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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状况范文1
89个城市分布在全国各大区域，拥有市区人口1.24亿人，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区人口的48%；拥有市区从业人员（含城镇个体劳动者）近5391万人，约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区从业人员的55%.
总体而言，2003年一季度全国89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状况主要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特征：
1.从总体情况看，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求人倍率为0.86.与上季度相比，下降了0.03；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0.13.下图显示了2001年一季度至2003年一季度全国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状况变化情况。
2.第三产业依然是劳动力市场需求主体，但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略有下降，第二产业需求比重略有上升。
一季度89个城市第一、二、三产业需求人数所占比重依次为2.0%、30.2%和67.8%，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产业需求结构相对稳定。
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第三产业的需求比重分别下降了4.7和2.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需求比重则分别上升了4.4和2.2个百分点。
3. 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制造业和社会服务业三大行业 占据劳动力市场需求主体地位，制造业需求保持增长势头。
从行业需求看，75.5%的用人需求集中在批发零售贸易 餐饮业、制造业和社会服务业三大行业，其用人需求分别为 33.1%、24.7%和17.7%.
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制造业分别上升了4.0和2.1个百分点；而社会服务业则分别下降了4.2和0.6个百分点。
4.私营及个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用人需求占据主体地位，私营及个体企业用人需求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企业用人占主体地位，所占比重达93.1%，其中，私营及个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用人需求占多数，两者所占比重之和约为66.7%.而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需求比重仅占10.7%.
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私营及个体企业的增长幅度 较大，分别增长了2.1和5.8个百分点；而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需求比重合计则分别下降了1.1和4.1个百分点。
5.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主要集中在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两大职业，两大类职业的需求比重和求职比重分别是70.8%和63.2%.
从供求状况对比来看，商业和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供求关系相对缓和一些，其求人倍率分别为0.95、0.91、0.9和0.83.
6. 在所有求职人员中，下岗失业人员所占比重高达68.1%，是求职主体。 其中就业转失业人员占26.9%，新成长失业青年占19.6%，其他失业人员占12.5%；下岗职工占9.1%.其他人员（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占22%.
与上季度相比，失业人员的比重略有下降，下降了2.2个百分点；下岗职工的比重下降了2.1个百分点；而其他人员（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则上升了3.9个百分点，上升幅度较大。
与去年同期相比，失业人员比重有所上升，增长了3个百分点；下岗职工的比重下降了0.9个百分点；其他人员（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则下降了2.0个百分点。
7.分文化程度看，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既是单位用人需求的主体，又是求职者主体。求职人员文化结构和用人需求结构基本一致。
从单位用人需求看，87%的用人单位对求职者文化程度有要求。要求高中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占总体需求的39.5%；从求职者看，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是劳动力市场的求职主体，占全部求职者的47.5%.求职人员文化结构和用人需求结构基本一致。
从供求状况对比看，除硕士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者求人倍率大于1外，其余均处于求职人数大于需求人数的状态，求人倍率小于1.求人倍率较高的是硕士以上和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其求人倍率分别为1.58和0.94，其余文化程度高中、大专、大学的求人倍率分别为0.83、0.8和0.83.
