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教育论文范文1
目前，当代大学生诚信缺失的表现主要集中在学习、经济、社会交往三个方面。在学习方面，大学生诚信缺失主要表现在考试作弊、论文抄袭、不尊重科学事实、臆造科学数据等方面，大学生考试作弊已成为当下大学校园发生频率较高的现象。在经济方面，拖欠助学贷款、恶意透支信用卡、拖欠学费、弄虚作假获取贫困生资格骗取国家助学金等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经济诚信意识。在社会交往方面，存在着提供虚假信息获取求职岗位、求职签约后又随意毁约、网络交友及网络求职提供虚假信息等现象。这些诚信教育的缺失行为不仅冲击了当代大学素质教育的失效，也损害了大学生在社会价值体系中被赋予的较高的知识文化和道德标准的形象。如果在这一阶段诚信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和深化，那么在大学毕业进入社会以后，这不仅会加剧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退化，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整个社会诚信的建设。
2博弈论视角的大学生诚信缺失行为分析
2.1诚信与失信的简单博弈分析
博弈论主要是用来解决主体之间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之间的均衡问题。为研究方便，本文选取了大学生申请助学贷款与银行放款这二者之间在诚信与失信方面的博弈分析，并在分析中做出了以下的假定：①本文只研究两个行为主体之间的诚信与失信的博弈，假定一方为大学生，另一方为银行，假定大学生和银行这两者都是“经济人”，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并且不能控制对方的决策；②博弈的双方均为“理性人”，具有机会主义的倾向，即在双方博弈过程中，一方发现欺骗可以获利时，就会采取或选择欺骗策略；③博弈双方可以选择的策略为诚信或失信；④博弈双方的获益。采取诚信，大学生和银行双方都可以获益5；如果银行放款，大学生失信不还款，则大学生获益10；如果大学生诚信贷款，而银行失信不放款，则银行获益10；如果大学生选择不贷款，银行选择不放款，即双方均选择失信策略，这样助学贷款制度就失去意义，则双方的获益均为0。在上面的博弈矩阵表可以看出，表中策略组D为纳什均衡解，即大学生、银行双方都以自身利益为选择目标，其最终的选择结果有很大可能是“失信”，因为“失信”是能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的最优策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局，是基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双方博弈的结果，如果大学生选择贷款但是不还款，那么学生得到的效用最大，即得到了免费完成学习的机会成本，而银行损失最大，失去了放贷本金和利益以及可以投资在其他领域的沉没成本；而银行如果存在比给学生放款更有收益的项目，那么银行会选择不放款而转向其他，这样银行可以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学生损失最大，不能贷款助学，失去了完成学业的机会。但以上两种策略的选择都不是博弈的均衡点，必然无法达到稳定。实际上只有在学生不贷款，银行不放款的时候，即达到失信的纳什均衡，这样一来大学生助学贷款制度将毫无意义可言，如果这项制度取消了，最后损失最大的还是大学生。然而，经济博弈理论告诉我们，在非价格因素和博弈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个体理性行为选择的结果，往往是非理性的。上述例子说明，由于双方的理性行为，导致了诚信的缺失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2.2诚信与失信的重复博弈分析
重复博弈是一种特殊的博弈，在博弈中，相同结构的博弈可以重复多次，甚至无限次。当博弈只进行一次时，每个参与人都只关心一次性的获益；如果博弈是重复多次的，参与人可能会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从而选择不同的均衡策略。因此，重复博弈的次数会影响博弈均衡的结果。在上述的分析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失信的“囚徒困境”局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双方所进行的是一次性的简单博弈，即大家所说的“一锤子买卖”。学生和银行双方都无法根据这一次的博弈结果再组织一次博弈、再做一次选择，基于此，博弈双方都只关心一次性的效益。但从动态博弈的过程来看，如果这种博弈是重复的、持续进行的，那么博弈的结果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诚信策略的纳什均衡就会成为双方博弈的必然结果。因为在动态博弈中，参与博弈的主体过去的行为都是可以看到或者查询到的，因此博弈中的一方可以通过这阶段博弈的选择，来回应博弈中另一方在上一阶段博弈中的失信行为。在诚信的动态博弈中，如果银行在上一次助学贷款的博弈选择中因采取放款的诚信策略，而大学生选择拖欠还款甚至不还款使银行利益收到损失，那么在本次的博弈过程中，银行必然会选择失信的策略来“报复”失信的大学生，比如将他（她）列为银行系统征信的黑名单，那么他（她）将面临银行以后所有的“报复”。在这里，银行所采取的策略被称为“以牙还牙”策略。基于此，为了更加长期、稳定获取各自的效用，博弈双方都会理性选择自己的行为，双方都会选择诚信，于是必然会出现诚信纳什均衡的博弈结果，由此可见，要想使诚信成为博弈双方的主动选择，其关键是要把一次性的简单博弈转化为重复博弈，从而达到双方共赢的目的。
3以重复博弈促进大学生诚信教育的探索
3.1增加博弈双方信息的对称性，将一次性的简单博弈有效转化为重复博弈。
现实生活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理性人的机会主义、利己主义等行为，因此博弈双方在博弈过程中出现失信的现象是在所难免的。在一次性的简单博弈中，由于博弈双方都无法根据这一次的博弈结果再进行一次博弈或再做一次选择，因此，博弈双方都只关心一次性的效用，那么选择失信策略是理性人的最佳选择。要想克服这种困境，必须将一次性的简单博弈转化为重复博弈。而将一次性的简单博弈转化为重复博弈的主要思路是要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的认知，深刻认识重复博弈与诚信之间的关系。诚信是大学生应有的基本道德素养，但现实是接受过多年素质教育的大学生对诚信内涵的认知还是很模糊，很多人认为诚信已过时，加之受社会多元化思想的冲击，直接导致其诚信缺失行为的出现。其实主体间诚信关系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这需要一个长期的选择、磨合、认同的过程，诚信是双方博弈的试金石，诚信关系的确立是双边的、动态的，任何一方的失信都可能导致诚信关系的中断。所以在大学生的诚信教育中，必定要将一次性的简单博弈转化为重复博弈，不能只顾眼前失信利益而忽视长期诚信利益。
3.2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畅通大学生诚信信息获取的渠道。
大学生诚信档案是一种写实的记录，主要用于对大学生在校期间的诚信情况进行真实描述，同时这种诚信的描述会起到一种客观评定的作用；同时大学生诚信档案也是一种特殊的教育，这种教育会及时发现问题，正视问题，纠正问题，对失信行为有一定的鞭策作用。学校应该将大学生的诚信档案纳入常态化管理，及时公布诚信档案，特别是面向社会公开，畅通社会获取大学生在校期间的诚信档案信息，如果诚信档案不公开，大学生诚信档案信息不能及时获知，这对于失信之人不能起到监督的作用，诚信之人不能起到标杆作用，“囚徒困境”的一次性简单博弈失信策略必然再抬头，那么制定大学生诚信档案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所以大学生诚信信息应当及时公开，特别是要面向就业部门公开，并将考试作弊、学术不端、拖欠贷款等诚信缺失行为直接与就业联系起来，对有失信行为的学生暂缓或不予推荐就业，增加失信的一次性博弈成本，让失信之人无处遁形。3.3加大对诚信缺失行为的处罚力度，增加对失信行为处罚的可信性。在多元价值取向下，诚信如果被仅仅当成一种道德规范，很难要求所有人都遵守。在诚信的动态博弈中，若诚信收益与处罚机制不对称时，双方在博弈时基于个人利益必定会选择失信。在经济社会发达的当下，一个可信的处罚威胁是减少诚信缺失最有力的武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大学生之所以会出现诚信缺失的行为，有很大部分原因是由于高校对大学生失信行为的处罚力度还不够，因此，高校在大学生的诚信教育方面应加大对失信行为的处罚力度，比如针对考试作弊，给予取消考试成绩、记过、甚至取消学位等处分，让大学生意识到失信行为所付出的的巨大代价，并且这种代价要大于通过不诚信行为所获得的一次性博弈的收益。当成本大于收益时，博弈双方基于理性的角度，必定会选择诚信。
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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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份认同与认同危机
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拥有多重身份。“身份是与符号文本相关的一个人际角色或社会角色。任何符号活动，都有相应身份。”“身份认同的形成是一个人生命历程中经验的诠释与再诠释的持续过程。人们透过认同让自己及其行动建构出意义，在过去到现在的旅程中发现秩序与一致性；让他得以在其所站立的、与他人关系的位置上工作，并为其态度、行为辩护。”身份认同离 不开他人对自我形象的判断。查尔斯•霍顿•库利的“镜中我”理论认为，社会自我认识“似乎有三个主要成分：对别人眼里我们的形象的想象；对他对这一形象的判断的想象；某种自我感觉，如骄傲或耻辱等”。这说明他人眼中的自我形象之所以会引发个体的情感反应，是因为它是个体身份认同的重要内容。杜巴尔认为，“个体从‘关系性过程’和‘自传性过程’中分别汲取不同的内容因素，使其‘身份’得以发展变化。”“关系性过程”强调的是个体在与外界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建构而成的主要由他人赋予“我”的身份。而“自传性过程”注重的是个体自我期待、自我认知的身份，这种身份是自我定位的身份。这两种身份都可能遭遇认同危机：“认同危机是个体对自我的不确定性的一种疑虑和焦虑，是自我价值感的衰落、自我身份感的丧失和自我归属感的迷失。”身份认同危机指的是个体对于自己履行某种身份职责表现出不确定感和焦虑情绪。他为自己拥有这一身份而感到自卑、压抑，也怀疑自己能否恰当地履行这一身份所涵盖的职责。参照杜巴尔对身份的分析，我们认为在“关系性过程”中产生的身份认同危机是在自我与他者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个体被判定的正式身份与真实身份之间的冲突。在“自传性过程”中产生的身份认同危机则产生于自我与自我的互动过程中，是自我身份预言与真实身份之间的冲突。对于青少年学生而言，他们“面对的主要发展障碍是建立同一性（identity），一种关于自己是谁，要朝哪个方向发展，以及社会上何处适合自己等坚定的、一贯的认识”。而且，“到青少年早期，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变得更加分化，且更多地集中于人际关系方面。”他们对自我的认知更容易受到外在的他人的影响，因而本研究主要关注由“关系性过程”生成的身份以及相应的身份认同危机。又因为教师对于学生而言是重要他人，同学则在学生的同伴关系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学生在与重要他人、同伴等的社会互动中建构着自我。因此，本文主要关注在互动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因而更容易成为冲突的受害者的学生。
（二）符号互动与意义传递
在米德看来，“所谓社会的互动，就是各个意识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交流，而其互动的内容，基本上是各主体的意义世界之间的交换。”“符号互动理论者强调姿态的交互传达和解释，姿态携带着对话意义。姿态是互动中对传达者和接受者具有同样意义的符号。”“姿态包括词汇、面部表情、肢体动作或任何携带共同意义的行为。”实际上，能够指示意义的姿态就是符号。人们对符号的意义诠释影响了人们的回应方式。布鲁默指出，“人类的行动充满着解释和意义。行动者总是根据他所处情境和行为取向选择、重组和改变意义，从而有不同的行动选择。”虽说特定的符号具有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对应意义，但是符号也具有神秘性。符号的神秘性又被称作暧昧性，指的就是符号的形象与意义之间可能会不协调。在多元文化社会，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具有更大的变动空间。“能指是符号的可感知部分……而符号的意义称为‘所指’。”为了规避能指与所指所可能引发的歧义，赵毅衡倾向于将“能指”分解为“符号载体”“符号文本”，而将“所指”分解为“意义”“对象”“解释”。同一的能指可以指向不同的所指，而同一的所指也可能借助不同的能指表达。这是因为互动者的身份、所处的情境等都可能干扰个体对符号的意义诠释。这些因素既可能干扰人们对符号的辨认，也可能因为改变了符号出现的语境而影响了符号的所指。由于人们是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根据互动来不断地修正对事物的意义认知，故而互动的双方不一定能够对于事物意义形成同样的认识。也可以说，一方行动的意图在被对方诠释时一般都会多多少少地变形，这基本上是互动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尴尬。除了符号的神秘性导致意义的歪曲外，表达者的符号驾驭能力也可能影响到符号的意义传递。戈夫曼在分析印象管理时谈到，个体的表达包括给予的表达与流露出来的表达，两者大多数时候会存在一些差异。接受表达的一方更倾向于以流露出来的表达为依据去诠释行动的意义，而表达的发出者则基本上以给予的表达来诠释自身的行动。这就使得互动的双方容易对同样的互动形式产生有差异甚至大相径庭的内容诠释。
