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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机管理概论范文1
人力资源危机的现状
国有施工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人才的总体素质令人担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引进和国内教育水平的提高,国有施工企业员工总体素质偏低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与国际一流企业相比仍有不小差距。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普通型员工相对富余,高素质的人才匮乏,加上各种原因造成的人才流失,使得国有施工企业人才的总体素质令人担忧。
缺乏高素质的经营管理人才。企业需要人才,但缺乏高素质的经营管理人才却是国有施工企业的一个通病。“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专业技术人才受到重视是理所当然。但是,经营管理人才的重要性也不可小视。国有施工企业管理者大多是技术起家,重技术、轻管理往往是他们的特点。他们认为经营管理人员不能直接创造经济效益,“吃闲饭”,因此不予重视和培养。长此以往,导致有能力的经营管理人才要么被埋没,要么跳槽,而那些没有经营管理能力的人员却通过种种“关系”占据管理岗位,使管理部门成为养闲人的场所。
人力资源流失严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人才主体意识的增强,人力资源流动逐渐频繁。合理的人力资源流动不仅是正常的,甚至是必须的。但是,如果企业的人力资源在大量流失的同时又缺少补充,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特别是中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的流失,不但使以前对这些人员的培养投入得不到回报,而且重新招聘、培养相应人员所花费的成本也非常高。此外,人力资源的流失还可能造成企业商业机密外泄等后果。
因此,人力资源的大量流失,会直接削弱国有施工企业的竞争力。
人力资源危机的成因分析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观念落后。一是对人力资源的理解存在片面性,缺乏科学的人才观。企业应认识到,德才兼备、有创造力、有贡献的就是人才。不仅高工是人才,技艺精湛的工人也是人才;不仅受过系统教育的硕士是人才,从基层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技术工人也是人才。 二是将现代的人力资源管理和传统的人事管理混为一谈,未能建立起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投资、保障体制。很多国有企业虽然把“人事部”的牌子换成了“人力资源部”,但思想上还停留在传统的人事管理的层面上。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它不仅涵盖了传统人事管理的内容,而且在理论上和操作上更加丰富、深刻和全面。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是为员工的自我发展提供帮助的服务部门。企业应当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视员工为最宝贵的资源,用科学的、人性的方式尊重员工的人格和选择,关心他们的需求,帮助他们自我完善,实现自身的目标和价值。企业在员工成长的同时也得到了成长,实现了企业与员工的“双赢”。
缺乏合理的淘汰机制。国有施工企业的两个突出问题是冗员过多与结构性矛盾并存。由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有施工企业普遍缺乏合理的淘汰机制,导致一方面富余人员较多,劳动生产率较低,人工成本不堪重负;另一方面,熟悉市场经济的高素质经营管理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却十分短缺。
激励手段单一,缺乏科学的激励机制。国有施工企业在员工激励认识上存在误区:注重人力资源职位的提升,忽视人力资源专业技能的发挥。国有施工企业往往以专业技术作为提升行政管理领导的依据。诚然,有不少的优秀技术人员在走上领导岗位后,表现很出色,但这并不是一个必然规律。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素质和能力结构上的要求差别是很大的,一名优秀的技术人员,一定就是一名优秀的管理者。曾经有报道,一名专业能力很强的博士被聘任为某高新技术创业中心经理后,却因管理不善,最终被免职。对这位博士来说,他的特长是研究而不是管理,所以其管理的失败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伏笔。对企业来说,这种用人方式是人才的浪费:其一技术人员并不一定适合管理工作,将他放在管理岗位上,可能把真正适合这一工作的人员挤走;其二技术人员走上领导岗位后,他本人的专业在延伸开发和利用的程度上必将受到一定的制约,而人的精力却是有限的。对企业和个人,这都不是一件幸事。
此外,目前国有施工企业基本上还是执行按职能分工设置的组织管理体制下的分配制度,经营管理者和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因为不能得到合理的激励,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人力资源培训落后。在对人力资源的使用上,很多国有施工企业没有认识到人力资源是一种通过不断开发而不断增值的增量资源,没有认识到人力资源像所有资源一样会发生损耗,只关注对其使用,而没有考虑到补给和折旧,不舍得把人力资源培训作为重点投资与投入对象。
人力资源发展的战略与对策
