医，笼里捉鸡”、“秀才习医生,只用一五更”之说，讲的都是这一道理。因此学习中医学,中国哲学是必修的基础课程和桥梁课程[2]。近代著名医家张锡纯曾言：“医者诚能深于哲学，其诊病之际，直如饮上池之水，能洞鉴病源，毫无差谬。”[3]可见，中国哲学不仅是中医学入门之砖，更是晋阶之法。今之教育，从幼儿开始，已难觅古典哲学教育的踪影，中学阶段又多以数理化为重点，到了大学阶段学，分析—还原的思维模式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学生对阴阳、五行、经络等概念是异常陌生的，接受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等思维非常困难，整体思维、辩证论治思想很难确立，更遑论牢固。到毕业之时，相当一部分还在中医门槛之外。及至硕博士研究生阶段，不但未及时补上中国哲学知识的空白，反而普遍用西医的手段来研究中医，与传统中医方向渐行渐远。难怪一些当代著名中医学家不无感慨地讲道，现在中医院校的硕博士教育实际上是培养了一批“中医的掘墓人”。这些现象的根源就在于缺乏哲学基础知识的熏陶，普遍存在源头知识的欠缺。解决这种“入门难”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改革中医教育模式，及时补上中国哲学这一课。
2注重古典哲学的熏陶首重道家文化
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包括道、儒、释三家。起源最早、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道家文化。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象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4]，敏锐地洞察到中华文明以道家为根基的实质。道家对中国哲学、政治思想、科学、艺术以及医学都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中医的产生、形成以及发展，植根于以道家文化为根基的土壤之上[5]。比如以道家的道气论、无为论、辩证观、直觉思维、气化理论等哲学思想为基础，《黄帝内经》建立了中医理论的基本框架。“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的治则正是基于道家“天之道，补不足而损有余”的思想而建立的；根据“道法自然”、“清静无为”、“无为而治”的思想，中医治疗疾病强调治疗疾病应根据病邪的性质特点、停留部位、病势的发展以及正气驱邪的趋向等因素，顺应其势，从最近的途径以驱邪外出，达到最短时间内治愈疾病，以免扰乱更多脏腑[6]。在治则方面又提出了“不治已病而治未病，不治已乱而治未乱”的治疗原则。诸如此类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因此，王礼贤指出：道家哲学乃中医之根。中医理论不仅以道家哲学为根基，其代表著作《黄帝内经》本身更可作为一部道家学术之发挥的著作来读[7]。因此，要读懂中医学的基本内涵，具备一定的道学基础知识是必须的。例如，和法是方剂学“八法”中难理解的治法。道学中的“和”有4层含义：一是从事物规律上讲，“中”即为“正道”，为自然必由之路；二是从事物变化上讲，“和”即为度；三是从空间上讲，“中和”含有“生化”之义；四是从时机上讲，强调“不得己”而为之。据此，可将“和法”分为狭义和广义、相对和法三种。狭义和法指的是和解少阳；广义和法则包括表多种治法的组合的“生化”过程；而相对和法则指和法使用的度[8]。因此，在入门之前，粗读一些诸如《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著作是非常必要的。在教学过程中，亦可有意识地将一些道家基本思想贯穿进来。学习的目的不求至精至深，但求得其大旨，目的是帮助理解中医有关问题的基本内涵和来龙去脉。
3站在哲学的高度进行中西医的比较
以前的两千余年，中国的医学体系中，中医独存独盛；而后，中西并存，以中医为主；及至今日，西医渐占上风，在社会医疗体系中所占比重逐渐加大。一些学者（主要指西医学者，也包括部分非正统中医学者）常以西医的观点来评判中医的观点、治疗方法以及临床疗效，得出不能准确反映中医本来面貌甚至歪曲中医中药的说法，更有甚者提出“废除中医”的极端论断。如此大环境下，中医的生存、发展空间逐渐受到挤压，传承和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医者的生存与发展，学生的就业问题等，都是不容逃避的现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时任卫生部中医司司长的吕炳奎就曾针对当时中医现状沉痛表示：“现在的中医院，除少数坚持以中医为主的方向外，大部分已经名不副实了，名义上还是中医医院，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中西医结合医院，只是在门诊上用点中药，病房已经完全西化或半西化了。”60年后的今天，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更盛。反映到中医学教育的问题上，绝大部分学生入校前对中医缺乏了解，入校后缺乏兴趣和动力，毕业后就业困难。这种恶性循环对未来中医事业的传承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摆在中医教学工作者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要让他们认清中西医各自的思维特点，各自的长短处所在，并从长远的眼光看待世界医学体系格局的发展方向。北京大学刘泰逢教授曾撰文指出“中西医学的基本差异在于其哲学基础的差异”[9]。因此，应该站在历史和未来的角度，从哲学高度进行中西医的比较，并将其贯彻到日常的课堂教学、课外辅导等不同环节，循序渐进地实施，强调长时间的熏陶，力图扭转认识上的漩涡。
从哲学源头来看，西医源于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属于海洋文明，强调个体之间的差异，力图通过明确的范畴和思维掌握各个事物间的细微规律；而中医学起源于东方哲学，主要发源于中国，属于大陆性文明，强调无区别，注意寻求普遍真理，寻找事物的总规律[10]。二者在研究对象的层面、研究的方法、方向等各个方面都迥然不同。西医支持生命的物质层面，认为生命由组织结构和物质元素组成，其规律系实体之间的规律，具有稳定性，需要用分析—还原的方法获得。认知过程中，借助现代化技术和方法，依次从个体水平、脏器水平、细胞水平、分子水平逐步展开。中医则支持生命运行的自然整体层面，认为生命的规律系自然的整体运动关系的规律，具有变易性和包容性，需要依靠体察和领悟，用综合的方法来认识和获得。