二、德育缘何在互动中偏离
教师为了进行德育的目的与学生进行互动，他们通过自己的言行、学校的规章制度等向学生传递德育方面的积极意义。然而，意义未必在互动过程中得到准确的传递，甚至会出现德育的意义在互动过程中被扭曲的问题。那么，不仅德育的目的难以实现，且被扭曲的德育意义威胁到学生的身份认同，师生之间的冲突便难以避免。
（一）规范被表达成优先于学生的尊严
德育旨在促进学生的人格发展，它的首要任务是呵护学生的尊严，信任学生向善的主观能动性。规范在德育中的重要性非同一般，它既可以作为一种抽象系统与学生进行互动，又可以被视作德育的内容而被教师运用于师生之间的人际互动。规范应当协助学生自我约束，使他们在遵守规范的过程中习得社会对个体的要求，并实现人格的健全发展。然而，学校和教师在运用规章制度的过程中，却存在一些因为符号驾驭能力的不足或不良情绪的干扰，而使得规章制度压制学生自主性、伤害学生自尊的问题。浙江某高中校长就曾在校园广播中公开批评一名早恋的女生“不自重、不自爱、不知羞耻”，并说道：“女生如果是精神有问题就应该去第五人民医院（精神病专科医院），要是没病就应该去××（指当地一处存在不正当服务的地方）。”校长虽然用心良苦，但是他的举动不仅给当事学生造成了伤害，而且也给其他学生造成了心理困扰。当事学生仅仅触犯了禁止早恋的校规，却因此遭受了来自权威他人的人身攻击。“尊严从本质上讲就是不受侮辱的权利。”“侮辱性的行为或状态的一个根本特征在于，受害人在强制力量下没有任何抵抗能力”，侮辱性行为的必然后果就是当事人对自己和对世界的信任的崩溃。对自己的不信任也就意味着身份认同的危机。有些德育规范是在实施中出现了问题，有些德育规范则在制定中就存在可商榷的地方。后一类规范的制定者在制定时大多带有“为了学生好”的善意，如避免学生出现偷奸耍滑的可能性。然而，条框式的规范很难考虑到多样的个性与复杂的情境，“一刀切”的规范容易存在一些想当然的、不人道的要求，如“上课时禁止喝水”“自习时间禁止上厕所”。享有他人对自身人格的尊重是一个人基本的道德权利。“缺乏道德权利的道德教育本身是不道德的。”因此，即便一些学校规范是为了更好地对学生进行德育，但因无视学生的道德权利，以这种规范为主要手段的所谓德育实质是在反德育。“规范是人所设立的，它必须尽可能地保护人的价值，否则就违背了人的目的。人的价值是自足的，这种价值由人的目的直接显现出来，而伦理规范的价值是非自足的，它必须在有利于人的价值时才具有价值。”学校的纪律规范也一样，只有有助于学生的人格完善的规范才是合理的规范。当规范轻视个体的正常生理需求、压制个体的自我实现的时候，这种规范自身的正当性就值得质疑了。
（二）整合性羞耻被解读为烙印性羞耻
在德育实践中，一些教师割裂学生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形成群体对个体的压迫感，从而迫使学生改变自身的一些不被教师或学生群体接受的行为。教师的举动试图表达的是整合性羞耻的意图。“整合性羞耻意味着表达共同体的不赞成，这可能从温和的指责到降格仪式，接着是将其重新接纳入守法公民共同体的姿态。这些姿态各不相同，它可能是一个简单的表达宽容和爱的微笑，也可能是收回将犯罪者作为不正常人的判定的正规仪式。”绝大多数教师为后进生或“问题学生”贴上负面标签并不是真的想将他们排除出共同体，而只是通过这种预演其若不调整、改变自身言行则未来将难以在社会立足的形式警醒他们。教师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后进生或“问题学生”能够表现得更符合教师、家长的合理期望。但是，教师的这种教育手段受到教师的人格魅力、符号驾驭能力以及学生是否信任教师的影响。若教师的人格魅力不足以征服学生，或教师的符号驾驭能力尚未提高到能够使符号的意义传递不受具体情境干扰的程度，或学生对教师的善意有所怀疑，那么教师意图传递的符号将很难避免意义被扭曲的命运。在此过程中，教师试图表达整合性羞耻的意图则会被学生解读为烙印性羞耻。而这种“烙印性羞耻通过制造出一个被抛弃的群体来分裂共同体，很多努力是致力于为异常贴上标签，只很少的注意力于去标签化。而去标签化意味着宽容与重新整合，可以确保标明偏差的标签只是针对特定行为而不是针对特定的人，这种行动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不受赞成的行为只是暂时的，它是由本质上好的人做出来。”教师作为学生生活中的重要他人，由教师给某位学生贴上的负面标签，这种消极的形象判断会影响学生的身份认同。不仅如此，教师对学生的消极的形象判断还会影响到学生的同伴关系，因为其他学生很容易受到教师的判断的影响，从而嘲讽、排斥、孤立当事学生。一些排斥、孤立式德育使学生个体与班集体之间形成了割裂，这对于自我价值感主要集中于人际关系方面的青少年而言是很严重的伤害。
三、德育缘何背离初衷
教师出于善意的德育为何会使学生遭遇身份认同危机以至于走向了德育的反面？兹略作分析如下：
（一）教师的积极自由膨胀
“消极自由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一个人不受他人干涉活动的领域有多大；消极自由意味着免于人为的强制。”“积极自由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在作决定？积极自由追求的是一种个人或集体成为自己主人的理想。”“根据积极自由论者，个人可能受到各种欲望、激情、偏见的蒙蔽，并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不知道自己的真实意志如何，于是服从更高级的集体意志、理性的法则、圣贤的决定，不是受到了奴役，反而获得了自由。”当教师的积极自由膨胀时，他们会认为学生服从于教师的意志，看似受到了约束，实则是获得了自由。由于学生在一些教师眼中缺乏对自己和家庭的责任感，更缺乏对学校和班级的责任感，所以教师担心学生随时可能表现出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行，故而必须强力监控学生。在这种行动逻辑之下，教师的积极自由必然会因此膨胀。而且，教师作为“先学”的权威角色面对学生，担负着引领学生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的责任，因而，教师常常理直气壮地以积极自由的理念干涉学生的道德观念与行为表现。教师当然可以有自己的积极自由，只不过，这一前提是教师也尊重学生正当的消极自由权。但是，在现在的学校教育中，教师的积极自由一枝独秀，学生的消极自由权则多半被忽视了。监控摄像、巡逻的政教主任、看班的班主任、学生暗哨等，这些都在一步步地挤压学生的自主空间。教师的过度干预很可能因此侵犯学生的道德权利。教师在侵犯学生的道德权利的同时，也使学生离道德自由越来越远。
（二）信任的缺失
德育的价值在于使个体能够更好地发现自身人格的价值，在自尊的过程中呵护人类美好的德性。然而，一些教师在德育过程中不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不信任学生具有向善的意愿，一味地使用压制式的德育规范来防止学生做出不道德的行为，这就是他律剥夺式德育。它通过对个体的不尊重消解个体自尊的外部条件，从而影响到个体的身份认同。当个体的自我价值被一再质疑，个体与社会集体的关联被撕裂，个体的人格只可能被扭曲而很难变得完善。研究者在访谈中学教师时发现，不少教师对学生的责任感与自律能力表示不乐观。在教师不信任学生的情况下，让教师尊重学生，充分肯定学生的自主性，这也确实有点不合情理。所以，不少学校和教师便越俎代庖，事无巨细地规约学生的生活。这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德育或许在短时间内看似有效，但这种挤压个体自我空间的德育不利于个体自尊的健康发展。“自我尊重是指人对自我行为的价值与能力被他人与社会承认或认可的一种主观需要，是人对自己尊严和价值的追求。”当学生被假设为不能自控、不能对自己负责，且被教师处处规约的时候，学生感受到的是对自我行为能力的不自信，处处被限制与保护的他们也很难感受到自我的价值，他们的自我认同过程也会因此遭遇障碍。
（三）师生未能就“好”的符号达成共识
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德育时，很少有教师会认为自己的教育行动不是在为了学生好，但是教师与学生对于“为了学生好”的理解却不一定一致，这种不一致主要表现在师生对于“为了学生好”这一所指应借助什么样的能指进行表达，双方的看法未必一致。对于那些经常当众训斥学生的教师而言，他们认为那种做法能够让学生产生有助于改过迁善的羞愧心理，而且可以通过集体的监督使犯错的学生尽快弃恶扬善。因此，教师认为，当众斥责学生这一能指可以指示“为了学生好”这一所指。然而，这一看法在实施时却因为教师的当众训斥影响了学生的自我认同，从而违背了“为了学生好”的核心内容。譬如某位学生忘带家庭作业，这种“学习态度不端正”的行为遭到了教师的当众斥责。结果在品德课中讨论如何制定一项需要意志努力的计划时，这名学生被多名学生嘲讽为她需要“坚持每天不带作业”。这名学生会因此牢记不能忘带作业，但是这种群体性的排斥会令其处于情感的焦虑状态，从而不利于其自我的建构。从教师的角度来看，教师的当众斥责是为学生好，而从学生的角度来看，那其实是对尊严的蔑视。除了师生对于德育的一些具体方式方法存在不同的解释外，师生对于德育的范畴与实施频率也存在不一致的观点。教师担心学生走弯路，对学生一些个性化的探索比较紧张，并常常为此苦心婆心地劝诫学生。然而，在学生看来，他们自己有热情有想法，有自由地追求自己心目中理想生活的权利。只有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他们才会珍惜，哪怕多摔几次跤、多打几个滚儿也无所谓，他们认了。“老师家长们，我们需要你们指点，但不需要你们指指点点！”青少年这样的呼声充分表达了他们的心声。师生之间各执一端，都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在真正地“对学生好”，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师生冲突倒显得有些可悲。
四、还原德育的道德性
德育的反道德不仅是教育的变质，而且会使师生在冲突中两败俱伤。从教师的角度来看，还原德育的道德性首先需要理性地区分作为理念的他律和作为手段的他律，由教师无视学生主体性的强力控制转向教师在尊重学生人格的基础上进行引领。而且，教师应当在捍卫学生的道德权利的基础上保护学生的尊严，在避免教师积极自由膨胀的同时，努力使教师与学生就德育中应当奉行的“好”达成共识。
（一）理性审视他律
他律剥夺式德育在德育实践中有市场，这可能受到了道德发展的“无律———他律———自律———自由”的境界区分的影响。对于人格处于发展过程中的青少年来说，他律作为手段是正当的，但他律剥夺式德育的问题在于他律不只是被作为手段，也被当作了理念。作为手段的他律只是在人的道德发展的特定阶段由家长、教师等较有经验的人帮助青少年形成道德习惯，它的最终目的是推动青少年一步步诉诸于自己内心的道德信念，以良心来规约自己的行为。而作为理念的他律则蔑视人性的可能性，认为人永远是卑微的、世俗的、狡诈的，性本恶的人只有听从神的召唤与规约，才能走向道德。“任何外部立法，无法使得任何人去接受一种特定的意图，或者，能够决定他去追求某种宗旨，因为这种决定或追求取决于一种内在的条件或者他心灵自身的活动。”对于一些毫不认为师生是人格平等关系的教师来说，他们在学生心目中应享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相对学生而言是真理代言人，也相当于是神。他律的理念剥夺人的尊严，以“神”的高度规训人，人在“神”面前永远只是手段，“神”才是唯一的目的；他律的行动则是暂时将人当工具，最终目的是达致将人作目的的结果。为了规避他律剥夺式德育的问题，教师应当理性审视自己所热衷的他律是作为手段的他律还是作为理念的他律。作为理念的他律无疑是一种极端，只有适度的他律才能够既规约学生，又能为学生留有自主发展空间。
（二）捍卫学生的消极自由权
他律剥夺式德育之所以得以产生，主要的原因是教师在德育互动中积极自由膨胀以至于侵犯了学生的消极自由权。密尔在《论自由》中将消极自由置于积极自由的前面，因为“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及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伤害”。罗尔斯提出“正当优先于善”，这意味着，善的要求要次于个体的正当权利，善的追求不能以牺牲个体的正当权利为代价。个体的道德权利应当使其免于被过度干预。为了捍卫学生的消极自由权，教师首先应当保证对学生的道德权利的尊重。个体的道德权利包括个体对能够证明自己价值与能力的事务的自由选择，而这正是维护与发展自尊的重要途径。
（三）师生共同的价值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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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加强对船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企业的党组织最重要的任务。企业最根本的目的是提高经济效益，航运企业的一线组织为船舶，航运企业经济效益的真正实现就是靠船舶，所以，作为传播党支部需要紧紧把握生命线，充分意识到加强船员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另外，长航油运向世界油运发展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船舶开始积极参与到国际航运市场的竞争当中，船员工作量与工作的强度也逐渐加大，很可能产生心理方面的问题。这就需要船舶党支部充分根据船员的心理与生理方面的变化，从船员的实际出发，真正去贴近船员的实际生活，从船员各个方面入手，查明原因，真正将船舶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位，为企业发展铺平道路。当然，作为船舶政委，负有做好船舶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做好全体船员的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凝心聚力，将大家的思想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提升全体船员的思想政治素质，真正将全部精力都铺在企业上面。所以说，做好船舶思想政治工作，是船舶政委的必修课。