人力资源的选拔与配置。首先要完善人才招聘制度,引进竞争机制,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目前,多数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还是由上级行政部门指定任命,有些名曰竞争上岗,实际上早已拟定;在招聘中出现各种“不正常”现象也时有发生。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应出台有关经营者招聘的政策法规,严格按照政策法规规定的程序和办法选择适合的经营管理者,通过竞争择优选择经营者,使大批有胆识,有事业心,有创新精神和开拓意识的人才得到合理配置。其次要制订选拔的标准。例如国有施工企业管理专业性很强,从事这种职业的人不仅要懂得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和法规;而且要具备经济理论、企业经营管理、工程技术等方面的知识;还要具备决策、计划、组织指挥等诸方面的业务能力。因此在制订对国有施工企业管理者的选拔标准时,就必须把这些作为必备条件考虑进去。其它的岗位也是一样。只有制订完善的选拔标准,并严格地按标准执行,才能选拔出真正适合这一岗位的管理者。
人力资源的培养与开发。成功的企业领导层都十分重视对人力资源培训的投入。他们认为,只有人力资源的潜能得到开发,企业的潜能才会得到开发;只有人力资源的素质得到提高,企业的素质和竞争力才会得到提高。合理开发出现有人力资源的潜能,相当于在不增加人员数量的条件下,增加了人力资源的总量。这对企业效益的增加和员工自身素质的提高都是非常有利的。
作为人力资源流失比较严重的国有施工企业,更是要重视人力资源培训,把人力资源培训经费列入年度预算,做到舍得投资,舍得开发,舍得培养,真正把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进而转化为科技优势和产业优势。在进行人力资源培养之前,应分析企业现有人力资源结构,结合未来发展需要,科学地设计培训体系,建立并完善培训与用人相结合的机制。
人力资源的考评与激励。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国有施工企业应特别注意在人力资源的选拔、绩效考核等方面应用科学方法和信息化手段。
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使激励更加有效和充分的基础是对工作绩效的科学考评。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包括目标任务、任职标准、考核制度。目前凡是员工积极性高的企业,一般都建立了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并与个人收入挂钩。
建立适合国有施工企业的激励机制。激励,是指通过满足员工的需要使其努力工作,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
激励机制可以使员工清楚认识到自己在企业中的价值所在,清楚了解到在企业中应扮演的角色,最终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激励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是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重要手段。针对国有施工企业的具体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激励方式:
薪酬激励。企业可以通过工资、福利以及股权等方式,把员工的薪酬与绩效挂钩,以经济利益的形式来激励员工的积极性,让他们感到个人利益与企业整体利益息息相关,愿意为企业整体利益服务。不过,这种激励如果过量的话,会加大企业的负担,对企业的长远发展不利。因此,薪酬激励必须与精神激励相结合。
精神激励。精神激励包括对企业 员工的尊重、理解与支持,信任与宽容,关心与体贴。正确运用精神激励可以有效地培育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和信任度。企业如果做到真心为员工着想,就能够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公共危机管理概论范文2
关键词:旅游;公共卫生;危机管理
旅游业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它的触角极大地延伸到其他各个行业,外界瞬息的变故都会牵动其敏感的神经。随着国际旅游大规模发展,到1996年旅游人数达到6亿人次,其中20%~50%的人携带或面临某种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由于人口增长、大规模旅行和人类与自然的更多接触使许多疾病产生或重新出现。” 2003年的SARS危机就让我国旅游业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考验,我国多年来塑造的安全旅游目的地形象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打击,而我国也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了公共卫生危机对旅游业的影响,逐步开始了对相关问题的探讨。如何面对各种难以预料的公共卫生危机,如何对其进行预防、控制、管理,将其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才是我们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旅游业公共卫生危机是指由于各种对人类健康带来巨大危害的突发性传染性疾病的蔓延,而对全球性或区域性的旅游业造成损害和影响的旅游危机。其特征为,(1)危害性。旅游带来的大规模人员流动,使疫情容易在较大范围内爆发。(2)突发性。人们对它难以事先预知,危机发生后留给人们解决问题的时间和空间有限。(3)不可控性。危机大多并非由旅游业自身造成,并对旅游业的各相关行业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旅游业本身对其难以控制。(4)周期性。危机的爆发会有一个周期性的发展过程,并呈现出一定的时间循环。
