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产业发展的典型案例范例6篇

乡村产业发展的典型案例范文1

一、乡土案例教学目标整合

近些年，陕西袁家村在发展乡村旅游、壮大乡村经济、推动乡村现代化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走出了一条面向市场需求，依靠乡村内在力量，创新产业发展模式的成功道路。根据“新课标”的要求，我们结合地理核心素养对教学目标调整如下：

二、乡土地理案例教学设计

1.教材分析与学情分析我们选取学生比较熟悉的乡土地理案例——陕西礼泉袁家村，进行“旅游资源的综合评价”教学设计。2.设计理念本节课教学以任务驱动、案例分析、专题研讨等方法，设计典型的、身边的案例，坚持“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自主探究为主线”的教学原则，提前下发“陕西礼泉袁家村旅游资源的评价”学案让学生查阅，有效地运用讨论法、案例探究法和小组合作交流法，引导学生掌握旅游业的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对区域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提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3.教学重难点（1）教学重点：旅游资源及其开发条件的评价。（2）教学难点：旅游资源对区域的影响。4.教学方法情境教学法、合作探究法、问题式教学法。5.教学过程环节一：视频图片导入，直扣主题导入语：袁家村，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没有名胜古迹和独特山水资源，十年前还是一个只有62户人家的小乡村，如今十年过去，却一跃成为中国乡村旅游的第一网红地，被称为“关中第一村”，获得“中国十大美丽乡村”荣誉称号。设计意图：通过视频和图片展示，利用陕西袁家村特色乡村旅游吸引学生注意力，引入本节课的主题。环节二：案例分析，合作探究学生阅读案例中的材料，思考相关问题，然后小组进行讨论，每组派代表发言。案例1：袁家村位于咸阳市礼泉县境内，地处关中平原腹地，距西安市60多公里，距咸阳市40多公里。号称“关中第一村”的袁家村主打关中民俗和美食文化，它虽只有62户，286人，却带动了三千多人就业，每年吸引上百万游客，集餐饮、零售、酒吧、住宿等多种产业，仅餐饮业的日营业额已超过200万元，一年加上其他收入，基本上超过10亿元。近年来，袁家村打造了以关中院子典型老宅为建筑风格的多样化住宿产品，但同时也存在游客在袁家村留宿较少的现象。简述游客在袁家村留宿较少的主要原因，并为当地吸引游客留宿袁家村提出合理建议。学生活动：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阅读材料，经过探究讨论后，展示讨论结果。主要原因：（1）袁家村距离西安市、咸阳市近，大部分游客在观光旅游结束后容易返回市区。（2）袁家村旅游主要以关中饮食和关中建筑为主，旅游项目相对单一，游客选择余地较少。合理建议：挖掘袁家村现有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建立各类文创基地（如美术写生基地等），开展深度体验游。充分利用袁家村周边自然旅游资源与人文旅游资源，打造“唐昭陵+乡村旅游”一体化发展，拓展旅游农家乐等乡村休闲体验游，改善袁家村旅游环境，提高旅游服务质量与水平等。教师活动：引导学生概括作答并点评，最后进行知识拓展，让学生掌握现实中存在的旅游资源及其开发评价。设计意图：以陕西乡村旅游袁家村为例，引导学生从区域认知、综合思维能力，分析袁家村游客留宿较少的原因，同时学以致用为袁家村乡村旅游提出合理建议；培养学生的人地协调观，梳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运用所学地理知识解决身边的地理问题。案例2：袁家村自2007年始兴起旅游，借助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如今游客百万，资产已经过亿，2017年年接待游客量更是达到500万人次，被奉为乡村旅游黑马之典范。（1）说出2007年~2017年袁家村旅游人数变化的特点。（2）分析袁家村近年来发展乡村旅游资源的有利和不利条件。学生活动：阅读图文材料，小组合作探究后展示讨论结果。（1）袁家村旅游人数逐年增加。（2）袁家村乡村旅游资源的有利条件：①与咸阳市、西安市距离近，客源市场丰富。②通过关中乡土方式的重启，打造了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地，唤回了一代人的乡愁记忆，主打关中民俗和美食文化，吸引力较大。③高速公路、铁路、国道交通便利。④离唐太宗昭陵近，旅游资源分布较集中，集群状况好。袁家村乡村旅游资源的不利条件：①袁家村旅游资源类型相对单一，地域组合状况不佳。②袁家村旅游资源的非凡性不突出，游览价值不高。③袁家村为游客提供的服务，比如餐饮、住宿、购物、从业人员的服务水平有待提高，地区的接待能力不强。设计意图：通过身边的实际例子，引导学生学会如何对具体的旅游资源开发条件进行评价，学会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旅游规划与设计；通过对身边旅游业发展现状的了解，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怀。材料一：袁家村通过打造以关中民俗和乡村生活为核心内容的关中印象体验地景区，形成村景合一、三产融合的乡村旅游商业模式。并逐步建成基础设施完备，服务功能齐全的既有田园风光，又享时尚生活，既有现代气息，又有乡愁民俗，宜业宜居，开放多元的特色小镇。袁家村的发展就是陕西乡村旅游富民的一个窗口，乡村旅游发展给当地农民带来的不光是家庭收入的增加，更重要的是文明程度的提升和文化生活的改变，思想观念的升华，生活面貌的改观以及幸福指数的提高。由此可见，完善的制度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保障。请根据以上材料，说明袁家村旅游业发展对乡村振兴的意义？学生活动：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自主合作探究，得出以下结论。有利方面：①袁家村旅游业的发展会带动区域相关产业的发展。②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③有助于文化的交流，促进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④促进历史文物古迹和传统民居的保护，以及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⑤促进地区旅游区卫生的改善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等。不利方面：①旅游业的不稳定会导致区域经济的不稳定。②旅游业的发展会导致消费品价格的上涨。③给旅游区的社会治安带来隐患。④对传统文化造成冲击。设计意图：运用时事热点事件进行分析，引导学生关注地理热点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利用所学的地理知识和地理原理分析地理热点问题，培养学生的地理实践力和关心、了解国际和国内热点事件，培养学生保护环境的意识，以及人地协调发展的理念。环节三：知识梳理，总结归纳教师活动：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我们结合区域特征分析旅游资源的形成和保护，能够掌握旅游业的发展对区域的影响。

三、教学实践与反思

乡村产业发展的典型案例范文2

新世纪以来，我国旅游业已逐步成长为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乡村旅游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的“十二五”规划中，重点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中国城镇化建设步伐，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国家希望乡村旅游的健康有序发展能推动农村经济扩大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大版图之中，所以关于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研究已受到广泛关注。

一、研究背景

（一）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乡村旅游发展驶入快车道

自党的十六大以来，连续十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关注“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国家提出要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显示出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乡村旅游的蓬勃兴起，乡村旅游的发展驶入快车道，乡村旅游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关于乡村旅游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

（二）大力推进乡村城镇化建设，乡村旅游发展迎来春天

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已成为国家基础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是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近年来乡村旅游的蓬勃兴起，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它所形成的人群聚集、消费聚集、服务聚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助推中国乡村的城镇化建设。

（三）《国民旅游休闲纲要》正式颁布，乡村旅游发展前景广阔

2013年，国务院颁布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将旅游休闲提高到国家层面，这将极大推动旅游休闲产业的发展，国务院明确提出将旅游业建设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支柱型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各项旅游经济指标表明旅游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乡村旅游作为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其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二、国内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综述

（一）国内学者对国外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研究

乡村旅游在欧洲、日本、美国和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状况良好，这些国家和地区都从本地的旅游资源、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出发，选取不同类型的发展模式，取得了显著效果。近10年来，国内学者对于国外乡村旅游发达地区发展模式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分可为政府与市场作用、旅游项目与产品、开发经营模式三大类型的

研究。

1.基于政府与市场作用的研究

在政府与市场作用方面，戴斌（2006）等从成长协调机制来划分国外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主要包括政府推动型、市场驱动型和混合成长型三种发展模式，他认为来自政府的政策倾斜和支持（政府推动模式和混合推动模式）或者是非官方组织的行业自律和自我保护作用（市场推动模式），对于乡村旅游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黄海辉（2011）从推动机制来划分国外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总结出以下三种模式：市场推动型，实行该模式一般是具有完全市场机制的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政府推动型，例如台湾地区和葡萄牙等；政府 市场互动型，政府和市场的两种力量彼此互动、互相配合，例如法国等。

