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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治理概念范文1
关键词：社区；问题；对策；公共安全管理
目前我国十分重视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工作，致力于解决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社会的和谐发展是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因此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我国当前的首要任务。社区作为城市规划的主要组成部分，即作为一种城市管理单元。目前我国制订了较为明确的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保障体系，为城市居民安全提供安全、优质的服务，成为社区安全、社会安定、生产安全的基本保障。本文首先即将对城市社区安全管理进行概述，分析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的重要意义，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以便广大城市社区安全管理工作人员进行参考。
一、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概述
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大致分为两部分，即社区安全和城市管理。社区安全建设直接体现了城市的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社区的安全保障建设的提高可以完善城市管理功能。社区安全的概念基本可以理解为社会机构与各类组织之间的联结纽带，为社会大众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大众的生活需求，促进社会大众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社区内的各项事业可由社区安全管理作为基本保障，进而建立起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的保障体制。城市管理是在保障社区发展的基础上，推动整个社区的平衡发展。城市管理的范围基本包括大众的工作场所、日常娱乐、运动场所、学校、医院、商业圈等城市基本单元。城市管理从某种程度上可以降低社会的暴力伤害、职业伤害、日常伤害以及有效处理各种突发意外。因此，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工作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途径。
二、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的重要意义
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在社会管理过程中能够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并为居民提供多样，根据国内外城市发展的实践进程研究，可以看出城市规模越大，城市功能也就更为复杂，而经济发展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潜在的危机。随着我国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安全也面临更大挑战。加强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能够从社会治安、居住环境、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加强社会管理的多样，因此城市管理应当充分重视社区公共安全管理，明确认识到社区安全管理在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城市发展的角度，对社区安全保障功能进行探究。
三、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正处于发展中时期，城市化水平在不断提高，同时城市人口也在不断增长，因此会导致城市内部的发展失衡，整体协调性有待加强。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基本包括：重视程度不足、人员素质不强、管理方法不合理等。
1.重视程度不足
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的重视程度不足主要体现在社区安全体系还不完善，监管力度不强，因此存在诸多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在利益冲突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今天，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的重视程度不足，导致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的智利存在诸多问题，城市、政府、社区之间的在互动机制上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良好的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是社会安全与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但目前我国对于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的管理不够重视，在城市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中，社区治理、专业治理、自治治理、三者之间都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去进行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工作，而不是做到真正的重视社区治理的中体效能，极大的减弱了社区安全的保障性。社区治理的关键在于将城市构建的具体框架、街道、社区之间关系进行明确定位。进而从自治治理、专业治理、社区治理三个方面制定明确的管理体制方案。因此，加大对于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视力度显得尤为重要。
2.人员素质不强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存在人员素质不强，其问题主要体现在公共安全教育的培训体系较为薄弱。据调查，我国对社会群众进行国民消防安全素质的调查过程中，发现社会群众普遍存在安全意识较为薄弱，缺乏安全意识以及基本的消防安全常识。这种情况直接体现出我国对于国民的消防安全教育方面的重视不够，因此，导致我国人员素质不强。我国在国民的安全教育的培训方面的制度，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国民安全教育培训工作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国民普遍存在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公共安全保障素质能力较低，社会安全的保障性存在较大隐患。当前我国的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养成忧患意识，导致面对安全危害时不具备应急处置能力，极大降低了日常生活的安全性，缺乏城市社区公共安全基础保障。因此，加强我国国民整体的安全意识以及消防安全常识显得尤为重要，进而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社区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增强城市以及群众抵御各种灾害以及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3.管理方法不合理
