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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1
关键词: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内容;问题;策略
作者简介:刘晓玲(1975-),女,河南长垣人,安阳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基于河南省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培训的成人教育策略研究”(编号:2015-JKGHZD-0019),主持人:刘晓玲;河南省教育厅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项目“创业教育背景下基于工作分析视角的教师教育类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研究”(编号:2015-JSJYYB-051),主持人:刘晓玲。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5)30-0062-05
作为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人教育经济学是以成人教育与经济增长和成人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出发点,探讨成人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揭示成人教育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分析成人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发展和变动趋势的学科[1]。近年来,成人教育经济学逐渐受到我国研究者的关注,并取得一定的成果。本文旨在对我国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进行较为系统地归纳和梳理,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以更好地促进我国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健康有序地发展。
一、我国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与成人教育学科体系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成人教育经济学并非空穴来风,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有研究者对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有代表性的是李志远和朱建文认为人力资本理论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人力资本是指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和所表现出来的能力,通过教育、医疗保健、劳动者的迁移、移民和信息获得等途径形成。人口质量重于人口数量,人的资本投资的作用大于物的资本投资的作用,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核心,资本积累的重点应从物力资本转移到人力资本。鉴于此,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要高于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通过教育实现“收入均等化”,稳定社会秩序;提高教育系统的效率,适应动态经济的需求,增强国家竞争实力;注重劳动培训,促进劳动力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在行业和区域间迁移[2]。除此之外,还有研究者认为,应立足于的政治经济学,以教育与经济的基本关系为研究的逻辑起点,紧紧围绕教育与国民经济的关系,以教育与劳动力、干部专家培养的问题为立足点来构建成人教育经济学科体系[3]。
(二)成人教育经济功能
李文鹏结合老龄化社会的特征,分析成人教育经济功能,认为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塑造人才的功能。成人教育能够提高劳动力的平均素质(主要指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企业塑造人才。二是扩大劳动力市场的功能。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成人教育,不断提高成人的学识素养或者使他们习得一技之长,从而作为新增劳动力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三是社会福利的功能。对企业员工开展教育培训是一项重要的福利,超过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传统福利项目。此外,他还指出为更好地实现成人教育经济功能,一方面,就成人教育而言,要注重调整与转型,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教学内容与时俱进,适应社会需求;教学方法灵活多样,便于学员接受。另一方面,就社会而言,要对成人教育进行良性干预,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结合自身国情,给予成人教育各方面的保障;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为成人教育搭建更加广阔的平台[4]。吴农对影响成人教育经济功能的因素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提出教育投资、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是影响成人教育经济功能的重要因素。一是教育投资的产业性与市场性。成人教育投资要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面向社会和市场;紧紧围绕社会经济发展及个人需求制定招生计划和设置专业,注重有效性和回报率;较少由政府进行投资,而主要依靠企业和个人投资。二是教育内容的职业性与实用性。针对在职人员的需要和特点,根据职业岗位(群)的人才规格、人才素质要求设置课程,彰显职业性和实用性,注重人的全面素质的培养。三是教学方法的多样性与灵活性。教学方法要着眼于创造力的培养,着眼于主体意识的提升,着眼于在未来社会中适应能力的增强[5]。
(三)成人教育经济价值
相对而言,研究者对成人教育经济价值探讨较多,比较典型的赵光鼎认为,成人教育经济价值是指成人教育投资为社会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具有直接性与间接性、速效性与长效性、有限性与多效性、低投人与高产出、复杂性与近似性等特征。成人教育经济价值不仅表现在成人教育投资的使用效率和社会经济效益方面,还表现在个体经济收益方面。由于成人教育过程是形成与提高教育经济价值的重要途径,是教师劳动转化为受教育者素质的过程,是受教育者将科学知识与生产技能内化成自己精神财富的过程,是教育资源向人的智力转化的过程,因此成人教育经济价值形成于成人教育过程之中[6]。贾玲玉和孙莉华则从职工教育和农民教育两个方面分析成人教育经济价值。一方面,职工教育对工业生产的发展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职工教育可以促进工业生产率的提高、技术革新和企业管理科学化。另一方面,农民教育对农民生产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农民教育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者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及农业经营管理水平[7]。
劳动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2
关键词:流通、生产成果、商务经济
一、流通与流通经济学
流通,从本质上讲其可以说是一种流动,但基于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其所包含的范围比较宽泛,例如对于研究人体结构,我们可以说人体血液的流动也是一个流通的过程,对于研究大自然的环境变化,我们通过研究空气的流动、海水的流动等等,总而言之,所有的物质流动都可以称为流通过程,而本文所研究的流通是基于经济学的范畴来进行。
从经济学范畴来讲,流通是一种商品或产品的流动,从传统意义上说,我们所说的流通只包含了商品的交换与流动,商品指的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而流通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么一个交换的过程。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信息时代的到来,流通不仅仅指的是商品的流动,而包含了资金流通、人才流通、信息流通等等,同时也不仅仅是指一种实物流通,也可以是一种无形服务流通。但这一切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点,即流通是将产品从生产范畴过渡到消费范畴这么一个过程。
