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社会论文范文1
(一)空间的虚拟性
虚拟性是虚拟社会最主要的特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由以前的现实社会进入一个崭新的数字化空间即虚拟社会，从而打破了以往的局限于空间和时间的现实社会的束缚。在虚拟社会中，人们可以跨地域、跨空间的随意互动和交流，从而大大的扩展了人们的活动空间。这里的数字化空间，并不是真实的现实空间，而是存在于网络中的虚拟空间。只要参与主体拥有一台电脑或者智能手机，有网络服务，就可以在网络中任意遨游，随意的进行交流沟通、求职购物、娱乐等。
(二)身份的隐蔽性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现在互联网中聚集着世界各国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并且随时更新并可供人类查看使用。所以，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公民，只要拥有相关网络设备，会使用网络，就可以不限时间和地点的在互联网上查看自己需要的信息，并表达自己的看法。世界各地的人们尽管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宗教信仰及生活习惯，但通过互联网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虚拟社会的参与主体也变得多样化。在参与虚拟社会的过程中，一般参与主体自己不会透露自动的个人信息，相对于网络其他主体而言，他们的身份是隐蔽的。在互联网中，人们不在乎对方的相貌、性别、年龄、职业、经济状况、社会阶层等个人信息，只要是自己乐于交往的人，都可以进行交流互动。与现实社会中面对面交流不同，在虚拟社会中，利用计算机网络即可实现人际交往。由此可知，与现实社会相比，虚拟社会具有较高的隐蔽性。
(三)交往的互动性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想要进行互动，就必须满足在相同的时间和地点见面才能进行。而有时碍于多方面影响，互动双方因不能满足时间和空间的要求而无法进行及时有效的互动。但在虚拟社会中，这种局限性被打破，时间和空间已不在是局限互动双方进行互动的障碍，通过互联网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互动，这是现实社会所无法比拟的。在虚拟社会中，一个人可以同时和多个人进行交流沟通，而且不仅仅是文字沟通，还可以进行语言和视频交流。这就最大程度的满足了人们对沟通和互动的需求。
(四)服务个性化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无线网络的发展，移动互联网以手机、笔记本等电子产品为载体，将移动通信和网络紧密融合在一起，与此同时也将报纸、电视、通信设施、网络等整合在一起，移动互联网已涉及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在互联网虚拟社会里，可以不受现实社会中诸多因素的制约，自由地、随时随地地在网上进行各种活动。这也就要求虚拟社会应具有很强的空间环境适应性和高度的动态组织性。而要实现这些功能，虚拟社会就必须突出其个性化服务，应以用户为中心关注用户信息需求。
二、虚拟社会管理法制建设现状
(一)虚拟社会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层次较低
从我国目前的立法现状看，虽然关于网络管理立法已为数不少，且随着当前社会形势的变化也在不断改进和增加，但是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大多数是由各部委级机构所制定的行政规章，而由人大制定的法律法规却很少。从法的效力上而言，因立法层次较低，其法律效力也就相对要低一些。以我国《刑法》为例，只有第285、286和287条这三条是涉及到计算机犯罪的，而且第287条指的是将计算机作为犯罪的手段和工具，不是针对计算机犯罪而新增添的罪名，是针对传统的包括盗窃罪和金融诈骗罪等在内的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兜底。
(二)虚拟社会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过于笼统
由于相关的法律法规大多是由各部委级机构所制定的，立法主体多，各部门及各部法律法规之间就缺乏相应的系统性和协调性。现有的关于计算机网络犯罪的各部法律法规对网络违法犯罪的认定过于原则、笼统，缺乏可操作性;网络犯罪的罪名认定、犯罪证据的调查和获取力度不够、信息安全、个人隐私、网上知识产权和网络虚拟财产保护不足;犯罪后果和实际损失缺乏评估标准、网络犯罪案件的管辖权划分问题更是无法可依。
(三)存在法律空白和盲点
随着计算机网络应用的普及，由此引发的法律问题也越来越多。虽然说我们的传统部门法已相对完善，但是面临新问题时比如“人肉搜索”、“艳照门”、“黑客袭击”等，传统部门法就显得力所不及了。而我国对虚拟社会中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的管理和处理，主要是以一种规则规范或实际监管“不在场”的模式运行的。目前我国缺乏专门针对虚拟社会的社会准则和法律规范，甚至于一些领域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比如对犯罪后果和实际损失的评估缺乏标准，在涉及管辖权划分时缺乏依据等，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做出界定。
三、加强虚拟社会管理法制建设
虚拟社会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虚拟社会的特征决定着虚拟社会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用户信息的隐蔽性。这就使得一方面通过网络更容易进行违法犯罪，犯罪成本比在现实社会中进行违法犯罪的成本更低;另一方面因相应法制建设较为落后，使得打击网络违法犯罪变得更加困难，且打击成本高昂。网络安全关系到人们生活的多个方面，更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全。因此对虚拟社会必须依法管理，必须加强互联网安全立法以确保虚拟社会合法有序运行。