我国在社区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管理方法不合理，管理体制不尽完善，其主要体现在社区治理的规章制度不够明确。社区是构成城市的基本单元，而社区中又由区、街、居三级组织机构构成。做到有效的社区治理需要做到发挥其综合能力，然而管理方法不合理是导致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制定合理有效的管理方法，需要对管理制度进行规范，制定明确制度程序与运行机制，协调组织各成员之间解决问题的处理方式。我国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政府机构制定的规章制度不够完善，管理部门的行政管理与服务之间的界限不够明确，另一方面，社区组织的行为没有形成有效的规范形象，导致部分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部门的权力过于集中，工作质量和自身行为规范的监督与制约力度不够。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社区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首先应当解决管理方法不合理这一问题，制定合理有效的管理方法。
四、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对策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存在诸多问题，对此，制定合理有效的管理对策显得尤为重要。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的管理对策基本包括：加强重视程度、强化人员素质、完善管理方法等三个方面。
1.加强重视程度
针对我国对于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重视程度不足这一问题，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加强重视程度。完善社区安全体系，加强监管力度。
进一步完善城市、政府、社区之间的互动机制。进而对城市构建的具体框架、街道、社区之间关系进行明确定位，加大对于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视力度。
2.强化人员素质
强化人员素质主要体现在强化公共安全教育的培训体系，增强群众的安全意识，以及基本的消防安全常识。减少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国民安全教育培训工作的差距。提高国民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公共安全保障素质能力，减少社会安全的保障性存在的隐患。强化城市社区公共安全基础保障，进而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社区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增强城市以及群众抵御各种灾害以及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3.完善管理方法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社区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首先应当解决管理方法不合理这一问题，制定合理有效的管理方法。制定合理有效的管理方法，需要对管理制度进行规范，制定明确制度程序与运行机制，协调组织各成员之间解决问题的处理方式。（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MPA中心）
参考文献：
城市社区治理概念范文2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城市社区治理；路径
一、非政府组织和城市社区治理的涵义
（一）非政府组织的概念、特征与种类
非政府组织的概念是从外国引进而来，英文全称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NGO），最初适用在1945年6月签订的联合国第71条。1952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将非政府组织定义为“凡不是根据政府间协议建立的国际组织都可被看作是非政府组织。”
（二）城市社区治理的内涵
社区治理是近年来的新话题，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社区在城市发展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如何加强社区治理成为城市管理者关心的重大问题。城市社区治理是指以城市社区的地理位置为基础，居住在里面的居民与政府、团体组织以及服务机构等共同参与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过程，它体现为在一定的社区范围内通过自身所特有的制度让各种主体依托自身所拥有的资源而进行分工与合作的过程，从而达到一种协调模式。
二、非政府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非政府组织分布在多个领域，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运转，是个庞大的系统。分布领域的广泛性使非政府组织具备了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能力，也使非政府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首先，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非政府组织能够及时将社区居民的意见、利益诉求集中起来加以整合，形成一种“公意”，然后以一种理性、和平的方式反馈给政府，从而提高政府决策与管理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其次，非政府组织还能提供非垄断性公共产品，缓解政府公共产品提供过少与居民需求过大的矛盾。再次，非政府组织为社区治理中公众参与构建了良好的平台，非政府组织将居民意见、建议集中整合反馈给政府部门，为其决策提供民意智慧；非政府组织自身被授权管理多种社会公共事务。现代社会是一个思想、观念、价值多元化共存的时代，传统的“一刀切”管理模式难以满足社会大众的多元价值需求。非政府组织的自治性体现了自由与多元共存的价值理念，具有政府没有的灵活性与高效性。最后，非政府组织可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需求，非政府组织能有力地承接政府在社区治理中部分公共职能，以满足居民日益丰富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需求。
三、促进非政府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主要路径
（一）明确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合作治理
1.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治理的必要性。“政府失灵”是政府在社会管理中无法克服的顽疾，在社区治理中也不例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社区建设这样的微观社会治理领域，政府干预越少越好。因此，政府需要将部分权力让渡给非政府组织，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治理，让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合作治理关系的构建是现实发展的要求。当前政府还是处于优势地位，单方面决定NGO的权限与活动实施，因而NGO脱离政府完全独立发展是不太现实的。虽然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较快，但力量还比较弱小，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因此，可行的模式是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二者建立互动合作治理机制，才能有效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共同推动社区建设。
