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技术创新理论范文1
目前国内外有许多学者致力于创新理论的研究，一些学者研究技术创新的动力和机制问题，另外一些学者研究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关系问题，也有一些学者研究宏观层面的创新问题，如，国家创新系统和区域创新系统。总体而言，当前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和能力，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企业不进行技术创新的原因是由于缺乏创新动力和能力。诚然，提高技术创新的动力和能力能够促使企业成功地进行技术创新，但是，如果技术创新不能够持续，那么推出的技术创新项目将很难给企业带来持续的效益，企业只能依靠过去的创新项目维持自身的竞争优势，但是这种竞争优势不能够持久，一旦其他企业推出技术更先进的产品，现有企业的技术优势将化为乌有，企业不可能再凭借技术优势获取垄断利润，因而只有持续不断地推出技术创新项目才能持续地获取竞争优势。
对于我国的企业而言，只有进行持续创新才是长远发展的战略选择。在过去计划经济年代，即使“产品几十年一贯制”也能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也许只需要一两个创新就能使企业一劳永逸，但是在今天竞争日益激烈的买方市场环境下，如果企业一味地生产同一技术含量的产品，就会无情地被市场竞争淘汰。因而，基于顾客不断变化的需求研制新的产品，持续不断地推出创新产品以获取创新效益，应该是21世纪企业的竞争战略选择。
企业持续创新问题的提出
目前国内外有许多学者致力于创新理论的研究，一些学者研究技术创新的动力和机制问题，另外一些学者研究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关系问题，也有一些学者研究宏观层面的创新问题，例如，国家创新系统和区域创新系统。总体而言，当前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和能力，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企业不进行技术创新的原因是由于缺乏创新动力和能力。诚然，提高技术创新的动力和能力能够促使企业成功地进行技术创新，但是，如果技术创新不能够持续，那么推出的技术创新项目将很难给企业带来持续的效益，企业只能依靠过去的创新项目维持自身的竞争优势，但是这种竞争优势不能够持久。一旦其它企业推出技术更先进的产品，现有企业的技术优势将化为乌有，企业不可能再凭借技术优势获取垄断利润，因而只有持续不断地推出技术创新项目才能持续地获取竞争优势。
对于我国的企业而言，只有进行持续创新才是长远发展的战略选择。在过去计划经济年代，即使“产品几十年一贯制”也能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也许只需要一两个创新就能使企业一劳永逸，但是在今天竞争日益激烈的买方市场环境下，如果企业一味地生产同一技术含量的产品，就会无情的被市场竞争淘汰，这样例子屡见不鲜，例如，蓝色巨人IBM、通用汽车公司、苹果电脑公司以及华人企业的骄傲王安电脑公司……这些曾经令同行竞争对手胆寒的企业巨人由于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不能持续地推出顾客喜欢的产品而蒙受巨大的损失，有些企业甚至走上了破产的道路。因而，基于顾客不断变化的需求研制新的产品，持续不断地推出创新产品以获取创新效益，应该是21世纪企业的竞争战略选择。在此可用昆明理工大学向刚教授(1996)的一句话来总结持续创新对企业的重要意义。“有必要从建立企业持续创新的基本概念入手，讨论并解决其评价准则、过程与运行动力机制、集成机制、效率评价方法及实现持续创新的必要条件等理论问题，从而建立一个较系统的企业持续创新的理论框架。”
绿色持续创新及其实现机制
绿色持续创新是在各个国家大力倡导绿色经济、绿色产品、绿色消费的基础上兴起的一门新学科，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各国对环境的保护、合理开发和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过去那种追求产量、忽视能源、原料消耗以及对生态环境不予重视的企业将受到市场的惩罚，因而推动企业能够持续不断地推出旨在节能、降耗、降低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企业绿色持续创新已势在必行(高忠仕，2004)。根据企业持续创新定义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可把企业绿色持续创新定义为：“企业绿色持续创新是企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持续地推
出、实施旨在节能降耗、减少污染、改善环境质量的绿色创新项目，并不断实现创新经济效益的过程（向刚，2003）。”与一般的技术创新定义和持续创新定义相比，企业绿色持续创新增加了“绿色”和“持续”这两个特征，比较持续创新概念的几个特性，企业绿色持续创新具有绿色、技术升级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增长性以及企业发展持续性等特征。
综合对持续创新以及绿色持续创新的分析可知，绿色持续创新就是在持续不断地推出技术创新项目并适时进入下一个技术轨道的基础上考虑环境保护因素，因而就要求企业在持续不断地进行产品研发时有意识地使用节能降耗原料，在生产制造过程中也尽可能地对造成环境污染的工艺流程进行改进，企业在产生持续不断的经济效益时也要产生持续不断的社会效益。对于企业来说，实现绿色持续创新的难点在于在不牺牲经济效益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实现社会效益，从而产生正的外部性。
绿色技术创新理论范文2
关键词 环境技术;绿色管理制度;绿色管理战略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9)06-0075-05
绿色管理以及相关的政策工具是为了解决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和环境影响的“负外部性”这两大市场失效问题。其中，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产生于知识溢出效应所导致的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即创新者不能完全获取环境技术创新所产生的收益。这意味着私人企业缺乏足够的激励去从事对社会有益的创新行为，需要环境税收或排放交易等公共政策的引导。另一方面，在大多数情形下环境污染具有负外部性特征，使得来自各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和制度约束成为必要，以将企业产生的环境影响负外部性内部化。
针对环境问题的上述两种“外部性”，绿色管理文献通常是采用不同的理论分析方法、在不同的领域分别加以探讨的，并认为技术创新政策的作用在于降低治污成本和改善环境质量，是针对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问题。而以政府为主导的环境政策干预制度所产生的激励效应，主要是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影响了何种环境技术被开发并决定了该技术的扩散速度和深度。不同的环境政策工具促使企业采取不同的环境管理策略，选择不同的环境技术；然而由于技术创新并不是发生于封闭状态下，在当前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形下，将技术创新和环境政策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维度不能充分解释绿色管理现状。已有绿色管理研究在分析企业绿色管理行为时将制度和技术相分离，忽视了企业绿色管理行为不仅是对制度和技术压力的反应，而且，两种压力同时并存并相互影响的事实。过去十余年来对绿色管理创新的障碍和驱动因素的分析中，制度尤其是强制性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确实是受到理论界普遍关注的方面，而制度压力与技术创新的匹配问题未能得到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文从制度和技术的视角对企业绿色管理行为进行分析，初步构建企业绿色管理战略选择模型，并基于我国目前环境监管现状为制定有助于清洁技术采纳和扩散的环境政策提出相应建议。
1 制度环境、技术环境与绿色管理
1.1 制度环境
在解释企业的绿色管理问题时，制度理论是最普遍被学者们所使用的理论框架［1～2］，其关注的是象征性、认知体系和规范性信仰；制度环境具有明确阐述的规则，组织必须遵守这些规则以维持合法性。制度理论框架强调了除“技术”和 “效率”之外，影响企业采取特定组织行为的管制、规范和认知三个因素的重要作用，管理决策受到三种制度机制的深刻影响：强制、模仿和规范同型性，尤其是合法性过程和制度化的组织结构。外部因素对组织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组织面对的社会和文化压力对组织行为和结构的作用是制度理论着重强调的方面 ［3］。组织可以通过表现出与制度环境“同型”而获得合法性，也就是采取与那些已经得到制度化的、相似的组织形式、结构、政策和行为 ［4］。企业遵从外部制度环境并获取合法性的表现手段之一，就是实施与外部制度环境一致的组织活动。