8.分技术等级，用人需求和求职者群体主要集中在职业资格五级、职业资格四级和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求职人员的技术等级构成与用人需求的技术等级结构基本一致。
劳动力市场状况范文2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影响因素；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1
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目前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处于初级形态，还存在诸多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本文将结合已有研究，着力以劳动力流动与市场分割为视角，进一步总结分析此视角下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因素。由于人口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技术发展、产业结构变动及城乡差距导致的劳动力结构性剩余或短缺等，使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劳动力流动在我国对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健全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探讨劳动力流动选择与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这一影响劳动力市场完善的重要机制尤为重要。
一、劳动力流动选择
劳动力流动作为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普遍现实状况，是调节行业、地区间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重要形式。当劳动力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下，正是劳动力的持续流动，使得劳动力市场趋于均衡。不过通过实践与研究表明，现实中由于非市场性因素的存在，劳动力流动一般难达到市场均衡。一些学者也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流动做了深入研究。
1.户籍制度
“劳动力市场的制度障碍阻碍劳动力的充分流动，关键体现在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上。”①户籍制度与一系列政策相联系，如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外来的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在行业进入、工资报酬、社会保障等方面，或多或少受到与本地居民不同的待遇，增加了这些外来劳动力的流动成本。众多学者也从户籍制度研究了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完善的因素。
杜鑫（2011）等人曾总结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包括四类不同户籍特征的劳动力群体：本地非农业户籍、本地农业户籍、外地非农业户籍和外地农业户籍劳动力。其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在上述四种户籍特征的劳动适龄人口中，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逐次上升，而失业率则逐次下降。可见，户籍特征对劳动适龄人口在劳动市场上的就业状态具有显著影响。李骏、顾燕峰（2011）则直接指出，与城市非农业户籍相比，包括本市农业户籍、外地农业户籍、外地非农业户籍等在内的其它户籍特征都易于使劳动适龄人口处于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状态，户籍身份的差异确实对劳动适龄人口的劳动力市场状态产生了显著影响。“户籍制度更体现了社会地位存在严重的身份歧视。”②
2.产业结构演变
部分学者从产业结构的演变解释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产业结构流动的矛盾与问题。姚先国、张俊森（2006）等人研究了全国和六省市的产业结构变迁规律，劳动力产业间流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工农两大产业之间，中西部与沿海城市差距较大。从总的就业流动调整思路来看，产业结构变动仍是影响就业流动变迁的最终因素，因而仍需要坚持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的核心方针。
另外，部分学者也采取不同分析方法研究了流动性问题。例如杨云彦、陈金永（2007）运用结构分析方法，提出基本假说：外来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的收入决定存在明显的分层，户口登记状况和单位性质等对劳动力的收入（工资）有着显著的影响。这种分层对城市劳动力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护作用，同时也意味着外来劳动力将随劳动力市场的愈渐开放，对本地劳动力就业产生竞争与替代效应。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我国四五十年代，有关劳动力市场的一整套理论、方法和政策选择基本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之上，至60年代，这一传统受到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挑战。如何看待我国在转型时期下劳动力市场分割或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点是什么？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理论对此做了分析。
第一，以蔡（2005）为代表的学者关注的是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他们以刘易斯（1954）的二元经济模型为基础探讨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主要观点有：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地域分割影响要素配置效率，随之产生的效率差异则是导致我国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在改革之前，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态势是政府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需要，改革以来则受到城市利益集团的施压影响得以维持，其中户籍制度就是关键所在。
第二，许多学者则直接从制度的视角来解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赖德胜（2009）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演变，而李建民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既有古典性又具制度性，后者是形成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的主要原因，聂盛（2004）用实证结果验证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从所有制分割向行业分割演化。
第三，金一虹（2000）等学者则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除体制性原因，还有非体制性因素，如劳动者禀赋等差异。其指出可将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正规劳动力市场和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即认为在没有外力制度性的作用下，依市场自身运作也会产生的分割。目前中国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具有巨大的潜在发展趋势，其存在和发展对加强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和弹性，讨论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走向及发展条件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因此，结合各学者观点，从劳动力流动与分割机制上思考，笔者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是综合了“内部―外部”劳动力市场形成和“城乡二元经济”特征的制度性分割。具体阐述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性特征，从劳动权利演化的角度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特殊的“城乡二元性”也具有重要意义，实现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将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注释：
①蒋倩，孙兵：“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趋势预测”，《经济纵横》，2011第5期。
②金成武：“城镇劳动力市场上不同户籍就业人口的收入差异”，《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参考文献：
[1]李骏，顾燕峰.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分层.社会学研究，2011（2）.
[2]张原.职业―产业结构与地区就业结构转型.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7）.
[3]蔡，都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9）.
[4]赖德胜.制度变迁下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暨南大学，2009.
