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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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1

经济比政治更占优势,企业对体育的需求比公共政策更占优势,私有体育利益比公共体育利益更占优势。很多情况下,体育就是资本主义结合这些优势而取得成功的彰示物。有关体育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从不同方面暗示了政治的结束,其原因是作为资源分配者的市场的中心性和公共生活的驯服以及商品化的惯常做法。即使是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并把体育当作有用的辅助工具使用的跨国企业,也承认大体上企业的运营理念还是以获利为中心的。跨国公司通常意识不到还存在其它可操作的一般体育框架存在。如果市场崩溃,即使是暂时的,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全球化只代表着加速走向体育界的资本化,而不接受这种类比就是不加辨别地承认推进全球化过程是变异的资本主义,是对公共生活的驯服和商品化的一贯做法。在某一价值层面上,依据新自由主义而留在公共部的服务项目不得不被迫以私有企业的身份自行运营,不同体育领域的作用仅仅是争夺消费者而已。

在另一层面上,新自由主义还提倡为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的经济融合扫清障碍,前提是贫困国家的政府严格遵守自由主义政策。虽然新自由主义是一套理性的复杂知识体系,包含各种各样的观点,但它的政治观点是古朴而简单的,这是因为政治在市场制定的条款之外就没什么特殊意义了。接受这种逻辑就是要否认或弱化当代体育呈现出的实现社会改变和变革的诸多机会的重要性,而否认实现社会变革机会的观点仍然存在,这反映出对当代资本主义身处十字路口这一状况缺乏认识,全球政治的新标准和社会经济合作普遍存在。换言之,缓解贫困的政策已经制定并执行,政治理念在日益增加的全球空间中或得到发展或逐渐消失,这个全球空间一方面体现为生态政治,另一方面体现为社会经济。这两个方面都是在体育中或通过体育实现社会改变的机会。很多情况下,自由被简化为买卖的权利,并减少了和私有化的个人主义团结起来的机会。20国集团峰会也旨在成为新社会秩序建立的标志,一种更人性化的资本主义形式,以应对部分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贫困危机。美国曾经的不受约束的全球化共识现已过时,现在需要的是用更均衡的方式来调节市场,而不是放任市场。在这一背景下,体育的潜力不能被视为存在于体育提倡的价值中或某种资本主义形式中。

2结语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2

关键词:重商主义;自由主义经济;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1-0020-02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展起来的一门国际关系分支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探讨的是财富和贫困问题,以及谁能从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体系中得到什么的问题。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集大成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对国际政治学和经济学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与此同时又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性质解释为“研究全球经济及技术之间相互依赖的发展同国家所构成的国际政治体系的持续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总之,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将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联系起来,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研究国际关系的学科。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流派

在国际政治经济化和世界经济政治化的发展趋势下,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将经济学与政治学相互联系起来已经成为一大潮流,其主要目标就是研究国家、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在国际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国家和市场在国际领域的相互影响。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流派即重商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将经济学和政治学联系起来分析国际问题时,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一)重商主义

1.重商主义者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要主张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重商主义认为经济从属于政治。强调单一民族国家的利益,国际利益决定经济活动。由于深受政治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重商主义者将国际经济看作是一种零和游戏。冲突是必然的即争夺经济资源是国际体系的内在性质,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

2.重商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两个阶段

早期重商主义产生于15~16世纪,被称为古典重商主义。他们吸收了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必然是残酷的‘自然状态’。因此,必须借用公共权威将个人利益转换为普遍的社会利益”。古典重商主义主张政府应该控制国家的经济,以便损害和削弱对手的实力,增强本国的实力。

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9世纪,这一时期的重商主义强调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的必要性。将政治经济力量看作是一种保护国家生存的方式,外国竞争会对国内市场构成威胁。在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方面更加注重国家安全。

早晚期重商主义的差别反映了商业资本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要求。重商主义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与确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重商主义的政策、理论在历史上曾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产生方式的建立与发展。

总之,正如罗伯特・吉尔平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概括的:重商主义的优点首先在于它将国家视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和经济发展的工具;其次,它深切关注国家安全和政治利益在组织与处理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性;最后,认识到市场必须运行到一个充满社会和国家竞争的世界体系中。其弱点在于把国际经济活动看作是一种不变的零和游戏,缺乏一种令人满意的关于国内社会、国家和外交政策的理论、强调保护主义。

(二)自由主义经济

1.自由主义经济的概述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自由主义经济认为在经济事务中的中心角色应当是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个人;人类的繁荣有赖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由扩张,而且这种扩张不会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它会超越国界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扩张。经济自由主义之父―亚当・斯密相信,即使政府不施加干预,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市场也会自然而然的扩张。经济自由主义认为个人在追求其经济利益时是理性的,当其把这种理性运用到市场之中时,所有的参与者都会获益,因此通过市场运行的“经济交换是一种正和游戏。市场将使个人、家庭和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国家间以及个人之间的经济交往是一个互利性的合作领域”。

2.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亚当・斯密为主要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他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集中阐述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从自然秩序的思想出发,反对任何形式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保护私人产权,要求实行放任的自由经济。同样是从自然秩序的思想出发,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规律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能有效地调节经济运行。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实现和平的两大基础,因为在分工贸易之下,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互惠共赢的,是一种正和的游戏;是相互依赖的,共存的关系。

第二阶段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又可以称为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反对古典经济学把生产放在第一位的传统思想,认为消费是第一位的,一切生产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消费。凯恩斯认为靠市场自发调节很难恢复经济,于是他一反传统的自由放任的思想,主张政府要积极地干预经济。他认为“市场经济能够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好处,但同时也具有潜在的风险、不确定性和无知”。在此情况下,国家可以通过宏观调控手段来规范市场经济,实现市场经济的有序性和稳定性。

3.自由主义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想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他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更重视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自由主义理论是从经济上阐述人是理性的这一思想,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因此认为国家间通过加深经济交往,会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能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这种协调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来加以促进,如当今世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认为在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者解决特定的国际冲突时,市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国际经济交往可以形成相互依存的国家间的新型关系,因此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述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其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同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个不断向外扩张的过程,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世界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会形成一种不平等的依赖关系,长期会形成世界范围阶级的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因此他们主张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经济内容所决定的。

2.马克思主义代表主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他的起点是“世界体系”概念。世界体系以彼此相互依赖的某种政治结构和某种经济结构为特征。他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划分为一个具有核心区、区和半区的等级结构之上。核心区拥有先进且复杂的经济活动,具有成规模的市场工业和复杂精细的农业,而且这里的经济活动都掌控在资产阶级手中;区处于等级结构的最底层,这里主要是原材料的生产场地,工业基础薄弱,并且一切经济活动都掌控在来自核心区的资本家手中;半区在经济上混合,拥有相对比较先进的工业技术,处于核心区和区的中间地带。可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一种基本运作不平等的交换过程。经济剩余从区转移到核心区;利润从区低工资、低利润的生产者手中转移到核心区高收入、高利润的生产者手中。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强国有能力要求弱国继续这种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就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核心区对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剩余价值的占有。沃勒斯坦在分析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时,将经济置于首要地位,政治次之。沃勒斯坦的论述给马克思主义分析增添了色彩。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经济是社会阶级之间,尤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剥削和不平等的根源。政治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经济环境决定。经济居于主导地位,政治处于支配地位。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资本主义的扩张史以及这一过程所引发的阶级之间与国家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必然会导致国家之间和社会阶级之间的新危机与新冲突。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经济的历史可以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

二、结语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对于解决当今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实现全球和平发展具有现实性的指导意义。通过对重商主义、经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进行的简要论述,笔者认为三大理论的分野在于: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谁是决定性的,分析的对象是国家、个人还是阶级,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本质特征是什么。用下图可以明确表示。

参考文献:

[1]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M].杨宇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2]倪世军.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3]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杨宇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4]罗伯特・杰克逊,乔格・索伦森.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M].吴勇,宋德星,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3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毛泽东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代发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乳交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3.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东西,而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具有特定的经济内容。经济问题聚集到一定程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必然转化为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本来只是经济问题,但如果发展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会变成政治问题。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加以充分的注意。同样,经济成分的变化、私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当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虽说明了政治的经济根源,但并不意味着随便什么经济问题都具有政治的含义。一般的经济问题通常并不构成政治问题,甚至围绕经济问题所展开的某些利益冲突也不一定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理论必须研究,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中,政治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该如何发挥政治的统帅作用。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4

[关键词] 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机制 利益群体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2-0095-05

从政治学到经济学:IPE转型的背景思考

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初,有着明显的政治学背景。按照海伦・米尔纳的总结,20世纪60―70年代诞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为的是向传统国际关系研究提出挑战[2]。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两方面做出了贡献:

首先,提出了经济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区别于传统政治学所主张的、权力政治的核心是军事的观点,基欧汉和奈认为,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下,军事力量并不总是被当作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的手段[3]。

其次,回答了权力的来源问题。金德尔伯格和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4]认为,70年代世界经济的萧条与美国霸权的衰退有关,这一分析为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转化搭建了渠道;而苏珊・斯特兰奇的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5],则建立权力结构模型,进一步探讨经济要素与权力要素之间的联系。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试图分析世界机制与权力的关系,如依附理论提出“中心”与“边缘”的概念,分析资本主义体系“不等价交换”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6];还有学者从国际机制的角度,分析跨国公司及区域制度如何对民族国家施加重要影响[7]。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把经济要素作为分析变量引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探索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但是,无论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论、依附论或权力结构论,都以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对立为前提,学者们重视的是政治和经济之间此消彼长的转换关系,而缺少对政治和经济互动关系的研究。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济视角,在这一阶段开始有所体现。这一视角侧重国际力量(主要是国际经济力量)与国内政治的相互关系。这一视角认为,国际经济环境是国家政策变化的首要或重要原因,国际经济制度对国内政治存在着重要影响。早在1972年,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就在《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艺术》中指出了跨国关系和跨国行为体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彼得・卡赞斯坦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8]中,把国际力量和国内政治结构结合起来。卡赞斯坦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他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奠定了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9]

不过,70年代开始出现的转型思考,直到90年代初,才逐渐开始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一方面的原因是早期政治经济学的惯性力量,作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分支,早期IPE的研究几乎完全采用IR的模式。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便是以IR的三个研究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IPE分类。尽管这一分类方法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顺利接轨,但同时也限制了学者们的研究思路。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整个七八十年代,国际环境的现实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苏联的解体和全球化浪潮的兴起,都是80年代末之后的事情。苏联的解体,使得传统的权力政治学、霸权稳定论逐渐失去了意义,而全球化浪潮又使得相互依存理论的解释力日渐苍白。

国际体系的经济权力分布、国际机制对国际环境的挑战,要求政治学者们必须倾注更多的精力关注经济领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IPE逐渐摆脱IR研究视角的束缚,而开始走上自身发展的路径。

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现实对IPE最直接的挑战,就是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全球化产生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开放经济政治(OEP)问题,除了发达国家通过国际机制进一步确保全球统一的开放市场之外,游离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提出了加入这一体系的要求。而研究开放经济政治,必须了解国内集团如何界定各自的物质利益(偏好),这些利益(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机制所加强的。这一问题涉及到两个研究方向:首先是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互动;其次是制度与利益的互动。

因此,IPE在90年代之后发生的转型,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如何影响其政策选择。这一时期的IPE研究,可以通过多种分类方法来概括。除了丽萨・马丁所提出的立体2x2框架之外,海伦・米尔纳从研究议题的角度对IPE的成果进行了归类[11],同样摆脱了早期单纯研究政治与经济相互转换关系的窠臼,体现出IPE学者从政治与经济、国内与国际互动的角度进行思考。因此,如果对90年代以来的IPE理论进行作简单分类的话,可以概括成外力研究(全球经济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内因研究(国内政治制度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以及内外结合研究(国际和国内行为的政策选择)这三类。

1.外力研究――全球经济的国内政治后果

90年代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突破了国际层面研究的孤立性。在政治学视角影响下的早期IPE学者们,按照体系论把国际和国内分为两个层次,国际层次孤立于国内层次之外,并被视作后者的结果。而在经济学视角影响下的IPE学者们,把国际经济体系看成国内政治变化不可忽略的因素。

总的来说,外力对国内政治的影响的研究思路又可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类把国际市场一体化视作独立力量。国际市场一体化指的是“商品和服务贸易、生产的多国化以及金融资本流动”[9],按照苏珊・斯特兰奇的分析,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是权力的来源,全球化的这三个特征正好具备权力转换的要素。在这一思路下,罗戈斯基提出国际贸易的变化影响国内政治联盟与分裂的假说[10]。他通过斯托珀-萨缪尔森模型分析指出,扩大贸易开放会增加国内丰富要素持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当国际贸易收缩时,获利者和政治地位的消长正好相反[11]。具体而言,国际贸易与国内政治联盟的关系是:一个国家的某种(或某几种)资源如果多于其他国家,就具有竞争优势,扩大的国际贸易能使该资源的拥有者获利较多,他们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支持自由贸易;反之,掌握该资源的政治力量会倾向于贸易保护。

第二个方向是研究国际规则和条例的制度性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规则通常被定义为“一系列用来界定权力和义务的行为标准”[12]。90年代中后期开始加强的全球化,使得国际组织、跨国企业等跨国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加。里斯-卡彭主编的《跨国关系找回来》[13]一书,正是这一研究方向的代表。而基欧汉和海伦・米尔纳主编的《国际化与国内政治》一书则提出,国际力量通过“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4]这三种途径影响国内政治。

2.内因研究――国内利益群体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

这一研究思路是90年代IPE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因袭古勒维奇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与外力研究的思路相似,在考察内因的时候,学者们同样从联系价格和国内制度两方面探讨国内利益群体[15]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国际经济一体化改变了国内政治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的机会成本,这些理性的国内行为体在全球经济条件下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政治联盟,从而影响了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

由内而外的思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取得了以下突破:①国内力量对国际力量存在“过滤”作用,而包括利益群体、国内政治结构等在内的中介环节是重要因素[16];②国内力量的作用条件在于国内制度的变革。制度因素能减少或增加国际力量的影响力[17],强政府-弱社会的国家与弱政府-强社会的国家可能接受国际力量影响的速度和大小就不完全一致[18];③国内力量的作用方式包括改变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19]。政治家、行政机构、执政党、官僚或立法机构都是IPE学者关注的行为体。特定的对外经济政策,总是使不同的国内行为体遭受不同程度的损益。行为体基于利益而重新结盟,改变或影响政策选择,对国家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

3.内外结合的研究思路――国际国内行为体的政策选择

除了上述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的两种思路外,90年代的IPE研究还出现了第三种思路:从国内力量和国外力量的互动入手,分析内外结合的交互影响。不过,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取得显著进展的,只有普特南的双层博弈理论[20]。

普特南建立了一个以国家谈判者为核心,以获胜集合为主要概念的理论框架。他认为,在国际谈判的同时,国内层面也在进行利益博弈。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国内支持程度――国内层次上支持者的权力分配、偏好以及可能形成的联盟;国内政治制度;国际层次谈判者的战略。因此,国际经济是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时与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两股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总的来说,双层博弈理论初步确立了国内与国际交互联系的框架,并引入了国际合作的国内政治经济基础思想。不过,这一理论所提供的只是简单的分析,与贸易、经济联盟等IPE理论之间也缺乏直接可转换的桥梁。

对IPE理论转型的几点评价

理论总是希望对现实世界的现象做出解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学者们从不同的路径去解释国际现象。90年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促使IPE发生了从政治学视角到经济学视角的巨大转型。国际化所导致的学术领域研究视角的转型,具有深远的意义。

首先,确立了研究范式的独立地位。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研究领域。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IPE已经被确认为一个学科,但因为脱胎于国际关系学,早期IPE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理论,都继承自国际关系学领域。自从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IPE学者也以此确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21]。尽管这一框架具有简洁、实用的特色,而且与IR一脉相承,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这一框架使得许多IPE的研究成果无法纳入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古勒维奇的“颠倒的第二种设想”。在早期IPE的框架下,古勒维奇的理论被归类入“马克思主义”研究[22],原因在于古勒维奇提出了行为体的“物质利益”概念。

从90年代开始,有关经济利益、贸易政策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IPE理论中。IPE学者认识到,必须更关注经济领域;而经济学者也发现,研究经济政策必须加入政治因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IPE的研究范式突破了IR的领域,取得了相对独立的研究地位。

其次,拓展了IPE研究的边界。学者们注意到,除了研究范式外,早期IPE研究的议题也都属于国际关系领域。海伦・米尔纳归纳当时的IPE课题为[23]:①国家权力机关对经济工具的使用(相对于军事手段);②霸权稳定和美国的衰落;③国内政治的角色;④依存与发展理论;⑤国际机制的重要性。而随着90年代IPE的转型,学术研究的边界不断得到拓展。早期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课题的研究热情逐渐衰退,第三个课题被拓展为“政治因素与经济发展的研究”;相互依存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化研究所取代;而国际机制则逐渐成为最重要的IPE研究内容之一。尽管对一些学者来说,早期的五个议题依旧具有长盛不衰的魅力,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点,事实上已经拓展为分析国际与国内层面的制度利益,这就为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理论范式打下了基础。

