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培养范例6篇

博士生培养

博士生培养范文1

    关 键 词:法学博士生 创新能力 培养模式

    《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08年)》指出,“经过近30年的恢复、重建、改革和发展,一个以法学学士、硕士、博士教育为主体,法学专业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法学教育体系已经形成。”[1]从目前我国法学教育外观上看一片繁荣景象, 法学教育的层次、形式和机构繁多,入学标准、学制、学历和学位的“多元化”,以及招生人数的庞大,但其整体人才培养状况并不理想,面临着质量、信誉和生存的现实危机。值得关注的是高等教育金字塔的顶点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它代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如果博士研究生培养不能保证质量,那么整个高等教育的质量就无法保证。因为,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传授知识、技艺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塑造,即“人们在学习和继承前人知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新概念、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新设计,提出独特的见解和完成创造发明的能力。”[2]随着我国社会法治的发展进步,对法学博士生的培养要求越来越高,希望他们成为“治国理政和从事法律职业的杰出人才;改善对正义的管理,营造社会的价值观;创新法学理论和思想,以指引法治实践;补漏社会付阙和改革完善制度,为国家、社会和公民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营造和弘扬法治文化,推动社会成员把法治作为稳定的生活方式、如何使精英成长为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领袖。”[3]从目前法学博士生的培养现状来看,我们的培养方式、培养流程、制度设计等是值得反思的。

    自古罗马起,“法学博士”便是法律学问与社会正义的双重代表,在公众心中享有崇高威望。世界上第一所大学波伦亚大学首开高等法学教育之先河,被誉为“法学百合的四博士”功不可没。近代以来,“法学博士”在西方有“法袍贵族”的美誉,随着法学教育及学位制度的不断发展,法学博士的培养开始日益程式化、理性化、多样化,形成了不同时代背景、历史传统与教育体制下的诸种模式。当下中国正值法治建设事业的关键时期,社会对高级法律人才需求旺盛,如何探索一条既符合国际标准又体现中国特色的法学博士生培养机制,成为众多有识之士关心的话题。如何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与创新型治国理政的人才培养紧密结合,是塑造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内在要求与核心精义。

    一、创新本位:法学博士生培养的历史经验

    (一)法学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必须建立在扎实的人文基础与专业训练之上。Doctor(博士)一词源自拉丁语,词头“doc-”是“教导、教学”之意,词尾“-tor”是表示人之身份的词根。作为一种学位,“博士”肇端于13世纪上半叶的巴黎大学,而该校即是当时仿照手工业行会组织成立的一个教师行会,所以,最早的博士生教育实质上是指向教师资格的行业内培训,当时对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要求是先在文学(又称“艺术”)院修习4-6年,合格者方可进入医学、神学或法学院,分别再修习5-6年、8-14年和10-13年,期间须参加一系列的口试、演讲和辩论,最后由相关评议会或本学科全体教师的同意,方可获得博士学位。[4] 可见,最早的法学博士生培养,与法学教师的资格认证紧密关联,这充分说明没有扎实的人文知识素养及严格的学科专业训练,便不会有合格的法学博士与教授,也不可能企望由此推促法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教学型博士培养模式为后来的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继承,其基本特征是: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人文学科的基础知识,并要精通拉丁文;刻板的阅读要求与大量的辩论、演讲训练;获得学士后若干年的教学实践;与导师之间严格的师徒式关系;隆重而神圣的学位授予仪式等。[5] 对于法学博士的培养,英国传统的律师公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古典的“牛津——剑桥”模式同样居功甚伟,在一定程度上,二者是互相配合、彼此补充的:律师公会作为法律职业的行会组织需要大量的高素质法律人才,古典大学作为学术职业的领导机构自然不会漠视此等需要,所以,在培养方式上非常接近,共同遵循着历史传续下来的培养经验。这对我们当下法学博士生培养具有重要的启示,如何将法学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准确定位?最佳答案既不是纯粹职业主义的,也不是纯粹学术主义的,而应是二者共循的基本底线要求,即宽广的知识背景、严格的专业训练、互补的理论与实践经历以及尊隆的地位与权威保障。这些都是高级创新型法律人才脱颖而出并生生不息的前提要求,应当从理念上予以重视。

    (二)法学博士生创新素质的提升,集中体现在研究能力与应用能力的并重培养上。1809年德国柏林大学的创立标志着现代意义上大学的诞生。现代大学的博士生培养与传统(中世纪)大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更加侧重对研究能力的强调。我们知道,“知识的传授”是传统大学的主要学术职能,而“知识的发现”则是现代大学新的理念要求。就法学博士生教育而言,现代大学体制将其纳入“哲学博士”(Ph.D)的范畴。这种改变不是取消了法学博士,而是对法学博士生的研究能力作了新的定位和规划,因为,与传统的博士培养模式不同,哲学博士的培养是以“科学接班人”为其目标,创新性科研成果的取得和完成创新性的学位论文是最终获得博士学位的基本前提。在德国的影响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美、法诸国先后引入研究型博士培养模式。英国将“科学博士”废除,代之以“哲学博士”学位。美国耶鲁大学在1860年即率先设立哲学博士学位。法国1896年还专门颁布新的《高等教育法》,要求大学开展科学研究,改变以往只在大学以外的机构进行科学研究的传统,并在医学、法学、理学、文学等方面的博士生培养中增加科研内容与学位论文的规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德国模式的基础上,专门设立世界上最早的研究生院(而非研究所制),采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培养模式,将知识的发现、传播与应用有机结合,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采取了独具特色的“美国模式”:在同一个学科,既培养哲学博士,也培养专业法律博士,形成了研究型与专家型博士培养的新模式。这赋予法学博士创新素质新的时代要求,即研究能力的全面拓展,研究与应用并重。