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一旦发生,对旅游者而言,客观条件的改变会导致其旅游行为模式的改变,并对其精神产生影响,使其对危机爆发地区的旅游吸引力、游览环境和居住环境等失去信心。对旅游企业而言,危机会使大量旅游活动停止,导致旅游企业的设施和供给能力大量闲置,加之旅游产品和旅游设施的特性,会使得旅游企业相对其他行业企业而言,面临更大的经营风险。对旅游目的地而言,旅游者往往不会亲自认识和体验危机事件,而是通过接受外界的以负面报道居多的信息来对危机事件加以了解,对旅游目的地形成形象不佳认知,对旅游目的地今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阻碍。
尽管公共卫生危机对旅游业的危害确实存在,但面对朝气蓬勃的旅游业,各地的重点主要还是在于如何获得更多的旅游者和旅游收入上,很少将这一问题提到议事日程,总体来说整个公共卫生体系还很薄弱,旅游业公共卫生危机的风险仍然存在。加强旅游业公共卫生管理,建立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是我们现在刻不容缓的问题。
对旅游业而言,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不仅仅是防止和规避危机,或者危机爆发后的进行被动的补救措施;它还包括了面对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时及时做出反应,针对危机爆发的不同阶段,采取相应措施,使整个旅游市场从公共卫生危机中尽快复原和振兴。
1.酝酿潜伏阶段——做好准备,弱化危机。这一阶段,虽然危机尚未爆发,但如不及时采取措施,业已存在的危机源经过酝酿后就会渐渐形成具有破坏力的危机。缓解公共卫生危机可能产生的影响,有针对性地制定危机应急预案,建立旅游者信心,是这一阶段的危机管理重点。
2.爆发阶段——积极应对,及时救援。这一阶段,公共卫生危机事态急速发展和升级,负面影响形成,社会和个体开始承受危机所带来的损失。这个阶段的持续时间虽短,但对整个旅游业的冲击最大,引起的关注和恐慌最强。针对所爆发的公共卫生危机做出准确、迅速的反应,对危机进行实时监测,追踪、评估、预测其危害与发展方向,开展危机应急及救援措施,与媒体和公众进行有效的沟通,将物质和精神损失最小化是这一阶段的当务之急。
3.消退和解决阶段——恢复与振兴。这一阶段,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危机给旅游业带来的消极影响逐渐减小,直至完全消除。因此这一阶段应注重开展产业振兴,及时总结危机处理结果,进一步提升危机意识,把握住危机过后市场会进行调整的机遇,开展市场营销活动,重建目的地声誉;同时,还应对先前的应急预案的效果进行衡量,定期回顾并及时修正、更新应急预案,切实建立起有效的公共卫生危机的防范机制。
旅游业是一个具有高风险性和敏感性的行业,伴随着全球化、工业化和现代生物技术等的发展,人口的大规模移动,使得公共卫生危机产生的风险进一步加大。特别是2003年SARS的肆虐给旅游业这个新兴行业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也正因为如此,旅游业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才被人们逐渐重视,而今年的甲型H1N1流感又再一次使人们意识到公共卫生危机的危害性。因此,正确认识公共卫生危机,有针对性的做好应对危机的各项措施,是我们有效开展旅游业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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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机管理概论范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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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机管理概论范文4
【关键词】公共危机 基金会 公益能力
21世纪以来,各种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尤其是2003年SARS危机以及2008年汶川大地震,使公共危机治理成为社会各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公共危机是指由于内外部高度不确定因素对社会共同利益以及安全带来严重威胁的一种紧张状态和危险境况。如何有效治理公共危机是各国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实践表明,各类基金会的踊跃参与已经成为政府进行公共危机治理时的重要补充,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基金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要性分析
根据我国2004年3月8日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中所称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成立的非盈利性法人。实践证明,基金会在公共危机治理功不可没,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表现在:
(一)提供物力支持,补充政府的不足
公共危机的发生很难预测,即便是人、财、物力充足的政府,也往往由于危机的突发性在短时期内出现物资紧缺以及供应不能及时到位的情况。这时就需要全民动员,发挥社会各领域力量应对危机。而基金会的主要职责就是筹集物资,在物资供应方面能够补充政府不足。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许多基金会踊跃筹资救助灾区。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累计募款接近4000万;李嘉诚基金会灾后立即启动三轮计划援助灾区,地震发生次日就宣布捐款人民币3000万等等。可见基金会已成为政府在灾难和危机治理中不可小觑的社会力量。
(二)能够直接提供人力支持,同社会良好沟通