二、当前船舶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不足及原因分析
1、船舶政委的来源和途径不统一，公司系统组织培训不够
在全部的船舶政委当中，有的是从部队转业的，有的是从职工中逐渐选拔提升的，这就造成了船舶政委的来源与途径上的不一致，各个船舶政委的思想政治理论素质就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如何去真正去提升整体船舶政委的思想政治理论素质，成为当前的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另外，虽然公司也组织了不同批次的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培训工作，但是由于培训的次数与时间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同的差别，导致船舶政委的整体水平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
2、船舶政委数量严重不足，有的船舶不配，有的船舶不配，形成船舶政委处于一个两难的局面。
船舶政委是开展船舶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由于企业当中船舶政委数量的不足，致使有的船舶没有政委的现象，这造成了船舶思想政治工作参差不起，严重制约了企业员工思想政治素质水平的提高。
3、船舶政委的素质有待提高，需要切实掌握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功。
船舶政委的素质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船舶政委在进行思想政治理论学习的时候，并没有将思想政治理论与船舶工作的实际紧密的结合起来，虽然其理论素养很高，但是在现实中真正做起思想政治工作来，由于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着脱节，不能很好的开展船舶思想政治工作。
三、如何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船舶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1、树立以人为本理念，理顺职工思想情绪
以人为本，不断加强与改进船舶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将充分认识到人的本质与需要来作为出发点，将船员的基本意愿与要求当成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立足点，提升船员的基本素质，真正实现船员的基本价值，大大推进船舶运输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当作是根本的目标，将船员的全面发展来作为切入点，关心、尊重、帮助、理解船员来当成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以便对船员的思想与信念方面的教育当成是关键内容，真正将充分做好船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与党的群众方面的工作充分的结合起来。在开展船员工作的过程中，要注意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将维护好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很好的结合起来，将正确的思想引导和关心解决好船员的实际问题很好的结合起来，并且实行有针对性展开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引导船员对待现实矛盾与困难，将思想真正统一到拥护与贯彻我党的方针政策上来。另外，还应该注意理顺好职工的思想情绪。职工思想情绪的产生，有多个方面的原因，需要船舶政委，深入到船员的实际生活中，将船员产生思想情绪的原因，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理清来龙去脉，为产生情绪的职工做好心理疏导，让职工能更好的调节好情绪，利于今后更好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去。
2、发挥骨干作用，形成思想工作做人人，人人做的局面
船舶政委要充分发挥好骨干作用。在船舶独立作战与流动分散的情况下，船舶党支部是否能发挥好战斗堡垒的作用，关键是看船舶政委作用发挥的程度如何。船舶政委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与管理方面的能力，但是随形势的不单发展与船员文化知识层次的不断提升，需要注意进一步拓宽政工干部的选拔渠道。并且注意多举办各种培训班和召开政工会等途径，来达到扩充其知识面，提升政治业务素质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船舶政委素质的提升，能够为船舶的党建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等，提供非常重要的保证，对船舶政委更好发挥其骨干作用，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不光是船舶政委要抓好船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就连船员与船员之间，也要经常开展思想方面的交流工作，在实际生活中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切实形成思想工作做人人，人人做的大好局面。
3、掌握不同年纪职工的思想活动特点，探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途径
作为一名船舶政委，应该经常深入到船员思想政治工作的最前线，充分掌握好不同年纪职工思想活动方面的基本特点，按照不同年龄段的思想活动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类，真正落实哪些属于工作方面的、哪些属于个人方面的等等，可以通过开展集体船员大会与个人实际交流相结合的方式，让思想政治工作能服务每一个人，让船员放下思想方面的包袱，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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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式营销策略是建立在信息体系上的一种微博营销策略。该策略在实施过程中要对营销过程中的各项微博信息进行充分把握，要对消费者的建议和意见进行认真分析，从该内容着手形成对应营销服务，形成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服务体系。基于互动式营销策略的企业品牌营销体系可以明显提升企业在消费群体中的口碑，对改善企业品牌效益具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在这种营销模式中消费者可以深入了解企业品牌内容和品牌文化，提升对企业的信任度，从本质上提升了消费者消费状况。将互动式营销策略嵌入到企业品牌营销过程中人员要把握好以下两方面内容。第一，要及时了解消费者需求，从消费者需求出发构建品牌营销策略，实时沟通，消除营销隔阂。互动式营销策略的核心是良好的企业、消费者互动。只有把握两者之间的互动内容，平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互动式营销策略才能够真正满足消费者需求，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满意度，改善产品销售效益。微博作为一种应用范围非常广的实时交互工具，为互动式营销策略的实施创造了可能。在互动式营销微博体系构建时，企业要首先对营销广告的投放方式进行明确，要依照微博特色选取高效益、高质量的营销投放内容，提升微博交互平台营销的愉悦性。其次，要在微博平台上对企业自身的品牌内容进行宣传，要依照微博反馈来的信息对消费者消费需求和消费心理进行分析，依照该内容量身定做品牌营销活动。例如，手机企业在对手机进行品牌营销时就可以利用微博从学生需求的手机性能、游戏状况出发，对手机最新测试结果进行展示，通过微博及时将上述信息传输到学生群体中。企业还可以在微博中附加部分学生的评价和手机使用展示，提升产品的口碑，形成良好微博品牌环境。最后，企业还可以适当利用微博达人，通过微博达人形成良好的品牌圈，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参与到微博交互过程中，形成良好营销交流环境和营销交流氛围。第二，要完善活动策划内容，对各项活动体系进行完善，构建良好微博活动平台。微博为互动式营销策略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体系，可以在运用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升品牌的核心价值，改善企业品牌影响力。这种生活化的工具非常容易引起消费者的共鸣，对企业品牌体系效益的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对该互动策略进行实施时人员要依照市场环境构建对应微博活动，可以通过微博抽奖、微博话题等形成良好的营销信息宣传途径，将营销内容融入到活动体系中，提升企业品牌营销质量。VANCL在网络营销的过程中就对微博营销进行了全面运用，该公司通过官方微博和微话题等对VANCL系列服装信息进行宣传和交流，通过邀请名人参与微博活动提升吸引力，构建了完善的品牌营销结构。VANCL微博互动式营销大获成功，为自身品牌赚足了人气。
二、整合式营销策略的嵌入与实践
整合式营销策略是微博营销的一种常见策略，其主要从企业整体出发，对营销内容进行了全面挖掘。该营销策略将企业品牌营销活动作为一个系统，由该系统内容出发对各项企业资源进行整合和利用，充分提升了系统品牌传播和市场营销的协调效果。在微博平台中实施整合式营销策略可以明显改善营销内容传输质量，形成共同的品牌目标，形成了一体化的营销结构。随着信息技术的提升，网络营销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转变，已经开始向整合化、精准化、创意化转变，营销效果大幅改善。整合式营销策略从微博信息资源内容特征出发，对微博营销层面进行了全面深化，将事件营销、互动营销、社区营销和口碑营销等多方面内容融入到微博营销体系中，从本质上改善了企业品牌营销质量。该营销过程中企业已经对微博营销活动进行了调整，开始对微博中的文字、图片、声音、动画、视频等进行合理运用，线上营销内容得到了根本上的提升。而在线下营销方面，企业也形成了非常完善的营销体系。微博不仅改善了企业线上营销状况，更实现了线下营销调整，将微博线上和线下品牌内容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非常全面的品牌营销结构。在线下营销过程中微博整合式营销策略将微博与线下产品充分联系起来，以线下活动实现线上支持，形成了完整的营销产业链。例如企业在线上微博促销营销中需要线下支持，要能够依照线上信息对线下销售进行把握，防止线下销售脱节导致线上活动无法开展。
三、病毒式营销策略的嵌入与实践
病毒式营销策略是一种典型的微博营销策略。该策略在新产品宣传、品牌推广及网站推广中应用效果非常显著。病毒式营销策略可以利用微博交流的便捷性提升网络信息的传输效益，以该内容带动信息分享速度，形成“病毒式”全面拓展。微民们对网络信息的交流非常积极，可以及时对感兴趣的信息进行、分享、转载，让信息迅速传播开来，这对企业品牌信息的扩散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功能可以直接向微博好友传输微博信息，是病毒式营销策略实施的关键途径。在该微博交流过程中企业可以及时向用户最新的产品信息，通过“@”交流形式对产品内容进行交流，实现一对一微博对话，让产品信息全面、完整的传输到消费者群体中。与此同时“，@”交流中的各项信息还可以被其他人所看见，可以为产品品牌营销创造更多的可能，打破了一般营销策略中的范围限制和人员限制，营销效益大幅改善。除此之外，微博中还可以实现人际共享信息。在微博体系中人员可以及时对自身的信息进行共享，通过粉丝、朋友圈等实现企业产品的病毒式营销，带动企业产品营销效益。企业通过微博粉丝对各项产品信息进行扩散，让粉丝对上述营销内容更进行及时评论，对评论中的信息进行把握和分析，不断优化产品内容，形成了非常完善的营销体系结构。这种树型传播网络可以从本质上转变企业产品传播效益，推进了企业品牌营销进程，已经成为企业品牌营销建设的关键。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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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硕士论文；写作质量；保障体系构建
一、引言