流通经济学就是以流通为根本的一个学科,其反映了产品流通的本质,当然,这里所说的产品包含了两种含义,一是有形的商品,如穿的衣服,吃的米饭,住的房子,行的汽车等等,二指的是无形的产品或者说是服务,特别在这么一个时代,这种服务日渐明显化,如衣服的退货服务、汽车的保修服务等等。因此,流通经济学应该把流通作为其核心概念来进行产品流通研究,如何进行产品的资源优化,通过什么有效途径把产品流通出去,如何做好保修保障等等都是其研究的范畴,这就要求我们从产品的购置、加工、运输、营销等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实施。
二、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重构流通经济学
上文说到,对于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应以流通作为核心的概念来进行,但其中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流通经济学究竟属于哪个范畴,政治经济学?空间经济学?产业经济学?难以界定,其次,流通一词比较含糊混淆,其难以与贸易、商业、营销等等词汇区分开来,因此难以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这些词语都可以用一个行内术语――商务来表示,因此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重构流通经济学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法。
商务,简单来说,是一种交换活动,这种交换活动与商业行为和服务行为相关,而商务经济学正是研究这样一种商业行为与服务行为的运作规律的一门学科。商务经济活动是包括了所有流通经济和服务经济的一种活动。商务经济学不仅研究的是国内的经济行为,同时也兼顾国外的经济行为,同时也把国内外的行为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分析。商务经济学首先是覆盖整个流通和服务领域的经济学。商务经济学首先要研究商业活动的规律。包括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运营规律。除此之外,商务经济学还要研究与服务有关的经济理论。服务作为无形产品,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要研究生产业和生活业的发展演变规律,研究服务业发展与商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流通经济学,扩宽了流通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传统的流通经济学,研究的只是一种有形商品的实物交换过程,从商品生产出来流通到消费者的手中,期间并无太多的交集,但商务经济学则从一个新的范畴来研究,即服务,特别随着电子商务这一概念的出现,我们买卖的交易不仅仅强调产品的质量与功用,同时也强调一种服务的态度,服务的意识,服务的精神,而如今的淘宝网、当当网等这些网站的出现,正是很好地体现出来这一点,对于服务态度好的商家,显然我们更乐意也更愿意去购买他们的产品。因此,拓宽了研究领域的流通经济学不仅仅局限于商品的交换,也应强调服务意识。其次,我们也越来越了解到一种变化,即我们交易方式的改变,传统中的交易一般都是面对面的交易方式,如今,我们可通过网上交易,以前走几公里路给的一个东西,如今一个快递明天便可到达,省了很多人力物力,流通方式的改变也要求我们的服务精神尽善尽美。因此,商务经济学的电子商务研究,无疑给流通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巨大的流通生产力。
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流通经济学,拓展了流通经济学的研究空间。传统的流通经济学研究的空间只局限于国内的流通与贸易,比较缺乏对于国际间贸易流通的研究。而商务经济学不仅仅局限于国内的研究,同时也能够兼顾跨国流通的研究,实现了国内外流通与贸易的结合与统一。比如对跨国公司商务行为的研究,把国内的公司、国外的公司和跨国的公司的流通手段、贸易功能结合起来进行对比分析,可得出比较全面的流通信息,特别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流通经济学不仅要研究国内的产品服务,也要研究国外的产品服务,才能很好地把自身的产品流通到消费者的手中。
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流通经济学,明确了流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方向。在以前众多的研究流通经济学的过程中,流通经济学这一概念是模糊不清的,没有人能给出一个正确的定义,从而也使得其研究方法和方向也层出不穷。但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下,我们可以以其作为一门学科来进行研究。唐・埃思里奇曾把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描述为以下一般步骤: (l) 识别问题;(2) 限定研究目标;(3) 提出假设,提出预期结果以及研究方法;(4) 设计研究程序;(5) 获得适当信息;(6) 解释结果并得出结论。我们在研究流通经济学时,要分析研究的问题是属于专题性的?学科性的?还是为研究其对策。显然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下构建流通经济学应将其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应按照唐・埃思里奇这种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来进行,从而才能明确流通经济学以后的研究方向,提升流通经济学的学科地位。
三、从商务经济学中得出研究流通经济学的框架
基于上文分析了商务经济学对于流通经济学的重要性,以下我们探讨出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下流通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基本框架。第一,研究流通与流通经济的核心概念。其主要包含流通的内涵与外延,流通的本质,流通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历程。第二、流通的要素与分类。如可将流通可分为商品流通,资金流通,信息流通等等。第三,流通的功能、结构、渠道。具体是流通可带来怎样的影响,可通过什么方式渠道去促进商品的流通。第四,流通经济的基本原理与基本理论。流通的经济学理论与管理学理论的联系。第四,流通经济行为的运作规律。第五,基于不同空间的流通经济行为。如可研究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间的流通经济行为特点。第六,流通经济的规范与政策。对于流通经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有怎样的规章制度和运作条例。
四、结语
随着经济、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流通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流通也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越来越不可或缺的部分,流通经济也越来越得到重视,本文是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下,去探讨研究流通经济学的概念,范畴以及其研究的框架。既是为流通经济学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同时也提出了把流通经济学当成一门学科去进行研究,希望能通过对商务经济学的研究去促进我们对流通经济学的认识与理解,同时希望给日后研究流通经济学的学者做一个参考与借鉴。
参考文献:
[1]冉净斐.重构流通经济学: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J].企业活力 2012
劳动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3
[关键词]一般均衡;经济学研究方法;经济运行机制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5-0155-02