虽然基金会仅能做到很少一部分人参加到危机治理中,但也是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随着基金会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在人力方面会进行大力支援并与社会进行及时有效的互动沟通。例如,2010年青海玉树大地震,中国扶贫基金会立刻组织工作人员加班加点为灾区进行募捐活动,随后又派出工作人员前往灾区,对前一阶段的救援工作进行回访、检查,及时与当地的民政部等组织取得联系,并联手当地的基金会及时获取准确信息,争取第一时间将救灾物资运送到灾区。
(三)弥补公共卫生以及教育等资源配置的失衡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公共资源配置极不平衡。而这一点直接导致公共危机治理中对灾区卫生及教育等公共资源供给的紧张。而以推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基金会,能够灵活而有针对的将卫生及教育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领域,努力实现资源配置均衡。例如,2003年非典期间,香港霍英东基金会向广东捐赠2000万人民币用于抗击“非典”的科研攻关、医疗机构的临床救治及奖励一线医务人员。汶川地震后中国扶贫基金会立即援助灾区7000套活动板房,解决28000至42000名居民、学生的安置问题。
(四)提供周到、全面、细致入微的“软服务”
公共危机的影响广泛,直接影响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灾后重建牵涉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除实物救济外,还包括对灾区民众的心灵秩序、伦理秩序、社会秩序等“软件”的重建。以汶川大地震为例,仅对居民的吃、穿、住、用、行等的安置,就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再加上灾害所造成孤、残、病、幼等要进行安抚与照顾,对他们尤其需要关心与呵护。政府就很难对每个家庭每个个体给予细致的、个性化的关怀和援助。而作为民间组织的基金会做到这点就相对容易。比如李连杰创办的“壹基金”组织志愿者对灾区孩子进行心理辅导,指导帮助他们释放心理的恐惧和不适感,同时对灾区百姓进行防灾防疫紧急培训等等。
二、公共危机治理中基金会存在的不足
基金会在危机治理中是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但就其能够和应当发挥的作用而言,我国的基金会组织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当前基金会在危机治理的参与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
(一)数量少,规模小
2005年,美国各类基金会共有71095家,美国各类基金会资产总额约5506亿美元,平均资产为774.39万美元。数量多且总体规模大,使得美国基金会活跃在包括公共危机治理在内的各项社会事务中,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而在我国,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0年《慈善蓝皮书》,共有各类基金会1843家,拥有资产约210亿人民币。相比之下,我国基金会在数量以及规模上存在严重不足。直接限制了基金会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参与程度以及能力发挥。
(二)公益能力不强
我国大多数基金会在面向社会独立筹资时能力有限,只能借助政府及上级部门的行政指令募集到少量资金,在设计公益事业项目,开展公益资助方面缺乏自主性。许多基金会的活动也只停留在爱心互助的水平上,很少对社会深层次问题进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设计组织长久的公益目标。因此,当公共危机发生,只有少数几个规模大,财力雄厚的基金会经常出现的危机治理的台前与幕后,更多基金会自主性缺失以及公益能力不强导致其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只能担任筹集资金这样的简单角色,只是一个媒介,一个物资中转站。其他能力不能充分展现。
(三)资金管理缺乏透明度,公信力不强
内部财务管理不规范,透明度不够也是我国基金会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基金会不愿意提供资金的筹集和使用情况,而这恰恰是公众和政府最关心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工作人员曾说:“中国慈善组织的账目基本上是不对外公开的,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再加上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很容易引起内部腐败行为的发生,使人们对此产生信任危机”。应对公共危机时的善款数额都比较大,对这样大笔资金的来与去,如果不能做到透明、公示,直接影响到捐款人及潜在捐款人捐款积极性。
(四)公民对基金会的认识观念落后
基金会在我国发展时间相对较短。公众对基金会的目的、运作方式、作用等还缺乏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多年的计划经济,政府几乎包揽了社会所有事务,导致公众遭遇公共危机时,习惯使然首先想到的仍是求助于政府。对于通过基金会等社会组织来达到灾害救助的方式还缺乏理解和支持,甚至不予接受。加上传统的家族观念、守财观念一向浓厚,很多人惯于为己守财、为子守财。这种传统习惯的存在为社会慈善大环境的形成增添了难度。即使在今天,对捐赠还是带有“即时性”的特点。即只是被某种情境,场面所感染而即时捐赠的,缺乏长期的、计划性。
三、发挥好基金会在公共危机治理中作用的建议
(一)扩大规模和数量
鼓励各种形式的基金会的发展。政府层面应给予更多政策上的优惠和支持,建议各级民政部门简化注册登记的程序,同时改革传统的“每个基金会必须有一个业务主管单位”的规定,降低准入门槛,变“限制”为“鼓励”。与此同时,基金会也应该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对内部人、财、物的管理水平,从而不断发展壮大。宽松的政策环境,科学的现代化管理,能够使更多基金会更好的投身于公共危机治理之中。
(二)增强公益能力