劳动力市场状况范文3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劳动力市场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形成与运作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规定是：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谓“理”，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现实经济运行中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流动行为主体的劳动力供给者（即流动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对于流动者即劳动者来说，流动行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流动的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差数。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存在着形形的劳动力转移障碍，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同等劳动不能获得同等报酬，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把这种被分割了的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者由于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因而领取不同的劳动报酬。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20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城乡就业隔离政策，不仅是行政上的隔离，同时又是体制上的隔离，即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其风险性是不可忽视的。八十年代中后期，政府对农民的自由流动和就业选择权利的有条件认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呈日益增长的趋势（目前已突破1亿人）。但是，至今还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机制，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条件对农村实行全方位开放，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其次表现在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上。即在行业之间，也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型劳动力市场。1998年我国最高行业的平均工资为10633元，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为4528元，相差6105元，极值比2.35。我国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状况的存在，说明城镇内部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缺乏必要的竞争性和流动性。
劳动力市场状况范文4
[关键词]劳动力参与率经济转型期人口老龄化就业关联型社会福利政策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四方面的因素，即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这些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均是正相关的关系。其中,在考察人力资源这个因素时,人们认为，在一定时期人口数量相对是固定的,认为经济增长的幅度和速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质量。但实际上,在人口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参与经济活动的劳动力数量并不是固定的。劳动力参与率便是这样一个衡量指标。
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状况。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各国的经验，劳动参与率反映了潜在劳动者个人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的选择偏好，它一方面受到个人保留工资、家庭收入规模，以及性别、年龄等个人人口学特征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和水平、劳动力市场状况等社会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个人和社会的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着个人的劳动力供给选择，并最终影响了社会整体的劳动参与率。
一、影响劳动力参与率的因素
1、年龄、性别因素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从性别上看，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远低于男性，这一方面是由于女性在社会分工中更多地承担了家庭中子女的抚育责任和更多的家务劳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上劳动力雇佣方对女性劳动力的歧视普遍大于男性。随着六七十年代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许多适合由女性从事的职业逐步出现，才使得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偏低的局面有所改善。
在劳动力参与率的性别差异中，两者之间相差的程度还呈现出随着年龄的不同而不同的特征。这主要是由于不同年龄的人群往往有着不同的劳动偏好和不同的社会责任，从而使不同年龄段的劳动力参与率各不相同。
2、教育发展因素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全球化竞争的加剧，使得知识和技能在企业发展和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市场竞争的激励，企业对人才所具备的能力要求的提升，使得当今社会就业形势异常严峻。竞争的激烈使得更多的劳动者选择接受高等教育来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含量，这就推迟了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从而降低总体的劳动力参与率。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受教育者的比例有所升高，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增大，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3、收入增长因素
收入因素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劳动者单位就业收入的增加会加大闲暇的机会成本，从而诱使一些原来没有加入就业队伍的人开始选择工作，促使劳动参与率的提高。特别是对于一些家庭收入水平不高的人来说，收入因素将会是决定增加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这种影响就是收入增长对劳动供给的收入效应。另一方面，收入的增加又可能会使得一些家庭收入水平较高的劳动者退出劳动力队伍，从而降低劳动参与率，体现出收入增长对劳动供给的替代效应。收入的增加对个人劳动力参与抉择的影响是相反的，这两种效应对个人影响的强弱将最终影响个人参与劳动的决策，从而影响总体的劳动力参与率。