医学与哲学范文4
关键词：成语；哲学；意蕴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740(2010)03--0220--02
成语是一种长期相沿习用的言简意赅的定型语，是经过人们一再推敲、反复锤炼而成的语言精华，是人们认识的结晶，它概括了人们在探知客观世界奥秘中的实际体验与思维 成果，包含了深刻的哲学道理。
一、物质与意识
1.物质是在意识之外又能为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随物赋形”。它说的虽是作画之理，即画画要针对事物本身的不同形态，给予形象生动的描绘。但同时也说明了物质是可以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的。
“掩耳盗铃”。偷铃的人怕别人听到钟声而捂住自己的耳朵，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做法。“在人之外，不以人为转移。”声音是客观存在的。决定它的也是客观性的东西，不论你怎样捂住耳朵，它都不会因此而消失。此类成语还有：画蛇添足；凭空捏造；杞人忧天；无中生有……。
2.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意识要发生作用必须以物质为基础。因而，过分地强调意识的作用都是错误的。如：“画饼充饥”。“画饼”只是人们头脑中饼子观念的表现，就如房屋设计图案只是关于房子观念的表现一样，实质上还是思想形态的东西。企图以画饼来充饥，无异于用精神代替物质，用幻想代替现实，其结果是陷入唯心主义的空想。此类成语还有：望梅止渴；白日做梦；描鬼画神……。
二、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
1.意识活动具有主动创造性。如“触类旁通”。接触过某方面的事物能了解同类的另一些事物。这说明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事物，而且能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促使认识的深化。
意识活动对客观世界具有改造作用。表示这一含义的成语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人定胜天；愚公移山……。
然而，有时人们会忽略意识的能动作用。如：“因噎废食”，就是一种消极悲观的态度。
2.物质都有其客观的规律性。・物质的规律性是客观的，违背了客观规律就要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如：“揠苗助长”本来是想庄稼长得快，但因违背了庄稼的生长规律，其结果是“揠苗助桔”。受到了客观规律的惩罚。
3.要正确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要主观符合客观，主客观相统一。在成语中，有些内容反映的却是主观脱离客观的思想。这类成语有：钻冰求火；竹篮打水；救火投薪……。
三、运动观
1.物质的运动是多样的、复杂的。反映哲学这一意义的成语有：千变万化；变幻莫测；瞬息万变……动是运动的一般形式，而静是运动的特殊形式。成语“百动不如一静”，反映的就是动与静的对立统一关系。而有些成语反映的却是否认了物质的运动。如：
“刻舟求剑”。剑掉在水里，人却不立刻下水找剑，而只是在船上刻下掉剑的地方，等船停了再找剑。这样自然是找不到剑了。船是运动的，水是运动的，掉剑的地方肯定就会变了。
2.物质运动总是同时间、空间相联系的。如：“光阴似箭”。形容时间过得快。这种快是与人的一生或一段长时间相比较而言的。体现了时间、空间的运动。
时间是指物质运动过程的持续性，空间是指物质运动的广延性。时间与空间是不可分割的。如：“远水救不得近火”。时间是以物质在空间的运动来度量和认识的。这个成语一“远”一“近”有着鲜明的空间特征；一“缓”一“急”又有着鲜明的时间特征。用空间特征借喻时间特征，表示空间与时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四、联系发展观
1.联系是客观的、普遍的。反映联系的客观性普遍性的成语如：“础润而雨”。意思是柱下石湿润，预示天将下雨。人们根据生活经验，从某些自然现象的联系中推论出各种事物之间有普遍联系。
“唇亡齿寒”。这个成语说明了两者之间关系密切。“唇”与“齿”相互依存，生死与共。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客观的、现实的。
联系具有多样性、条件性的特点。如：“洛阳纸贵”。“洛阳”与“纸贵”本来是不相干的两个事物。但由于左思的《三都赋》风行洛阳，从而使纸价上涨。把“洛阳”与“纸贵”联系了起来。这表明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复杂多样的，有直接联系，也有间接联系。
我们要用联系的观点对待问题、看待事情。而有些成语反映的是一种孤立的观点。这样的成语有：管中窥豹；盲人摸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2.唯物辩证法中的发展是指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发展具有上升性和前进性的特点。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全句强调青“胜于”蓝，表明了事物的发展不是只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而是后来居上，新事物高于旧事物。事物的发展是上升前进的。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说明旧事物内部虽已衰亡，但表面上依然很强大，新事物战胜旧事物必然要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 世界是变化发展的，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反映这一哲学思想的成语有：士别三日，刮目相看……。
成语中反映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的也有很多。如：蹈规循矩；墨守成规；因循守旧……。
五、质量互变规律