第三,需要进一步为打破研究壁垒而努力。不过,总的来说,尽管90年代以来的IPE转型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上都出现了巨大的突破,但是在缺乏简洁的研究框架指导的情况下,IPE的研究出现了多个“理论孤岛”。经济学家用政治学例子来验证自己的理论,政治学家用经济学模型来分析行为体利益,斯托珀-萨缪尔森模型和李嘉图-维纳模型之间的争论便在此例。前者认为要素是可流动的,而后者假定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两种不同的模型预测了不同的联盟模式和贸易政策。

因此,90年代以来IPE理论转型所带来的思考是,如何打破这些理论孤岛,为将不同研究路径的理论连接在一起而努力。例如,如何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加强国际与国际层面互动的分析;如何打破利益分析与制度分析之间的壁垒,而使之出现可沟通的桥梁。

注释:

[1]苏长和.跨国关系与国内政治:导读//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

[2]Helen Milner.Reflection o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Harvey,eds.Millennial Refel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623-636

[3]罗伯特・基欧汉.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5]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第二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6]Andre Gunder Frank.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Rev,ed.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9;转引自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85

[7]R.Vernon.Sovereignty at bay: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 enterprises.New York Basic Books,1971

[8]Peter Katzenste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Structures: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76,30:1-45

[9]Geoffrey Garrett.Global Markets and National Politics:Collision Course or Virtuous Circl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8,52(4):788

[10]Ronald merce and Coalitions:How Trade E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11]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7-52

[12]Krasner.International Regim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2

[13]书中考察了跨国性规范和制度力量、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利益集团对国内结构变迁的重要意义,并指出了跨国行为体影响国家政策的两个中间变量――国内结构和国际制度。国内结构决定了跨国行为体参与政治系统并且组建政治联盟来改变政策的可能性和渠道;而国际制度的力量则受到双边协议、多边机制以及国际组织的约束。见: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14]基欧汉和米尔纳通过对工业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比较分析,考察了国际贸易和流动国际资本市场的扩张所形成的跨国经济力量。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55

[15]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约翰・鲁杰就提出,被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国内社会力量是研究国际经济秩序变迁时不可忽视的变量。见:John G.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Stephen D.Krasner ed.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195-231

[16]杰弗里・弗里登的研究发现,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完全取决于美国国内两股政治力量的博弈,一股是以国务院和美联储为代表的国际主义势力及其背后的华尔街大金融集团和出口产业,另一股是以商务部和国会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势力及其背后遭到国际竞争威胁的制造业。前者要求扩大国际参与,承担国际责任;后者要求国内利益有限,坚持孤立主义。见:Jeffrey Friden.Sectorial Conflict and U.S.Foreign Economic Policy,1914―1940.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8,42(1):60-90;安德鲁・考太尔和詹姆斯・戴维斯沿袭古勒维奇的研究思路,引入中介环节的分析方法,分析国内政治如何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国际力量的影响。他们所引入的中介环节包括行为体对国际制度的信仰、行为体的利益、国内政治结构等。见:Andrew P.Cortell,James W.Davis Jr.How D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atter?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Dec.,1996,40(4):451-478

[17]这些学者把总统制、议会制等比较政治学的概念和思考方法引入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中。伯恩哈德(Bernhared)和莱博朗(Leblang)对汇率制度安排的研究就是这种思路的典型

[18]杰弗里・弗里登,罗纳德・罗戈斯基.国际经济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分析性综述//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7

[19]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20]普特南认为,在国家层次上,国内集团为了促使政府采纳有利自身的政策而对政府施压以寻求自身利益,政治家则通过在这些集团中建立联盟以保证权力。在国际层次上,一国政府会最大化自身满足国内压力的能力,同时最小化对外国发展的不利影响。只要国家是相互依赖并且是的,中央政策决策者就不能忽视这两个层次博弈中的任何一个。见: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ummer 1988,42(3):427-460

[21]吉尔平从IR的研究范式出发,概括的IPE三种研究范式――以霸权稳定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以相互以来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以依附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至今仍是国内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经典分类。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5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制度理论;结构与变迁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7-0028-02

一、核心框架

本书的内容围绕着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展开,“‘结构’涉及制度框架,‘变迁’涉及在一段时间里制度的设立、更改或破坏。”诺思认为,为了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不足,需要人口变迁理论、知识存量增长理论以及制度理论,其中制度变迁理论是本书的研究重点。该理论包含三大理论基石:国家理论、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

作者将国家定义为“在行使暴力上有比较利益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 国家规定着产权结构,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而产权结构的效率决定了经济的增长、停滞或衰退。诺思认为契约论、掠夺论都是不全面的,他用暴力解释国家:国家可以以其暴力上的比较优势规定产权组织形式,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

根据有关经济组织的分析,作者认为,经济的实绩取决于其组织结构;经济的组织结构影响交易费用。这里所谓的经济组织安排,就是通常所说的产权形式。不同的产权形式对经济实绩有着深刻的影响。现代经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市场与企业、产权制度与市场、交易成本、组织密不可分。市场交换需要产权制度,否则交换不能进行;市场交换存在交易成本,市场交易必须有使交易成为可能的基础,那就是一套复杂的法律结构及其实施,即需要一套产权制度。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关系紧密,产权的创建和实施又与国家相关。诺思指出,国家有着不完全一致的双重目标:由于稀缺性和竞争的存在,更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将替代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但如果有效率的组织形式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那么相对无效率的组织形式将存在下来。借助国家理论,诺思解释了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不好的产权制度得以存在的原因。

在诺思看来,国家在制定和变革制度方面是受到两方面制约的:一是政治市场的竞争;二是交易费用。但是交易费用与收益的计算并不能解释一切制度的稳定与变迁,“历史上的变革和稳定性,需要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来解释同新古典理论关于个人主义合理算计相背离的那些情况”。国家作为产权的界定、保护和变革者,所提供的产权制度需要人们相应的意识形态才能得以维护,“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赢得新团体的忠诚,或随着外部条件变化也得到老团体的忠诚。”国家可以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投资,使人们理解、支持制度变革,使制度变迁顺利,降低变迁成本,抑制“搭便车”行为,使制度变迁的成本内存化,从而节约变迁成本。

上述背景条件构成了作者的理论基础,经济环境的变化(如资源条件的变化、 相对价格的变化等)构成了推动产权变动的力量,产权变动向着减少制度费用的方向发展,政府依靠其暴力上的比较优势在其自身动机的约束下确认并执行有效产权,意识形态上的变革有助于降低经济组织成本,上述过程有效的解释了制度变迁的机制。

本文将着重探讨在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时期,本书所提出的制度理论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解释力。

二、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

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有一个不变的“核心议题”,即国际政治经济学最终是要研究经济的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苏联解体,全球化掀起又一浪潮,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明显增强,这一时期的全球化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首先,在经济方面,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为代表的全球多边经济组织努力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各种区域经济组织不断产生,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化。第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不仅在贸易方面有所拓展,在环境、疾病和公共健康(最典型的案例包括SARS和AIDS),和洗钱等方面的国际问题也凸显出来,这些政府无法控制的问题是需要通过国际机制和全球治理来解决的。第三,全球化产生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开放经济政治问题,国际体系经济权力的分布也发生很大改变,除了发达国家通过国际机制进一步确保统一的开放市场之外,游离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提出了加入这一体系的要求。同时,参与全球化体系的主体从民族国家拓展到跨国公司和利益集团。

针对这样的趋势,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国际政治经济学90年代后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如何影响其政策选择。很多学者已逐步走出国家与市场两分法、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相互割裂的狭隘研究视角,在国家、市场维度之外纳入“社会维度”,同时打通国际与国内层次。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由“国家——市场”转变为:“国家——市场——社会”。在新添加的社会层次上,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社会集团,特别是私人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集团的作用。下图能够较为全面地概括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包括国家、市场、社会三个层面,在国内层次中分别以国家、企业、国内利益集团为主体,在国际层次中分别以民族国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主体,同时,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相互交织,界线越来越模糊。

三、结论

根据以上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诺思的制度理论对于解释全球化时期(1990年至今)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具有可借鉴之处,具备一定解释力。

第一,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目前的主要流派来看,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讨论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的互动关系,并将国际关系的发展动力归结为二者的相互作用。自由主义流派强调世界市场更多地塑造了民族国家的行为;现实主义流派认为民族国家对世界市场的形成贡献更大;激进主义流派则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否定现有的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体系,试图推进不满足于现状的力量,完成意识形态上的进步。诺思所强调的推动经济史中结构变迁的因素——经济组织的形式、国家对新兴产权形式的界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三个流派关注的对象。

第二,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了解国内集团如何界定各自物质偏好,这些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机制所加强的。这一问题涉及到两个研究方向:首先是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互动;其次是制度与利益的互动。