2.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社区治理合作关系的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即“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良性互动合作关系能为社区建设提供更充足公共产品，提高治理效率。
首先，二者应明确各自的治理领域。政府由原来的管制者向公共服务提供者转变，保留部分国家权力与公共利益领域的公共产品，一些公共产品领域则交给企业或非政府组织，因而公共产品领域逐渐打破垄断，社会性增强。其次，构建公平、公开的提供平台。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需要在同一平台公平竞争，使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过程公开化、透明化。在广大群众的监督下，公平竞争，择优选取。再次，加强项目合作。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价值取向都是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社会人”以为社会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为共同目标。
二者的优势互补，能有效提高社区治理的水平，达到互惠双赢的目的。
（二）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提供参与保障
1. 健全法律法规制度，合理定位非政府组织。现行法律法规对于非政府组织的规定并不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也颇为严格，“双重管理体制”既要求非政府组织经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查同意又要求受政府部门的管制。这不仅束缚了政府职能转变，更不利于非政府组织的独立发展。因而健全法规制度，从法律的角度合理定位非政府组织以及规定合理的市场准入制度势在必行。首先，在法律上合理定位非政府组织。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等组织不同于企业，其发挥着市场的中介、枢纽作用，因此对其的监督管理应严格区分。政府应在法律层面合理定位非政府组织，明确其与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的范围，明确各自的权限与责任，从而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同时，在权限之外也给予规制，顺应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内在规律，保证在规制非政府组织的同时也给予法律上的独立空间。其次，突破市场准入限制。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限制了大量非政府组织的进入，其并不符合宪法“公民有依法结社的权利”所体现的精神，也违背了强化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管理能力的理念，双重管理体制严重制约了非政府组织的自主发展。因此，对准入的限制应当转变为对过程的监督，登记注册手续可适当简化，而对其活动实施与组织运作过程的监督管理可适时加强，如民间组织管理委员会，负责非政府组织的登记备案。这样既打破双重管理约束，也加强管理效果。
2.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打破政府垄断。政府在现行的社区治理中仍担任着主要角色，非政府组织在其中辅地提品与服务。尤其是在某些限制性的公共产品领域，非政府组织深受垄断的限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政府在“有限政府”的理念指导下寻求职能转变，倡导“全能型”政府，因而逐渐由全面管理转向宏观管理，由控制转向引导，由“管理”转向“服务”。因此，在政社分开、权责明确目标指引下，一要逐步实现非政府组织人事安排、活动、经费自主，二要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平等对话机制，三要下放权力，将服务社会的社会职能下放给非政府组织，具体包括行业管理与协调职能、社会事务管理与服务职能及市场监督与技术服务职能。
3. 完善资金支持体系，提供经费保障。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自身力量还很薄弱，资金基本上还是靠政府的支持。而这样一个资金支持体系也需要政府从多方面完善。首先，建立专门的NGO项目资金支持体系。项目支持体系指政府以采购制度为基础，将项目以招投标的方式交给非政府组织执行，政府拿出资金购买非政府组织的服务。如此，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以合同方式确定合作，由政府提供经费，由非政府组织提供相应的服务。其次，建立专项资金制度。非政府组织以社会服务和公益事业为宗旨，政府可从地方税收中抽取一定的比例，建立社区治理专项资金制度，支持NGO社区治理活动的开展；同时，同步建立健全专项资金的评估制度，确保资金用到实处；而对社区NGO活动的开展，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在提高NGO工作效率的同时实现政府资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最后，引导捐赠，吸纳民资。社区治理仅靠政府的支持还是远远不够，正因为非政府组织的公益性和自愿性，其融资更应当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具体而言，由政府牵头，以举办社会公益活动为平台，借助政府的公信力号召社会各界捐赠，尤其是高收入阶层的捐赠。这种捐赠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宏观引导下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过程，能大大提高社区治理的效率，利于社区持续发展。
（三）完善非政府组织建设，强化参与能力
1. 完善组织结构，健全自律机制。严密的组织体系能为NGO的发展提供一个专业的平台，并能强化组织的自我规范意识。具体而言，非政府组织的内部建设，一要促进制度建设，明确章程等的核心地位。二要健全内部组织结构。建立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明确全体会员大会、会长及监事的权责。三要健全管理制度。完善会议制度，加强信息管理、财务管理等制度建设，促进非政府组织日常自身管理的规范化和公开化。在对社区的治理过程中，首先，细致规划社区人力资源安排。人事安排上保证社区至少一名专业人员进行管理。对于人事安排有困难的偏远地区和落后地区，可通过地方政府部门协调和指派。其次，明确社会组织对社区工作的平台作用，建立行业的自律机制。协商确定行业职业道德、资格准入标准以及行为准则，并在活动开展过程中相互监督。民政部门人力上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援不仅不会影响其工作，反而有利于社区工作的共同开展。
2. 重构运行机制，提高独立自主性。非政府组织要在社区治理中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要有一套从决策到执行最后到评价的有效机制，以保障治理活动的实施。从决策机制上看，非政府组织必须要有自己的独立决策权，一旦参与到社区治理，非政府组织就应该有权获得社区信息，并从信息管理制度当中产生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最后择优选取与执行。从执行机制上看，非政府组织可借鉴企业的运作方式提高执行力。在与政府的购买服务、产品外包、租赁合同等合作方式中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有效整合社区资源，并以受众居民为导向灵活制定方案，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同时也提升社区治理水平。从评级机制上看，最重要的就是评价主体多元化。具体而言，要非政府组织内部与外部评价相结合，效果评价与功能评价相结合，政府评价与居民评价相结合。评价主体应更多的关注第三方即社区居民和行业竞争者的评价等。