基金会的公益能力主要指的是筹集资金,开展各种公益活动的能力。公益能力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组织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宣传组织宗旨,介绍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情况,吸引广大公众为应对危机而募捐,鼓励志愿者的参与。如汶川大地震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与李宇春联手举行了“玉米爱心基金”募捐活动,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短短几天时间,就为四川省都江堰卫生院灾后重建募集善款100多万,上千人参与了捐款,社会反响热烈。与此同时,还应加强与国际慈善组织的合作,在与国际基金会交流与合作中不断汲取经验和教训,借鉴和学习国外基金会在公共危机治理方面的先进方法与宝贵经验,使我国基金会的公益能力不断向上提升。
(三)加强对捐赠资金管理的透明度,增强公信力建设
首先,基金会应推行财务管理的公开、透明、专业化运行。主动对财务账目进行公开,前民政部慈善司司长王振耀提出“三段论”标准。第一个等级是公布捐款数量;第二个等级是公布捐款运用的进展,并对捐款人及时回馈;第三个等级是信息的分类、加工,生产出相应的信息产品。其次,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进行审计工作。例如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率先在捐助项目进行期间邀请国家审计署进行监督,之后又邀请“中维会计师”事务所提前进驻,开始对“5.12”地震救灾捐赠款物接受和拨付过程进行监督和后期审计工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该组织表示接受公众的广泛监督和支持。通过这些举措,增加基金会资金管理的透明度,让公众知晓以及了解基金会的工作流程和日常的管理活动,提高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上的信誉、地位,从而提升公信力。
(四)更新公众慈善观念,构建社会慈善氛围
基金会在我国时间相对较短,其生存与发展需要公众的了解与支持,需要良好的社会慈善氛围。而这些单靠公民个人或政府一方无法完成,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短期内形成,它需要政府、企业、公民、基金会通力配合,长期互动。其中,政府一方面应该通过变革和完善现有制度,形成有利于基金会的成长环境,一方面要通过其政治权威和宣传工具在全社会倡导志愿精神;企业要增强其社会责任感,积极与基金会合作,努力实现其社会公益价值。公民个人要提高个人公德心与使命感,改变传统观念,支持和接受基金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活动。基金会组织要通过提高其公益服务水平,提高内部管理水平,提高资金运作的透明性,提高其社会公信力来获得社会公众的支持和参与。所有这些,都是构建基金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不可或缺的社会慈善氛围。
四、结语
基金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要具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健全,二是基金会组织的成长与成熟。对于我国来说,基金会在我国的发展历史相对很短暂,其发展壮大将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有赖于政府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法律政策环境的改善,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公民社会的成长与成熟。我国的基金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自然很多,但其在参与包括公共危机治理在内的诸多社会事务中,已经显示出强大的能量,发展的大趋势已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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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机管理概论范文5
关键词:体育明星;危机事件;危机公关的应对
随着体育在这个世界大舞台不断发光发热时,体育明星也变成人们心中的民族英雄或学习榜样。体育明星作为大众明星中的特殊群体,在特定体育受众群体中具有一般明星较高的知名度、较高的社会地位、较高的社会关注度等基本特征,同时也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1]据了解,体育明星是现代学生崇拜对象的前三位,他们具有非常令人敬佩的奋斗史,并且形象阳光,充满正能量。但当体育明星一旦出现违道德、体育道德等事件时,他们的高大形象就会破灭,他们的名声、事业都会受到极大的冲击。因此,唯有积极正面应对他们的危机事件,通过公关处理,能够使他们尽快被公众谅解,重新受到公众的喜爱和支持。
1、危机事件的发生
所谓危机,是指危及企业或个人形象和生存的突发性、灾难性事故与事件,并带来较大损失,严重破坏形象,甚至使之陷入困境,难以生存。[2]体育明星的危机事件的类型通常为运动成绩、社会公共道德(如:打架斗殴、酗酒闹事、婚外情等)、体育道德(服用违禁药品或者比赛作假等)。后两者通常是大众最不能接受的,因此当发生后两种危机事件时,也是体育明星最不好应对的。危机公关的“3T原则”即主动告知、全部告知、迅速告知。危机公关的“5S原则”即承担责任、真诚沟通、速度第一、系统运行和权威证实。[3]说明了积极正面的应对危机问题的的重要性。
2、体育明星危机公关
运动员是竞技运动中具有决定性的力量,是竞技运动发展的主体。因此,他们注定是体育报道的主角,而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则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在媒体的高关注度下,他们也更有可能成为危机的主体。[4]
