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范文1
目前大学的教育奉行的更多的是功利色彩较浓的实用主义，除了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外，大学生花在外语、计算机上时间远远大于对传统人文学科的学习上，不少大学生对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文化缺乏应有的了解，特别是缺乏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文化艺术和情操品格的陶冶，致使大学生的整体人文素养相比几十年前不升反降。现在大学生缺少的不是学习资源，也不是英语水平和计算机证书，真正缺少的是如何让自己在喧嚣中保持一份宁静，如何在浮躁中保持一份稳重。这份心灵的安宁何处寻呢？在物质文明远远超过精神文明，导致人心彷徨、道德沦丧、社会失序、世界动荡的今日，弘扬世界各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持并且善用传统文化的优点与特质，充实人类精神文明，提升人类道德涵养，化解一切矛盾冲突，促进自我乃至世界安定、和平，已经成为当前大学教育迫切需要完成的使命。
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现，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西方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融汇了中国大地上各民族文化同时又包容了异域文化成分而形成的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文化形式。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重伦理价值取向，以扬善抑恶为核心，以真、善、美相统一，以道德教化为目的的伦理型文化。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注重世界的整体性、系统性，注意事物的变化、发展和互相联系，具有朴素的辩证思维方法。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不仅是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立德树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甚至是涉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大学教育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缺失，与全社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缺失是有密切关系的。从国际视野来看，我国虽然是一个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国家，是一个经济大国、文化大国，但还不是文化强国。从量的角度来看，目前世界文化市场份额，美国占43%，欧盟占34%，亚太地区占19%，其中日本占10%，韩国占5%，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加起来才占4%。从质的角度来看，我们文化不论是对内的凝聚力还是对外的影响力都十分薄弱，在各种文化相互对比中竞争力也不够强。改革开放让我们登上世界的舞台，可是发展到今天，如果说经济还保持着“顺差”的话，文化的现状毫无疑问只能用“逆差”来描述。
全世界物质上的“中国制造”已经非常流行，从衬衫到鞋子，从玩具到工艺品，几乎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但与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差”相比，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严重“逆差”。以图书为例，2012年，我国累计出口图书、报纸、期刊2061.77万册（份）、7282.58万美元，而进口图书、报纸、期刊则达3138.07万册（份）、3.01亿美元。与此同时，“哈日”“韩流”却盛行，我们的许多邻居在文化输出上早已悄悄把我们抛在身后。
一个国家和民族要真正屹立于世界，仅仅成为物质上的大国显然是不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我们想把中国建设为真正的世界强国，文化也应该立起来，应该让传统文化经由我们的传承与创造，成为精神领域的珍奇，汇入世界文化的海洋之中。文化要想立起来，首先应该在我们自己的大地上站立，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真正的活的文化，让中国人真正地活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谈到欧洲教育思想和教育体系的演进时曾经说，“教育本身不过是对成熟的思想文化的一种选编”。也就是说，教育在本质上是对人类所创造的思想文化的自觉传承活动，这个传承不是全盘的，而是选择的，是在对各种思想文化进行一番审视、选择和编纂之后，才纳入“以文化人”的教育体系中。
根据涂尔干的“选编”理论，每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都必须对自己的思想文化进行“选编”。这样的“选编”，其实就为每一个时代的教育打上了特定的文化烙印，也为每一个时代的文化增添了教育的功用。尤其在社会大变革时代，这种“选编”往往更加大刀阔斧、惊心动魄。几乎每个民族都会对自己创造和继承下来的成熟思想文化进行反思和再阐释，使之符合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用这个观点来审视我们的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教育应该负有责任。中医、中国书道与绘画、中华武术、剪纸、木刻年画、礼仪、节日与庆典等，几乎所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课程、教材、评价中都是缺失或分量不足的。当下教育没有自觉履行对成熟的思想文化进行“选编”的责任，当今教育人根本没有从中国文化的长远发展来考虑教育的目标。
奥格本的“文化滞后理论”对此作了解释：“文化的各个部分不是以同样的速度变迁，有的部分快，有的部分慢，存在着滞后。”一般说来非物质文化的变迁要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变迁。纵观时下大学校，我们发现传统文化的缺失已将学生带入了一个片面和异己的地带。外来文化从各种大片到洋快餐，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孩子们过的是圣诞节、愚人节，吃的是肯德基、披萨饼，喝的是可口可乐、星巴克咖啡，看的是美剧、好莱坞，崇拜的明星是乔布斯、奥巴马……我们的传统节日、传统饮食、传统服装，我们的民族英雄、历史记忆却距离教育生活越来越远。
要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怡情养志、涵育文明的重要作用，教育应该是文明复兴的新动力，大学应该是文化发展的新中心。没有教育对于文化的自觉“选编”，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复兴和重建，也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精神家园。从这个意义上说，“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为这既是国家文化建设与教育建设的重大任务，也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首先要求我们重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价值。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液，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生活中总结出的认知世界的智慧结晶。文化存，则民族存；文化亡，则民族亡。不能够简单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看成是几门简单的课程，它首先是理想，是信念，是价值。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其次要求我们系统研制、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中医、中国书道与绘画、中华武术、剪纸、木刻年画、礼仪、节日与庆典等，只有走进课程，成为教学内容，才能够真正被学生掌握。传统文化教育必须用现代科学思维对传统文化下一番推陈出新的功夫，进行一次真正的“选编”，传统文化才能通过我们的努力重新焕发生机。
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范文2
一．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需要正本清源
由中国的历史进路所决定，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需要正本清源。
近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西方文化逐步被中国接受之后，随之开始了反传统的“全盘西化”之路，中国传统文化因此退出了自身的历史舞台。然而，由于这个过程起源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急功近利，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上的浅薄，出于对西方文化的本质性认识之不足，使中国的现代文化不但不可能西化，而且处于无本失体、非中非西的异化状态，产生了严重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危机，由此表明现当代的中国文化步入了历史性误区。所以，进入二十一世纪初，出现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思潮。在反思各种思潮所存在的问题之后，为了使理论建构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为了使学术进路和思想理路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新传统主义认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应当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将偏离正确的方向，使之在当代的中国文化误区中步入更大的误区。所以，中国现当代的文化误区决定了应当首先进行正本清源。
就中国当代文化异化的原因及思想和学术的主要问题而言，可以用西化、极左和腐败进行概括。中国自“全盘西化”引发了文化专制之后，虽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改革开放，逐步摆脱了文化专制，走出了极左路线造成的腥风血雨，但是，因为改革开放主要限于经济体制，着眼于经济发展，没有在文化理路、思想和学术上进行正本清源，使之中国的当代文化进路仍陷于西化和极左体制所造成的误区之中，思想和学术仍在原有的体制之中继续生产异化的产品。非但如此，随着经济的改革开放，思想和学术也被商品化，体制化的思想和学术拒斥正本清源，在异化的道路上产生了严重的学术腐败。所以，没有进行思想和学术上的正本清源，继续以体制化及西化的思维方式进行文化异化，是中国现当代文化产生困境的本质性原因。