4、产业结构因素
在宏观经济中，产业结构也是影响劳动力参与率的因素之一。由于第三产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最大，因此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比例也决定了劳动力参与率的大小。在60-70年代西方各国的高速增长时期，各国第三产业增长较快，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带动了这些发达国家总体劳动力参与率的上升。
劳动力参与率这个衡量指标，体现出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反映出人们参与劳动的状况。它受到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也因此折射出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可以说，劳动力参与率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指示器。偏高或偏低的劳动力参与率，都表明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相应的问题。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无论是男性人口还是女性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均高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水平不仅高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甚至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近些年来，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降低劳动力参与率，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劳动力参与率逐年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第四次人口普查到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十年间，城市劳动参与率下降了近9个百分点。然而，目前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不仅如此，由于教育机制的不合理，应试教育体制的实行使得许多劳动者的知识和能力结构不合理，劳动力总体素质相对较低，劳动力素质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造成了失业率偏高与劳动力参与率偏高并存的局面，加重了社会的就业压力，形成了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二、我国劳动力参与率偏高的成因
我国劳动力参与率偏高的现状，是由我国的工资和福利政策、教育和社会保障的发展程度等多方面原因共同决定的。
1、工资收入偏低，扩大了家庭对社会的劳动力输出
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起飞和快速增长，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起点较低，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工资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这就使得家庭中需要有更多的家庭成员参与社会劳动来维持家庭生计，从而扩大了家庭向社会的劳动力输出。
2、投资市场不完善，劳动收入仍是个人收入的主要来源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时间较短，目前投资市场尚不成熟。中国股市弱有效性，使得居民在进行个人投资理财时仍然较为保守谨慎。在这样的投资环境和背景下，我国居民的收入仍然以工资为主，劳动收入仍然是人们谋生的重要手段。这就加大了人们对劳动市场的依赖性，提高了劳动力参与率。
3、就业关联型社会福利政策增加劳动者就业意愿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就业、工资、福利三位一体的政策，劳动者只有就业，才能享受公费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福利措施。在农村，虽然实行大病医疗保险项目，但是农民自己分担的份额仍然较大，并且小额医疗费用无法报销。这种福利措施与就业状况相关联的制度，无疑加大了劳动者参加工作的意愿，促进了劳动参与率的提高。
4、教育观念较为落后，教育普及程度还较低
我国虽然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青少年的受教育水平仍然较低。在农村，失学问题更为严重，且女生的失学率高于男生。这就直接导致了劳动者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的受教育水平偏低的现状，不仅如此，在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大多没有接受必要的职业培训，这就使得参与劳动的劳动者素质仍有待加强和提高。教育水平的落后，使得许多青少年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
5、工资与工龄挂钩，劳动者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
目前我国在计算工资水平时，由于普遍与工龄挂钩，因而人们往往选择提早就业以增加工龄，提高个人工资水平。在这样的工资政策中，许多劳动者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增加了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供给，加大了就业压力。更为严重的是，许多未成年人也加入到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之中，使得就业情况更为严峻。虽然我国《劳动法》规定，任何用人单位不得使用未满16周岁的童工。但实际上，仍然有许多企业不顾规定擅自雇用未成年人。这不仅造成劳动力素质低下，而且侵占了成年人的就业岗位。
6、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仍不完善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逐渐显现，我国已经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然而，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还不够完善，部分老年人需要靠超龄参加劳动来维持生活。这就使得许多老人不得不走出家门，二次就业。退休人员的二次就业虽然可以为家庭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但却挤占了成年人的就业岗位，使得就业形势更为严峻。
三、适度降低劳动力参与率的措施
通过对我国劳动力参与率的成因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社会各方面制度的不合理因素的存在，导致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仍然总体偏高。适度降低劳动力参与率，缓解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对于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改善目前我国失业率高的现状，都是十分重要而且必要的。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还应该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作用，采取相应措施来适当降低劳动力参与率。