18世纪70年代的工业革命之后,在市场的指导下全球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人类物质文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自斯密发表《国富论》以来,对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吹捧一直就是主流经济学家的主要观点。萨缪尔森在他编写的那本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上这样写道:“现代经济学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理解亚当•斯密的论点(指“看不见的手”原理―引者)的准确含义。”尤其是在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第一次提出一般均衡的数学模型,一般均衡体系存在着均衡解,而且,这种均衡可以处于稳定状态,并同时满足经济效率的要求。自此,一般均衡状态成为经济学领域里理想的模式,在静态均衡状态时各类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安排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意义是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并建立以此为标准的规范经济学分析方法,在此方法下有效地评价现实社会各类经济现象的效率问题。并且在判断一种经济制度安排时,着重考虑的是它是否内生的趋向于一般均衡状态,如果在理论上能够证明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经济运行有一般均衡的趋势,那么就接受这种制度安排。
1 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怀疑观点
15世纪前后,欧洲随着贸易特别是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经济思想界普遍产生了重商主义观点。由于重商主义的研究视野集中在流通领域,论证财富的产生只能在流通领域,在这样的观点下自然而然是支持政府干涉经济的运行,在国际上扩大出口限制进口,而在国内支持出口品的过大投资及生产。近代经济科学是在理论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的时候开始的。这种经济视角的改变,所带来的观点同以往的重商主义是完全相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一旦建立起来,它坚信市场经济完美的运行机制的逻辑终点便是政府的自由放任,无为而治。
然而就在同时期,有学者对这种制度是否能解决社会的长远发展问题提出了质疑,马尔萨斯对人口数量增长的关注主要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的,并消极地看待发展前景。首先他从人性的两个公理出发,得出了人口数量几何增长的结论。由于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存在,投入到土地上的劳动力所得到的报酬会越来越低,进而导致粮食产量边际增量会越来越低,最终粮食的产量会到达最大值进而决定了人口的数量。在这样的逻辑推理下,所得到的结果绝非一般均衡状态那样令人向往和期待。贫穷和失业一如既往地存在着,未来不见得会比现在好,也许会比现在更加糟糕。
继马尔萨斯之后,对私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质疑声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是马克思。他从劳动价值论出发,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后盾对私有产权制度市场经济运行的后果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马克思首先是肯定资本主义的强大的物质生产能力,他甚至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比过去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还要多。但是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收入分配制度方面,却是毫无顾忌的给予否定,认为这是一种“剥削”的制度。传统上认为马克思批评剥削的原因有三个,一是针对于当时童工的泛滥,劳工工资的低微,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但这不是主要的出发点,如果马克思真对此过多的关注的话,那么批评这一现象的最好做法是站立在社会学的角度,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上寻找解决办法,而不是对剥削的批评;二是站立在劳动价值说的基础上,若以此作为批评剥削行为的主要原因,那么它就不可能协调劳动分工存在的机制与它的合理性方面的关系,也不能很好地解释资本存在的现实性与它在理论上发挥效用的非正义性之间的关系,因为历史上人类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路径是没有错的;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不协调性,雇佣劳动制度下的“剥削”性质最终会导致生产的中断,社会的动乱,经济系统的崩溃。他认为这种制度安排是内生性的不稳定,经济危机每隔10年爆发一次就是最好的例证,进而否认一般均衡理想模型的标准性意义。在这点上不同,是马克思同以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发生分歧最主要的地方。
2 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倾向
按照西方经济学者的说法,马歇尔和瓦尔拉斯等人在完全竞争和充分就业的假设前提下,以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来分析市场价格的形成,进而解决资源的配置和报酬问题。他们建立的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根据这一模式各类生产要素均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报酬,消费者也能够达到效用最大化的目标。
从此以后,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就以这种先入为主的理想模式作为评价标准和分析的终点来认识现实的经济问题,以此来判断各类市场和政府及制度失灵现象并给出相应的对策。钱颖一教授在《理解现代经济学》一文这样写道:“现代经济学代表了一种研究经济行为和现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它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钱教授在这里所谓的视角是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角度,实际上是经济假设前提。行为假设的初始给定是很重要的,在保持某一理论体系逻辑不变的前提下,仅仅由于行为假设的改变,该理论便可能面目全非。分析工具也就是逻辑演绎的具体形式,它可以是各种图像模型和数学模型。钱教授认为“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像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这三个部分最重要的是参照系,钱教授建立参照系的重要性在于“它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未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问题时会因为没有参照系而缺乏主线和深度。若前提所假设环境条件是符合经济效益所要求的,也就是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的,那么经济分析的结果是找出均衡解来,而均衡解所流露出来的含义很明显是经济行为主体之间是没有利润的,社会中是没有失业的。
同样,田国强教授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一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有五个基本组成部分:①界定经济环境;②设定行为假设;③给出制度安排;④选择均衡结果;⑤进行评估比较。”在这五个基本的组成部分中,最有启示意义的是均衡结果的选择和评估比较。什么样的均衡结果是我们所想要的取决于经济环境的界定和制度安排下的各类价值判断。田国强教授认为对均衡结果选择有决定性影响的评估标准有两个,一是帕累托最优或改进,因为它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对一个经济制度给出了资源是否被浪费的一个基本判断标准;另一个是激励相容,它评价的是自利的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冲突程度,个人的行为是否在客观上为社会工作。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现代经济学在分析经济问题的时候,不管使用的是数学模型还是各种图像模型都有一种寻求稳定均衡的倾向。这些均衡形式在假定条件的协助下成功的避免了外部环境改变的影响,并且在理论分析上它代表的是资源合理状态。然而,人们在理解参照系的均衡状态时却忽视了一个很有启示的结论,那就是在这种均衡中各经济生产单位是没有利润的,社会上是没有失业的。失业与利润之间是否有着相互之间互为变量的关系?
