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研究论文范文1
研究缘起
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积累数量庞杂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的价值都值得探究。为此，整理学术发展脉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有学术史方面的价值，又可以对当前的研究提供借鉴。走过三十年历程的我国广告学正处于这一阶段。部分学者已经从新闻传播类、广告类期刊上的学术文章以及硕士论文入手，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国内广告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梳理广告学术发展轨迹以定量研究手法进行历时分析，描绘广告学术研究文章在数量与分布、研究主题、论文著者、原载刊物及其他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并对中国广告学术研究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加以阐释，揭示出我国广告事业的阶段性发展历程。例如，何佳讯、王智颖分析了《中国广告学研究20年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1]；姚曦、李名亮选取了1979-2002年《全国报刊索引》收录的共计2375篇广告学文献，统计了广告学论文的发表时间、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题及刊载情况，对中国大陆广告学论文研究现状做了详细的评析[2]；于静对广告学期刊论文的数量及主题分布、著者及机构、期刊类别及核心期刊进行了定量分析[3]；郑欢在分类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广告三大学术期刊在2008年所发表的学术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对广告学术研究的反思和规范李彪通过对1995-2007年我国四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考察，发现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尤其是思辨论证法，而定量方法很少运用[5]；丁俊杰等对1979-2008年我国五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梳理，指出广告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简单陈旧、论证深度不强、缺乏实质性理论突破等问题[6]；杨柳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的统计和分析，认为我国广告业存在“重术轻学”、研究领域不平衡、广告专业学术期刊缺失等问题[7]。此外，彭子玄基于对1998到2006年九年间美国《广告杂志》杂志的内容分析，从研究主题的变化预测了西方广告理论研究的发展[8]；郑欢等基于传播类博士论文选题的实证研究，对传播学“5W”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9]。可是，目前关于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方法和结论应代表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试图以历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为对象，从研究主题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参考文献的专业性、学科之间的交融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广告学博士论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学科以广告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一）研究样本的收集与整理在CNKI网站的博士论文库和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馆藏电子目录中，共发现题目或关键词中带有“广告”的博士论文（以下简称为广告学博士论文）共71篇，发表时间为1996年至2009年。研究者分别对论文的研究主题、学科、研究方法、参考文献、学校、专业、论文题目、年份进行编排和列表。
（二）研究内容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在不同学科的分布、研究主题的分布及不同学科的比较、研究方法的整体分布及不同学科的异同、参考文献的来源及构成等四个方面。
研究结果分析
（一）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学科分布
本研究共涉及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时间跨度为1995年至2009年。第一篇广告学博士于1995年，是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撰写的《中国报纸广告史论》。但1995年-2002年每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寥寥无几，一直在1篇到3篇间徘徊。从2003年开始论文数量开始攀升，虽然在2004年数据回落至3篇，但从2005年到2007年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健的增长势头，并在2007年到达了15篇的顶峰，论文数量在2008年又跌落到3篇。在2009年，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重新上升至6篇（见图1）。表1各一级学科撰写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表（单位：篇）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新闻学与传播学17外国语言文学6控制科学与工程2地理学1管理科学与工程10心理学6艺术学2法学1中国语言文学8历史学3应用经济学2农业经济管理1工商管理6社会学3理论经济学2哲学1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从学科分布来说，这些论文来自16个国家一级学科，30个不同的专业。其中，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最多，共计17篇。其他学科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主题分布本研究将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共分为6大类，分别是广告理论（广告传播理论、广告经济理论、广告语言）、广告经营实践（新媒体广告、广告策略、广告效果、广告投放、广告投入策略、广告经营管理、受众研究）、广告社会影响（广告与社会、广告与文化、广告批评）、广告史、广告监管、广告总论（广告产业和广告市场）。分类统计发现，研究主题为经营实践类博士论文最多，为28篇；广告社会影响类论文次之，为22篇；广告理论类论文位列第三，共12篇。以下依次为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见图2）。进一步分析发现，2002年之前（包括2002年），广告学博士论文集中在广告理论和经营实践领域中有限的细分类别，每个类别中也仅有一两篇。2002年以后，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迅速增长，研究主题也更为宽泛。除去在“广告经济理论”、“广告投入策略”和“广告市场总论”，广告学博士论文对其余14个细分类别均有涉及。其中，“广告社会影响”中三个细分类别的论文增长数量都在4篇以上，一跃成为最受关注的研究主题。此外，研究新媒体广告经营实践的论文达到7篇，与广告策略研究的论文数量持平。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博士论文数量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广告业发展中重术轻学、重实践经验而轻理论研究的问题。
2.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比较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除了广告监管这一研究主题未涉猎之外，其他五类主题都有研究成果呈现。但选题主要集中在“广告的社会影响”（7篇），广告基础理论研究文章仅有3篇，广告传播客体（受众）的研究缺失。来自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集中于新媒体广告的投放及设计、广告策略中企业的广告决策问题和广告效果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心理学科的博士论文注重广告受众的研究，通过研究广告受众的信息处理方式找到广告认知的规律、影响广告效果的因素；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对广告学总论进行了探讨，例如《广告市场研究》、《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研究——一个关于广告的经济分析框架》；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哲学等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运用文本分析法对报纸或电视广告进行分析，通过广告中的各种元素映射出社会变迁或居民的意识形态；外国语言文学的博士论文主要是利用语言学理论对广告语篇进行分析，以找出其中的特征；社会学的博士论文中，有两篇通过对广告的内容分析解读社会的变迁，另一篇则运用社会学理论阐释了青少年广告态度的影响因素；艺术学的博士论文中，一篇是《基于先进信息技术的数字交互广告设计理论研究》，从设计艺术学的角度探讨数字交互广告的设计准则，另一篇通过对广告视觉语言的研究，梳理西方价值理性视野中的广告文化批判观点并总结中国近20年来广告文化研究；法学的一篇博士论文对广告监管进行了研究。此外，地理学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论文分别从这两个专业领域对户外广告投放和农产品广告市场的广告投放及受众研究做出了分析；哲学学科的论文则对广告道德进行了研究。#p#分页标题#e#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整体分布一篇论文的研究结果是否具有可信性，其关键指标就是研究方法是否科学。作者在郑欢等对传播类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分类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补充和修改，具体分为统计分析法、实验法、理论演绎法、理论建模法、案例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规范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二手资料法等类别。鉴于大部分广告博士论文使用了不止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对论文中使用的研究方法都进行了统计，因此，论文篇数之和会大于总体论文数量。由图3可见，理论演绎方法在博士论文中运用较为普遍，其次是统计分析法，理论建模方法居第三位。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案例研究法和二手资料法所占比例相近，都在17%左右。规范分析法运用较少，仅为4%。
2.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比较通过学科之间的比较发现，作为广告学所隶属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运用的研究方法有理论演绎法、统计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但是，除了理论演绎法，其余研究方法很少被单独使用。在该学科的15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中，有7篇论文只运用了理论演绎法，即在某些理论或者研究范式的指导下，运用思辨的方法得出结论，如《广告伦理研究》、《广告文化批判研究》。另有6篇论文运用了统计分析和其他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还有2篇论文运用了简单的理论建模和内容分析方法。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对广告学的研究论文多使用理论建模的研究方法。例如，《最优广告投入策略的研究》运用了两类建模方法，《基于公众利益的广告监管模型及其策略研究》运用了文献研究、理论研究、数学建模研究、案例研究，并结合了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心理学科的论文多使用实验法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例如，《受众卷入的作用机制及其与广告诉求方式的匹配》是所收录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唯一将眼动技术引入到实验中的论文。但是，有的论文实验的被试量过少，如《网络旗帜广告的认知效果研究》有效被试量为30人，无法代表中国整体网民状况。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语言文学在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多运用理论演绎法或理论演绎、内容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即使运用了统计分析，也多为简单描述统计，基本不涉及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等统计研究方法。
3.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统计分析法、实验法和理论建模等方法已经应用到广告类博士论文中，表明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开始趋于多样化。完整的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眼动技术、加工分离程序、节目分析器的运用，明显的提升了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与此同时，从整体上来说，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为：
（1）运用理论演绎的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多（7篇），占该学科论文总量（15篇）的将近一半以上。仅仅应用理论演绎法，而不纳入统计调查分析对理论进行验证，会使研究成果的说服力明显降低。