1.质是事物成为它自身并区别于他事物的内部所固有的规律性。如：“非驴非马”。它所蕴含的哲理是说：事物都有自己的质的规定性，不能混淆不同事物的不同质的界限。在认识事物时，既要看到不同事物的区别，驴是驴，马是马，不应当驴马不分，同时又要看到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承认中间状态的存在。
2.质与量的统一就是度。只有在一定的度内才会做好事情。成语如：“哀而不伤；过犹不及；恰到好处；恰如其分”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
如果超过一定的限度或者还没有达到一定的度，那么正确的行动也变成了错误的了。这类成语如：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功亏一篑……。
3.量变和质变是事物变化的两种形式或两种状态。量变转变为质变，首先要有量的积累。反映量积累的成语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量的积累引起量变，量变引起质变，质变是量变的结果。同时又是新的量变的开始。反映这一哲学思想的成语有：滴水穿石；积土成山；绳锯木断……另外如成语“五十步笑百步”，所表达的哲学含义是质相同的事物，量可能不相同。
六、对立统一规律
1.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动力和实质的内容。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之间存在的、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体现这一哲学含义的成语有：并行不悖；不是冤家不聚头；刚柔相济……
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互相排斥的属性。这样的成语有：冰炭不同炉；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一
此外，成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虽然也含有矛盾的斗 争性，但只是反映了矛盾双方的激烈斗争的形式和一方战胜另一方的结局，反映的对立性不全面。
2.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原因。内部矛盾是内因，外部矛盾是外因。反映内因这一哲学含义的成语有：祸起萧墙；物腐虫生……反映外因这一哲学含义的成语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而内因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内外因是相互联系的。反映这一关系的成语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泥而不滓；自力更生……矛盾的同一和斗争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反映这一哲学含义的成语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月满则亏；泰来否极。 3.矛盾是客观的普遍的。成语“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反映了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而成语“讳疾忌医”、“模棱两可”却否认了矛盾的客观性。
对待问题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和主要矛盾。反映这一哲学思想的成语有：打蛇打七寸；釜底抽薪……。
矛盾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在分析客观事物时，要把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相结合。对待具体问题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反映这一哲学思想的成语有：对症下药；因材施教；因地制宜；量体裁衣……。
在分析矛盾时，要用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方法。下面这些成语反映的内容正好脱离了这种方法。如：截长补短；拆东墙补西墙；割肉补疮……。
七、认识论与实践观
1.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认识论就是一种反映论。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是可知论，如成语“格物致知”。唯心主义的反映论却是不可知的，如成语“蝶化庄周”。 既然认识论是一种反映论，那么这种反映有时难免会片面化、表面化。反映这―哲学思想的成语有：不求甚解；井底之蛙；浅尝辄止……。
2.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的动力，反映实践对认识的影响的成语有：多见广识；孤陋寡闻；熟能生巧；百闻不如一见；识途老马；……我们强调“知行合一”，有理论就要靠实践来证明，认识的目的是实践。反映认识对实践的影响的成语有：开卷有益；运筹帷幄；必躬必亲；游刃有余……。
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而看问题处理事情要理论联系实际，反映这一哲学观点的成语有：兵无常势；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在认识论中，还存在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思想。成语如：生搬硬套；依葫芦画瓢；纸上谈兵……。
综上所述，成语所表现的人们的主观意识，是人们对客观现实进行细致观察、周密思考、深入辩析、反复验证而形成的，它的哲学含蕴是广泛而深刻的。
参考文献：
医学与哲学范文5
科学家与哲学有无关系？若有，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知道，在古代和中世纪，科学家就是哲学家。即便是在近代，相当多的科学家也确实是哲学家，并且自称“自然哲学家”——科学在当时是被称为“自然哲学”的。由于历史的余韵和博雅教育，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既是科学家又是哲学家的科学人——哲人科学家——也不稀罕。可是自此以降，哲人科学家则如凤毛麟角——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学科的高度分化、研究的过分专门化、教育的文理分家、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引起的。