1997年，我国开始设置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距今已经有22年的历史。而教育硕士培养质量主要体现在其学位论文的质量上。作为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写作是教育硕士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其创新能力的过程[1]。2014年，为了保证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公布了《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和《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等系列文件，将学位论文抽检结果作为一个重要的观测指标，建立研究生毕业前质量反馈和毕业后质量跟踪调查制度，加大对不合格学生的淘汰力度。因此，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就成为教育硕士培养质量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数学教育硕士的学位论文有其自身的特点：（1）选题应来源于基础教育发展、改革的实际问题，要有明确的数学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2）学位论文既有教育学科性质，又具备数学学科特点，对学生的文理综合能力要求较高；（3）相对于理论创新而言，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对应用创新能力的要求更强。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既有内容上的要求，也有形式上的要求：学位论文在内容上的要求，主要指学位论文主体的内容结构安排以及内容水平上的要求；学位论文在形式上的要求，主要包括学位论文的形式结构、排版格式、字数等[2]。而大多数数学教育硕士在本科期间主要学习的是纯数学知识，理科综合能力较强，对于数学教育中的教育学、心理学以及论文写作等一些文科能力的培养不够好，导致其学位论文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目前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写作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1）内容假大空，不能脚踏实地，大量摘抄往届论文成果内容，没有自己的逻辑框架，表达混乱；（2）论文地基不稳，没有经过大量的文献阅读与整理，论文内容缺少数据支撑，论证乏力；（3）态度不端正，不能严格按照学位论文写作要求规范论文格式，各种图标、数据等使用不规范；（4）缺乏创新，不能与中小学数学教育与管理实际相联系，实用性及学术价值不高。基于上述分析，将目前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如何有效保障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作为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开展研究工作，探讨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问题，以使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更具指导性和操作性，从而达到有效地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的目的，为数学及其相关专业领域的教育硕士学位论文指导和质量保障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文献综述
学位论文的质量作为反映教育硕士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已有许多专著或者文章对其进行了研究。刘良华教授[3]对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如怎样选题、怎样做“文献研究”、怎样写“开题报告”、怎样做“历史研究”、怎样做“调查研究”、怎样做“实验研究”、怎样做“理论研究”等。张定强教授[4]通过对数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写作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指出目前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王林全教授[5]针对数学教育硕士论文写作的保障机制，对如何指导数学教育硕士专业论文写作及答辩进行了分析与思考。卢锷教授对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学科教学·数学）研究生教育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学位论文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看法。数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是当今社会的需要，是数学教师自身再学习、再发展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提高全民数学素质的需要[6]。数学教育硕士的培养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便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从选定研究领域，到认真查阅文献、收集相关资料撰写开题报告，再到利用各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实际的研究，得出研究结果，最终形成完整的论文，这是大多数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写作之路。由此可见，要想形成数学教育硕士论文的保障体系，就要从论文写作的每个环节入手，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
三、构建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议
（一）实行教育硕士“讨论班”制，革新培养模式
与学术型研究生相比，数学教育硕士学制较短，一年级的研究生大都在依据培养方案学习基础课、专业课[7]。除此之外，学生还有一部分精力要用在为期半年的专业实习上，在校学习时间缩短，用于学术研究和毕业论文写作的时间减少，甚至有些学生在论文提交前一个月才开始撰写，导致学位论文写作不规范，框架不严谨，整体水平参差不齐。而且大部分数学教育硕士的就业目标是考取教师编制，自然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准备教师招考，从而忽视了学位论文的撰写。通过实施教育硕士“讨论班”制度，真正实现“以导师指导为主，集体培养为辅”的培养模式。讨论班可以很好地加强学生所学知识与实际应用之间的联系，使学生提前进入论文选题、撰写等环节，同时可以将各审核环节前移，相对来说“延长”了学位论文研究时间，确保学位论文质量。定期在讨论班内进行讨论，使每个教育硕士向导师汇报研究进展，让每个学生重视学位论文的撰写。导师定期对学生的论文进行指导，充分发挥导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论文选题、开题、中期考核、预答辩等关键环节严格把关[8]，及时纠正学生的错误，从而促进学位论文质量的提高。
（二）利用好校内与校外两种资源，建设导师队伍
导师直接影响教育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及论文指导。导师贯穿研究生学位论文创作的全过程，优秀的导师通常能明晰研究课题中有价值的部分，从而有针对性地指导研究生开展研究。数学教育硕士导师队伍目前仍以学术型导师为主，这些教师长期从事学术理论研究，对于中小学数学教育教学与管理实践缺乏深入了解[1]，数学教育研究不足，教育实习、教学实践等教育形式并未凸显实效，导致学位论文指导水平不高。我们必须明白，术业有专攻，并非所有的硕士生导师或者博士生导师都可以作为教育硕士的指导教师。数学教育硕士的导师不能只精通学术，还要精通数学教育，具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利用学校引进人才的政策，加强数学教育领域优秀教师的引进并使其尽快融入现有的指导团队。通过进修学习、外出培训、邀请专家作报告等形式不断更新与把握先进的教育理念，逐步引导教师从学术型导师向教育硕士导师的转型，加强校内导师的培养。强化校外导师队伍建设，聘请来自基础教育一线、实践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作为教育硕士校外导师，参与指导学位论文的全过程，形成“以校内导师为主，校外导师为辅”的“双导师制”指导模式。
（三）突出数学教育专业特色，完善课程体系
数学教育硕士的培养应该将课堂教学和教育实践紧密结合，课堂教学为学生打下牢固的理论基础，为日后的实践教学提供指导，而学生所进行的实践教学正好可以检验课堂所学知识，丰富课堂教学内容。这样才能保证数学教育硕士的质量。完善课程体系设置的整体架构，设置教育学、心理学和课程教学等专业基础模块、具有专业特色的数学教学设计与学科发展前沿模块、数学专业技能模块和学位论文指导模块，构建“厚植基础，面向应用，突出特色”的课程体系。例如：（1）减少英语、政治等公共课程比重，增加专业课程比重，如中学数学教学研究、数学方法论等。（2）加强研究方法课程建设，如数学教学设计、教育测量与统计、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等。（3）大量开设选修课，突出课程的灵活性，如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数学说课技能、数学评课技能、数学解题研究、数学教育论文写作等。
（四）引入“双匿名”审核制度，构建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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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的《前言》中，方卫平梳理了他与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的同事们就中国儿童学学科建设所做的工作:2007年启动了《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系列的编撰和出版工作，2008年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推出“儿童学学科建设笔谈”，2011年11月开始与《中国社会科学报》合作开设“儿童文化研究”专栏，2013年儿童节前夕《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以《学者呼吁“使儿童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很有必要”》的专题采访文章。方卫平自言:“这几项工作，既是对浙江师范大学原有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研究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也是想通过这一研究传统的推进，来与国际范围内持续升温的儿童研究事业形成一种及时的呼应和对接。”这段话可以视为方卫平推动儿童学学科建设的动因。这些文字出版后不久的2013年11月初，方卫平又在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主持召开了“2013儿童学学科建设高峰论坛”，邀请全国儿童研究领域的学者与会，就儿童学的学科史与儿童史、新时期儿童学的学科定位、儿童学建构与重构的合理性、儿童学的可能图像等问题进行讨论。这次会议一方面谋划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另一方面也是试图整合全国儿童研究队伍的一次努力。相信这些年围绕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的大讨论在中国儿童学发展史上，会留下值得记述的一页。作为在国内倡导儿童学学科重建的学者，方卫平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儿童学本身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儿童学囊括一切以儿童及其生存要素为对象的研究，这个概念里的‘学’字，与英语的‘study’(即研究)形成直接的对应关系。所以，儿童学在当代英语世界最常见的对位词，便是childstudy。狭义的儿童学则是指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可见，方卫平并不是以克里斯曼paidology作为中文“儿童学”的对位词。这一界定是值得关注的。他在《前言》中还说:“正是考虑到当代儿童学学科建设本身对于传统儿童研究的独特意义，近年来，我个人特别关注从狭义的儿童学范畴来探讨目前的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这一点也体现在2012年的《中国儿童文化年度报告》工作中。在该年度报告的‘热点聚集’板块，专门设立了‘儿童学研究’的专栏，对2012年国内学术界围绕着儿童学学科基础理论展开的探讨进行梳理、呈现并评述。”(方卫平《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前言》，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方卫平所提到的“‘儿童学’研究”专栏是由郑素华撰写的。其实方卫平这篇《前言》也是聚焦于“‘儿童学’研究”的论文。郑素华在“‘儿童学’研究”的专栏发表了《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对近几年“儿童学”大讨论产生的背景作了梳理，对“儿童学”的概念界定、儿童学的一般属性和学科定位、儿童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儿童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儿童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做了展望，系统地提出了自己对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认识。