（2）部分论文的研究方法过于简单，专业性不强。例如，某论文在比较两个国家大学生的电视广告心理效应时，仅选择155人样本进行实验，在分析时也仅用了方差分析一种统计方法。有的论文开篇介绍称其研究方法为“质化与量化相结合，运用文化研究中的文本分析和社会学研究中的统计分析和图片分析法，在内容分析基础上用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符号学、美学理论深入剖析电视广告审美特性”，而实际上运用的统计分析只是简单描述性统计分析，所提到的“内容分析”既没有对抽样方法与步骤进行详细描述，也未对研究文本进行严格编码和统计分析。
（四）论文参考文献构成分析
参考文献是科研工作的起点，也是综合评价学术论文的规范性、创新性的一个重要指标途径。具体来说，来自权威学术期刊的论文在参考文献中所占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作者对本学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把握程度。鉴于欧美等国的广告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外文参考文献的比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国际学术前沿的关注程度。为了细致透彻的分析，笔者将总体参考文献划分为“外文学术文献”、“译著文献”、“非译著中文文献”和“其他文献”。外文学术文献包括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译著文献包括国内学者翻译的外文书籍和论文；非译著中文学术文献包括C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的论文、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其他文献包括报纸、网络文章等。本文共研究了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但只研究了其中68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原因在于，《俄语电视广告语篇研究》和《蒙古国与中国大学生的电视广告的心理效应的比较》两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包括俄语和蒙古语文献，我们无法判断这些文献是否来自于专业学术期刊。另外，《中国报纸广告史论》写于1995年，文中没有给出参由图4可以看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主要以非译著中文文献为主，外文学术文献为辅，占第三位的是译著文献。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中文书籍（26%）、外文学术论文（19%）和外文书籍（14%）。而中文学术论文和外文行业期刊所占的比例甚少，均未超过10%。这一分布比例显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仍然以中文书籍（而非学术）论文为主，且其比重远远超过后两者。但其对外文论文和外文书籍的重视程度也值得肯定。笔者在对外文论文、外文期刊、中文期刊这三类文献研究时，进一步将其细分为广告类和其它类文献。从图5即可看出，尽管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参考的外文论文和著作较多，但所借鉴的广告学专业论文和行业期刊文章中文献的比例均不到20%，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对中文行业期刊的借鉴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在71篇博士论文中，有11篇论文没有引用外国文献，分属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艺术学、哲学。这些论文都是2003年后撰写的，其中一篇是2009年完成的。此外，有19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学术期刊论文，11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书籍，20篇博士论文未参考中文学术论文，2篇论文未参考中文书籍。
结论
（一）撰写广告学博士论文的专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共有30个专业的学生撰写了与广告相关的博士论文，充分体现了广告学跨学科的复杂特征。尤其是来自新闻传播学科之外的博士论文为广告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思路及方法。但是，部分跨学科的博士论文仍停留在运用本学科的理论对广告实践进行解释分析层面，鲜有探寻广告运作规律、创新广告研究方法、提出崭新框架的佳作。#p#分页标题#e#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渐趋科学化在广告学博士论文中，除了理论演绎法之外，统计分析、理论建模、内容分析和实验法的使用也占很大的比例。相比于广告期刊、杂志上的论文，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规范性较强。但是，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常常拘囿于本学科常用的方法，能同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并且应用层次较精深的博士论文极少。同时，大部分广告学博士论文仍采用理论演绎法。部分论文虽然运用了统计分析法或内容分析法，仍存在科学性、严谨性不足等问题。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基础尚不够扎实参考文献，反映了研究者对本研究领域的历史、现状、趋势的把握程度。对参考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力度不足，无疑会影响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性。本研究发现，广告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所涵盖的外文文献和专业学术论文所占比例还没有达到半数，部分博士论文甚至没有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文献。这种情况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四）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基础理论关注不足传播学专业广告学方向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多以传播学为主，对广告学科应用实践和理论基础建设帮助不大；广告学专业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科的贡献明显强于前者，但其关注点多集中在广告学热点问题，如新媒体广告的经营以及对受众的影响上，而对广告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缺失。张金海教授曾指出，“长期以来，广告学研究深陷‘学不精’、‘术不深’的尴尬之中”[10]。由此可见，三十年来，广告学博士论文从无到有、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但在关注主题、研究方法、参考文献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博士研究论文范文2
博士生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知识的学习者和接受者，又是知识的生产者和创造者[1]。博士培养过程是博士生从一个完全依赖型的学习者向一个独立型的研究者转变的过程[2]，是博士生从事学术职业的准备期。近年来，博士生在读期间的学术贡献越来越被学术界所关注。袁本涛等人的一项研究发现2012年博士生对ESI热点论文贡献率为36.84%[3]。Pearson等人的研究表明德国博士生承担了大学三分之二的科研工作[4]。Vincent等人的研究也证实法国博士生的学术贡献占到实验室总体产出的30%[5]。博士生成为了科学研究的重要力量，成为了学术产出的重要贡献者。在博士生的学术成长过程中，影响博士生学术产出的因素很多，以往文献从制度、环境、导师和博士生个体特质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本文重点关注博士生与导师、其他教师以及博士生同学的学术互动（Aca?demicInteraction）对其学术产出的影响。一方面，博士生的“学术学徒”（AcademicApprentice）身份决定了其学术生产和创新过程是一个在导师指导下、在他人帮助下逐步走向独立学术探索的成长过程，学术互动在其学术成长过程中扮演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学术生产过程往往以问题为中心，需要突破的科学技术问题具有综合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与不同知识结构、学科背景和学术经历的人进行学术探讨、交流、共享和互助对于博士生打破知识界限、促成学术创新大有裨益[6]。为此，本文关注的研究议题是学术互动对博士生的国际期刊论文产出具有怎样的影响以及不同类型的学术互动影响效果如何。
二、文献回顾
学术互动是一个知识共享的过程，是指不同知识主体之间相互分享信息、思想、理念、建议和技能，目的在于生产和创造新知识[6]。博士生学术互动是指博士生为了学术生产和创新，与不同知识主体进行知识共享的过程。然而，以往文献主要围绕导师指导对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影响开展研究，从学术互动视角来研究博士生培养的文献并不多见。博士生学术互动与导师指导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体现在三个方面：（1）学术互动是两个知识主体之间自主、自愿的知识共享行为，依靠平等互惠的原则来维系，而导师指导则属于博士生导师的工作范畴，具有无偿性和义务性。（2）学术互动的行为主体包括博士生导师，但不仅限于此，还包括其他知识主体，例如其他教师和博士生同学。（3）学术互动过程是博士生与其他学术创新主体之间知识相互发散与吸收、相互交流与学习、共同创新的过程，是一个双向沟通和分享的过程，博士生在学术互动过程中具有自主性；导师指导更强调导师的主导地位与作用，忽略了博士生的主体性。国外文献围绕导师指导对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影响开展了大量研究。Paglis等人进行了一项五年半的跟踪研究，结果表明导师指导对博士生科研产出和科研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7]。Green等人对233位博士生进行了为期2年的三阶段跟踪调查，研究发现导师指导对博士生学术产出具有正向影响[8]。Mahen等人对160位已经毕业的女性博士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导师指导会显著降低博士生损耗率（AttritionRate）并缩减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长[9]。Michelle等人的研究认为，尽管指导博士生是一件非常费时的工作，但是有效的导师指导可以降低社会隔离感、提升科研能力并提高毕业率[10]。近年来国内学者围绕导师指导对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影响也开展了一些研究。范皑皑和沈文钦的研究表明，与导师的交流频率、导师的指导方式和指导内容对博士生的学位论文指导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1]。任婷和秦静的研究发现，导师的指导频率和指导程度对博士生论文质量和科研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2]。陈珊和王建梁对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博士生指导情况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导师指导是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影响因素，导师指导频率对博士学位论文完成、学术论文产出以及课堂报告的数量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3]。宋晓平和梅红的研究也发现，博士生与导师的互动关系以及导师的指导频率都会对博士生学位论文的进展满意程度产生正向影响[14]。尽管以往文献围绕导师指导开展了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但是对博士生学术互动的关注较少。迄今为止，我们对博士生与其他教师、博士生同学的学术互动具体情况仍不清楚，关于学术互动对博士生培养质量影响的重要性也缺乏认识。基于此，本文重点关注当前我国博士生学术互动的具体情况以及不同互动类型对学术产出的影响。
三、假设提出
1.“与导师的学术互动”与博士生国际期刊论文产出的关系
导师是博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负责将博士生引入学术前沿、促使问题形成、教授方法和规范、引导批判和创新，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起主导作用[15]。博士生进行学术互动最重要的交换主体就是导师。与导师的学术互动，既是富有经验的导师与经验不足的博士生之间进行的一次由上而下的知识转移的过程，又是博士生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不断吸收、消化、整合、创新知识的过程。知识是贯穿与导师学术互动全过程的核心内容。与导师的学术互动是围绕知识的传承、创新、应用和转化逐步展开的过程，是以知识为纽带、以互动为核心、以共享促创新的过程[15]。国际期刊论文的发表要经历严格的同行评审，最重要的评审准则就是论文的严谨性和创新性[16]。由此，与导师的学术互动能够促进博士生形成创新思维、拓宽创新途径、催化创新过程[6]，增加学术论文在国际期刊发表的几率。Paglis[7]和Green[8]的研究已经表明，与导师接触的频率会显著增加博士生的学术产出。另外，博士生在与导师互动过程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是衡量互动过程的一个重要指标，主动性越强意味着博士生主动吸收、思考、整合、创新知识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越多，互动质量更好，其在国际期刊的几率也越大。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a：博士生与导师的学术互动频率对其国际期刊论文产出具有正向影响；假设1b：博士生与导师的学术互动质量对其国际期刊论文产出具有正向影响。
2.“与其他教师的学术互动”与博士生国际期刊论文产出的关系