    (三)法学博士生创新品格的形成,需要多元化的培养方式和创新本位的培养模式共同支撑。“创新”不是一个时髦的口号,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而言,创新意味着多重意义:首先是培养理念的创新。现代大学理念已由“研究主义”时代转向“社会服务”与“科学研究”并重,法学博士生的使命也由传统的法律教师转向教育与实践并重。法治的拓展势必要求法律在社会各行各业的深度嵌入,法学博士的培养也不应固守传统的教学研究型模式,而应多种方式齐头并进,形成一个结构合理、运作顺畅的法学博士生培养体系。其次是培养机制的创新。根据系统论的观点,机制是指系统内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形式和运动原理以及内在的、本质的工作方式。经济学上的机制理论主要由信息理论和激励理论构成。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机制的创新,包括对既定的社会——法律结构分析,教育场域中各类主体的行为假定以及培养体制的目标甄别、选择等内在问题。最后是培养手段的创新,这是培养策略论的研究内容,也是最直观、实用的改革进路。对于法学博士生的培养一定要坚持理念、机制与手段的三重创新,并最终统一于法学博士生创新品格的形成这一归宿与落脚点。创新品格是创新能力与素质的人生内化,是制度强化的后果,也是机制创新的动力。

    二、创新缺位:法学博士生培养的现实问题

    (一)创新传统薄弱。“创新”在现代汉语中有两种含义:一是抛开旧的、创造新的;一是创造性或新意。[6]前一种创新可理解为“舍旧求新”,后一种创新可解读为“依旧生新”。不论是哪一种创新,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而言,都涉及到中国独特的法学教育传统与特殊的转型社会现实。特别是就中国古代的律学传统而言,律博士从设立之初便带有浓厚的“官方释法”色彩,与自由创新的法学传授、研究有很大区别,与近现代的法学博士学位制度更是存在天壤之别。[7]这种体制对于中国古典法系的发达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对于研究型、创新型法学人才的培养也有消极的扼制弊病。法律的保守性、稳定性决定了法学创新人才不可能像艺术、文学、科技领域一样,可以天马行空、无中生有。但是,如若一味遵从“祖宗成法不可变”的政治信条,约束法学发挥自身独立的学术功能,法学教育的正常生态自然就会退化。特别是对于被作为正规法学高等教育之最终阶段的博士生培养而言,如何塑造其科学分析、理性批判、务实应用的学术与实践品格,意义重大。

博士生培养范文2

   论文摘要:对博士生创新思维的培养,首先是管理者必须具有创新思维。培养过程中注重理论培养、实践技能培养和思维模式培养的结合,注重个性化,为达到培养目标莫定基拙。

    博士生是中医药高等院校培养的最高层次人才,如何把他们培养成适应社会需要的具有创新思维和能力的高级人才,正是我们中医药高等院校思考的问题。中医药学的创新,即是根据社会发展程度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而对医疗技术的需要,根据发展中存在的间题在中医药领域内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满足社会对这种高级人才的需要是中医药学创新的根本。为此,我们在中医药博士生的培养中,进行了一些大胆的探索。

1构建培养博士生创新思维的条件

1.1博士生指导教师的选聘我们取消了论资排辈,采取院内外专家同行评议制度,结合申请者的科研情况,对具有创新精神的、承担国家及省部级重大科研课题的导师优先聘用。同时,注重导师组的作用,即采取“群策公关法”,集思广益,促使博士生产生创新性思维。

1.2改革招生制度拓宽博士生的招生面。根据培养目标,允许具有创新潜质的、临床工作达到一定年限、具备扎实的临床工作基础和出众的临床工作技能并有科研成果的本科毕业生报考博士或跨专业的招生,对他们的创新性思维的新颖性和价值进行评价,进而判断他们发展的潜力,以决定是否录取,将有限的资源投人到更加能够发挥价值的地方。

1.3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及氛围多方面给予博士生优先和照顾,例如,增加博士生借阅图书数目并延长借阅时间,优先使用校际联用图书卡,共享其他医学院校的藏书。再如,允许博士生与导师组协商并自选课题,对于他们的新颖、新奇想法给予大力支持,在课题完成所需要的条件上给予优先解决;同时,对于他们的具有创造性的观点(没有固定的程序和公式,而是以一种超越思考的既定方式达到未知和创新的领域),可能面对不被接受的局面,我们会尽量想办法解除博士生的压力,协调好他们与导师组的关系,消除他们对完成、实施新想法的条件等方面的顾虑。此外,尽量排除他们在生活、工作中的困扰,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保持博士生的最佳脑力资源状态,也是促使他们产生创新性思维的重要手段。

2注重博士生基础理论和技能的培养

2.1加强理论知识的培养对博士生进行中医药理论知识培养,增强他们对本专业知识的洞察力,培养他们正确观察事物的能力,在他们的头脑中形成正确的思维图,建立正确的思维模式,使他们的思维匣处于开放状态,更加容易接受新理论、新知识,能够主动、积极地进行必要的思维模式更替,进而为他们以后进行创新活动打好基础。在博士生学习、工作期间,尊重他们的灵感和直觉,鼓励他们随时记录他们的想法和思想火花,坚持写“做梦日记”,以利于当创新性思想一旦出现,他们能够及时抓住,并进行跟踪。平时的教学中,要求任课教师培养博士生随手记录的习惯,尤其在听取跨学科、专业的学术讲座中要记录随时出现的灵感。

2.2重视新兴学科及动手能力的培养重视对博士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尤其教给他们一些新兴、交叉、边缘学科的理论知识。例如浙江大学盛正卯教授关于“物理学与现代文明”的讲座,对同学们很有启发,触发了一些同学的灵感并将物理学研究的一些思路和方法应用到中医药研究中,为创新开启思路。同时进行实践能力的培养,一些实验课程学校无法开设就送到综合性大学去培养。宽广、扎实的多学科知识给他们今后的创新成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注重博士生个性化和创新思维的培养

3.1个性化发现与培养考虑到博士生的个体差异,采取个性化培养。根据个性分析,准确判断其适宜的发展方向。结合个体情况,对表现出众的学生进行重点培养;根据个性特点,培养新的思维模式,以便于在科学研究中、在必要时进行模式更替(所谓模式更替就是用一种新的思维模式修改或替换旧的思维模式的过程,是转变思想观念或思维模式的过程……)。如,在首届3名博士生中,分别在科研思路、临床技能、教学方面具有倾向性和优势,与他们的个性相符合,因此在培养中就注重分别培养,将他们的各项特长有效发挥,毕业后都走向了适宜自身发展的工作岗位。