2.基于旅游项目与产品的研究

张宁（2009）等人则通过分析旅游产品结构、旅游活动形式方面的成功经验，选取并分析了日本饭山市乡村游、阿根廷庄园游、欧洲古堡游、法国酒庄游、美国遗产廊道五个成功案例的发展模式。也有学者把研究重点放在了乡村旅游的具体项目―乡村“农家乐”上。王霞（2013）着重分析了美国、日本和欧洲乡村“农家乐”的发展模式并总结出了美日欧三个地区发展模式的特别之处，美国乡村“农家乐”发展模式主要有：农场观光型、农产品购物型、农场度假型；日本发展模式主要分为儿童体验型、自我发展型、康体疗养型；欧洲发展模式可分为传统观光型、乡村科技型、休闲度假型。

3.基于开发经营模式的研究

陈友华（2013）通过对中国和日本两国在农村旅游资源开发模式的比较，归纳总结出日本农村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的六种典型开发模式，即“菅平方式”、“麻绩方式”、“浪和村方式”、“黑姬方式”、“第三部门”开发模式、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模式。

（二）国内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研究

中国是农业大国，更是乡村大国，乡村永远是中国大地上的主导景观。许多学者通过对国内不同旅游资源、不同地域环境、不同经济发展条件的地区进行调研，总结出各地的典型发展模式，以期为中国未来的乡村旅游发展打好坚实的理论基础。

笔者通过查阅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关于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文献资料，总结关于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在旅游资源与区域、旅游开发与经营、旅游项目与产品等三大领域的研究成果。

1.基于乡村旅游的区域与资源的研究

马勇（2007）等对成都市乡村旅游产业进行了实地调研，研究表明当地的乡村旅游产业都结合当地的区域旅游资源特色，最后他从区域发展的视角梳理出了成都市乡村旅游的四种典型发展模式，即村落式乡村旅游集群发展模式、园林式特色农业产业依托模式、庭院式休闲度假景区依托模式、古街式民俗观光旅游小镇模式。

李东河（2012）以黄山市乡村旅游这个非大城市周边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典型代表为例，总结出了“黄山模式”，即以黄山市以当地较成熟的景区发展水平和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为依托，实施市场外部化与核心带动相结合的发展模式。黄山是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探索出的成功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完善我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研究，同时也为类似区域的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成国积（2013）等以重庆酉阳县为例，在分析当地乡村旅游发展的SWOT基础上，提出了七种适应酉阳乡村旅游发展的模式，包括复合依托模式、团簇状空间模式、多元一体主题模式、特色型资源组合模式、综合型产品模式、多层次服务设施模式、生态型景区模式等。

2.基于乡村旅游的开发与经营的研究

郑群民（2004）等提出在乡村旅游开发中有多种模式可供选择，但注重社区和居民参与的模式是最佳选择，他总结出社区参与式乡村旅游五种开发模式：“公司+农户”模式、“政府+公司+农村旅游协会+旅行社”模式、“股份制”模式、“农户+农户”模式、个体农庄模式。

李德明（2005）等首先分析了乡村旅游发展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意义和乡村旅游和农村经济持续互动的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政府主导发展驱动模式，以乡村旅游业为龙头的旅―农―工―贸联动发展模式，农旅结合模式、以股份合作制为基础的收益分配模式，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资源环境―社区参与―经济发展―管理监控持续调控模式（ER-S-E-M持续调控

模式）。

罗明义（2006）通过研究云南省根据当地客观条件与旅游资源来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的实际经验，总结出适合云南省乡村旅游的四种发展模式：景区带动型模式、乡村组织型模式、公司+农户型模式、综合开发型模式。

郑文俊（2013）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西南民族区域，他选择了广西柳州市为研究对象，提出了4种适宜柳州市不同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条件、不同资源条件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工业企业参与型”、“大型旅游企业主导型”、“政府引导+村名参与型”、“政府主导下的新农村建设型”。

张树民和钟林生（2012）等在论述了旅游系统理论、乡村旅游系统及其驱动因素理论，并选取了北京昌平康陵村、山西皇城村、安徽黟县西递村、林芝扎西岗村等典型案例，总结出了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类型与特点，即需求拉动型模式、供给推动型模式、中介影响型模式、支持作用型模式以及混合驱动型模式。

陈友华（2013）首先从旅游项目开发主体、运作方式和收益分配上分析了中日两国乡村旅游开发模式的区别，最后他总结出在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五种开发模式：“碧风峡模式”、“凤凰模式”、“富春江模式”、“北京乡村旅游开发模式”、“栾川模式”。

3.基于乡村旅游的项目与产品的研究

王云才（2006）认为，我国乡村旅游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完成第一次积累，当前应抓住发展机遇，实现乡村旅游产业升级和产品替代传统乡村旅游产品，他提出了7种旅游新形态和新模式：主题公园与农庄发展、传承地方性遗产之乡村主题博物馆、乡村民俗体验与主题文化村落发展模式、乡村旅游基地化之乡村俱乐部、现代商务度假与企业庄园模式、农业产业化与产业庄园发展、区域景观整体与乡村意境梦幻

体验。

刘春（2012）等人以通过研究武汉城市圈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情况，结合当地的实际开发经验总结出了五种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模式：乡村度假休闲型（农家乐）、原生态文化村寨型、民族风情型、农业观光开发型、红色乡村旅游型。

张满林（2013）等人对辽宁省乡村旅游与体育旅游融合的模式和类型进行研究，总结出嵌入式融合、互动融合、重组融合三种融合模式，最终形成康体养生型、乡村民俗体验型、体育观赏型、探险（刺激）型等多种乡村体育旅游业态。

三、结语与展望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与社会环境差异性大、各地的旅游资旅游与经济条件也各不相同，因此孕育出了多样化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本人通过总结国内学者关于国内外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研究成果，认识到当前相关理论研究的领域正在不断扩展，研究的深度正在不断加强，研究的框架正趋于

成熟。

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发展，伴随着国民可自由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广大群众出游需求日益提升。但是目前乡村旅游的开发环境有所欠缺，乡村地区的投资环境、经营环境还有待改善，各地区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着巨大差异性和特殊性，探寻出一种最适合中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还任重道远。我们必须认清国内乡村旅游发展的薄弱环节，要善于学习乡村旅游发展较好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总得来说，我们也要认识到只有以政府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基于当地村民和社区利益的乡村旅游开发才是持续有效的科学发展

乡村产业发展的典型案例范文3

一、工作目标

2020年上半年实现剩余8户28人精准稳定脱贫。2020年下半年对全区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全面巩固提升。确保全区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946户7543人），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3600元，达到“两不愁、三保障”；实现脱贫攻坚责任、政策、工作“三落实”。贫困错评率、漏评率、错退率为零，贫困群众满意度100%。

二、重点任务

（一）高效推进产业扶贫项目

1、实施农业产业扶贫。一是加强新型经营主体建设。从项目实施和政策落实上扶持新型经营主体，加强新型经营主体在扶贫产业发展中的示范性和带动性，引导新型经营主体从吸收贫困户就业向发展扶贫产业方向大力迈进；二是推进特色农业产业培育。完成2019年35个农业产业项目的投产达效工作。结合区乡村振兴战略，采用“互联网+共享农业”、土地托管、联合生产、龙头带动等模式，围绕优质粮食产业、设施蔬菜产业、杂粮杂豆产业、中药材产业、良种繁育产业、食药菌产业、特色养殖产业等方面，大力谋划实施农业扶贫项目；三是加强产业扶贫科技培训和宣传。制定产业扶贫科技培训方案，组织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通过集中授课、现场指导、试验示范等多种形式，帮助贫困户提高生产技术管理水平。（牵头单位：农业农村局，责任单位：发展和改革局、水利局、农业开发办公室、生态环境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财政局、扶贫办、各乡镇）

2、实施科技扶贫、扩大消费扶贫。推行区派专家服务团、乡镇建科技服务站、村派科技特派员制度，开展技术咨询、培训等科技帮扶，提升科技扶贫整体水平。动员社会各界扩大农村产品和服务消费，大力拓宽农村农产品流通和销售渠道，全面提升农村农产品供给水平和质量，大力促进农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提质升级，推进消费扶贫，促进贫困群众产品变商品、收成变收入。（牵头单位：发展和改革局，责任单位：农业农村局、商务局、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扶贫办、各乡镇）

3、实施旅游扶贫。巩固东部古城景区、（、、）、中部新城三大片区的龙头作用，辐射带动周边村发展乡村旅游，坚持一村一品、一村一韵，错位发展的格局，重点发展村为乡村旅游示范村，重点培养杜村、村、等10个村发展乡村旅游。鼓励引导有能力、有意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参与旅游活动和旅游产业发展增加家庭收入。（牵头单位：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责任单位：农业农村局、交通运输局、扶贫办、各乡镇）