(一)专门制定网络安全基本法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制定网络基本法律，不管是部委还是地方在互联网立法时都缺乏相应的立法基础。因此互联网立法应首先制定基本法律以对网络的基本问题做出统一规定，这样才能更好地治理网络空间，维护网络安全。制定基本法之后，各部委和地方在进行互联网立法时才能减少相互之间的冲突，实现“全国一盘棋”。在这部基本法中应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明确网络信息的定义、网络治理的基本原则等基本问题;二是明确网络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三是明确相应法律责任。在制定基本法的基础上，各部委和地方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台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法规和规章，以使基本法在实践中得到较好的实施。
(二)完善现有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目前已有一些网络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但是存在着立法层次低、规定过于笼统等问题。而当前信息技术更新换代速度快，网络问题也是层出不穷、不断更新，因此没有必要每当有新情况新问题出现时都要制定新的专门法律法规来约束。可以通过对原有法律法规进行修改或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来约束、解决相关问题。这样一方面降低了网络技术的更新对现有法律法规造成的冲突，另一方面也降低了立法成本。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完善时应注意结合网络技术的特点，使法律法规与网络技术进行有效衔接。
(三)所制定法律法规应具有可操作性
法律社会论文范文2
(一)农村科学发展的现实要求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终身学习已经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不断学习已经走上致富之路。然而，那些贫困山区脱贫的步伐却依旧缓慢，经济发展不起来甚至进入死循环。很多农民固步自封，不愿意学习新东西，对国家的法律法规漠视不理，继续粗放式发展生产，从事不利于自身健康、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工作，这与整个新农村建设的科学理念、和谐氛围格格不入。因而，为促进农村社会管理与治安稳定，形成淳朴民风村风，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社会化迫在眉睫。
(二)建设法治中国的客观需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因而，解决好农民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全面提升农民的法律素养，使其法律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将成为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也将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
(三)农民自身法律素养提升的应然要求
法律社会化，指通过主体与法律的交互作用，使个体的法律共性与个性共同形成的统一过程。一方面，通过法律教化，使主体在法律环境的作用下，掌握法律文化，造就法律共性;另一方面，通过个体内化，使主体积极作用于法律环境，选择法律文化，塑造法律个性。构建学习型社会，农民的学习问题值得关注。特别是针对当前我国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素养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现实，要提升农民自身的法律素养，着眼于促进农民法律社会化理应成为一个突破口。具体来说，促进农民法律社会化，就是使农民从自然人成为法律人，就是促进农民逐渐学会法律规范和法律行为并为现存法律体制所接受，就是促进农民法律态度、法律信仰、法律意识形成，也是促进农民理性认知、利用和改造自身所处法律环境，从而使山区农民养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习惯，形成积极学法、遵法的优良风气。
二、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社会化存在的问题及归因分析
当前，我国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社会化程度较低，主要表现在:农民法制教育严重缺失，没有法制教育的相关计划与安排;缺少专门的法律服务机构，农民接受法律知识的主要渠道是电视、报纸、网络等;存在一定程度的法律信仰危机，司法公信力较低，多数农民认为学习法律无用，或者认为法律程序过于繁琐;农民文化程度多为小学，法律宣传教育效果不明显;法制教育内容与农民实际生产生活关联性小，且法制教育以文本方式为主，教学方式陈旧不先进，农民对其不感兴趣。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根源，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农民习惯、干部乐意的“人治”历史传统
中国普通百姓有勤劳善良、隐忍、逆来顺受等性格特质，文化水平低且社会地位低，遇到棘手问题多是依赖别人，不习惯独立解决。由于“有事找干部”、“有事找政府”等传统思想盛行，农民平时遇到纠纷时，常寻求村里的“智者”调和，想不到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二)贫困山区多粗放式经营，经济相对落后
贫困山区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可用耕地较少，因而农民务农收入并不高，村干部经济较差，没有形成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思路，对村里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生产生活方式视而不见或者得过且过，山区经济发展一直跟不上时代步伐，仍旧是粗放式发展。比如，山区农民长期以来形成开山取石的传统，破坏了国家国土资源、矿产资源、原始森林资源，同时，造成生态失衡、引发地质灾害。
(三)地理环境受限，普法宣传不到位
贫困山区多处偏远地带，交通不便，县政府对其监管不力。一些乡镇从未组织过村干部学习法律，更没有采取措施要求干部自学或进行相关法律培训。比如，国家森林保护法、国家矿产开采法律法规、环境保护法、土地流转政策、国土资源保护与利用等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法规，政府并未深入进行宣讲，对农民宣讲也不到位，并未分析农民的实际接受能力与法律认同感。一些法律主管部门或者浅尝辄止，或者流于形式，在没有长期性规划的情况下便开始农民法制教育与宣传，导致成果不理想。