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起点，当然是对“儿童学”概念给予清晰界定。值得注意的是，沈俊强在其《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中审慎地透露出儿童学学科成为现实的种种困难。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试图整合分散于各学科中的关于儿童的研究，使paidology成为全面研究儿童的科学。在其以德语写作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克里斯曼首次界定了儿童学的体系:1．过去的儿童;2．当今的儿童;3．儿童学中的实验室方法。这就暴露了克里斯曼儿童学概念的自然科学本质。在我看来，他的儿童学方法论太窄狭，当然难以整合分散于各学科中的关于儿童的研究。沈俊强指出:“儿童学最终在欧美国家还是未能成为一门综合儿童各门学科相关知识为一体的独立学科，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缺乏严谨规范的方法论、学科范围界定不清、缺乏具有统摄性的理论。虽然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儿童学仍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与外延的概念，它仍然只是一个‘儿童研究’(ChildStudy)的替代词，作为一门学科，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儿童学是继续作为‘儿童研究’的代名词，还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这是儿童学进一步发展必须解答的问题。”“关于儿童学是儿童研究，还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认识仍然还在探讨阶段。儿童社会学、儿童文化学、儿童生态学、儿童史等研究成果的总和，若然就可称之为儿童学，那其实就是可以直接丢弃Paidology这个术语了，直接采用ChildStudy或ChildDevelopment。”(沈俊强《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读到这里，读者可以看出，沈俊强是主张丢掉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这个概念的。我赞同沈俊强的观点。因为克里斯曼对作为学科的paidology的界定，根本无法实现儿童学作为学科而独立存在的使命。对儿童的“科学”研究是具体的局部的研究，一旦离开其所属的相应学科的支撑，这种研究就寸步难行。这就意味着，如果儿童学志在形成纯粹的科学，那么它要么空无一物，要么把具有各自独立形态的科学(如生理学、心理学、医学等学科)生硬地聚拢在一起，但这种聚拢不是逻辑的、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克里斯曼意义上的儿童学在历史上的没落，有其自身的重要原因。那么，可不可以建设一门儿童学?或者是否可能有一门儿童学的学科?在《儿童学的回顾与前瞻》(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我认为克里斯曼“试图建设一个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的儿童学学科是困难的。儿童学的学科边界不是清晰的，而是模糊的。儿童学的学科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如果我们抛弃克里斯曼对儿童学的那些界定，那么，一门新的儿童学是可能诞生的。“现在看来，儿童学宜分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儿童学即童年(或儿童)哲学。广义的儿童学即与童年研究相关的一切学问，包括从不同维度以儿童或儿童世界若干方面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群、学科群的集合。”这些看法与沈俊强的说法是容易形成共鸣的。不过，郑素华在《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对我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一些论者把‘儿童学’界定为童年或儿童哲学，这一狭义的概念为儿童学划定了一个具体的范围。但是儿童哲学却并非就是儿童学，至少不是克里斯曼所设想的儿童学，其似乎也不足以视为儿童学的独特性特征。”针对这一质疑，有必要做一点点解释:我的这种想法是在抛弃克里斯曼“试图建设一个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的儿童学学科”的想法为前提的，当然不同于克里斯曼所设想的儿童学;狭义的儿童学，即童年或儿童哲学，为儿童学划定的范围不是具体的，它是一个模糊的范围，这个范围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儿童为圆心，以哲学方法探讨儿童问题时需要走多远就可以走多远为半径。为什么要用儿童哲学作为狭义的儿童学?这是因为儿童学可能还包括儿童心理学、儿童社会学、儿童生态学、儿童史学……这些学科都是研究儿童的，但是，它们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由于是它们的母学科所提供的，因而是有所区别的。例如，儿童心理学是研究儿童的，所以可以被儿童学所容括，但事实上，儿童心理学与其说属于儿童学，还不如说它更属于心理学学科，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是属于心理学学科的。同样，儿童史学属于历史学，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是属于历史学学科的，例如《儿童世纪》这本书是一位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历史学专著，并对历史学研究的学科进展有重要贡献，当然，由于它研究的是儿童，也可以属于儿童学。
……这些学科相互间往往是封闭的，但由于研究对象是围绕儿童的某一侧面或某一问题，于是儿童成为它们相互联系的纽带。我们将它们整合在一起，同时又将它们与儿童哲学整合在一起，便是广义的儿童学学科。狭义的儿童学与广义的儿童学具有怎样的关系?皮亚杰曾经将学术研究分为哲学和科学，哲学是对整体的形而上的研究，而科学是对局部的具体的研究。这刚好可以解释将儿童学分为广狭两部分。方卫平也将儿童学本身分为广狭两部分。广义的儿童学囊括一切以儿童及其生存要素为对象的研究，而狭义的儿童学则是指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方卫平《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前言》，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这一界定遇到的难题是，狭义的儿童学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的内涵与外延应当如何界定。不过，这让我想到作为学科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有一个庞大的学科群，但同时还有自然科学总论，这个自然科学总论如果往形而上学迈一步，便与自然哲学融在一起。方卫平的“儿童学”学科模型类似于“自然科学”学科。我的儿童学学科模型遵循的是哲学与科学的辩证关系。我的广狭两分法与方卫平的两分法是可以会通的。当然，儿童学学科在这种两分法基础上，又可以分为三部分，分别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相对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小林登试图建设“儿童科学”体系，这个“儿童科学”只可能是学科群，是从不同维度以儿童或儿童世界若干方面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群、学科群的集合，却不可能形成一个作为独立学科的儿童科学。在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讨论中，也有学者试图论证童年学学科创建的可能性。“与倡导儿童学的旨趣有别，一些学者基于当代童年研究的进展、童年现实的复杂性，而提出一门以童年为研究对象、专门研究童年问题的学科即童年学创建的可能性。尽管‘命名’不同，意蕴有所侧重，但涉及到议题却有诸多交叉之处。这样的探讨，如果理论层面上继续深入的话，或会与儿童学形成良性的竞争性互动。”(郑素华《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读者也许要问:儿童学以外还有童年学吗?或者童年学以外还有儿童学吗?在我看来，儿童学与童年学是辩证统一的。儿童在其年龄维度上就是童年。通过研究童年我们了解儿童，通过研究儿童我们了解童年。童年是儿童和成人的童年，儿童是在童年这个年龄维度上的现实形态。不可能存在分别独立的儿童学和童年学。它们其实是一个学科，因而不可能形成竞争关系。古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童年学与儿童学的关系就是这里的岭峰关系，乍看不同，其实为一。克里斯曼的儿童学曾经传遍欧美乃至全世界。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究其原因，是由于paidology的学科定位存在问题。不过，儿童研究并未因此而中断。20世纪出现了皮亚杰等著名的儿童研究者，许多学科都对童年有过出色的研究。今天我们讨论儿童学是否可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的问题，其实就是研究儿童学学科所具有的可能范式，为儿童学学科发展建构一个库恩式“范式”，寻找学科的共同话题、基本规范和基本共识，呼朋引伴，凝聚队伍，建设学术共同体，为进一步拓展儿童学学科的发展空间以及寻找儿童学大发展的可能性而努力。
二、儿童研究与教育学的关系
儿童研究与教育学具有密切的关系。儿童的“发现”导致了教育学现代体系的诞生，便是历史给出的证明。沈俊强在《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的第二部分，以“儿童学与教育学”为标题，专门探讨儿童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他写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地区的儿童教育有了一个新图景。生理学、心理学、实验教育学的发展，促成了儿童研究的深入;伴随着欧洲大陆的新教育运动与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儿童中心论开始流行，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对儿童教育的传统看法。儿童学在这样的时代中被提出，表明人们有为儿童研究创立专门的知识体系的强烈愿望。”可以看出，沈俊强将儿童学产生的背景主要归因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儿童教育的大繁荣，或者说，在他看来，儿童学产生于教育学大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中。他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儿童为研究对象的儿童学(paidology)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教育学(pedagogy)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结论是符合史实的。应当强调的是，美欧的儿童研究运动对于教育学“儿童中心”观念的壮大立下汗马功劳。霍尔于1891年创建《教育学园地》(Pedagog-icalSeminary)季刊，集中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集中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的这家期刊是教育学杂志。由此可窥见，当时的儿童研究与教育学的亲密关系。霍尔一定是洞见了这一亲密关系，所以便用教育学刊物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成果。事实正是如此。早在1882年，霍尔在全国教育协会发表演讲，提议把儿童研究作为教育学的核心。他说:“儿童研究应该成为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教学顺序的基础。”(DorothyRoss．G．StanlelyHall:thePsychol-ogistasProphet．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2，126．转引自郭法奇《欧美儿童运动研究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884年，霍尔建议全国教育协会在其内部成立科学的教育学委员会。