1、完善投资市场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劳动者合法非劳动收入
目前，我国投资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仍不够完善，投资收入尚不能成为居民的主要收入。通过完善投资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治理投资市场的不规范行为，发挥政府的监督管理和宏观调控的作用，从而增强居民对投资市场的信心，减少对劳动收入的依赖，降低劳动力的参与率。
2、调整工资政策，工资与绩效、能力挂钩
与工龄挂钩的工资政策使得劳动者往往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通过对工资政策实行调整，将劳动者薪酬与劳动者业绩、能力相挂钩，鼓励劳动者提高绩效，并自觉提高受教育水平，提高自身技能。这种与业绩、能力相挂钩的新的工资体制，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并且，对劳动者能力的肯定和鼓励也能延长劳动者受教育的时间，从而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缓解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
3、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普及程度
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有50%的初中毕业生无法升学，就直接进入了劳动力市场，长此以往，将积聚大量初中以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低素质劳动力，对我国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的提升产生不良影响。目前，我国劳动力参与率偏高，而劳动者素质偏低，劳动者素质不能达到岗位的要求。这就造成了一方面，一部分对劳动者技能要求不高的岗位的劳动力供给过剩，而另一方面，一些岗位却空缺，招不到合适的人才。通过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普及程度，改善农村青少年失学的状况，并且提高职业教育的水平，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进行必要的上岗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总体素质。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推迟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据测算，如果延长教育年限，使劳动者的就业年龄由16周岁推迟到18周岁。今后几年我国每年就可以少安排上百万新增劳动力就业。不仅如此，这同时还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使他们做出更为理性的劳动力参与决策，通过劳动者自身进行理性选择来调节劳动力市场的盈缺情况。
4、完善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就业年龄实行限制
青少年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或是退休人员的二次就业都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参与者人数较多，加大就业压力。我国现阶段的就业年龄为16～60岁。如果我们延迟青少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同时提早老年人的退休年龄，那么就能大大降低劳动力参与率。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对就业年龄实行严格的控制，并通过相关配套措施保证法律的严格执行，严格控制劳动力的就业年龄，对于劳动力市场的适龄就业人群的合法利益就能有力保障。
5、调整完善福利政策，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福利制度，扩大保障范围，减弱福利制度与就业状况的关联性，从而使得福利政策对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吸引力减小。同时，由于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完善是退休人员再次走出家门，二次就业的原因之一。因此，完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使得退休人员“老有所养”，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一环。
结语
劳动力市场状况范文5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市场分割;双轨制;事业单位养老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4-0139-05
经济学中一般假设一国的劳动力市场是同质的,劳动力报酬都等于边际贡献。在现实中,各国劳动力市场上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在同一行业或同一企业、单位中就业的人员,有些能够享有更高的收入和福利,得到更多的聘用、晋升机会,被解雇和裁员的可能性小;而有些则待遇差,就业缺乏保障。这种待遇差别不是因为劳动力的工作能力和贡献不同,而是社会或企业对劳动力的身份、户籍、教育经历等因素存在一些歧视。这样劳动力就被分割在不同的就业市场上,在行业之间或行业内部、企业内部等形成劳动力报酬的制度性差异。对这种情况,有的文献称为“二元劳动力市场”,有的称为“劳动力市场分割”,有的称为“就业歧视”。根据本文所述的问题,这里采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说法。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是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部分劳动力并没有真正进入劳动力市场。政府、事业单位和很多国有企业的劳动工资制度多年来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一直沿袭计划经济的做法。这些部门现在仍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强调身份或户籍要求的用工规定,在内部“临时工”与“固定工”的界限分明、待遇悬殊。虽然在同一个单位或企业中就业,不同身份的人员实际上处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中。
一、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突出表现
近几年来,事业单位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引起社会多方面的关注。自上世纪末大批国有企业改制后,由于工资制度、养老金计发办法和调整机制的不同,企业、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退休职工养老金差距逐渐扩大。有的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只有当地机关和事业单位同龄、同级别退休人员的一半,甚至1/3左右。一直参照公务员标准执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障制度也面临财政负担过重问题。由于涉及多方面利益,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困难重重。近年来,垄断行业国有企业的职工福利待遇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也常受到社会关注。很多人认为垄断国企效率低下,还享受国家补贴,职工福利过高,是不公平的分配。不同部门之间的福利待遇差异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