在国家层面,从国家对产权结构界定的角度,诺思认为,国家既有动机建立适宜自己的产权结构以使得统治者获得的租金最大化,也有降低经济组织中的交易费用以使得社会产出最大的动机。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最终要研究的是经济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国家和政府需要以暴力规定产权组织形式,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

在市场层面,现代经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市场与企业。民族国家在推动世界市场形成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而在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市场对民族国家的行为有越来越大的塑造作用。跨国公司等企业成为世界市场上日益活跃的角色,它们以世界市场为舞台,又影响着世界市场的运行发展,对国家间关系也施加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甚至在国际意识形态和国际体制的变化与调整中也常常能看到跨国公司等企业的影子。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全球化时期,社会集团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对全球化发展的认同程度,影响到国家、市场或公司的作用。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观念的分裂,基于利益与认同的利益集团的分化组合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全球化发展的一种反应。如何塑造社会的普遍认同,平衡不同利益集团,维护对外开放政策,成为对国家能力的重要挑战。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也解释了这些现象,并给出了解决方案:职业专门化引起意识形态差异,使得一直因种族(地理)差异而存在的意识形态差异变得更严重了,国家利用暴力规定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并加以大力宣扬,限制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成和扩展,进而影响制度的选择、安排和变迁。

第三,“全球化在将来是会持续下去还是会重蹈历史的覆辙”是目前全球化面临的主要疑问之一,也是许多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正在研究的课题。伊肯伯里和格里科两位学者指出,全球化是可以逆转的,全球化若使世界各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弱国穷国很可能封闭自己,为了保证国际体系的开放和稳定,需要国际经济制度和全球治理等多种方式作用。米尔纳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各国政府能否处理好推进全球化与保护民众免受全球化冲击之间的关系。

全球化时期,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现象:关贸总协定的签订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降低了由关税和种种非关税壁垒所引起的交易成本;货币互换安排降低了各国央行持有外国货币的成本;以欧盟为代表的地区性一体化组织降低了交易成本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种种新现象。上述过程中,既有市场主体的推动作用,又涉及国家在新产权形式认定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与国家租在这一过程中的提高。诺思的制度理论主要是针对国内层面和历史层面来谈的,面对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学完全可以将这一思想延伸到国际制度层面,也就是说制度费用在世界范围内的减少,可以成为推进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演变、全球产权结构转变的因素。这同样验证了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理性一无政府状态一合作一共同利益一制度协调”。

参考文献:

[1] 【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 【英】约瑟夫·格里科,【美】约翰·伊肯伯里.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 海伦·米尔纳(Helen.Milner).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趋势[J].国际政治研究,2006(2).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6

关键词: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论、中国特色论

国际政治理论作为一门学问形成的历史并不长。在西方,如果从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theUniversityofWales)设立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政治讲座算起,国际政治学还不到80岁,比“寿命”长达数世纪之久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老”学科差远了去;依照某些欧美学者的评价,它仍是一门“落后的学科”。[1]在中国大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研究只是在近一、二十年才刚刚出现,不要说同传统的学科(如所谓“文、史、哲”等领域)比较其完整性相差甚远,就是与本世纪初陆续引进的其它西方学问相比也显得单薄。作为一个知识门类,国际政治学的不成熟是理所当然的。[2]研究对象的探讨,对于中国大陆的国际政治学之发展的必要性显而易见。本文试图梳理一下与这门理论有关的若干问题,侧重点在知识的结构和方法等方面。

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什么?

尽管说起来国际政治研究已有几十年历史,但国际政治理论的对象似乎远没有被清楚说明和取得共识。追究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种主要看法,它们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但重心的不同却是明显的:

1.“国际政治实质上就是外交斗争”。换句话讲,国际政治研究的目标,是政府的对外方针及其各种战略策略,是各国外交的合纵连横之术。它基于下述认识之上:国际关系实际上是(或者主要是)国家间关系,民族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非国家行为体是次要的和从属性的;因此,不论全球化过程如何发展,也不管所谓“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怎样加深,民族以国家为基本代表的事实不会改变,国家是国际舞台上最重要行为体的事实不变改变,国家利益始终是各国追求的主要目标的事实不会改变,这一切构成了国际政治斗争、从而也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这当然不止是外交部的官员或政府特别支持的一种见解,它也在学术界和一般老百姓中也有比较广泛的认同基础。在中国,“外事无小事”的说法得到了广泛宣传,国外各种民间组织(NGO)--如生态环境保护运动、女权组织、新社会运动等--传入的影响有限,国内大众传媒对世界事务的报道主要着眼于国家间关系、尤其是政府间关系,因此,人们很自然把国际政治与外交斗争划上等号。在大学和研究所,讲授或分析“国际政治”时,外交事务占有最大的份量。

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也有相当多的人持类似的看法。例如,在近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发源地--中世纪后期的欧洲,有外交头脑和治国方略的思想家和战略家,多认为国际政治和国家政治应当以政府的对外决策和对内治理为对象。从马基雅弗利到但丁直至法国的一批“新潮”的政论家、法学家、高级僧侣和神学改革家,均提出过此类的见解。当代美国一位学者的归纳是:“全部国际关系可以描绘成显赫人物或者由他们构成的集团的外交决策过程。…通过聚焦决策过程,(国际政治研究)才有可能为国家设计出更加有智谋的对外政策。”[3]一本流传于80年代的美国的国际政治教科书介绍说:“某些作者认为,对外政策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是同义词,或者说不应当在二者差别问题上大作文章。即使他们没有把本国的对外政策同国际关系等同起来,他们仍认为国际关系领域等于(从理论上说)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和,或者等于对他们有利害关系的那些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总和。”[4]

“国际政治等同于外交斗争或者至少以后者为主要内容”,可能是影响力最大的一种看法,也绝对是应用面最广的一种见解。从外国情况看,国家对外战略研究--如国际博弈分析、国际危机分析、国际冲突和国际干涉分析、核战略、“遏制”战略或“接触”战略等等--被政府、国会和多国公司等“重要决策机构”,视为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所能够提供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从我国情况看,按照笔者的调查,[5]在近年来12个被研究得最多的国际课题里,有7个直接与国家的对外政策有关,它们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后果分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探讨;国际范围“主要矛盾”问题;亚太地区安全与合作问题;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干预问题和联合国问题;另外还有两个间接与国家的对外战略有关,即国际冲突分析和民族主义分析。全球化问题、国际研究的方法论及对国外理论思潮、流派人物的介绍评述等三个课题,只占很小的比重。必须承认,以往学术界对这一角度的优点谈得较多,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带来的问题。国际政治学界(不论外国中国)的大多数人注重的是理论的“有用性”,而且这种功用特别与政策层面挂钩。“外交学派”的定义有很多长处,但也容易造成研究者的眼界狭隘,尤其是它有可能造成所谓“跟风现象”,即一味盯着外交决策层的动向而丧失必要的学术独立性;学术损失不说,有的时候,学术独立性的丧失反过来造成决策层被误导的后果。

2.“国际政治是一般政治的延伸”;也就是说,国际政治学是从政治学派生出来的,是后者的子系或放大。按照这种见解,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是“母子关系”:政治学是国际政治学分析的基础,是后者之理论和概念的基本来源。这种见解基于一个逻辑的推理:政治学是纯粹理论,它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运用就形成了政治学的各种分支,例如:政治学应用到心理分析,便有了政治心理学;应用到地理问题上,便有了地缘政治学;应用到经济现象中,便有了政治经济学;应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便有了国际政治学。“政治”是什么呢?经典的解释是:政治是权力,或者说权力关系,政治学是有关权力或权力关系的学问,权力则是人对人以各种形式的控制和支配。这种解释似乎特别适用于国际政治领域,因为第一,国家及政府是政治学的典型分析对象,而国家又是国际关系中最引人注目和最重要的行为体;第二,权力(当它与国际关系相联系时常被译成“实力”或“力量”)是国家间斗争的关键目标,所以摩根索称国家间政治是“争夺权力与财富的斗争”;第三,国务活动家通常被称为“政治家”,很少听到地方或企业领导者被赋予同样的称谓。