4、实施电商扶贫。协调电商协会继续免费为贫困户提供电商知识培训和开设网店指导、孵化等服务，联系产业扶贫办和人社局等部门，充分利用资源，开展贫困户电子商务基础知识培训。引导、鼓励农村合作社及农产品加工、手工业等产业主体发展电子商务，利用电商开展网络销售特色农村产品，根据电商市场需求开发网络商品，开办网络销售商店，扩大销售规模，优先收购建档立卡贫困户农作物和加工的产品，增加贫困户家庭收入。（牵头单位：区商务局，责任单位：发展和改革局、农业农村局、供销社、邮政局、扶贫办、各乡镇）

5、建设扶贫加工车间。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发展为中心，以脱贫为重点，结合乡镇实际，引导农产品加工、手工艺制作、标准件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在农村建立“扶贫车间”，实现贫困人口零投资、零风险、零距离就业，带动贫困群众增收。2020年至少新建“扶贫车间”17个，至少实现100余名贫困劳动力就业。（牵头单位：扶贫办，责任单位：民政局、财政局、发展和改革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应急管理局、生态环境分局，各乡镇）

6、规范股份合作扶贫项目。一是加强监管。及时关注入股经济组织经营状况，确保入股股金安全，贫困户按时足额分红。二是创新形式。本着扶贫资金用于贫困户的原则，鼓励入股企业优先聘用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就业上岗。同时，各乡镇设立公益性岗位，统筹利用股金及分红为本乡镇参加公益岗位的贫困户发放工资，“以工代赈”提高贫困群众收入。（牵头单位：扶贫办，责任单位：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乡镇）

7、发展林业产业扶贫。一是继续借助林业项目建设，侧重向贫困户倾斜。大力抓好林业项目建设，将造林绿化项目、果品产业发展、科技推广项目等待遇补助资金的林业项目向贫困户倾斜，用足用好林业政策助力脱贫攻坚。2020年重点完成核桃微工厂建设；二是积极推进核桃扶贫示范基地建设。以乡为核心，以区绿岗林果种植合作社为龙头，建设西部核桃示范基地，辐射西部4个乡镇，种植核桃面积达5000亩；三是积极搞好科技下乡活动。动员科技人员下乡开展林果实用技术宣传和培训。2020年开展技术指导20次以上，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和林果农户300人次以上，发放各类林业技术资料1000份以上。(牵头单位: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责任单位:财政局、生态环境分局、农业农村局、扶贫办、各乡镇)

（二）扎实开展就业扶贫

一是积极挖掘就业岗位。围绕区内标准件产业发达的优势，挖掘管理规范、岗位适合、待遇较好、社会责任感较强的典型企业，为贫困劳动力提供更多适合就业岗位；二是拓宽就业渠道。优先安排返乡下乡创业人员和自主创业贫困劳动力入驻创业孵化园，落实房租物业水电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扶持政策。对符合条件的贫困劳动力按规定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和场地租金补贴。建立贫困劳动力就业服务需求调查常态化机制，利用张贴招聘信息、广播招工需求、就业服务微信群、开展专场招聘、线上线下就业信息推荐等方式，为贫困劳动力提供精准就业服务；三是开展就业技能培训。依托就业扶贫、产业扶贫和劳务输出项目开展贫困劳动力就业技能培训，支持培训机构与行业协会、大中型企业、劳务输出机构等建立联合体，开展培训就业一站式服务，努力实现“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的目标；四是深化“千企帮千户”志愿帮扶行动。动员17个乡镇和区直有关行业部门，继续做好贫困户和帮扶企业之间的双向对接服务，通过加强督导和定期通报，深化企业结对帮扶贫困户的实际成效。（牵头单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责任单位：扶贫办、财政局、各乡镇）

（三）全面落实扶贫惠民政策

1、开展健康扶贫。一是对建档立卡人口实行动态参保管理，按照政策规定对建档立卡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给予全额资助；二是对符合医保住院条件的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患者，严格落实“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报销结算政策；二是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白内障患者，在定点医院实行免费治疗；三是实施大病集中专项救治，对罹患食管癌等25中大病的贫困人口，在定点医院进行集中专项救治，逐人逐病建立救治管理台账，做到发现一例、管理一例、救治一例；四是适当放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门诊慢性病认定标准，开展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慢性病诊疗证》乡镇卫生院代办“一趟清”，对符合条件的贫困患者随时予以办理。五是建立贫困户家庭医生签约制度，为贫困家庭日常保健和求医问药提供绿色通道。（牵头单位：卫生健康局、医疗保障局，责任单位：扶贫办、财政局、民政局、残联、各乡镇）

2、开展教育扶贫。一是加大资助政策宣传力度。落实“1222”资助政策宣传制度，通过“一栏、两课、两信、两回执”方式，提高群众政策知晓率；二是落实资助政策。全面落实学前教育“减免保教费”、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含非寄宿制建档立卡等四类困难学生资助政策）、普通高中“三免一助”、中职“两免一助”、中职国家奖学金等资助政策；三是实施“雨露计划”，对贫困家庭子女参加职业教育给予补助，确保贫困家庭学生不因贫辍学；四是全力做好控辍保学。加强控辍保学政策宣传，完善各级控辍保学台账，健全辍学学生劝返工作机制，继续深入开展“送教上门”活动，实现全区义务教育阶段“零辍学”目标。（牵头单位：教育体育局，责任单位：财政局、扶贫办、民政局、残联、各乡镇）

3、保障安全住房。对全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包括已脱贫户）住房进行全面大排查，摸清底数，建好台账，用足用好危房改造政策，对居住在危险场地、D级（整体危险）、C级（局部危险）危房中贫困户实施改造，确保贫困群众的住房安全。（牵头单位：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责任单位：扶贫办、残联、民政局、财政局、各乡镇）

4、保障安全饮水。逐村逐户摸排安全饮水状况，实现贫困户自来水全到户，定期检测贫困户饮水质量，确保贫困户饮水达到每人每天获得水量不低于40升、人力取水时间不超过10分钟、水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供水保证率不低于95%的标准。（牵头单位：水利局，责任单位：各乡镇）

5、实施兜底保障。落实兜底保障政策要求，及时调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保低保线始终高于扶贫线。加强农村低保精准核查认定工作，重点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缺乏劳动力通过产业就业帮扶依然难以脱贫的贫困老人、残疾家庭，加大排查工作力度，做到排查摸底全覆盖，及时将符合低保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低保，做到定期核查、应扶尽扶、应保尽保、应退尽退。力争通过兜底保障，于2020年上半年实现剩余8户28人的脱贫任务。（牵头单位：民政局，责任单位：残联、扶贫办、各乡镇）

6、开展金融扶贫。为贫困户提供3年以内、5万以下小额信用贴息贷款，积极支持贫困农户通过创业发展实现增收。努力做好技能培训的金融支持，提升创业发展水平。加大对辐射带动力强、解决贫困人口就业多、促进贫困户增收脱贫快企业的信贷支持。（牵头单位：金融办，责任单位：人行、信用联社、扶贫办、各乡镇）

（三）建立完善精准帮扶、脱贫、防贫长效机制

1、加强结对帮扶工作。一是严格落实“三日一网”制度。组织部要统筹推进各帮扶派出单位，深入开展“三日一网”活动，做到每月一个走贫日、双月一个交流日、每季一个恳谈日，办好好一个扶贫心愿网；二是加强培训。围绕中央和省市区扶贫脱贫重大安排部署和政策形势，至少举办1次覆盖全区帮扶责任人和乡村干部的示范培训活动，提高帮扶意识；三是强化督导。发挥大督查7个督导组优势，不定期深入乡村一线，实地督导帮扶工作，通过定期通报，抓好正反典型，提升全区结对帮扶成效，让贫困户获得感明显提升。（牵头单位：组织部，责任单位：区委大督查办、区直各部门、各乡镇）

2、严格贫困退出机制。一是瞄准目标精准施策。对照脱贫8户28人的脱贫任务和“两不愁三保障”标准，逐一摸准贫困户的实际需求和扶贫效果，明确脱贫攻坚的“战场”和“靶心”。二是健全台账。各乡镇、各部门要在综合评估的基础上，围绕脱贫标准，重点对拟脱贫的8户贫困户建立脱贫过程台账，确保账账相符、账实相符。三是严格贫困退出标准、程序和时限要求，对达到脱贫标准的贫困户，启动退出程序，逐级申请核查验收，确保2020年上半年全面完成贫困退出任务。（牵头单位：扶贫办，责任单位：区直有关部门、各乡镇）