吉本斯认为，当前社会已经进入知识生产模式Ⅱ阶段，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速度不断加快，知识创新过程与应用过程不再清晰，学术创新过程的异质性、复杂性和交互性日益突出[17]。然而，当前我国的博士生教育仍然以学科和专业为基础，导致博士生知识链较短，知识面较窄，知识碎片化和零散化严重，仅依靠自身知识难以形成思维体系、能力体系和创新体系。博士生创新思维的形成不仅是博士生对本学科不断学习深化的结果，也是通过与其他创新主体沟通、交流获得多种思维方式，长期综合交融、持续影响、积累流动的结果[15]。尽管与导师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博士生创新思维的形成，但是受限于导师的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博士生与其他教师进行学术互动也有利于突破博士生自身和导师的知识局限，拓宽知识创新的途径。与相同学科背景的教师进行学术互动有利于促进单学科知识的延伸，与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互动则有利于促进多学科的知识融合和交互。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假设2a：博士生与其他教师的学术互动频率对其国际期刊论文产出具有正向影响；假设2b：博士生与其他教师的学术互动质量对其国际期刊论文产出具有正向影响。
3.“与博士生同学的学术互动”与博士生国际期刊论文产出的关系
同一学术领域的博士生面临相同的科研任务，同处于学术探索和成长过程的相同阶段或不同阶段，相互之间的学术互动可以缩减探索时间，提高科研效率。不同学术领域的博士生在学术专长、观点、技术、经验方面都各有所长，每个人都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学术互动可以推动博士生形成对同一知识问题的跨学科认识和多学科理解，拓宽知识创新的途径，促进知识的增值和创新。由此，本文提出假设3：假设3a：博士生与博士生同学的学术互动频率对其国际期刊论文产出具有正向影响；假设3b：博士生与博士生同学的学术互动质量对其国际期刊论文产出具有正向影响。
四、数据和方法
1.样本分布情况
本文的数据样本来源于2017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与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联合主持的“中国博士毕业生调查分析课题”的调查数据。调查院校包括国内61所博士生培养机构，调查对象是即将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共发放问卷18367份，回收8207份，回收率44.68%。样本来源于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北京占比最高，为41.83%，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占比情况由高到低分别为：湖北（7.64%）、江苏（6.84%）、陕西（6.64%）、上海（6.41%）、广东（6.09%）、浙江（5.00%）、湖南（4.13%）、重庆（3.66%）、天津（3.02%）、山东（2.45%）、甘肃（2.25%）、辽宁（0.90%）、山西（0.73%）、四川（0.56%）、云南（0.48%）、河南（0.41%）、安徽（0.38%）、贵州（0.21%）、广西（0.16%）、新疆（0.06%）、江西（0.05%）、青海（0.02%）、吉林（0.01%）。样本的学科和地区覆盖面较广，具有比较好的代表性。
2.变量选择
如表2所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国际期刊论文产出”，解释变量是“与导师的学术互动频次及质量”，“与其他教师的学术互动频次及质量”，“与博士生同学的学术互动频次及质量”。研究过程中对学校类型、学科类别、性别、年龄、民族、政治面貌、招考方式、境外留学经历、课题参与数量进行控制。
3.研究方法
由于因变量“国际期刊论文产出”是非负型整数变量，本文运用标准负二项回归分析（NegativeBino?mialRegression，NBR）来检验“学术互动”对“国际期刊论文产出”的影响。
五、数据分析及结果
1.博士生国际期刊论文产出及学术互动的概况
博士生发表国际期刊论文情况如表3所示。博士生发表国际期刊论文总数为14623篇，人均1.78篇。在1-3篇的博士生占比58.50%，3篇以上的占比14.15%。在毕业之前72.65%的博士生发表了国际期刊论文，仅有26.57%的博士生尚无国际期刊。博士生与导师的学术互动的频率统计情况如表4所示。大部分博士生与导师沟通的频率较高，85%的博士生保持与导师每月进行交流，67.30%的博士生与导师每周至少沟通一次，16.08%的博士生每天和导师进行学术互动，仅有15%的博士生一学期才与导师交流一次甚至更少。博士生与其他教师和博士生同学的学术互动频率的统计情况如表5所示。57.49%的博士生认为自己与其他教师保持密切的学术互动（非常强或比较强）；66.77%的博士生认为自己与同学保持密切的学术互动（非常强或比较强）。博士生与导师的学术互动质量情况如表6所示。83.88%的博士生对“导师在研究方法方面提供了有益指导”表示满意（满意等于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之和，下同）；82.93%的博士生对“导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了很好的指导”表示满意；83.43%的博士生对“导师允许我自主选择研究题目”表示满意；86.42%的博士生对“在研究方面有不同看法时可以自由向导师表达”表示满意；83.99%的博士生对“导师对我的问题总能给予及时反馈”表示满意。五个观测题项的满意率均超过80%，说明博士生与导师的学术互动质量比较高。与其他教师和博士生同学的学术互动质量情况如表7所示。59.23%的博士生对与其他教师的学术互动质量表示满意；61.92%的博士生对与其他博士生同学的学术互动质量表示满意。博士生与导师的学术互动质量明显要高于与其他教师和博士生同学的学术互动质量。
2.博士生与导师的学术互动质量的信效度分析
博士生与导师的学术互动质量由五个观测题项构成，需对五个题项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信度检验结果显示，Cronbach’sα系数为0.894，大于0.7，表明内部一致性信度比较好。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只有一个大于1的特征根，所有因子载荷均大于0.7，解释了70.88%的方差，说明五个观测题项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运用AMOS24.0对五个观测题项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AVE值为0.661，大于0.5的判别标准，说明五个观测题项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由此可知，五个题项能够较好地测量与导师的学术互动质量。
3.学术互动对国际期刊论文产出的回归分析
本文依次针对“与导师互动频次及质量”“与其他教师互动频次及质量”“与博士生同学互动频次及质量”分别建立回归方程（模型1、模型2和模型3），最后将三种互动同时纳入回归方程（模型4），通过比较四个回归方程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及数值大小来分析三种互动形式对国际期刊论文产出的影响差异。由于被解释变量“国际期刊论文产出”是非负型整数变量，可以考虑使用泊松回归（PoissonRegression）或者负二项回归（NegativeBinomialRegression）进行分析。但使用泊松回归需要满足一个严格的假设，即被解释变量的均值与方差相等。判断使用泊松回归还是标准负二项回归的依据是alpha假设。另外，被解释变量“国际期刊论文产出”含有大量零值，容易出现零膨胀的问题。“Vuong统计量”是判断是否需要考虑零膨胀问题的依据。本文首先使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模型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的alpha的95%置信区间分别为（0.088，0.135）、（0.088，0.135）、（0.088，0.136）和（0.086，0.132），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alpha=0”的原假设，故拒绝泊松回归，即认为应该选择负二项回归。另一方面，模型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的“Vuong统计量”为分别为-3.73，-2.81，-2.79和-3.54，远远小于-1.96，故拒绝“零膨胀负二项回归”，认为四个模型均应该选择“标准负二项回归”。回归分析结果见表8。“与导师的互动频次及质量”对国际期刊论文产出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如模型1所示（表8第二列）。从学校类型来看，中科院和社科院的国际期刊论文产出要显著低于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从学科类别来看，工学、管理学、医学、理学和农学的国际期刊论文产出要显著高于法学，文学、艺术和哲学则要显著低于法学；从博士生人口统计特征及背景变量来看，男博士生比女博士生的国际期刊论文产出显著更高；年龄越小的博士生国际期刊论文产出越高；中共党员身份的博士生国际期刊论文产出显著高于非中共党员；具有留学经历的博士生国际期刊论文产出要显著高于没有留学经历的博士生群体；博士生参与课题数量越多其国际期刊论文产出越高；从解释变量来看，与导师的学术互动频次及质量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66和0.039，且均在p<0.00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与导师的学术互动频次及质量越高博士生国际期刊论文产出显著更高，假设1a和1b得到支持。“与其他教师的互动频次及质量”对国际期刊论文产出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如模型2所示（表8第三列）。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性与模型1一致，不再赘述。从解释变量来看，与其他教师的学术互动频次及质量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58和0.037，分别在p<0.001和p<0.0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与其他教师的学术互动频次及质量越高博士生国际期刊论文产出显著更高，假设2a和2b得到支持。“与博士生同学的学术互动频次及质量”对国际期刊论文产出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如模型3所示（表8第四列）。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性与模型1一致，不再赘述。从解释变量来看，与博士生同学的学术互动频次及质量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32和0.030，均在p<0.05的水平下不显著，说明与博士生同学的学术互动频次及质量对国际期刊论文产出没有影响，假设3a和3b没有得到支持。对模型1和模型2回归系数进行比较发现，与导师的学术互动频次及质量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66和0.039，均要超过对应的与其他教师的学术互动频次及质量的回归系数（0.058，0.037）。也就是说，与导师的学术互动频次及质量对国际期刊论文产出的影响要大于与其他教师的学术互动的影响。将三种互动同时纳入回归方程，结果见模型4（表8第五列）。三种互动的频次及质量的回归系数在数值上略有变化，但是显著性与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一致。由此，假设1a、1b、2a和2b再一次获得支持。
六、结论及讨论
1.博士生与导师的学术互动频次和质量对国际期刊论文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尽管以往大量研究[7-14]证实了导师指导频次对博士生培养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本文尚属首次揭示了与导师的互动质量对博士生培养质量具有正向影响。区别于导师指导，学术互动更加强调博士生与导师沟通过程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仅仅是导师单向性地灌输和转移知识和方法，更是博士生主动探寻学术问题、获取导师反馈、吸收整合知识、创新再生产的过程。在与博士生的互动过程中，导师需要鼓励博士生积极自主探索、形成问题意识、带着问题和导师沟通，以提高互动质量。
2.与其他教师的学术互动频次和质量越高，博士生国际期刊论文产出越高。其他教师的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能较好地弥补导师知识结构单一的问题，促成博士生多学科理解和跨学科求解学术问题。然而，学术互动就其本质而言是“知识在两个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换过程”，学术互动的频次和质量取决于交换关系或交换纽带的强弱，而交换关系的可持续性则取决于“双方主体获益”。尽管“与其他教师的学术互动”对国际期刊论文产出有促进作用，但是其他教师在这种交换关系中获益的程度远远小于博士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交换关系的基础和可持续性，就长时段而言，不利于学术互动的可持续性。从维系这种交换关系的角度出发，可以在我国博士培养过程中推行“双导师制”或“指导小组制”。本文的分析结果揭示了“其他教师”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为我国博士生培养推行“双导师制”或“指导小组制”提供了改革依据。
博士研究论文范文3
一、国外研究生教育的学制
(一)6年一贯制的德式学制。其招生对象为高中毕业或专业学校的毕业生,学制6年,实现以大学为基础,学科为中心,理论教学、实验室训练和临床实践的渐进式教学模式。学生通过国家考试和论文答辩,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大多数欧洲国家实行这一学制[1],如芬兰、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
(二)6年一贯制的俄式学制。其招生对象为高中毕业生,前3年为医学前期教育,后3年进行专业教育,毕业授医学博士学位。独联体国家如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妇、乌克兰等实行这种学制[1-2]。
(三)4+4年制的美式学制。其招生对象为具有学士学位的文理科大学本科毕业生,前4年为医学前期教育,后4年为医学院教育,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核心课程为主干的自由选课制度。学生完成课程,修完规定学分,通过论文答辩,授医学博士学位。美国、加拿大、韩国和菲律宾等国实行这一学制[1-2]。
(四)5+3年制的英式学制。其招生对象为高中毕业生,前4年为理论教育,最后1年为临床实习,毕业授医学学士学位,英联邦国家实行这一学制,如英国、新加坡、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获得学士学位以后经过考试和推荐就读医学硕士学位,时间是1-3年。在实行多学制的世界各国中,学制为6年制的国家或地区最多,为90个国家,占56.6%;居于第二位的是7年制,为53个国家,占33.3%;排在第三位的是8年制,为15个国家,各占9.4%;排在最后的是9年制,为1个国家,占0.7%。
二、国外研究生教育的模式[2](附表)
三、国外的研究生教育的现状