3. 强化筹资能力，拓展融资渠道。要解决非政府组织社区治理中经费不足、资金支持不稳定的大问题，根本的还是要强化其自身的筹资能力，拓展融资渠道。现今非政府组织服务于社区的活动经费大都来自捐赠，主要包括个人捐赠、企业捐赠和其他社会团体捐赠等。要想提升非政府组织的号召力获得更多捐助必须：一方面增加非政府组织公信力。当前阻碍非政府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因素之一就是其缺乏公信力，大多数民众因为心存疑惑，宁愿选择效率低下的政府部门也不选择非政府组织。所以，非政府组织更要树立自身的公益形象，牢固树立公益性价值，明确自身的发展取向。另一方面以社区服务为使命。使命是组织的发展方向，是非政府组织存在和发展的灵魂，正如杜拉克所言，“非政府组织是使命感、责任感最强的组织，它们以点化人类和改变社会大众为目的，非政府组织使命为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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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治理概念范文3
关键词：社会空间；空间结构；空间分异
Abstract:At present, China is in a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o convert from the traditional social structure to the structure of modern society. During this transformation, it results in a variety of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population problems, employment problems, elderly, poverty and urba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ssues, especially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social polarization. These issues will be reflected on the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to show the spatial segregation in urban spa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background and causes of spatial variation.
Keywords:social space；spatial structure；spatial segregation
中图分类号：TU-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12）05-0040-02
1 前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进入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期。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中，土地使用制度、住房分配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相关的制度改革，城市社会结构的转型，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展与内部重组，城市发展动力的多元化等因素都促使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现象日益显现。
2 相关概念
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基本社会形态，是观察分析这个地区社会状况、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是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观察的理论概括。认清了一个城市的社会结构，也就从本质上把握了这个城市的社会变动的状况和趋向。所以，19世纪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说过：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是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出发点。
论述城市社会空间，首先需要从社会空间说起。社会空间和物质空间都是城市空间研究的主要内容。
社会空间这一概念，指的是城市在社会与经济方面呈现的空间状态或特征。社会空间是空间的实际范围与人们领悟的空间范围的复合体，由主观部分和客观部分组成。后来，随着人类生产劳动的发展，空间逐渐成为产品和物品总集的一般性场所，成为功能性的、工具性的空间，被用于生产和消费。而空间一旦与人类生产生活相关，从此便具有社会性。于是，“（社会）空间就是（社会的）产物”[（Social）space is a (social) product]，社会空间应运而生，空间则变成了社会关系的现实化和物化（商品）。因此，空间的矛盾与社会关系的矛盾相辅相成，是本次研究的理论认知起点。
3 研究背景
3.1中国正处于快速经济转型期
国内社会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开始于1840年的，1840-1949年为慢速发展阶段，1949-1975年为中速发展阶段，1978年至今为转型的快速发展阶段。转型期间，我国的各项政策和制度、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2 快速城市过程中城市空间结构的急剧变化
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特别是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国城市的空间结构呈现出快速外延扩展和内部空间重新组合并存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城市地域空间范围不断向外扩展，城市内部空间发生重新组合与置换，如内城区的工业企业不断向城市的工业区迁移，城市内部的旧城更新与土地置换等。
3.3城市空间演化动力多元化：政府力、市场力和社区力的综合
城市社区分异是城市化加速发展和市场经济机制在城市社会空间上的表现,是必然趋势。城市社区分异从概念角度也可理解为城市社区的分化、变迁，同时由于城市社区包含的地域空间和社会内涵，我国对城市社区分异的研究也大量出现在城市居住空间和城市社会区域的研究成果当中。我国对城市社区分异的研究时间和历程较短，20世纪80年代初现端倪，从90年代中后期才逐渐繁荣起来。当前，城市社区分异已成为人文地理学、城市科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
4 空间分异的成因分析
城市社会空间作为一种特殊的城市社会地域系统，是城市社会“等级结构”在城市空间上的外在表现。其分异的过程，实质就是城市社会经济关系分化推动物质环境分化的过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城市的社会体制、经济发展状况、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心理及价值体系等的变化，导致了城市社会等级结构体系的不同，最终反映为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差异。本文在辨识中外由聚落到城市的运行轨迹及其空间特征的基础上，系统研究城市社会空间形成、演变历程及其分异的影响因子。