3、深化精准防贫机制。深入落实全区精准防贫机制，全力保障防贫资金，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围绕因病、因学、因灾三类致贫返贫因素，针对“非高标准脱贫户”和“非贫低收入户”两类人员，动态监测、及时预警，开展精准防贫救助，精准发放防贫救助资金，真正从源头筑起贫困发生的“截流闸”和“拦水坝”。同时，对已救助人员明确专人结对帮扶，落实后续帮扶措施，确保防贫效果巩固不反弹。（牵头单位：扶贫办，责任单位：医保局、民政局、卫健局、教体局、财政局、交警大队、各乡镇）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区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落实党政一把手双组长负责制，坚持每月专题研究扶贫脱贫工作。健全完善区乡村三级书记遍访贫困户机制，夯实各级责任。落实扶贫专项工作牵头部门责任，制定方案，明确职责，形成大家一起抓扶贫的工作格局。区直各部门要履行行业部门责任，抓好本部门扶贫脱贫各项工作。各乡镇要认真履行扶贫脱贫主体责任，完善双组长领导机制，加强基层扶贫机构建设，制定年度工作方案，细化工作措施，高效推进辖区扶贫整体工作。（牵头单位：区委办、政府办、扶贫办，责任单位：区直各部门、各乡镇）

（二）结大扶贫专项资金支持和监管力度。建立财政扶贫资金增长机制，2020年计划投入区级财政专项配套资金2500万元，较2019年增长8.7%。将动态监管和绩效管理有机结合起来，运用扶贫资金动态监控机制，强化扶贫资金绩效管理。严格执行财政扶贫资金联审联签制度，强化扶贫资金使用督导检查，确保扶贫资金专款专用。（牵头单位：财政局，责任单位：审计局、扶贫办、区直有关部门、各乡镇）

（三）强化督导考核。区大督查办、区扶贫办要加强对各级各部门工作推进情况的检查，定期通报工作进展，确保工作落实；组织部门要严格各乡镇、区直各部门领导班子的扶贫脱贫考核工作，将干部结对帮扶情况纳入年终个人考核范围，对效果突出的干部列入提拔重用后备序列，对工作不力的进行严肃问责。（牵头单位：区委组织部、区委大督查办、扶贫办，责任单位：区直各部门、各乡镇）

乡村产业发展的典型案例范文4

——XX县信息进村入户工作典型经验

XX县农业农村局

（2019年3月26日）

2015年，XX县被列入第二批全国信息进村入户试点县、全省8个试点县之后，按照“需求导向、因地制宜、政企合作、机制创新”总体思路，立足实际，开拓创新，试点工作取得较大成效，作为全省利用益农信息社平台发展农产品电商上行成效显著的典型在全国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工作会议上做典型交流，作为全县特色工作之一在全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现场推进会议上作典型交流，作为信息进村入户试点工作在全省数字农业培训班上做典型经验交流。一是覆盖广。在全县22个乡镇设立236个村级简易信息服务站与45个标准型信息服务站，在省级示范社与龙头企业设立5个专业型信息服务站，覆盖全县所有村（社区）的所有群众，实现了群众不出村就可以了解三农政策信息、展示销售农产品和享受各类便民服务。二是平台好。开通“XX县三农通”综合服务网站、微信公众平台、广电网络电视首页，建立XX县三农通运营中心，实现电脑、电视、手机三屏操作，逐步培育成为区域信息服务品牌，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多样化需求。三是效益佳。目前，全县农村电子商务涵盖XX县芦柑、佛手茶、蔬菜、笋干、面线等特色产品50类500多种，产品销售全国各大城市，尤其是XX县芦柑、XX县佛手远销国外，2018年网络销售额达XX亿元。四是典型靓。在试点过程中，涌现出一批示范典型，如XX村益农信息社在2018年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展示整省推进示范成效，XX村信息服务站被评为农业部全国百佳益农信息社，XX村信息服务站XXX被评为全国信息进村入户村级信息员典型案例。

一、狠抓“七个一”，确保有序实施

从组织领导、工作方案、项目运营、服务平台、工作队伍和服务保障等六方面发力，确保各项试点工作有序推进。一是成立一个领导机构。为确保把信息进村入户打造成为“互联网+”行动在农村落地的示范工程，2016年3月成立以县长为组长的XX县信息进村入户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工作职责与任务分工，为项目顺利实施奠定良好基础。二是制定一套工作方案。结合实际，2016年3月制定下发工作方案《XX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XX县信息进村入户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为信息进村入户试点工作顺利推进提供有力的保障。三是确定一个项目运营商。经过多方研究与商讨，确定了项目运营商，2016年4月签订运营协议、6月签订补充协议，2017年12月签订再补充协议。四是开发一批服务平台。建立XX县三农通运营中心，2016年6月开发“XX县三农通”综合服务平台，开通“XX县三农通”微信公众平台，2016年8月开发广电网络电视的“XX县三农通”首页，根据工作需要及时调整充实、完善平台服务功能。五是筛选一批信息站与信息员。2016年3月起，逐一调查筛选具备“有场所、有人员、有设备(电脑与电视)、有宽带”条件、人流相对集中的站点，至2016年7月确定村级标准型信息服务站45个、专业型信息服务站5个、简易型信息服务站236个；挑选“有文化、懂信息、能服务、会经营”、能熟练使用计算机等办公设备和互联网、有“责任心、沟通能力强、服务态度好”的信息服务站信息员50名。六是遴选一批服务商。积极与平安保险、移动、电信、邮政、农信社等多家服务商洽谈合作事宜，按照优中选优的原则，目前已精心筛选经济实力雄厚、技术力量强大的平安保险公司作为服务商，还有多家服务商正在进一步接洽。七是打通最后一公里。依托“智慧党建+”云平台，开发建设了包括美丽乡村、阳光在线、便民服务、远程教育等四大版块的平台，将农业政务、农技服务信息、农产品商务、信息进村入户等内容通过电视送入农户家中，在全县所有美丽乡村的党员用户开通美丽乡村云平台互动功能；目前，全县已开通该平台服务的农村党员超过1万户以上，切切实实地推进农业农村信息进村入户。

二、狠抓“四提供”，推广三农服务

1、提供公益服务。积极推广“电话、电脑、手机”三位一体的“12316”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协助村民下载手机客户端，通过软件向专家咨询，共享了全省专家和政策、基地、品牌、市场、服务等资源，病虫纺治、农业技术、特色农业等服务，协助农民解决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困难，通过网络就能获得专家远程视频服务、农业技术培训、查寻农业政策、农业咨询、生产技术等信息，累计提供各类公益服务XX万人次，实现了群众不出村就可以了解三农政策信息、展示销售农产品和享受各类服务。

2、提供便民服务。为村民提供代缴通信费用，代办金融小贷、保险、票务、医疗挂号、社保、民政福利、惠民补贴查询、法律咨询等各类便民服务，累计提供各类全民服务金额XX万元，逐步培育成为区域信息服务品牌，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多样化需求。

3、提供电商服务。提供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休闲农业及生活用品等代购服务；主动联系村民，成立乡村特色合作社，整合县里、村里的特色产品进行统一的推广和宣传，主动了解相关的生产经营情况及市场供求信息，并做好信息采集上传到三农信息平台，帮助村民在网上销售农副产品，提供物流代办等服务，累计销售农副产品XXX万元以上，增加村民经济收入。

4、提供培训体验。开展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产品培训，提供农业信息技术和产品体验，向村民传授网购和开设网店的经验、技巧，已累计组织各类培训50场次以上、受训3000人次以上。

三、狠抓“多平台”,创新运营机制

乡村产业发展的典型案例范文5

关键词城乡结合部就地城镇化推进模式治理机制高碑店村

〔中图分类号〕F29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10-0105-10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正处在城镇化的新时期、新阶段，即从“旧式城镇化”转向“新型城镇化”阶段。旧式城镇化更多关注的是“物的城镇化”，其核心是土地城镇化，集中表现为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不断增多（如图1 所示）。不可否认，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我国城镇化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然而，也必须认识到这种以土地为核心的“物的城镇化”是不可持续的。毕竟，土地等初级资源是有限的，是不可能无限开发下去的。城镇化不是简单的“造城运动”，不能进行“摊大饼”式的扩张。粗放追求外延式扩张的旧式城镇化道路，其势必会给自然和社会环境带来巨大的代价。例如，现在全国部分地区内频繁出现的雾霾现象便是一个警示，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旧式城镇化道路的反思。