在绿色管理方面，与绿色监管相关的各制度机构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律、规则和规范影响组织的绿色管理行为，而组织为获得社会合法性必须遵守特定监管规则。制度理论认为组织的绿色管理行为正是对场域压力的反应型行为。“环境合法性”和“利益相关者压力” 影响了企业对绿色管理行为的选择，被制度理论作为解释企业绿色行为的主要驱动因素。广义的绿色管理制度既包括政府正式环境政策也涉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形成的非正式规则。利益相关者根据各自不同的规范、认知图和实用偏好评价组织的合法性，例如环保组织的规范性压力，市场领导者对产业内其他企业施加的模仿压力等。在制度压力下企业不得不采取反应型绿色管理行为，以获取生存所需的合法性和资源；例如，企业实施ISO14000等绿色管理体系作为一种自愿行为，虽然并不属于政府环境政策的范畴，然而对企业实现环境目标而进行的技术创新具有极大的驱动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环境政策对环境技术具有的激励效果，因此与其他非正式环境制度相比，受到理论界更多的关注。
如果企业只是面临合法性压力时，只要遵守政府监管部门制定的最低环境标准就足以达到这一目标。然而，在全球日益严厉的环境保护压力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进行可持续的系统性的改进、为实现零生态足迹进行生产流程重大变革、与客户和供应商合作以确保其经营行为生态友好等，这些都要求企业采纳高于最低监管要求的特定环境技术以实现其环境目标。
1.2 技术环境和环境技术
技术环境是指产品或服务在市场中进行生产和交换时的环境，组织会因技术的效率和效果获得回报。制度理论在分析企业绿色管理行为时存在的局限性是：该理论为分析的目的出发而人为地将制度与技术相分离。实际上对大多数组织而言，技术环境是企业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与制度环境共存的；企业在进行绿色管理决策时不仅需要面临制度环境而且还要恰当分析技术环境以及二者的关系。环境技术或环境友好技术是用以保护环境质量的技术、产品或工艺，对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从而对可持续发展发挥各种作用。作为环境保护领域的现代技术，由于其有助于实现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并减少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而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对环境技术存在各种不同的解释，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在《21世纪议程》中，将环境技术界定为用以预防污染的流程或产品工艺，该技术会产生较少废弃物或不产生任何废弃物。对于绿色管理而言，只有获得并采用适当环境技术时，才可能实现环境质量的改善。环境技术创新包括可持续性技术、制度体系和流程创新，其目的在于使资源使用与所产生的废弃物保持在适当的限度内，以获得经济繁荣和社会公正。广义的绿色管理技术分类反映了企业对污染控制或预防采取的不同战略，如Hart提出企业的环境战略应依次划分为污染预防、产品监控和清洁技术三个阶段［5］。虽然已有文献对环境技术采用了不同划分方法，但目前绿色管理的已有研究通常将环境技术划分为末端治理技术和清洁技术两大类。这种二元划分方法有助于描述企业层面环境技术的选择机制 ［6］。
（1） 末端治理（endof pipe）：在生产流程的末端附加的设备和设施，目的是将主要排
放物转化为更易于处理的物质。这种方法作为一种传统绿色管理手段，不涉及生产流程的变革，并未从实质上解决环境问题。
（2） 清洁技术（clean technology）：实施生产流程的变革以减少生产过程或整个产品生命周期所产生的废弃物和污染物的数量，它关注于生产流程本身而不是生产过程所产生的废弃物。
从经济学角度看，末端治理需要对设备和设施的资本投入并产生维护保养成本，却无法相应提高生产效率。而清洁技术则可以通过降低原材料和能源消耗，提高生产效率和企业竞争力。由于清洁技术可以从源头解决环境问题而得到利益相关者的更多青睐。尽管清洁技术能使社会和生产企业都获益，最直接的受益者也是采用该技术的企业本身，然而目前清洁技术的采纳和扩散在各国并不理想。当前企业绿色管理实践存在的困境在于：虽然对企业而言清洁技术应更具吸引力，大多数企业仍然偏好于采用末端治理技术解决面对的环境问题。因此，在当前环境问题日益严厉的情形下，本文尝试在制度和技术因素的整合框架下分析企业绿色管理行为。
2 基于制度与技术情境的企业绿色管理战略选择分析
组织嵌入于其所处的社会情境之中，新制度经济学因此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都看做是一种创新过程，并认为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并认为制度与技术二者并不必然是相互冲突的。虽然将制度与技术环境相分离有益于从不同维度分析企业绿色管理的驱动因素，但随着企业绿色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不断丰富，这种分析方法的解释力度日益减弱。由于存在经济、技术、制度和社会的障碍，技术创新不是一个自发过程、也就不可能在缺乏制度推动时自发进行；此外环境技术创新并不是在封闭状态中产生的，而是受到利益相关者压力等制度因素的作用。演化理论指出，技术不是依据内部逻辑进行变革，而是内生于经济激励、企业竞争能力和特定制度结构之中；是供求因素以及社会团体等各方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 ［7～8］。Nelson尤其强调了技术变革的必要性和制度结构的适应性，提出了技术创新的制度结构的概念，即促进和支持技术创新的各种具有不同地位和作用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体系。在演化理论框架下，技术创新和扩散是一个系统、动态、非线性的过程，技术和制度因素在固有的不确定情境下发生相互作用。企业在做技术采纳决策时，受到各种社会和制度性因素的广泛影响；这些外部力量与企业能力、竞争力和企业特征以及技术的经济性决定了企业是否采用特定技术。
当市场体制本身并不能保证环境友好技术得以大规模推广应用时，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分析制度和技术环境的持续交互作用具有重要意义［9］，对企业绿色管理行为的分析也同样需要系统地考察制度、技术及其相互关系，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构建更具现实意义的企业绿色管理战略模型提供了支持。在分析制度压力与企业战略响应的关系时，Oliver指出从以下几个问题入手可以更好理解企业战略响应的能力：“为何会被施加这些压力、是谁在施加压力、压力的具体内容、压力以何种方式实施、在何处发生”等 ［10］。管理人员在进行绿色战略选择时，必须考虑到企业在市场和非市场因素中的定位，以提升企业总体价值，而不只是在市场、绩效和形象单方面的改进。这些因素包括：所采用的环境技术的类型，利益相关者压力的显著性，以及环境技术与利益相关者压力的相互关系。
通过对企业面临的制度压力、技术压力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本文构建了基于制度与技术情境的企业绿色管理战略选择模型。该模型整合了企业所感知的制度压力和技术压力冲突程度以及制度压力的显著性，其中，利益相关者压力显著性水映制度压力水平，而影响力、合法性和迫切性等三个特征被作为划分利益相关者的主要依据，企业根据这三个方面的特征识别利益相关者的重要程度或制度压力的水平，而且利益相关者压力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11］。组织会采取不同的战略应对面临的利益相关者压力，战略随时间而变化。正如Campell提出的，企业在应对社会问题并予以制度化的过程中，必须关注产生制度压力来源各方的相对力量。虽然实证研究中有关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于环境技术的具体作用方面的分析较少，但仍可以预期利益相关者压力与清洁技术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12］。
模型的第1和第2象限表示较高水平的利益相关者压力，利益相关者压力的显著性增加了其在组织中的力量 ［13］，企业不大可能改变或忽视面临的这些压力。当对制度压力的响应与技术要求相一致时（象限1），企业的绿色管理人员在影响组织变革方面具有最大程度的选择权，可以使用强制力或说服其他部门合作以实现绿色管理目标。当制度压力与技术压力二者发生冲突时（第2象限），如果来自环境监管机构的强制性惩罚或其他自愿性环保组织的威胁非常明显，为达到外部环境监管要求，企业在绿色管理方法上会在末端治理和清洁技术二者之间选择前者，尽管这是与降低成本的技术要求相矛盾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如果政府监管部门或其他利益相关群体对企业污染控制的压力更大时，企业会采取最为被动的默从战略，即实施高成本的绿色管理行为使其环境绩效高于最低监管标准。