作为人类历史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有关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研究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并分别在不同的时期产生新的研究范式:以人类生态学、社会区和因子生态学为代表的传统范式，以广义行为研究、种族文化研究为代表的行为研究范式以及关注政府和制度的制度研究范式。随着20世纪战后数十年的经济繁荣、福利体制的推广以及公民权的普及，分化与隔离伴随阶级斗争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空间分异重新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分化(division)、极化(polarisation)、二元城市(dual city)、不均(inequality)、破碎化(fragmentation)成为城市研究的主题，并与隔离(segregation)、集聚(concentration)、飞地(enclave ) ,隔陀( ghetto)等空间概念交叠使用，成为当今城市社会景观的真实写照（Musterd and Ostendorf,1998）.马库斯（Marcuse and van Kempen , 2002 )等描绘全球化之下“分割的城市”（partitioned city)景观，指出市场、意识形态、文化等因素是这一景观产生的主要驱动力，政府政策在其中起到推波助澜或排难解纷的作用，主张以多种范式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
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经济的发展，新人本主义思潮下的社会发展观越来越注重社会公平以及对应的空间公正问题。就社会区域与生活场所而言，地理学的空间公正理念认为，城市工业文明满足不了公众对城市空间的要求，社区空间应对所有居民具有社会公正性，场所区位应对所有居民有空间公正性。反映在城市社会环境中则表现为日常生活场所区位的空间结构应满足各阶层居民基本生活权利的社会空间要求。
目前城市的空间可持续发展已从以前的环境、资源与经济空间问题转向到社会空间结构方面，其核心是从空间(自然与社会、文化)生态角度对城市(社会)生活空间结构进行探讨，形成了“以人为本”的“城市社会生活空间质量观”的评价理念。该(人文地理学范畴的)观念对城市空间质量研究的核心是在探讨城市社会―生活空间结构的基础上，准确地理解、判识以人为本的生活空间的质量与类型，并通过规划制定出城市社会生活空间治理对策，以提高城市(社会)生活空间的生活质量为最终目的。
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城市社区逐渐出现:①高等级社区“社会空间”政治隔离化趋势;②低等级社区被空间“碎化”并进一步被过滤的趋势，尤其是高等级社区碎化“原低等社区”最为明显。在快速的郊区化过程中，郊区社区的阶层分化、居住隔离、生活空间的破碎化、社会空间冲突等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城市社会地理学生活空间质量观学者认为，大都市郊区化过程中的社区碎化问题实质上是城市发展阶段与生活空间结构的空间对偶问题，是社会空间中的“社会公平、空间公正、文化平等与价值尊重”的人本主义空间命题。防止并治理郊区社区社会生活空间的破碎化是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基本要求。
中国大都市郊区在地域空间上大多属于城乡混合地带，在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各种空间形态、用地行为相互混杂，人口的文化背景多样，社会成分复杂，意识形态迥异，工业园区、大学城土地浪费及粗放利用所导致的土地蔓延，以及各类建筑形式汇集所造成的景观混乱与断裂，都使得中国城市郊区化的空间形态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破碎、无序与拼贴特征。
这种郊区化模式是以严格功能分区为基础的，破坏了传统社会内部的有机联系，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隔离：对公共空间的忽视减少了人们相互交往的机会，加深了人们的孤独感；有特权的人们的自我分割，封闭社区的出现，导致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排斥，加剧了城市社会生活空间的分割，带来潜在的社会经济矛盾。社区资源及生活场所的配置不断向富有阶层群体靠拢，进而对郊区低收入阶层、城市流动人口、寄居于郊区农村的弱势群体等居民产生空间剥夺与社区资源剥夺，严重影响了这部分人群的社会生活空间质量。
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一系列的二元政策措施和制度(如户籍制度)，将城乡居民划分为两个身份不同的社会集团，赋予城乡居民不同的地位、权利、待遇和义务，形成了城乡严格分离的二元发展机制，其本质上体现的是“城市阶层―市民”与“农村阶层―农民”的社会空间分异。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迅速的城市化，即“城市郊区化”以及“乡村城市化”两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导致郊区生活空间的破碎化。由城市居民、农民和外来流动人口共同组成的不同类型的郊区社区具备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
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改革的双重背景下，中国各个城市为了提高自身竞争力不断通过政府配置进行城市空间结构的重组。片面追求经济总量成为城市扩展的主导力量，城市扩展四面出击，任由市场调节，城市发展失去控制。但一个彻底的自由市场是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的，大多数人不可能充分受惠于市场，穷人无力调遣市场资源，若无国家干预，自由市场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这种社会极化的空间影响，在城市外延式发展阶段，以郊区社区的日益隔离和碎化最为明显。面对低收入群体的开发项目大多被置于设施、服务、环境或交通较差的地段，在客观上助长了低收入人群集中、阶层隔离及其他不公平现象。
5 结语
中国城市社会正处于特殊的转型时期，城市中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分化不断加剧，旧的空间秩序在破裂，新的空间秩序在形成。这一过程的特征、结构、背景、机制、问题、对策等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应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构建中国城市社会地理学的理论框架和体系，丰富研究方法，开拓研究领域，强化研究深度，为更好地理解城市社会和解决城市社会问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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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治理概念范文4
社区的概念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总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与他人共同生存与发展的。这种地域空间不但是人们现实的、实际生活的承载者，而且也具有社会意义，在社会学中相关的范畴是社区。当今社会学中的社区概念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Tonnies）在1887年提出。他在提出这一概念时指的是一种成员之间唇齿相依、感情深厚、关系协调，靠习惯和共同的价值来维系的社会组织形式，主要包含共同体的含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家在研究城市中人际关系密切的生活共同体的过程中，发现这种现象与地域有一定的相关性，进而较为明确地赋予社区地域方面的含义。20世纪3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帕克来华讲学，介绍了美国当时社会学研究的新趋势——关于“community”的研究。之后，我国社会学者在翻译英文文献时将“community”译成“社区”，并赋予其在一定地域内共同生活的社会群体的含义。在“社区”概念引入中国之后，社会学者长期进行的社区研究主要是农村村落研究。
比较各种关于社区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具有共性的三个要素：社会互动、地域和共同约束。综合上述解析，我们可以将社区界定为聚居在一定地域内的、相互关联的人群形成的共同体。对居民而言，社区不仅仅是生活在其中的地理空间，而且是社会交往以及心理与情感归属的社会场域。
要更进一步理解社区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要素来入手：