与旧式城镇化的初级发展不同，新型城镇化更强调科学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解决人的城镇化问题，努力提高城镇化质量，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指出，“要紧紧围绕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人的城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是农民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全方位向市民转变的过程。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人的城镇化并一定就是农民“进城”，不能仅仅把农民“进城”甚至到大城市才看作城镇化。因为，如果没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即使“进城”也不叫城镇化。况且，当前我国一些特大城市，基于此，本文认为“就地城镇化”或“就近城镇化”似乎是一种更符合现阶段中国国情的城镇化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方式。所谓就地或就近城镇化，是指农民或农民工在原户籍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县城、乡镇以及新型农村社区，从事非农化就业，获得类似市民一样的福利待遇，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断现代化的过程。就地城镇化为农民和农民工的城镇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和路径，可以让更多的农民和农民工有机会实现城镇化。而且，在“老家”及其附近地区实现城镇化，似乎也更符合中国人“家本位”的观念。更为重要的是，就地城镇化有助于促进城镇化的均衡发展，而不至于造成资源过高集中于少数地区，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社会的公平公正。在2014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指出：“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这实际上也表明了城镇化要均衡发展的意涵。

就地城镇化可以有多种形式。一是城乡结合部的就地城镇化，即依托“中心城”发展的契机，做好统筹规划，进行功能配套，使其成为城市的“功能区”或“卫星城”，变农民为居民或市民。二是县域范围的就地城镇化，即以县域经济发展为依托，引导和促进有条件的农民和农民工进入县城就业，并且安家落户。三是中心集镇的就地城镇化，即促进农村中心集镇发展，发挥中心集镇的聚集优势，引导和鼓励农民和农民工到中心集镇所在地置业落户。四是新型农村社区的就地城镇化，即依托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积极引导和帮助农民和农民工就地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在这些形式中，城乡结合部的就地城镇化无疑是最紧迫、最复杂的一种类型。本文将着重对城乡结合部的就地城镇化类型进行探讨，并对城乡结合部实现就地城镇化的必要性以及推进模式和治理机制进行分析和研究。

二、城乡结合部的特殊困境与治理难题

城乡结合部，顾名思义，是指城市与乡村相互渗透的结合地带，亦城亦乡，是“乡村之首，城市之尾”。城乡结合部在地理区位上的“互嵌性”，即乡村中有城市，城市中有乡村，造成了其特殊的现实困境和治理难题。

由于城乡结合部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特殊形态，无形中给其带来了诸多现实困境。其中最主要的困境就是农民的“失地之困”。众所周知，土地问题从来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核心问题。而在城乡结合部，土地问题更为突出。依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全部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即城市与农村在土地制度上是不一样的，出现了城市的“国家所有”与农村的“集体所有”的双重土地制度。我国城乡土地制度的双重性造成了城乡结合部土地的特殊复杂性。农地与非农地纵横交错，构成了城乡结合部土地性质的基本特点。吕萍：《城乡结合部用地矛盾成因分析》，《城市发展研究》2003年6期。

同时，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城乡结合部的农地不可避免地被大量挤占，因此就会出现土地性质的转换：农地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或非农地。在这个过程中，农地面积不断减少，势必就会出现大量的“失地农民”。对农民来说，失地乃是“天大的事”。虽然农村土地的集体产权只是一种“残缺产权”，农民只拥有土地的部分使用权和收益权，不拥有其所有权。刘守英：《中国农地制度的合约结构域产权残缺》，《中国农村经济》1993年第2期。但必须承认的是，土地在农民心目中，是他们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身为农民，如果失去土地，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就由此中断，也没有了最为基本的收入来源，那么农民也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农民，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已经“终结”了。但是，这些仅仅由失地而“终结”的农民，如果没能获得一种新的稳定的收入来源，那么必将成为社会的一种不稳定因素。因为，“农民没有恒产，自然也就没有恒心”，李强、胡宝荣：《中国历代社会治理论纲》，云南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17页。社会就不可能安定。所以，农民“失地之困”便成了城乡结合部所有问题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问题，也是众多问题的“孳生地”。在这种情况下，促进农民就地城镇化，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全方位地向市民转变就尤为重要。因此，就地城镇化可以说是摆在城乡结合部面前的一项最紧迫的任务。

那么，城乡结合部又该如何实现就地城镇化呢？最关键的问题是就地城镇化的推进模式和治理机制。首先，从推进模式上看，就地城镇化可以有多种类型，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主动城镇化模式，二是被动城镇化模式。李强：《主动城镇化与被动城镇化》，《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主动城镇化则主要是一种内源性的城镇化，是老百姓在一定的条件――如产业、经济等基础上，自主自愿的探索和推进的城镇化。被动城镇化模式主要是一种外源性的城镇化，是由外力进行强推的城镇化，最典型的是大规模征地拆迁，“圈地造城”。由外力强推的城镇化，往往因没有百姓的参与，而得不到百姓的认可，甚至出现心理上的抵触、行为上的“反抗”。所以，要实现高质量的就地城镇化，必须从被动城镇化向主动城镇化转变。

其次，从治理机制上看，由于城乡结合部在社会形态上的特殊复杂性，在推进就地城镇化的进程中，治理机制创新尤为重要。众所周知，城乡结合部是多元的、是特殊复杂的。其特殊复杂性集中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体制的复杂。城乡结合部“亦城亦乡”，又“非城非乡”，有学者称其为介于城乡之间的“中间形态”。折晓叶、陈婴婴：《超级村庄的基本特征及“中间”形态》，《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6期。而在我国，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存在，城乡社会管理或治理体制方面也存在着“城乡分治”的格局。“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管理制度，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表现形式”。冯小英：《城乡结合部问题的根源及解决途径》，《城乡建设》2006年第2期。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主要是乡镇政府负责，由村委会实现村民自治；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主要是街道办事处负责，由居委会实现居民自治。刘杰：《城乡结合部“村落终结”的难题》，《人文杂志》2012年第1期。城乡结合部的“中间形态”，使其在治理体制上呈现出“双重性”。治理体制上的双重性造就了城乡结合部的治理难题，可以说是城乡结合部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

二是人口的复杂。高碑店村“亦城亦乡”，还造成了其人口的高度复杂性，其最集中地表现在农民、居民混合杂居。一方面，城乡结合部是“乡”，由农村发展而来，其中存在大量的原住地农民；另一方面，城乡结合部是“城”，将会发展为城市，其中也存在着大量“农转居”的居民。此外，由于地理区位上的特殊性，城乡结合部还聚集着大量从农村到城市谋生的外来流动人口，甚至出现流动人口数量多于本地人口数量的“人口倒挂”现象。刘杰、向德平：《城乡结合部社会管理的困境及其策略选择》，《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0期。因为在城乡结合部，生活成本较低，房租、物价等都要低于“市中心”，所以很容易成为外来人口进城的第一个“落脚点”。

由于体制上的二元分割，人口上的多元复杂，城乡结合部在就地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十分复杂的难题，很难形成一致的意见。因此，城乡结合部在推进就地城镇化的过程中就不得不进行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以更好地应对其多元复杂的社会形态。

基于此，本文将以北京高碑店村为例，以社会治理为视角，分析在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城乡结合部就地城镇化的推进模式及其治理机制。北京市高碑店村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北京的城市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高碑店村在这一进程中逐渐地被纳入城市范围；同时，因耕地大量被征用，各种问题接踵而至，尤其是“失地农民”的就地城镇化问题变得尤为紧迫。从2002年起，高碑店村开始了就地城镇化探索，形成了产业带动的推进模式，建立了协商民主的治理机制，可看作是城乡结合部就地城镇化的一种可资借鉴的方式。

三、产业先行：就地城镇化与推进模式

高碑店村原是一个千年古村，地处北京城东，距离市中心仅8公里，辖区总面积2.7平方公里，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因为地处城市近郊，村里耕地原本就少，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又因受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占地的影响，多条高压线、污水管、铁路、河流穿村而过，原有2300亩耕地挤占的只剩下80亩工业用地。现在，村子里没有一分耕地，成了一个“叫农村无农业，称农民无耕地，农转居无工作”的“三无”村。