对此,中外学术界有许多认同。在我国,各大学国际政治系把“政治学原理”、“政治学说史”等作为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的国际政治研究室在吸收新的研究人员时,多半是从大学政治系和国际政治系(而不是经济系或国际经济系)招募;在典型的美国大学里,国际政治专业一般设在政治系或政府系,国际政治学协会与政治学协会的会员经常是兼任的,有的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担任过政治学协会的主席或被认为是政治学领域某个学派的代表,两个专业之间从人员到思想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与交往。从理论上讲,很多中外人士都强调,国际政治说到底是用权威方式或者运用实力基础分配国际地位、价值和资源的过程;如所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从国际政治学的著述中不难发现,研究者们使用的语言,很多与政治学有着明显的血缘关系,它们要么直接来自政治理论,要么由此派生而来,如:决策过程,博弈理论,权力及其均衡,秩序和等级,冲突、战争与威慑,地缘政治,国际组织、谈判和裁军,正义与非正义战争,解放斗争和独立运动,恐怖主义与国际制裁,联盟与庇护,国际法与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和国际宣传,国际道德,国际革命,国际暴力,国际民主,国际和平与国际侵略,等等。把国际政治学作为政治学分支的观点的盛行,与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学派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的长期主导地位有关。不过,近些年来,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对“政治学派”的支配地位造成了一定的动摇:其一,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两极格局的结束,对以固守两极、提倡势力均衡和自助哲学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怀疑大大增加,前述定义相应受到抨击;其二,随着国际事务中所谓“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碎片化”(Fragmentation)过程的加强,国际研究的范围明显超出传统的权力政治学所及,主张扩大分析领域的声音或重新思考研究对象的立场,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中国学术界,尽管程度不如西方,类似的现象及批评也显著增多;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新近崛起,和由Huntington的论文引起的“文明与国际关系”持久不衰的争论,均为明证。

3.“国际政治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确切地说,是国家间关系史,是近代民族生成以来的各种重大记录、文献、历史人物演讲或传记,是反映在不同单元(个人、集团、政府、组织等)那里的、被记录下来的国际活动和交往--如战争、革命、联盟、外交斗争。按照这种见解,所谓“国际研究”并不是像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那样的独立学科,它并没有自身的概念体系,而是对国际范围业已发生的各种事实的精确和有选择的记载;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国际政治研究只是一种历史大事记,它应当有自己的逻辑和规律,有筛选史料的网络与方法,有独到的启示及教训。

在中国,依笔者管见,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国际政治分析家均出自于史学家或对中外历史有深刻了解的思想家。例如,陈乐民先生对“欧洲观念”之历史哲学的总结,对苏联东欧解体之教训的讨论,对英法政治哲学思想渊源的分梳和对欧洲文明扩张进程的探测,以及他对中外近当展进程和中外近代思想的比较,无论在思想的深度或是知识面的广度上都首屈一指;李慎之先生关于“全球化”命题及它对中国文化的历史性冲击的多篇杰出论文,不仅开启了中国学术界对全球化现象的争论之门,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的相关思索(如民族主义在当代的世界性复苏、中国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东西文化的异同等现象的讨论)。他们都以历史分析见长,都特别强调史学意义上的“国学”和“西学”的价值,也都十分反对某些貌似时髦的“新学”的非历史态度;他们对当代国际政治现象的深刻分析,主要不是来自学科方法论或各种工具性的理论,而是源于历史知识的渊博和哲学智慧的启迪。历史对他们无疑是国际研究的第一要素。

在欧美学术界,类似见解的最著名代表,是英国历史学家和国际政治思想家马丁·怀特(MartinWight)。在他眼里,真正的国际理论应该也只能来源于对国际历史的总结,它要求作者有一种宏大的历史眼光和从各种杂乱事件中抓住关键线索的敏锐能力。一个好的历史作品,往往比一打流行的国际政治理论教科书或专著包含更深刻的国际政治思想和理论。例如,关于国家行为的最佳形式,不管是所追求的目标或者是行为的道德方式,只能是势力均衡的管理,这种势力均衡思想读者无法从一般的“国际理论”中找到,却出神入化地体现在劳伦斯(Lorenzo)论述伊丽莎白女王(QueenElizabeth)、威廉三世(WilliamIII)或俾斯麦(Bismarck)的著作内。怀特的结论是:“有关国际史的作品,无论是涉猎极广的题材--如西利(Seeley)的《不列颠政策的演化》,马廷林(Mattingly)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或者胡森(Hudson)的《世界政治中的远东》,或是详细的专门论述--如萨默勒(Sumner)的《俄国与巴尔干》,甚至索伦森(Sorensen)关于肯尼迪(Kennedy)如何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专著,比起那些建立在‘新方法论’之上的大量理论著作来,对外交政策的性质和国家体系的运作原理的阐述要深刻得多。”他的简约公式是:“国际政治=历史阐释”,或者“国际政治=历史哲学”。[6]

应当指出,无论在中国外国,上述见识者肯定不占多数,但这为数不多的人往往是真正识多见广的智者,他们的著述多具有好的历史作品特有的穿透力,所以他们的思想影响从比例上远大于他们的人数和作品数量。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突出了历史研究特别是国际史研究的重要性,弘扬了最好的国际政治理论的必然具备的历史属性。然而,这种观点在被认同方面也有它的困难:其一,当代国际政治学领域的多数研究人员并非史家出身,因此不管是知识的结构或驾驭材料方面,很难要求他们(多半是比较年轻的人)具备广博的历史观念和知识,而方法论的东西(如6-70年代以后兴起的系统论、信息论和博弈论等)对他们有大得多的吸引力;其二,有的时候,由于“历史学派”轻视各种“新学”(包括观点、模式和方法)的作用,尤其是因为贬低国际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价值,他们的理论容纳能力受到削弱,他们的看法也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依笔者之见,“历史学派”本身是有方法的,他们在浩瀚史料中捕捉关键线索的出色能力,证明了这种方法的价值及其存在;但这种方法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下意识的、本能的和内生的东西,属于与生俱来的品质,它们与那种表征明确的、工具性的方法不大一样,前者“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后者可以“临摹”、易于推广。

4.“国际政治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领域”。依照这种观点,国际政治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虽然与其它学科(如文史哲经)相比属于一个发育较晚的知识门类;它一方面有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又特别注重多领域的和跨学科的研究;其探索目标以处在国际关系中的所有行为体及其作用方式为中心,以政治学和历史学对民族国家和世界体系的分析为基础,以对各种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工具箱”的综合利用为手段,分析国际事务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现象和揭示其带有普遍规律的特征,以应对这一领域的社会需要和知识疑问。“跨学科论者”承认,国际政治理论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只是本世纪以来才受到重视,无论概念框架、学科对象或研究方法都没有形成像政治学、社会学或历史学和经济学那样的成熟形态。他们指出,国际政治研究的真正开始,在西方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而比较系统和大规模的探索,更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政治学学科的相对“孱弱”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能因此而否认它的学科属性和独立存在的价值。

笔者曾经提出:“从学理看,本质上,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它的对象仿佛是一块有无数层面而且在不断旋转的立方体,每一学科的知识都能部分正确地解释其中某时刻点的某一个或几个层面,但任何一个学科的知识又都不足以涵盖不同时间有不同内容和特点的所有层面。即便作为一门跨学科知识,国际政治学与纯粹边缘性、交叉性学科(如量子化学、模糊数学)或工具性理论(如系统论、统计学)也不一样。一方面,国际关系学有它自己的成系统的鲜明对象和范畴,如国家、国家利益、民族国家、国际社会、国际组织、世界系统、综合国力、均势、强权、霸权、帝国主义、国际冲突、国际干涉、国际协调、地区一体化,等等。这使得它区别于其他大的门类,某种程度上像是诸如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一类的大学科(所谓‘一级学科’)。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借助其他专门学科的‘工具箱’,例如,讨论国家问题时离不开国际法的严谨定义,讨论国际冲突时常常要使用军事学的术语,讨论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和演化问题时会涉及民族学理论和历史学分期,讨论综合国力问题时多半要运用统计和计量方法,讨论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问题时必须同时有政治学和经济学知识的帮助,讨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问题时通常要查阅有关的地理书籍,……。一切在当代产生影响的社会变革理论和国际学说,都可成为新的国际问题研究的启迪源。由此说来,国际关系学既是多学科的研究,要借鉴、利用、吸收别的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更是跨学科的探索,即在新的基础上做出新的综合和归纳。这是它的优势,是其希望所在。”[7]

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Hoffmann)教授指出,国际政治学作为一个“自主学科”的存在,是基于下述事实:它既是人类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又是知识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在这一领域,所谓“世界政治”的发生和演进,是处在一个缺少共同承认的合法权威(世界政府)却同时存在斗争磨擦又交往有序、历经变迁又经久不息的国际体系中。这一现象不管是政治学、政治哲学和其他已有的任何学问都没有探讨和不足以解释的。国际关系理论,就要研究这种既分裂又整合的世界中的各种基本单位、它们的政治和政策、它们的权力和能力,以及影响它们的种种因素和活动。研究国际关系的方法,既可以是政治学意义上的“规范的”(normative)理论和概念,也可以是历史学中的“经验的”(empirical)或“因果联系的”(causal)理论和概念,还可以运用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政策学”(policyscience)方法;但无论是从其他学科借用过来的哪一种方法,它们都被整合到国际政治自成体系的理论中,变成其有机的、有别于原有特性的组成部分。[8]按照这种理解,不仅国际关系学拥有自己完全独立的一些范畴,如国际交往和外交斗争、军备竞赛和裁军谈判、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等,而且,从其它学科借用过来的概念在纳入新的框架和背景之后也有了独立研究的价值,比如,国际战争或国际和平显然不完全同于国内战争或国内和平,正如人们不会把国际法等同于国内法、地缘政治等同于选举政治一样--不论其范围还是作用方式。