在田径场上,10个栏,110米,造就了中国的“飞人”刘某,到在2008年刘某因伤黯然退出110米栏赛场,这个“飞人”经历可谓是过山车般刺激。刘某从雅典奥运会后被各大媒体、品牌关注、赞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刘某身上肩负全国人民的希望,还有12世界顶级品牌的合约,其影响力甚大。在2008年,刘某因伤退赛后举办的新闻会上,他的教练孙某某当着所有媒体的面留下眼泪,向全国人民道歉。虽然刘某的公关团队在赛后召开了新闻会,但是效果却不明显。公众的舆论一边倒的倾向于,给刘某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且赞助商们纷纷表示损失惨重。从2008年之后,刘某的运动生涯一直在复健、比赛、退赛三者中不断徘徊。但是这几年中刘某的公关团队却是进步不少,做到及时刘某治疗过程、训练视频以及借用刘某的父母亲,大打亲情牌的这些手段。通过这种危机公关的处理手段的改进,使得媒体的态度出现的转变,大多数主流媒体还是支持刘某。尽管后来刘某也出现退赛,但是纷纷表示理解刘某的退赛,这应该归功于刘某的公关团队。
现代公共关系之父艾维・李有句名言:“公众应该被充分告之”[5]。近期,孙某因为“兴奋剂”事件,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当运动员出现有关体育道德的危机事件时,及时有效的坦诚面对解决问题是最好的公关手段。再一次回顾孙某事件,国家泳联时隔半年才对外公布其“兴奋剂”事件,并且人们对“孙某案”的也存在着很多质疑,例如:孙某误服的违禁药品是什么?为什么时隔半年才?为什么处罚禁赛期只有三个月?对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国家反兴奋剂中心给予的答案,并没有改变舆论的导向性,孙某在他的微博中给了一个看似回答的答案,但仔细分析却可以看出这个答案只是国内很多运动员处理危机事件模板答案,将责任推到其他人或物身上,却很少反思自己的不足。在孙某或其团队处理这次“兴奋剂”事件时,没有及时处理,没有告知于公众。这次事件让孙某在公众心中形象大打折扣。
公共关系往往借助大众传播媒体来影响公众,形成有利于组织的舆论环境,从而为组织构建积极的正面形象,最终为组织获取利益。[6]在体育组织越来越公开化、透明化,体育明星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大众的关心,在出现危机事件时,体育明星除了及时积极正面应对他们的危机事件,也常通过大众传播媒体来挽回自己的形象。因此与大众传播媒体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也是处理危机事件的重点之一。
3、危机公关的应对
体育公共关系是一个社会组织在运行中,为使自己与公众相互了解,和谐发展而进行的体育传播或体育沟通行为。[7]从这个定义中看出,体育公共关系在于体育传播和体育沟通。体育传播主要通过媒体、报刊、杂志或者网络等途径;体育沟通除开在赛事期间各组织机构交流外,也仍然依靠媒体、报刊、杂志或者网络等途径。体育明星的公共关系价值与其良好的社会形象有着必然的联系。[8]在处理体育明星危机事件时,尽考虑到可尽能保护其价值不受损害。体育明星的公众危机应对不同于一般的商业经营活动的危机应对,因为其本身不具备特定的指向性消费群体或目标客户,而且其应对层次不仅包括了运动员管理层、赞助商家、赛事组织者,还包括了体育项目爱好者、青少年崇拜模仿者以及其他相关人群,甚至,还能够影响该运动项目是否能够更好地发展。[9]
古人云:“成也萧何败萧何”。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体育明星离不开公共关系。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体育明星是人们学习的榜样,每个举动都受到外界的关注和监督,体育明星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首先体育明星应当树立自我监督意识,管好自己,不做违道德和体育道德的事件。其次,体育明星应当学会与媒体进行良好沟通,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最后,当犯下错误时,应及时承认错误,面对公众道歉应态度诚恳。
4、结论
体育明星与其他明星不同,它难免带有有民族感彩。体育明星通常在大家心目中充当民族英雄的角色,尤其是公众最爱的体育明星犯错时,公众会由爱而恨,最后演变成愤怒。这时,危机公关处理得好,危机会转化为转机;反之,危机会让一个体育明星从天堂掉入地狱。体育明星的危机公关需要明星本人态度诚恳、完整的公关团队(但是目前国内多数体育明星都是由自己亲人或者朋友充当危机事件发言人,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公关团队)和与媒体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些是体育明星危机事件公关处理的基础。(作者单位:成都体育学院研究生部)
参考文献:
[1]张海志、尹晓丹. 体育明星危机公关与应对策略.[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2(10):219
[2]薛建华.危机公关及其管理[J].内蒙古经济管理干部学报,199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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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启龙.体育领域危机事件的媒体公关研究.[D].广州:广州体育学院,2009(06):12
[5]刘德佩,石岩.体育公共关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22.
[6]易建东.体育公关案例评析.[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03):3
[7]潘肖珏.体育公关关系. [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03):11
公共危机管理概论范文6
关键词:公共关系学;社会化;探索;高校