象限3和象限4反映了较低的利益相关者显著性水平，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利益相关者压力是与技术压力相冲突的（象限4），由于企业感知的来自利益相关者的绿色管理压力较弱，企业就更有可能试图发挥自身的战略主动性改变这种局面，即采取妥协、回避或操纵战略 ［14］，其中当企业试图改变制度压力的内容甚至是制度本身时，操纵战略通常被企业用来作为参与制度形成的机制，例如大型企业已经开发并使用的环境技术，是政府或自愿型环境保护组织制定相关环保标准时重要的影响因素。当利益相关者要求企业提高环境绩效的压力与技术压力一致时（象限3），企业可以采取的战略是：抵制这些压力或者基于企业已有技术要求组织内的相关部门实施绿色管理行为，上述两者都能够使企业达到绿色管理目标。然而大多数企业的选择是后者，因为依靠既有环境技术既能够解决面临的利益相关者压力，同时又可以使企业一定程度上获得生产效率的改善。
3 结 论
企业的绿色管理面临了技术和制度的压力，对制度压力的响应会影响企业采取何种环境技术。从动态视角看，企业的环境战略决策是制度压力、环境技术和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在对制度压力反应的同时也会导致技术效率的提高，而企业所处的制度情境也影响到企业的管理人员感知技术压力的方式，这意味着制度压力和技术压力会产生交互作用。虽然早期的绿色管理研究将制度与技术二者相分离有利于绿色管理的驱动因素分析，然而未能解释企业对环境技术的选择。国内学者对于环境政策工具与技术创新的分析，主要是从制度的激励效应方面进行考察 ［15］；或者采用经验数据以验证波特假设-分析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其主要结论是环境规制在给企业带来直接费用的同时，也会激发一些创新从而使受规制企业受益［16］。而其他学者的研究则发现目前中国的环境规制政策虽然对企业技术创新有一定
的激励作用，但是从激励程度上看还很小 ［17］。
我国目前提出环境新政策包括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新四个方面，环境政策的技术效应范围包括现有技术的扩散、工艺流程的变革或者新产品、新工艺的开发，只有技术引导型的环境政策才能诱发技术创新效应，但技术响应的程度会因企业解决环境问题所采用的方法不同而存在差异。目前我国对于工业污染防治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中科技创新政策与环境保护政策整合不足，是致使环境保护中的“软约束”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18］。由于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未能充分考虑企业的接受能力以及对新技术的适应性，我国的环境政策与技术政策的适配性存在缺陷，也就是环境制度与企业对环境技术的适应性未能得到很好的配合 ［19］。现阶段我国的环境政策和技术政策没有得到恰当匹配，最优的公共政策应当包括用来促进创新和技术扩散的机制，在这种政策下，对新技术的推动就不再是将环境影响外部性进行内部化的副产品。我国明确提出技术创新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前提，尽管理论界有关环境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依然存在争议，目前得到一致认同的是：虽然命令-控制式的环境政策法规和标准的作用不可低估，但有弹性的、激励导向的政策工具比强制性的监管方式更有可能促进环境友好技术。传统环境政策下的政府干预并未能从源头上成功推动污染预防，如果环境政策不能对高于规定标准的环境管理行为提供任何激励，企业对环境政策的技术响应水平就会较弱，不利于清洁技术的开发和采纳。在政府对创新技术的保护机制缺失的情形下，其他企业很可能获得后发优势而由创新企业承担短期成本，在这种情形下企业缺乏通过技术创新以持续改进环境行为的动力。目前政府可以采取的有利于环境技术的政策主要包括：制定绿色技术创新的专利保护制度，提高排污收费，实施排污权交易，环境补贴、税收、贷款扶持政策，调整资源价格体系等。“溢出效应”表明企业只能获得环境技术开发回报的一部分，解决的途径之一是在公共部门或通过直接的民间研究机构进行这些研究。例如，在美国这类基础研究是在隶属国家能源部的国家能源实验室进行的，企业或学校等民间机构进行的有关能源和环境保护的研究也得到政府资助和补贴，以抵消溢出效应。这种做法的好处是：企业比政府对于技术的商业性方面拥有更有利的信息，因而对环境技术的选择更能获得成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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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技术创新理论范文3
关键词 企业绿色创新；环保约束；企业绩效：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X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0)06-0111-07
对环境保护问题关注的与日俱增已是全世界范围内普遍现象。企业要生存发展必须通过改进环境绩效以遵循环境管制、满足客户对环境的关注、减轻产品或服务对环境的影响来提高竞争力。中国长期以来沿袭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使得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尤为突出，2008年的金融风暴对我国的影响更是清晰的暴露了传统增长方式高消耗、重污染、低效益的弊端，而强调发展绿色经济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再一次显示了未来经济发展走绿色、可持续道路的必然性。面对环境保护的约束，广大工业企业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路径选择成为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根据波特提出的理论，政府环境管制通过激发企业创新而带来经济效益，在我国现阶段的政策、市场下，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驱动力是否有效?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对绩效提高是否有积极作用?绿色创新活动能否成为企业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桥梁”?本文试图从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中介效应的视角来分析环保约束和企业绩效的关系，为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实现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双赢提供依据。
1 理论模型构建
1.1 相关文献回顾
对企业因环境保护而带来的对竞争优势的影响，一直是国外很多学者所研究的热点。传统的观点认为环境保护和绩效之间存在固有的冲突，这类观点或是认为环境保护只能增加成本、占有生产资金，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美国哈佛商学院Michael Porter教授和Porte与Vander kinde提出了有创造性的“波特假说”(Porter hypothesis)。Porter认为：“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发被规制企业创新产生效率收益”，达到“双赢”。波特的这一想法遭到了很多经济学家的质疑，例如Gray和sha~g4an对美国的纸浆与造纸、石油提炼和炼钢业的研究发现，反映规制严格程度的企业污染治理成本与生产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提高环境绩效并未给企业带来足以弥补遵循成本的收益；然而很多经济学家接受并论证了这一观点，如B C Bonifant，M BAmold和F J Long提出通过创新，减少在环境方面的成本从而获得竞争优势。两方的争论一直没有达成共识，Jaffe，Peterson，Ponney，和Stavins在回顾超过100篇研究文献后，发现几乎一半的研究发现环境保护对企业绩效有积极作用，而另一半发现有消极作用或是没有影响，这似乎使得研究陷入了混淆中。
出现这种研究现状可能的原因在于大家把关注的焦点过多的集中在环境保护是否会给企业带来成本负担上，对于环境保护所可能激发的企业创新的作用缺乏更多深入的探讨。Porter提出环境管制通过激发创新而产生经济收益，而在“波特假设”的研究文献中，对企业在环境方面所采取的创新策略是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绩效“双赢”的中介这一重要思路的研究论证相对较少，对质疑者提出“即使环境保护能推动新技术的采用，但是新技术是否能弥补以前的投资或是在环保标准上升以后是否还能增加企业收益还未可知”没有给与有效的回答。