应当看到,这种观点既有它独特的优势、吸引力,也有其问题和不足。它强调国际政治研究的独立学科属性,为这一领域的全面和深入开掘奠定了基础;它重视跨学科的边际碰撞,使原先从事其他学科研究的人进入国际研究的大门并且充实丰富这一学科成为可能;它对于有志从事国际事务的宏观探索的学者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使“大理论”和“战略设计”享有某种优先权。然而,与学科历史的短暂相一致,它事实上仍然缺乏独立的“知识学”基础,缺少自身成熟的概念系统和方法论。这是它的重大缺点,依笔者管见,如果从中获得突破,也可能正是它的希望所在。

综上所述,在中外国际政治学界,对于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对象存在着四种意见,即以外交决策分析为主,以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及其国家间的政治交往和斗争为重点,以历史尤其是国际关系史为焦点,以独立的学科发展和边缘综合为目标。也可以认为,它们事实上构成了当代国际问题研究的四种意见及各自的方法论途径,即决策过程分析、政治学基础、历史(思想史)视角和方法论研究。或者,不妨把它们简单概括为“外交学、政治学、思想史和方法论”的不同角度。尽管学者之间有分歧、有争论,他们的各自观点各有所长又各有不足,完全将他们的观点分个是非、比个高下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使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更上层楼,至少应当建立在对这些观点的了解之上。

二.从什么角度研究国际政治问题?

研究角度的问题,实际上是个认识论的问题。对于同样一件事情,如果站在不同角度观察和分析,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不止是平日生活可以感受到的常识,它亦适用国际政治的研究。上一节讨论了“是什么”的问题,从现在开始我们侧重于“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

还是以具体的事例说明。

比方讲,在怎样看待当今世界的“南北差距”的问题上,至少可以见到以下三种不同分析角度:

一种是为现状辩护的角度,我们把称它为“现实主义学派”。尽管其中思潮、流派杂多,它的基本认识是:现有的南北差距既是各种历史因素造成的,也是国家间实力和发展速度不平衡的现实结果,这个由历史和现实的多种作用形成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及矛盾,反映了国际关系结构表面的无政府状态和实际的等级秩序的基本特征;在这种经久不息、循环往复的国际关系结构中,各国只能“好自为之”,基本上依靠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取得应有的国际位置和影响,换句话说,强国大国(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强国大国)当然有更多更大的优势,而小国弱国(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小国弱国)天生面临着受到威胁或依附他人的境遇;在这个结构下面,公平是需要的,但不可能有绝对的公平;国际组织能够起一定作用,各国间的合作和国际法的约束亦可能多少抵消一点强权政治和不平衡经济扩大的势头,但是,由于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和各国追求各自利益的强烈冲动,差距和矛盾是永远不会根本消除的,就象人与人之间不会完全消除差距和矛盾一样。站在这个角度看待国际冲突的人,十分看重外交手段、联盟方式、战争与和平、各国的长远战略等方面,包括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抗与缓和的具体途径,但他们不去“幻想”南北矛盾的根除,他们多把自己称为“有悲观倾向的现实主义者”。

另一种是倡导改良的角度,可以叫作“自由主义学派”(在国际政治学中人们也常常把它称为“全球主义学派”)。这一派同样有许多分支,但撇开内部的差异,可见到如下的共识:国际关系中的不平等不公正是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但它经过各国的努力,尤其是国际合作和国际组织的推动,不是不可以改善的;自由主义者承认国际结构的等级性与无政府特征之双重属性,但它指出,历史地看,国际结构并非恒久不变,相反,这一结构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推动这一过程前进的便是各种要求公正、合理和改革的要求及力量。南北差距及矛盾的处理也应当置于这样一种历史观照下面,就是说,一方面不抱不切实际的“即刻根除”的幻想,另一方面扎扎实实地推动各国间的合作,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和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改革开放。自由主义学派特别重视所谓“全球化”与“经济相互依存”在当代的增强趋势,认为这一趋势有助于抵消传统的权力政治角逐的冲动,有助于形成国家间、区域性或全球范围的不同层次和不同形式的利益共同体(包括安全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有助于强化国际社会的“世界性文明规范”(包括市场规范、法制规范、产权意识、自尊和相互尊重)。站在这个角度看待南北关系和全球冲突的学者,多对改善现状的前景和“双赢”的结局抱比较乐观的态度;很自然,他们主张渐变和改良,反对激进的政治态度与手段。

第三种是主张激变的角度,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国际关系从它产生以来一直是资产阶级国家统治的关系,它是资本主义国内基本秩序之世界扩张的结果;就像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一样,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当代国际结构是资本积累和循环的国际保障,其制度化表征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少数欧美大国把持的联合国以及美元为核心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及北约、安理会、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巴黎统筹委员会在内的国际安全秩序,等等。像资本主义的国内积累造成了资本家和工人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关系一样,资本主义的国际扩张在当代造成了南北方之间的依附与被依附、核心与边缘(包括部分国家的半边缘)的关系构造。马克思主义者强烈谴责当代国际关系的不合理和不道德性质,包括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日益扩大的差距”,他们强烈主张以激烈手段彻底或改变现有的基本结构和基本规范;他们不仅指责现实主义学派的“冷漠无情”和“既得利益表现”,同时抨击自由主义“貌似公允”的虚伪态度,认为这种态度只会麻痹人的斗志、延缓国际范围的解放斗争。马克思主义典型的战略和策略公式,是各种形式的反抗现秩序的“世界革命”,包括争取妇女彻底解放、劳动者当家作主、实现财产公有制度和财富的平等分配;具体到南北关系上,他们主张发展中国家拒绝欧美式现代化发展模式,抵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良压力,完全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自己需要的道路,同时联合起来建立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同样的角度差别可以应用到对其它许多国际政治现象的判断上面。例如,对于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而出现的世界范围的所谓“市场化”、“民主化”浪潮,自由主义者是张开双臂热烈欢迎,认为它们验证了自己的观点,这些浪潮最终会使所有国家受益(程度虽然不一),如经济发展加快、贸易总额增长、信息革命普及、意识减退、国际合作加强、独裁政权瓦解、民主自由增加等等;现实主义者依然持谨慎观望态度,认为它们短时间也许会出现自由主义者期待的效应,但从长远看,市场化的深入可能加剧国家间的各种竞争(贸易保护主义、争夺资源和市场份额的斗争、以及信息控制与反控制等新形式的较量等等),民主化的推广可能使欠发达地区陷入新的混乱与失序局面(如部分前国家和非洲地区的事例),总之使国家间争夺权力与财富的斗争出现新的复杂局面,但各自国家利益的追求和这种追求造成的“你争我夺”的国际关系性质始终不会改变;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如世界体系论、依附论和社会批判理论)把发展中国家目前出现的“市场化”与“民主化”斥为西式现代化的再版,是所谓“欧洲中心文明”在当代的幅射与扩张,他们并不认为这种“全球化”会真的缩小核心地区与边缘(半边缘)区域的实质性差距,就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关系从来不会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总体生活水平的改善而从根本上改变一样。

举这些例子,笔者无非是想说明,观察国际事务,可以有很不一样的角度,而每个角度可能都有其价值,人们不可能简单地取其一点而排斥其它。事实上,从我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的现状分析,改革开放这些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已经变得比较复杂和多样化,并不是只有一个角度、一种“理论”。问题是,第一,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已初步形成的多元层化局面,仍然一味地强调某个角度的正确性与独占性;当某人说“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待国际事务时,他可能实际上采取的是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角度,甚至是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无关的、纯粹现实主义学派或纯粹自由主义学派的角度。其实,采取什么角度是无所谓高下的,歧见本来是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笔者以为,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国际政治学中十分有力的一支解释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和南美一些学者的“依附论”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它们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和解释,得到了包括欧美国际政治学主流学派在内的世界学术界的尊重),但由于我们对它缺少透彻的探讨和说明,加上某些“声名败坏”的“理论”的歪曲肢解,在我们国家的国际政治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反而成了事实上最不受人重视的一派,正式的宣传与实际的探索像是“两张皮”。“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这才是真正最严重的问题。第二,在我们现有的国际政治学研究中,虽然已有“分株杂交”趋势,但“分株”并不十分明显,“杂交”也不那么多样;现有的理论研究远没有达到“色彩丰富、思潮杂多、学派林立”的要求,已有的理论要么像是别人思想的不充分“移植”,比如中国学术界的“全球主义学派”;要么仅仅是低水平的重复,比如一些以“填鸭式教学”为已任、以“剪刀加桨糊”为手段的某些教科书;要么可能只是以特殊“实践”定义的特殊“有用性”,作为“理论”适用与否、正确与否、深浅与否的尺度,比如一些低水准的“动态分析”。严重之处恰恰在此。我们不是不需要有中国特色的全球主义学派,而是需要真正了解国外研究、又透彻理解本国国情和需要的全球主义学派;我们不是不需要教科书,而是需要既能表现编者的独立分析能力、又允许学生发挥独立思考能力的大量各具特色的教科书;我们不是不需要对外政策论证(包括某些动态分析),而是需要高水准的不同领域不同角度的众多战略策略论证。