(四)农村干部阶层法律意识淡薄，不能很好地依法治村
虽然我国的普法教育已经进行多年，农民的法制观念有所提高，但是贫困山区农民的法制观念依然淡薄。很多乡村干部对法律一知半解，处理一些农村基层工作时，很少以法律的视角来考虑问题，常常以权压法、以暴制暴，甚至对一些积重难返问题放任自流。或者因为自身管理能力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部分乡村干部不依法办事，随意侵害农民合法权益，以权谋私，损害党在农民心中的良好形象。然而，农民却不懂法，常常无意识寻求合理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种现实对于干部法制观念的强化与农民法制观念的形成极其不利。
(五)农民本身文化层次低，接受法制教育的意识不强
贫困山区农民眼界受限，对外界的新鲜事物常常怀有抵触心理;为了养家糊口，平时除了干农活、打零工外，没有太多时间娱乐或继续学习提升，就算有一点农闲时间也常聚众喝酒、打麻将、闲聊等，对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了解多是随意，或者有一些对时事感兴趣的农民也常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专业的法律语言不理解，对法律程序、法律制度更是难以知晓;有时听村长宣传相关法律知识，也会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麻木心理，多数人认为，法律离自己很远，自己只要本分劳动就不会惹事端。
(六)法制教育培训少科学规划，多主体造成责任分化
从纵向看，虽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农民法制教育网络，但整个教育培训体系无统筹安排与长远规划，收效甚微。从横向看，目前涉及农民法制教育的部门众多，如组织部、宣传部、司法部、妇联、学校等，但是多方管理造成责任分化，没有主要牵头负责部门便无法保证农民法制教育的顺利展开。这使农民法制教育在实际的宣传与培训中，陷入零散、盲目、无头绪的混乱情形。
(七)农民法制教育内容滞后，方法缺少针对性
农民法制教育内容更多是法律条文的堆砌而非对文本的具体解读，更多体现国家强制性而较少关注农民实际的法制教育需求，内容多枯燥而少灵活性、专业性强而晦涩难懂，无法激起农民的学习热情。我国于2012年重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但在农民教育培训方面，各地方省市还缺少相关法律法规，这就使得农民法制教育培训本身操作性不强，法理性不够。教育培训方法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单向的传单发放，不关注农民的反馈意见;多采用墙报、村务宣传栏进行短期突击宣传，不注重长期宣传及后续跟踪。
三、成人教育促进农民法律社会化
许多学者对农民法制教育的探讨侧重从法律、教育、文化、新农村建设等视角，本文重点从成人教育促进农民法律社会化视角来分析农民法制教育问题并提出应对策略，具体表现在:
(一)总体思路分析
1．充分考量农民心理及农民学习实际。
在中国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影响下，农民形成了“安全第一”、“知足常乐”等生存伦理和价值取向。他们存有保守古板、小富即安心理，力图规避对基本生存形成威胁的风险。同时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农民又有脱贫致富、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在这种安于现状的保守心态影响下，农民形成了过分关心实际效果的学习理念，具体明确的学习目的;同时，因农民忙于农事而致使他们严重缺乏学习时间及学习空间。因而，在农民法制教育中，应凸显尊重体谅的人文关怀、身体力行的公平正义，而不是极端偏见下的过分说教、至高权威与随意指责;应自觉打破思维预设，敢于推陈出新，并积极引导农民破除麻木冷漠、保守愚昧等落后思想观念，帮助其充分利用时空资源，养成主动学习习惯，做好对农民进行长期法制教育的心理准备，真正将农民法制教育落到实处。
2．妥善处理个群关系，使之良性互动，各司其职。
在农村社会生活中，个人往往以家庭成员的身份参与活动。因而，以家庭为单位开展农民法制教育，充分利用家庭内部与外部人力资源、关系资源、隐性资源显得尤为重要。协调好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其良性互动，更方便地开展农民法制教育。法律宣讲团成员在进行农民法制教育时，应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为了避免工作过程中互相推卸责任，必须提前进行工作分工:集体成员商议后确立短期和长期工作方案，组织部负责培训的具体组织与实施;宣传部负责前期动员与宣传;编辑部负责法律材料的编写与修正等。整个团队应注意个人与群体的良好协调及互动，并在活动中确立工作理念，逐渐形成科学的工作流程。
(二)具体操作方案
1．准备:创设良好的法律学习氛围。
(1)宣讲团成员提前深入农民生活，收集农民生活中的现实法律问题(离婚打官司问题、房产问题、子女上学择校问题、土地使用、流转问题等)，以这些问题为原型设置问题困境并形成宣传资料，在培训开始前将其发给农户;(2)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进行普法动员;(3)由村委会组织村民观看法制类影片并穿插法律宣传片，充分激发农民学习法律的积极性;(4)将农民的实际法律问题改编成小品、相声等，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给农民以心灵的触动。
2．方法及计划:分阶段进行，循序渐进。