除了这些行业、就业单位之间的待遇差别,在我国不少企业、单位内部还存在着“正式职工”和“非正式职工”、“临时工”,“编制内职工”与“编制外合同工”的差别,行政事业单位有公务员、事业编和企业编人员之分等。他们的有形和无形福利待遇差别很大。例如根据一项调查,很多医院中护士分为“在编护士”和“非在编护士”两种身份。在部分医院里,合同护士、临工护士占到30%多。非在编的合同护士、聘任护士从事同样的技术性工作,但薪酬远低于在编护士,二者的薪酬差距可达到1-2倍。非在编护士除了薪酬差别,还基本没有保健费、产假工资等福利待遇,也缺乏休假、进修学习、晋升专业技术职称、提升等机会,甚至有的没有医疗、养老保险。在很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不同岗位上,“正式职工”和“非正式职工”的福利待遇也有很大差别。
对类似问题国外有不少研究。多林格(Peter Doeringer)和皮奥里(Michelle Piore)取消劳动力市场完整统一的假设,提出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概念。他们把劳动力分为一级市场(primarysegment)和二级市场(secondary segment),一级市场的就业工资高、工作条件优越、环境稳定、升迁机会多。二级市场工资低、工作环境差、容易失业、要求苛刻、几乎没有升迁机会,这部分劳动力即使胜任,也很难转到一级市场。整个劳动力市场实际上被分割成两个彼此隔离的市场。麦克纳博(Robert McNabb)和瑞恩(Paul Ryan)指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征是两个市场的报酬差别大于劳动力素质差别。报酬不同不是因为人力资本或边际生产力的差别,而是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差异决定着工资的差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或就业歧视不仅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存在,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中更是突出。农村和城市、低素质劳动力和高素质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和劳动报酬存在巨大差别。
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发达国家的劳动经济学家多强调雇主心理的作用,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由于雇主心理上存在歧视念,对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年龄、种族、社会联系等存在偏好,更愿意雇佣一定特征的人,如白人、男性等,使得不具备这些特征的人不能得到进入一级市场的机会。而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而形成二元劳动力市场。在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则是一个重要原因。
劳动力市场状况范文6
关键词：城镇劳动力；外来劳动力；工资差异分解；反事实分析
中图分类号：F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6-0071-08
改革开放以前，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整个宏观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劳动用工权统一掌握在政府手中，劳动力的就业受到政府的统一安排，在户籍制度的管制下，城乡就业市场分割，外来劳动力无法流入城镇就业市场寻求就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制度的改革和户籍制度的变化，大量外来劳动力流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寻求就业，外来劳动力已经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户籍制度的放松降低了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但是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外来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依然被区别对待，他们在工资、福利、医疗等方面依然受到歧视[1]。
歧视的存在对整个劳动力市场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一方面，歧视使得同等素质、同等能力及经验的人不能获得平等的待遇，阻碍了价格信号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外来劳动力本身在人力资本和收入水平上就劣于城镇劳动力，歧视的存在会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导致收入差异的不断扩大，不利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为了研究城镇就业市场上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歧视状况及其变化，本文运用BlinderOaxaca分解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答。
一、文献综述
户籍歧视作为劳动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对此国内外相关研究较多。国内方面，许多学者对外来劳动力和城镇劳动力的工资差异进行了分解。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二者在人力资本上存在差异。姚先国、赖普清运用浙江省企业和农村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对城乡工人劳资关系方面的差异进行分解后发现，城乡工人在劳资关系各方面的巨大差异一方面源于人力资本水平和就业企业的差异，另一方面源于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户籍歧视，其中前者占到70%～80%[2]；章元和王昊进一步将城市劳动力样本区分为本地工人、本地农民、外来工人、外来农民后发现，外来农民受到了565%的歧视，其中26%为地域歧视，305%为户籍歧视[3]。另一些学者发现，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歧视，如邓曲恒在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02年的调查数据进行BlinderOaxaca分解后发现，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工资差异的60%应该归结于歧视[4]；谢嗣胜和姚先国运用BlinderOaxacaCotton模型对浙江省的城市工人和农民工工资差异进行分解后发现，448%的工资差异是由于人力资本特征不同导致的，而余下的552%则归结于歧视[5]。王海宁、陈媛媛对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四城市城镇和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差异进行分位数分解后发现，两群体工资差异是由人力资本特征和制度性歧视共同作用形成的，并且在大部分分位数上制度性歧视的影响程度要大于人力资本特征[6]。王美艳在运用BlinderOaxaca分解研究了北京、长春、南京、天津、西安、武汉等城市农村迁移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工资差异后发现，其中的76%应该归结于歧视[7]，但是她在采用Brown分析法对同样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工资差异中歧视的部分只占到了4288%[8]。