一、公共关系学课程社会化实践的必要性
公共关系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科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交叉性、跨领域的特性,涉及传播学、市场营销学、企业管理学、消费心理学、广告学等许多基础学科。学科以建立社会组织与社会公众之间良好的沟通关系,在社会公众心目中树立社会组织的良好形象为主线贯穿始终。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大陆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公共关系学在理论上对社会组织尤其是经济组织提出的指导原则,以及在实践上对这些组织提供的全方位服务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所接纳。在现代社会中,没有公共关系意识的社会组织,不可能成为优秀的组织,没有公共关系能力的企业,不可能赢得社会公众的信赖而取得市场竞争的主动权。2014年,中国公共关系市场延续了以往稳定增长的发展势头,整个市场年营业规模约为380亿元人民币,年增长率为11.5%左右。[1]与此同时,由于行业整体稳定增长带来的人才需求量大和人才专业化问题,依然困扰着公关行业的发展。实际上,目前高校现有的公共关系学课程大多囿于课堂,走出去的时候比较少,课程与社会接轨程度不够,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公关队伍的专业化。因此,加强对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训练,加深公共关系学课程的社会融入度,加快授课内容与社会需求的接轨,已经成为高校尤其地方高校公共关系学课程改革的必经之路。
二、一个地方高校的实践改革样本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的传媒与设计学院开设的公共关系学课程,面向新闻、广告、网络与新媒体三个专业的大三学生。授课对象在接触公共关系学内容之前,已经接受了传播学概论、新闻学概论、广告学概论等基础课程的学习,对于公共关系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吸收起来没有太大难度。那么,如何将概念和理论融入社会实践中?多年的教学实践也表明,让学生走出教室、走进社会参加实践活动在具体实施上困难重重。一方面承担教学任务的教师常常并无能力为数目不少的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另一方面学生因学业负担也很难抽出较长时间参加实践活动。[2]为此,笔者在多年公关教学的基础之上,结合本校学生特长和本地具体情况,尝试着对公共关系学课程进行了两个学期的社会化教学探索。
(一)“社会化”的界定
鉴于公共关系学课程的特性和具体的实践条件,笔者将此处的“社会化”涵义具象为两个方面:一是将社会尤其是业界的专家学者请入课堂,就具体公关议题进行指导,为学生带来业界新颖的想法和操作实践。二是将课程实践推向社会,利用社会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多与社会“零距离”的实践活动,使学生实践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有具体的实战演练对象,能够为社会组织提供相应帮助,哪怕是最微小的帮助。社会化的第一个方面相对容易操作,现实中也为众多高校公共关系学课程所采用,第二个方面有一定实施难度,需要教师在合作方的联系接洽上投入大量精力,因而往往被高校课堂实践放弃。
(二)社会化教学探索过程
在“社会化”这个总体思路指引下,笔者从课堂内外入手,借助业界专家和本地企业的力量,在连续两个秋季学期开展了教学内容改革与实践“入”社会的教学探索。
1.课堂内探索:
以专家辅导配合教学内容改革公共关系行业横跨管理、传播、营销、广告等数个行业,优秀的公关人才必须懂管理、会策划、能传播。这对高校公关人才培养提出的要求就是,必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学生能力的提升。在美国高校公共关系学的课堂上,“教师完全是一个指导者和答疑者,是一个指路人的角色,教师所讲解的内容主要是:重点和难点,学习方法及相关学习资料的指导以及答疑解惑。”[3]为此,在两学期的公共关系学课程中,笔者改变原来讲授为主的课堂教学模式,打破原有教学内容的顺序,在课程概述和公共关系概念导入之后即采用公司制教学方式,将学生组成若干家公关公司,以公司业务培训和业务实践的方式部分替代讲授式教学。之后的课程内容都按照公关公司的实际运作来进行,从公司组织结构到公司服务内容,从公众关系处理到日常传播活动,从公关工作常规四步法到特殊情况下的危机管理,依次展开。学生组成的公关公司类型不同、各具特色,每个公司可以根据成员结构设定自己的业务优势和业务范围,在每个教学单元的讲解开始之前,会有一个相应性质的公关公司完成一次业务解析。在进入具体教学单元时,笔者结合教学内容在学生公司中进行了小型的公关活动课堂实践,如模拟新闻会、制作公共关系广告,或现场处理公关危机等。这种教师讲授与学生展示结合的教学方式,要求学生课后要做大量文献查阅和PPT资料搜集,使学生在正式授课之前即对教学内容有一定了解。通过这种公司制的教学方式,学生对公关公司的内部架构和内部运作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对公司服务范围和内容也有了一定了解。几个课堂实践给学生提供了“社会化”之前的小型“练兵”,为学生面向社会完成有实际意义的公共关系策划方案奠定了一定基础。同时,为了配合教学内容改革,每学期的课堂都组织了一次业界专家与学生的对话交流活动。来自罗德、迪思等中外知名公关公司的专家,结合各自特色对公关公司组织结构和内部运作的具体模式进行解析,使学生对教学内容中有关公关公司、公关从业人员、公关传播与公关管理部分有更直观和清晰的了解。来自家乐福、通力电梯等企业的公关事务负责人则从公关主体的角度,阐述社会组织需要怎样的公共关系传播,并结合各自传播案例,针对如何做好公关策划进行了具体的专业辅导。两次专家进课堂活动,正好与公司制教学改革相配合,不仅让学生的课堂知识与业界现状相互融合,加深了学生对整个公共关系行业的认识,更激发了学生对公关公司和公关传播的浓厚兴趣。另外,这两次专家活动的策划、会场布置和组织实施全部都由公共关系学课程的学生完成。活动本身为学生们带来了更鲜活的业界动态、操作前沿和专家视点,活动的整个过程也是学生公关运作的一种实践。
