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类型学的手法，说起来是一种十分具象并易实际操作的手法。简单地说，他类似一种归类分组、演化生成的方法体系。即将“具有相似结构特征的形式归结分类，并在此过程中接纳并呈现特定的文化和人脑中的固有形象”。最后的演化生成结果，可能只是该类型众多变体当中的一个，生成的同时就解决了统一与多样的矛盾冲突。因为同一类型可能产生多种形式变换，但由于该变换是在深层结构类似或不变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其效应应是多样化中的协调。我们可以再具象地说，设计的初步，就是将已选取的类型进行几何抽象简化。当然，这一原型必须具备普遍的历史意义，它应是特定文化背景下人们头脑中共有的固定形象。这种抽象简化后的类型元素可以被直接运用到建筑处理上。但这只涉及到形式上的类型。在做一个建筑单体时，尤其是在做建筑群体时，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形式与形式之间的类型转换，即形式关系上的类型转换。形式关系相比形式本身要更加内在化，它是形式内在的逻辑基础，是实质性的存在关联。在做建筑单体时，如果只有形式本身的类型转换，那么最后作品则难逃“形式主义”及“肤浅直白”的论断。所以形式关系的类型学转换在某种意义上更重要，也更加接近建筑本质。如果遇到建筑群的处理，这一问题就更加不可回避了。
建筑类型学的手法绝不是简单地回归历史。在今天新的实际环境中，我们使用新的材料、新的技术、新的思想方法在新的文脉中尝试将这些特殊的历史成果片段重组。在新的环境下，运用传统的关系将之组织或是采用新的关系将之重新拼贴。这些尝试均以“激起人们对往昔生活和建筑片段的回忆而获成功”。实质上，很多建筑大师都经常采用这种手法。如贝聿铭，他在国内的作品，从早期的香山饭店到近期的苏州博物馆，显而易见，无不是采用类型学的手法，还包括日本滋贺县的美秀美术馆等等。若说有什么不同，那只是抽象简化的程度不同而已。建筑类型学的手法虽然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形”的传承，但在将“形与形之间关系”类型化时，它已涉及了“神”的传承。因而，它不能只被看作是物质层面上的手法，毕竟，它还物化了“神”中“形”的部分。
一、意匠的传承
建筑类型学的手法更倾向于“形”的继承，而意匠的传承，更多追求的是“神”似，是一种哲学上的、精神的、态度的传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自己本土的传统建筑融会贯通，再将所得到的新的、提炼过的、更深入的、高一层次的认知应用到自己作品中去。在此方面，国内建筑师一直在努力，但从最终的作品而言，同样面对此问题的日本建筑师走得更远。在这里，以“缘侧”为例进行说明。所谓的“缘侧”就是日本传统建筑的檐下空间。当然，防雨、防潮必然是建筑重点考虑的功能，但这仅仅是其檐下空间较阔的因素之一。从空间的角度讲，“缘侧”属于半明半暗、半内半外的空间，“缘侧”的存在使得日本传统建筑的室内外空间的关系独具特色，空间流动感强，如行云流水，与室外环境联系畅然。显而易见，无论是中国的“檐廊”，还是日本的“缘侧”，都属于灰空间，即过渡空间。不同的是，我们的传统建筑从院落过渡到室内显得更加柔和，体现一种过渡渐变的过程，而日本传统建筑的“缘侧”空间更有“静”的特质，虽然有踏石等过渡，但从空间感受上仍有较强的异域感。从功能的角度讲，日本的传统建筑以“缘侧”这种简单的办法解决过渡和连接等复杂问题。此外，其还承担会客，接待等日常生活活动。从形态的角度讲，日本建筑平面多为不对称布局，所对应的檐下空间自然也不对称。而且即使在一个建筑单体上，檐下空间也以局部设置为多。从审美的角度讲，日本传统建筑的审美崇尚“阴翳”与“幽玄”，而“缘侧”出檐深远，即使在白天，檐下阴影在立面效果上仍占具很大成分。这些效果正是在黑暗和光明的边界上赋予物质形体以及精神。从宗教角度讲，日本在佛教传入时还处于古坟文化时期，所以佛教必然产生具有主导和控制性的影响。所谓的“余情”“幽玄”“寂”“陀”等审美形态无不是受到禅理的影响。具体到建筑就是营造空灵、闲寂的静谧空间，而这种空间要求的是黯淡平和，而非一个泛光的世界。这也是“缘侧”在室内外过渡中营造的氛围。从文化的角度讲，缘侧的灰色气质影印着日本文化的灰色基调，这种“灰”的属性在很多艺术中以相同的意匠营造。例如，缘侧似于世阿弥所创的“能”剧当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静隙”，同时，它也似于中日水墨绘画中的“余白”。由“缘侧”所影射到的相关文化内涵有很多，但大多是具有非理性因素的灰色域文化概念。