法国学者莱斯纳等人认为，成人在继续社会化过程中同时扮演继续社会化的客体、继续社会化的主体、继续社会化的施动者三种不同的角色。在此基础上，莱斯纳提出成人继续社会化的基本机制，分析形成了三类教学方法:以获得规范为导向的传授型教学方法、以个体发展为导向的帮助型教学方法、以对社会直接产生影响为导向的介入型教学方法。对农民进行法制教育的过程，实质就是农民继续社会化的过程。结合农民本身的文化水平，农民法制教育的培训工作应该分阶段实施，循序渐进地完成。(1)培训初期应多采用传授型教学方法，比如讲解法(分为一般法律知识专题和与农民相关的农村法律知识、政策法规等)、读书指导法(重点解读与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专业术语)等，侧重对农民基本与重点法律知识的普及，使其形成相关的法律概念与解决法律纠纷的图式;(2)培训中期应多采用帮助型教学方法，比如讨论法(讨论并学习借鉴农民身边熟悉的法律案件、纠纷的解决过程与审判结果，帮助农民理解法律问题的关键点及如何遵守法律法规)、心理体验法(有计划组织农民旁听县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会，让其身临其境感受法律公正、法律权威、法律维权，并在此过程中有针对性地教育他们)等，侧重培养农民的法制观念与意识、形成解决简单法律纠纷的能力;(3)培训后期应多采用介入型教学方法，以实际生活中涉及的具体问题为切入点，比如土地纠纷、村干部换届选举、婚姻财产问题等，侧重农民之间的互动，让其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争做“法律明白人”、“维权达人”。培训结束后及时总结并延续教学成果同样重要。经过集中式培训后，宣讲团要及时总结培训中成功之处及存在的问题，并在后期对村干部进行针对性培训，重点培养他们倾听农民心声、关心农民生活的习惯，鼓励他们及时发现并收集问题，帮助他们成长为农民的法律咨询员、调解员，最终促成村民与干部和谐共处、法律素养逐步提高。
3．内容选择:体现方向性，凸显地方性、时代性。
课程内容的选择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是一种文化选择。因此，农民法制教育的内容应符合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即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新时代农民。在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一致的前提下，教学内容的选择更应注重体现地方特色。应该具体结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法律及文件内容，形成一套适合农民学习的、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宣讲材料，并结合最新时事动态进行修改完善。比如，教学内容可以包括:基本法律常识、农民合法权益维护问题、婚姻家庭问题、赡养父母问题、房屋买卖问题、财产继承问题、土地承包问题、纠纷处理问题等等。
4．启动:村委会牵头，整合人力、财力、关系资源。
法律社会论文范文3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不赞成废除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因为法学是一门应用型学科，其目的在于培养具有法律实践能力的法律专业人才，而不仅仅是培养具有法律意识的守法公民。这就要求法学本科生在毕业之后能够熟练运用法律通过制作各种法律文书的方式来解决现实争议问题。不掌握基本的法律适用方法和文书制作技能就不可能成为合格的法科毕业生和法律人才。毕业论文恰恰能够达到检验学生法律适用方法和文书制作技能的目的。在不废除毕业论文的大前提下，笔者认为，很多高校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指导思路和评价机制偏离国家对本科生或学士学位申请者的要求，需要改革。根据我国《学位条例》和《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的规定，本科生获得学士学位的条件是：“（一）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二）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①不要求本科生达到硕士或博士的学术水平，即“对所研究地课题应当有新的见解”②或“做出创造性的成果”③。换言之，本科毕业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而不是学术科研能力。因此，我们不能用见解独到或创新性来衡量一篇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也不能要求学生去解决一个学术或理论问题。对此，可能有人要问，不具有独到的见解或创新性，不解决学术问题，还能称之为论文吗？当然能，论文包括学术论文和非学术论文。本科毕业论文就是非学术论文，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就应该是学术论文。就法学论文而言，有法律适用方面的论文，也有立法完善方面的论文。前者主要研究现行法律规范的理解和适用，属于解释论范畴；后者主要研究现行法律规范的弊端和修正，属于立法论范畴。在毕业论文选题时，大多数学生喜欢选择后者，老师也乐见其成。这在以前很正常，因为以前我国的立法空白和漏洞太多，已有立法也往往存在诸多弊端，著文献策实属学者分内之事。但目前，我国各项法律已基本建立，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在此前提下，如果还一味指导学生选择立法论方面的题目，就难免失之于法律规则的理解和适用。更为严重的是，此类选题侧重于学术研究，偏离本科生的培养目标，还是更多地选择解释论方面的题目为宜，这才是法律学习的基础。在笔者参与的答辩中，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某论文提出的立法建议早已成为生效法律或者对刚刚出台的法律提出修改建议。这都是非常滑稽可笑的事情。在评价机制方面，从毕业论文的写作到答辩，一共有三个环节：指导教师意见、评阅教师意见以及答辩委员会意见。无论任何环节，一般高校都要求对论文的学术性或创新性进行评价。这种评价标准实际上是学术论文的评价标准。用此标准评价本科毕业论文是不适当的，因为本科毕业论文不是学术论文，我国《学位条例》也不要求本科毕业论文具有学术性。笔者在参加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评阅和答辩时，尽量回避对其进行学术性评价，但大多数老师仍然习惯与此，而没有认识到国家本科毕业论文的根本要求在于解决现实问题而非学术问题。总之，只要准确理解国家对本科毕业生或学士学位获得者的要求，我们就可以得出本科毕业论文不必具有学术性而应侧重实践性或应用性的结论。因此，必须改变我国目前针对本科毕业论文的错误做法，恢复其应然功能。
二、将法律诊所课程作业作为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重要形式