第一，社区总是占有一定的地域，如村落、集镇等，社区形态都存在于一定的地理空间中。地域不仅包括土地资源，还包括该地域中的各种设施。同时，社区之“区”并不是纯粹的自然地理区域，而且是一个人文区位，是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的结合。社区的地域界限有时比较明确，有时比较模糊。
第二，社区的存在离不开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组织起来的人群。社区具有社会性，由一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联系起来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人群从事共同的社会生活，是社区存在的基础。
第三，社区中的人群进行共同的社会生活。这里的共同生活是指人们共同的社会活动或社会互动，包括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精神方面的活动。这些活动是该地域中人们联系的纽带，也使人们形成共同利益以及相互认同。
第四，社区一般具有一定的社区文化。社区文化是社区居民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积淀而成的社区居民共享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总和，既满足社区居民的需要，也为他们之间的共同生活提供了规则和约束。
第五，居民对社区具有较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种归属感和认同感是社区居民愿意成为社区之一员的心理倾向，也可以称为社区意识，是社区之所以形成和存续的心理基础，也是衡量社区发育程度最重要的指标。
社区的中西之别
由于地域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差异，中国社区和西方社区有着多方面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
首先，从形成方式来看。西方社区更多是自然形成的，人们基于某种相同需要或选择聚地而居、共同生活，从内部自然而然地产生出共同意识，并形成对居住地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西方国家，社区往往脱胎于教区。中国社区传统上主要依托血缘而维系，新近建设的城市社区则一般是政府基于管理的需要而划定的，其居民规模、边界等由管理者划定。在此基础上，社区居民通过共同活动形成了具有一定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生活共同体，具有了某种程度的社区特征。
其次，从社区形式和发展水平来看。在西方国家，城市社区多于农村社区，并且现代城乡融为一体，人们的日常活动穿梭往返于城乡之间，乡村生活十分方便，水平甚至高于城市，属于现代社区或发达社区状态。中国社区发展总体上正处于传统社区向现代社区转型过程当中，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数量都很大，且城乡社区生活形态及水平相差较大，大多为发展中社区。
再次，从社区建设上来看。西方国家社区建设起步早、发展水平高、比较完善，并且具有比较浓厚的自治传统，社区居民以及社区组织在其中发挥着主体作用。而中国社区建设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当时，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治理方式正在朝着“小政府-大社会”方向发展，同时企事业单位也开始转变管理体制，“单位办社会”的职能也逐渐剥离，由此，城市居民逐渐由“单位人”转变为“社区人”，必须依托社区这一源头重建新的社会规范和信任。
现代社会的社区重建
在现代社会，现代化特别是城市化进程给人们带来了现代生活方式，追求社会分工以及工作效率的城市化进程与生活共同体强调人文关怀的追求是有差异的，对社区共同体造成了深刻冲击：居民之间的异质化程度越来越高、价值观念也越来越多样化、人际交往中的非感情性以及人际关系的匿名性越来越强。同时，高度的社会分工、紧张的生活节奏、工作与生活不但在时间上而且在空间上的明显分离，都削弱和肢解着社区共同体，使得社区日益缺乏社会性，人与人之间明显地相互疏离了，相互关怀、相互支持的社会资本在减少，并且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排斥现象日益明显。在这种背景下，社区建设议题被提出来。在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社会机构和社区居民共同致力于强化社区要素、发展社区组织、增强社区活力和内聚力，加强居民之间的团结和相互支持，使社区更具它所应有的特征。
城市社区治理概念范文5
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是指依据公共管理类课程注重实践性和应用性的特点，教师和学生在对相关理论与背景材料做好前期研读的基础上，将原来进行知识传授和讨论的课堂从教室转移到管理现场，尊重管理实践者的主体地位，进而透过教师、学生与管理实践者之间的平等对话，共同探讨管理实践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吸引他们理解那些蕴含在管理实践中的管理理念、管理原理、管理机制与管理工具。具体而言，如图1所示，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模式的构成要素可以概括为“一个场域、三个主体”，这些构成要素之间的有序互动形成了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首先，教学主体从“二元”向“三元”转变，高度尊重管理实践者的主体性。传统教学模式的教学主体是教师与学生，这对“二元”主体处于一个教与学的关系之中，教师通过课室课堂把学科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术技能传授给学生，学生对所学的知识进行消化、吸收与创新。在传统教学模式中，外界正在发生着的公共管理实践只能通过案例的形式，由教师引入课堂与学生分享、讨论，这容易带来公共管理实践的“客体化”，造成案例教学中的信息失真，给理论联系实践蒙上一层模糊的面纱。现场教学模式的发展则逐步克服了传统教学模式的上述弊端，在现场教学模式中，整个教学活动强调尊重管理实践者的主体性，通过直接把课堂转移到实践现场，教师、实践者与学生能够在合理分工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三方互动，进而提升整体的教学效果。具体言之，实践者的功能在于向教师与学生清楚地讲解公共管理实践现实运行过程，教师需要就公共管理实践中的现实问题进行理论解读，带领学生学会用专业理论分析现实问题，或者从实践中抽象出新的理论，此外，学生还能就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断裂性问题与教师、实践者进行面对面探讨，从而使教学过程与内容形象化、生动化、具体化，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教师的实践认知以及强化实践者的理论认识水平。其次，教学场景从课室转到现场。传统教学模式的大部分教学活动都是在课室中完成的，由于课室所建构的教学场景显得较为程式化、单一性，较难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探究精神，因而，学校的教学活动往往还需要通过学风建设和严格的教学管理来驱动学生认真、努力地学习专业文化知识。现场教学则是将课堂从课室搬到公共管理实践现场，在实践现场进行直接、面对面的教学，使教学场景具有新鲜感和体验性，容易引起学生的关注，从而使他们更快、更好地学习公共管理理论知识、掌握公共管理技术技能［2］。再次，教学方式从灌输向对话转变。传统教学模式由于仅仅存在教师与学生两个教学主体，因而在教与学的互动关系之中，时常呈现出教师向学生灌输知识的教学形态。满堂灌式教学往往抑制着学生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使学生被动地接受公共管理专业知识技能。在这种教育观之下培养出来的学生进入实际的公共管理实践活动时很难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更难以举一反三的创新公共管理。为了克服满堂灌式教学的缺陷，现场教学模式创造了一个由教师、学生与实践者共同构成的网络，该网络给理论阐释与实践总结搭建了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学生能够借助该网络自由地探讨问题，亲身体验和评价现场的公共管理实践，并结合教师的理论阐释，深化专业理论认知，从而集中完成理论与实践同步提高的教学过程。最后，现场教学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的教学系统。在开展现场教学的过程中，相当多的教学工作者将现场教学误认为是参观教学，将之作为传统的课室课堂教学的补充形式。事实上，现场教学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传统教学模式，也不是参观考察活动，其本身是一个逻辑严密且具有连续性的教学系统，不仅包含前期教学准备、中期现场教学与后期教学评估等诸多环节，而且涉及到有序安排教学计划、合理选择教学现场、高效组织现场教学对话等教学活动。故而，只有用系统论的思维来组织现场教学，才能最大程度地调动各方积极性，提高教学效率，保证教学效果。