对于哲人科学家现象，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马赫很早就予以特别关注。马赫当时发现，在我们的时代，再次存在着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并未全神贯注于专门研究，而是寻求更为普遍的指导路线。霍夫丁（H·ffding）恰当地称他们是“哲学化的科学家”，以便把他们与本来的哲学家区别开来。如果我认为他们中的两人奥斯特瓦尔德和海克尔作为开端，那么他们在自己领域中的重要性肯定是无可争辩的。他进而探讨了科学家接近和求助哲学的原因：“科学思维以两种表面上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作为哲学和作为专家研究。哲学家力图尽可能完备、尽可能综合地使自己定位于与事实总和的关系，这必然使他卷入在从特殊的科学借用的材料上建筑。专门科学家起初只关心就事实的较小领域发现他的道路。然而，由于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是针对暂时的理智目的任意地和强有力地定义的，这些边界线随科学思想的进展而不断地漂移：科学家最后也终于看到，为了他自己的领域定向的缘故，必须考虑所有其他专门探究的结果。很明显，专门探究者以这种方式通过所有专门领域的混合也集体对准总的图像。由于这至多可以不完美地达到，这种努力或多或少导致从哲学思维那里借用的掩蔽物。于是，所有研究的终极目的是相同的。这本身也在下述事实中显示出来：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莱布尼兹等等这样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也开辟专家探究的新道路，而像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等等之类的科学家也大量地提出哲学思想，尽管他们未被称为哲学家。”
马赫还探究了科学与哲学、科学家与哲学家相对独立、相互借鉴、相得益彰的密切关系，以及二者之间在交往中存在的问题。他还特别指出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职分，二者能给对方什么帮助和如何正确地对待这一切：“我们的考虑对哲学家来说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提供什么：他们并未打算解决一个、或七个、或九个宇宙之谜；他们仅仅带头消除妨碍科学探究的假问题，而把其余的问题留给实证研究。我们只为科学研究提供否定的法则，而科学研究不需要涉及哲学家，尤其是当它已经具有（或认为他具有）世界观的牢靠基础之时。如果此时我们的叙述起初是从科学的立场判断的话，那么这并不能意味着，哲学家不必批判它和不必修正它以适合他们的需要，甚或不必统统拒斥它。然而，对于科学家来说，他的观念是否符合某个给定的哲学体系，则是完全次要的事情，只要他能够有益地利用它们作为研究的起点就行。因为科学家并非幸运得拥有不可动摇的原则，所以他变得习惯于认为，甚至他的最保险的和最牢固建立的观点和原理也是暂定的，易于通过经验来修正。事实上，只是由于这种态度，最大的进展和发现才是可能的。”而且，诚如马赫所说，科学家并不刻意要成为哲学家，一般也不在意别人是否称自己为哲学家。他明确声明：“我不是哲学家，而仅仅是科学家。不管怎样，倘若我时常在某种程度上被冒失地计入哲学家之内，那么这个过错不是我的过错。但是，很明显，我也不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以下述方式成为盲目地把他自己交托给单独一个哲学家指导的科学家，而莫里哀（Moliere）笔下的医生也许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期望和要求他的病人的。”不过，话说回来，伟大的科学家完全可以成为像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马赫、彭加勒、奥斯特瓦尔德、迪昂、皮尔逊）和爱因斯坦等那样的伟大哲学家——列宁所谓的“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的命题是难以成立的。
不论从学理上讲，还是在科学实践中，科学家或多或少是离不开哲学的，不管是直接的需要还是间接的需要。在一般情况下，在常规科学时期，我们看不出、或者难以明显看出科学家与哲学有多少关系。这是因为，与科学相关的哲学要素已经深深地渗透和融入科学的世界观、预设、自然图像、思维模式、方法、图式、概念框架、公理基础之中，科学家有这些现成的锋利“工具”对付和破解他们面临的诸多难题。但是，当旧有的自然图像和概念框架无法容纳新的实验事实时，或旧理论体系之间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时，也就是说当科学已经陷入危机并呈露出革命的征兆时，科学家手头的工具早已不再游刃有余，甚至毫无用处了。在这种境况下，科学家只有求助于哲学思维，才能完成革故鼎新的大业，转换科学的公理基础，更新科学的概念框架，锻造新的科学方法和思维方式——一句话，建构新的科学范式——否则他们将寸步难行。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创造新科学的过程中锤炼自己的哲学思想，开辟哲学的新天地。这就是伟大的科学家——科学革命家或划时代的科学开创者——常常也是伟大的哲学家的内在原因。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医学与哲学范文6
基督教冲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分别以上帝或道为哲学的最高原则。
上帝和道都是最高的存在、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赖以存在的最终根据。上帝或
道都是无差别、无规定性的一。区别在於，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的上帝，是一个
神化了的哲学原则或实体，而中国老庄哲学的道，却是自然之道。与此相应，基
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都宣称上帝或道，是惑官感觉以及建主在它