就像所有的城乡结合部一样，“失地”或“无地”成为高碑店村民所面临的最大困境。然而，由于没有及时创造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进行替代，“失地农民”的生存保障受到了“威胁”。于是，村里各种矛盾越积越多，越积越深，人心不稳，“上访”不断。村民们每天的时间就是上访，使高碑店成为了一个“上访村”，并在2002年达到高潮。 “上访”虽是一些高碑店人在困境中表达诉求的一种途径，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况且，这个方法很容易衍生出一些新的问题，如有些“上访户”在上访中得利后，有事没事就上访，形成恶性循环，成了上访“专业户”，这势必就会扰乱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这可以说是早期被动推进城镇化的一种“意外结果”。

1“产业先行”：就地城镇化与生产方式转变

从2002年开始，高碑店村着手寻求改变，并由此拉开就地城镇化模式探索的序幕，其特点就是“产业先行”。正是因为有产业先行，才让高碑店人掌握了城镇化的主动权。产业是城镇化的基础，是城镇化的“火车头”。只有产业发展了，城镇化才有根基和动力。因为产业发展不仅可以为城镇化提供物质基础和经济支撑，而且能够形成人口聚集效应，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有了就业，“失地农民”才有可能实现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真正转变。同时，只有生产方式转变了，生活方式才能随之转变，这样村民们才能真正实现城镇化。因此，高碑店村在推进就地城镇化过程中，特别重视产业的发展，坚持“产业先行”的原则。

至于发展什么产业？这是摆在高碑店人面前的一个难题。产业发展不能任意发展，产业选择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最好的是选择合适的产业。这里的“合适”，是指符合当地资源禀赋，彰显当地文化特色，并且还应合乎产业发展规律，不能贪多、求新、逐热；同时，还应注重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的培育，形成产业集群优势。此外，必须强调的是，城乡结合部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中，还应当有助于促进生态宜居城市建设。芝加哥大学城市社会学家特里・克拉克（Terry Clark）认为，现代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在产业发展方面，正在从生产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原先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传统工业衰竭，而以文化创意和休闲娱乐为主的新兴产业逐渐兴起。Clark， Terry， The City as an Entertainment Machine， New York： Elsevier， 2004.

在结合村情村貌的基础上， 2003年高碑店村最终决定，在村里原有的几十家古典家具店基础上，大胆投入100余万元对“古典家具一条街”进行升级改造，着力发展古典家具产业。起初，“古典家具一条街”的商户主要是从全国各地收购旧家具，然后经过修补翻新再去销售。如今，随着高碑店村古典家具产业不断发展，规模不断壮大，现在商户已经不仅仅是修补、翻新旧家具，而是渐渐形成了生产、加工、制作、销售新家具的“一条龙”产业链条。如今，入驻高碑店的古典家具商户从最初几十家，已发展到东区“古典家具一条街”的368家商户，新街70家，以及西区民宅的底商680余家。既彰显了家具产业特色，又形成了产业集群优势。可以说，古典家具业已经成为高碑店村的一张“金名片”，是高碑店村的绝对支柱产业和重要经济来源。

发展产业的目的除了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解决就业问题。其实，回顾一下世界城市发展史，不难发现城镇化与工业化通常是同步的，且密不可分。城镇化以工业化为依托，工业化是城镇化的根基。若无工业化或产业不发展，城镇化实际上就是盲目的“造城”运动。这样的城镇化就如空中楼阁，没有根基，是被动的城镇化。工业化或产业化之所以重要，其关键在于工业或产业可以带动就业，可以帮助农民实现就业、转业。只有拥有稳定的就业或收入来源，才能支撑农民在城镇中的生活成本，才能承受得起城镇的各种日常生活开支。同时，稳定的就业，还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融入城市，实现职业上、生活上、观念上的真正、彻底的城镇化。

对高碑店这样一个城乡结合部来说，就业尤为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就业，城乡结合部又“无地可耕”，村民的生活就没有了保障。所以，高碑店村在发展产业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努力帮助当地百姓解决就业问题。例如，专门成立了“村劳动就业委员会”，抽调专人负责，建立就业人员档案，加大投资力度，拓宽就业渠道，努力促进村民就业。再例如，高碑店村还进行全村失业人员就业指导培训，使其掌握国家就业政策，把握当前就业形势，认清自身优势，通过指导，建立信心，积极寻求就业。同时，还加大了失业人员劳动技能培训的力度，具体包括：一是“走出去”，即鼓励失业人员进入各类职业学校学习，学习各种专业技能，并对培训合格的人员给予部分培训费用报销；二是“请进来”，村里举办各类专业技能培训，邀请专业人员来村授课，尤其是为村里35岁以下的青年人员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和“培训班”，学习技术知识，努力提高青年职工的劳动技能。例如，村里为了提升“村绿化队”专业技能水平，专门举办了绿化知识培训班，请来园林局的老师授课，讲授园林绿化专业知识，如种植、养护、修剪等。经过严格考试，村里80多人分别取得了园林绿化高级、中级和初级资格证书，大大提高了绿化队的专业水准。此外，为了开辟就业渠道，村绿化队还到社会上承揽一些绿化工程，将一些人员分别安置到物业小区，进行绿化养护工作。

目前，村里已经成立了“联防队”、“绿化队”、“保洁队”、“水电队”、“市场管理队”、“物业管理队”、“医疗队”、“清运队”等8个专业队，安置了500余名失业人员就业。目前，高碑店村基本实现全村劳动力100%就业。

2“新村建设”：就地城镇化与生活方式变革

产业发展起来了，生产方式转变了，随之而来的便是生活方式的变革。生产方式乃是生活方式变革的前提，生活方式则是生产方式转变的重要结果。若倒过来，就难免会重演“拔苗助长”的悲剧。在过去，这样例子可以说是屡见不鲜，最常见的就是人为造城，“赶农民上楼”，是“被动城镇化”的典型表现。

基于此，高碑店村并没有早早地“赶农民上楼”，而是“产业先行”，即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再去进行旧村改造和新村建设，推进生活方式的变革，改善生活质量。这是高碑店村推进就地城镇化的基本模式，也是高碑店村变“被动城镇化”为“主动城镇化”的有益探索。

就像大多数城乡结合部一样，高碑店人“正在大量地失去土地，他们的农业耕作史断裂和终结了，而村落的历史还在延续”。李培林：《〈农民的终结〉译者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页。村里房屋老旧，村民居住条件普遍较差，离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高碑店村在推进就地城镇化进程中，村落改造和新村建设就成了就地城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实际上，高碑店村早有旧村改造的计划，即试图通过统一规划、统一建设，一改凌乱衰败的传统村庄形象，建立整齐划一的现代新村社区。但是，长期以来一直苦于没有产业支撑，缺乏物质基础和资金支持。所以，直到古典家具产业初具规模、有了产业和经济支撑之后，高碑店村才开始稳步地推进村庄改造计划。此外，2006年，高碑店村被列为“新农村建设试点村”，2009年又被列入“城乡一体化试点村”，为其推进村庄改造提供重要“契机”。

在此基础上，2009年高碑店村便正式启动了“新村建设”。高碑店村坚持“规划先行、市政优先、统筹发展、分布实施”的原则，按照“政府专项扶持、集体统一设计、村民出资建房”的思路，组织村民集体原址翻建房屋，统一建成商住一体的明清风格建筑。房屋全部都是三层楼房：二楼、三楼自住，一楼底商出租，整齐划一，既美观而又不失文化底蕴。这样既改善了生活环境，又能够创收。在建设过程中，房屋翻建资金没有“坐等国家拿资金”，基本都是村民自理；如果资金不够，村里面可以为村民担保申请贷款。一开始村民还有顾虑，心里没底。可是，因为有产业支撑，一楼底商可出租给商户，按每年10万元计，几年内就可以“回本儿”。于是，村民们便很快打消了的顾虑，吃上了“定心丸”。目前，村里旧村改造（西区）项目已经完工，有529户村民完成房屋“原地翻建”，村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均得到了极大改善，而且还能创收。现在每户出租一楼底商，年均收入都在10余万元，有的甚至高达几十、甚至上百万元。

有了西区的成功经验，高碑店村东区改造项目也开展得非常顺利。用村民的话说，“剩下600多户的改造，几乎没有什么阻力，村民自己就抢着要建房。”预计到2020年，高碑店村将建成1580栋楼房，按照现在租金标准，进行保守估计，那时候全村村民自有资产将达到158亿元。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产业先行”的基础上。产业先行，让村民们有了旧村改造和新村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真正地变“被动城镇化”为“主动城镇化”。因为，如果没有产业的支撑，翻建的房屋没有人租，不能够为村民创收，那么高碑店村的村民自筹资金进行旧村改造和新村建设的模式，也很难得到村民的支持，就地城镇化自然也不可能如此顺利。