2.课堂外探索:
以定向策划实现实践“入”社会高校课堂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为知识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而服务。为实现这个终极目的,社会化教学探索不仅要将“社会”引进课堂,更要将课堂带向社会。为此,笔者主动与宁波本地企业广泛联系,寻找到两个合作方,连续举行了两届校园公关策划大赛。第一个合作方是本地一家公关公司,由对方命题举办了第一届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校园公关策划大赛。参赛者以传媒专业学生为主体,学生们围绕主题自行搜集资料,完成创意和策划方案。第二个合作方是本地一家专门吸纳心智发展障碍人士为员工的公益性烘焙企业,当时正面临知名度不高和盈利困难的问题。第二届公关策划大赛没有限定主题,学生以品牌的公益性为核心,结合公司提供的资料,为品牌完成一次主题活动策划,或为品牌制作全年传播计划。同时,笔者还带领部分学生赴桐乡市石门镇调研女鞋产业,并向浙江省社会科学界第二届学术年会分论坛:文化软实力助力“中国女鞋名镇”科学发展论坛提交三份公关策划传播方案,为石门女鞋的品牌化出谋划策。三次定向策划活动从命题到评审均由合作公司或主办方主导,充分因应了市场需求,体现出实践“入”社会的教学探索主旨。
三、思考与建议
(一)社会化教学探索成果
经过两个学期的教学摸索,公共关系学课程的社会化实践体现出了一定效果。在两次校园公关策划大赛中,合作公司对每份策划方案都予以了认真评审,并给出较为详细的点评。这些点评反馈到学生处,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课堂讲授内容,也帮助学生认识到公关主体的真实需求。在浙江省社会科学界第二届学术年会分论坛:文化软实力助力“中国女鞋名镇”科学发展论坛上,由于有较为扎实的调研基础,三个参赛团队全部获奖,获奖方案也得到石门镇相关领导和石门湾鞋管会负责人的肯定。这次活动不仅提升了学生对公共关系的兴趣和公关实践的积极性,也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信心。
(二)思考与建议
在一定程度上,公共关系学课程的社会化实践教学探索取得了某些成果,但从长远和整体看来,还有许多需要继续深化或改进的地方。
1.与业界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公共关系由组织、公众、传播三大要素构成。其中,公共关系的主体是社会组织,客体是社会公众,联结主体与客体的中介是信息传播。[4]要深入公共关系学课程的社会化教学探索,相对固定的、大型的公关公司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合作对象。虽然在教学改革过程中,两次专家进课堂活动的主体都是著名公司公关负责人,但这具有偶然性,并非常态。两次校园策划大赛中,合作方一为本地小型公关公司,二为本地小型公益性企业。两次社会化探索的合作方类型不同,涉及到了公共关系三大要素中的组织和传播,有利于学生从不同角度了解公关市场的运作。但是两家合作公司无论在规模还是在知名度方面都还远远不够。中国的公共关系公司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几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就省内而言,杭州公关公司相对较多,宁波公关行业的规模则比较小。如何寻找到固定的、有一定知名度的校外合作方,比如跨国公关公司或本地大型企业,这是后续改革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单凭教师个人力量难以解决,需要借助学院和学校资源,与条件适合的合作方建立战略互惠关系,为实践性课程的社会化探索提供长期支持。
2.保护或回馈创意结晶
两次校园策划大赛共产出402份策划方案,虽然这些方案的创意性和可操作性有待提高,但毕竟每一份方案都是学生团队的集体智慧结晶,应该得到知识产权保护。在后续研究或教学探索中,需要在建立稳定合作关系的基础之上,与合作方就知识产权保护做好事先约定,比如可以根据合作方和课题组对方案的质量评估,划定一定标准,由合作方对每一份接收到的方案予以相应的创意报酬。这样既可以保护学生的创意智慧,激发学生创意积极性,也帮助学生树立知识产权意识,规范创意行为。
3.拓宽实战演练领域
公共关系工作包括调研、策划、实施、评估四个部分,就这一轮社会化探索而言,探索和实践的内容主要还是局限在公共关系策划这一块。当然,在完成策划方案时,学生势必要进行相应的文献或实地调研,但这种调研是自发行为,教师难以控制和管理。至于实施和评估两块,因为条件限制较多,则基本不涉及。如果后续要展开更持久的社会化教学探索,除了继续开展策划实践外,还需要加强对实施和评估尤其实施的实战演练,比如在校内开展小型公关传播活动,或让学生参与到公关公司或公关主体的具体传播活动中。这样不仅可以让学生深度参与,对整个公关活动流程有更实质性的体验,同时也能检验策划方案的有效性。
4.激励教师社会化探索积极性
在这次社会化教学探索中,任课教师不仅要负责课堂内的教学内容改革,还要负责专家联系与邀请、合作方联系与沟通、策划大赛的宣传与组织,并挑选和全程带领学生团队参加省级比赛,投入精力较多。虽然从教学效果出发,教师愿意主动开展公共关系学课程的社会化探索,但如果没有合适的激励或扶持措施,单凭教师个人力量恐难以长期支撑。因此,高校应针对一线教师的教学需求,从人力、物力或精神鼓励方面给予教师相应支持,激励教师对公共关系学这样的实践性课程展开社会化探索。
参考文献:
[1]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中国公共关系业2014年度调查报告[EB/OL].
[2]梁桂军.结合学科特色开展公共关系课程案例教学——以在新闻传播学科开展公共关系教学为例[J].现代物业,2013,(12):80-81.
[3]姚庆.从美国《公共关系学》课程教学看国内高校公共关系类课程教学的改进——以美国布里奇波特大学为例[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2012,(2):102-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