上面的知识体系所不能把握的，是人的有限的语言和概念所不能表述的。基督教
冲秘主义主张否定神学，而中国老庄哲学的主张，则可以称作是否定形而上学。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主张从外在的现象世界返回自我，借助於上帝的启示和恩
赐，在心灵的迷狂状态中静观上帝，与上帝结合为一，即神人合一。中国老庄哲
学则主张怠物、怠我，在无恩无虑的精神状态中悟道。神人合一的主体是人性中
的神性，其结果是人的神化，是对人的否定。天人合一的主体则始终是人，其结
果是人的自然化，是人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和睦相处。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在
西方中世纪被视为异端，而中国老庄哲学则是显学，并与儒家哲学相互融化，共
同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在西方，“神秘主义”（ mysticism ）一词出自希腊语动词 myein，即“闭上”，尤其是“闭上眼睛”。之所以要闭上眼睛，乃是出自对通过感官从现象世界获得真理、智慧感到失望。不过，神秘主义并不像怀疑主义那样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它仅仅主张闭上肉体的眼睛，同时却主张睁开心灵的眼睛，使心灵的眼睛不受现象世界的熙熙攘攘所干扰，从而返回自我，在心灵的静观中达到真理、智慧。因此，辞书中对神秘主义的解释一般是“通过从外部世界返回到内心，在静观、沉思或者迷狂的心理状态中与神或者某种最高原则结合，或者消融在它之中”。作为一种宗教观念和哲学观念，神秘主义普遍地存在于世界各大宗教和哲学传统中。就西方而言，神秘主义思想可谓源远流长。流行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俄耳甫斯教就曾对古希腊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作为一种独立的哲学体系，神秘主义最初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犹太哲学家斐洛的哲学中。公元3世纪，普罗提诺所创立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把神秘主义进一步系统化为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由于普罗提诺所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旋即成为基督教哲学的理论基础，所以神秘主义也就成为基督教内部的一个与经院哲学既分庭抗礼、又相互补充的重要哲学思潮。中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有5世纪的伪狄奥尼修斯、12世纪的克莱沃的贝尔纳德和圣维克多的雨果、 13世纪的波纳文图拉、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的艾克哈特及其学生苏索、陶勒。此外，5世纪的奥古斯丁和9世纪的爱留根纳的哲学中也包含着大量的神秘主义因素。而在中国，最具神秘主义特色的哲学当属老庄的学说了。后世的魏晋玄学在一定程度上也继承了老庄哲学的神秘主义思想。当然，由于东西方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与中国的老庄哲学之间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各种各样的区别。本文的目的不是对这两种理论形态进行全面的比较，而是从几个重要的概念和观点出发，分析一下二者的异同。
一、上帝与道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的最高哲学原则是上帝。体认上帝是它的最高目的。
在西方，由于哲学和神话的亲密的渊源关系，一开始就有把哲学的最高原则称之为神的传统。例如，巴门尼德的真实存在、苏格拉底的最高的善、柏拉图的最高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者等等，都被称之为神。到了晚期古希腊哲学，这种情况就更普遍了。由于这种特征，崇拜唯一神的基督教就很容易接受古希腊哲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基督教哲学也正是这种结合的产物。作为基督教的一种理论形态，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自然也坚持上帝是唯一的、永恒的，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等神学信条。不过，既然它不是一种单纯的宗教学说，而是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哲学，它所理解的上帝也就必然不同于宗教的上帝，即不是一个人格化了的、有意志、有情感的神，而是一种神化了的哲学原则。他们继承了斐洛等人的作法，对圣经采取了一种喻意式的解释，从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流溢说出发，把上帝解释为最高的实在、无限完满的实体、万物的本原、宇宙的初始因等等。上帝是一， 在上帝之中不包含任何差别，上帝没有任何规定性。上帝创造万物，也不是一种“制作”意义上的创造，而是上帝以其无限的完满性在自身之内包含着一切事物。万物都是从上帝派生出来，并由此获得自己的存在和本质。奥古斯丁在这方面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万物皆在上帝之中， 但上帝并不是万物的处所”。 上帝是这样一种本质，“我们来自它，借助它而存在，存在于它之中”。 哲学史上把这种观点称之为“万物在神论”。但在这里，上帝并不是事物的整体，因为上帝不仅包含着所有现实存在着的事物，而且也同样包含着所有存在过的、将会存在的事物。因此，上帝包含万物、产生万物，实际上强调了上帝对万物的超越性。但另一方面，万物从上帝派生出来，又是上帝把自己的神性赋予万物，因而万物又都在不同程度上分有了上帝的本性，或者是以不同的方式对上帝的本性的限定。在这种意义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具有神性，上帝也就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即“神在万物”。