3 现实经济运行机制与一般均衡模式
如同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厂商的经济行为时所给定假设那样,也就是企业的一切行为最终能从追求利润的动机中得到解释。尽管有的时候,这一假设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认为现实中人问题的存在会使得这一动机发生变异,但是没人能够提出更好的前提条件或者抽象说出更好的环境描述,因此接受这一假设有着合理的原因。没有一个企业或者行业能够在没有利润的情况下长期存在,利润的存在是企业长期性存在的基础。
我觉得很有必要说明为什么企业需要利润来支撑它的存在,企业的存在可以描述成为是一种产品的生产持续存在。从社会的角度看,这需要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存在着有购买能力的需求存在;另一个是这种产品能够在不大量消耗能源和破坏环境的情况下生产出来。很明显,利润主要是来支持后一个原因的。厂商理论在分析其原因时,通过不同的市场结构之间的比较,发现垄断因素是利润存在的原因。尽管产品之间的替代能减少垄断因素,但现在企业都普遍意识到,应该通过品牌而非产品来加强其垄断的因素。可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下,垄断因素不再存在,利润和失业也不再存在。这样的均衡暗示着我们什么呢?在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将永远都无法达到这种状态,也就是我们无法到达完美状态时的和谐。那么我们现在的努力是一步一步的朝着和谐发展还是仅仅在维持稳定的发展,不确定因素是否能在根本上清除。
在农耕社会的自给自足经济中,经济行为的动机不管是从个人角度出发还是从社会角度出发,都是满足自身的需要而非对利润的追求,有趣的是在这样的动机行为下失业现象是不存在的。尽管历史学家在阐述社会发展的原因时,将人口压力转变为动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近五千年的农耕文明中,威胁文明从来不是人口过多,使得文明崩溃和消亡的,也不是内在的原因,而是外部的压力。在工业文明的社会中,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赞同,潜在GDP增长率的水平下,社会上存在一个自然失业率。GDP增量中扣除折旧的那部分与自然失业率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是值得深思的。
参考文献:
[1]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马尔萨斯.人口原理[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
[4]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
[5]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2).
劳动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4
1.1劳动经济学内涵
劳动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劳动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劳动经济学是一门交叉科学,不仅与经济学理论密切相关,而且与社会科学也有十分重要的联系。因此,对于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大系统的发展而言,劳动经济学能够提供能加更加综合、全面的观点和角度。当前,在我国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主要有:劳动者工资报酬、消费能力,就业类型以及培训,劳动效率的影响要素,劳动力结构以及人口基础等。劳动经济学的发展成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必要补充,又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旧的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劳动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范围比较广,研究成果实用性比较强。同时,劳动经济学属于典型的交叉学科,其发展和进步也带动了其他类型学科的发展。总之,劳动经济学是一门十分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已经有一段历史,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我们不能止步于此,应该更加努力研究,缩短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从而使之能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1.2消费金融概述
消费金融是指金融机构向消费者提供消费贷款的金融服务方式。在当今我国急需扩大内需的情况下,该种金融服务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有效地发展和拓展我国的消费金融,能够推动我国的消费需求,实现我国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消费金融具体研究内容比较广泛,包括居民的收入、消费以及投资等多个方面。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消费金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消费金融的深入研究必将对推动我国的经济的长远发展。
1.3消费金融发展现状
消费金融是为消费者个人提供金融业务服务的。其市场主体结构比较简单,即金融信贷机构和消费者个人两部分。这种新型的金融形态在我国的发展历史比较短,各个方面的制度体系不够完善。首先,我国的消费金融服务机构比较少,主要是一些大型的商业银行。由于缺乏必要的管理体系,服务水平比较低。消费金融在我国发展起步比较晚,到80年代中期,才开始有商业银行开办了住房贷款业务。消费金融的发展比较缓慢,业务种类单一。到21世纪初,才刚刚出现购车贷款、助学贷款等新的业务形式。然后,消费金融的市场环境不够完善。个人信用制度的缺失为消费金融机构带来了极大的风险隐患。个人信用制度是一个人能否遵守信用的判断依据。近几年来,在上海等大城市已有相应的制度形成,但是发展还不够完善。另外,我国缺乏消费金融信贷担保制度。信贷担保是一种有效地约束机制,能够有效地降低信贷机构的风险。然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制度建设还存在缺失。
2.劳动经济学视角下的消费金融特性分析
消费金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体系,不仅包括人的经济行为,还包括人的社会行为。在消费金融服务需求者可以是消费者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家庭。在劳动经济学视角下的消费金融特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消费者金融
消费者金融关注的问题是在一个给定的金融环境中,消费者凭借自身拥有的资产怎样完成一系列的消费活动。在消费者金融方面,学术界主要研究的对象是消费者在进行资产的配置时所面临的约束以及潜在的风险。
2.2个人理财
个人理财即个人财务计划。是消费金融机构为消费者个人提供的资产配置、管理计划,如何有效地投资、税负管理、个人收入的管理等等。近几年,由于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多以及消费者理财意识的提高,个人理财这项业务的发展相对而言发展比较迅速。
2.3家庭金融
家庭金融就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考虑消费者金融服务。家庭与个人不同。家庭属于社会群体,其消费行为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就目前而言,企业选择以及专业教育等家庭金融业务的重点。
3.劳动经济学视角下分析消费金融发展的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消费者消费观念的转变以及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我国的消费金融将会面临着更大的机遇和挑战。另外,我国处于经济转型的重要阶段,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十分重要。因此,在劳动经济学视角下来研究消费金融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1丰富信贷结构