显然，在这样的氛围中，如果不对西化与极左及学术腐败进行正本清源，在思想和学术上必然产生非常混乱的局面。正因如此，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在关于什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上，某些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做出了各自不同的为我所用的歧解，其难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一以贯之，难能实现学术与思想的中和贯通，发展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将偏离正确的轨道。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为现代提供了丰厚而优秀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但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化进路却拒斥自身的文化资源，视传统为腐朽，以西化为价值取向，在异常的西化进路中，使中华民族失去了文化凝聚力，整个民族的素质急剧下降，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现代价值取向已经给中国带来人文及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在不久的将来，必然发生无法回避的生存危机。所以，当代兴起各种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以步出现代文化危机就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由学术理路所决定，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要求在复兴传统文化的进路中应首先解决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于现代被否定，既然被否定，为什么还要复兴的“悖论”问题。显然，就复兴传统文化的理论思潮而言，这是一个两难问题，是一个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悖论问题。如果不进行正本清源，就不能克服这一致命的“悖论”，就不能走出两难困境。可见，以任何一种当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都将使自身处于合法性的两难困境。一方面，由于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是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于现代取得合法性的，所以，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论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否定了自身的合法性。可见，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克服两难困境及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违背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否定历史传统而走上现代舞台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却要重新回到传统之中，由此表明其思想逻辑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所以，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论证复兴传统文化所存在的思想和学术问题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巨大的理论障碍，在没有解决上述问题之前，复兴传统文化的理论推定只能自相矛盾，其实质或是空洞的符号，或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的口号，以这样的理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于在本质上将再次断送中国文化。
虽然事物的存在必有其道理，但其理应符合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退出了历史舞台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相悖，是出现两难问题的本质性原因。可见，就学术思想理路而言，不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将混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根本不可能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性质。这样一来，不但不能从根本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从根本上进行正本清源，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首要问题。
由中国所处于的“全盘西化”的时代所决定，所面临的困境主要产生于西方文化所带来的种种理论误区，所以，要认识困境和误区的原因，要求在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等方面对西方文化进行正本清源。只有这样，才能对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进行追根寻源，厘清西方文化何以进入了“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的现当代历史，在西方已处于这样的情势下，中国又何以还要步入数典忘祖、激烈批判传统的西化之路。由此可知，正本清源的工作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要求贯通中西，以对中西文化的问题和应然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由此证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由此证明我们应承续的传统究竞是什么，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传统究竟是那些具体内容。
问题表明，以现代“全盘西化”的思想理路产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看法，无论是肯定或者否定，都是在思想误区中产生的推定，将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应当首先步出西化的思想误区。在步出西化的思想误区之后，还要解决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问题，其问题的本质性在于，既然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文化，何以于近现代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何以步入了西化之路。所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要求我们对所有问题、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正本清源。由于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学派林立，形成的问题错综复杂，也只有对其正本清源，厘清问题的本质性，推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才能为复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否则，将不可避免地“摸着石头过河”，难以使中国文化的复兴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
因此，与主张复兴理学或心学的某些复兴传统文化论有所不同，新传统主义认为理学或心学恰恰是失落孔子儒学思想体系的产物。问题表明，理学或心学的最大的理论误区是在《易》上，其虽然也把《易》作为群经之首，但由于在基本性上把《易》定为卜筮之书，不理解《易》的思想原理，所以只能断章取义的解读《易》。由于《易》居于儒学的基础理论地位，因此，对《易》的误解必然带来对儒学的种种误解。新传统主义以正本清源为基础，以形而中论哲学为钢领，认为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流派是孔子儒学和老子道学。儒道本一，儒学与道学中和贯通，而不是后儒所谓的“儒道相绌”。由中国的历史进路所决定，儒学在孔子之后出现了严重的误区。孔子为开创中国文化传统而整理出“六经”元典之后，由于其弟子不理解孔子修纂“六经”一以贯之的思想原理，发生了儒分为八的问题。由于暴秦燔书，使之在汉代开始重修“六经”，因而失落了孔子“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儒学思想体系。儒学思想史表明，从孔子弟子开始，后世儒家对孔子的思想一误再误，使儒学产生了多种流派，肢解了孔子儒学的思想体系。所以，就儒学而言，应当复兴先秦的孔子儒学而不能复兴后儒的儒学。显然，这需要以正本清源为基础，才能厘清孔子与后儒的儒学何以不同，从而在对中国学术思想史正本清源的基础上，厘清孔子儒学为什么能代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从学术和思想史的角度对儒学的正本清源表明，后儒对孔子儒学的误读，主要产生于对《易》思想原理的肢解。所以，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上，就儒学而言，应当主要以“六经”为本。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建构中，新传统主义同时主张复兴道学生命科学，以此为基础，建构现代的生命科学理论体系，为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从而以生命科学取代一切宗教的神道设教。
由中国文化于当代的困境所决定，无论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化的复杂性，还是认识其自身的思想逻辑，及其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类文化中何以处于优秀地位，这些都需要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进行正本清源，只有在思想和学术两个方面中和贯通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才能为复兴中国文化奠基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历史要求我们应当首先进行正本清源。我们必须在对儒学、对儒学的经典（当然，也包括其它思想流派及其经典）有了正确认识的前提下，才能作出明智的抉择。否则，只能陷在历史的误区中而一误再误。
由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的中和贯通所决定，首先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能够贯通中西，能够发现西方“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的本质性原因，能够在本质上证明中国哲学的优越性。否则，失去了哲学基础，就不会对中西文化所存在的问题有一个本质性的正确认识，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是纸上谈兵，或者是无的放矢，或者是另有所图。可见，离开了正本清源，就不会对中国哲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只能继续以西方哲学的理路异化中国的思想和学术（就象中国于现当代正在进行的那样），就不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本真的认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只能是主观的一厢情愿，而不会在历史进程中实现。进而论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对当代中国具有意义，还应在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等方面证明其世界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将使西方步出“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给出新的前进方向，只有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才有本体性意义，才能为中西文化重新塑造新的文化传统，为人类文化开出新的历史进路。
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哲学的中和贯通
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推定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历史进路，显然是在当代异化的中国思想和学术进路中作出的抉择，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所以需要在思想和学术上解决一系列问题。由于哲学在文化中的本体论地位，因此，应当首先对中国哲学的系统性和优越性给出理论推定，以此做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所以，以现代的学术思想进路转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定中国文化的思想体系，为复兴中国文化奠基理论，其基础性工作，是建构中国的哲学体系。换而言之，建构中国哲学，是能否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从而决定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复兴的关健问题。可见，中国文化的复兴，在本质的意义上取决于哲学的复兴，中国哲学的复兴，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前题。如果不是首先建构中国文化的哲学体系，没有可靠的中国哲学做为理论基础，则必然以肢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为其所用而论以复兴，而这种复兴绝可不能步出西化的思想理路。因此，新传统主义是以形而中论哲学为基础所提出的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形式，其理论体系包括哲学、科学与文化，以此完成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性工作。