Xepadeas和Zeeuw论证了在合理的情境下，环境保护激发的创新也许能减轻甚至完全抵消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Ursula Triebswetter，Johann Wackerbauer以德国慕尼黑地区汽车工业为案例验证了环境管制压力下推动的创新对企业竞争优势有促进作用。而对于处于经济发展转行期、制度环境不是很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实施严格的环境管制所带来的环保压力对企业绩效的有何影响?环保压力能否激发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绿色创新能否为企业带来的经济绩效的提升?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认识，对于指导全球绿色化经济、科学发展的浪潮中，中国企业主动处理好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路径选择以及建立绿色创新战略，能够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借鉴。
本研究旨在回答两个问题，一是环保压力能否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活动?在本研究中企业所面临的环保压力除了直接的政府环境政策造成的推动力外，还包括来自绿色市场的拉动力，把这两种力作为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驱动力进行分析。二是绿色创新策略能否在环保压力和企业绩效间起到中介作用?目前大部分的实证研究都倾向于直接验证环保压力对企业竞争绩效的影响，而忽略了绿色创新可能起到的中介作用，本文在波特假说的基础上，构建模型来检验绿色创新在环保压力和企业绩效之间是否有中介作用，以验证“双赢”的实现路径，确认绿色创新的重要地位。
1.2 理论假设
基于以上两个问题设计本文的基础理论模型。模型设计涉及两个部分的路径：一是解释企业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二是分析企业绿色创新本身受外部环保压力的驱动。
1.2.1 环保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驱动
(1)环境政策推动力与企业绿色创新。波特假设认为，企业主动采取环境防治措施而获得竞争优势的前提是存在政府政策约束。因为在没有政府规制的情况下，环境污染外部性的存在导致单个企业没有主动进行污染治理的动力，企业宁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经济收益与竞争优势。根据这一理论，企业面对来自各方面的环保压力而进行污染治理的初始驱动力在于政府的环境经济政策。Brunnermeier和Cohen对美国146个制造业的分析表明，环境专利数量与环境规制强度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许庆瑞通过对江浙50余家企业62项环境技术逐一进行案例分析，发现政府政策法令的强制是企业外部环境技术创新最重要的动力源。黄德春和刘志彪通过在Robert模型中引入技术系数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在给企业带来直接费用的同时，也会激发一定程度的技术创新，部分或全部抵消这些成本，因此环境规制可以同时减少污染和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H1.外部环境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有正向推动作用。
(2)绿色市场拉动力与企业绿色创新。企业对环保压力的响应与市场机制本身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当绿色
渗入竞争格局，消费者、供应商、其它竞争企业等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各利益相关者对绿色的选择和重视，将推动企业为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适应市场需求、得到获得更大利润的机会而主动进行绿色创新，如积极开发绿色产品。因此，市场的力量是企业绿色创新最有力的拉动。YousefEiadat，Aidan KeHy，等论证了企业进行环境方面的创新与受包括消费者、供应商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在内的压力有关；Ursula Tfiebswetter，Johann Wackerbauer也分析了绿色创新受消费者压力驱动。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H2.绿色市场的拉动力对企业绿色创新有正向促进作用。
1.2.2 企业绿色创新与经济绩效
创新对绩效的促进作用已得到广泛公认，而在此基础上扩展出的旨在节能、降耗、减少污染、改善环境质量的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也应有正面的促进作用。绿色创新对绩效的促进作用可能源于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绿色创新鼓励资源的合理使用，减少浪费，从而带来“资源生产力”的提高；二是绿色创新带来的新的发展思路，引导企业通过新的方法节能降耗中获益，改变传统只从回收“三废”排放物中的有用物作为副产品获取经济效益的单一途径；第三，绿色创新可以为企业带来的“技术补偿”效应，有助于降低生产的“x－非效率”的影响或实现生产的“x-效率”，从而提高经济效益。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三个假设：
H3.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对企业绩效有明显正向影响
1.2.3 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中介效应
波特假说与传统理论相比创新就在于他强调政府环境管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问接的，必须通过刺激企业采取环境创新策略才能达到，这种间接影响的观点事实上就是认为绿色创新在环保压力下实现经济效益的提高中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当企业把绿色放进整个改善生产力的流程中，通过创新的绿色设计、绿色生产、绿色经营带来的资源生产力的改善和提供绿色产品带来的溢价效果，抵消或超越因改善环境影响所带来的成本，就能获得新的竞争优势。Yousef Eiadat，Aidan Kelly，等以约旦化工行业企业为案例，对企业环境创新战略和企业绩效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证明了企业环境创新战略是一定外部环保压力和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四个假设：
H4.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在环保压力和企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企业通过变环保压力为创新动力，达到提高绩效的目的。
基于以上分析，构建出本文的基础理论模型。
2 研究方法和数据
2.1 量表设计
根据前文的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本研究通过搜索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设计了各个变量的测量问卷，需要测量的变量包括：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环境政策、绿色市场、企业绩效。绿色创新按照创新活动涉及的不同方面设计，初始测量条款设计了包括四个方面共13项指标在内的指标体系；环境政策从国家、地区、行业三个层面设计了3个测量指标；绿色市场从国际市场、市场利益相关者(顾客、供应商、竞争企业)方面设计了4个测量指标；企业绩效设计了3个财务指标和2个定性指标。问卷采用likert5点量表设计，对每一个问题根据实施情况与效果设计了5个等级。
初始量表设计完成后首先采用专家调查法进行测评调整，将调查问卷发放给了10个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回收后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正。第二步进行了小样本预调查，在南京选择了5家企业(本研究预计调查的企业中选择)发放问卷进行与调查，根据回收的问卷数据分析对量表进行进一步修改。经过指标的删除和归并后，得到如下表1所示的量表。其中技术创新、生产创新、营销创新三个方面设计，共计11个测量指标；环境政策从国家、地区、行业三个层面设计了3个测量指标；绿色市场从国际市场、市场利益相关者(顾客、供应商、竞争企业)方面设计了4个测量指标；企业绩效指标选择了3项财务指标。
2.2 数据收集分析