为了矫正本科毕业论文对学术性的盲目追求以恢复应然功能，本科毕业论文改革势在必行。就法学专业而言，笔者主张实行本科毕业论文形式的多样化，将选修法律诊所课程作为法学本科毕业实践的重要环节，将法律诊所课程的结课作业作为本科毕业论文的重要形式之一。凡是选修法律诊所课程并顺利通过考察的本科学生，即视为通过了本科毕业论文答辩。之所以如此主张，其原因在于法律诊所课程完全具备本科毕业论文的功能和形式。法律诊所，又称诊所式法律教育或临床法律教育，是对医学院学生在医疗诊所临床实习之做法的借鉴，于二十世纪中叶发端于美国法学院，后风靡两大法系，而成为其法学院的主要课程之一。2000年之后，被引入中国法律教育体系，并被全国各大主要法学院所接受，面向高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开设。法律诊所课程包括课堂讲授和案件处理两大部分，④其突出特色在于无论是课堂讲授还是案件处理都立足于真实的案例，并且都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亲自处理或的为弱势群体服务的案例。因此，法律诊所课程与传统法律课程有着根本的区别，它以学生为中心，以案例为中心，以实践为中心，一改传统课程的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的灌输式授课模式。法律诊所的实践性特征决定了该课程的功能不是要求学生学习和掌握法律基础知识，而是运用其已经掌握的法律基础知识去解决真实世界中的真实案例。在对真实案件的处理中，不仅能够反映出学生对法律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更为重要的是可以锻炼和考察其运用法律基础知识解决现实争议的实践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顺利通过法律诊所课程学习的学生，就达到了本科毕业生或学士学位获得者的水平，满足我国《学位条例》规定的相关要求，依法可以获得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因此，该课程在功能上和本科毕业论文是一致的。选修法律诊所课程以后，不再另行完成本科毕业论文，是可以的。从课程指导和考察的角度看，法律诊所课程与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评阅和答辩也存在相同之处。在法律诊所课程的讲授和指导过程中，我国的法学院一般都配备多名具有律师执业资格和执业经验的专职教师以及从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等实务部门选聘的富有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士充任兼职指导教师。我所在的内蒙古大学法学院的法律诊所课程即是如此，我们有专职教师三名，都有律师执业资格和经验，在很多课程的讲授中也经常邀请法官、检察官或律师现身说法，随堂指导。在结课环节，我们要求每一位同学提交一份办案报告，然后三位老师集中会诊，结合日常案件处理或情况，给每一位同学一个合适的分数。这与本科毕业论文的答辩委员会模式是类似的。最后，除法律诊所课程的实践性比较契合国家对本科毕业论文的要求之外，法律诊所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公益性。这种公益性主要体现在法律诊所主要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所以，每一个法律诊所都是一个法律援助中心。在开设法律诊所课程之前的2008年，内蒙古大学法学院就与内蒙古自治区法律援助中心联合建立了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对外开放。开设法律诊所课程之后，法律诊所与援助中心合二为一。因此，法律诊所课程既是一门法学课程，又是一项公益活动，不仅能够锻炼和检验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更能培养和考察其法律职业道德。
三、完善法律诊所课程以适应法学本科毕业论文改革
法律诊所课程的实践性特征和评价机制决定了其与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同质性，也就决定了选修法律诊所课程可以作为完成本科毕业论文的重要形式。因此，建议教育部和开设法律诊所课程的高等院校允许选修法律诊所课程的本科生以法律诊所结课作业作为本科毕业论文。为了适应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这一改革，法律诊所课程本身也要进行相应的完善。首先，提高认识，重视法律诊所课程。法律诊所课程自开设以来，一直都受到广大学生的热烈欢迎。在这里，他们可以接触到真实的案例，可以认识鲜活的人物，可以了解复杂的社会，可以体会到法律的价值，可以感知胜诉的成就。就内蒙古大学法学院而言，每年要求选修法律诊所课程的学生都远远大于该课程的容量（30人）。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很多老师还没有认识到法律诊所课程的重要性，不愿意参与诊所课程，从而限制了该课程的容量。因此，为了满足学生的需求，也为了适应法学本科毕业论文改革，广大法学教师应当首先提高认识，积极参与法律诊所课程。其次，推动法律诊所课程的规范化建设。每一个法律诊所就是一个法律援助中心。因此，实现法律诊所的规范化，就应当以法律援助中心的标准建设法律诊所。比如，实行案件登记制度，记录每一个来电、来访的当事人和案件基本情况；完善案件处理机制，为每一个案件配备一个主办学生和指导教师；建立档案管理制度，为每一个结案的案件及时建立档案，载明处理结果；等等。同时，作为一个课程，还应要求主办学生在结案之后及时完成结案报告，梳理案件事实，整理争议焦点，明确法律适用，阐述裁决结果。最后，落实办案经费，为法律诊所的良性运作提供物质保障。法律诊所为当事人提供的是免费的法律服务。但任何法律服务都是需要经费支持的，比如打印复印费、差旅费、办公经费，等等。这就需要国家、社会和学校的多方支持。据笔者了解，有些高校的法律诊所课程都有福特基金会的专项资金支持，比如中国人民大学。但更多的院校是从本院的办公经费中挤出来的，大多不足以支持法律诊所的正常运行。因此，建议国家相关主管部门（教育部、司法部和财政部）联合制定相关政策，为法律诊所课程提供专项教育经费。
四、结语
法律社会论文范文4
关键词:《中国卫生法制》；中医药；卫生法律；中医药法律