对中国思想与学术的正本清源表明，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是“内化”性质。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开始，以对概念范畴的本体论与主体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的不断反思，外化出了哲学的思想方法，使哲学成为专门的学科，并通过历史的不断发展，形成了浩瀚的哲学文献，但因西方哲学最终没有解决本体论和主体论问题而于现代终结。中国哲学于春秋时期形成了成熟的思想理路，其思想原理内化于概念范畴之中，形成了以《易》为代表的内化的哲学思想形式。春秋以后的学术思想进路，只是不断的对其概念范畴进行解释，所谓“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即是典型的解释方式。就现代中国哲学进路而言，在没有对中国内化的哲学思想进行体系化的外化之前，仅仅以西方哲学的思想方法推定中国的哲学，是西化的方法，这个方法不但是对中国哲学的歪曲（如把中国古代某些思维方式推定为唯物、唯心或朴素的辨证法等），而且产生了所谓的“合法性”问题。西方哲学已经终结，哲学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化，然而，现代中国哲学研究却步履维艰。问题产生于“全盘西化”的思想方法：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进行的西化式疏解，脱离了中国文化自在的思想形式，悖离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推定。
思维方式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文化产生于自在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及其基本规律只能自在于自身的思想原理之中，以任何外来文化的思想原理进行解构，将产生思想及文化的异化。所以，要准确的把握中国哲学，应当对中国文化经典的思想形式进行哲学外化。显然，外化不但需要正确的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应当与西方哲学的思想原理中和贯通。在准确把握人类的思想方法和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形成方法论是“承诺推定法”。[3]以“承诺推定法”推定的中国哲学是“形而中论”。[4]以“形而中论”为哲学基础形成的中国文化体系由形而下、形而中和形而上所组成，其与形下性的西方文化具有本质性的不同。以形而中论的哲学思想体系反思西方哲学，表明西方哲学的理论建构不但没有走出形而下的困境，而且因形而下的本体论困扰使哲学终结。因此，中国的形而中论哲学将为西方哲学走出困境指明方向，并由此建立人类的哲学思想体系。
形而中论哲学认为，从人类存在的所有问题的自在性为出发点，应当把问题归结为人是什么及人的存在与世界存在的基本关系问题，即所谓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由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呈现出哲学困境，使人类在不断产生的异化中加深问题的严重性并带来新的、更多的问题。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时代在呼唤哲学，哲学的革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5]由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具有人类的共性，从而使哲学具有共性，这是产生人类哲学的逻辑起点。而问题是，既然不能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进行解构，同样也不能简单的用中国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西方哲学进行的解构。而哲学的共性则要求中西哲学产生于具有共性的思想原理，显然这是一种能够融贯中西的思想方法，而上述的“承诺推定法”，即出自于中西思想之共性。由于中国古代文化中根本没有哲学这种学科形式，所以，对中国文化中的智慧作出哲学上的推定（就象西方哲学家对西方文化的智慧所作的形式化推定那样），在智慧的学科形式性上，是推定中国哲学的逻辑和形式。智慧使哲学产生，但智慧并不是哲学。哲学在其本质性上承诺着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三者的统一将形成自恰的思想体系，此乃“承诺推定法”的基本原理。可见，“承诺推定法”源于中西哲学自在的思想原理。
根据“承诺推定法”，对中国的思想形式进行范畴、形式和逻辑推定，推定出了由本体论一以贯之的哲学思想体系。由于中国哲学的内化性，使之形成哲学的学科性建构，是对范畴内化的逻辑与形式进行主体性和本体性的推定。《易》代表了中国哲学理路的基本形式，以“承诺推定法”对《易》的思想原理进行外化，形成的理论体系即“形而中论”。《易》哲学理路的时空方式性和西方哲学理路的时空形式性，能够以“承诺推定法”进行“中和贯通”，表明了时空是思维的生成方式，时空是人类思想的基础。所以，对于人的存在和认识的本体论根据，“形而中论”把时空推定为本体和主体的“形而中性”，其基本命题可简单陈述为：1、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或形式。2、时空是本体的自在方式或形式。3、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理论建构的逻辑基础。4、 时间和空间是主体形而中的自为，人类的理性是以时间和空间为基础的自在与自为。[6]
“形而中论”哲学的主体性为“时空”之“形”，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所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7]形而中者之谓人。《易》哲学思维是以“卦”作为形式的，“卦”的认识论原理表现为形而中的方式，“卦”作为存在与思维的中和，是时空的方式性。因此，就主体认识的方式性，为“形而中者谓之卦”。[8]因为“卦”代表了主体的认识，所以，认识与存在的统一，决定于“形而中者之谓人”。[9]“形而中”是人存在的本质性，其思想的主体性是“形而中主体之谓神”。[10]“卦”是主体思想的中和方式，由此表明《易》之“中和”方法。“形而中者谓之卦”，是用“卦”承诺形上和形下、承诺“道”与“器”的形式和范畴。“形而中者之谓人”，主体通过“卦”推定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形而上”和“形而下”、“道”和“器”、“卦”和“形而中”，实现了主体与本体的统一。因此，“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之谓人”的统一性表明，“形而中论”实现了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
“形而中论”表明了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时空方式性，而西方哲学本体论则表明其时空的形式性，由于时空本体论的不同，从而使中西哲学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原理。“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表明，中国的思想方法是对时空的中和统一，是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西方的思想方法是对时空进行的对立统一，是时空的形而下的形式性，所以不能以形而下的西方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哲学命题、概念和范畴解读中国形而中的思想原理。然而，“形而中论”哲学思想原理却能够对形而下的西方哲学进行“中和贯通”，从而表明中国哲学博大精深的思想能力。
由“中和贯通”所决定，对以儒道经典文献（主要是“六经”和《道德经》、《庄子》、《内经》等）的“形而中论”哲学解读，给出了复兴中国文化的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一以贯之的证明，并对中国文化何以能贯通西方文化进行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证明。“形而中论”哲学的“中和贯通”，在哲学上解决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和主体论的非同一性问题，在文化体系的建构上，形成了为解决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科学的思想体系，从而步出了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宗教三元分立的局面（只所以三元分立，是因为其分头解决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而不能相融为一个贯通的思想体系。由于存在这些问题，西方的哲学、科学和宗教——广义的文化——因此而终结）。所以，“中和贯通”不但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透彻理解、更是在对西方文化透彻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方法。以“中和贯通”为思想方法，打通中西哲学和文化，产生普适的人类哲学和文化，将为人类的未来开出新的文化传统。可见，由“中和贯通”所决定，“中学西渐”不但是历史的需要，也是逻辑上的必然。换而言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进路出于西方文化中带来的种种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历史需要则决定了西方只能运用中国文化，从而使“中学西渐”成为一个自在的历史过程。
问题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而中国文化的复兴，则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西化的思想方法无论如何也不能表明中华民族的思想能力。中华民族的思想载体只能是自身的文化，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则妄论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哲学是复兴中国文化的理论前提，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现形式。显然，这是一切有志于中国文化及民族复兴的学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文化大同
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性，而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人类性。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不具有人类文化的基本性和普适性，所谓的复兴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换而言之，只有在深切认识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与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在发现问题的本质性以寻求解决的办法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根本意义，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才能在本质上理解为什么要复兴和怎样复兴中国文化。
人类自进入现代以来，社会的发展进路是以西方文化为主流模式。由于西方文化的形而下本质性，其虽然在形而下的现实关怀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但于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却无能为力，使人们仅仅为最大满足形而下的现实需要而贪婪的掠夺自然资源，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因而使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不断反思批判其文化问题，由此也表明现当代中国文化陷入了双重误区：西化性误区和历史性误区。由这个双重误区所决定，进而导致了中西文化的现代悖论。这个悖论的形式如下：“中国文化在现代虽然已经让位于西方文化，可是， 现代西方文化的‘后现代’批判反思说明了其对世界、对本体及主体的认识存在着不能解决的根本问题，‘哲学的终结’和“、‘科学的终结’暴露了西方文化不可克服的危机。可是，在西方不断对现代文化进行‘祛魅’、进行反思批判，进行自我否定的同时，而中国却不竭余力的进行现代化，进行西化。然而，就在中国反传统的同时，许多西方思想家却敏锐的指出，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克服西方文化的危机。由此又表明了中西文化的现代悖论。”[11]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出现代悖论，能否复兴，取决于其能否解决西方文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西方的哲学与科学已然终结，宗教失落，由此引发了西方的文化危机，中国文化只有在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个方面超越了西方文化，才具有复兴的现代意义。这就是说，以哲学、科学和宗教为形式，推定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特质”，其理论“特质”应当解决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中的问题，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会对人类的未来产生积极意义，中国文化才有复兴的必要性。所以，应在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个方面推定中国文化的特质。上论表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具有本质性的不同。由哲学所决定，中国的科学与宗教也与西方具有本质性的不同。