本研究将研究对象样本选定在制造业企业。制造业是国家生产能力和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支柱，是创新的主要承担者，以制造业企业为样本进行研究既兼顾了重污染行业的代表性，又体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本研究的数据收集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式，为了确保问卷的回收和调查内容的准确，问卷发放和回收均采用现场发放和回收。在调查前首先对调查者详细说明了本研究的目的、内容以及各个变量测量项目的含义。考虑可操作性，选择以笔者所在的江苏省为调查问卷发放地，因此研究对象样本就锁定在江苏省的制造业企业。鉴于问卷中涉及一些企业经营管理方面较专业的问题，问卷要求由被调查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填写。
问卷发放250份，收回242份，按是否缺漏和是否认真填写剔除无效问卷，最终得到的有效问卷为230份。苏南地区企业为84家，苏中地区为35家，苏北地区为30家，行业涉及几乎所有的制造业行业，其中化学化工行业样本占38.69％，机械、电气、电子设备行业占20.86％、金属非金属行业占8.26％，其它等制造占32.45％。从调查企业性质看，国营、集体样本占35.65％，民营、私营样本占30.43％，合资、外资33.92％。从企业资本规模看，资本额在1亿以上的企业约占31％，1000万以下的企业占15.72％，其余企业在1000万～1亿元之间。
2.3 量表信度分析与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文问卷使用修正后项总相关系数(c1TC)来净化测量项目，利用Cronbach’s a系数检验问卷的信度。计算结果显示问卷项目各部分信度皆在0.7以上，说明问卷有良好的信度。同时每一部分的C1TC和信度分析均大于0.5，都不需要删除。
经过主成分法提取出6个因子，其累计解释方差百分比为84.06％，表示6个因子很好的反映了样本的信息。经过方差最大旋转后得出的因子载负荷矩阵显示，因子分析法的分类结果和本研究预先假设的测量量表分类十分吻合，从而验证了量表的结构效度(限于篇幅的原因，具体计算过程略)。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将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分成技术、生产、营销这3个活动的要素来测量，据此将假设修正为：
H1a.外部环境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驱动作用；H1b.外部环境政策对企业绿色生产创新有正向驱动作用；H1c.外部环境政策对企业绿色营销创新有正向驱动作用；H2a.绿色市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驱动作用；H2b.绿色市场政策对企业绿色生产创新有正向驱动作用；H2c.绿色市场政策对企业绿色营销创新有正向驱动作用；H3a.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明显正向影响；H3b.企业绿色生产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明显正向影响；H3c.企业绿色营销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明显正向影响。
2.4 结构方程模型
本研究主要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Modeling，SEM)，使用AMOS软件进行实证分析。分析分
两步进行，第一步是测量模型的验证，对于观察变量指标与潜变量间的关系，验证所设计的变量是否适合进入结构方程；第二步是结构模型评价，验证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的潜变量共有6项，分别是环境政策、绿色市场、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生产创新、绿色营销创新、企业绩效，观察变量共有21项(见表1)。
测量模型和结构方程的适配度检验均参考Bollen的建议：“应该慎重地参考多个不同类型且性质稳定的指数报告多项测量结果，而不能只依赖某一种选择”选择包括x2/df、RMSEA、GFI、AGFI、NFI、IFI、CFI在内的各项指标。
3 结构方程分析
按照前文的设计分两步进行结构方程分析，验证设计的模型并分析潜变量关系，并进行模型的拟合和评价。
3.1 测量模型的验证(验证性因子分析)
所有变量的测量模型如图2所示，观测指标和潜变量之间单箭头上的数字表示因子负荷。通过对整体模型的潜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可以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区别性。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拟合效果比较理想，x2/df=2.109，RMSEA=0.034，GFI=0.911，AGFI=0.906，NFI=0.873，IFI=0.929，CFI=0.903，除NFI指标略低于理想值0.9外，其余指标均优于理想值，测量模型有效。而从测量模式各因子的信度和效度看，所有测量指标的标准化因子负荷均大于或接近0.7，R2值均大于0.5，因子信度较高，AVE均大于0.5，可视为有很好的聚合效度。
3.2 整体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3.2.1 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验证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在环境与绩效关系中起到了中介效应，本研究按baron和Kenny所提出的判定中介作用的四个条件展开分析：第一，中间变量对自变量的回归，即计算外部环保约束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第二，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回归，即计算环保约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第三，因变量对中间变量的回归，即计算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上三步计算结果除第三步中企业绩效对绿色营销创新的回归路径系数不显著外，其他路径系数均显著，说明环保约束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模型、环保约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模型成立，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模型基本成立，判断中介作用的条件1、2和3得到证实。(限于篇幅的原因，具体计算数据不在此详细列出。)
第四，企业绩效同时对环保约束和企业绿色创新回归。在中介模型下，环境政策、绿色市场影响企业绩效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均明显下降为不显著，因此，根据判定中介作用的条件：企业绩效同时对环保约束和绿色创新回归，绿色创新的回归系数达到显著性水平，环保约束的回归系数明显下降甚至减少到不显著水平，说明绿色创新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假设4得到了验证。
3.2.2 模型拟合与比较
在确认绿色创新起完全中介作用的基础上对模型进行拟合和评价比较。模型1是本研究设计的基础理论模型，结构路径设计为从环境政策、绿色市场到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生产创新、绿色营销创新，再从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生产创新、绿色营销创新到企业绩效。另外构建2个测试模型，模型2从环境政策和绿色市场分别增加一条直接的路径到企业绩效，模型3中删除了基础理论模型中不显著的路径。模型运算结果如表2所示。
从三个模型的数据比较结果来看，比较模型3在各项指标方面要略微优于理论模型1和比较模型2；而理论模型1和比较模型3除了在x2/df方面有略微差异外，其他指标方面没有差异，比较模型3剔除了理论模型中1关系不显著的路径，因此略有改善。虽然比较模型3的拟合程度较高，但是并没有改变理论模型的变量间关系结构。此外，比较模型2中从环境政策和绿色市场到企业绩效的路径，在P
3.3 假设检验的验证及结果分析
理论模型的假设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两条影响路径、一个中介作用假设基本得到验证。验证后理论模型见图4。具体来看，除假设Hla和H3c外，其余均得到验证。
(1)环境政策与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环境政策总体上看对绿色创新起正向促进作用，其中环境政策对绿色生产创新的影响系数最大，其次是绿色销售创新，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从这一结果中可以看出，由于目前国家对企业清洁生产、产品的绿色或环保标准都有了比较严格的强制规范，并进行了必要的检查和监督，因此企业的创新活动也多在这两个方面展开。而目前的环境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还不能起到很好的激发作用，出现这一现象可能源于并非所有的环境政策都能刺激技术创新，目前我们国家的环境政策还多以行政命令的“外部约束”为主，缺乏更有效的与绿色技术创新相关的专利保护制度、经济手段、财政手段等“内部激励”，这都可能影响对创新活动的驱动。