四、协商民主：就地城镇化与治理机制

高碑店村的就地城镇化是一种主动的城镇化模式。这种主动性除了有产业先行的基础外，还离不开高碑店村治理机制的创新。因为对于一个多元复杂的高碑店村而言，要让所有的人都认可和参与到就地城镇化模式中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何将“复杂的高碑店村”整合到就地城镇化模式中，这实际上是一个治理机制的问题。

1理念更新：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

从各国城镇化发展历史看，依据主体不同，城镇化大体可以归为两种：一是市场主导的城镇化；二是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前者在欧美城镇化进程中表现的比较突出；后者则是我国在过去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的最主要特征。李强等：《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不可否认，我国过去以政府为主导的城镇化，有助于集中大量资源，在短时间内实现城镇化的发展目标，但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其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如“空城”、“鬼城”等大量出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结构的加速转型，社会主体开始变得的更加多元。所以，我国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自然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走完全由政府主导的老路，而应当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力量，合作共治。

这其中首先是要进行理念更新，即从“管理”向“治理”转变。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一字之差，其意义却大相径庭。传统的社会管理更多强调的是以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地对社会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过程。郑杭生：《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与中国社会学使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而社会治理则更多强调各种社会主体的多元参与，上下互动，相互协商，合作共治。既有国家或政府的管理、控制、服务等工作，也有社会或市场对于政府的监督、督促、批评等活动。治理理念的核心是多元参与。因此，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我国也应当更多地培育和发挥多元社会主体的力量，共同参与和推进城镇化的发展。事实上，城镇化并不完全是政府部门的事情，完全由政府管的话，政府不仅管不了，也管不好。尤其是在城乡结合部，更应如此。

如前所述，城乡结合部在社会形态上是多元复杂的，这让其在城镇化过程中面临诸多复杂的治理困境，有时候很难形成一致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强行自上而下进行推进，往往“吃力不讨好”。就像村支部书记支芬说的那样，“人管人累死人”。因此，高碑店村不断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即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注重多元社会主体力量的培育，如市场力量、社会力量、公众力量等，并充分地调动各社会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它们共同参与到就地城镇化中，实现了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其基本措施有：

第一，建立“产业园区”，发挥市场作用。

“产业先行”让各市场主体在高碑店村就地城镇化及其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基础作用。目前，高碑店村正在努力建设“三大产业园区”――“古典家具老街”、“文化艺术新街”、“国际中医药港”，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三大产业园区”共同支撑高碑店村的经济发展，成为了村集体经济及城镇化的重要资金来源。例如，高碑店村通过“土地入股”的方式，折换成“国际中医药港”“国际中医药港”被业内认为是中医药多门类服务平台，并希望最终能打造出国家甚至世界的医药产业的样板，现在已列为市重点建设项目，一期工程总建筑面积为18万平方米。6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占总面积的1/3，作为村集体经济的自由资产，将成为村集体一笔非常可观的经济收入，收入主要用于村集体公共支出和村民、居民分红。事实表明，高碑店村通过各种产业的不断发展，各市场主体参与到城镇化进程中，为就地城镇化的稳步推进注入了强劲动力，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第二，建立“五大协会”，促进社会协同。

这五大协会分别是“老干部协会”、“和事佬协会”、“巧媳妇协会”、“古典家具协会”、“民间文体协会”，它们在就地城镇化及村庄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协同作用。“老干部协会”，把村里的老党员、老干部组织起来，为村里的大事小情出谋划策，且村里面的重大事务一般都要先交老干部协会讨论通过，在高碑店村就地城镇化及其治理中充当了“智囊团”的作用。例如，建设“古典家具一条街”，就是由老干部协会首先提出的。“和事佬协会”，是把德高望重、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有爱心和责任心的村民代表组织在一起，专门调解纠纷。现在，“和事佬们”都被村民们公认为村里的“大了”。“大了”，在一些地方一般指婚丧嫁娶组织者，而在高碑店村，“大了”则被赋予了一些新的涵义，即能了事、会了事的能人，即能调解矛盾纠纷，使其很快得以了结的人。不管是谁家的儿女不孝、婆媳闹矛盾、妯娌明争暗斗、姑嫂打架，只要经过“大了”的调解，矛盾纠纷都能有效化解，化干戈为玉帛。“巧媳妇协会”，把村里心灵手巧的妇女组织在一起，向村民及外来游客义务传授各种手工艺品制作技艺，义务为孤寡老人和残疾人服务。“古典家具协会”，把村里的古典家具商户组织起来，对古典家具从业者及经营活动进行服务、沟通、监督、协调，促进行业自律，有效地保证了高碑店村古典家具的品牌、品质。“民间文体协会”，涵括了高跷老会、秧歌队、腰鼓队、合唱队等，将村里多才多艺的村居民组织在一起，开展文体活动。在它的带领下，文体活动组织起来了，村里的风气也好了。

第三，建立“三项制度”，保证公众参与。

这三项制度分别是“政策宣讲”、“联席会议”和“办事公开”。“政策宣讲”，是通过集体宣讲和入户宣讲的方式，将村里最新的政策、制度和法规及时地告知每位村民，保证了村民们的知情权。“联席会议”，是村里定期召开由村居民代表、老干部协会等参加的联席会议，如村民代表大会等，共同商讨，研究解决就地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解决方案，从而有效地保证了老百姓的参与权和决策权。“办事公开”，是村里各项事务做到公开透明，花钱公开，办事公平，并且村里矛盾一律公开解决。在高碑店村，政府部门不再是“一言堂”，而是成为了“裁判员”。例如，村集体利用村里废旧公房，将其改建，用于解决困难村民的住房问题。但是，因改建房数量有限，可申报的却有300多户。面对这一问题，村里就张榜公布了所有申请者的家庭情况，由群众选出住房最困难户；然后，再由集体进行讨论，大家共同决定最终名单。通过以上三项制度，促进村民们参与式协商，有效地保证了村民们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

通过以上这些举措，高碑店村有效地使村庄各种社会主体的力量得到培育，很好地将市场、社会、公众的力量与党委、政府结合在一起，上下互动，从而让更多的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到城镇化及村庄治理的过程中，为城镇化的稳步推进及有效治理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2协商民主：城镇化进程中的治理机制创新

治理理念除了强调“多元参与”外，其最根本的是要实现“合作共治”。而这其中必须要有一种机制进行保证，就是“协商民主”。所谓协商民主，是指政府、市场、社会以及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在公共治理过程中，通过对话、交流、讨论等公共协商程序，自由地表达意见并倾听不同的观点，从而做出合理选择和自主决策的机制。协商民主，乃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色。党的十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了“协商民主”，并强调“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

作为一种民主形式，协商民主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票决民主。协商更多的是指民主的过程，协商的结果最终通过票决进行确认，即“票决前有协商，协商之后必须进行票决，由票决产生结果”。李景治：《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协商民主与票决民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可见，协商民主的核心在于协商，是由议题提出、摸底调查、方案设计、集体决策、组织实施等一系列的环节组成。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治理机制，其最主要目的是要达到合作共治，通过参与式协商和自主性决策，建立信任，达成共识，促进合作，实现共治。

事实上，高碑店村在就地城镇化进程中，从一开始就坚持着“协商民主”的治理机制，并将“协商民主”贯穿于城镇化及治理的全过程。政府不再是简单地“替社会决策”，而是退为公共参与平台的“搭建者”，鼓励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相互协商，相互合作，从而形成协商民主、合作共治的基本治理机制。例如，高碑店村在旧村改造和新村建设过程中，从最初的议题提出到方案设计，再到方案确定以及最后的实施，每个环节都充分体现了协商民主的特色。

（1）议题提出。2006年，在高碑店村被列为新农村试点村之后，高碑店村在村情村貌的基础上，在老干部协会的建议下，并在广泛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以西区为试点，启动旧村改造工程。自此，旧村改造和新村建设正式被提上了的议事日程。

（2）摸底调查。在旧村改造过程中，高碑店村首先进行的一项工作就是进行摸底调查，即“摸清村民思想状况、摸清家庭成员情况、摸清村民实际困难”；其目的主要是：能够在方案设计中区分情况，因情施策，从而使方案能够被更多地老百姓认同和接受。事实上，后来的政策出台很多都依赖于前期的摸底调查，尽可能地尊重村民意愿。例如，对旧城改造的资金，实行“民办公助”；“民办公助”，是指一种旧城改造的资金筹集方式。“民办”就是村民住宅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施工，资金由村民自己筹集；“公助”，就是公共设施等建设资金由村经济合作社负担30%，其余部分向政府申请补助。对经济困难的家庭，村集体为其办理担保贷款；对高龄老人特别是80岁以上老人，为其解决了周转房；对不想拆的住户，不；对重点人实行一人一法，进行合理沟通；等等。