中国科学的特质是形上性。所谓科学，是由客观性、实证性和可操作性作为特征的学科形式。与西方科学不同（由主体和客体的二元论所决定，西方科学在形下性的方面建立了科学思想体系，以形而下的科学原理，促进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同时为人类掠夺自然资源，提供了强大的工具，使人类社会步入灾难性的生态环境，从而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中国科学以儒学和道学为理论形式，拒斥形下性，提出了“君子不器”[12]的理论命题，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为理路，使主体与形而上之“道”中和贯通，形成了形而上的科学思想体系。形下性的西方科学主要是对客体及物质世界的认识，形上性的中国科学则主要是对主体及生命存在的认识，其本质性是关于生命的科学。形上性的生命科学原理是主体的“形神中和”，[13]从而实现了“以至于命”的价值取向（形下性的西方文化虽然也有生命科学，但因其把主体的生命客体化，使“形神二分”，所以，其不但不能实现“以至于命”，而且使生命在客体化的操作中失去生命存在的价值）。春秋之后，中国的生命科学不断发展出成熟的中医学和以丹道为代表的道学，成为人类文化中独特的学科形式，成为解决人类终极关怀问题的极为重要的科学形式。儒学则以“以至于命”作为生命科学的理论形式，但因后儒的误解而失落。应当认为，通过正本清源，明确认识儒道本一的科学原理，在步出后儒的理论误区之后，儒学将为人类生命科学的发展，为解决终极关怀问题，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宗教的特质是人文道德教化，而西方宗教则是上帝教化，所以，不能以西方宗教的形式和内容推定并定义中国的宗教。如果以宗教的社会效用论之，中国本土的“宗教”是道教和儒教，以道教和儒教为主体的中国宗教与西方宗教具有本质性的不同，道教和儒教的本质是主体（人的自为）超越性，而西方宗教则是客体（由上帝决定）超越性。随着西方理性的没落，西方宗教出现了危机，上帝和人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人们陷入形而下的自私自利的进路中，无限制的掠夺自然资源已经给这个世界带来空前的危机。中国道教和儒教的人文道德教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在解决终极关怀的问题上提供了科学的参照系。道教与儒教的主体（人的自为）超越性，使本体与主体中和贯通，主体的可操作性和超越性由形上性的生命科学提供了保证。中国近现代的西化进路，把道教和儒教等同于西方的宗教，显然是错误的。所以，以形上性的科学理路推定道教和儒教的超越性，使宗教与生命科学中和贯通，最终使宗教消亡，是当代“宗教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中国的哲学、科学和宗教表明，中国文化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穷理于形而上与形而下，尽性于形而中，知命于形而上。穷理于形而下而生养万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尽性于形而中使人安身立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知命于形而上而厚德载物，生生不息。中国文化因而能化成天下，使天下文明。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所决定，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是哲学，进而以哲学为基础推定的科学、宗教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医学、军事学等学科。显然，以形而中论的中国哲学为指导思想，以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推定人和世界的存在方式，使本体论与主体论中和贯通，进而全面推定思想文化的理论体系，形成与人类生存本质相统一的文化建构，使人类的生存方式与自在统一，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路。
总之，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承续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并对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进行彻底的反思批判，吸收其优秀的文化形式，中和贯通人类文化中的优秀的理性形式，完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形成新的文化建构并于现代复兴，实现中学西渐，开创人类文化的新传统，使人类文化实现大同，是新传统主义的理论目标。
历史将表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以后，通过中学西渐，中国文化将成为人类的主导性文化，将使人类历史向真正文明的路向上发展,中国文化将为人类做出卓越的贡献。
注 释
[1]参见拙作《新传统主义与中西文化》。载《恒道》第三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
[2]《易•说卦传》。
[3]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4]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5]《易•系辞传》。
[6]参见拙作《哲学问题在当代和《周易》哲学观诠释——形而上学与形而中论》。载《周易研究》1998年第2期。
[7]《易•系辞传》。
[8]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9]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10]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11]鞠曦：“编者前言”。《恒道（第二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范文3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
中图分类号：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3－0116－05
从上世纪末开始，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传统文化热。关心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学术团体相继成立。西方国家一些思想家也希望复活东方文化传统并使之现代化，用来消除工业文明带来的一系列恶果和弊端。但是，传统文化是一个纷繁复杂的体系，它并不能自然地适应现代社会的环境与需求。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使其在当代获得新的活力，对于当前的精神文明与文化软实力建设意义重大，也是文化大发展与大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方法论是传统文化现代化成败的关键，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科学的批判和抽象的继承
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内容之一是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成分而摒弃其糟粕。而传统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何做到在继承过程中既不遗失精华，又能很好地去除其糟粕呢?事实上，关于继承传统文化的方法论问题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我们不妨从历史上发生争论的两种观点入手来探讨这个问题。
关于如何继承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法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他所提倡的这种方法称为批判继承法，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一种态度，也是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时所一贯遵循的一种原则。
然而，批判继承法所表述的内容比较宽泛，仅仅给出了继承传统文化的一种态度和一般性原则，对于怎样继承的问题并没有给出解答。实际上，任何思想遗产的继承都是一种批判的继承，都要经过取舍和转化的过程。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批判继承’乃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仅只是停留在此原则的一般性上，就既谈不上‘批判’，也谈不上‘继承’。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任何思想理论意义上的继承都只能是一种批判继承，都要经过某种取舍、过滤、转化和重构。”而当我们面对具体的需要批判继承的对象时，究竟应该怎样进行批判和继承呢?冯友兰对此进行了探讨，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借鉴意义的方法：抽象继承法。
冯友兰是在谈论继承传统哲学命题时提到抽象继承法的，但这种方法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普遍意义。他认为中国哲学史中的有些哲学命题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为抽象意义，一为具体意义。他对哲学命题作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的区分是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有些道德是跟着社会来的，只要有社会，就得有那种道德，如果没有，社会根本就组织不起来，即使暂时组织起来，最后也要土崩瓦解。有些道德是跟着某种社会来的，只有这种社会才需要的，如果不是这种社会，就不需要它。前者我称之为‘不变的道德’，后者我称之为‘可变的道德’。”他认为某些道德是具有超越性和普遍性的，而如果要根本否定了这一前提，那么对传统的继承也必然会成为一句空话。冯友兰提出的道德的超越性和普遍性，实际上是给出了继承传统的一个前提。有学者指出：“肯定有某种一般性的道德，也就是肯定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性，肯定某些文化价值的超越性和普遍性。根本否定这一前提，所谓‘继承’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的意义就在于此。”冯友兰对哲学命题所作的这种区分，其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哲学领域，实际上是对如何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和具体的探讨，提出了一种思路，触及到了在当代如何继承在封建社会形成的传统文化这样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学术界比较强烈的反响，许多学者对此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这种学术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
事实上，批判继承与抽象继承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种对待传统文化的方法，关于这一点冯友兰有过这样的解释：“其实，抽象继承和批判继承并没有冲突，也不相违背，它们说的是两回事。批判继承说的是继承要有所选择，于我有利的就继承，于我有害的就抛弃。这说的是继承的对象的问题，说的是继承什么的问题。抽象继承法说的是怎样继承的问题。批判继承选择了继承的对象以后，就有个怎么样继承的问题，它讲的是继承的方法。”