(2)绿色市场与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绿色市场是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正向驱动力，其中绿色市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绿色营销创新，再次是绿色生产创新。这说明绿色市场的压力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力，大部分企业都已经意识到，要在现在的绿色化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必须进行创新，创造自己的绿色技术优势，领先一步。而面对越来越多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青睐，企业也已基本具备绿色营销的意识，用绿色产品吸引消费者，标新立异。
(3)企业绿色创新活动驱动力比较。从总体看，环境政策和绿色市场相比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刺激较弱，这也说明市场这一手段是刺激企业创新的主要驱动力，而我国目前的环境政策仍是以行政强制命令为主，缺乏有效的环境经济手段，因此，大部分的企业面对环境政策，仍然是被动应对为主，政府强制的规定则执行，未强制的则避开。所以政府在政策制定上仍要强化环境经济手段的运用，以激发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和主动性。
(4)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与企业绩效。整体来看，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对绩效起正向促进作用，从创新活动3要素具体分析看，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绩效的直接效果最明显，其次为绿色生产创新，绿色营销创新对企业绩效的效果不明显，这似乎与一般认识不同。我们的解释是相对于技术创新和生产创新直接从节能、降耗、节约和循环使用资源上人手提高资源生产力，降低成本从而提高效益相比，绿色营销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可能有一个被市场接受的过程。同时也说明目前企业受绿色需求驱动，绿色产品的开发上已经有了足够的重视和认同，但是在绿色营销手段的创新上还缺乏足够的认识，绿色沟通手段或是绿色品牌的树立还有待加强。
4 结论
在大样本调查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构建结构方程，实证检验了环境政策和绿色市场这两类环保约束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和企业绿色创新对环保约束影响企业绩效的中介效应。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
(1)环境政策和绿色市场是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活动的驱动力，其中绿色市场的拉动力要强于环境政策的推动力。企业绩效与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直接正相关，其中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的正相关最明显。根据这一结论和模型计算结果，可写出本研究的结构方程：
企业绩效=0.34×绿色技术创新+0.33×绿色生产创新+0.07×绿色营销创新+d4(残差)
绿色技术创新=0.13×环境政策+0.43×绿色市场+d1(残差)
绿色生产创新=0.24×环境政策+0.25×绿色市场+d2(残差)
绿色营销创新=0.23×环境政策+0.28×绿色市场+d3(残差)
(2)企业绿色创新在环保约束和企业绩效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企业所受的环保压力必须转化为绿色创新动力、通过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才能达到正向影响经济绩效的目的。因此，在绿色发展的大环境下，企业只有重视创新、实施创新，才能变压力为发展动力，达到“双赢”的状态。
绿色技术创新理论范文4
一、绿色技术创新的财政支持的内涵
绿色技术创新的财政支持是指通过公共财政活动体现的对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的绿色技术研发、推广、使用等活动进行的资金投入、政策性补助、政府采购、政府奖励以及税费减免等一系列的工作。
从以上表述可以看出，绿色技术创新的财政支持是财政以利润导向的形式改变创新主体的成本或收益曲线，以谋求宏观主体利益与微观主体利益一致性的活动。具体包含以下的层面：一是绿色技术创新的财政支持是改善创新环境，包括软环境（支持鼓励创新思想、创新理念、创新思路的形成，建立有利于创新的集体的合作机制，完善创新支持的法律，提高行政效率、改善人文环境等）和硬环境（提供人才、设备、技术与资金上的支持，改善创新条件，提高创新人员的待遇等）的活动。二是绿色技术创新的财政支持是加强财政监督管理，反对铺张浪费和、节约资金、预防腐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活动。三是绿色技术创新的财政支持是制定和落实好财政投资、政府采购、财政补贴、贴息、税收减免等政策的活动。四是绿色技术创新的财政支持充分运用激励机制奖励有贡献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活动。
二、辽宁绿色技术创新财政支持的总量分析
2000年辽宁省地方财政总支出为518.08亿元，其中地方财政科技拨款（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科研基建费及其他）13.50亿元，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为2.60%。2010年辽宁省地方财政总支出达到3 195.82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9.96%，其中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科学技术管理事务、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究与开发、科技条件与服务、社会科学、科学技术普及、科技交流与合作以及其他科学技术支出）为68.90亿元，年均增长17.70%，约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2.16%。与2000年相比，辽宁省财政科技拨款的增长幅度低于地方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比例不仅没有增加反而降低了1.44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2001—2011年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来。
在绝对规模上，2000年辽宁省的地方财政科技拨款规模仅落后于广东、山东和江苏，排名全国第四位。到2005年时，则落后于广东、上海、浙江、北京、江苏排名全国第六位。2010年则落后于山东，排名全国第七。辽宁省的地方财政科技拨款规模分别为同期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和山东的32.13%、34.10%、38.51%、45.82%、56.75%和81.67%。而在2000年，这个比例分别是34.25%、133.92%、106.35%、106.90%、96.59%和77.75%。由图1和图2可以看到，除辽宁和山东以外，其他省份都存在较大幅度的增长，保持着较高的增长比率。在经过十年的发展后，辽宁省在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绝对规模上与上述省份有了或大或小的差距，尤其是已经远远落后于发达省份，如北京、上海、广东。在相对规模上，辽宁省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由2000年的2.60%降为2005年的2.32%，再降为2010年的2.16%，而广东、上海、北京、江苏和浙江分别由2000年的3.70%、1.60%、2.60%、2.20%、3.2%和2.80%升为2010年3.96%、6.12%、6.58%、3.06%和3.78%。
三、辽宁绿色技术创新财政支持的构成分析
2007—2009年，辽宁省地方财政科技拨款集中在技术研究与开发和其他科学技术支出两大类。其中技术研究与开发占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的比重一直比较稳定，保持在36%左右，而其他科学技术支出占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的比重则有所提高。2009年两者所占比重之和达到76.71%。