3.2创新思维的激发与培养一名博士生要想在以后的工作中有所创新,必须培养其创新思维。而发散思维(divergent thinking)和收敛思维(convergent thi-nking)是创新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散思维又叫辐散思维、求异思维,是根据已有的信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方向思考,从多方面寻求多样性答案的一种展开性思维方式。收敛思维又叫辐合思维、集中思维、求同思维,是一种有方向、有范围、有条理的收敛性思维方式,与发散思维相对应。中医药院校的博士生一般均接受过正规的中医学理论和现代医学理论教育,可以说知识面是比较宽广的,但由于受到中医学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即“智者察同,愚者察异”思想的影响,更加注重收敛思维。为此,我们在注意加强他们的思维训练的同时,对发散思维的培养作一定的侧重,鼓励他们结合宽广的中西医理论知识及现代科技发展进行联想和想象,以利于学会指出新问题,提出新看法,培养这种能力,是最重要的创新技能。通过思维培养,培育博士生正确看待事物,客观辨证地看待问题的各个部分以及总体,从而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理论,为民所用。

4培养博士生创新思维的目标

    要想达到博士生的培养目标,注重积累和准备是必需的。为此我们设定了近期和远期目标。近期目标就是在博士生就读期间,其创新成果要具有个体新颖性(主观新颖性),可以进行初级创新,这种创新往往是更大创新的起点。鼓励博士生的思想具有地区、团体或行业范围内的新颖性,进行行业、地区范围内的创新。远期目标就是在博士生毕业后2-5年内其创新成果具有地区、民族、团体或行业范围内的新颖性,进行行业、地区范围内的创新。毕业后5一10年内其创新成果具有世界新颖性,进行历史性的创新。

博士生培养范文3

[关键词] 博士生 心理压力 培养对策

博士生教育是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我国自年建立新的学位制度以来, 博士生教育发展迅速,数据显示,我国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已超过310 所,年培养博士已超过5 万人[1]。博士研究生处在“象牙塔”的顶端,作为一个承载社会、家庭高期望值的群体,自我定位高,有很强的成就动机。然而,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加剧,他们的心理困惑和心理问题也日益突出,近年来关于博士生自杀的报道并不鲜见。2009年年末,上海海事大学女研究生杨元元的自缢事件让人们再次关注起高层次人才的心理健康问题。本文以博士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尝试分析其群体特征及心理压力的来源,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策略。

一、博士群体的构成

从生源的构成看主要分三类: 一是硕士生直博和硕士毕业直接考取博士生的, 这批博士生的主要经历都是与求学相关的, 他们的阅历相对简单, 从校园到校园, 而且基本上都是学习优异的学生; 第二类就是硕士毕业后矢志不渝考取博士生的, 这批博士生虽然求学经历有所间断, 但主要的经历都是与学习相关, 对读书有着坚定的信念; 第三类就是工作一段时间后考取博士生的, 这批学生的年龄跨度大, 而考博动机也各不相同。

相对于其他学生群体而言,博士生年龄大,心理期望值高,社交范围窄,科研压力大,因而其承载了更大的心理压力。

二、博士生心理压力的来源

(一)学业

现在博士生都面临的繁重的学习压力。一方面要修满获得学位必须的学分,另一方面又要面临巨大的科研压力。现在高校对于博士学位的授予有着严格的规定,要求必须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若干篇,有些还要求发表SCI论文等。但要在规定年限内产出达标的高水平论文实非易事,何况很多高校认定的高水平期刊的审稿周期一般长达半年以上。因而很多博士生不得不延期毕业。而延期毕业带来的机会成本更增加了博士生的心理压力。

(二)就业

相对于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生由于研究内容的专一性,就业范围更窄,博士生毕业后主要就业渠道包括知名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公务员,出国等。博士生一般都对未来职业寄予厚望。现在,随着高校招生的不断扩展,博士生人数不断增加。然而随着高学历人才消费热的降温,就业形势发生转变,对于未来就业的担忧也是困扰博士群体的一个主要问题。

(三)经济

绝大多数博士生已为成年人, 需要自己负担各种费用甚至是家庭费用。而我国目前的博士生待遇与国外相比差距较悬殊。我国博士生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几个部分,助学金、奖学金、导师的课题收入补贴、兼职。伴随着我国CPI的持续走高,博士生每月的生活补贴只是杯水车薪。大部分博士生只能寻求家庭支持,或者做兼职, 影响了对学习的时间和精力投人。面对巨大经济压力,许多博士生不仅无法安排好正常的研究和课余的兼职,而且容易对家人产生愧疚和亏欠情绪;当面对周围社会富裕的生活方式时,又会产生心理失衡。

(四)婚恋及家庭

博士生年龄偏大,部分已经步入婚姻,但也还有相当多尚未成家的博士。正值婚嫁的关键时期的青年人却只能生活在有限的圈子里,他们感情需要和性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甚至在感情问题上遭遇挫折。尤其是未婚女博士,作为大龄高知女性,女博士的头衔甚至成为他们婚恋的障碍。那些已婚的博士生,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及与配偶长期分居等原因,也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这也是博士生群体产生巨大精神压力的原因。

博士生处于社会学历层次的最高层,往往被家庭寄予了厚望。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差距,家庭的期望也给博士生带来了无形的压力,一旦自己不能满足家庭原有的期望,压力就会更大。

(五)人际关系

大部分博士生都要在相对安静的环境里长时间地从事枯燥的学习和科研,日常生活中也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圈子以外的人。由传统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进入博士生阶段之后难以走出情感发育与智力发展的不平衡的怪圈。这种矛盾集中体现在人际交往能力上,博士生当中与同学、导师的关系相处不好,缺乏合作精神的事例比比皆是。人际关系紧张不仅影响学习科研,影响将来的就业前景,从而带来压力,而且缺乏社会支持与社会联系,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压力源,并阻塞着压力的疏导渠道,对身心健康具有极大的破坏力。

三、排解博士生心理压力的对策与建议

(一)建立专项基金,提高博士生活保障

经费不足是制约当前我国博士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前我国博士培养中的许多问题都与经费不足有关[2]。因此, 要解决好这些问题,需要多渠道、多层次努力增加培养经费,一方面要争取提高中央和省级政府对高等学校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支持力度,建立博士生教育专项拨款制度,保证按人均计算的博士生培养经费逐年增加。另一方面, 高等学校自身也要努力增加博士生教育经费并确保这些经费用到实处。此外,可以努力向社会寻求研究经费,发展各类研究基金。