“神在万物”强调的是上帝的内在性。一般来说，这种观点包含着一种泛神论的倾向。例如，爱留根纳把上帝称作非被创造而又能创造的自然，把万物的总和称作被创造而又不能创造的自然，并把上帝等同于他的创造活动，认为在创造万物之前，上帝并不存在。中世纪晚期的德国神秘主义走的更远。艾克哈特甚至认为，上帝即是万物，万物即是上帝。但总的来说，神秘主义主张神在万物，并不妨碍它同时坚持上帝的超越性。因为上帝是无限的，而万物作为对上帝的神性的限定，都是有限的。上帝作为无限完满的实体不可能被任何有限的事物所局限。不仅任何有限的事物都不能与上帝比拟，而且所有有限事物的总和也同样不能和上帝比拟，因为有限的相加决不能达到无限。上帝不仅是一切实在的事物，而且还是一切可能存在的事物，即上帝是他所能是的一切。因此，上帝是一切事物，又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上帝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又不在任何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之中。所以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是没有量的大，是没有性质的善，是没有空间的实存，是没有时间的永恒。上帝作为唯一的无限绝对超越于一切有限的、相对的、有条件的事物之上。在这种意义上，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的上帝实际上是超越性和内在性的结合。
哲学最高原则的这种特征也同样表现在中国老庄哲学中。不同的是，老庄哲学并没有把自己的最高原则神化。老庄哲学的最高原则是“道”。道最初的含义是道路、规律、法则。但老庄哲学在保存了上述含义的同时，又进一步把道实体化，使道成为万物的本原。在老子哲学中，道“渊兮似万物之宗”（《老子》第四章，以下仅注篇名），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第一章）。所以，道既是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又是派生万物的本原，天地万物都是由道演化而来。即使神也是道的产物，因为道“象帝之先”。这种思想可以称之为“万物在道论”，即强调了道的超越性。但老子似乎没有明确强调道的内在性。庄子继承和进一步发挥了老子道是万物本原的思想，认为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庄子·大宗师》，以下仅注篇名）。道自古至今永恒地存在着，是天地万物的本根和存在的根据。世界上的一切，不仅天地万物，而且包括鬼神，都是由道产生出来的。但相比而言，老子的道包摄万物，是“无状之状，无象之象”（第十四章），具有一种超越具体形象的形象，而庄子的道却是无形的。因此，庄子更强调道的内在性，即“道在万物”。道无所不在，无论是太极之先还是六极之下，抑或是蝼蚁、屎溺，都是道存在的处所，换言之，没有一物之中无道。道普遍地存在于万物之中，故“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秋水》）。在最高的存在中一切事物都没有差别。
在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中，上帝和道分别扮演着哲学最高原则的角色。它们都是一，是无限的、永恒的，是万物的本质、本原、赖以存在的根据。上帝和道产生万物，都不是产生出一个他物来与自己对立，而是藉万物展现、启示自己。换言之，万物都是上帝或道的显相。这是它们的共同之处。不过，除了老庄哲学没有把哲学的最高原则神化之外，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老庄哲学之间还有一个重大的差异，即人在这个本体论体系中的地位问题。老庄哲学虽然重人事，其道亦是治理之道、人伦之道，但谈的更多是人际之人，而很少是作为独立个体的人，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万物齐一，人与万物并没有差别。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虽然也讲在上帝中万物齐一，但却突出了人及其灵魂对世界万物的特殊地位。在存在的序列中，灵魂比肉体、人比万物要更为接近上帝。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了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的“神人合一”和中国老庄哲学的“天人合一”之间的差异。对此，我们将在后面再加以论述。
二、否定神学与道不可道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对上帝或道的理解必然导致上帝或道不可知、不可说的结论。
对于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来说，论述这一思想的学说是否定神学。否定神学的概念是伪狄奥尼修斯于5世纪提出的。他在《神秘神学》一书中明确地区分了肯定神学和否定神学。所谓肯定神学，也就是用一些肯定性的谓词，例如全知、全能、造物主、实体、一等等，来称谓上帝。这些谓词都是我们从经验世界得出的规定和概念，直接地或通过比拟附会在上帝身上的，它们都不足以表述上帝的实质，反而只会限制无限的上帝，因此，肯定神学只具有很小的价值。我们必须在肯定神学之外还有一种否定神学来作它的补充和矫正。所谓否定神学，也就是认为任何肯定性的谓词都不适用于表述上帝，我们只能说上帝不是什么，而不能说上帝是什么。我们只能用纯否定性的谓词去表述上帝，以确保上帝的纯洁性、超越性和无限性。上帝不仅是不可认识的、不可言说的，而且是超越于不可认识、不可言说的。我们只能在“无知的黑暗”中去体验上帝，在“神秘的无知”中与上帝结合。
否定神学的思想深深地植根于古希腊哲学的原初精神之中。在古希腊，“哲学”的原意就是“爱智慧”，因而哲学一开始就贯穿着追求真理、智慧的传统，其突出特征就是把真理、智慧与一般知识、意见区分开来。巴门尼德明确地提出了以真实存在为对象的“真理之路”和以现象世界为对象的“意见之路”之间的区分，谆谆告诫人们要避开“意见之路”，“要使你自己的思想远离这条途径，不要屈从于来自众人的经验习惯，让自己在这条路上逡巡， 以你茫然的眼睛、轰鸣的耳朵和舌头为准绳；而要用理智把有关的争辩判明”。 苏格拉底也“害怕如果我用眼睛观察事物或借助于其它感官来把握事物，我的灵魂之眼会致瞎”。 最为极端的例子当属德谟克利特。据说，为了不让视觉蒙蔽自己的理性，他闭上眼睛犹恐不及，竟自动把双眼弄瞎。随着对最高存在、真理的神化，感官感觉以及建立在它上面的知识不能认识神，也就成为必然的结论了。斐洛、普洛提诺都认为，神是无限的，没有任何差别和规定性，因而也就是不可认识、不可表述的，甚至神自己也不能认识他自己。伪狄奥尼修斯把这些思想与基督教的上帝观相结合，发挥成为一种系统的否定神学学说。在此之后，否定神学不仅成为整个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而且也为其他经院哲学家在不同程度上所接受。转贴于