国外方面，同样有一些学者对于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户籍歧视进行了研究。孟昕基于BlinderOaxacaCotton分解方法发现农民工与工人工资差距的50%左右不能用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来解释，进一步的Brown分析则发现有超过100%的职业内工资差距是由歧视导致的[9]。而毛雷尔-法齐奥（MaurerFazio）的估计中歧视占工资总差异的比例只有2489%[10]。
上述文献在分析过程中存在两个不足：第一，以上研究都是在某一时点上展开的静态分析，并没有分析工资差异中人力资本和歧视贡献随着时间的变化趋势；第二，上述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在平均意义上对工资差异进行分解，没有研究人力资本和歧视贡献随着工资水平变化而变化的情况。因此，本文在借鉴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试图进一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工资差异征差异和歧视的大小及其随时间是如何变化的；第二，市场歧视的影响在工资分布的不同位置是否存在差异，其变化趋势在工资分布的不同位置是否存在着不对称现象。
二、工资差异及人力资本特征
本文使用的是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简称CHIPS）2002年和2007年的调查数据。2002年的调查覆盖了北京、山西、辽宁、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四川、云南、甘肃12个省份，其中城镇劳动力样本20632人，外来劳动力样本5327人。2007年的调查覆盖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河北、广东、重庆、四川9个省份，其中城镇劳动力样本14742人，外来劳动力样本8446人。
本文对数据做了以下处理：第一、根据劳动法相关规定，只选取15～60岁的样本作为本文研究的对象；第二、将工资和人力资本数据不全的样本进行了剔除。处理之后，2002年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样本数目分别为9978人和3343人，2007年样本数目分别为6946人和6798人。
表1给出的是2002年和2007年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差异及人力资本特征。从小时工资上看，两类劳动力之间的差距明显，城镇劳动力的工资要明显高于外来劳动力，并且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差异由2002年的276元上升至2007年的781元。
三、 工资决定方程的估计及结果
为了考察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在工资上的差异，首先需要分别对两类劳动力的工资决定方程进行估计。我们在明瑟（Mincer）工资决定方程的基础上增加了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培训、地区本文根据调查对象工作的省份所在将地区控制变量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控制变量和职业控制变量作为解释变量，采用对数小时工资率作为工资方程的被解释变量。
对于教育回报率的估计，由于不同阶段的教育边际报酬率并不相同，我们摈弃了传统的以受教育总年限表示受教育程度的做法，采用了阿兰（Alan）和斯科特（Scott）、阿萨姆（Asam）和巴里（Barry）以及张车伟、薛欣欣的做法[11～13]，采用各阶段实际受教育年限作为不同教育层次的变量本文将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的受教育年限规定为6年、3年、3年。，这样估计出来的变量系数表示的是各阶段教育的实际边际报酬率，有利于在各层次教育实际报酬率之间进行对比。
表2给出了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在2002年和2007年工资决定方程的OLS异方差稳健回归结果，变量的系数和符号基本符合预期且都很显著，同时可决系数也很合理。我们运用邹氏检验对方程的结构变化进行检验，发现2002年和2007年的F值分别为2615和1723，这说明2002年和2007年的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决定方程存在结构性差异。
四、平均工资差异的分解
对于不同群体之间工资差异的分解是在Blinder和Oaxaca框架下展开的[18～19]，该方法在收入歧视研究领域已经得到广泛使用，其将工资差异分解为两部分——由劳动力人力资本特征差异带来的可解释部分和劳动力人力资本不能解释的部分即歧视。具体形式可以用公式表示为：D—=lnwur-lnwim=（X—ur-X—im）′βur+X—im′（βur-βim）其中D—表示群体间平均工资率的差异，lnw表示对数小时工资，X—表示平均特征向量，β表示OLS估计的特征报酬率。上式中的下标ur和im别表示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由此，工资的总差异便被分解为由人力资本差异导致的特征差异，即等式右边第一项，和由不同群体报酬率不同导致的系数差异（歧视），即等式右边第二项。
五、城镇和外来劳动力工资差异的分位数分解
下面利用马查多和马塔（Machado and Mata）提出的分位数分解方法进行城镇和外来劳动力的研究[24]。首先进行的是工资差异的反事实分析（the counterfactual analysis），然后基于反事实分析进行分位数上的分解。
本文采用的反事实分析的基本思想是：如果外来劳动力能够按照城镇劳动力的回报率获得工资的话，那么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将会如何，这里定义反事实分布为F（y*|Xim，βur），其中Xim表示影响外来劳动力工资率的人力资本要素，βur表示影响城镇劳动力工资率的人力资本要素在某个分位数上的报酬率，y*表示如果外来劳动力能够按照城镇劳动力的报酬率获得工资的话其工资的数值。
从两条曲线的关系上来看，2007年歧视总差异比整体上要小于2002年歧视总差异比，更加详细的讲，在第23个百分位数到第93个百分位数之间，2007年的歧视总差异比要小于2002年该比例，这说明位于该区间内的外来劳动力所受到的歧视状况得到了改善。从第9个百分位数到第23个百分位数之间，2007年和2002年的歧视总差异比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这说明位于该区间内的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歧视情况无明显变化。对于工资分布位于第9个百分位数以前和第93个百分位数以后的外来劳动力而言，2007年歧视总差异比要大于2002年该比例，说明他们受到的歧视更加严重了。
上述分析的政策含义是明显的，试图改善外来劳动力受歧视状况，提高外来劳动力工资的措施主要是在中高收入者阶层发生了作用，处于这一阶层的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歧视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对于低收入者群体而言，他们受到的歧视状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善，甚至对于少数极低收入者而言，他们受到的歧视更加严重了，另外，少数拥有极高收入的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歧视程度也有增大的情况，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六、结论