2007—2009年，广东和上海的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同样主要集中在技术研究与开发和其他科学技术支出两类。其中，广东省在技术研究和开发方面的支出占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的比重一直比较稳定，保持在37%以上，而其他科学技术支出占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的比重则稳中有升，由2007年的34.80%上升到2009年的46.68%，两项总和从79.60%升为83.96%。上海在技术研究与开发占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的比重有大幅上升，由2007年的29.01%上升到2009年的57.52%，而相应的其他科学技术支出占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的比重从2007年的58.91%下降到2009年的32.14%，二者总和从87.92%升为89.66%。
2007年之后的科技拨款统计口径发生了较大变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究与开发基金，主要用于支持专项科学研究、重大科技工程、高技术研究、重大科研试制、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与扩散等方面的支出。其他科学技术支出是指用于除以上各项以外的科技方面的支出，包括科技奖励支出、补助给转制为企业科研机构等的支出。这些专项支出对于引导全社会增加科技投入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辽宁省与其他两省相比，在这几项占比上相差多达10多个百分点。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一是在发达省份财政对绿色技术创新投入规模提升的背景下，辽宁省投入相对不足；二是辽宁省科技三项费用的比例相对高，但基础费投入较少；三是辽宁省的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结构与其他两省相比，缺乏协调性和灵活性。
（二）政策建议
1.增加财政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投入。应进一步确立绿色技术支出作为经常性支出预算科目的地位，并保持一定的增长比例。一方面根据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情况把政府收入增长部分用于增加绿色技术预算资金，另一方面要通过调整预算支出结构，压缩或削减其他支出来解决绿色技术支出的不足。经常性预算支出的绿色技术投入可以用于绿色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绿色技术的示范和推广、绿色技术教育和培训等。
2.采取多种补贴形式支持绿色技术创新。政府应当对开展绿色技术创新的企业进行有针对性的财政补贴，调动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一是建立绿色技术研究开发补助金制度。为发展绿色技术所必须的基础技术研究项目提供补贴；二是采取物价补贴制度。对利用绿色技术生产的绿色产品进行补贴，以提高绿色技术产品产量，带动企业发展绿色技术的积极性；三是对购买绿色产品的消费者进行补贴；四是对企业采取亏损补贴、税前还贷等方式，加大对绿色技术的补贴力度。
3.设立扶持绿色技术创新的财政专项资金。要保证资金的专款专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首先，各级财政部门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项目的调研和论证，进行可行性研究，要在此基础上进行评审，考察建设的前期预算，严格把关，确保资金使用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其次，要加强资金的流向管理，对投入的资金进行跟踪、监察，从项目开始到中期管理，直到财政资金拨付到位和后期使用，防止挪用、贪污、浪费，做好财务决算。
4.适当运用税收手段。建立和完善地方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体系，如允许绿色技术生产设备的加速折旧，允许绿色技术创新的设置支出一次性记入成本；给予绿色技术创新企业更多的出口退税；对从事绿色技术开发的个人给予所得税优惠等。
参考文献：
[1] 王志，武献华.辽宁沿海经济带战略中的自主创新问题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0，（5）.
[2] 李忠华.辽宁促进技术进步带动节能减排的政策效果及着力点分析[J].辽宁经济，2011，（4）.
绿色技术创新理论范文5
[关键词]绿色创新；创新网络；创新获利；企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2 ― 0090 ― 02
一、 引言
近年来随着社会对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实施绿色创新是企业寻求新的利润点的有效途径。关于企业社会绩效与企业经济绩效的关系，学者们提出了“双赢假说”，即企业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收获社会、环保效益。目前对于企业为什么能够实现绿色创新以及企业实现绿色创新后能够进一步获得的绩效理论方面的研究较少，有待深入探讨，以期这样的探讨能够指导转型中的企业实践。
（一）创新网络
1.创新网络理论的内涵
创新网络是指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契约关系、信息网络、社会关系与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政府、资本市场和中介机构等联结形成合作组织。1991年FREEMAN在《Research Policy》上发表文章，最早使用了创新网络、创新者网络等概念，认为创新网络是应付系统性创新的一种基本制度安排，网络构架的主要联结机制是企业间的创新合作关系。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王大洲教授把“企业创新网络”看作企业创新活动中所有已发生的网络，即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围绕企业形成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合作关系的总体。清华大学吴贵生教授的研究课题成果认为，创新网络是不同创新参加者（制造业中的企业、R&D机构和创新导向服务供应者）的协同群体。他们共同参与新产品的形成、开发、生产和销售过程，共同参与创新的开发与扩散，通过交互作用建立科学、技术、市场之间的直接和间接、互惠和灵活的关系。
2.知识流动
知识流动是指在特定环境中，知识在有一定需求的主体之间（包括个人、组织和区域），从知识存量高者流向知识存量低者的过程，发送的知识是知识接受者现有知识能匹配和需要的知识。创新网络宏观上可看成是企业创新的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里，所有的成员都可以提供与创新相关的资源，在内部互动中实现知识的产生、转移、积累的过程。
（二）创新获利
1.独占性机制
独占性（Appropriability）存在于创新经济学中研究创新获利机制独有的分析视角，源于两个被以往创新研究忽视的问题：第一，为什么有的厂商能虼哟葱轮谢竦镁薮罂晒鄣氖找妫而有的创新者却无法于创新中获取收益。第二，如何提高创新者掌握创新收益的能力，即如何提高创新者创新收益独占性的能力。按照Teece的观点，独占性是指创新者保护其创新的能力，许多学者沿着Teece的思路对独占性做了深入的探讨，探究出创新独占性的三个来源：技术的特性与知识产权制度、配套资产、与是否形成主导设计。
2.互补资产
互补性资产是由Teece在PFI模型中提出的，是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和市场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由企业占有和掌控的，与新技术商业化密切相关的专业化制造能力、分销渠道、服务网络和互补性技术等因素。Teece认为，互补性资产不只是在发挥专属性作用，也可能塑造未来企业战略。理论认为，独占性机制可以帮助企业创新不被模仿，但是创新的成功商业化离不开造能力、分销渠道、服务网络等。创新获利理论进一步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互补资产：通用、专用和联合专用的互补资产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获得，并不构成竞争优势的来源；专用或联合专用互补资产表现出创新对互补资产的单边或双边依赖，很难模仿，难以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因此，构成了阻止竞争者模仿，帮助企业获取独特市场价值的重要机制。
二、企业绿色创新的前因与后果理论模型构建
（一）企业为什么能够实现绿色创新