(二)实行弹性学制

虽然很多高校虽然规定博士可以在7至8年的时间内完成博士论文,但学校对于不能在3年或4年规定期限内毕业的博士生不再提供奖助学金和住宿保障,这更增加了学生的经济压力、学业压力。因而建议实行弹性学制, 延长学习年限, 提供相应的奖助学金和住宿。

(三)开展全方位的就业指导

博士生在就业市场具有一定专业优势,但一些博士生由于缺乏正确的择业心态和择业艺术,无法将这种优势转化为胜势。加强就业指导,就是要在加强高层次人才需求动向研究的同时,加强对博士生就业政策、就业观念、择业艺术的辅导,强化就业信息管理,指导博士生面对双向选择这一就业机制,根据自身条件选择最合适、最有发展前途的工作,降低博士生的就业压力。

(四)建立博士生心理健康干预机制

目前国家在博士生的培养目标中没有像对大学生那样提出心理健康的指标。“缺少制度性的指导和约束”因此许多学校对博士生心理教育缺乏重视和理解。深入了解博士生的心理压力状况,大力推动博士生心理健康研究和心理素质教育,建立健全博士生心理健康监测和心理咨询服务机构,尤其是通过不定期的心理测试,可及时地把握学生的各种心理倾向和心理偏差,拟定出各种针对性的压力管理对策。

(五) 强化导师在博士生成长中的积极作用

目前我国高校的博士培养中普遍采用单一导师制。导师是博士的成长中发挥重要作用。高校应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导师工作积极性。比如高校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对在博士生培养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导师应给予重奖。可以通过讨论会、网络沟通等方式来增进导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学生也应该主动与导师沟通,如果有心理方面的困惑应及时向导师倾诉和排解,不要长期郁积在心理,造成心理疾病。

(六)加强博士生的校园文化建设

总的来说,博士生的学习和科研是紧张繁重的,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紧张的环境中,其心理张力就会失衡,容易出现一系列的心理障碍问题。因此,博士生的校园文化建设不可忽视,通过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为博士生创造一个较为宽松的外界环境,使博士生的心理紧张得以放松、缓解。

参考文献:

博士生培养范文4

论文关键词:博士生;培养模式;借鉴

博士生教育是当今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发展水平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的保证,主要体现在培养模式上。因此,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大学都在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实际需要的博士生培养模式。我国博士生教育产生至今,经历了三十年的发展历史。由于发展时间较短、经验不足,我国的博士生培养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存在着许多不足。放眼世界,美国和日本在博士生培养方面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形成了较为成熟和完备的人才培养模式,现已成为各国仿效的对象。为此,本文从博士生教育的培养模式入手,对中美日三国博士生教育进行梳理和总结,希望从中找出一些对我国博士生培养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一、各领风骚——中美日博士生的培养概述

我国自1981年实施新的学位制度以来,博士生教育迅速发展。教育部的200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2009年全国招收博士生6.19万人,毕业博士生4.87万人。我国在读博士生人数由1999年的5.4万人增加至2009年的24.63万人,10年间增加了4.56倍。我国当前实行以专业式为主的多种模式并存的博士生教育模式。数量上的蓬勃发展固然可喜,但是,正如华中科技大学周光礼教授在《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中指出的那样,我国博士培养质量10年来整体上没有进步,甚至还有下降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的博士生培养敲响了警钟,我们应当辩证思考,希冀通过加快培养模式的改革来寻求自身的更大发展。

美国的博士生教育自产生以来就以其严要求、高质量而闻名于世。其博士生教育建立于19世纪中后期,从最初的借鉴和移植欧洲模式,特别是德国学徒式培养模式的基础上,将早期的学院制与引进的德国大学研究所制相结合,发展了协作式的教育模式,形成了专业式与协作式有机结合的教育模式。目前来看,有420多个研究机构可以授予博士学位,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2009年,在全美国的420多个机构中授予博士学位人数为49562人。在过去40多年里,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以每年大约3.5%的比率增长。美国的研究生教育体系日趋完善,近年来它常被视为“金标准”,成为世界各国仿效的典范。

日本的博士生教育产生于19世纪末,一百年来先后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变革,日本最先引进了德国的讲座制和美国的研究生院制,创建了美国式的研究生院,同时也发展了自己的“产官学”一体化的培养模式和“工业实验室”为主的教育科研模式,逐步形成了学徒式、专业式、协作式等基础上融合创新的教育模式。据统计,2008年全国765所大学(国立86所,公立90所,私立589所)中有74%的学校设置了研究生院,在校博士生为74000人。

二、取长补短——培养模式的比较分析

笔者认为,博士生培养模式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为实现博士生培养目标而在教育实践中对博士生采用的各种培养程式的总和,包括招生考试、导师制、课程设置、科研训练、学位授予等诸多环节。因此,本文具体从博士生培养模式的上述几方面对中美日三国的博士生教育进行比较。

1.招生考试

在我国,要参加各校的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需具有硕士学位或具有同等学力者,同时提供相应的硕士学业成绩,并且要有两名与本专业有关的副教授(或相当职称)以上的专家推荐才有资格报考。考试通常分为初试和复试两个部分,初试为闭卷考试,科目包括外语和2~3门专业课,同等学力者须补考政治。复试一般以面试为主,有时还须进行笔试。另外,我国还采用直接攻博、硕博连读等方式招收博士生。

在美国,本科生毕业后可以直接申请注册博士生,也可以硕士毕业后申请注册博士生,但入校后的基础课程学习要求不一样。[7]美国各大学普遍采用推荐加面试的招考方式,在选拔博士生时不是以申请者的考试成绩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而是以申请人的学术科研能力为核心,根据申请人以往的学术经历和表现进行全面的考查,其招生规定的弹性较大,经常视具体情况而定。

在日本,凡是具有硕士学位或具有同等学力的人都可以报考博士课程,博士生的选拔由各大学自行安排,通常包括笔试(外语、数学等基础科目,以及两门专科课)和面试。一些大学规定,考生只要提供TOEFL、GRE等成绩,就可以免考外语。值得指出的是,考官非常重视考生硕士论文的质量,以此来判断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学习自觉程度,因此,“硕士论文占很重要的地位”。