三.“中国特色”问题

分析到此,有必要讨论一下国际政治学界颇有争议的“中国特色”问题,这不止是因为它涉及到上面所说的“角度”差异,也由于它确实关系到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几年前出版的拙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我在书中写道:“中国学者写国际政治的书,总不希望人云亦云,跟在外国人后面走,但做到这点实属不易。近些年来,学术界一直在争论是否应当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问题,至今尚无共识。我的不成熟的想法是,任何一种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学说(如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本来可能产生不同的学派,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也不例外:列宁主义和西方学者对‘帝国主义’现象的解释各有自成一体的道理,美国人、英国人对‘中心-边缘’概念的理解同埃及、智利学者的说法又不一样,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谋略术与欧美现代战略战术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使用的语言、表现形式和思维方式,由于文化背景、历史传统、民族性格的不同,一定不会是一式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见到国际政治学的‘欧洲大陆学派’、‘美国学派’、‘日本学派’、‘俄国学派’、‘中国学派’等等,因此讲‘特色’也未尝不可。但我倾向于现阶段少讲或尽量不讲,尤其不要讲‘有特色的体系’之类的话。理由很简单,我们迄今仍然谈不上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政治学有多少贡献--不论从构架到概念、从命题到论点、从宏观的历史归纳到微细的专门研究。中国实际上近一、二十年才出现专门从事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和教学的机构,目前尚处在介绍国外成果、借鉴他人工具、按照通用的分析范式讨论问题的阶段,我们的发言权不多。中国这样大,历史传统这样悠久,形成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的前景是不难想见的;但特色不是说出来的,而是自然形成的,所谓‘水到渠成’、‘功成名就’。现阶段不宜多宣传‘特色’的另一原因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泛政治化之后,中国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都在淡化意识形态,国际政治研究(以及一般性学术研究)也应当这样,要把意识形态追求同国家利益追求、对策分析同学理探讨、政见分歧同学术分歧区别开来,这样才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和学术气氛的培养。”[9]

现在笔者依然坚持这些看法,但想加上几点补充意见:一点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有、也肯定会有独具特色的国际政治观,它与中小国家的情形是不一样的。小国的资源、人口、地理和经济,可能决定了它们不得不依附于某个或某些大国,或者不得不把自己的存在与发展建立在区域共同体和国际社会的强力支持下;小国可能是完全外向型的、单一的贸易或金融经济(如Caribbean地区的某些旅游岛国),可能是完全衍生型的分支文化(如Cyprus的文化就源于希腊和土耳其两大民族文化),可能是完全依附型的外交与政治(如被称为“国中国”的Andorra、SanMarino、Monaco、Swaziland、Bhutan等小国,就丝毫不可能奉行与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南非和印度等国对抗的内外政策)。小国通常不易拥有十分长久的历史,不易拥有门类齐全的工业,不易拥有学科完整的大学;甚至从统计学意义上讲,小国也不易贡献群星灿烂的艺术家、科学家和思想家,总而言之不易产生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政治理论。中等国家有中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外交理念,它们同样适合了中等规模的人口、经济、文化和地理特点,譬如讲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埃及和哈萨克斯坦这样一些国家,特别重视多边外交、国际组织、区域安全共同体等问题,这些国家的国际政治学者对它们常有精彩论述,但中等国家鲜有涉及国际政治结构和规则的宏观理论贡献,它们的思想家往往把自己的创造力聚焦在国际关系的“中观层面”(medianlevel)。[10]

国际规则历来是大国制订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构架也一向是由主要大国的学者提供的。严格意义上的大国,从来不会长时期地完全依附他国,不论是政治经济或者思想文化,除非它(们)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大国对他国的依附,既不可取、也不可行。从历史上看,大国巨大的幅员和人口所以能够凝聚在一块领土之内,必然有它独特的文化基因作用,有它独特的政治架构发展,有它独特的经济方式支撑;大国之间互相抄搬的情形极为罕见。从当代国际现实观察,国际关系里没有一个真正的大国没有自己的国际政治观念,只不过在有的国家那里这种观念可能比较成型和理论化,在有些国家中则不那么系统齐备。美国和苏联自不待言,英国有“国际社会学派”,法国和德国各有“历史社会学派”和“社会批判理论”,日本人特别重视“霸权后时代和霸权后结构”,连印度也出过圣雄甘地的“和平理念”和尼赫鲁的联合第三世界抗衡西方列强的思想。拿我们自己国家看,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直至、邓小平,都提出过引起世人高度重视的、产生广泛影响的思想,尤其是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斗争策略、游击战理论和人民战争思想曾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产生过重要作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也令“非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变得更有吸引力。尽管目前中国仍然缺乏能与某些发达大国相比的国际政治理论,但前景是可以想见的。中国人--从决策者到知识分子直至普通百姓--经过改革开放这些年的风风雨雨,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占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无论对内对外政策方面完全依靠别国提供的经验和模式(哪怕再好的经验与模式)是行不通的,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发展战略和国际政治观;同时,有更多的中国人开始重视本国的悠久历史文化及丰富的思想渊源,实践和理论的探索工作正在各个领域展开。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中国特色”也就是中国人自己的视角、自己的观察和自己的结论,如果我们把这种视角精确化全方位化,把这种观察深入化系统化,把这种结论理论化逻辑化,自然就有了“中国特色的理论”。

然而,仅有好的意向是不够的。我想补充的另一点意见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学说体系,只有在中国学者全面地透彻了解国外、尤其是发达的欧美国家有关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一番努力,才有可能建立起来。这甚至不是充分条件,而是起码的前提条件。逻辑上讲,它是任何人都不难理解的道理;然而实际生活里,它又是一个需要千辛万苦的努力才有可能被人接受的东西。所谓“逻辑”是指,如果你不知道别人拥有什么或正在创造什么,你是不可以向世界宣布你的“特色”的。常言道,有比较才有鉴别,但在我们日常国际政治研究当中,大量出现的却是一种反逻辑的现象:许多自称有“特色”的理论、学说和观点及教科书,是在作者编者基本上不了解其它国家的同类作品及其思想的情况下,甚至是在作者编者完全不懂外文、从来没有接触过第一手的外国研究资料的情况下,生编硬造出来的或者生抄照搬出来的。也许,大国的国际政治学者有可能在不谐外文的条件下建立自己的理论,这一点毕竟与小国的同行不大一样;但大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家至少也应当通晓已译成本国文字的国外同行的著作,比如说,当一个人宣称自己创造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战略理论”或“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策略”时,起码这意味着这类理论不同于美国和前苏联等国同行的国际战略学说或外交政策学说。但据笔者--顺手举一个例子--对目前国内大学使用的近十本国际政治教科书的考量,作编者们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似乎很少留意近十年来被译成中文公开出版的为数不多的国际政治译著,至少从教科书的字面上见不到这方面的批判借鉴工作。[11]国际政治学与中国传统的“文、史、哲”不同,它本身是一个被移植的、幼稚的学科,如果没有对国外知识及其进展的洞察,大概很难谈得上真正的“创造”。

改革开放的近二十年中,我国的国际政治学理论研究从无到有、从相对单一到逐渐多样,应当说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看看“”期间和此前的状况,看看现在的众多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以及招生盛况,看看学术界渴望进一步发展、渴望独树一帜的强烈愿望,就知道这种进步有多大。然而,笔者以为,现在还不是自满的时候,我国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水准距国外同行还差很大一截。冷静地观察,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可以视为“基本具备自我意识”的阶段,包括学科建设的强烈意识、批判借鉴外国经验的审视意识和探索中国视角的自觉意识等,它明显超出了此前仅仅是应付政治任务或教学工作的阶段,也即我常说的所谓“撞击反射”式的被动且无意识的状态。但是,这并不等于对外部的了解已经很够,更不等于我们的学问做得很好;迄今为止中国国际政治学界连一本探讨本学科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的专著都没有,这与经济学、社会学甚至法学界中国同行的成就相比令人汗颜。中国学者仍然需要象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时那样坦承差距和虚心学习,需要那么一种精神状态。这既不是崇洋迷外,也不是食洋不化,更不是否认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国际政治观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恰恰相反,学习是为了更好的创造,借鉴是着眼于真正的特色,只有踏在别人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才会实现新的超越。在功夫未到以前,出现的只有虚骄之气,造成的仅仅是“沙滩上的建筑”。