二、城市社区管理课程现场教学的执行过程
为了探索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模式，笔者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有意识地选择了《城市社区管理》与《地方政府学》两门本科课程进行现场教学，带领学生走到公共管理实践现场进行教学，由此总结归纳出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的执行过程。数次的现场教学实践表明，开展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要卓有成效，亟需在课程、教学计划、教学现场、教学组织与教学评估等方面做足功夫。以城市社区管理课程为例，该课程现场教学能够高效地组织实施，主要有下面几个原因：一是选择合适的现场教学课程，在公共管理类课程群之中，部分理论性比较强的课程并不适合开展现场教学，只有那些与公共管理实践联系密切的课程才是进行现场教学的正确选择，比如城市社区管理课程；二是尽量选择本科高年级的课程进行现场教学，城市社区管理课程在教学计划中设置在大四第一学期，对于开展现场教学十分有利，其原因在于高年级的本科生初步构建起了专业的知识结构，在现场教学过程中已经具备了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认真组织教学互动，充分调动教师、学生与公共管理实践者三方的积极性，让他们平等对话，共同推进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上述事实为我们归纳总结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的执行过程奠定了经验基础。由此，我们可以从城市社区管理与地方政府学的现场教学经验中提炼出该过程的四大步骤。第一步，精心选定现场教学内容，制订现场教学计划。现场教学不仅要选定合适的课程，而且需要确定开展现场教学的具体章节内容。城市社区管理的教学内容是介绍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服务与管理的基本概念、理论与实践模式，力图通过研究性学习的方式让学生从点、线、面三个层次深入了解中国的城市社区服务与管理，形成自身认识和参与中国社区建设的独特能力。其中“点”主要是介绍具体的城市社区管理创新与改革模式，通过跟踪各地的改革创新，让学生了解全国城市社区发展前沿状况；“线”是对城市社区管理内容的呈现，包含社区服务、社区文化、社区教育、社区人口、社区治安、社区自治选举以及社区党建等内容；而“面”则是对“点”与“线”的知识支撑，主要向学生讲授城市社区管理的概念系统、历史变迁与理论流派。就这些教学内容而言，现场教学的合适选择应该是某个具体的“点”或“线”。为此，笔者在完成“面”的教学任务之后，选择了东莞寮步镇下辖的一个社区开展现场教学。此社区是城市社区治安网格化、智能化管理的示范社区，具有“点”“线”结合的典型特征。在选定城市社区治安管理作为现场教学的内容之后，教师与学生共同学习了相关的理论知识，并与教学现场的社区负责人取得联系，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制定了详细的现场教学计划，为顺利开展现场教学做好准备。第二步，合理选择教学现场，与现场教学计划对接。选择哪个社区作为教学现场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如介入性、便利性与典型性等，其中社区的典型性是选择教学现场最重要的因素［3］。一个具有典型性的社区可能是某个独特的社区类型，如转制社区、保障房社区等，也可能是社区建设与改革的示范区、创新区。依据此种标准，笔者所开展的数次城市社区管理课程现场教学，现场分别有社区治安网格化管理示范区、城中村村改居社区、邮政员工小区改制社区以及保障房社区等。这些典型性的教学现场与现场教学计划的顺利对接，能够从根本上保障现场教学的质量。第三步，有序组织现场教学，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有序组织教学活动是保障现场教学成功的关键环节。在开展现场教学时，教师应首先介绍现场教学涉及的知识内容以及该教学现场在公共管理实践中的典型性，向学生提出用所学的社区治理理论去分析实践、解决实际问题的要求。接下来，实践者讲述公共管理的实际运行情况，并提出在管理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最后，教师、学生与实践者开展现场讨论，就各种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进行自由、平等的对话，在此基础上教师还需对整个现场教学情况进行总结。按照上述顺序开展城市社区管理课程现场教学，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衔接，既调动公共管理实践者的积极性，帮助他们探索解决社区网络化与智能化管理碰到的现实难题，又能很好地引导学生发挥想像力和创造力，增进社区治安管理方面的知识积累。第四步，反馈现场教学效果，总结现场教学经验。在现场教学结束之后，教师应向全体学生发放调查问卷，了解学生对于现场教学的满意度评价，搜集他们对于现场教学过程的看法。此外，教师还应与公共管理实践者进行课后交流，询问他们对于本次现场教学的意见。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现场教学效果反馈，教师要有意识地发现现场教学在策划、组织与实施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总结提炼现场教学经验，为公共管理教学综合改革奠定基础。
三、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的教学评价
在公共管理专业综合教学改革过程中，现场教学是我们在传统教学模式之外创新的一种教学方式，适合于那些应用性较强的公共管理类课程。而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模式能够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遵循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特别是契合了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新趋势。
1．知识生产模式及其转型
自大学诞生以来，在很长的时期内大学都是知识的主要生产者，代表社会精英阶层的文化，承担着为国家培养精英人才、繁荣主流社会文化的重任。到20世纪中后期，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浪潮的来临，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大学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学服务社会与大学服务公众的观念日益流行，知识生产的主体逐步多元化，知识用户大规模参与知识生产过程，大学已不能完全垄断知识生产，大学的学术象牙塔逐步瓦解［4］。在此背景下，知识生产开始走出书斋、走出课室，走进企业、走进政府机关、走进社会，多元主体之间构成的联系网络，成为了知识生产和创新的重要源头。事实上，大学在知识生产领域中的角色转换正反映出知识生产模式的现代转型。传统意义上的大学是按学科来组织的，知识生产和传授限于特定的学科，教师讲授知识，学生学习知识，知识的生产、接受与传递只限于师生之间，这种模式被称为“模式1”知识生产［5］。与这种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相比，高等教育大众化与知识经济发展催生了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吉本斯等人在《新的知识生产：当代社会科学和研究的动力》中称其为“模式2”知识生产。此种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尤其强调知识的产生是在具有差异性的应用语境中获得的，并且带有典型的超学科发展性质。基于此，知识生产从模式1向模式2的转换则为高校的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了根本动力，而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改革就是适应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而做出的一个积极探索。