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在疫情防控、疾病治疗期间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引起了我国社会各界对中医药发展的关注，中医药行业迎来重要发展契机。国务院于2009年5月7日颁布的《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研究制订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名录，逐步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专门保护制度”［1］。《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曾指出“以提高中医药发展水平为中心，以完善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管理体制和政策机制为重点，以增进和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为目标，拓展中医药服务领域，促进中西医结合，统筹推进中医药事业振兴发展”。《中医药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国家鼓励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企业等，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传统中医药研究方法，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加强中西医结合研究，促进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的继承和创新”。可见加强中医药行业迎来重要发展机遇的同时，其相关法律的研究势在必行。《中国卫生法制》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集学术性与实用性为一体，研究卫生法和卫生法学理论，探讨卫生法制工作的规律和发展方向，介绍国内外卫生法制建设动态和卫生法学研究成果，交流地方卫生法和执法经验，普及卫生法律知识等的中文学术期刊，在相关卫生法律研究领域中具有代表意义。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卫生法制》近10年来中医药相关法律研究情况，并根据其结果指出我国近年中医药相关法律的研究状况，以期为中医药相关法律的发展提供建议。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以《中国卫生法制》2010年1月至2019年12月所刊发的中医药法律相关的44篇学术论文（不包括简讯、文摘与信息等）为研究对象，对其数量、作者单位、基金项目、被引情况逐条记录，进行统计分析。
（二）方法。在参考相关文献的研究方法基础上［2］，通过查阅《中国卫生法制》2010年1月至2019年12月所刊发的1111篇学术论文，仔细查看有无中医、中医、中医药相关信息，并将登记数据分类输入Excel进行统计处理。
二、结果
（一）总体情况。统计发现，在44篇中医药法律相关的文章中以2019年占比最高，达到6．29％。2010年和2011年整体占比也较高，这与当年期刊中开设中医药管理专栏、中医与中医专题、医药知识产权专题有关。随后中医药相关的发文量呈现了下降趋势，但从2016年开始整体呈逐步上升的趋势，除了与当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有关，也从侧面反映出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医药行业开始重视，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开始增多。但不可否认的是，近10年关于中医药法律相关研究情况整体较少，仅有3．96％，值得反思。见表1。
（二）第一作者单位及所在地区情况。通过查阅44篇中医药法律相关文章的第一作者所在单位，统计发现排在前6位的分别为北京中医药大学（8篇，18．18％）、南京中医药大学（4篇，9．09％）、首都医科大学（3篇，6．82％）、江苏省中医医院（2篇，4．55％）、上海中医药大学（2篇，4．55％）、中国政法大学（2篇，4．55％）。第一作者所在单位的地区前3位分别为北京（18篇，40．91％）、江苏（10篇，22．73％）、广东（3篇，6．82％），皆为我国经济医疗发达地区。
（三）研究内容。44篇文章中，有关键词的有43篇，主要以中医药、传统中医药知识、中医药立法、知识产权、立法、中医医师为主，总体可体现出中医药相关法律研究的热点，高频关键词统计见表2。44篇文章的主题内容涵盖了中医药法、传统知识、法的制定、医疗损害、中医医师资格考核、知识产权、行政处罚、诊疗活动等，依次为11篇、4篇、4篇、其余为3篇，研究内容较为广泛。
（四）基金项目。全部的44篇论文中，17篇有基金项目资助，涉及23个项目，全部为国内单位部门资助，统计结果见表3。由表3可知，获基金资助论文占统计论文的38．64％，资助面较窄，总体受资助数量较少，各年分布不均，且部级项目近10年发表的论文仅1个，远少于其他三类级别项目，可能无法满足较高层次对中医药相关法律深入研究的需要。
（五）被引情况。44篇论文中共有31篇论文被引用，被引用超过10次的有4篇，被引频次在10次以上的论文统计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被引10次以上的论文刊发于2010－2016年，总体被引数量较少，被引用的论文大多集中于讨论，中医药知识产权、中医药人才培养和中医药立法这几个方面。
三、讨论
（一）研究范围广泛、但研究数量较少。44篇论文基本涵盖了我国中医药领域目前的热点问题，但从《中国卫生法制》近10年的刊文情况来看，关于中医药法律相关的文章数量较少，无法满足当前中医药行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并且缺乏对中医药法律人才培养的相关论文，无法为提高中医药领域相关人才的储备提供借鉴和参考。社会成员对我国中医药法律认知情况也缺少相应的社会调查，没有相应数据的支撑，也缺少这方面的文章，以至于无法为我国完善中医药立法提供意见参考。
（二）中医药法律人才培养规模不够。随着教育部专业的调整，目前仍开设医事法律相关专业的中医类院校较少，造成中医药法律基础人才储备不足的现象。以2020年研招网硕士、博士招生目录检索来看，在硕士培养阶段，仅有北京中医药大学和暨南大学开设相关专业，分别开设在中医学和药事管理学科下。在博士培养阶段仅有北京大学和浙江中医药大学开设相关方向，分别放在临床药学和中医药卫生事业管理专业下进行招生。可见，我国目前中医药法律人才储备不足，高层次人才培养规模不够，中医药相关法律研究的数量自然也就较少。
（三）国家资助较少。《中医药法》自2017年7月1日实施以来，引起法学界与中医学界的广泛关注，从近3年该刊中医药法律相关的发文量明显提升就可以看出来。但从所受到基金资助情况来看，所获得基金支持较少，尤其是部级基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部级基金资助的论文成果出现，可见国家对该方面研究的资助还不够，无法满足研究者对中医药法律相关理论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四、建议