客观地讲，批判继承主要讲的是一个态度和原则的问题，它主张在继承传统文化时要有选择的进行，它可以防止在继承传统文化过程中的照单全收的倾向，而在实践中有可能产生批判多、继承少的问题；而抽象继承法则讲的是怎样继承的方法问题，它有珍惜传统文化的意图，对于继承和保护传统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实践中也可能产生泥沙俱下的后果。对此，不少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朱宝信认为：“‘批判继承法’重在批判，这种方法运用的实际后果是传统文化在社会中几乎被人遗忘；‘抽象继承法’则重在继承，其抽象性不过是达到继承的一种手段。……抽象继承法能够伸张语言的民族性、普适性和历史性，传统文化才能走进当代中国，即达到历史与现实的交融。而按照批判继承法，传统的内容只能(绝大部分地)被拒于当代中国之外。”郭建宁指出：“从历史上看，讲批判继承，结果往往是只有批判，没有继承。讲抽象继承，又往往不加分析，对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的区分比较忽视。总的情况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通行批判继承法，拒斥抽象继承法。80年代抽象继承法强势反弹，长期盛行的批判继承法则被搁置一边，很少提及。90年代有人重提批判继承法，指出抽象继承法的不足。”
笔者认为，批判继承法与抽象继承法两者在实践中是互补的，只有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继承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这里我们不妨称之为“批判的抽象继承法”：即既要根据批判继承法的态度和原则摒弃传统文化中那些过时的糟粕的内容，也要利用抽象继承法提供的方法充分地继承和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内容。只有做到科学批判和抽象继承的统一，才能既不传承糟粕，又能把传统文化的精华发扬光大。
二、与马克思主义实现有机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的科学的思想体系，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离开马克思主义谈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不科学的，其结论也必然是不完善的。可以说，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是传统文化完成现代转型，在当代充分发挥其建设作用的必然。
从历史的角度看，传统文化基本适应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生长环境，影响和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理念和价值观受到了近代西方文化理念的冲击，其自身的缺点也暴露了出来。比如：传统文化缺乏民主意识，而民主意识正是现代政治理论的精神动力所在；传统文化诸多人际关系的伦理原则有着强烈的等级意识，而这与现代的平等意识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传统文化推崇德治，对法治强调不够；等等。可以说，传统文化的一些理念与价值观并不能完全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它的现代转型势在必行。而经过一个多世纪现代文化的冲击与浸润，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着力发掘的传统精神资源，主要与理性、科学、民主、自由等现代精神相联系。那些与现代精神背道而驰的内容，也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可以认为，传统文化在基本价值取向上已初步实现了由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化。但由于文化的惯性，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依然任重道远。而要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不是对传统文化固有的内容做任意解释，也不是用西方文化模式随意改造传统文化，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立足于现代社会需要，使传统文化中那些可以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部分得以发展。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内容上有许多共通之处，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便利。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具有相通之处。中国哲学重视习行践履、强调主观能动性的特点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认识论也有某种相通之处。另外，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具有相当的局限性，但也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等观点有相通之处。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有相似之处，两者在当前的和谐社会构想中产生了共鸣。在共通的基础上，传统文化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在多个层面上，以多种方式进行结合。首先，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对传统文化的一些理念进行改造，在保留传统文化特色的同时又使之具有科学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的结合就是这方面的范例。提出的“为人民服务”思想，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和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典范。其次，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赋予传统文化中一些价值理念以时代内容，创造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体现传统文化特色的新概念和新范式。小康社会的提法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小康”是一个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范畴，经由邓小平的诠释而完成了其内涵的现代转换，“小康社会”理论已经成为一个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理想图式和现实指向的纲领。再有，可以使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化形式表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使其充分发挥对中国建设实践的具体而实际的指导作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范例便是对“实事求是”一词的借用。“实事求是”一词源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其中有“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之语。对“实事求是”做出了一个全新诠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这一民族化、中国化的语言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的精确概括。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不仅仅是理论发展的需要，更是实践发展的需要，两者的结合不能脱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产生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需要，也决定了两者结合的内容和方向。历史和实践的经验显示，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在革命时期，实践需要是鼓舞人民的斗志，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所以，当时两者的结合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舍生取义等精神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结合。而在当前的建设时期，实践的需要是保持稳定的政治局面，大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需要传统文化的和谐成分与马克思主义建设理论之间进行多种方式的结合，充分发挥它们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指导作用。而这也正是建设和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文化的发展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就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也离不开传统文化。对于一个社会来讲，人们认识并接受某种外来思想时，总是以一定的观点作为视界来对其进行评价然后才能采取接受或者拒绝的态度，而这种作为视界的观点则来自于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只有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相融合，扎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才能根深叶茂、开花结果。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都必须穿起本民族的服装。马克思主义虽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毕竟是产生于西方的文化，它本身并不能自动地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内容到形式都真正转变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更好地发挥其指导作用。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及其每一个阶段性的理论成果，都包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内。思想的发展和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真正走进了中国，在此基础上经过不断的探索，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们都是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崭新的马克思主义。
三、弘扬特色与综合创新
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已经内化成为国人的一种思维习惯，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它深藏在每一代人的深层意识中，对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特色和优势对于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意义重大。可以说，特色是一种文化的立身之本，只有具有一定特色的文化才能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和交锋之中不被淹没并且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传统文化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民族特色的内容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中的瑰宝，它们相对于西方文化来讲具有一定的优势，在当今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重要的价值，可以起到与西方文化融合甚至是纠偏的作用。比如，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西方文化注重个人本位，而中国文化则凸显了关系本位的伦理规范。不可否认，个人主义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是西方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个人主义中包含了某种原子主义的倾向，它的兴起尤其是被极端化后也给现代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的关系本位非常强调一方对于另一方所应承担的义务，这为推进人际关系走向和谐的理想境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念。再比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持人类中心主义的宇宙观，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持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人类中心主义的宇宙观导致了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则有助于走出这种困境。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在思维方式上重直觉、辩证思维、中庸之道；在方法论上重综合，强调相互联系；在人生观方面重视立业、重德轻利；在价值观方面主张国家为上，爱国主义；在道德观上讲求仁、义、礼、忠、孝、和为贵，等等。传统文化的这些特点是需要我们重视并加以发扬光大的。