最高的哲学原则是不可认识、不可表述的，这一思想同样存在于中国的老庄哲学中。《老子》开篇伊始就提出：“道可道，非常道”（第一章）。以后又进一步指出：“道隐无名”（第四十一章）。道之所以不可道，乃是因为道超越形体，无法为人的耳目感官所认识，是超感觉的存在。“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第二十一章）。所以，道“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第三十五章）。“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第十四章）。但老子的道毕竟没有被神化，因此不妨称之为“否定形而上学”。然而，道虽不可道，却又是非道不可，所以老子说：“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第二十五章）。庄子也指出：“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北游》）。道“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大宗师》）。所以“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如果勉强谈论道，则“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之成”（《齐物论》）。任何常人的认识，任何是非的分辩，任何爱恶的感情，都是对道的损坏。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都把自己的最高哲学原则理解为超越感觉的、不可认识的、人的有限的语言和概念无法表述的。这是从上帝或道的超越性必然得出的结论。然而，既然上帝或道还有内在性的一面，能不能从万物出发去体认上帝或道呢？无论是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还是中国老庄哲学，对此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原因就在于这种方式的认识势必有损于无限的上帝或“常道”。这样，它们最终选择了一条否弃日常认识的道路。其实，把最高的存在或原则看作是超感觉的、日常的语言和概念不能表述的，这是许多哲学都持有的观点。但大多数哲学家并不否认借助认识具体事物可以不断地接近真理。正是在这一点上，神秘主义和其他哲学分道扬镳了。
三、神人合一与天人合一
一方面认为上帝或道存在于万物之中，另一方面又否认认识万物就是认识上帝或道；一方面宣称上帝或道是不可认识的，另一方面又把体认上帝或道看作人生的最高任务和最高目标。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手段和目的之间的这种矛盾迫使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共同把在一种神秘的体验中与上帝或道合一，即“神人合一”和“天人合一”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境界。然而，也正是在这里，中西方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造成了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的巨大差异。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神人合一的途径是“迷狂”。“迷狂”（ ekstasis ，又译出神，神游象外等）在希腊文中的原意为“站出去”、“置于自身之外”。实际上，迷狂与“闭上眼睛”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可以说，闭上眼睛是迷狂的必要前提，迷狂则是闭上眼睛的目的。闭上眼睛使灵魂失去对当前一切的意识，甚至失去对自我的意识，完全达到无物无我的迷狂境界，在理性的直观中专注于神，达到与神的直接合一，它同时也是至善、至美、 至福的境界，是人生的最高目的。“迷狂”的思想最早出现在柏拉图的著述中。在《会饮篇》中，柏拉图以爱美为例描述了这种迷狂的境界。灵魂最初以个别的美少年为对象，逐步升级，一直到彻悟美的本体，进入神秘的迷狂精神状态，不再留恋世上具体的美少年以及财富等感官享受，而沉醉在与神结合的境界中。斐洛和普洛提诺进一步把迷狂作为人与神结合的唯一方式，认为人只有在迷狂状态中，才能借助于心灵的眼睛的静观直觉到上帝。普洛提诺说：“我常常离开自己的肉体而猛然醒悟，回到自身，处于一切它物之外，进入内心的深处得到一种奇妙的直观和一种神圣的生活”。 但普洛提诺认为，与神的这种结合，不仅要凭人们自身的努力，而且还要等待神的出现，借助于神的眷顾、干预才能达到。奥古斯丁进一步把这一思想发展为光照说，认为只有借助于神的光照，凡人才能达到神和真理。“神创造了人理性的和心智的心灵，因此，人可以接受神的光照......同时，神也就这样照亮自身；不仅那些东西可以凭借这种真理得以显示，而且甚至可以凭借心灵的眼睛，感知到真理本身”。 所以，这种光照同时也就是神的启示。在中世纪，神秘主义者们继续对静观和迷狂作了大量论述。伪狄奥尼修斯把与上帝结合的道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净化、启示和结合。这三个阶段的神秘推进成为后来许多神秘主义者的学说的内容。圣维克多的雨果认为，人的灵魂有三种眼睛，灵魂以肉体的眼睛观看外部世界，以理性的眼睛观看自身，以静观的眼睛观看上帝。但静观的眼睛由于原罪而受到玷污，因而人必须借助信仰的帮助才能真正地静观上帝。灵魂首先要摆脱自己所依附的感性的和肉体的羁绊， 即“净化” （ via purgativa ）， 从而达到一种“精神的直观”或“内在的光照”， 即“启示” （ via illuminativa ）， 最后才能达到与上帝的直接合一，即“结合” （ via unitiva ）。 波纳文图拉继承了圣维克多的雨果关于三种眼睛的学说， 并且认为， 静观的最高境界就是迷狂。“迷狂就是通过离弃外在的人而使自己超越自身的某种充满愉悦的升华，它借助积极向上的力量竭尽所能地延伸到那爱的超理智的泉源”。 在迷狂中，精神被置于有学问的无知的境界，把握住了永恒的、神圣的真理。这种迷狂也就是一种神秘的直观，但它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时侯都能够实现的，它有赖于上帝的恩赐，而这种恩赐又只能通过圣洁的生活和对上帝的虔信才可能获得。艾克哈特也认为，人必须通过静观而达到迷狂状态，在灵魂的闪光中借助于上帝的恩赐而达到与上帝的“神秘的合一”（ unio mystica ）。艾克哈特的学生苏索也指出，在结合的最高阶段，全部的自我意识都消失了，灵魂陷入了神性的深渊，已与上帝结合为一体。总之，在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看来，人的灵魂只能借助于摆脱肉体、摆脱现象世界、摆脱自我，在一种无物无我的迷狂境界中与上帝合而为一。转贴于