从三个国家的招生考试来看,都是初试与复试相结合,都一定程度强调科研能力和学术能力。比较而言,美国将学生的学术科研能力作为选拔学生的核心标准,日本则偏重学生的硕士论文质量,我国更强调考试成绩。单纯的卷面考试成绩通常不能完全反映学生的科研兴趣和科研潜能,但是这两者对于博士生来说是尤为重要的。

2.导师制

我国虽然目前许多大学开始探索实行以导师为主的指导小组制,但是大部分高校依然采用单一导师制来指导博士生。

美国的博士生培养实行导师制和博士生指导委员会制相结合的指导方式。博士生入学后,根据自己的兴趣与优势,采用“双向选择”的方式确定导师。

日本的博士生由一位主指导教师和两位以上的副指导教师共同培养。目前,采用团队方式指导博士生的大学也越来越多。如:筑波大学图书馆—信息—媒体研究生院规定,指导小组由3名教师组成,其中1名必须来自其他学科。

综上可见,美日实行导师组制,而我国以单一导师制为主,这样的单线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全面发展,不利于学生的视野开阔和多学科知识的融合。

3.课程设置

我国的博士生一般需要3年才能获得学位。其中,政治和外语是必修课。业务课由博士生导师视学生的具体情况而定,一般应根据学生的研究方向与课题研究的实际需要而开设。

美国因为实行完全学分制,只要修满所需的学分,便可毕业。博士课程一般为4年。第一年修读授课课程,美国博士教育非常重视课程的学习,课程分为基础理论课和专业理论课,而且要进行跨学科课程的学习。此外,还设立专题课程,围绕本学科领域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学习。一般采用讨论班的教学形式。

日本博士课程教育的年限依据入学时的学历不同而不一样,取得学士学位的攻读博士课程需要5年以上,取得硕士学位的需要3年以上。目前博士课程建设出现两种主要模式:第一,前两年以课程学习为主,后三年以研究和论文写作为主;第二,根据人才培养目的和学科特点,在前、后期分别开设相应的课程。在课程建设中,越来越重视跨学科知识的习得,如由不同学科的两位教师来共同设计一门博士课程。

从三个国家的课程设置来看,在开始阶段都重视基础理论和专业课的修习。不同之处在于,美国和日本都加强了跨学科课程的设置,这样的课程安排有助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课题和毕业选题灵活而又有针对性的选择课程修习。

4.科研训练

我国在培养博士生方面,将参加科研作为博士生培养的重要环节,入学第1年就在导师指导下,开始逐步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有的学生承担导师研究课题的部分研究。科研选题多与学位论文相一致,针对科研需要,选修部分学科学习。

美国除课程教学中利用研讨班(Seminar)进行科研训练外,还采用实验室轮转(Laboratory Rotation)和科研项目的形式进行研究。科研资助机构把大部分科研资源以个人项目补助的方式分配给大学教授,然后教授“雇佣”博士生担任研究助理(RA),参与项目研究。

日本除课程教学中利用研讨班(Seminar)进行科研训练外,还采用课题项目的方式让学生进行独立或合作科研。另外,还有学术团体和学习小组等形式进行科研训练。此外,日本的博士生科研活动和训练在很大程度上由工业来承担,即“工业实验室”的科研模式,工业公司为科研人员提供资金、课题和就业机会,反过来公司也因此获得更大发展。这样能够让年轻的工作人员在完成工业和政府的科研项目中学习科研的方法和培养科研的能力。

由此可以看出,三个国家的博士生培养都十分重视科研方面的训练,通过参与导师的课题或者独立承担课题的方式来训练科研能力。不同点在于,美国和日本都充分发挥研讨班在博士生培养中的作用,尤其是日本的“工业实验室”的科研模式具有很大的优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工业为基础、连结科研与教学和学习的典范模式,值得我们借鉴。

5.学位授予

我国和日本在学位授予上大致相同,博士生在通过课程学习之后,均需在规定期刊上,参加毕业答辩。存有一定淘汰率是美国博士生培养的显著特征。博士生在通过学习课程之后,还需要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只有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学生才可以称为博士候选人(Ph.D. Candidate),开始进入博士学位论文写作阶段。而且,不同大学不同学科博士资格考试有着不同的淘汰率,淘汰率一般为 5%~20%。一定的淘汰率有利于对学生的学习形成一定压力,有利于提高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三、他山之石——培养模式的有益借鉴

可以说,中美日三国博士生培养模式都与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息息相关,但都是现代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产物,承担着一些共同的历史使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美国、日本的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可贵之处,我们应该认真分析和借鉴,以便不断提高我国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1.改革和完善招生考试制度

当前,在我国的博士生招生考试过程中,考试成绩的高低依然作为博士录取的核心标准,不利于选拔具有科研潜力的博生生源深造学习。对此,我国著名高等教育专家潘懋元教授认为,选好才是成功的一半。如何把好博士生培养的入口关,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考生,这是关涉博士生教育全局的关键问题之一。

在实际的考试选拔中,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和日本的做法,重点考量学生的学术潜力,判断学生对本门学科是否具有浓厚的兴趣和探索精神。为此,招生单位可以适当降低初试成绩在录取分数中的比重,加大复试或面试比重,通过考生参与的科研项目和撰写的专业论文、硕士论文来考核其综合素质和研究潜力。

2.真正落实导师组制

我国的部分高校在博士生培养中虽然开始实行导师组制,但在实际教学中,以导师为主的导师组制实际上还是延续了之前的单一导师制。博士生在学习和科研中,难免需要不同思维和观点的“碰撞”,此时就需要具有不同专长和不同学术观点的导师的积极引导和正确启发,力求达到师生之间互相补充和促进,教学相长的状态。当然,在实际落实导师组的过程中,要权责明晰,避免互相推诿而影响教学的有效开展。

3.创建“由约返博”的课程体系

由于我国博士生课程较重视本专业课程的授受,缺乏对交叉专业的渗透和修习,以至于出现了博士不“博”的现状。作为培养博士生的重要因素,构建培养本学科高级人才所必需的、结构化的课程体系建设应引起学校的高度重视。