当然，传统文化中也有一些消极成分，而且影响极大，在实践中需要谨防其负面作用的发生。众所周知，继承传统文化要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然而，仅仅有批判的态度还远远不够，因为传统文化中这些消极成分具有很强的顽固性。这些内容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思想世代传承，而是已经内化成一种民族心理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举止行动。比如，人们都明白法大于隋的道理，但现实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案件难以执行等现象比比皆是，追根溯源，都与传统文化中“重关系、讲人情”的理念有一定关联。因此，不仅要对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成分有清醒的认识，还要对它的这种顽固性与潜移默化的影响保持清醒的头脑。
然而，在传统文化的当展中，仅仅弘扬其特色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不断地发展与创新。在全球化条件下，传统文化需要积极与外来文化进行交流，借鉴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以促进自身的发展。对其他文化的借鉴和吸收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封闭的文化很难适应国情和时代的需要，更谈不上创新和发展了。著名哲学家罗素1922年在《中西文化比较》一文中曾经说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中，各种文化都可以获得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从而实现共同发展。西方著名的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曾经指出：文化的多元性是推动人类进步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是人类文化进步的一种重要动力。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遇到更先进的文化，在冲突与融合中才能创新和发展。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看，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海纳百川的博怀，我们的祖先曾经克服种种困难去发展同世界其他各民族的交往，而这也正是中国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重要原因。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在抵御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同时仍然不断地学习西方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实践过程中更是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经验表明，对外开放、学习其他文化的长处会推动自身的发展，而拒绝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必然影响自身的发展与创新。
坚持并弘扬传统文化的特色与在交流吸收中进行创新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保持特色是交流借鉴的基础，交流吸收是为了更好地弘扬特色。国学大师张岱年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继承与创新的结合。他认为，创新决不是传统文化的断裂，而是优良传统的继续和发展，而综合中西文化之长，融合中西文化为一体，这才是真正的创新。“综合创新论”要求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古代文化以及近代文化，正确认识人类文化的全部成就，同时更要发挥创造性思维，进一步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奥秘，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建立新的文化体系。这一任务是巨大而艰难的，然而前途是光明的。具体说来，所谓“综合创新”有两层含义，一是中西文化的综合，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综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与近代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二是中国固有文化中不同学派的综合，包括儒、墨、道、法各家思想精华的综合以及宋元明清以来理学和反理学思想的综合。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为我们在当代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指明了道路。笔者认为，“文化综合创新论”揭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体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和规律。可以肯定的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形势下，在弘扬传统文化的特色和长处的同时吸取各种先进文化的长处，走综合创新之路，符合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7-708.
[2]郑家栋，冯友兰“抽象继承法”之我见[A]，郑家栋，陈鹏选编，解析冯友兰[C]，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22.
[3]冯友兰，三松堂自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4，299.
[4]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43.
[5]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242.
[6]朱宝信，论研究和弘扬传统文化的两种态度[J]，青海社会科学，2003，(1)：32.
[7]郭建宁，的文化观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几个问题[J]，河北学刊，2003，(9)：74-79.
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范文4
关健词：高中美术；传统文化；教学改革
一、高中美术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高中美术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之一是――西方美术教育的输入导致我们用西方人的眼光来审视东方的事物。这种所谓“科学”的观察方法，导致美术文化归属与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淡漠。问题之二是――片面地注重艺术上非理性观念，认为美术作品是一种注重天赋灵感的自然创作，无需美术文化理论。这种理念忽略了艺术是以理性为主导的，美术创作不仅强调个性与激情，还应在规律、准则方面表达人的精神理想。问题之三是――当今美术教育过于注重技法而忽略传统理论。忽视了美术理论是区别高中美术教育与小学美术教育的关键所在，没有美术理论的介入就不能称之为完整的中学美术教育。
高中美术教学中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导致学生偏重技法的学习，而忽视民族文化的培养；偏重于造型元素的认知，忽视民族美术元素的继承；偏真实写生，而忽视感性理解与理性分析的结合。所有这些对美术基本理论体系的忽略，将无法使美术教学接近认识和全面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将导致我们丢失民族美术的记忆。教师只有充分尊重民族美术传统理论和传统美术思维方式，在教学中增加广泛的美术系统文化和中国传统理论的内容，重视领悟民族艺术的神髓，才能构成高中美术教学的新体系。
二、高中美术教学中如何运用中国传统美术理论
1、建立美术文化的教学理念，培养完美人格。中国传统绘画十分重视艺术审美认识、人文启示的作用。对人格的崇尚是中国传统美术所追求的重要人文内容。中国传统美术描绘自然的同时注重理想、情感 、志向等主观因素的表现。“抒情言志”“借物咏情”“言志喻德”构成了中国传统美术表现的主要内涵。因此，衡量美术作品的优劣，常常不在作品本身，而是在于画家的品格与修养。纵观中国传统画家，以雅人高士、英雄豪杰、读书明理者居多，他们所创作的作品能够达到以情感人、以情动人的目的，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审美情感与人文情结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达到人格的完善。中国传统美术教学就已经明确了审美教育的核心是培养人格、心性 、品德 、人文等重要方面。以传统儒、释、道哲学为主体的文化体系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美术精华在于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作品高逸的境界、超拔的精神、隽永的意味、精妙的笔墨是审视和衡量艺术品质高下的完整标准。缺失了其中的任何一方面，就相当于缺失了中国传统美术特有的艺术精髓。在高中美术教学中，教师要重视对中国传统美术观念审美认识和启示作用，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和审美趋向，引导其对真、善、美的完整追求。因此，教师决不能只培养学生掌握某些单纯技能，而是要在技法的训练中使学生领悟中国传统美术特有的人品与画品、心境与画境的内涵，并有意识地注重培养学生的学养、品格、气质和心性，使他们对形象的刻画、笔墨的运用忠实于自己的真挚情感。只有这样，才能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完善学生的人格，这也是当代艺术教育的方向。
2、优化课程结构，强调文化传承。高中美术特长生虽然经过一定的美术理论学习，但传统艺术文化修养还是非常欠缺的。学校艺术教育应当是一种艺术文化教育和情操教育。一个人不懂得本国的艺术史和世界艺术史，就不能说他懂得艺术。我们要通过加强传统美术文化的教学，提高学生对美术的理论研究能力。只有丰富广博的理论学识，才能激发艺术创造的灵性及胆略；只有正确深厚的思想修养.才能使艺术创造获得深刻的意蕴及不朽的内涵；只有纯真、高尚的人品，才能使艺术品具有高雅、脱俗的品格。课程结构方面在于理论研究领域的拓宽与介入，教师要把美术传统理论合理地安排在课程体系中，促进理论与实践的协调发展，这样才能使学生真正达到素质教育的要求。
3、解决重技法，轻文化的教学模式。强化教育的意识，避免将技能技巧作为唯一教育目标。建立以精品与经典为师的课程观，以历代精品名画作为摹写鉴赏之本，提高学生的眼力品味。教学的重点指向更为广泛的文化层面，教学目标更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修养。通过对中国传统美术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仅可以掌握一定的中国传统美术知识与技能，而且可以在学习过程中形成对中国传统美术文化的综合学习，包括中国传统美术方面的思维、表现、审美、评鉴、情感等品质。
4、解决单一的教学方法。我们要改变以往教师以练习为主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中要富于创新精神与自由表现的意识，开发学生的艺术表现、启发学生的艺术见解。在教学过程中适时地向学生作多方面的美术文化信息传达，形成以传授艺术为重点的课程设计。美术理论的教学应从理论讲述中解脱出来，融人课堂教学活动实践，在教学中通过与学生互动的方式使学生理解更多的美术文化知识，受到传统美术文化的陶冶。