(一)美国。美国研究生教育通常采用宽进严出的政策,一般来说,申请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人员只要具备了大学毕业资格,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工作能力,经推荐人推荐,即可入学攻读学位。但在美国博士研究生毕业,却需要有一定的科研成绩。因此,博士研究生经常需要攻读4至6年才能毕业[3]。此外,美国约有一半以上大学要求研究生入学时有GRE成绩。美国研究生招生一般不限名额,由导师的科研能力、科研经费、实验条件以及市场需求决定每位导师当年招收学生数量。在培养模式上,美国博士生培养通常实行导师制和博士生指导委员会制相结合的指导方式。硕士研究生主要采用专业式培养模式、导师制培养模式以及兼顾协作式培养模式。在课程设置上,美国的高校更加强调文理渗透和选修课的重要性,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学分比为2∶3。
(二)日本。日本的医学院校本科生学制为六年,大学毕业后可以直接报考医学博士。博士课程学制为四年(日本医学院校很少设有医学硕士,一般是硕博连读四年)。中国的研究生指的是硕士学位,而日本的研究生和研修生是没有学位的,只是进入大学的一个学前班。日本大学的招生录取,导师有一定的决定录取权。对于博士生的评价,主要以毕业前发表SCI文章的数量和影响因子值的高低来衡量。日本医科大学的博士生毕业前最少应发表2篇以上的SCI论文[4]。研究生在读书期间每周召开一次科研汇报会,主要汇报自己的研究内容、国外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内容、最新的科研动态及讨论本周的疑难病症等。目前日本学位分为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其士学位又分为课程博士、论文博士、学术博士三种类型。
(三)俄罗斯。目前俄罗斯的研究生教育主要分为三个层次。本科6年毕业授予硕士学位,具有行医资格。本科4年毕业后,只能当医疗助手,经过临床住院医师培训以后,可以申请医学科学副博士学位,时间为3-4年,经过课程学习,撰写论文,通过论文答辩,授予“医学科学副博士”学位[4]。具有医学科学副博士学位的人员方可申请“医学科学博士学位”,并具有资格在高等医学院校讲授课程或成为医学副教授。获得副博士学位之后,如果在工作中有创新性的医学研究成果或发表了极具创新性的论文,经过课题研究通过论文答辩,可获得医学科学博士学位。此学位获得者才有资格申报教授职称。俄罗斯的医学科学博士学位不属于医学高等教育的范畴,取得这一学位者必须在工作中卓有成绩,并通过医学科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由国家最高学位委员会决定授予,学校无授予权。
(四)德国。在德国研究生教育学位制度只设有博士学位,德国现行的高等医学教育学位制分为三级:文凭学位,正规大学的毕业生即可获得;博士学位,为研究生教育阶段的惟一学位:讲授资格学位,这种学位是获取在高等学校任教资格的依据之一。在德国高等院校里,没有专门的研究生院机构,博士研究生都在指导教授所领导的研究所里进行培养。博士生的录取也没有专门的入学考试。博士研究生在培养期间虽然没有必修课,也没有学分要求,但却要求在做博士论文前先要担任二年教学或科研助手,并采取一定的淘汰制度。
四、对我国医学研究生教育的思考
(一)加强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中外合作办学的开展,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提高大学的办学水平。并注重与世界高水平大学合作办学,形成硕、博士研究生的国内外大学联合培养的办学模式[2,4]。
(二)加强教学体制改革。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对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模式、考试及学科建设等方面。研究生教育的目标体系应在主导目标的基础上,进行多元化扩展,培养研究型人才和使用性人才相接合。
博士研究论文范文4
关键词:“双一流”；管理类博士；培养模式
一、引言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各个学校学科建设平台改善了，学科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了，学科发展的要求更高了。管理学科相比其他理工医等学科，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基础相对较弱。管理类博士研究生作为每个管理学术、科研重要力量之一，其培养质量会影响管理学科的发展。通过改进管理类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提高其业务素质及研究水平、提升其培养质量及实践能力，为促进管理学科建设与发展做出其应有贡献。
二、国内外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国内学者从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定义、现状以及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于若凡、郭建斌分别对中国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国外不同国家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国外不同国家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比较和中国与外国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比较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展望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在中国的研究。刘劲松、徐明生研究贯通式培养模式是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宜于对知识学习及科学研究有很强连续性要求及成果产出需要较长知识积累周期的基础学科、实践性强的医学和艺术学科、实验周期长的农学、生命学、工学等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常淑贞研究了当前我国博士生培养模式的现状，探讨了制约博士生培养模式创新的因素，提出了改进博士生教育培养模式的策略。贾晓红、刘向锋、王人成以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机械工程专业博士生教育为背景，对博士生的培养目标与方式、培养内容与基本要求、博士生资格考试与开题、科研工作与论文答辩等诸多培养环节的分析和研究，为提高我国博士生教育质量提出了建议：应取消对学习年限的规定或延长学习年限；建立博士生和导师之间的双向选择与淘汰机制等。包水梅研究认为，我国博士生教育亟待转向内涵式发展，培养创新人才，借鉴“美国模式”改革我国博士生培养模式。魏玉梅、刘先春研究了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的培养具有自身的规律性与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培养评价等三个方面。借鉴英国一流大学文科博士生培养的成功经验，比如学术自由理念下的探究性学习方式、跨学科的培养制度、注重科研与学术训练的课程设计、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淘汰率、多元化的导师制度等对我国文科博士生的培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谭金祥、石远、任国胜通过对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科学博士研究生与中国高校科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进行对比，分析中法博士研究生入学条件、奖学金制度、理论课程学习、课题开题、汇报、答辩及毕业的差异，为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二）国外研究现状。英国博士的培养模式为复合型博士培养模式。法国博士生的培养模式为：招生“零考试”，申请人须过“三道关”、“两段式”过程培养，以“研究”突出培养、指定负责导师，采用导师小组联合指导、重视博士论文撰写的指导，严把“出口关”。日本的博士培养模式适合企业对高层次人才以及个人成长的需要，博士生培养机构不断做出改善，呈现出培养目标体系化、培养过程针对性强、教育机构及其职能多样化、保障体制健全等特点。德国博士生的培养模式主要有传统的“师徒制”和小规模的“研究生院”，其中尤以前者为主，而这种缺乏系统管理、散兵游勇式的培养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目前科学发展的需要。德国的两种博士生培养模式，认为“师徒制”模式重视博士生尽早融入导师的教席工作，旨在为未来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积累经验，而“结构化”模式为博士生设立了跨学科、跨机构和跨国界的研究平台，目的是增进师生交流，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培养博士生毕业后应对更广阔就业市场需求的综合技能，传统“师徒制”模式和“结构化”模式相互补充，构成德国多元的博士生培养模式。澳大利亚的博士生培养模式经历了学术主导的“课程学习+学位论文”模式、职业导向的“P/W/U三维协作”模式以及职业性与研究性并重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实践导向”模式，共三代各具特色的发展阶段。瑞典的博士生培养模式，认为从入学到最后博士论文撰写、评审阶段，导师介入的力度大，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大，首先导师负责严格控制入学生源质量，中期对学生指导力度大，对博士论文质量严格把关，导师的直接指导在学生的科研成果中占重要比重；学生在学习和科研阶段的科研和创新能力培养拥有很好的学术氛围和条件保障，并具有较多合作和交流机会；博士论文的撰写形式灵活，但评审严格，对答辩组织高度重视，这种培养模式对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有着很大的作用。国内外研究现状表明，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理工科医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较少涉及管理类博士研究培养的研究。
三、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现状分析
国内外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表明，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理工科医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较少涉及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研究。从文献研究发现，目前管理博士培养模式的现状如下：
（一）学校、学院管理+导师负责制。在学校、学院相关管理文件的支持下，管理类博士研究生经过指导老师的精心指导与培养，博士生的学术水平、科研能力等大幅度提升，培养质量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二）学校、学院管理+导师团队负责制。在学校、学院相关管理文件的支持下，部分学校实施了导师团队负责制，在团队教师的指导下，博士生的学术水平、科研能力得到全面指导与提升，有利于博士研究生的全面发展。
（三）自由发展模式。部分学校或导师对博士生采取自由发展模式培养。该模式对博士生培养存在不足，严重影响了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以上三种模式为目前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相对较多的模式。这些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但是也存在不足。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学生过于依赖导师，依赖导师提供各类资源进行专业培养。
四、构建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创新模式
通过对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现状分析，结合管理博士研究生培养特点，提出培养模式创新探索。构建“放管服导”四位一体+“两平台”的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放”：是指放权，对管理类博士研究生给予充分的科研自由创新环境与空间，让博士研究生在自由的氛围中开展学术创新；“管”：是指管理，为了提升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作为学校、学院两个层面的管理部门，制定规范的管理文件，加强博士研究生各培养环节的管理；“服”：是指服务，对博士研究生的管理服务应该是全方位、全天候的，包括学习、科研环境、思想政治等方面的服务；“导”：是指导向，在学校“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一切围绕“双一流”目标，为了实现“双一流”建设，学校、学院进行针对性引导，让博士研究生的科研、学术以及创新都为“双一流”建设做贡献。“两平台”是指学校、学院为博士研究生提供研究实验平台、社会实践平台：学校、学院为管理类博士研究生丰富的研究资源及行为科学、大数据等研究实验室。同时，提供广泛的社会实践平台。将中国论文写在祖国建设的大地上，让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借助国家、学校及社会力量，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写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学术论文。
五、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探索，达到两个提升目的
（一）提升管理类博士研究生科研自由度与主观能动性。在传统培养管理类博士研究生模式下，博士研究生缺乏科研研究自由度与主观能动性，通过改进培养模式，营造良好的学术、科学研究氛围，提升管理类博士研究生科研自由度与主观能动性。
（二）提升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及实践能力。通过培养模式理论创新与实践研究，提高管理类博士研究生业务素质和研究水平，提升其培养质量与实践能力，为促进管理类学科建设与发展做出其应有贡献。
六、结论
通过对国内外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分析，提出了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放管服导”四位一体+“两平台”的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该模式的应用有利于提升管理类博士研究生科研自由度与主观能动性、提升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及实践能力。
主要参考文献：
［1］于若凡，郭建斌.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在中国的回顾与展望［J］.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2.