一直以来,我国的商业银行为了避免经营风险,信贷结构比较单一。虽然,这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银行的经营风险,但是对银行业务的长远发展不利。消费金融的虽然都是一些贷款金额比较小的业务,但是该业务覆盖面比较广、客户群体众多。充分发展消费金融可以丰富商业银行的信贷结构,促进银行的稳定经营。另外,通过消费金融服务,金融机构还可以拓展客户群体,为其他的业务挖掘潜在客户。
3.2对供需的动态匹配起到了平衡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大生产的规模日益扩大,而我国的内部消费市场需求变化比较慢,这样很容易出现生产过剩。如果企业产品长期存在库存积压,将会导致资金周转不良,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十分不利。消费金融的发展为消费提供了动力,能够有效地扩大内需,从而实现供求平衡。
3.3平衡消费者整个生命周期的消费水平
有劳动经济学理论可知,消费者在少年和老年阶段的消费需求比较大,而在这两个阶段的生产水平却比较低。消费金融的发展可以使年轻人预先消费掉其将来的一部分收入,即我们常说的“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通过这种方式,消费者可以提高自身生活质量,而不会对将来的生活产生影响。消费金融的出现使得消费者生命周期的消费水平得以平衡,有效地减轻了社会负担,促进了社会的良性发展。
3.4促进消费者的全面发展
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高能够促使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发生转变,使消费者逐渐向着理性、文明等消费观念方向发展,从而促进消费者消费能力的提高。而消费者消费能力的提高,又能从一定程度上提高消费者的生活质量。消费金融能够促进消费者解放思想,提高消费能力,进而使人的综合素质得到提高。
4.劳动经济学视角下的消费金融发展策略分析
4.1完善消费金融制度
我国的金融业发展起步比较晚,各方面的体制不够完善。而消费金融作为一种新颖的金融形式,由于受到我国的传统观消费观念和理财观念的影响,一直止步不前。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我国的消费金融体系得不到全面发展。如果这一现状得不到改善,将会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由劳动经济学理论我们可以知道完善的消费金融体制是消费金融得以长远发展的保障。因此,要想使我国的消费金融得到长足的发展,就必须完善消费金融体制。如加强个人信用制度建设、信贷担保制度建设等,立法部门要完善相关立法,使得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降到最低。另外,要开发多层次消费金融产品,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者的需求。如开发农民信贷业务等。
4.2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良好的消费环境是扩大内需的基础。近几年来,我国的出现了很多食品安全问题,如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事件、地沟油、过氧化氢超标的鸡爪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消费者产生畏惧心理。即使消费者具有购买能力,也不敢去购买。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加强市场监管和质量监督,确保消费环境的安全。另外,政府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加强相关立法,严厉惩处扰乱市场秩序的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使得消费者能够放心消费。另外,要完善社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认真处理消费者投诉事件,严格按照规定执行理赔。创造良好市场环境有助于培养消费者正确的消费观念,促进居民消费的良性循环。
4.3不断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
由劳动经济学理论可知,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是发展消费金融的前提条件。针对这个问题,首先调整工资制度,提高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然后,政府需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兼顾公平。调整个人所得税制度,使得人们真正富裕起来。对于一些贫困地区,政府可以减免税收,减小收入差距,使得居民能够大胆消费、放心消费。
劳动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5
[关键词] 幸福;收入;经济
[中图分类号] F27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1-0104-03
[作者简介] 李春茂,宜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区域经济;
蒋意春,宜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宏观经济学。(江西 宜春 336000)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幸福是个“非科学的”概念,它仅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近几年来,情形有所改变,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衡量个人所表达出来的主观福祉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从而逐渐形成一门新的学问,我们可以称之为幸福经济学或福利经济学。两位瑞士学者―布伦诺・S・弗雷和阿洛伊斯・斯塔特勒是这方面研究的先驱,他们的著作《幸福与经济学》是第一本通过实证研究在幸福与经济之间建立联系的书,在这本书中,他们深刻揭示了收入、就业和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条件与微观经济条件对幸福的影响。
一、幸福在经济学中的定义
“幸福是什么?”“何谓幸福?”这个问题与人类一样古老,无论是社会学、心理学还是政治学,甚或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定义,因此幸福是一个捉摸不定的概念。但是布伦诺从怎样获得幸福,即从幸福这个定义的不同区分法来讨论两个关于幸福的极性概念:主观幸福和客观幸福。主观性幸福可以通过问卷来获得,即在一个问题(单项)或多个问题(多项)所组成的全球自我报告的帮助下,我们可以获得关于个人对其生活满意度和幸福度的指数,在每个人所显示的指数背后是一个认知性过程,就是他或她在其他人、过去经验和对将来的期待进行比较后而对幸福所作的评判。
具体做法是从不幸福到幸福分成多个区间,如1分为不幸福,然后逐渐递增,10分为最幸福,用坐标进行衡量,看各分值的分布情况,从而对人们的幸福水平作出评判。如图1所示:
(图1 1995年美国生活满意度,数据信息来自World Values Survey 1995-1997,ICPSR 2790)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大多数人都表示,他们相当幸福,只有很少的人报告说自己是不幸福的,而且只有5%的人认为自己属于最低三个分值组。美国人对生活的满意平均分值为7.67。
客观性幸福是一种生理性的研究方法,它通过衡量脑电波记录来获得主观的福祉,客观幸福衡量方法与具体的个人是联系在一起的,是表示幸福程度的技术性程式,是以生理性、时刻性作为判断的基础。因此,客观性幸福评估的是个人的情感水平,有相当的精确性,而主观性幸福不如它精确,因为那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认知过程扮演着主要角色,它更多的是来自社会层面的影响。
在经济学中采用的是主观性幸福这个概念,它考虑的是人们的幸福对所处的环境的依赖性,社会对照在这种研究中非常重要。布伦诺和阿洛伊斯认为经济学对幸福有三个评估的标准,首先它是居于个人内部,不是客观的;其次,它考虑对于幸福的消极和积极两方面影响;第三,它是对全部生活领域的幸福进行评估,并不局限于诸如工作满意度或健康等某个特定区域。因而,对收入、就业和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条件与微观经济条件对幸福的影响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范畴,当然经济学不可能孤立地研究幸福这个问题,它还得综合考虑诸如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与经验。不过,笔者在本文有限的篇幅中不可能研究的那么宽泛和深刻,仅运用这本书中关于收入与幸福的积极相关的研究成果来分析我国现行经济政策(主要是收入政策)。