本文运用CHIPS 2002和2007年的数据，将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差异分解为人力资本贡献部分和歧视部分，分析表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对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之间的歧视，外来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的市场地位。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自身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这占到总差异的6482%（2002年）和7592%（2007年），而本单位工作经验和受教育水平是最主要的导致工资差异的人力资本要素。
更进一步的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反事实分析将歧视的变化在整个工资分布上进行分解，分解的结果表明，对于工资分布位于第2个十分位数到第9个十分位数的广大外来劳动力而言，他们受歧视的情况得到了改善；而工资分布位于第2个十分位数以下的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歧视基本保持不变甚至发生恶化；另外，工资分布位于第93个百分位数以上的外来劳动力受歧视情况也出现恶化。
在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背景下，如何提高劳动者收入，特别是低收入劳动者和外来务工者的收入水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结论有着丰富且重要的经济和政策含义，在提高外来劳动力工资水平的过程中，除了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为其提供培训等手段外，还可以通过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改革，降低外来劳动力受歧视程度等手段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结合近年来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状况，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外来劳动力受歧视程度在逐渐降低，因此，政府在接下来应该继续推进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建立更加规范的用工制度以保障外来劳动力的合法权益，进一步降低外来劳动力受歧视的水平。
第二， 反事实分析结果表明，工资位于第23个百分位数以下的低收入劳动力受歧视程度并未改善，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于这类劳动力的帮扶和照顾，采取更具有针对性的措施，降低这类劳动力受歧视的状况。
最后需要注意，本文分析的歧视变化只是涉及劳动力收入方面，除此以外，外来劳动力在工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方面均遭到相当大的户籍歧视，因此，实际情况下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歧视可能会更严重[25]。
参考文献：
[1] Meng， X.， Zhang， J. The Twotier Labor Market in Urban China：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Wage Differentials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in Shanghai[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1，（3）.
[2] 姚先国，赖普清.中国劳资关系的城乡户籍差异[J].经济研究，2004，（7）.
[3] 章元，王昊.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户籍歧视与地域歧视：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J].管理世界，2011，（7）.
[4] 邓曲恒.城镇居民与流动人口的收入差异——基于OaxacaBlinder和Quantile方法的分解[J].中国人口科学，2007，（11）.
[5] 谢嗣胜，姚先国.农民工工资歧视的计量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06，（4）.
[6] 王海宁，陈媛媛. 城市外来人口劳动福利获得歧视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0，（2）.
[7] 王美艳.转轨时期的工资差异：歧视的计量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5）.
[8] 王美艳.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与工资差异——外来劳动力就业与报酬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5，（5）.
[9] Meng， X. Labor Market Reform in China[M].Cambrige：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2000.
[10] Maurer‐Fazio， M.， N. Dinh. Differential Rewards to， and Contributions of，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s Segmented Labor Markets[J].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004，（9）.
[11] De Brauw， A.， S. Rozelle. Reconciling the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Offfarm Wage Employment in Rural China[J].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8，（12）.
[12] Hyder， A.， B. Reilly. The Public Sector Pay Gap in Pakistan： A Quantile Regression Analysis[R]. Poverty Research Unit， University of Sussex， 2007.
[13] 张车伟，薛欣欣.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工资差异及人力资本贡献[J].经济研究，2008，（4）.
[14] 同[2].
[15] 同[1].
[16] 同[2].
[17] 同[7].
[18] Blinder， A. S. Wage Discrimination： Reduced Form and Structural Estimates[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973，8（4）.
[19] Oaxaca， R. Malefemale Wage Differentials in Urban Labor Markets[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73， 14（3）.
[20] 蔡继明.中国城乡比较生产力与相对收入差别[J]. 经济研究， 1998，（1）.
[21] 蔡昉，都阳，王美艳.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2] 同[10].
[23] 同[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