［2］刘劲松，徐明生.贯通式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困境与重构［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7.4.
［3］常淑贞.论当前我国博士生教育培养模式的变化及启示［J］.决策探索，2017.1.
［4］贾晓红，刘向锋，王人成.美国博士生培养模式的思考与借鉴——以机械学科为例［J］.高校教育管理，2012.9.
［5］包水梅.行动研究在教育博士培养中的运用：理论探索与实践样态［J］.教育与考试，2017.6.
［6］魏玉梅，刘先春.中英美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比较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5.5.
博士研究论文范文5
（一）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庄子》、《楚辞》、《史记》和陶渊明等的接受研究。杨柳《汉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巴蜀书社2007年版）从庄子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说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汉晋文学对庄子的接受，著者认为《庄子》强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汉晋士人和文学对其进行选择接受的一个主要兴奋点。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从文学、注本和理性阐释三个方面来探讨明代《庄子》接受的纵向走向。《楚辞》的接受研究虽然还没有专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论述文章。如刘梦初《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2002）、《论李商隐对楚辞的接受》（2002）、《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2005）、蒋方《唐代屈骚接受史简论》（2005）、张宗福《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2008）、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这些文章主要是探讨唐人对屈原《楚辞》的接受情况。
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和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别对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记》接受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分为三个时期，即奠基期（东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和高潮期（两宋），并且力求从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陶渊明接受史的探讨。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诗的发展线索，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了唐人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接受的历史特点，阐述了陶诗与唐诗之间复杂的、深层的关系。田晋芳《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则探讨了现代的陶渊明接受情况，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接受，视角较独特。此外，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罗春兰《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王芳《清前谢灵运诗歌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分别对汉乐府、鲍照诗歌、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唐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接受研究。台湾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的著作，对李白诗歌接受进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来，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则对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较为具体详细的论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个阶段加以探讨。台湾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对杜诗的唐宋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黄桂凤《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则专注于唐代杜诗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诗接受分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个时期。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1991）、《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1995）等论文则专门论述了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系统地探讨了韩愈诗歌在宋元的接受情况，认为“以文为诗”是韩诗与宋、元诗人在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从韩愈的儒学思想、文学思想、诗歌与散文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宋人对韩愈的接受情况，指出宋代对韩愈文学的接受是在北宋时期，到南宋则渐趋衰弱。刘磊《韩孟诗派传播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杨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学接受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探讨了唐宋时期柳宗元的接受情况，特别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为详细，先是总论，后是分古文和诗歌两方面来论述。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重点是“历代接受概况”，以大量的文献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来的接受历程。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认为李商隐诗歌在理学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隐诗歌接受的重要时期。全书从虞山派、娄东诗派、黄任和康雍诗坛、黄仲则及乾嘉诗坛、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吴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顺鼎、清代女诗人等地域文学、家族文学和女性文学几方面来探讨清代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诗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四人的诗歌在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2009）、赵艳喜《论北宋晁迥对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论文对白居易的宋代接受进行了论述。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陈友康《〈长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论文则对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此外，白爱平《姚贾接受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对贾岛、姚合并称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张朝丽《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2004）、陈友冰《李贺诗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论文对李贺诗歌接受进行了探讨；李春桃的博士论文《〈二十四诗品〉接受史》（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接受进行了论述。五代时期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以《花间集》为典型。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花间集》的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范松义《宋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10）、范松义、刘扬忠《明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04）等论文也对《花间集》接受进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宋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张璟《苏词接受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变”的立论点，从文体正变、词史流变、词风消长、时运盛衰、才性各异等各个方面，对苏词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仲冬梅《苏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对苏词接受情况也进行探讨。陈福升《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词在历代的接受情况。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辛词的接受情况，上编从南宋庆元以前到当代各大学通行的词选本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18种选本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以总结归纳历代辛词接受与消费的规律；下编通过自南宋至近代王国维的评论，探讨批评史中的辛词接受情况。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则对清代辛弃疾词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宋元时期辛弃疾词接受进行了探讨。陈伟文《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清代前中期的黄庭坚接受情况进行较为详细地的研究。金元时期的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以元好问和《西厢记》接受研究为代表。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把元好问诗歌接受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形成时期（金元）、曲折发展时期（明代）、高潮时期（清代）。全书主要是梳理各个时期诗评家对元好问诗歌的阐释、诗人创作受到元好问诗歌影响的情况，并辅以选本、集本的效果和传播研究。伏涤修《〈西厢记〉接受史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版）从刊刻、选本与曲谱收录、演唱、本文批评、题评考订、改续之作、文学影响等各方面探讨了《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
（四）小说接受个案研究
古代小说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来研究小说的专著是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1992），但该书更多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探讨。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水浒传》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把《水浒传》接受史分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现代和当代几个时期。郭冰《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则对明清时期的“水浒”接受进行了探讨，分统治者、文人和民众三个层面来论述。宋华伟的博士论文《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对《聊斋志异》的接受进行了论述，分古典接受阶段、建国前的现代接受、建国初期的接受阶段、新时期的接受阶段几个时期，并考察了《聊斋志异》的域外接受情况。
二、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反思
无庸置疑，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借鉴外来的接受美学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方面，经过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广泛地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当中，不仅使外来理论得到了本土化转换和运用，而且开拓了从读者接受视角研究文学的新视野，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古代文学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经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这既充分体现了“经典”的艺术价值、艺术魅力和艺术影响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对于“经典”研究对象选择的学术锐敏性，有助于几千年的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得到当代重估和转化，有助于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和繁荣。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接受理论的进一步转化和深化问题
接受研究强调从读者视角来研究文学的传播问题，而读者接受往往是与文本传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区分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现实难题。如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虽题为接受史，但一些章节内容涉及到传播的问题，如元好问诗文集编定、刊刻显然是属于传播范畴。而有些问题的讨论则很难区分是传播还是接受。像元好问诗歌的选录研究，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它是传播范畴；从诗歌选录者来看，它又是接受范畴。再如清代元好问诗歌的评点与笺注，从评点与笺注者来看，属于接受范畴；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又属于传播范畴。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对文学接受的理论作过一些探讨，并且有过文学接受研究的学术反思，但这些理论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圆满解决研究中的难题。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理清接受与传播、接受与研究的本质区别，这样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开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决传播与接受的区分，突出文学接受，还是应该抓住“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因为文学传播本质上是离不开读者接受的，没有读者接受就没有文学传播，在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下，既可以厘清传播与接受的区分，也可以对传播材料作接受解读，从而深入探讨文学接受之于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二是接受研究实践进一步拓展和创新问题