（一）继续开设研究专栏，搭建研究平台。从该刊近年来的栏目设置来看，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中医药研究专栏了，很多的与中医药相关法律有关的文章都刊登在理论研究、执法与研究和医事法苑等栏目，不利于加强引导，形成中医药法律专门的研究平台。在国家大力重视中医药行业发展的背景下，建议期刊可重新开设中医药相关法律研究专栏，以加强引导，吸引从事中医药相关法律研究学者的广泛投稿，以适应我国中医药行业全面发展的需要，并以此为契机搭建中医药相关法律研究平台，加强学术交流，以促进我国中医药相关理论研究的蓬勃发展。
（二）加大中医药法律人才培养规模。面对当前开设医药卫生法律专业高校较少的情况，要加强高校间的交流与合作，尤其是中医类院校与综合实力较强的法学院高校可以实行联合培养机制，利用各自教育资源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补齐短板，共同开设医药卫生法律专业，既保证了人才培养的能力，也可以保障人才培养规模，还保障了人才培养的质量［3］。
法律社会论文范文5
社会发展中的金融法与环境法问题经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批准“，社会发展与法律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0月17～18日在复旦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复旦大学法学院、复旦大学医事法中心、复旦大学民商法学科主办。来自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德国洪堡大学、英国班戈大学、日本神奈川大学、韩国西江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的知名教授以及复旦大学部分教师4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学术论文30余篇，围绕“社会发展与法律改革”的主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沦，是一次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 此议题研讨由复旦大学法学院杨心宇教授、王全弟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吴宏伟教授评议。主要论文包括： （1）俄罗斯前总理、俄罗斯联邦审计院秘书长、莫斯科大学国家审计学院院长S．M．沙赫赖（ShakhraySergey）教授作了《国家审计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的报告。他认为，国家审计是在有限的社会资源条件下国家优化解决社会经济任务的工具，它以公民监督国家效率的机制合理取代了几个世纪以来国家监督个人行为的制度。作为现代社会的监督制度之一，它提出了社会经济改造中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特别重视分析各种改革与战略的社会代价。国家审计制度是一项转向新经济类型和高水平社会发展的前提手段。 中国学者评论认为，俄罗斯的审计制度对于俄罗斯的反腐败有重要作用。国家审计制度从学术角度来说是宪政的视角，值得中国学者研究与借鉴。 （2）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系主任A．K．戈利琴科夫(GolichenkovAleksandrKonstantinovich)教授作了《生态立法的新的法律编纂》的报告，介绍了俄罗斯生态立法的主要任务、结构、主要途径(跨部门的法律编纂)、法律部门的区分与整合(环境保护法与自然资源法区分整合后形成生态法)、法典制定者必须解决的问题，认为生态立法改变了环境保护活动的法律基础，将会促进向清洁技术转化并保障国内经济在高生态标准下进一步增长，促使建立真正的国内生态安全体制。中国学者讨论认为，俄罗斯将环境保护法与自然资源法整合为生态法，这种跨部门的综合性的立法，即社会法的产生，值得我们研究。 （3）英国班戈大学法学院院长德莫特•卡希尔(DermotCahill)教授就其论文《欧盟内欧洲法院在公共采购领域对透明原则的运用》发表了演讲，介绍了欧盟在公共采购领域的一些最新发展，欧盟法确立了公共采购领域的透明原则及非歧视原则。欧洲法院（ECJ）的诸多判例已经对27个欧盟成员国不透明的公共采购现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强化了透明原则，产生了扩大适用非歧视和透明度一般原则的结果。英国法院遵循了欧洲法院的司法判例，以致几乎所有该论文讨论的新近案件中，公共机构都被认定为违反了欧盟法律或一般原则。中国学者结合金融危机及中国的政府采购，与克希尔教授探讨了多层次的金融监管问题。 （4）复旦大学法学院朱淑娣教授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金融规制法研究》为题作了演讲，以利益平衡为视角，探讨了中国金融领域的重大问题。朱教授指出，金融规制法律规范的评价标准主要包括规制发生的正当性、规制的合理限度和规制的法律控制3个方面。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金融公法 2社会发展与侵权责任法改革 规制主要目标包括：双向兼顾性目标、利益平衡化目标和全球化贡献目标。会议还收到复旦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提交的论文《金融危机的法律思考》，俄罗斯的S．G梅德维杰夫教授提交的论文《俄罗斯联邦银行储蓄保险制度》，探讨了相关中、外金融法律问题。此议题的研讨由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高富平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法学院段匡教授评议。 主要报告有： （1）中国民法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医事法研究中心、民商法学科负责人刘士国教授作了《中国侵权责任法制定中的争论问题》的主题发言，向中外学者介绍了中国侵权责任法的立法进程等基本情况，着重对以下几个立法中的争论问题及主要意见予以介绍和评述：①侵权责任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否仅规定侵犯民事权利，是否再规定侵犯利益；②关于统一死亡赔偿金的规定；③关于要不要规定国家赔偿责任；④关于责任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关系；⑤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是否规定矿害等工伤事故责任；⑥楼上抛掷物伤人找不到加害人可否由相邻人赔偿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刘士国教授认为：①侵权法调整的就是侵犯绝对性民事权利产生的社会关系，法与法律有区别，即使法律没有规定的权利，也可能存在于社会生活规则中，那就是法律之外的法涉及的权利，反对对利益作出特别规定。