那么,具体到研究领域,我们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还存在什么缺失呢?这里,笔者仅仅结合自己近一段的研究体会,谈点不成熟的看法;所列举的问题既不带有重要性的顺序,也不是一个面面俱到的清单:

第一,我们可能缺少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国际政治思想史。在其它很多学科领域里,中国同行们已经写出了或正在努力撰写本专业的思想史学说史,如经济思想史、政治学说史、史学史等等;而中国国际政治学界的努力--包括任何大学的教科书或任何专业研究作品--到目前为止只梳理了国际关系的历史,却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史;现在的大学教师或研究人员,大概只有一本译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当成国际政治思想史方面教研参考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当一种学说的思想形成脉胳尚未被摸清以前,是不可能建立新的比较完整的理论的。我以为,在这部国际政治学说史或思想史里,对“理论国政学”的描述和分析,应当占有重要份量。所谓“理论国政学”,指的是“理论的理论”,即有关国际政治学建筑的基本问题的分析,如同理论社会学、理论历史学和理论经济学的奠基作用一样。当然,这部国际政治学说史,还应当全面叙述和讨论从近代国际关系产生以后思想家们对国际关系的讨论,包括欧美的Machiavelli、Hobbes、Hegel、Kant、Marx等人直至当代的各种学派,发展中世界的Gandhi直至当代的S.Amin、I.Wallerstein、列宁、斯大林直至前苏联东欧自成一体的各种论述,中国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邓小平直至当代中国学术界,等等内容。一本由中国人自己写的《国际政治思想史》或《国际关系理论史》,可以被看作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的一个认真的努力。

第二,我们可能缺少对当代国际政治学经典作品的全面介绍,特别是缺乏对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的工作及主要作品的分析。改革开放以前,除了极个别的“供批判用”的翻译作品外(如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等),国际政治学界的主要著作、尤其是探讨学科建设理论的著作基本上没有介绍进来;8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术界陆续翻译了一批公认的经典作品,如H.Morgenthau、K.Waltz、M.Kaplan、J.Burton、H.Cardoso、R.Keohan和J.Nye等人的主要代表作,这方面上海倪世雄、金应忠和冯绍雷等学者的工作,北京邓正来、宋新宁、王缉思等组成的《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丛书,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总起来看,我们不仅对国际政治学的古典代表作介绍得不全(如雷蒙德·阿隆、沃伦斯坦、莫德尔斯基、昆西·赖特、伊萨克·阿明、马丁·怀特和汉迪·布尔等国际政治思想大家的著作,又如“国际社会学派”、“学习进化理论”、“功能主义理论”等,就完全没有翻译介绍过来),特别是对于国外80年代以后、尤其是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以来的研究进展,包括各种新的重要思潮、学派和方法论(如“新自由主义”、“国际生态政治论”、“建构学说”、“认同学说”、“后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国际批判理论”和“国际女权理论”等),国内学术界注意得不够,几乎没有任何系统介绍。依笔者观察,这些新的理论流派中,除个别属于工具性、方法论的派别外,多数都是“实体性”理论,即有自己的本体论和价值观、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理论,它们对于建立一个基础扎实、门类齐全的西方当代国际政治学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我们可能缺少哲学思想的启示和激励,缺少国际政治学之外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渗透与帮助。在中国,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度有过的“哲学热”之后(它与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哲学的强烈召唤有直接联系),近十余年来,哲学思维和方法对包括国际政治研究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的激发推动,似乎处于冷冻状态,人们很少感受到作为这种“智慧”之学的幅射。而在80年代以后的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哲学的启迪功能似乎越来越明显,典型的事例有“罗马俱乐部”首创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对思想界的深刻影响,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哈贝马斯的哲学“社会批判理论”对西方国际政治研究的持续冲击,以及结合了大量哲学思考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等“后学”对旧的以权力政治为中心内容、以科学主义实证为主要研究途径的正统国际政治主流学派的强大挑战。在阅读的过程中,笔者深深地感觉到,它们也许不能给人直接提供政治观点、价值判断或解释困惑的具体途径,但它们能够刺激人的想象力,加强研究者的审视意识,尤其有助于超出文本进行思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新一代国际政治学者所缺少的或最需要加强的,主要还不是具体的学说观点或专业知识,而是哲学辩证思维及其方法论的锤炼。也许,中国的哲学界与国际问题研究界的协作密切之日,就是高水准的“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有望形成之时。同理亦适合于国际政治专业的学者对其它学科的“工具箱”的借用。笔者并不是说中国学者非要照搬西方同行的“系统论”、“信息论”和“决策论”,而是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像他们那样,用各种自然科学或其它现代的方法,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学派和论说。

第四,我们可能既缺少“实用主义”以外的其它学派,也缺少精细、专业的个案分析。如前所述,中国现有的国际问题研究,多半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和全球主义等学派观点的混合,有的时候再加上一点“传统文化”;它们的基本取向是实用主义的,它们的研究途径多半是动态跟踪式的,它们的分化与组合既不明确、也不有力。举一个例子:在对外政策分析和时下流行的所谓“大战略”研讨中,国家利益的指导思想、“外事无小事”的教诲和“敌我友”界限的警惕,每每总是支配绝大多数文章和讨论的主题与主调,它本身也许可以理解,问题是这之外的其他见解和流派(包括纯粹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始终得不到充分阐述和发挥。对比一下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对先进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当代中国的状况,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内部形成的学派分支显然少得多也弱得多。由于探索不充分、见解不多样,新的流派难于发育,中国的国际政治学始终长不成一棵根茎粗大、枝繁叶茂的大树。这当然是任何真正期待“中国特色”早日形成的人所不愿见的。与低水平重复的总体局面相一致,我们的个案研究、专题分析与国外相比少得可怜,多数“变成铅字”的文章和专著并没有在某个专题或领域上深究下去。对比之下,笔者很喜欢(不是同意、更不是“盲目崇拜”)国外一些同行的专题作品,例如J.Nye主编的《能源与安全》、IainJohnston著的《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J.Elshtain的《女人与战争》、P.Katzenstein主编的《国家安全的文化》、M.handel的《国际体系中的小国》以及Hung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等等。这些属于国际政治学的专题著述,能在一个小口上切得很深,把相关的资料或争论包揽无遗,对有兴趣的读者实在有益;而且,我想加一句的是,它们的数量相当多,尽可任不同志向、趣向的学生和批评家深究点评。

理论或许是“灰色的”,但理论工作者不能以此为借口,拒绝按照实际生活的步履,更新自己的思想观点。面临世纪之交的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工作者,应当瞄准国外同行,有一个新的起点。

[1]JimGeorge,"TheBackwardDiscipline:SomeIntroductoryComments",thefirstchapter,"(Re)IntroducingtheTheoryasPractice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nDiscoursesofGlobalPolitics:ACritical(Re)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Relations,publishedbyLynneRiennerPublishers,Inc.1994,P16.

[2]前苏联东欧等国的国际政治学研究状况大致与中国大陆接近,有关情况可参见:MargotLight,"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ntheSovietUnion";LeonMangasarian,"ImOstenNichtsNeues?InternationalStudiesintheGermanDemocraticRepublic".bothinHughC.DyerandLeonMangasarian(eds.),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StateoftheArt,publishedbyTheMacmillanPress,LTD,1989,PP229-243,PP326-339.

[3]FrederickS.Dunn,"TheScope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nStanleyHoffmann,edit.ContemporaryTheor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P15,byPrentice-Hall,Inc.1960

[4]詹姆斯·多尔蒂(JamesDougherty)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RobertPfaltzgraff,Jr)合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Contending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lations),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10月翻译出版,第27页。

[5]1995年上半年,笔者曾经参加李琮教授主持的一项国家重点课题,内容是八五计划期间“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现状、成就和问题”。之后,笔者写成一份报告《中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现状、成就及建议》(不供发表),本文的部分内容便取材于此报告。

[6]6.MartinWight,"WhyisTherenoInternationalTheory?"inJamesderDerian,edit.Internationaltheory,CriticalInvestigations,PP15-35.

[7]7.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17-18页。

[8]StanleyHoffmann,"InternationalRelationsasaDiscipline",inS.Hoffmannedit.ContemporaryTheor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1960,byPrentice-Hall,Inc.PP1-4.

[9]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出处同前,第1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