教育协会接受了建议，并号召教育工作者以儿童研究为核心建设科学的教育学，从而使儿童研究成为教育工作者的一部分。克里斯曼于1893年在《教育学园地》季刊上发表《儿童的倾听》(TheHearingofChildren)一文，首次提出儿童学(paidology)这一概念;1894年在《论坛》(TheForum)第二期上，发表《儿童研究:一个新的教育部门》的文章，详细阐述创建儿童学系的想法(郑素华《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赵霞《儿童学:学科体系及其当代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克里斯曼在教育学杂志提出“儿童学”概念，又将儿童研究视为“新的教育部门”，由此可见“儿童学”甫一出世便与教育学结下不解之缘。儿童研究为教育学的创新和提升功不可没。沈俊强写道:“总体上说，随着儿童研究的深入开展，现代社会确立起来的儿童利益至上、尊重儿童、保护儿童、给儿童以参与权、倾听儿童的声音等养育原则已成为儿童教育的基本共识，它也是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创新的背景性原则。”这种看法恰好印证了1918年霍尔在全美教育协会所做演讲中的说法，这个演讲是为了纪念全美教育协会儿童研究部成立25周年。霍尔说:“对童年的研究通常被认为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在此之前，是儿童适应学校，而现在，整个教育体系都要根据儿童的需要与天性来建立。”(霍尔《儿童研究纵览》，载郭法奇《欧美儿童运动研究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这段话很好地表达了儿童研究的教育学意义。事实上，在这次儿童研究运动以前，夸美纽斯，尤其是卢梭及其以后的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帕克等人，已经在观念或哲学上建设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帕克等人还将这种观念作为自己所创立学校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在学校或幼儿园开展过“哥白尼式革命”。不过，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中倡导学校应当产生由教师中心或教材中心转变为儿童中心的哥白尼式革命，确实是发生于此次儿童研究运动中的。夸美纽斯，尤其是卢梭以后儿童观和教育观的革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所推进的人的自我发现和人的自然天性、自然权利的解放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有了这个背景，就不可能不“发现”儿童;“发现”儿童后，就必然产生教育学和教育的哥白尼式革命。这是时代精神使然，卢梭等人则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者，———时势造英雄，此之谓也!在时代精神所营造的春天里，儿童研究成为“运动”，形成热潮，也是历史使然和逻辑必然。儿童研究运动使启蒙运动以来“儿童发现”的哲学衍生出各门科学的丛林，大大刺激了教育学、教育制度、教育实践的现代转型。
中国有自己的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发展轨迹。李贽的“童心说”思想还被视为异端的时候，西方已经为“发现”儿童准备好了思想的温床。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以人为本”的观念，在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长期作为政治禁忌。(在20世纪80年代，“以人为本”的观念以“人道主义”的名目出现，试图克服极“左”政治所导致的种种“异化”问题，但立刻受到严厉的政治批判(雷永生《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为何成了“精神污染”?———“人道主义与异化”大讨论始末》，载《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7期)。进入新世纪后，“以人为本”时来运转，被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针写入2004年宪法修正案，这就为中国的人本主义哲学的发展乃至为儿童研究合法性的获得提供了政治保障，为在中国建设儿童本位的教育学体系创造了政治条件。中国当前太需要儿童研究了。近年来，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等机构积极倡议“儿童学”学科建设，就是对中国当前儿童研究之“时代精神”的呼应和应对。儿童研究的进展关乎中国教育改革所能达到的深度。如果中国的教育学(pedagogy，其原义是儿童教育学)试图成功引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就离不开儿童观的现代化，而中国的儿童观现代化则依赖于儿童研究，依赖于文学、艺术和各种传媒来反映儿童研究的成就和新儿童观的精神，以便让现代儿童观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影响全社会，并通过日积月累而将其沉淀为无意识文化心理，这就是“化民成俗”的功夫。如此这般，无论民间还是官方考虑儿童和儿童教育问题时，自然而然地，就是以现代儿童观和现代教育观为前提和起点的。到那时，应试教育、神童教育、揠苗助长式教育、单纯把儿童视为政治改造和社会改造的工具却忘记了儿童应当享有“目的”地位，等等，这些观念或做法都会逐步销声匿迹。这就是老子讲的:“太上，不知有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第十七章》)到了这种程度，中国的教育改革便真可谓“功成事遂”，大功告成。于是，新人(现代人)诞生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面貌将会为之一新。儿童研究或童年研究的意义绝对不限于教育学的现代化，它牵涉到整个文化乃至全部人文学科的现代化，牵涉到现代人的诞生、民族复兴和理想社会的生成。
三、维果茨基的儿童学研究
钟启泉在《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1期发表了长篇论文《维果茨基学派儿童学研究述评》，联系前苏联从“儿童学批判”到“儿童学复兴”的历史事实，阐述维果茨基学派儿童学研究的现代意义。维果茨基(1896-1934)是前苏联心理学家，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十月革命后倾注10年心血，在儿童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思维与语言的关系、儿童的概念发展、发展教育论乃至艺术心理学、精神病理学等领域展开研究，这些研究孕育了维果茨基学派的崛起。钟启泉用“气势如虹”这一说法来赞叹维果茨基这十年研究其进展的凌厉、成果的丰富、影响的巨大(钟启泉《维果茨基学派儿童学研究述评》，载《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1期)。儿童学在西方兴起后，前苏联也出现了一大批从事儿童学研究的学者，他们围绕“作为整体系统的儿童”、“儿童观中的发生性原理”、“儿童社会环境的考察”、“儿童学的理论性格与实践性格”，展开了诸多论争。不过，伴随上世纪30年代斯大林文化专制主义的抬头，联共(布)中央从1931－1936年期间以一连串《中央决定》的方式，采取了“克服学校的根本缺陷”的改革步伐，旨在“加强学校教学中系统知识的传授”和“强化教育理论战线的阶级斗争”。1934年6月维果茨基因患肺结核病逝世，同年12月斯大林“大清洗运动”(肃反运动)开始。1936年，联共(布)中央《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系统的儿童学偏向》的决定，发动了对20年代活跃的儿童学的批判———“儿童学是资产阶级伪科学”，“解散儿童学研究的团队”，“没收儿童学教科书”，呼吁“马克思主义儿童研究的科学创造”。于是，各大学停授儿童学课程，儿童学文献毁于一旦。维果茨基被认定为“折衷主义者”，其著作遭到封存。由于“最近发展区”理论与儿童学大有干系，即便在斯大林个人崇拜受到批判后，他的有关儿童学部分的著作仍然无人问津，连贴近维果茨基学派的学者也退避三舍。1991年前苏联解体，其所有著作得以重见天日。20世纪90年代，随着认知科学在美国的发展而形成了一股“维果茨基热”，维果茨基遂被认为世界级学者(钟启泉《凯洛夫教育学批判》，载《全球教育展望》，2009年第1期;钟启泉《维果茨基学派儿童学研究述评》，载《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1期)。以联共(布)中央决定的形式来纠偏学校教育问题，全盘否定儿童研究，使得前苏联教育学最终沦为“中央决定的教条主义解释”，造成了前苏联教育学研究者的“动脉硬化症”，教育学成为重灾区，“没有儿童”的教育学甚嚣尘上。
《苏维埃教育学》杂志在整整20年后的1956年连续发表两篇卷首语———《要全面、深刻地研究儿童》(第8期)与《克服教育学中的个人崇拜的后果》(第9期)，公开主张“儿童研究的必要性”，“清除斯大林个人崇拜”。接着在第12期发表科斯鸠克《儿童的发展与教育的相互关系》的论文，揭开了声势浩大的“发展论争”。这样，“一大批维果茨基学派的儿童学者终于重新登上了儿童学研究的舞台”。肇始于1936年的儿童学批判运动将维果茨基的发展理论作为批判的靶子之一。不过，维果茨基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及其方法论表面上被扼杀了，但在其后的20年间，以列昂节夫、鲁利亚、赞可夫、加利培林、艾利康宁等学者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强力推进了维果茨基基本构想之下的具体研究，夯实了维果茨基学说的基础，并且积蓄起强大的学术能量，终于在1956年爆发了以科斯鸠克的论文为主轴的“发展论争”。这场论争不仅覆灭了“没有儿童”的凯洛夫教育学，而且大大推进了基于维果茨基的“发展—教育论”的儿童学研究。从1936年的“儿童学批判”到1956年揭开声势浩大的“发展论争”。这是一次大逆转。钟启泉称此为“儿童学复兴”。不过，维果茨基有关儿童学部分的著作直至苏联解体才得以重见天日，从这一情形来看，尽管1956年《苏维埃教育学》杂志公开主张“儿童研究的必要性”，随后“发展论争”更使儿童研究的地位有所回升，但儿童学学科遭到禁止的联共(布)中央决定并未解除，儿童学学科在前苏联时期被打入囚笼后始终未被解放出来。人们将维果茨基的儿童学研究总括为“发展-教育论”。“发展-教育论”包含心理发展的“文化-历史论”与“教育主导论(最近发展区)”两根理论支柱(钟启泉《维果茨基学派儿童学研究述评》，载《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1期)。在这里有必要谈谈对维果茨基“发展-教育论”的认识。通常将“文化-历史论”当作维果茨基对儿童心理发展原因或动力的解释，这是片面的。维果茨基曾对“心理”与“意识”进行区分。他认为心理既适用于动物，也适用于人，是人与动物共同拥有的，而意识只适用于人，是人所特有的最高级水平的反映形式(杜殿坤、高文《维果茨基．维果茨基教育论著选•序》，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而“文化-历史论”是维果茨基对儿童高级心理机能—意识—的形成机理的理论阐释。在《学龄前儿童的教学和智力发展问题》中，维果茨基说得十分明确:“我们从一系列的研究中获悉，人特有的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揭示出来的儿童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过程。”接着，他将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的基本规律表达为:“在儿童的发展中，所有的高级心理机能都两次登台:第一次是作为集体活动、社会活动，即作为心理间的机能，第二次是作为个体活动，作为儿童的内部思维方式，作为内部心理机能。”(维果茨基《维果茨基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这段引文常被用来说明维果茨基“文化-历史论”的具体内涵。不过，维果茨基此处所谈的是儿童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非常独特的过程”，并不是针对整体的儿童心理体系来谈的。维果茨基并未用“文化-历史论”来解释儿童意识发展以外的其它非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维果茨基在其论文《学前教学与发展》中，提出了儿童的“大纲”和教学的“大纲”两个概念。维果茨基认为，3岁前儿童的教学(按教学一词的广义理解，就像平常所说的儿童在1岁半到3岁之间“学习”语言)的特点是，儿童“按照自己的大纲进行学习”，母亲的教学大纲与儿童自己的大纲相比其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他写道:“(平常所说的儿童在1岁半到3岁之间的)言语教学大纲是儿童自己决定的。这种类型的教学通常称为自发型。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学习语言与学龄儿童在学校学习算术是两码事。”(维果茨基《维果茨基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可见，维果茨基将学前儿童和学龄儿童的发展做了明显区别。
博士教育论文范文7
近十年来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研究的定量分析
目前高职通识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对以“通识教育”为主题检索出的结果进行比较，研究高职通识教育的论文数量仅占全部通识教育研究论文总数的4．8%。实际上，高职院校的通识教育研究不论是论文、论著的研究数量，还是研究人员的数量及构成，与普通本科院校通识教育研究相比，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与目前高职院校已经占据国内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实际地位是极不相称的②。如果说CNKI的文献可以反映高职通识教育研究的广度，那么，硕博学位论文则能够反映高职通识教育研究的深度。选取“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包括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增刊)，以“通识教育”为主题进行检索，共得到835条结果;若以“通识教育”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得258条结果;而以“通识教育”为题名加以检索，则得到118条结果。若再以“高职”+“通识教育”为主题，在上述数据库检索，则得结果46条，去除与高职通识教育不相关的文献后，其中有效结果为10条。若以“高职”+“通识教育”为题名再次在以上检索结果中进行检索，则只有3条有效的相关研究文献，分别为“高职院校加强通识教育研究”(刘秀波，2006)、“高职通识教育的可行性研究”(吴地花，2007)、“通识教育视阈下的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研究”(吴继红，2009)。在研究通识教育的硕博论文中，以“通识教育”为主题进行比较，研究高职通识教育的论文仅为全部论文数的5．5%，若以“通识教育”为题名进行比较，所占的比例仅为总数的2．5%。可见，目前对普通本科院校通识教育进行研究的硕博论文占了绝大多数，而真正对高职通识教育展开深入专题研究的硕博论文目前尚不多见，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高职院校虽然已占高等教育“半壁江山”，但却并未真正地进入公众视线的尴尬现实境遇。