博士生的课程不仅要夯实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而且要让他们了解学科方面的国际前沿。因此,学校在课程设置方面,在巩固专业必修课的基础上,适当加大专业选修课的数量。与此同时,可以借鉴美国和日本重视跨学科课程的做法,在综合性大学中建立跨学科研究中心,根据学生的研究要求和研究专题设立相应的跨学科课程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4.合理运用竞争机制

在人才培养中,要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攀登科学高峰,建立竞争机制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与美国5%~20%的淘汰率相比,我国的博士生教育中缺乏应有的竞争机制,这样持续发展的结果将导致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不断下滑。

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高校在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可以采用一定的淘汰制,各校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灵活组织。这样才能够更大程度的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他们的竞争意识,有助于提高博士生整体的培养质量。除考核学科知识外,也要对博士生的思想进行考核,博士生须具备良好的科学作风和科学道德,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博士生培养的良性发展。

博士生培养范文5

【关键词】工学博士生 创新能力 培养质量 军民融合

【中图分类号】E2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23-0001-03

博士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以培养高水平的学术和专门人才为目标,所针对的是高深和专门的知识,往往处于学术发展的前沿,只有少数特定的机构才能专门从事这种教育。与本科教育、硕士教育不同,博士生教育具有高深的独特性质,不是单纯的接受和积累过程,而主要是通过研究与探索进行知识创新的过程。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经济和科技迅速发展,博士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社会对博士教育提出多种要求,博士教育本身也出现了分化及目标多元化。要根据不同学科的性质来确定不同学科博士教育的目标,使其具备相应的学科知识基础、创新能力和转化应用能力。军队院校和地方普通院校在工学博士生的培养上各具特点,双方之间既有差异性,又有共通性。双方通过加强交流、互相学习,从而完善工学博士生的培养制度。

一 下大力提高工学博士生科研创新能力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知识经济是以创新为特征、以创新为动力的经济,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谁在知识与技术中领先,谁就能在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竞争中占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不断创新,是决定其命运兴衰至关重要的因素。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提升国家创新能力,正成为许多国家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我国的重大决策部署。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同时也是培育创新精神和创新型人才的摇篮,已成为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创新是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教育的发展在于改革,教育的改革在于创新。要在工学博士生培养模式上进行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就要注重学思结合、知行结合、因材施教,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充分发挥博士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和博士研究生学习研究的主体作用。

首先,要进一步明确工学博士生创新目标。创新能力是工学博士研究生的核心竞争力,但当前我国工学博士生从整体上来看,还存在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科研实践参与度低、学术成果质量不高、原创性成果稀少等。要更新工学博士生教育观念,进一步明确创新培养目标。教育不仅仅要满足于使学生学会知识,更重要的是指导学生学会获取知识,学会发现问题,并运用知识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创新、创造。特别是高等工科教育,不能一味强调专业素质,要注重人的养成教育。因此,要从以传授知识为中心的传统观念转变到既传授知识又加强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的教育观念上来。高等教育“必须再次转向整个人的教育,全面的个人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因此,学校在制订培养目标、培养规格时,要将博士生的业务素质和全面素质和谐统一起来。在全面素质培养中,针对博士生依赖性普遍强的特点,着力培养和提高博士生思维的独立性、批判性品质。

其次,开拓工学博士生参与科学研究活动的途径。作为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工学博士研究生教育,兼备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和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三重职能。在博士生培养阶段,要积极提供多种形式的科研活动,以有效实现博士生教育的三重职能,使博士生及时地将知识运用于实践中,形成学习与实践的良性循环,大大地促进其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一是让博士生进入导师承担的科研项目中,在导师的指导下从事前沿性的科学研究;二是鼓励博士生(或组团)申请科研项目,完成“申报—研究—结题”的完整科研过程;三是学校设立创新基金,资助博士生自主提出的课题研究、实验项目、工程案例等。

再次,增强工学博士生培养过程的开放性。在教学的过程中,改变教师单向传输知识的教学方式,积极组织、引导博士生广泛参与自主探究、多向交流,以鼓励博士生认识问题、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教学方法,培养博士生获取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不断拓展博士生的知识领域和开阔其眼界,激发博士生新的灵感和创造性的思维火花,跳出长时间封闭于一个环节、钻研一个狭窄领域而形成的思维局限和思维定势,让博士生的科学研究站在“巨人的肩上”,形成建瓴之势;在交流与切磋中,激发博士生探索未知、寻求真理的勇气与志趣,陶冶博士生的情操,锤炼其人格,形成“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

二 加强军民融合式工学博士生培养

“十二五”规划指出,要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是指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军队保障体系,坚持勤俭建军,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中。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积极构建军民融合式人才培养体系,是军民融合式发展的重要内容。工学博士生作为部队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高层次人才,要走军地融合的新路子。地方工业部门,特别是军工科

研单位和企业,也可依托部队院校培养高素质工学博士,实现良性互动。

首先,要深刻认识实施军地融合培养的必要性。第一,是实施国家高层次人才战略规划、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举措。工学博士生的培养,特别是军队工学博士生的培养,必须适应国家高层次人才战略规划,从封闭培养走向开放培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壁垒被打破,教育体制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人才市场形成并逐渐走向成熟,充分利用国家高等教育资源,为军队建设服务提供大量高层次、高水平的人才资源成为可能。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快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需要大批高素质的军事人才,贯彻“投入较少、效益较高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原则,也为军事教育走出开放办学的路子提供了内在动力。第二,是提高工学博士生质量的有效途径。当前,军队军事教育由全面建设、全面发展向特色办学、特色发展转变。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打破了军队院校长期自我封闭的体系,为集中军队有限的办学资源,办好具有军队特色军事高等工程教育和任职培训奠定了基础。生长干部学历教育和任职培训两类院校的划分和规模的调整,使得军事教育职业特色更加明显,重点更突出,更符合军队长远建设的需要。同时,大部分“211工程”“985工程”院校均为地方重点院校,这些院校师资力量及科研力量雄厚,拥有大批两院院士和知名专家教授,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各类科研创新平台。这些单位培养的人才,能满足部队对高层次工学人才的需求。第三,世界军事变革教育发展趋势。如美军与300多所地方院校签署协议,每年选派部分优秀军官离职带薪到地方院校进修,攻读学位,特别是军民通用的专业均由地方院校培养。我们目前实行的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是借鉴国外经验,是根据“军队生长干部要逐步走开军队自己培养和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并举的路子,从更大的范围选拔培养高素质的人才”的指示精神开展起来的。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看,军队通用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依托国民高等教育,走军地并举是一个发展趋势。美军就与许多地方著名大学签订有关现役军官研究生培训活动,如陆军军事学院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签订的“博士学位合作计划”。培养地方师资多元化,国际国内学术交流非常活跃,在培养视野开阔、思维活跃的创新人才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依托高等国民教育培养工学通用学科博士生,既可以利用地方的优质教育资源,同时也可以使部队院校集中力量办好特色研究生教育。