二、经济与幸福的关系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更高的收入会导致更高的幸福水平。各种研究也向人们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例如,图2所展示的是20世纪90年代51个国家8万多人关于主观幸福的比较情况,我们可以发现收入与幸福之间的这种积极关系。总体上讲,富裕国家的人们明显比那些贫穷国家的人们幸福。这种相关性对那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1万美元(1995)的国家来说尤其明显。没有任何富裕国家的人们的幸福平均值是很低的,但是那些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和过渡阶段的国家的人们对生活表现出较低的满意度。尽管在一些收入较低的国家也表现出了相当高的满意分值,但这仅是一些特殊的案例。因此布伦诺・S・弗雷和阿洛伊斯・斯塔特勒在总结各种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说:证据有力显示,个人满意度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发展而升高。
(图2 90年代各国生活满意度与收入水平,数据信息来自World Values Survey1990-1993/1995-1997,ICPSR2790;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以上是不同国家收入对幸福的影响,在同一国家同一时间中具有不同收入水平的人们的幸福指数也是不同的。图3显示了1994年美国人口在7个收入水平的幸福分布情况,那些收入低于1万美元且自称“非常幸福”的人的比例为16%,而那些收入高于7.5万美元的人的比例却高达44%。相反,那些自称“不是很幸福”的人的比例却从1万美元的23%锐减到7.5万美元的6%。“平均幸福”的比例从1万美元的1.8%升到7.5万美元的2.8%。
(图3 美国1994年各收入水平之间的人口幸福分配情况,数据信息来自国家民意调研中心,载于Easterlin,2000a)
来自欧洲民意调研系列(Euro-Barometer Surver)(1975-1991年)的有关欧洲相关数据也显示了类似的结论:在幸福与收入之间存在着相关性。例如,那些处于高收入的四分位的人们中有88%的人认为自己“相当满意”或“非常满意”,而那些处于低收入四分位的人们中只有66%的人如此反应。
经济发展能够提升人们的幸福感,这种感觉来自充足的食品、清洁的用水、快捷的交通、便利的通信、多彩的生活等等。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比不发展带给人们的幸福感要更强一些。另外,布伦诺・S・弗雷和阿洛伊斯・斯塔特勒也发现,那些生活在贫穷国家的人们会因收入的增加而变得更加幸福,但是在超过门限值(1万美元左右)之后,人均收入的增加则不再对主观福祉产生效应与影响。例如,从1946年到1991年,美国人均收入从1.1万美元增加到2.7万美元(以1996年美元价值为准),生活必需品的档次大幅度提高,室内卫浴、彩电、洗衣机、汽车等迅速普及。然而,这种物质财富的极大增加却伴随着平均幸福水平的略微降低。如果以3分为满分,那么,1946年的幸福水平为2.4,1991年反而降到了2.2。
再例如,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人们能够拥有一台黑白电视机、看到简单的电视节目,就会觉得很幸福。然而,现在即使家家都有了彩电,甚至有的家庭还不止一台,但人们的幸福感也不会增加多少,人们对电视节目的抱怨反而更多了。再如,在经过长期“大锅饭”之后的改革开放初期,奖金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幸福感;但在20多年以后的今天,人们对奖金习以为常,奖金带给人们的幸福感已经大大地减弱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布伦诺・S・弗雷和阿洛伊斯・斯塔特勒认为,一个至为重要的原因是人们会自动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欲望和期待,在物质财富得到满足的时候,人们追求的是实现自我价值、获得社会声誉、提升社会地位等非物质目标。此外,对人们幸福感影响最大的不是绝对收入水平和地位,而是一个人与别人,特别是与熟人朋友相比的相对收入水平和地位。也就是说,即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由于提高的幅度不一样,提高幅度较小的人也会感到不公平、不幸福。过去大家住的都是茅草房,现在我虽然住上了瓦房,但你住的是高楼,我的幸福感可能不但没有提升,反而降低了。但是,这却不能否定“经济条件对人们幸福水平系统地、强烈地影响,一个良好的经济状态,对个人和社会整体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
三、对我国现行经济政策的启示
毫无疑问,幸福经济学的研究无论对经济科学的发展还是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一直以来,我国主流经济学都是这样的观念:强调劳动,轻视劳动保护和劳动者的休闲;重视生产力的发展,轻视人们的主观需要;重视物质条件,轻视精神享受;重视国家的强盛,轻视民众的富足;重视工业化和城市进程的正效应,轻视其带来的负效应。
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我国经济政策一直强调劳动、强调奉献、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强调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忽视个人财富的增长、人们的精神享受、自我价值的实现、获得社会声誉、提升社会地位等关乎个人幸福的因素。这一方面导致我国从1978年改革开发以来GDP以年均9.3%的高速度增长,许多地方官员为追求政绩,甚至于形成对GDP的崇拜。另一方面则是,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而整体的人文发展情况却呈现出与GDP增长不协调的逆态势,这种不和谐因素直观地表现就是国民幸福指数的下降。根据荷兰Eramus大学的RuutVeenhov教授对中国3次幸福指数的调查,中国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 (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数据表明,即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没能保证国民幸福的持续增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的调查也显示,“2005年,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另有一项调查表明,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中先升后降,与经济发展的曲线并不同步。”
根据布伦诺・S・弗雷和阿洛伊斯・斯塔特勒的理论观点,经济与幸福有积极相关性,那么,为什么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没有给人们带来幸福呢?我国人均收入已经超过门限值10000美元了吗?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约合1500多美元。显然,我国人均收入远没有达到10000美元的门限值,现阶段,收入的增长是可以让人们感觉越来越幸福的,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提高。根本原因是由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实行的低工资政策,人们并没有享受到GDP高速增长带来的成果,因此不免产生悲观失望情绪,甚至对经济发展无动于衷了。
我们还应注意的一个事实,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统计对象是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集体企业,未纳入统计范围的个体私营企业工人的工资则更低。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网站上可以看到数据统计显示:2005年在各省市最低工资标准的最高类别中,最高的标准为690元/月,包括的省市有:上海、江苏、深圳,最低的工资标准为甘肃省的340元/月。而且,2006年4月22日,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更是一语惊人地说“全国没有一个省市的最低工资达到国家要求,即当地月平均工资40%-60%的标准。”中国当前制造业的劳动成本大致为美国的5%,韩国的10%,中国台湾的20%和泰国的60%。可见我国的工资标准是相当低的,而且多年来增长乏力,人们感到不幸福就不难理解了。