5、建立合理的作业评价体系。不同学生在艺术表现上也有不同的能力，因而作业效果会有较大差别。教师在评价作业时要注重作业的内在处理与美学理解。有些表现能力欠缺的学生，但对美术文化的理解和接受能力会好些。他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较多，但是由于技法不够成熟，所以无法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艺术感受。但作为教师我们应及时发现并给予肯定，要鼓励学生对美术理论的思考，使他们增加学习美术文化的兴趣和自信，而不应以作业效果作为唯一标准来磨灭他们对美术思考和钻研的兴趣。我们的美术教育应该成为面向全体学生的美术文化教育。
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范文5
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1]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二者的产生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社会，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认识、反思、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在这个实践过程中得到发展、创新。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伴随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始终，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现状相契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必须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历史渊源。511.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客观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性。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具有特定的社会和时代背景，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客观实在在人们意识中的反应。它并不是悬浮于空的思想体系，而是在实践中，经过实践的检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理论，它解释了自然界及人类社会发展、运动的客观规律，这种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能被创造和消灭，只能发现规律，从而探索并利用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述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告诉人们要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地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理性地认识自然界、人及人类社会。这种理性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仅是一种思想文化，更是一种实践力量，能够在实践中释放巨大价值。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传播、发展、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力量之源。“科学只有从感性的意识和感性的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它才是真正的科学。全部历史都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作为人的人”的需要成为需要所做的准备。”[2]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主要在于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理论学说的重要特征。“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离开了实践，马克思主义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很难得以延续和传承。“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4]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立足于客观实践，在实践中探索中国道路，探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2.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巨大的包容性，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民族特色。它是中国历史长期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心理倾向和情感态度。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既包括儒、道、墨、法各家学说，也包括许多民间的文化，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重理论、轻实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征。儒、墨、道、法四个思想流派都是注重理论的探索和思考，但很少将理论应用到实践中来。专制的政治体制使得人的创造性被束缚、被压抑，很难释放个人潜能，也很难实现理论到实践的转化和超越。这也是中国近代社会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重要原因。比如儒家否定个人的的利益和权利，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5]要求人人君子，要求克己复礼，克制自己的欲望。朱熹进一步提出：“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6]注重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关心和帮助他人，热爱家庭、忧国忧民，做一个仁者，在儒家看来，做人的最高境界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这些思想家都在探索人性修养和个人情怀，并没有将其上升到实践的层面。纵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底蕴深厚，思想内涵丰富，尤其在个人修身养性和治国之道方面强调的比较多，这对中国人的性格塑造和形成以及政治的创新改革具有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但是，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需要冷静的分析和理性的思考，我国的传统文化既有促进社会发展，培养人们高尚品德和气节的精华部分，也有专制腐朽、压抑人性的糟粕部分。中华传统文化是与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的理论学说，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当下关于这二者的关系问题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流观点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和兴国之魂，所以必须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然而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当下的进步和发展是源于中国思想文化的本土化，这种本土化是中国整个思想文化的主流，引领着中国社会的进步”。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体现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思想的塑造根深蒂固，影响深远，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对它的了解、学习和运用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如何将二者辩证统一起来，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历史和人民的抉择，有其历史必然性。而且从各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学理基础和价值追求方面有诸多的契合点。我国著名的学者李泽厚就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性格非常符合中国人民救国救民的需要……重行动而富于历史意识，无却有治平理想，有清醒理知又充满人际热情……，这种传统精神和文化心理结构，是否在气质性格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上，使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呢？其别是，马克思主义主要作为一种历史观与中国文化心理尊重、历史经验、富有历史观念的历史情感，更有相互接近的地方”，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不仅适用于中国的基本国情，而且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马克思的人本思想和实践与我国传统的“人本思想”以及“人格道德化”一脉相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表现为二者的相通性。哲学理论的相通性，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渗透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老子的许多著作都揭示了客观事物对立统一的规律，“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想和，前后相随”，它不仅体现了对立面的统一，也强调了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虽然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有其局限性，但是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运动规律不谋而合，这种朴素的辩证法对人民的思想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它外化于人们的生产实践之中。这种思维方式的相通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治国理念的相通性，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注重将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我国现代著名思想家顾准认为：“中国几千来的政治一直是内法而外孔，以孔做羊肉，挂招牌，以荀或法做实际”。[7]面对中国的现实状况，必须通过暴力革命三座大山，以革命的力量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革和进步。由于人们受法家思想的感染和熏陶，这种暴力革命的改革方式更容易被民众认可和接受，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革命中的指导地位。人民解放途径的相似性，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被压迫阶级通过革命实现自身解放的理论武器。同样在中国社会历史上也曾爆发过数次农民起义，这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倍受压迫状态下的强烈反抗心理。两者都充分显示了人民对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的强烈追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在中国文化土壤上扎根、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途径