总而言之，“缘侧”是一个具有“静”的特质的过渡空间。在这里，光作为运动的载体之一，在非泛光的空间状态下，让人体味运动的间歇，感受变化瞬间的定格，认知物体的真实存在。它正是让人的精神从有限的小空间延展至无限大宇宙的精神导体。所以，在日本现代建筑中，我们还能找到一些独特的空间，这些空间并非功能需要，而是建筑师给使用者冥想，发掘内心世界，体验精神快感的“安静”空间，它们可能是长长的坡道，也可能是凹入墙体的小室或某个被隔离的场所。这正是“缘侧”精神内涵的部分延展。虽然它们没有以原形嵌入现代设计中，但通过领会其“静、寂、幽”的精神，部分或完整地表达了原有的精神构架。在形式的继承上，如中廊下型住宅，继承并改善了“缘侧”的形式，将共用的“缘侧”分配于各个房间，很好地适应了现代生活。在精神的继承上，如黑川纪章的“无”和“中间领域”两个设计概念。在艺兰斋美术馆的入口设计中，长长的顶板让人有一种既室内又室外的错觉，也许他正是追求这种感觉上的模糊性，这也正是“缘侧”空间的“中间属性”的继承。其实，实现一种传统精神的继承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形式。如安藤的住吉长屋，虽然在70年代住宅同周边环境关系趋于封闭的背景下，形式上看来是拒绝外部环境，并不像“缘侧”一样温柔地接受外部空间，但它却具有“缘侧”精神的空间——由墙和两侧的屋室围合成的内庭，上空被二层的过桥打破，自然光将过桥的阴影静静影射在地面和墙壁上，朝暮变换，四季轮回均可体味。空间材质与形式的极端简约，让主人可以在进行家庭活动的同时也注重内心情感，感受超脱和静寂的心理需求而非形式本身——这也正是“缘侧”精神的表达。也许，我们继承了感觉或者精神，我们就真正继承了传统。正是这些感性的人们将这块用以享受精神的方寸之地留了下来。相比之下，我们对于将自身精神以抽象方式传达还较为陌生。
二、对比手法的传承
如果说对比、决裂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传承的话，大家首先想到的必是著名的巴黎卢浮宫美术馆。1984年1月23日，贝氏在法国文化部首度向历史纪念委员会简报计划案，当时的反对浪潮甚至让翻译几乎为之落泪而无法工作。后来《LeMonde》报、《费加洛报》等大媒体均对贝氏的玻璃金字塔不以为然，根据《费加洛报》的民意调查，90%的民众反对此做法。而今天，历史证明，“贝氏成功地改变了卢浮宫的命运，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化的美术馆正如埃菲尔铁塔的际遇，从当初大家反对到如今倍受爱戴，贝氏为巴黎创造了新的文化标志”中国国家大剧院亦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也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同时在整体上关注了环境，没有压倒人民大会堂等重要建筑物。国家大剧院确实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更新是个推动，同时也给国内建筑设计体制、方法带来了有益的冲击，而且从政治角度来看，它也是成功的。但北京，毕竟是一个古老的城市，而现在看来，新的一些现代建筑并没有与传统建筑很好地形成城市肌理。在国家大剧院之后，我们又顺理成章地接受了CCTV大楼等新建筑。然而，这种对比、甚至决裂的手法并不适宜“遍地开花”。在一个城市里，这种手法多了，突兀的新建筑就像一块块“城市补丁”而显得刺眼了。传承传统建筑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要求我们在这个高速纷繁的年代里，对文化做出标准的职业判断。而我们除了宣言式的方向指引外，更需要具体的操作手法。做好传承传统建筑文化的工作，才能让我们的建筑不再列为消费品甚至奢侈品，而是感情寄托的所在。
作者：彭鹏 封文娜 姜玉艳 单位：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