其次,要不断拓展实施军地融合培养的途径。第一,继续实施“高层次人才强军计划”,加大选送军队干部到地方普通高校攻读工学博士研究生的比例。“高层次人才强军计划”(简称“强军计划”)是由教育部、总政治部于2001年10月联合推出实施的。5年来,全军和武警部队依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全国31所普通高校,先后选送6000余人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研究生。“强军计划”报考专业与军队武器装备发展和军事斗争准备密切相关的工程技术类专业;报考对象为全日制大学本科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工作满4年以上的部队专业技术干部和军队院校教员。实施高层次人才强军计划,是新形势下加强军事人才培养的一项重要举措,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军队人才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加强工学博士生军民融合式培养,首先要求增加名额,将有培养潜力的部队高素质人才送到地方院校深造。特别是部队紧缺专业和地方院校优势专业,要提高送学比例。在提高“强军计划”博士生比例的同时,要加强对“强军计划”博士生的管理。一方面,培养院校要专门制定管理规则,加强正规化管理,以全面提高其军政素质。另一方面,军队驻地方院校管理部门要发挥监督作用,督促博士生要始终牢记军人身份,珍惜学习机会,学成后回部队发挥聪明才智、建功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第二,加强军校工学博士生培养特色建设。特别是在军队加大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的新形势下,一部分军民通用的高等工程技术专业,如计算机、电子工程、机械工程等,因其可以依托地方高等学校培养,那么军队院校同类专业必须要有区别于地方高等学校的独特之处,才能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因此,军队院校要根据自身发展要求,以军事科学技术发展为指引,以军事工程应用为背景,形成并发展自身鲜明的军事特色,赢得军队和社会的广泛信任,忠实履行军队综合大学在新时期新阶段的重大历史使命,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三 进一步提高工学博士生培养质量

质量,按照国际标准化组织ISO(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的界定,是指“实体满足明确或隐含需要能力的特性的总和”。可见,质量在这里被理解为事务或人满足人们需要的能力的特性,是包含一定数量在内的能力、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质量可以被理解为是教育满足教育者发展需要并实现特定社会目的的能力和属性,并“最终体现在培养对象的质量上”。包括工学博士生培养在内的高等教育,其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通过军地各培养院校的三大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部队)服务来实现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内涵。

我国高等教育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主要是以扩大规模为主。如今,我们提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就是要把重心从规模扩张转换到质量提高上来,因为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可以看出,人才质量既有品德方面的要求,又有专业技能方面的要求,还有能力方面的要求。《纲要》对研究生教育也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求继续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建立以科学与工程技术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责任制和导师项目资助制,推行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双导师制”。军地院校要进一步提高工学博士生培养质量,需要建立一系列保障机制。

首先,要建设高水平的学科平台。高水平学科是保障和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基础,要积极争取国家、军队重点学科建设经费的支持,积极自筹资金,加大学科建设的投资力度,重点建设一批工学特色优势学科、新兴交叉学科和基础学科。一是要加强重点实验室建设。军地各工学博士生培养院校要积极申请部级、省部级或军队重点实验室建设,提高科研基础条件。二是要着力打造精品课程,建设一批高质量重点学科,提升重点学科质量和水平,为提高工学博士生培养质量提供良好的学科平台。

其次,要建设高素质的导师队伍。导师是工学博士生培养质量的第一责任人,导师的素质是影响工学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必须高度重视导师队伍建设,努力建设一支思想合格、师德高尚、业务精湛,能够适应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国家建设需要的高素质的工学博士生导师队伍。要重视导师遴选,明确导师职责。军地各院校要把那些业务水平强、道德素质高的教师选进导师队伍,并赋予其相应权力,督促其提高科研能力素质。要充分发挥导师(组)的指导作用。

再次,要建立严格的博士生培养质量保证机制及相应制度。在学位论文工作中加强创新能力的培养,实施学位论文的质量监控制度,提高工学博士生学位论文质量。如制订完善的管理制度,落实质量保证机制。提高优秀博士论文及指导教师奖励标准,鼓励工学博士生及导师下大力打造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建立学术交流制度,提高博士生的学术素养和学术水平。建立健全淘汰机制,引入末位淘汰机制,提高工学博士生的竞争意识,树立全程淘汰观念,增加考核环节。

最后,要加强与工程实践的结合。培养高质量工科博士生的重要途径是加强与工程实践的结合,培养博士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积极拓宽渠道,鼓励博士生参与国防重点项目和推动国家经济建设的重大项目的课题研究,提高工程实践能力。一方面,建立一批产学研联合培养基地,以工学博士生为骨干,与企业、研究院所等单位开展联合攻关。另一方面,要注重博士生工程伦理培养。工程技术人员如果仅仅掌握专业知识,而缺乏有关与专业活动相关的伦理准则和道德判断的知识,是不能胜任现代工程的要求的。这就要求在工学博士生培养的德育目标中增加工程伦理教育的有关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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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柴宇球.转型中的军事教育与训练[M].北京:出版社,2004:26

博士生培养范文6

我国自1980 年建立新的学位制度以来,博士生教育发展迅速,并已初步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博士生培养模式。但由于开展的时间较短,在博士生培养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还存在着种种亟待解决的问题。西方的博士生教育,可以溯源到中世纪法国的巴黎大学以及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现代意义上的博士生教育起始于德国的柏林大学等新型大学,并广泛地影响到欧、美、亚洲的众多国家。美国的博士生教育在借鉴和移植欧洲模式的基础上,锐意改革创新,已愈益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广泛公认和仿效的成功范例。吉本斯等人认为:“我们正经历着科学、 社会和人文知识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传统的以理论独尊、试验性科学、学科内部驱动、以大学为核心的知识生产范式(即“模式1”),正在被新知识生产范式(即“模式2”)所取代。[2]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提出是导致专业博士学位的教育理念与培养模式发生根本转变的一个关键性动力因素,而专业博士学位也随着教育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因此研究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对博士生的培养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