（3）方案设计。在摸底的基础上，高碑店村开始进行旧村改造和新村建设方案的设计工作，包括如房屋风格、出资模式、土地丈量等。并且，在方案设计过程中，还会及时征求村民以及驻地商户的意见，进行沟通协商，不断修改完善，期间先后共拿出了6套设计改造方案。

（4）集体决策。最终方案的出台需要进行集体决策，即要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例如，从2006～2009年三年间，高碑店村共召开了9次村民代表大会，由村民进行表决，先后共通过25项提案，才最终确定了旧村改造和新村建设的总体方案。

（5）组织实施。方案确定后，紧接着就是实施。整个实施过程，始终秉持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接受全体村民的监督。例如，在丈量宅基地过程中，不量“人情面积”、不评“人情等级”，所有房屋面积的测评结果都要经过村民反复核实，并且予以公示。对实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高碑店村还会积极调动各种力量，如和事老协会的“大了”进行劝解。

总之，高碑店村在整个旧城改造和新村建设以及就地城镇化过程中，都充分体现了“协商民主”特色。可以说，“在高碑店，民主既是制度，也是习惯”。郜晋亮、何烨：《支芬：把心掏给高碑店村》，《农业日报》2012年8月27日。也正是在这种“协商民主”的制度和习惯下，有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到城镇化进程中来，政府、市场、社会和公民个人各司其职，相互协商，从而实现“合作共治”。在整个过程中，政府不再是城镇化的主导者，而是城镇化的服务者；老百姓才是城镇化的主导者，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喜欢的就地城镇化模式，掌握了城镇化的主动权。正因如此，高碑店村在就地城镇化进程中才走得如此稳健，也更具有活力，实现了从原来的“三无”村转变为现在的“发展有后劲、人人有事干、生活有乐趣”的“三有”村。魏贺：《发扬民主畅所欲言》，《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0日。

五、结论

当前，我国正处在城镇化的新阶段，即新型城镇化阶段。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或市民化，即从农民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全方位向市民转变的过程。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的城镇化可以有多种路径，并不一定就是到大城市，而应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大城市化虽然有一定的资源集中优势，但很容易造成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甚至城市内部发展的不均衡。基于此，本文认为就地或就近城镇化应当是一种更符合现阶段中国国情的一种城镇化方式。

本文着重探讨了城乡结合部就地城镇化这一种类型，并对其推进模式及其治理机制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城乡结合部是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中间地带，“亦城亦乡”，这无形中造成了城乡结合部就地城镇化的特殊困境。这其中最大的困境就是农民的“失地之困”，让他们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来源。同时，城乡结合部体制上的二元和人口上的多元，也让其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面临诸多治理难题。

高碑店村作为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在就地城镇化过程中取得了成功。高碑店村就地城镇化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产业先行”的推进模式。产业的发展，不仅为高碑店村的就地城镇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也让高碑店人掌握了城镇化的主动权，变被动城镇化为主动城镇化。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高碑店村开始推进旧村改造和新村建设。如果说产业发展促进了村民们生产方式转变的话，那么新村建设则主要带来的是生活方式的变革。虽说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人的城镇化两个最基本的方面，但二者并非总是同步的。一般来说，生产方式转变在先，生活方式转变在后。高碑店村的成功，关键就在于它遵循了这一规律。

乡村产业发展的典型案例范文6

[关键词]乡村精英；乡村旅游；虎跳峡；背包旅游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2)06—0073—06

1　乡村精英的研究进展

1.1概念和研究域

19世纪末20世纪初，“精英”一词开始在社会科学领域出现，并通过意大利著名社会学家帕雷托的社会精英理论被广泛使用。帕雷托将人口分为精英阶层和非精英阶层，其中精英阶层又可以划分为统治／治理精英(当权者)和非统治／非治理精英。乡村精英，又称农村精英、农民精英、村庄精英、乡土精英等，是指那些基于智力、经历、分工和心理上等方面的优势，具有强烈自我意识、个人能力较强、比其他成员掌握更多的权威性资源分配。他们德高望重，受到村民的尊敬，可以影响和左右村民思想与行为。

乡村精英掌握一定的社会话语资源，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传统的社会资源，对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管理起着重大作用。从权力资源的结构来看，乡村精英被划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他们在乡村社区中具有非正式的权威和重要的社会整合功能，对乡村社会意见的表达、政策的执行与评估以及各种信息的反馈等发挥重要作用，扮演着乡村社区中的“守门员”角色。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整个社会的转型，我国乡村精英呈现了深刻的变迁，是整个社会处于转型期的一个反映。

1.2研究简评和研究意义

乡村精英历来是我国农村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对其研究并不多见。国内已有对乡村精英的研究多集中在政治精英、社区治理、转型期的权力结构变迁方面，研究学者往往来自政治学、公共管理、社会心理学和法学领域，对乡村经济精英的研究以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地位、阶级属性和他们在农村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为主，未见对以旅游为特色的特定地域中乡村精英的形成过程和角色扮演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精英缺失、社会控制的弱化以及贫富差距等问题都成为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稳定的隐忧。在中国农村传统的权力社会中，乡村经济精英的形成是因为他们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圈子、财富、技能等途径获得。本文以虎跳峡徒步路线为案例，揭示乡村经济精英的另一种形成途径，即：通过旅行者外力的推动，使一小部分村民获得新理念和技能，形成不同于传统权力社会的“社会资本”，通过财富的积累成长为乡村经济精英，并通过维护村民利益、发展乡村公用事业等，实现社会资本的增值。由于这些乡村精英不同于依靠政治地位或者人脉关系形成的传统经济精英，故在本文中将他们界定为“新乡村经济精英”。本研究通过对乡村经济精英的形成及其作用机理进行研究，揭示欠发达地区的乡村社会阶层形成的特殊路径，探索中国基层农村社会稳定和社区福祉提高的新途径。

2　研究个案的选取

2.1区域乡村概况和旅游发展背景

虎跳峡徒步路径位于滇西北丽江一香格里拉这一世界级旅游资源区内，属于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范围。它穿行于哈巴雪山中，全程对望玉龙雪山，并俯瞰世界著名的大峡谷——金沙江虎跳峡。这一路线途经7个自然村(生产大队)和两大行政村。居民多为纳西族和汉族混居，也有少量嫁入本地的其他外来民族人口，如藏族、苗族、傈僳族等。20世纪80年代有西方人陆续徒步该地，经国外多本权威旅行指南推荐，逐渐声名鹊起，目前已成为国内最经典的徒步路线之一。

虎跳峡徒步路线山路全程长约35千米，一般需要徒步3天时间住2晚。目前，徒步路线全年约有2万人次的游客接待量。从虎跳峡徒步路线的形成历史来看，这是一条事先未经任何部门规划的、完全由旅行者一手勘探并自发形成规模的旅游线路。虎跳峡徒步路线所经的永胜和长胜两个行政村均属于贫困村，农民绝大多数从事第一产业。该区域发展旅游业的优势明显，而其他产业发展存在较大瓶颈，突出表现在海拔高、山势崎岖、可耕地面积少，是典型的旅游资源富集而地区经济落后的欠发达乡村地区。

2.2研究方法

笔者主要以实地调研的方式，先后于2003年、2005年、2006年每年的7～8月4次对徒步路线进行较为深入的考察，采用参与者观察法和访谈法对虎跳峡相关管理部门及其人员、旅行徒步者、旅游业从业者和普通村民进行调研。其中，对旅游业从业者开展了持续性的现场跟踪调研和后续电话访谈，主要包括6家标志性背包客栈和3家非标志性商铺的店主及路导、马夫、司机、普通村民等30位人员。本研究是典型的纵向研究(历时性研究)，旨在从相对较长的过程中去考察乡村精英和乡村旅游之间的相互作用及演化。

3　新乡村经济精英在乡村旅游中的形成

虎跳峡徒步路线区域在最早的旅行者到达之前，均属于较封闭的传统村落，其社会分层状况明显而简单：以村长等村干部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依靠行政力量获得权力、财富和声望，集传统的乡村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两种角色于一身。但这种社会结构在旅行者到来之后被逐渐打破，旅行者在培养新的乡村经济精英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而新乡村经济精英在推动当地经济社会进步上发挥了核心示范作用。

3.1旅行者一手缔造乡村经济新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