古代文学接受研究以经典文学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宏观上的接受研究。其中，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庄子》、《楚辞》、《史记》、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无疑这些个案研究突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性，特别是唐诗和宋词的经典性。但无论是时代的分布上，还是研究对象的数量上，个案研究中经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广泛性，采集面显得较为狭窄。因此，突破唐诗宋词的视阈局限，进一步拓展经典作家作品对象采集是个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观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综述所论，其研究也在存较大问题。宏观研究一方面要从时间视阈出发进行通代或断代接受梳理，探讨中国文学的通代或断代接受情况；另一方面也要从空间视阈出发进行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情况，探讨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或被接受情况。同时，宏观研究还可从作家群体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学家族接受等方面来创新。宏观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学与次流文学、主要作家与次要作家之间关系处理，否则宏观的接受研究就容易变成为个案研究的拼盘，而显示不出宏观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三是接受研究的文化视阈问题
博士研究论文范文6
以2011年教育部将软件工程学科独立设置为一级学科为标志，软件工程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步入了规范化发展的轨道。但与信息化强国相比，我国软件工程博士研究生培养尚处于成长阶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探索。文章分析当前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
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改进措施
0引言
在信息化浪潮的促动下，我国软件工程学科高层次人才队伍培养经历了跨学科培养、海（境）外引进、相近专业转行等方式。2001年12月，教育部首次批准全国35所高校试办示范性软件学院（教高[2001]6号）[1]。以2011年3月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学位[2011]11号）[2]为起点，软件工程专业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脱胎”出来，正式成为一门新的学科，标志着我国软件工程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完成了由学科从属型向学科独立型的跨越。这一跨越无论对于软件工程的学科建设，还是对于其高层专业人才的培养都具有顶层设计意义。正是由于这一顶层设计的作用，2011年8月教育部首次在我国48所高校增设了软件工程一级学科的博士点和硕士点[3]。截至2015年，全国拥有软件工程学科“博士一级”授权的高校已达52所，具有“博士二级”授权和硕士授权的高校达到106所。我国软件工程高层次人才培养支撑了国家信息产业的发展，基本适应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需要，缩短了我国此学科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由于软件工程学科高度的交叉性、领域的渗透性以及需求的无限性，我国软件工程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无论在基础理论、课程设置，还是在培养方式、评价体系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
1存在的主要问题
1.1学科课程体系特色不彰显
我国软件工程学科是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分化而来的，虽然已经独立为一级学科，但由于其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的紧密联系，在博士研究生课程体系的设置中，仍然有很多内容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下的二级学科“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和“计算机应用技术”极为相似。根据对国内60所具有软件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39个单位）和一级学科硕士点（21个单位）的高校官网上所公布的研究方向和培养方案进行的统计分析，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二级学科和软件工程一级学科相似度高于70%的研究方向占到了25%，相似度低于20%的研究方向仅为8.33%。从两个学科开设课程相似度的比较来看，同一课程类别开设学校比例相似度高于70%的占80%之多[4]。这些统计数字表明，当前我国对软件工程学科和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二级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在课程设置上并没有本质区别。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的博士生相比，软件工程教育的核心是能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软件工程学科的博士生要熟悉一个或数个应用领域的相关知识，并强调综合应用各种软件工程方法与技术[5]。他们在软件工程知识广度和深度、工程实践能力、沟通表达能力等方面比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的博士生要更加优秀。但在目前软件工程学科课程体系下，软件工程学科博士并没有显著特色与优势，这将影响本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1.2科研考核指标缺乏本学科特点
为了保证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我国各大高校都相继出台了博士生研究生考核指标体系。博士研究生依靠发表“垃圾论文”，以“论文灌水”等方式蒙混毕业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一般来说，规定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或在国际SCI检索期刊上是博士生毕业并取得学位的基本条件之一。这些科研考核指标的制定给软件工程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划定了红线。但这一考核体系仍具有“重期刊、轻会议”“唯SCI检索”等特点。笔者认为，这种机械式照搬的考核体系挤压了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学术空间。软件工程是一门知识更新非常迅速的学科，通常情况下，每3~5年就会有一轮知识热点的更新。对软件工程学科而言，国际会议是最新颖、最优秀的论文展现舞台。学者们通过这个学术交流舞台，与国际同行近距离交流最新、最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从而达到掌握该领域学术前沿的目的。如果一味地要求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只能通过发表国内一流学术期刊或者国际SCI期刊作为毕业条件，将导致两方面问题。一方面，SCI国际期刊或者国内一流学术期刊发表周期相对较长，从投稿到出版一般需要1~2年的时间，有些国际顶级期刊则需要2~3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出版周期。我国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学制一般为3~4年，时间窗口有限，致使不少博士研究生放弃从事创新性强但有一定失败风险的科研课题，而愿意选择创新性较低但比较稳妥的科研课题去做，从而确保早日发表期刊论文而尽早获得学位。另一方面，即使软件工程国际一流学术会议可以代表该学科一流的学术水平，但仅发表国际会议论文往往并不能满足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毕业的基本条件，导致一些博士研究生不愿将最新最好的成果在一流国际会议上发表，而宁可选择一些水平一般的期刊。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我国软件工程学科的博士研究生与国际同行们的交流，实际上造成了我国高档次研究成果的流失，对培养优秀的软件工程人才得不偿失。
1.3对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
软件工程学科本质上是一门工程科学，要求学者们运用数学、工程和管理方法去解决软件工程实践中所遇到的人力所无法解决或者很难解决好的问题。因此，软件工程学科与工程实践问题具有高度的结合性。在软件工程领域，除了少数的博士研究生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外，大部分研究课题是与具体实际相关的产业化问题。这就需要软件工程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具备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将理论概念转化成为原型系统或者用实证实验验证理论、方法的动手能力。在实际过程中，一些单位对软件工程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有的博士生在攻读学位期间编写程序的代码行数不超过1000行，有的甚至没有编写过代码；有的博士生导师或博士研究生认为编写程序不是创新性的工作，工程实践是浪费学生或自己的宝贵时间；有的博士生由于在本科及硕士阶段没有打下良好的工程实践基础，导致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其能力不能胜任工程实践。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工程实践能力的不足给博士研究生及其所在课题组的科研工作都会带来负面影响。其结果是，博士研究生所提出的方法、理论无法得到工程实践检验，导致科研成果无法落地；另外，缺少原型系统或者实践验证的研究论文也很难在国际高水平会议或者期刊上发表，造成科研工作成为无果之花。
1.4博士生导师指导时间尚显不足
博士生导师对博士生的悉心指导是提高培养质量的关键。相比发达国家，我国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生导师指导的博士生数量普遍较多，甚至出现一位导师一届招收3~4位博士生的现象。有的博士生导师担任单位的行政职务，因此普遍感觉“日常杂事较多”“工作压力较大”，这些因素从客观上使得博士生导师没有充裕的时间去指导每一位博士生，为数不少的博士生在读期间感到与导师间的交流时间较少。有的博士生反映“长期见不着导师的面”，甚至“一个学期没有和导师单独交流”。这种“放养”现象有悖于对博士研究生的精心指导原则，对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十分不利。
2改进措施
2.1构建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体系
软件工程的学科内涵是：“以计算机科学理论和技术以及工程管理原则和方法为基础，研究软件开发、运行和维护的系统性、规范化的方法和技术，或以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研究对象为软件系统，学科涵盖科学与工程两个方面。”据此，我们建议培养单位应当反思当前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生课程的知识体系，明确该学科博士研究生所应该掌握的学科基础知识和学科特定的高级知识，构建以数学、计算机科学、系统科学、管理学为基础，以软件需求、软件设计、软件构造、软件测试、软件维护、软件配置管理、软件工程管理、软件工程过程、软件工程方法和工具、软件质量等[6]为架构的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生课程体系，使之具有鲜明的学科特色，培养真正能在软件工程学科内进行创新性研究的高级专门人才。
2.2鼓励博士研究生向国际一流学术会议投稿
目前，在软件工程学科领域，国际一流学术会议的学术水平已与国际一流学术期刊相当。建议有关主管部门适时修改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的论文考核体系，不再将“国内一流学术期刊”或者“国际SCI期刊”作为博士研究生论文考核的唯一硬性指标，而将国际一流学术会议论文的发表也纳入可选的硬性指标之一。博士研究生通过参加国际一流学术会议，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而且更能向本学科的权威专家请教和学习。通过参加学术会议，博士研究生还可以提高自身的外文水平，扩大学术交流圈。笔者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QueenslandUniversityofTechnology,QUT）信息系统系访学期间，了解到该系的博士研究生每年均有一次参加所在领域国际一流学术会议的机会，费用可通过博士研究生所在系的培养部门和研究生导师所在课题组协商解决。这种做法是值得借鉴的。
2.3将工程实践能力纳入博士生入学和毕业的考核体系
将实践动手能力纳入博士生入学和毕业的考核体系，有利于培养更高科研素养的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譬如，QUT信息系统系的每位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除了开展理论研究外，还须将自己的理论研究内容通过工程实践实现出软件原型系统。这种做法的益处是：一方面，可促使博士生研究出真正经得起实践检验的高质量科研成果，杜绝了空洞而无实际价值的所谓成果；另一方面，因为博士研究生在各高校院所中实际上已是科研的生力军，由他们动手实践得出的原型系统，对于课题组高质量地完成科研课题也极为有益。建议将工程实践能力的考查纳入博士生入学考试的评价体系中，对于工程实践能力欠缺的考生，要提前排除；同时建议博士生导师高度重视对博士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对于不能将形成的理论进行原型系统实现或者进行实证实验的博士研究生，在毕业环节上要严格把关。应当鼓励博士研究生在发表科研论文的同时，申请软件著作权或发明专利，从而形成理论研究紧密联系实际应用的良好培养机制。
2.4建立博士生培养的导师组制度
实行导师组制度不仅可以有效弥补博士生导师由于精力不足无法有效指导博士生的问题，而且还有利于形成知识结构合理、思维方式相互补充的导师指导团队，这对培养博士生的团队精神和发散性思维都十分有利。笔者在QUT访学时，校方给我安排了由三位导师组成的导师组。两位副导师很好地配合了第一导师的工作，整个导师组对我进行了非常有效的指导。其中，第一导师负责访学期间学术研究方向的制定及总体研究方法的确定，主抓研究的方向；两位副导师各负责一部分研究细节的指导，主抓研究的具体工作。通过导师组的指导，使我在访学期间不但在学术上有较大的进步，而且还对国外博士研究生的指导方法有了一定的切身感受。事实上，导师组指导制在英式或美式的博士研究生培养中是很常规的做法。在博士研究生培养中，建立导师组制度对于多方面利益群体均有益处。第一，对博士研究生而言，可以接受由两（或多）位导师构成的导师组的指导。由导师组构成的更加丰富的知识平台，可以给予博士生更加全面的指导；第二，对博士生导师而言，导师组制度有可能使主导师从指导工作的细节问题中升华出来，而将有限的精力更加聚焦于宏观上的指导和学术方向上的把握；第三，对副导师而言，通过指导博士研究生的研究工作，也可以促进自身学术素养的提高，在丰富学术成果的同时汲取主导师的经验，为未来的学术道路打好基础。与主导师不同的是，副导师一般聚焦于从学术的细节上对博士生给予指导。副导师不一定要求具有高级职称，只要能力具备即可，与博士生的关系更加接近于合作者之间的关系，而与主导师的关系可以定位为助理的关系。
3结语
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方面所引发的问题，既有应当提请教育主管部门加以研究的共性问题，如我国博士阶段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服务面向等宏观方面的问题，更多的则是各培养单位在实践中所需认真解决的具体问题。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的创新成果已经深度融合于软件工程的学术研究与产业实践中，这就预示着我国软件工程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培养将更加国际化、工程化。教育主管部门和从事软件工程学科教育的实际工作者必须牢记历史责任，认真研究“互联网+”时代下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提出积极的应对措施，使我国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迈上新的台阶。
作者：冯在文 何敏 何克清 单位：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 国防信息学院信息管理中心
参考文献：
[1]教育部.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批准有关高等学校试办示范性软件学院的通知（2001年）[EB/OL].[2016-03-05].
[2]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EB/OL].[2016-02-28].
[3]李泽平.软件工程增设为一级学科后的机遇与挑战[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2,32(2):75-79.