近十年来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研究的定性分析
建国后，受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和苏联的影响，在“一面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形势下，我国大学也以当时苏联老大哥专业教育模式为模板，大多是以专业教育来培养当时各行各业所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上个世纪就提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学者逐渐开始重视和研究通识教育理论。通识教育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考究法、调查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虽然运用调查法、比较法的研究文章也在增加(尤其是在介绍外国著名高校的通识教育以及我国部分高校通识教育的实践做法)，不过，由于需要进行大量的资料检索、梳理与挖掘，目前学者多采用文献法进行研究。因此，通识教育的研究论文中，虽然也有一定数量的定量研究，但是多数仍为定性研究。同时，我国通识教育实践存在着教育目标不够明确、课程设置不够合理、课程体系较为分散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是由缺乏科学的通识教育理论的指导所致。当前，能够查找到的最早的通识教育相关文章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陈卫平等人的《香港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及启示》一文。上世纪末，当时的国务院做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通识教育或者说素质教育，随之在国内的各大高校加以推行。在通识教育的研究人员与队伍中，有一些著名的教育家、学者(如杨叔子、胡显章、王义遒、季羡林、顾明远等)，而自90年代以来，通识教育的研究群体主要是各高校的专职研究与管理者(如潘懋元、李曼丽、乐毅、张慧洁、檀钊等)、教育界的理论工作者(刘曙雄、甘阳、王晓渔等)、在读博硕研究生等。其中，成果被引用比较多的是王义遒、潘懋元、李曼丽、甘阳等人所做的理论与调查研究。而通过对高职通识教育论文作者的工作单位进行分析，发现:研究高职通识教育的人员多数集中在高职院校系统内，多数为高职院校的教师、教学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以及专门从事高职教育研究的相关研究人员，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高职通识教育尚未引起整个教育学界的关注，当前教育学界和社会大众关注的更多的是实行专业教育而带来众多问题的普通本科院校的通识教育。
通过对检索到的论文主题进行归类分析，我国学者对高职通识教育的研究主要涉及通识教育的基本理论、支持技术、实践与应用等三个方面:通识教育基本理论。包括通识教育概念及内涵、通识教育理念及与其他教育理念(如专业教育、素质教育、自由教育等)的关系、通识教育的目标、内容、意义和价值、通识教育的必要性等研究。国内学者对于“通识教育”的涵义众说纷纭。通识教育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它既是一种面向所有人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内容，同时也是一种是体现通识教育理念、实现通识教育目标的一种人才教育模式。李曼丽将通识教育表述为“就性质而言，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所有大学生都应接受的非专业性教育;就其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有志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就其内容而言，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1〕18。”陈卫忠〔2〕、梅醒斌〔3〕、陈智〔4〕等人对高职对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的理念、策略，彭振宇〔5〕对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的目标、内容和实现途径作了一些较为深入的研究。通识教育的支持技术。这里主要是指通识教育的可行性研究，包括通识教育的物质基础、制度基础等，如计算机科学、互联网技术、管理制度等。“近年来我国通识教育的深化进程并不理想，很多大学的通识教育遇到了发展阻力，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通识教育还缺乏足够的制度化保障。”〔6〕88不管是落实通识教育理念，还是深化通识教育的实践，都必须以物质基础、制度保障和管理制度为前提的。刘训华从生源、教师、社会、学校与学校管理四个角度对高职通识教育的影响因子做了研究〔7〕。吴地花在其硕士论文《高职通识教育的可行性研究》中认为:当前人们对做人与做事同等重要和对于“学会做事”的新诊释、校园文化概念的提出以及高职教育目标与通识教育目标的契合、特别是高职的实践课程等，为高职通识教育的实施提供了更多的可行依据〔8〕。#p#分页标题#e#
目前，对于高职通识教育可行性进行专题研究的文献很少，尤其是对高职通识教育实行过程中的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风险的研究更少。目前较有代表性的是檀钊2007年7月在《高校教育管理》上发表的《高职院校应慎行通识教育》(该文随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9〕。檀钊认为，尽管通识教育似乎已经成为大学教育的必然趋势，然而，现时的通识教育已经步入了尴尬的境地。高职院校的许多特点实际上也正是其弱势所在，主要表现在生源素质不高、师资欠缺以及学制问题上，为此，高职院校应慎行通识教育。这在当前主张推行高职通识教育的众多观点中，保持着一种难能可贵的清醒认知。通识教育的实践与应用。主要包括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如课程编制、授课形式、课程评价、设置标准以及课程师资等;港澳台地区和欧美等国通识教育的历史发展、当前进展、可资借鉴的经验与存在的问题等;我国大陆部分著名高校实施通识教育的调查与分析。彭振宇、向丽、韩凝等人对当前大陆的高职通识教育现状、进展作了一定研究〔10〕;王前新〔11〕、李斌〔12〕等人对高职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提出了一些建议，盛光希对高职高专通识教育课程评价及效果检测作了一定分析〔13〕，而王秋梅、黄星君则以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等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为例，对湖北省高职院校通识课程体系建设做了个案式的实证分析〔14〕;蔡景界〔15〕、徐辉、季诚钧〔16〕、陆启光〔17〕、冯增俊〔18〕等人对国外与港台地区的通识教育及其课程设置进行了较多的分析。对于高职院校应该如何具体开展通识教育，刘秀波在其硕士论文《高职院校加强通识教育研究》中，较为深入地阐述了高职院校加强通识教育的必要性，就高职院校通识教育存在问题和原因作了分析，并从思想观念、人才培养模式、教学管理体制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9〕;吴地花在《高职通识教育的可行性研究》一文中着重分析高职通识教育可行性的同时，对高职通识教育的实施内容和实施途径也作了深入的研究〔8〕;而吴继红则在其硕士论文中从通识教育的角度考察了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研究〔20〕。“但国内研究者更习惯于在一种应然的状态下论述通识教育的概念、内涵、意义、效果或方法，面对操作进程中的问题大都采用问题呈现的形式，论及实践中怎样解决或理论上怎样分析时，就有些不知所措了。”〔6〕87
“通识教育”的思想发源地在欧美各国，现在已经被世界上许多高校作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和理念，尤其是在美国得到实践，得以成熟发展，并且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因此，国内很多研究者希望通过研究美国一些名校实施通识教育的成功案例，例如:美国的哈佛、麻省理工、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和斯坦福等著名高校，试图从中寻找并总结出一条适合我国实际的通识教育之路。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对其他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日本等教育强国的通识教育的研究较少。因此，在研究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通识教育经验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对周边发达或者发展中国家如韩国、印度等国的通识教育进行相应的对比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发现我国通识教育与其他国家所存在的共性问题。在学习美国等国外高校通识教育经验的过程中，我国学者对港台地区的通识教育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尤其是台湾地区的技职教育(即通识教育)。不过，台湾的技职教育也主要是仿照美国的做法。通识教育从国外引进中国时，就有着水土不服的纠结和困惑，更何况当通识教育作为一种全新的培养理念和运作方法渗入高职教育领地时，遇到的理论困惑和实践层面上的艰难就可想而知。理论研究的“本土化”不足，只能导致通识教育实践上肤浅的形式主义。研究人员是否有获得基金资助以及所获基金资助级别的高低，也能从一定程度反映出研究者的水平和研究论文质量的高低。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全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中，项目名称一栏输入“通识教育”，共检索到49条项目信息，其中，与高职通识教育相关的仅有3项，占6．1%;在49条项目中，项目负责人的工作单位是高职高专的也只有12项，占24．5%。在高等教育类和其他教育综合、教育事业类共38种核心期刊中，根据影响因子，陈东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20种刊物，以“通识教育”为关键词，对1994年－2009年中关于通识教育的研究文献进行检索，共检得375篇相关论文。在这375篇文献中，获得基金资助的共有48篇(见表5)，其中国家基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占10%、部委基金(教育部)占38%、地方基金占35%、高校基金占17%。
高职通识教育研究框架主要包括基础理论、支撑技术、应用研究三个方面，这三类研究可以从体系上反映高职通识教育研究现状和研究成果。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预计2011年高职通识教育的相关研究文献数量会继续上升，不过，相对国内对普通本科院校的通识教育的研究而言，目前对高职通识教育的研究文献仍然总量偏少。如果再从关键词频来看，目前的高职通识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管理学、图书文献学等视角。张寿松认为，通识教育应该从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三个维度开展研究。本体论研究不足造成通识教育认识论的误区，继而又导致了实践上的形式化局面，出现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相互背离。目前，对于高职通识教育的研究视角仍然主要局限于教育学，而从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视角开展研究的相对较少，这与当前社会对高职教育的认知程度有很大的关系:已占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高职教育至今仍未真正进入公众视线。中央媒体多家舆情监控表明“职业教育的被关注、被报道、被宣传数量及质量都排得相对靠后，以纸质媒体为例，我国现在有平面媒体1900多家报纸，目前设有专版报道职业教育寥寥可数，平均每周有一篇职业教育报道的报纸，全国算下来不超过100家报纸。”