1994年英国学者吉本斯等六人合著出版5知识的新生产:当代社会中科学与研究的动力6,论述了知识生产和科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转型,提出了知识生产模式1(Mode 1)与知识生产模式2(Mode 2)的概念。模式1指柏林大学创立以来的知识生产模式,致力于纯粹的科学研究,问题的设置和解决在学术共同体内特定的学术背景中进行。吉本斯等人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一种不同于传统知识生产模式1的模式2开始出现。知识生产模式2跨越了模式1存在的学科边界问题,研究问题的选定和解决途径不是被设定于单一学科框架内,而是跨学科或多学科的。学术网络和无形学院构成知识生产模式2的源起组织和制度基础,因而,它是非等级、异质性的组织,形式灵活产的场所呈现出社会弥散的特征,来自各领域的要素被整合于知识生产的全过程,其解决方案同时包含了理论与经验、认知与非认知的成分,具有极大的-异质性.特征。[3]模式2知识生产直接关系到公众的现实利益,因此社会问责渗透到知识生产的整个进程之中,不仅反映在对研究结果的阐释和传播中,还体现在对研究项目优先次序的设置上。知识生产模式2区别于以往的知识生产模式1表现在以下几个特征:

1.知识生产更多的置身于应用的语境中。者意味着研究问题的选择、研究的宗旨、研究成果的传播都收到应用情情境的制约。

2.知识生产一跨学科或超学科的方式进行。跨学科是一个动态演进的知识建构的模式,问题产生于应用的情境中,并根据问题组成临时性研究团队。

3.知识生产的社会弥散化。知识生产的场所和从业者呈现出“社会弥散”和“异质性”的特征。

4.问责制与反思性。在模式2中,学术研究还必须考虑到研究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后果,考虑到知识需求者的要求,换言之,必须更加具备“反思性”。

5.扩展的质量控制系统。对研究质量的关注已经不限于知识本身,同时要兼顾社会、经济或者政治的因素,质量成为综合的和多维度的概念。

二、我国的教育博士的兴起与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改革

我国的教育博士起步较晚, 历史短暂。当教育博士学位在英、美等教育发达国家蓬勃发展的时候, 二十世纪末我国的教育专家和学者开始意识到,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 社会对博士生的要求日趋多样化, 不仅需要基础理论研究人才,而且需要大量高级管理人才和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 而且在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 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影响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 对高等院校的高级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于是设立教育博士学位成了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专家、学者关注的课题。他们, 陈述己见, 探讨在我国设立教育博士的必要性、重要性及可行性, 积极呼吁借鉴国外经验, 设立我国的教育博士学位(EdD)。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率先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探索。1999 年根据高等教育的实践性特点, 以及高等教育发展对高层次教育管理人员的需要, 华中科大举办了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学位课程“大学校长博士课程班”, 在高等教育管理方向专业学位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培养过程与评价标准进行了初步、积极探索, 开展了高等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试点。华中科技大学的大学校长博士课程班的举办, 是对我国学位制度改革尤其是设置专业博士学位改革的一种有益尝试。”其课程设置、培养方向和模式与北大的教育博士(EdD)基本相同。在培养目标、入学条件、课程学习和学位授予四个方面都体现了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新型要求。

1. 培养目标

模式2的特征体现知识生产更多的置身于应用的语境中。因此北大教育博士(EdD)培养目标明确, 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研究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管理中的重大问题, 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及宽广的国际视野、适应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教育行政管理人员。

2. 入学条件

知识生产的社会弥散化这一特点体现在入学条件上,北大教育博士(EdD)项目招收具有硕士学位, 在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高等院校任中层职务以上的行政管理人员、社会力量办学机构董事长和院校长等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一定理论基础的教育行政 管理人员。

3. 课程学习

由于知识生产模式2中知识以跨学科或超学科的方式进行,根据培养目标的要求, 教育博士(EdD)的课程由必修课、限选课、任选课及个人课程组成, 共计 30学分。必修课包括英语、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 专业必修课包括教育研究过程与方法、教育政策研究、组织理论与高等教育管理等; 限选课包括高等教育经济与财政、中外高等教育史、教育制度分析、高校管理专题等课程。通常每门课程结束后, 学生须在规定时间内, 按照学术范式完成大约5000 字左右的论文作业。另外, 邀请国内外著名教育专家、学者举行讲座也是该项目的一大特点。同其他专业博士学位一样, 北大教育博士 (EdD) 以群组为单位开展教学。教学是整个学习过程的重要的组成 部 分 。 修 读 方 式 采 用 在 职 学 习的方式, 学生也可利用全修的方式修完学分并取得博士学位。根据北大教育学院制定的培养计划, 学员首先进行两年的课程学习,以便系统、全面、深入掌握本专业及相关的理论知识, 接触最新的学科前沿研究成果, 了解最新的学科发展。但教学更多的是一种指导和训导, 学生自身不同专业背景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课堂研讨提供条件, 学生在相互间的交流中受益、提高,从而增加学员学习兴趣。

4. 学位授予

知识生产模式2对问责制与反思性和扩展的质量控制系统有了新的要求,北大教育博士(EdD)项目实行双导师制, 由北大教育学院与相关单位的有博导资格的各一位导师共同指导博士论文。学位论文是整个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修完各门功课并不意味着可以直接准备 论文答辩。北大教育博士(EdD)实行严格的资格考试和淘汰制。学生须在两年课程结束后, 参加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综合考试以取得博士论文写作、答辩的资格。

三、启示

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的出现对我国当前的高校改革和创新有许多重要的启示。

首先,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告诉我们,知识生产方式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大学不能固守传统的以基础先行和学科驱动的方式来进行生产知识,而应该强调对社会经济更多的回应和更多的服务。再次, 新的知识生产模式要求大学改变固有的办学理念,与各类企业、研发机构、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建立各种伙伴关系。因此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发展与改革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尽管西方有人认为,随

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哲学博士将不再占据优势地位。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我国与美英澳等国的社会发展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专业博士学位的发展不能以哲学博士学位的削弱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