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着各中各样的协作关系，企业之间、企业与科研部门、政府部门等之间的协作关系都是企业实现创新的有效资源，即创新网络。创新网络理论的提出解释了企业实现绿色创新的方式与途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创新过程方面：创新实现过程中的参与主体有企业、科研、政府部门、高校等，在这些“单位”相互之间的协作配合中，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该过程中高水平的协作被留下来而低水平的协作自动退出。（2）知识流动：创新网络就是一个大型的复杂化的企业创新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相互之间有协作关系的“单位”之间在协作过程中必然伴随着资源的流动，即知识的溢出或流动。企业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获取实现创新的资源，在不断的转移、积累的过程中将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实现绿色创新。
（二）绿色创新为什么能给企业带来绩效
在创新网络的作用之下企业有效实现了绿色创新，完成了企业盈利的半步过程，而实现绿色创新后企业进一步实现盈利的后半步过程依赖于创新获利理论。创新获利理论对于企业实现利润也表现在两个方面：（1）“独占性机制”带来收益：独占性是创新者保持创新收益的能力之一。独占性的组成主要有专利、技术缄默性、版权等。企业在实现绿色创新的过程中已经收集了大量的资源，而这些资源难以被同行业的竞争者所同时拥有，尤其是在实现了绿色创新的前期阶段。（2）“互补资产”带来收益：绿色创新带来的创新获利还离不开将创新引入市场的互补资产，比如分销渠道、生产能力、技术互补等，尤其是专用的互补资产更是企业的优势所在。有形资产带来企业“硬实力”的提高，无形资产带来企业“软实力”的提高，二者联合带来企业在市场上的占有率和高额利润的获取。
三、金山环保公司的案例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理论范文6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对提高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的要求越发突出，依托创新实现低能耗、污染小、绿色化的经济产业成为经济社会的新趋势。作为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组成的物流产业，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上，也存在着资源浪费、污染突出等问题，为了改变这一问题，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绿色物流便营运而生，绿色物流强调充分利用物流资源，实现物流环境的净化，以实现物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由于我国物流产业起步晚、发展尚不成熟，与国外发达国家的物流管理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目前，虽然绿色物流概念已经提出了很长时间，市场也在积极进行变革调整，但是绿色物流管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制约着绿色物流的发展。基于此，笔者尝试分析当前绿色物流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对策。
二、绿色物流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绿色物流管理缺少完善的政府引导
绿色物流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当政府给予绿色物流发展以政策、资金、人才、市场、法律法规等方面的条件支撑时，绿色物流的发展就会有更大的空间和动力。但是，由于对绿色物流缺少系统的认识，政府在引导方面的工作与市场的需求让然存在差距。一是缺少对绿色物流发展的系统政策扶持，当前，许多地方政府没有根据市场条件、物流发展现状以及资源现状等进行充分的论证分析，在政策出台方面缺少连续性和针对性，使得许多绿色物流企业在政策朝令夕改中无从下手，不仅没有突出绿色效益，甚至有的也造成了资源浪费。二是缺少法律法规的支持，绿色物流发展涵盖的领域比较广，从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到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等等，都需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而目前针对绿色物流的法规法规相对比较少，导致一些物流企业在市场运行时经常会遇到各种矛盾，这些矛盾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有时会对企业的正常运行造成影响，进而形成资源浪费。
（二）绿色物流管理缺乏有力的科技支撑
绿色物流发展需要有强有力的科技支撑，需要科技对传统的运行模式进行变革。但是，当前绿色物流管理缺少有利的科技支撑。一方面是关于绿色物流的研究不足，许多高校、科研所、企业对绿色物流发展的相关技术缺少深入的研究，有的只关注理论知识，忽略了对应用技术的研究，导致物流在变革过程中缺乏创新动力，从物流数据转换、物件跟踪、绿色智能包装等方面，都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技术，资源的利用率还不高，污染问题依然存在。二是缺少绿色物流科技型人才的培养，人才是创新的主体，是科技应用的主人。当前，绿色物流管理缺少人才，高校对于绿色物流管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人才培养模式，轻技术重理论，导致许多毕业生不能直接面向企业，需要进行社会在培训，增加了创新成本。此外，政府、企业、高校等对于绿色物流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不够，在政策、资金等方面没有给予支撑，这也是导致人才缺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绿色物流管理缺乏成熟的体制机制
绿色物流管理既需要有行业内部的完善机制，同时也需要有社会的完善机制，只有内外部机制形成合力，才能有力的推动绿色物流管理水平的提升。但是，目前绿色物流管理无论是从企业内部还是社会，都如何发展、监管、指导、约束、激励绿色物流发展都缺少配套的体制机制，政府没有建立完善的体制机制，导致许多政府资源没有投入到绿色物流管理中，企业没有建立完善的体制机制，导致缺乏统一的发展目标，从人财物的调配上难以形成合力，进而导致绿色物流管理效率低。
三、提升绿色物流管理的对策
（一）提高政府重视程度，切实发挥好政府资源优势
首先，政府部门应该进一步转变观念，提高对绿色物流发展的重视，确立绿色物流发展的定位和理念，并通过宣传、教育的等方式，提高社会对绿色物流的意识，积极营造绿色物流的发展环境。其次，政府部门应该根据绿色物流发展现状，积极进行调研，并针对研究提出规范绿色物流发展的各类法律法规，以促进绿色物流的健康发展。再次，政府部门应该根据绿色物流发展的特征，给予相应的支持，如给予绿色运输工具补贴、绿色环保包装研发补贴等，通过政策、资金等方式，引导绿色物流企业由传统方式向绿色方式转变，提高绿色物流水平。最后，政府部门应该引导社会、企业建立完善的绿色物流体制机制，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指导、监督、约束、激励等机制，以促进绿色物流的可持续发展。
（二）提高绿色物流研发水平，提升绿色物流技术应用
绿色物流离不开科技技术，当前许多发达国家已经通过科技实现了物流的便捷化、绿色化及高效化，为了能够促进技术对我国绿色物流的发展，进一步缩短差距，应该提高绿色物流技术研发，一方面通过高校、科研所、物流企业等机构，形成联合研发组织，进一步创新技术，寻找当前绿色物流每个环节提高环保的技术办法，促进技术向绿色物流深度应用。另一方面，对于技术创新，国家应该给予一定的资金、政策支持，通过科研立项等方式，鼓励社会组织对绿色物流技术进行研发，提高技术研发参与度，以便形成技术多样化发展的态势。
（三）加强绿色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绿色物流发展水平
当前，绿色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比较薄弱，尚没有针对绿色物流建立针完善的配套设施。加强绿色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要加强对已经建立的基础设施的整合与协调，理顺关系，提高现有绿色物流设施的利用率。另一方面，针对现有基础设施空白，进行科学填补，进一步加大对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等的建设力度，加大对绿色包装、加工、拆解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提高绿色物流各环节的基础设施保障水平。
参考文献：
[1]邰晓红，李洪萱.基于层次分析法的辽宁省绿色物流SWOT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