博士教育论文范文8
(一)教育学背景知识不足，缺乏教学训练
在我国，高校教师多为师范类院校出身，有着教育学专业背景，而在美国，生物教师多为生物学科的研究生，这就使得他们教育学方面知识较匮乏，实际教学过程中难免缺乏专业技能，只能采取“经验式”的教学模式，所以无法驾驭以学生为中心的新课堂模式。很多教师甚至认为经验式教学更为稳妥，对于新的教学方法是否真正有效仍处于实验阶段，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而不敢冒险采用。因此为教师提供教学方面专门知识的培训必不可少。如VisionandChange:ACalltoAction报告中就特别强调对于青年科研者包括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助理教授进行培训的必要性。
(二)教师投入到教学的时间不够充足
高校的教师总是身负双重的责任:科研和教学。而结合美国高校的实际情况，对于大多数教师来说更倾向于科研，导致教师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科研中，而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关注教学。在美国，从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到名不见经传的文科学院，重视教师教学的寥寥无几，但几乎所有高校对教师的科研都有严格要求，校方对科研和教学的差异性对待，直接影响了教师对二者截然不同的时间投入。长期的忽视必然需要今后更多的投入来弥补，所以要想实现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大变革，增加教师在教学上的时间投入是毋庸置疑的。
(三)缺乏对教师的激励因素
外在奖励影响着大多数教师的专业决策，当然教学也不例外。在高等教育的使命越来越多样化的今天，教师的奖励制度却变得越来越窄，即只重视科研论文的发表，不重视本科生的教学。有的教师对于教学工作表现得兴致勃勃，他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在教学工作中，也花费精力参与了教学类的训练，然而遗憾的是，政府与学校却意识不到外在激励的重要性，财政利益、职称学衔、教学奖项甚至是同事和校内管理层的口头认可，这些应有的回报教师全都不曾获得，因此提高教学质量的积极性必将受到严重打击。学生对新的教学方法适应过程中的抵触情绪必然波及教师，随之带来较低的教学评估，以致威胁到教师的任职。面对双重压力，教师唯有选择明哲保身，拒绝教学上的进步。综合以上对显性因素的分析，笔者以为在提升教师的教学质量这场硬仗中，要想突出重围，实现高等生物教育领域的巨变，显性障碍必须铲除，但是途中荆棘密布，绝非只有3个方面的阻难。(1)开展教学类培训固然能一解教师缺乏教育学基础知识的燃眉之急，但培训结束后，教师能否将所学应用到自身课堂中，还得取决于校方的态度。其管理部门是支持还是反对?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教师的教学改革能否成功。(2)加大教师教学研究的时间投入，学校在工作日程、教学管理上也需做到精细的分工安排，以保证教师的工作有效顺利进行。(3)提供教学类训练、增加时间投入和开设外在奖励一定会给教师的教学带来些影响，但对于教师来说，经验式教学的思想已根深蒂固，实难发生本质的改变，建立起持久、大规模的循证教学体系仍然困难重重，故“波及整个生物领域甚至全国性的大变革”在清扫路面障碍后仍需深掘地下，找出其内在的隐性因素。
二、影响教师质量提升的隐性因素
(一)教师的职业认同
教师作为出色的研究人员，从稚嫩到成熟，经历了一个繁琐精细的过程，他们身处其中，科研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的方法等都已深刻影响其生活学习，即在潜意识里他们处理问题、做出决策时都遵循了某些专业准则。而这些“准则”便是美国生物教师职业认同的主体。首先“认同”一词多出现于社会科学领域，Twiselton认为“认同的建构被看做不仅仅是个体的过程，而是通过社会互动和一系列社会文化群体的参与而发生的”，是个人对自己在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评价和看法。认同一般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时间推移和周围环境的改变，在不断修正调整，以更好地适应当前。这里我们所说的美国生物教师的职业认同由于其特殊的背景，明显倾向于科学研究，它包括教师在生物的学科领域内是如何看待自身和研究工作，同时作为科研人员在同行中是如何凭此来获得尊重和地位。这些无一不是与科研紧紧相扣。然而美国的教师在学生时代，从课程、实验的学习到学科文化的日常熏陶，将科学研究当做唯一使命，这就造成了如今“残缺”的职业认同。而且这已不是某一个教师，综观整个教师共同体，他们都受学科内的学术准则影响，在遵循准则的基础上，努力获得同行的认同，并调适自身以融入到共同体当中。这种潜意识的“融合”，连教师自身都没有察觉，这便是职业认同的内在同一性。虽为“内在”，却仍时刻影响着教师外在的行动，其中也包括教学工作，显然，美国生物教师的职业认同是自科研领域萌芽并茁壮成长的，这就必然导致了对教学的忽视。教师们会认为花时间与精力去尝试新颖的教学方法便会减少他们科研的产出，从而在同行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他们拒绝教学上的变革。于是，职业认同就成为阻碍教师改善教学水平的重要因素，而且隐藏于表层之下，时刻牵制着教育改革。
(二)职业认同与提高教学质量的冲突
通过前部分论述，我们已承认职业认同作为隐性因素制约着教师的教学，而深究此种影响，我们总结出以下3个方面的冲突。第一，我们观察美国大学生物教师的成长过程，将会发现他们是在一个科研远胜于教学的学科文化中成长的。本科学生在参与相关科研项目时，职业认同就已开始萌芽，进入研究生时代后，研究所就像是一个共享的游乐场，在这里，学生尽情学习自己研究领域内的文化与价值观以及怎样参与这场科学游戏的规则，大量且集中的科研活动使得其职业认同蓬勃发展，最后在博士和博士后阶段科研变成唯一的追求。科学研究的概念、范式已在他们脑海中根深蒂固，职业认同里对教学的排斥性也使得学生丧失了对教学工作的正确认知。当今美国很多高校新手教师的培养模式仍为“学徒式”，即模仿曾经为自己授课的教授或导师的方法来教学。于是对他们而言，教学就等同于讲授;而那些德高望重的教授，他们的科研成果在国际上都享有盛誉，可谈及教学，在他们看来，仅仅是科研之余的消遣，是为了获得“教授”头衔，需履行的表面程序而已。所以倘若教师一日没有把教学纳入为职业认同的一部分，那么提高教师教学质量便是痴心妄想。第二，美国高校内，对于教学有浓厚兴趣的研究生们却深深忌讳“教师”这一称呼，他们在公共场合中甚至害怕承认自己的教师身份。这种“害怕”主要源于其导师对教学的排斥。尽管洪堡时代便已提出科研教学两结合的思想，但美国大多数导师仍不允许学生参加实验室工作以外的任何活动，某些导师甚至公然命令所带学生将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到科研，不要对教学抱有兴趣;在他们的学术生涯里，一般不会选择钟爱教学的学生加入自己的团队，而且一旦发现学生的重心由科研转变到教学，宁愿选择放弃爱徒，也不愿给予相关指导。所以教师自学生时代便一直害怕承认教学也是其职业认同的一部分，对教学工作的热情和兴趣，也渐渐变为职业成长过程中某些不利因素，直接危及声誉、地位，因此必须被迫隐藏而不得告知他人。所以来自导师层面的胁迫使得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抵触将教学归纳到教师的职业认同的一部分，日益走向“唯有科研才能带来事业上的功成名就”的极端。第三，在美国，较之其他职业，教师在薪酬和社会尊重方面都毫无优越感，而“科学家”却能带来崇高的地位和不尽的利益。高校里，能者在做科研，弱者只能选择教学，于是教学便成为“能力低下”的代名词。身处于这样的环境中，教师耳濡目染，他们逐渐笃信教学便意味着同行中更低的身份地位，是其事业道路上的“拦路虎”，要想被更多同行认可，获得更多的荣誉及身份，教师参与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获得的研究经费等可量化的评价指标越多，教师便可以在较短时间里获得更高的身份。而教学质量的提高则无量化指标，且“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本就是一个日积月累、水滴石穿的过程。故教师唯有放弃教学，专攻科研，以在最短时间内寻求最快的事业发展。基于以上对3方面冲突的论述，不难发现，职业认同作为一直被忽视的阻碍教师教学改革的因素，是在解除了培训、时间、外在动机这3个阻碍后仍无法实现生物类教育改革的症结所在。此种排斥教学的职业认同形成后，教师对于教学方面的训练持怀疑态度，会认为参与这类训练只会浪费时间和精力而得不到真正的效果，所以他们宁愿将时间花在科研工作上，来提升自己在同行中的专业地位，而在Science或是Nature上发表文章，在学科同行中带来荣誉和地位，远胜于任一教学上的奖励。因此要想提高全美生物教师的教学质量，在提供培训、时间和外在激励的同时，要更加重视调整教师的职业认同，使得教学同科研享有同样的地位，那么有核心影响力的教师们才会把教学纳入职业认同中，从而引领整个教师共同体的改变。
三、提升教师质量的措施
美国教育家博耶于1991年发表了《学术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他提出大学里学术的内涵不应仅仅指专业的科学研究，而应该包括相互联系的4个方面，即探究的学术、整合的学术、应用知识的学术和传播知识的学术(教学学术)。产出知识一直是学术的代表，随着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应用知识也逐渐被纳入到学术当中，而传播知识却一直处于较低位置不能为学术所接受。而博耶对“学术”内涵的重新阐释，拓宽了学术的范畴，将传播知识的教学也纳入其中，为大学教师提高教学质量、处理好教学与科研以及社会服务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野。为了实现大规模的教学变革，使得教师的教学由经验式向着研究型教学发展，我们必须要对教师的职业认同进行修正，将教学纳入其中，并处理好教学与科研之间微妙的平衡。为此，我们提出了下面几点措施:
(一)调整研究生教育，培训教育学知识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除了专业课程，还应增设教育学的课程。学生学习作为合格教师应尽的职责，有关研究型教学的相关知识等;其次将生物教学类的论文计入到学生的毕业成绩，学生要想顺利毕业，教学类论文也是考核之一，必须完成，那么教学作为必修模块必然引起学生重视;最后政府可举办一些长期的教育培训，研究生均有机会参与，培训内容主要针对教学方法，教育思想等教育学知识。每名学生将会配备专门的教学导师，导师在培训开始前需接受专业训练，一旦培训开始，他们将指导学生进行学习，这样就达到师生的“双培训”。美国的研究生教育是孕育优秀教师的摇篮，其培养出的学生将成为教育变革中的中流砥柱。只有将教学知识的相关训练纳入到研究生教育中，培养的新一代教师才会在熟练掌握科研技能的同时，也将教学放在与其同等的位置，作为职业理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二)创建教学学术交流平台
教师科研方面的职业认同大多源自专业领域的学术期刊，学术论文的发表和同行评阅是职业认同的重要部分。如今想要将教学纳入其中，期刊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端口。如今已经有一些学术期刊意识到这一点，积极拓展有关教育的专栏模块，如Science杂志开设有专门的教育论坛专栏，已收录不少优质的教育教学类的研究论文。这些论文将对教师的职业认同产生深刻影响，直至他们将研究型教学真正当作是自己的专业活动，与科研同样重要。此类杂志必须要在同行评审中有较高的标准，或者是部级别的期刊，这样才能保证论文的质量和教学研究的重要性。如有美国细胞生物学协会和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举办的生命科学教育杂志就是一个很好地例证，主要收录来自生命科学教育领域内的优秀学术论文，为教师提供一个交流共享的平台。但是相对于科研类的学术期刊，教学类期刊数量十分有限，且质量上良莠不齐，因此在修订教师职业认同的同时，需建立完善的教学类学术期刊平台，严格把关期刊质量，同时保持数量的增加;除了期刊之外，学术会议也是需谨慎对待的“要点”，学术会议是学科内“大家”交流分享学术成果的场所。在会议上教师能实现面对面的交流与辩论，实现了思维的碰撞和学术的进步，教学作为传播知识的学术，也需要会议平台，但大多会议是关于专业的科研，很少涉及教学，为数不多的教学会议也只是流于形式，缺乏真正的学术交流。如某次教学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教师如何改变传统的讲授模式多引入有效的教学方法。可会议上主持者在照本宣科地“讲课”，大谈传统讲授模式的诸多弊端，其他与会者则“认真听讲”，全程交流甚少，整个会场便如同“先生讲，学生听”的课堂。可见与会者根本没有领悟教学改革的本质所在，才出现这种“骑马找马”的尴尬局面。所以在多举办教学学术会议的基础上还应该保证其多变的形式，可以尝试研讨会(workshop)、图片式讨论会(postersessions)等形式，以达到教师之间更多的交流。
(三)加大教学在教师职业能力考核中的比重
在教师的职称授予过程中，本应依据教学与科研参半的标准，但实际过程中，在美国的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教师的职称主要来自其科研上的成果和从校外筹集的资金，教学已经成为大家长期遗忘的部分，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最后便形成“能者科研，弱者教学”的恶性循环。要想摆脱教学低于科研的现象，在对教师的职业考核中，对教师教学目标的实现情况，教学技能和组织策略的使用情况等都实行量化统计，将这些都归为职业考核内容，且所占比重与科研相当。这样既能将教学与职业生涯紧密联系起来，以修订教师“残缺”的职业认同，也能使教师对教学技能、教学方法等概念知识更为熟悉，为课堂实践奠定基础。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