中国老庄哲学的天人合一的中心内容是体道、得道、安道。在这里，天不是神，而是天道，即绝对的道，天人合一也就是人与道合一。而“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所以天人合一又是人与自然融合为一。老子已从“道可道，非常道”、“道隐无名”出发提出了“绝圣弃智”的体道方法。在他看来，一切感觉和认识都是罪恶，都只会给人们带来危害。“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第十二章），而“慧智出，有大伪”（第十八章），所以最好的办法是“绝圣弃智”（第十九章），是“塞其兑，闭其门，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而解其纷，是谓玄同”（第五十六章），即根绝一切认识的渠道，从而与玄之又玄的道合为一体，达到“玄同”的神秘精神境界。但老子对这种神秘的体道方式并没有展开论述。真正系统地建立起神秘的体道学说的是庄子。庄子以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天下》）的精神绝对自由为人生目的。这种超越人生的精神自由，就是道的境界。为了达到这种境界，庄子提出了“坐忘”的修养方法。所谓“坐忘”，也就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大宗师》）。同于大通就是与道为一，要与道为一就必须抛弃感觉和思虑。所以“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知北游》）。庄子的“坐忘”说谈的主要是忘形、忘知、忘我，而他的“见独”说则更为清晰地描述了体道的过程和感受。它可以被看作是对坐忘的补充说明。“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巳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巳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巳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大宗师》）。外天下即忘却现实世界，外物即忘却一切存在，外生即忘却自身，由外天下而外物，由外物而外生，逐步忘却一切，最终达到一种剔透清澄的境界，如晨曦骤现，豁然开朗，是谓“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即见到独一无二的绝对的道，与道融为一体，超越时间的流逝，成为不朽的永存。至此境界，就与绝对的道合一，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便能做到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完全超脱人世，“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齐物论》）。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都是从上帝或道不可认识、不可表述出发，得出了弃绝外物、 弃绝感觉、弃绝认识，在无物、无我的神秘境界中与上帝或道结合为一的结论。但在这种共同性的背后，又掩盖着巨大的差异。 对于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而言，人的灵魂是上帝的摹本， 甚至是人性中的神性。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思辨活动“是一种高于人的生活，我们不是作为人而过这种生活，而是作为在我们之中的神。...... 如若理智对人来说就是神，那么合于理智的生活相对于人的生活来说就是神的生活”。 中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基本上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把心灵的静观（ theorein ）看作是一种神圣的活动，把“成为神”（ theosis ）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因此，神人合一的主体不是人，而是神；神人合一的结果实际上是神神合一，是人的神化，是对人的否定，是人与天地万物以及自己的肉体的分离。而对于中国老庄哲学来说，灵与肉的对立不是那么明确，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道也没有被神化，道就是自然，是无为，道并不具有西方的上帝那样的思维功能。因此，天人合一的主体始终是人，天人合一的结果不是对人自身的否定，不是人与自然的分离，而是人融化在自然的天地万物之中，与自然万物和睦相处。这就决定了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主张禁欲主义、否定现世生活、祈求来世，而中国的老庄哲学总的来说并不否定生活，反而主张在现世生活中通过一种顺应自然、淡泊宁静的态度来达到天人合一。例如庄子就是重生轻死的，后世道教对长生不老术的刻意追求，也可以看作是老庄思想的一种宗教反映。
四、异端与主流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它们各自的理论中，而且也表现在它们不同的历史命运中。当然，这种差异也是由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所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