2．知识生产导向的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评价
城市社区治理概念范文6
关键词：社区治理 社区居民 人员结构 居民自治
内容：
社区治理是指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及辖区单位、赢利组织、非赢利组织等基于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社区认同，协调合作，有效供给社区公共物品，满足社区需求，优化社区秩序的过程与机制。社区居民是社区组成的基础力量。因此社区治理与社区居民是利害攸关的。社区居民人口结构是研究社区居民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研究社区治理与社区居民人员结构是非常必要的。
XY社区位于河南省东北部，有居民住户5600余人，社区居民有多个单位构成人员比较复杂，管理难度较大。并且社区上一任物业公司管理松散，唯利是图不顾社区居民利益，对社区事物经常是不闻不问，而且经常乱收费，因此跟社区住户的关系非常差，甚至多次发生冲突，最终该物业公司被迫撤出社区。新到的物业公司吸取上一任的经验和教训，改变管理策略，经常与社区居民沟通听取不同意见，对于分析社区居民人员结构，针对不同的人员采取不同的方式，最终得到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该物业公司的成功给了我一些关于社区治理方面的启示，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关于社区居民人口结构的研究与分析。
一.人口结构相关概念
马克思指出：“人口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
人口结构，指的是反映一定地区、一定时点人口总体内部各种不同质的规定性的数量比例关系。又称人口构成。它依据人口本身所固有的自然的、社会的、地域的特征，将人口划分为各个组成部分所占的比重，一般用百分比表示。
人口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体，有性别、年龄、居住地、民族、阶级、文化、婚姻、职业以及等标志，但就其性质特征而言，人口结构类别可归纳为人口自然结构、人口社会结构、人口地域结构三大类。
二.城市社区治理与社区居民人口结构关系研究
了解完了相关概念，我们来通过分析XY社区物业公司的相关管理方法，研究城市社区治理与社区居民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下面先来看该物业公司的具体做法。
该社区主要管理组织就是业委会，由社区住户中的几位退休的干部组成，管理社区内部的大小事物，例如为该社区的所有住户办理土地证和房产证以及相关手续，一些本来很复杂的手续业委会全部替你办理，只需要你复印几份证件和缴纳一定的费用就可以足不出户拿到土地证和房产证；组织各种社区活动，例如组织了旨在强身健体的羽毛球赛和开发智力的宝宝识字大赛；协调小区住户与物业公司关系，例如社区居民在小区停车费的收取问题上与物业公司多次出现争执，业委会出面调解最后采用投票方式确定了社区停车费的收取标准解，等等。
该社区的治理的不同之处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社区住户的人员组成结构和年龄分布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对社区进行管理。在如今的时代背景下，青壮年是社会的主要劳动力，大部分的青壮年（18----45岁）一般周一到周五都在工作，到了周末又因为工作了一周身心俱疲需要休息，所以很难抽出时间来参加社区活动，针对这种情况，业委会把社区活动的主要对象放在了老人和小孩子的身上，这无疑是非常明智的。因为老人和孩子相对来说闲暇时间较多，并且在如今的家庭中老人和小孩是家庭中的“重点保护对象”并且拥有“话语权“，一旦老人和孩子通过参加社区活动认可了你的管理方式，那么家庭的其他成员自然也会认可你。同时在业委会成员的选择问题上也非常谨慎，不仅要求至少有三年以上的管理经验（这里主要是退休或者离休干部），至少是高中文凭，而且会对候选委员进行民主调查，一旦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将立刻重新对候选人进行评估，这样就能保证社区管理人员的素质。业委会的管理方式也很民主，很多管理活动都会张贴告示告知社区住户并征求他们的意见，最大程度的照顾到每个住户的利益，听取各种不同意见。
总结该物业公司的做法可以发现，该物业公司管理方式的核心内容就是根据社区居民的人口结构采取最合适的方式进行管理。社区居民人口结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怎么样才能把社区居民人口结构和社区治理很好的结合起来，这里就要考虑几个方面的问题；
（1）社区居民的年龄结构。如果老人较多可以组织戏迷组织、组织老年合唱团、组织老年自行车游或者徒步游和老年书法比赛等等活动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如果低龄儿童较多可以多组织幼儿活动和少儿活动，如宝宝识字比赛、宝宝诗歌比赛、宝宝歌唱比赛等等吸引低龄儿童的活动，而且一旦有幼儿和少儿活动必然会有大人陪伴，这样可以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如果未婚青年较多，可以多组织由未婚青年参与的交流活动，这样可以促进友谊，也可以为其解决“终身大事”提供方便。
（2）社区居民的职业结构。如果社区的高级知识分子比较多那么就要强调社区文化建设；如果社区的学生比较多那么就可以考虑多一些校园活动；如果社区工人比较多，可以开展工人职业技术竞赛；如果社区内部领导干部较多，那么社区内部有什么事务需要协调可以找他们帮忙：这里要注意一点，如果社会闲散人员较多那么管理中就要格外注意安全问题，事实证明现在的社会治安事件很大一部分都是由社会闲散人员引起
（3）社区居民的地域结构。社区居民主要是由哪一地区的人口组成，若大部分成员来自同一地区，可以打出“家乡牌”组织一些当地特色的活动来拉近与社区成员间的距离，提高社区治理的效率；如果社区成员大部分来自外地，可以打出“温情牌”，社区内部为其营造一种家的氛围，即使你身在外乡也能让你感受到家乡的温暖，这就需要去调查看看大部分都来自哪里，而那个地区有什么特色的事务（饮食、娱乐、生活各方面都可以）；若大部分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可以打出“大家庭牌”突出虽然来自不同的地区但能居于同一社区就是缘分，无论来自哪里，在社区内部我们都是一家人的概念
（4）社区居民的性别结构。有资料显示，男性DNA和女性有百分之零点三的差别。 男性没有女性进化的高级。有人说，那就百分之零点三也没什么。那我告诉你，大猩猩和人类只差百分之一。所以，广大男性朋友们别自视过高，你那点小把戏你的女性朋友都一清二楚，她看你就跟你看大猩猩是一样。这个玩笑也从侧面体现了我们社区管理中性别结构也是不容忽视的方面。如若女性居多，那么针对女性的特点，可以在美容、饮食、时尚等方面做做文章；如果男性朋友占大多数，那么针对男性的特点，可以在军事、政治、车等方面下下功夫。
社区居民的人口结构对于城市社区治理具有重大意义，社区治理过程中要考虑到的社区居民人口结构问题远不止这八个方面，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最合适的方式进行管理。
参考文献：
1. 李建新.当代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系列 [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2. 何平立 冲突、困境、反思：社区治理基本主体与公民社会构建 [J] 上海大学学报200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