收入与经济增长的长期背离,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首先,表现在贫富差距拉大,人们不满之声此起彼伏,仇富心理加剧,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其次,表现为人们缺乏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失望、颓废情绪充斥整个社会,吸毒、赌博、偷盗、等社会丑恶现象泛滥;再次,表现在劳动者收入低下,生活质量缺乏保障,不利于劳动力的再生产。由于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害怕再失业,他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接受低工资、低保障的就业条件,工人的合法权益缺乏保障。
面对这些现象或难题,解决的途径在哪里呢?笔者比较赞同李义平的观点,他在《幸福的经济学分析》一文中认为,通过让大家重新回到都住茅草房、都不吃肉的状态来解决,几乎任何人都不会同意,实际上也不可能。在市场经济下,解决的途径有这么几条:一是继续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得更大。当社会总体上更加富裕时,解决问题的空间和回旋余地就大得多。二是努力实现社会公正,使大家机会均等、各得其所。三是加强宏观调控,使收入差距既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又能较为普遍地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四是使人们能够均等地享受公共服务。五是引导人们逐渐适应新的体制机制和条件环境。笔者认为,在中国现阶段,对于许多人来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增加收入,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物质财富的增长就可以给他们带来直接的幸福感,至于实现自我价值、获得社会声誉、提升社会地位等则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每个人都想得到幸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幸福虽说不是生活的惟一终极目标,但也是主要的生活终极目标”。对于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者来说,促进经济发展谋求民生幸福应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参考文献:
[1][瑞士]布伦诺・S・弗雷,阿洛伊斯・斯塔特勒,著.静也,译.幸福与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蒋意春,李春茂.论劳动力成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J]. 企业经济,2006,(11)
劳动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6
内容摘要:在建设我国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人口素质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本文将生态文明分解为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二者兼容性这三个要素,探索了人口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对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从循环经济和绿色消费的角度研究了素质对生态和经济兼容性的贡献。本文的结论是:人口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对生态文明建设各有裨益,两者须均衡发展,才能在生态保护的过程中释放出智慧和道德应有的力量。
关键词:生态文明 人口素质 思想素质 文化素质
研究背景
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人类社会迎来了第三次文明,即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发展。“生态文明”是指以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共同进化为核心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成果的总和。作为在全球资源基本被瓜分完毕后才逐渐崛起的国家,中国对生态文明发展路径的选择有其特殊紧迫性。环境质量下降促使人们反思以工业文明为核心的传统发展方式,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迫切要求。
人口问题是决定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重要因素。人口的数量、结构和质量构成人口问题的三个方面。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人口数量和结构如何影响生态系统已有一定的探索,但对人口素质如何影响生态文明的研究则尚存空白。本文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经济学研究成果,以生态文明的定义为基准,以经济学和人口学的视角为切入点,将人口素质分为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将生态文明分为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二者的兼容性,探索了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的发展水平及协调程度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描述了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最后从循环经济和绿色消费的角度论证了人口素质对提高经济生态兼容性的贡献。另外,以往对人口与生态关系的研究集中于“生产者”的角色,本文在探讨人口素质如何影响生态环境及其与经济兼容性时引入“消费者”的角色,从而在完整的人口学视角下进行研究。
人口素质各要素影响生态文明的传导机制
本文将人口素质对生态文明的影响分解为人口的思想素质及文化素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对经济和生态兼容性的影响,从而全面地探索该作用的传导机制。
(一)人口素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作为人口素质的两个组成部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均有促进作用。人们的文化素质通过制度设计和技术创新对环境保护有所助益,道德素质则决定了人们的环保意识,另外,二者的发展还需协调、均衡,才能使生态得到保护和改善。
人口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的协调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文化素质较高的人群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和技术创新促进环保。从宏观角度看,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们更易产生制度创新,从而解决生态恶化的外部性问题,例如美国通过排污权交易制度有效改善了碳排放问题。从微观角度看,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也要以较高的文化素质为基础。人口的道德素质是环保意识的重要基础。横向而言,较高的道德素质能使人推己及人地关怀他人,不愿为一己之私占用他人资源,从而减少公众资源的浪费。纵向而言,道德素质较高的人口则更易接受“代际公平”的理念,将资源留给后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致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而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