博士研究论文范文7
一、知网与学者
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翟天临一直以学霸身份混迹于娱乐圈。醉心于名利场的他本希望凭借着自己或明或暗的关系在学术圈再捞一把，却没想到摔了一个重重的跟头。也只有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人们才知道在娱乐圈众多的明星里，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寥寥无几。究其原因，北京电影学院退休教授、第四代导演谢飞一语道破天机。2019年2月15日，也就是事件发生后的第六天，谢飞教授在《成都商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其中提到“像我们电影学院以培养史论研究的‘电影学系’可以设立博生研究生教学，其它以专业知识技能培训的编、导、演、摄、录、美、制、动画等专业是不适合的，也没必要开展这样的纯理论研究型的博士研究生教学！”[2]言外之意便是研究型博士学位课程对艺术创作专业的实践帮助并不是很大。因此，也可以说这个博士学位对翟天临演艺成绩的取得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由学术圈而来的“学术不端”这项罪名对于他这个社会公众人物来说却是致命的，他的一句“知网是什么东西”几乎把他之前所有的成绩都付之一炬，有人把它总结为“辩证法的吊诡在此显出真面目”[3]。知网是什么东西？知网是由清华大学、清华同方于1999年6月发起的一项以实现全社会知识资源传播共享与增值利用为目标的信息化建设项目。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与期刊界、出版界及各内容提供商的合作，其早已发展成为集期刊、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会议论文、报纸、工具书、年鉴、专利、标准、国学、海外文献资源为一体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网络出版平台。因此，对于任何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人来说，知网是一个必经之地，也是一个重要的战场。翟天临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拥有博士学位的学者，却对现在连本科毕业生都知道的知网一无所知，实在是不应该，但更不应该的是他在知网上为数不多的文章还涉嫌严重抄袭。事发后，新京报记者对翟天临的文章进行了检索，发现只有两篇文章，一篇报纸和一篇期刊论文。其中，《谈电视剧<白鹿原>中“白孝文”的表演创作》这篇期刊论文在经知网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检测后显示，有1处疑似剽窃他人观点，7处疑似剽窃他人文字表述。在这篇只有2851字的文章里，去除本人文献文字复制比结果为39.4%，也就是说有1646字的内容与他人发表内容一样。[4]事实上，在2017年刘进担任导演的电视剧《白鹿原》中，白孝文的出演者正是翟天临。无论如何，《白鹿原》剧本他是看过的，甚至是熟读过的。尤其是关系到白孝文的片段，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可以说，没有多少作者能有他这份经历。他只要能把自己在演艺过程中体会到的真情实感稍微动点脑筋加以分析综合，都是第一手资料，都是具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经验之谈。但恰恰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的论文却漏洞百出，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更讽刺的是翟天临事件发生的时间正好是2019年春节期间，这个“假”博士在2019年春晚上刚刚扮演了一个打假警察。假如没有知网，我们还真不一定能发现翟天临原来是一个水货博士。因为人们是先发现他“竟然不知道知网是何物”这个漏洞，才来检索他的文章。不是先检索他的文章有问题，才来质问他的学历。但有了知网，一切就变得清清楚楚。包括你的论文有多少字？有多少属于你自己的观点？有多少涉嫌抄袭？抄了谁的？都能在第一时间反映出来。数据是冷漠无情的，但数据也是最不会撒谎的。目前，翟天临的博士学位被北京电影学院撤销，至于我们还能不能在知网上看到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现在已经不重要了。翟天临从神坛跌入谷底，可能今生再无缘知网，因为本质上他并不是一位学者。由此，我们不得不感谢有了知网这个平台，给了学术一个重要的监督渠道，也让每个从事学术的人对学术产生敬畏之心。知网是一个容器，是一个晾晒平台。对于学者而言，无论是学术大腕，还是学术小卒，无论是政商名流，还是寒门学子，在这里都一视同仁。
二、知网与学位授予单位
翟天临之前之所以敢于在各个公共场合炫耀自己的高学历，主要在于他的这个学历不是空穴来风，他是堂堂正正被北京电影学院授予学位的博士生。只是他的一句“知网是什么东西”暴露了他的学位名不符实。因为在北京电影学院博士学位申请条件里有明确规定“凡我校录取的博士生，在校期间个人独立或与指导教师联合(本人担任第一或第二作者)在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上正式公开发表与本学科相关的至少2篇学术论文，其中应至少有1篇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5]而这个翟天临不仅未满足正常毕业条件，其中一篇文章还涉嫌抄袭。这次东窗事发，很多人把它归咎于翟天临自身的“作”，结果是搬块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还有人说，翟天临不仅害了自己，还害了一群人。事实上，笔者要说的是恰恰也是这一群人害了一个年轻人。不难发现，事件发生之后，舆论重心在翟天临身上短暂停留之后，便直逼北京大学和北京电影学院两所学位授予单位而去。因为翟天临是完完整整地走完了博士培养程序的，他拿到的学位证书是真的，包括他在微博上晒的北京大学博士后录取通知书也是真的。假如没有这次偶然事件，谁也不敢贸然质疑他的学霸身份。因此问题就来了，翟天临明明不够条件，他是怎样拿到学位证书的？责任显然在于学位授予单位。由此，“翟天临学术不端事件”已经不再是一件简单的个人诚信事件，而是一件重大舆论危机，并且事关国家教育部门形象。所以，教育部才在第一时间回应此事：“调查不光是涉及到本人是否涉嫌学术不端，也涉及到工作的其他各个环节有没有问题。”[6]而在事后的调查结果里面，两所学校分别承认了自己在培养和招生环节存在失误，特别是其导师硬是被取消了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另外，在谢飞教授的那篇《大学艺术创作专业需要开设理论研究型的博士学位教学吗？》评论中，他还呼吁大家停止网络暴力，“对犯过错误、有污点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千万不要一棍子打死”。[7]这篇文章虽有护校护生之嫌，却是一篇极具理性的反思性文章。民众可以原谅翟天临的虚荣心，但却不能对学位授予单位的糊涂账置若罔闻。翟天临事件是一次信任危机，不仅牵扯学者个人诚信的失德，也涉及到部分高校在招生录取培养过程中的管理失范，同时还关乎到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建设。正如一位记者所言翟天临“学术不端不是小事一桩，更不是娱乐事件，它不仅关乎道德诚信，更关乎教育公平，其背后的问题远不是一个艺人的‘人设崩塌’可以涵盖。”[8]这不是一个低级错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很难让大家相信之前就没有其他“翟天临”。翟天临一个人事小，但是一群“翟天临们”活活地占用了那么多本来就很少的博士学位指标却是大事。而且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博士学位只是拿来给自己贴金的一个装饰品，对于他们的实质性事业甚至没有多大用。而他们却让大一批靠自己努力并把改变命运寄托于此的寒门学子望尘莫及，这种赤裸裸的差距才是最可恶的。翟天临这种骗子固然可恨，后面为其大开绿灯的人才更可恨。但可恨归可恨，至少在事情责任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民众不能把私愤发泄到某一个人头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对北京电影学院院长追着不放，甚至可以说是变相的人身攻击。当人们丧失理智地去参与到这样一场“泄愤”狂欢，追逐网络暴力带来的刺激时，同样是一种病态。在这个既真实又虚幻的网络世界中，谁也不敢保证，谁一定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为了最大限度地平息舆论，化解民愤，当然也是为了遏制这种现象再发生。教育部办公厅在2月底连续了两个公文，《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教研厅〔2019〕1号）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9〕2号）。一个是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一个是规范和加强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不能说这两份文件完全是因为翟天临事件，但也不能说毫无关联。尤其是教研厅〔2019〕1号文件，实实在在给广大学位授予单位敲了一个警钟。其中提到“狠抓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强化学位论文抽检结果使用”和“加大评估和问题单位惩戒力度”，可谓在广大学位授予单位头上悬了一把利剑。另外，在今年的两会期间，“加强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惩戒学术不端，力戒浮躁之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有这些政府行为，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希望，夯实了信心。上文提出，假如没有知网，我们很难发现翟天临是个水货博士，相应地我们也很难去质疑一些高校在招生录取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假如没有知网，这种检查只能靠各高校内查，或者互查。而有了知网，各种暗箱操作便成为了一个随时都可能会爆炸的定时炸弹。因此，看起来知网和学位授予单位没有多大关系，甚至八竿子打不着。但是，既然是学位授予单位，学生必须在学习过程中满足一定的学术成绩才能拿到学位证。而知网就是学术成绩的容纳器，因此就把知网和学位授予单位联系了起来。教研厅〔2019〕1号文件提出“探索建立学术论文、学位论文馆际和校际学术共享公开制度，以公开促进学术透明，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其实知网在这个方面已经做了很多，起码翟天临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只有对学位授予单位施以高压，才能有效地遏制学者学术不端。现在越来越多的高校都把公开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作为硕士和博士毕业的硬性条件，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高校把硕博士论文上传知网。因此，知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监督窗口，实际上也把那个定时炸弹的“按钮”放在了人人皆可触碰的地方，成为预防学术不端的一个重要机制。
三、知网与学术期刊