理论离开具体的实践必将失去真理性和价值性，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如果无法合理地解决现实社会中的问题，那么它必将被怀疑和否定。当下的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日益殷实。然而，这样的发展却带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人们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进程中出现的道德滑坡现象，有人说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收拾人心”问题。“收拾人心”必将通过思想教育和思想引导，单靠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或者仅凭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都无法很好地解决现实问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原因，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如何充分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重要课题。1.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的传统文化伴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它的许多理论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国情，但未必符合当今社会的发展实际。因此，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对其理性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使其在辩证的否定过程中得到扬弃，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解读，并适用于中国社会实践，从而增添社会的活力。2.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和社会思想的多元化，处理好主流和支流的关系。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任何思想上的错误倾向必将波及政治和经济领域。苏联解体就是惨痛的教训，这种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所导致的社会混乱值得我们深思。历史和实践都证明，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才能推进中国社会的繁荣和进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进一步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重视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和思想建设，但这并不排斥我们社会思想的多元化，我们依然可以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并内化为自身的行为，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3.推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理论品质，中国有着特殊的历史、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环境。马克思主义虽诞生于实践中，但是有些理论并不一定适应当下中国的实际，那么这就需要进行理论发展和创新，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新时期被赋予新的内涵，同时用新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基础去解读中国传统文化，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4.积极合理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传统、民族文化相融合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这既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也是实践基础上的文化创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将进一步推进，必将形成新的创新成果，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战略机遇期。5.科学处理二者的矛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形式，就是把中国传统的哲学内容融入现代哲学形态之中，使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精华能够在现代哲学的基础上更新、发展、成为对中国现代化有价值的思维方式，正是通过这种批判和改造工作，中国马克思主义创造了富有实践性、批判性和开放性的中国现代哲学，成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8]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凝聚着世世代代中国人民的心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人民对这种传统思想怀有深深的敬意，在现实生活中会积极努力学习传统文化的精髓，用传统文化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引领自己的人生追求。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在现实中的碰撞必定会产生众多的矛盾。从现实生活和实践活动的角度出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求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分歧，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也要努力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丰富二者的内涵，使二者在和谐有序中促进中国社会的繁荣与进步。6.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这个民族全体人民智慧的结晶，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世界异彩纷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极促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都是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为此，必须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选择。首先，必须充分发挥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其次要充分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使得二者在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的过程中共同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繁荣，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82.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6、60.
[4]选集：第1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82-383.
[5][清]刘宝楠.论语正义[M].上海：上海书店，1986:82.
[6]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3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26.
[7]顾准.顾准文集[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395.
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范文6
美术学专业教学体系中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导致学生偏重技法的学习．而忽视民族文化的培养 ：偏重于造型元素的认知．而忽视民族美术元素的继承：偏真实写生．而忽视感性理解与理性分析的结合 所有这些对美术基本理论体系的忽略．将无法使美术教学接近认识和全面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将导致我们丢失民族美术的记忆 教师只有充分尊重民族美术传统理论和传统美术思维方式 ．在教学中增加广泛的美术系统文化和中国传统理论的课程．重视领悟民族艺术的神髓．才能构成美术学教学新体系二、美术学专业教学体系中开展中国传统美术理论的对策研究(一)建立美术文化的教学理念．培养完美人格中国传统绘画十分重视艺术审美认识 、人文启示的作用。对人格的崇尚是中国传统美术所追求的重要人文内容 中国传统美术描绘 自然的同时注重理想、情感 、志向等主观因素的表现。“抒情言志”“借物咏情 ‘言志喻德”构成了中国传统美术表现的主要内涵 因此．衡量美术作品的优劣．常常不在作品本身，而是在于画家的品格与修养 纵观中国传统画家，以雅人高士、英雄豪杰、读书明理者张 强 (石家庄学院 050000)居多．他们所创作的作品能够达到以情感人 、以情动人的目的．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审美情感与人文情结 教育的终极 目标是达到人格的完善．中国传统美术教学就已经明确了审美教育的核心是培养人格、心性 、品德 、人文等重要方面。以传统儒、释、道哲学为主体的文化体系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美术精华在于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作品高逸的境界、超拔的精神、隽永的意味、精妙的笔墨是审视和衡量艺术品质高下的完整标准．缺失了其中的任何一方面．就相当于缺失了中国传统美术特有的艺术精髓在教学中．教师要重视对中国传统美术观念审美认识和启示作用．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和审美趋向，引导其对真、善、美的完整追求。因此．教师决不能只培养学生掌握某些单纯技能．而是要在技法的训练中使学生领悟中国传统美术特有的人品与画品、心境与画境的内涵．并有意识地注重培养学生的学养、品格、气质和心性，使他们对形象的刻画、笔墨的运用忠实于自己的真挚情感 只有这样．才能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完善学生的人格．这也是当代艺术教育的方向。
(二)优化课程结构，强调文化传承美术学专业的学生虽然经过两年的普修美术理论．但传统艺术文化修养还是非常欠缺的 学校艺术教育应当是一种艺术文化教育和情操教育 一个人不懂得本国的艺术史和世界艺术史．就不能说他懂得艺术。我们要通过加强传统美术文化的教学．提高学生对美术的理论研究能力．只有丰富广博的理论学识．才能激发艺术创造的灵性及胆略；只有正确深厚的思想修养．才能使艺术创造获得深刻的意蕴及不朽的内涵：只有纯真、高尚的人品．才能使艺术品具有高雅、脱俗的品格。
课程结构方面在于理论研究领域的拓宽与介入．教师要把美术传统理论合理地安排在课程体系中．促进理论与实践的协调发展．这样才能使学生真正达到素质教育的要求
(三)解决重技法，轻文化的教学模式强化教育的意识 ．避免将技能技巧作为唯一教育目标 建立以精品与经典为师的课程观．以历代精品名画作为摹写鉴赏之本．提高学生的眼力品味．教学的重点指向更为广泛的文化层面．教学目标更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修养。通过对中国传统美术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仅可以掌握一定的中国传统美术知识与技能．而且可以在学习过程中形成对中国传统美术文化的综合学习．包括中国传统美术方面的思维、表现、审美、评鉴、情感等品质。 (四)解决单一的教学方法
我们要改变以往教师以练习为主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中要富于创新精神与自由表现的意识 ．开发学生的艺术表现、启发学生的艺术见解 在教学过程中适时地向学生作多方面的美术文化信息传达．形成以传授艺术为重点的课程设计 美术理论的教学应从理论讲述中解脱出来．融人课堂教学活动实践．在教学中通过与学生互动的方式使学生理解更多的美术文化知识，受到传统美术文化的陶冶。
(五 建立合理的作业评价体系
不同学生．在艺术表现上也有不同的能力，因而作业效果会有较大差别。教师在评价作业时要注重作业的内在处理与美学理解有些表现能力欠缺的学生．但对美术文化的理解和接受能力会好些 他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较多．但是由于技法不够成熟．所以无法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艺术感受。但作为教师我们应及时发现并给予肯定．要鼓励学生对美术理论的思考．使他们增加学习美术文化的兴趣和自信．而不应以作业效果作为唯一标准来磨灭他们对美术思考和钻研的兴趣 我们的美术教育应该成为面向全体学生的美术文化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