环境保护过程中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如同资本和劳动在生产过程中讲究配比一样,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的协调对环保也有决定性作用。首先,我国人口飞速提高的文化素质需要有相应的道德水平来辅助协调。从生产角度看,技术进步是文化素质提高的重要标志。但新技术、新产品的污染具有显露上的滞后性,当结果被知晓时,损害已成事实。譬如,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是经济学家智慧的结晶,而该方法使公地的悲剧在企业的资源战中愈加凸显;另外,贴现方法导致了资源过度开采,因为现在的资源比未来的资源更有价值(Eric A.Davidson,2003)。因此,知识在缺乏思想道德约束时可能会成为毁坏生态系统的利器。唯有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协调发展,才能控制这一“双刃剑”的负面作用。从消费角度来看,文化素质较高的人群往往占有更多财富,从而有能力消耗更多环境物质并产生相应的生态足迹。Friedrich Schmidt-Bleek(2003)谈到:典型的过度消费者是北美人。他们每天的物质消耗相当于自身的重量。这意味着一个北美人的消费等价于34个孟加拉人。按此意义计算,相当于美国有70亿孟加拉国的人口,而孟加拉国有大约500万美国人。所以对文化水平较高的人群而言,道德水平对挥霍型生活的约束尤为重要。其次,思想素质较高的人要拥有恰当的环保意识,也离不开文化素质的支持。自然知识不足容易导致“人口中心论”,即“把人视为宇宙的中心实体或目的”(余谋昌,2000)。如果认为人类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只能是人的利益,人对自然并不存在直接的道德义务,那么人口的思想素质越高,越迫切期望改进自己和同伴的福利,对自然的索取就越多,因为其决策的约束条件只有财富、时间和精力,并不考虑环境的承受能力。
因此,文化素质的发展需要思想素质作保障,思想素质的提高也离不开文化素质,只有二者均衡发展,才能使人们创造出环境友好型技术,接受人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原则,从而对自然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修复。
(二)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经济学界已成共识。在现实社会中,穷国和富国的“俱乐部收敛”就是例证。
从横向的角度比较,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对产出贡献较大。马克思在论述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关系时指出:“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人口素质和劳动的复杂程度紧密相联,高质量人力资本在同样的工作时间内有更高的回报率,从而直接增加经济的总产出。
从纵向的角度比较,人口素质在经济的长期增长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新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积累不仅具有外部性,而且与人力资本存量成正比。诸多研究也证实了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和产业发展的真正源泉。
(三)人口素质对生态与经济兼容度的影响
Eric A. Davidson在《生态经济大未来》一书中用图形展示了经济学家与生态学家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从而揭示了生态与经济的兼容度问题。生态学家认为自然环境中的能源和物质流动如同金字塔一般。位居金字塔宽阔基层的是土壤,植物可从中获取养分、水和生长据点。以绿色植物为食的动物在数量上少于植物,肉食性动物的数量则更为稀少,因此金字塔的宽度随着食物链的上移而变窄。荤素不忌的人类,由于不太可能被其他动物吞食,因此位于最上层(图1)。新古典经济学家的金字塔中,每一层的宽度都由该阶层所生产和消费的商品之金钱价值决定。因而,其金字塔随着产品附加值的增加逐层变宽,和生态学家的金字塔形状恰恰相反(图2)。
生态文明的内涵在于经济学金字塔不能超过生态学金字塔的容纳范围,此即生态与经济的兼容问题。人口素质的提高不仅能在经济总量不变的条件下减少生态足迹,即压缩经济学金字塔的面积,还能保持福利并改变消费层次的比例,使其“上大下小”的形状有所改善,从而更容易纳入生态学的金字塔中。
从生产者角度看,高素质有利于循环经济的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实际是从物质形态为“原材料――消费品――垃圾” 的“牛仔经济”转变为物质循环利用的“太空船经济”的过程。文化素质提升使人们逐渐掌握循环生产技术,道德素质的提高则利于人们对生活和生产废弃品的正确投放和处理。在这种部件的再使用和材料的二次使用过程中,人们用“人工循环工程”来弥补自然界的自净能力和生产能力,减少向生态系统的排污和索取,同时保持消费水平的稳定,因而增强了生态保护和经济目标的兼容性。
从消费者角度看,人口高素质对绿色消费的普及大有裨益。道德素质引导人们自觉地选择耗能小、污染小的消费品,并对已用过的物品稍做清理后进行重复使用或用于别的目的。文化素质让人得以分析日常习惯,归纳出环保的方法并修正行为。这两种途径都使经济学金字塔更易嵌入生态学金字塔中。
结论和政策含义
现有人口学角度的生态文明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数量,而本文论证了人口素质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本文的研究表明:人口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对生态文明建设各有裨益,两者须均衡发展,才能在生态保护的过程中释放出智慧和道德应有的力量。对于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与生态兼容性而言,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主要表现为替代性,即高素质总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与生态的兼容。
“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作为中国的基本人口政策,对改善中国人口状况发挥了重大作用。在人口迅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的人口工作一直都把“稳定的生育率水平” 作为绝对重点,即主要关注人口数量和结构。当前,我国人口处于绝对量上升伴随增长率下降的阶段,这恰为人口政策重点从“数量”转向“素质”提供了条件。本文论证了人口素质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阐明了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重视人口素质的必要性,这也是人口总量巨大和老龄化趋势并存背景下解决数量和结构间矛盾的可行方法。
人口素质自然发展的结果,常表现为文化素质的领先和道德素质的相对滞后。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其内生规律,人类的需要和利益是它的强大动力。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较量中,科技总是最终的胜利者(李晶,2007)。人口素质发展的不均衡已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加大力度提升道德素质,当属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
生态文明的外延包括物质、精神和制度三个领域,并非单一学科所能全面覆盖。本文仅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物质成果,而对精神和制度领域的分析尚有待补充。另外,进一步的研究可构建生态文明的指标体系,并量化它与人口素质各部分间的关系,从而得出更为准确、细致的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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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余谋昌.生态哲学[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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