从科研伦理角度而言，是保证文章原创性的前提，是为了预防学术不端。就像人们制定法律宣传法律，不是为了惩治犯罪，而是为了预防犯罪。但假如没有知网，没有大数据时代的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我们还真的缺乏一个约束科研伦理的他律性工具，而只能依靠学者的自律和微不足道的检举。但有了知网等这类网络出版平台，文章重复率便一清二楚。但有了这个利器，用和不用，怎么用？便又成为了一个问题。这就牵扯到谁来把这个关？学位论文当然是靠学位授予单位，而期刊杂志的把关者显然是期刊社，而与学者打交道时间最长的也正是期刊社。回到翟天临《谈电视剧中“白孝文”的表演创作》这篇文章，既然有这么高的重复率，甚至还涉嫌严重抄袭，为何还是能够发表？在学术活动中，我们痛恨学术腐败，痛恨像《求索》等一些学术期刊在一些胆大妄为的主编手中成了牟利的工具。但还有一种学术纵容同样值得警醒，一些期刊不求上进，但求有稿就发，甚至文章重复率门槛也形同虚设。尽管我们认为学术期刊有着划分档次的必要性，但是并不意味着非核心期刊要在这一关失守。一篇文章，只有在保证原创性的基础上才能谈学术贡献，因此文章，应该是任何期刊在接到作者稿件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恰恰在这第一件事上，学术期刊再次对翟天临放了水。事实上到最后，果然这件事害了他。上文提出，假如没有知网，我们很难发现翟天临是个水货博士。更难发现由于一些学校在招生培养过程中的不规范，还可能存在很多“翟天临们”。但是一个更为残酷的现实是，即使有知网，我们也并非一定能揪出问题。尽管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把硕博士论文上传知网，但范围并非覆盖所有学校，并且学校上传的时间进度也没有期限要求。如果这次不是翟天临自己犯下“不知知网是什么东西”这么低级的错误，指望我们去追查他的材料，或者指望通过舆论去迫使相关学校自我调查，可能结果又是另外一番结局。尽管他不知道“知网是何物”，怪就怪在他在知网上竟然还有一篇文章，也难怪有人质疑这篇涉嫌严重抄袭的文章到底是不是他本人所写。仅仅是这篇文章又进一步暴露出他的学术不端，只能说他运气坏到了极点。另外，如果没有人去把这篇论文拿去再，又有谁会发现这篇经期刊正式发表并且上传知网的文章还有着这么高的重复率。就像刚刚上文所讲，事发后，我们把矛头直指翟天临，却忽略了学校。事实上，学术期刊也有责任。如果当时这个期刊以重复率过高打回让其修改或者干脆拒绝发表，或许不会对今天的结局有什么改变，但至少翟天临少了一个污点，期刊的名声也能得以保留。翟天临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前的学术环境不容乐观，但在这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板子显然不能只打在作者身上，后面的期刊社同样难辞其咎。期刊社把关不严，罪魁祸首是背后学术体制对期刊社机构地监管不力。而知网给了学术圈一个重要的监督力量，在共享所有人的学术成果的过程中也赋予了所有人知情权和监督权，同时也把期刊囊括了进来。至此，知网织了一个巨大的网，它完美地把学者、学位授予单位和学术期刊网在了一起。
博士研究论文范文8
关键词：医院；科研绩效；预测模型
我国三级综合医院承担着大量的科研任务，科研能力已成为衡量医院综合能力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1]。科研绩效评价作为科研管理的有效手段，能对医院的科研投入与产出指标进行阶段性评价，使管理部门全面、系统地掌握科研发展现状和水平，并找出发展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和制约因素[2]。然而，科研评价是一个多参量技术体系，且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共同影响。只有科学、准确的评价方法才能成为科研管理的重要依据和推动医院科研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杠杆[3]。目前，国内外有多种科研指标评价方法，涵盖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4]。从宏观层面看，2017年10月，科技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的《中央级科研事业单位绩效评价暂行办法》（国科发创〔2017〕330号）提出以能力导向、不以论文为唯一标准的要求，但没有对具体评价指标和权重作统一规定。从微观层面看，医院或者学科也有各自的科研产出考核方法，但这些方法更多倾向于简单统计项目、论文、奖项等显性、可计量的内容，缺乏如实验室管理、科研诚信、学科等级（声誉）等隐性内容，也缺乏时间权重的考量，致使决策层很难根据现有的科研评价指标进行规划与部署。本研究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2007—2018年的科研投入和产出数据为分析对象，建立多因素时间序列预测模型，分析科研产出的未来趋势，为医院学科发展规划提供参考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以仁济医院56个科室为调查对象，对2007—2018年各学科的科研数据进行调查。
1.2调查内容
研究纳入了仁济医院各学科的科研数据，包括SCI论文数、SCI影响因子、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数、科研奖项、专利、各级各类科研或人才项目数、项目经费数、项目验收情况、临床科研人员和专职科研人员数、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数量、实验室面积、学科建设费用投入、学科或实验室等级、实验室日常管理制度和考核情况以及科研诚信事件等。选取科研项目数、经费数、SCI论文数、SCI论文影响因子和科研奖励数为科研产出指标。
1.3多因素时间序列模型构建方法
加权回归模型构建加权回归分析模型，用于分析对科研目标的贡献因素分析。对于评价目标O（d，t），其中，d表示科室序号，t表示年份，建立加权回归模型：O(d,t)=∑iαifi(d,t)。（1）其中，指标fi为第i个有意义的统计变量，αi为相应统计变量对评价目标的贡献权重。将基于最小二乘法来获取贡献权重αi的值。最终将对每个指标i分析αifi(d,t)的贡献大小。在实际情况中，部分统计变量对评价目标的影响并不是在当年就完全响应的。比如学科建设经费投入、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数量等，实际起作用的年份可能并不在当年。为了去除这些时滞效应的影响，一个更合理的处理方式是建立模型:∫O(d,t)dt=∑iyi∫fi(d,t)dt。（2）在这一模型中，各年份的统计数据和评价目标均进行时间平均（求和）。这一模型有助于分析各类统计变量对评价目标的贡献大小，但不包含时间信息，也不具有预测功能。多因素时间序列回归预测模型为了使模型具有预测价值，基于历史数据，通过滑窗处理建立时间加权的多因素时序回归模型：O(d,t)=∑iβi∫-∞t-1fi(d,τ)Ki(t-1-τ)dτ。（3）其中，Ki(t)为表征第i个统计变量对目标起影响的时滞函数，需要结合实际经验得出。在数据时间更长时可通过回归学习得出，但目前的数据量不足以支撑这一学习过程。在目前的模型中，Ki(t)被取为连续5年递减的指数函数，其他时间取0。通过加权移动平均法对因变量进行处理后，利用该方程，对不同科室和不同年份的数据进行时序回归，获取系数βi。
1.4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多因素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构建科研绩效指标的预测模型，评价影响科研绩效的主要因素。按年份对各科室调查的相关科研指标进行求和。通过绘制折线图，分析各指标值变化趋势。运用模型（2）进行2007—2016年科研相关数据对于科研产出指标的回归贡献分析。基于2007—2016年10年间的数据构建预测模型，在构建预测模型时，将总职工人数按照医生与专职科研人员总数、专职科研人员数、博士学位人数、高级职称人数、中级职称人数进行分类，细化影响因素以提高预测效果。以2017年和2018年全院56个科室、2017年和2018年不同科室（包括手术、非手术以及辅助科室）的科研产出指标作为观察指标，运用模型（3）进行时序回归分析及预测，验证其预测效果。
2结果与分析
2.1科研产出指标的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多因素模型（2）对科研产出指标进行贡献权重分析，为便于不同单位或量级的影响因素能够进行比较和加权，将每个因素的均值缩放为1。结果显示：对SCI论文数进行贡献权重分析，科研经费数和毕业生人数的贡献作用较大；对SCI论文影响因子进行贡献权重分析，同样是科研经费数和毕业生人数的贡献作用较大；对科研经费数进行贡献权重分析，SCI论文数、影响因子和毕业生人数贡献作用较大；对科研项目数进行贡献权重分析，SCI论文数、影响因子和毕业生人数也是关键因素；对科研奖励数进行贡献权重分析，毕业生人数、SCI论文影响因子对获奖次数贡献作用较大
2.22017年和2018年医院56个科室科研产出指标的预测分析
使用模型（3）对2017年和2018年仁济医院56个科室的科研产出指标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该模型对于预测SCI论文数、SCI论文影响因子、科研项目经费数以及项目数均有较好的预测能力。2017年见图1，2018年图略。模型对于科研奖项数的预测能力欠佳，分析其主要原因为样本数较小、各年波动性较大，虽然总体走势能反映医院在横向对比中的地位变化，但统计方差仍过大，建模预测意义不大。因此，在后续分析中剔除了科研奖励数。
2.32017年和2018年不同科室的科研产出指标的预测分析
为验证回归预测模型对于学科的预测效果，本文分别选取了2017年和2018年不同的9个科室，包含手术科室、非手术科室和辅助科室。应用该模型对这些科室的SCI论文影响因子、SCI论文数、项目经费数和项目数进行预测分析。结果显示，除项目经费数外，其他指标的实际情况与预测情况具有较好的一致性。2017年见图2，2018年包含放射诊疗科、急诊科、老年科、血液科、妇科肿瘤科、胃肠外科、心外科、血管外科、超声医学科（图略）。
3讨论
如何合理、有效地进行科研绩效评价是医院科研管理工作所面临的关键问题[5]。在战略的指导下，针对性优化医院科研评价方法，才能使科研管理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导向性[6]。仁济医院作为一家集临床诊疗和科学研究为一体的三级综合医院，在科研绩效管理方法设计过程中需要合理考虑如何优化相关指标，引导和服务医院科研可持续发展。
3.1科研产出指标的影响因素
对于本研究选取的所有科研产出指标，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均是关键因素。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科研工作是医院科研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衡量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科研能力和水平主要依据是科研论文、项目或者专利等方面，特别是国际顶尖刊物论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更是检验其科研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是医院科研产出中的主要人才来源，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培养也是医院科研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除此之外，科研经费对SCI论文数量和质量均有贡献，SCI论文数量和质量亦能帮助医院提升科研项目的数量和经费。可见，科研投入与产出在一定程度上相辅相成。对于科研奖励而言，SCI论文质量贡献较大。众所周知，科研获奖是高质量科研活动厚积薄发的成果，也代表了科研团队的雄厚实力，因此，论文质量在其中贡献较大也能得到较好的诠释。综上，所得结论与医院实情相符，进一步验证了模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3.2预测模型的构建
从投入和产出角度，结合多因素时间序列构建预测模型，较全面地考虑了科研产出的多因素影响，通过对仁济医院10年的科研数据细化收集，为模型的影响因素挖掘和趋势预测提供了优质数据支撑。同时，充分考虑了影响因素对科研产出的时滞效应。通常，科研产出不是简单而迅速的。例如，加大实验室经费后一段时间才会提升科研产出，而当年的科研绩效会取决于过去几年的积累。因此，在模型中按时间权重引入影响因素的滞后项，对近期数据赋予更高的权重，而给予较远数据更低的权重，使模型更具现实意义。尽管模型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仍存在局限性，如实验室等级、日常管理制度更新、学术诚信信息等暂未考虑。对于这些不能直接量化的因素，后续需要通过寻找合适的数据转换方式如等级评价等方法进行探索。另外，由于医院的科研产出受政策等内生因素影响，后续分析中将结合模型预测结果，结合政策干预综合评价。
3.3预测模型对医院科研绩效评价的应用
运用模型验证仁济医院2017年和2018年56个科室和不同科室的科研产出，无论是医院总体情况还是各科室间的相对数量关系均有较为准确的预测效果。探索科研产出指标的主要影响因素也有助于科研资源的存量盘整、精准投入，促使科研绩效提质增量。同时，模型采用的变量易于量化收集，便于医院间推广使用及横向对比。因此，模型具有较好的普适性和外推性，可为大型综合医院的科研绩效计划制定及预测提供一定的参考。科研绩效评价方法仍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政策导向、时代背景等。另外，科研产出指标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如近几年国家一系列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科技成果转化也纳入了医院绩效考核范围，专利和成果转化金额等产出也将逐步成为评价的重要指标。因此，评价方法需动态纳入各种相关数据或及时更新计算依据，使得预测模型更趋于全面、合理的衡量、评价和估算。
3.4展望未来我们将借鉴预测模型的应用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