②统一死亡赔偿金标准是大势所趋，有利于保护受害人。③主要从性质上说，国家赔偿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平等关系，就此，侵权责任法应作规定。鉴于国家赔偿法是民法的特别法，侵权法仅规定一条就可以了，表明这是侵权责任的一个类型及赔偿的性质，具体条文由国家赔偿法规定。④采用责任能力规定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这涉及侵权法和民法通则相关规定的改革。监护人责任应以被监护人无责任能力为条件，如被监护人有责任能力，被监护人应承担责任，不能赔偿的，由监护人承担补充责任。前者，是直接责任。侵权法以救济受害人为主要目的，也有教育、预防的功能，未成年人有过错，应予批评教育，甚至责令赔礼道歉。⑤侵权法应规定矿害事故的使用人因违反对被用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而且不限矿害，凡使用人对被使用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均应承担民事责任。⑥楼上抛掷物伤人找不到加害人不应由相邻人赔偿，法院不宜以共同危险行为或公平责任加以判决。加害人不明，公安机关应予立案侦查。 如仍不能确定加害人，公安部门可会同民政部门，对严重受害者实行社会救济。此外，受害人仍可依医疗保险减轻所支付的医疗支出，保险制度已对此具有救济功能。 对于中国侵权法的制定，外国专家饶有兴趣，就诸多问题与刘士国教授进行了探讨。#p#分页标题#e# （2）韩国西江大学法学专门大学院长严东燮教 授以《韩国制造物责任法》为题，介绍了韩国制造物责任法的概要内容、制定该法以后韩国案例的动向，指出了该法的缺陷，提出了如下修改完善的建议：应对“缺陷推定”作明文规定；《制造物责任法》适用范围应当包括预售公寓的缺陷责任；应明确规定免责事由“法令制定的标准的遵守”中的“法令”局限为强制性的；法规条文应更明确。 （3）华东政法大学张礼洪教授就其论文《对侵权行为过错认定标准的新认识》作了报告。他以《阿奎利亚法》中关于过失的原始文献为基础，对完善现有的过失判断标准提出了建议：侵权过失的判断标准以客观过错为基本原则，即过失是对行为人没有尽一个理性善良的人的义务，预见或者预防自己行为的后果进行的。过失的存在以存在不法行为、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前提。过失概念本身就蕴含了因果关系。过失的存在以行为人是否尽一般人应采取的谨慎义务为标准，但是，还应根据社会的一般认识，以造成损害的危险是否由行为人所知或者被害人是否根据自己的意志将自身处于一个不应处于的危险区域来判断行为人的过失。 （4）复旦大学民商法学博士生王淑华作了《未登记过户之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确定》的发言，她认为我国《物权法》对机动车的物权变动采用登记对抗主义，机动车所有权自买卖交付时发生移转，登记过户仅是买受人据以获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不属于物权变动不得对抗的“第三人”范畴。转让交付但未办理登记过户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应由对机动车享有运营支配权和运营利益的机动车实际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登记的所有人一般不承担赔偿责任，除非其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构成侵权行为。会议还收到复旦大学民商法学博士生王康提交的论文《机动车交通事故共同侵权损害赔偿中的保险责任研究》。 3社会发展中的医事法律问题 此议题的研讨由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韩长印教授主持，复旦大学王全弟教授评议。主要报告有： （1）日本神奈川大学法科大学院森田明教授作了《日本医疗诉讼与医疗的法制度的动向》的报告。 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介绍了日本国内患者权利运动的发展、重大医疗事故诉讼持续增加的特点以及最新的法律制度的施行：产科医疗补偿制度、对因出生时的原因造成的脑性麻痹患儿的无过失补偿制度、医药品副作用受害人的无过失补偿制度及预防接种被害人的补偿制度。 （2）复旦大学法学院姚军副教授作了《医疗事故侵权责任范围的正确确定》的演讲，他提出，作为法治社会核心价值的社会公平的核心内容，要求行为(或责任)人对己方行为及其不良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即法律上对己不利的后果)。在具体承担法律责任时，它又意味着责任人仅对由自己造成的不良后果承担责任，而不应对超出该不良后果部分负责；同理，基于该核心价值(也是诸法的基本原则)，医疗事故的责任人也只应对其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立法即司法上不应强迫其承担超出该后果的责任。 （3）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满洪杰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了《人体试验侵权责任研究》的发言，建议我国应当构建独立于医疗过失责任的人体试验侵权责任制度。人体试验侵权责任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可以在对过错的举证上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在因果关系问题上，应当采取相当因果关系、倒置。在因果关系问题上，应当采取相当因果关系、疫学原理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推定理论来进行综合判断。 （4）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生李燕以《双性儿童性别确定的法律问题探究》为题，提出双性儿童并不是不正常的，当前医学界普遍施行的、经父母知情同意而为双性儿童确定性别的性别再造手术，并不符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性别确定应是儿童自己的宪法权利，父母对子女性别再造手术的知情同意权与双性儿童自己的宪法基本权利相冲突。法律应承认男女二元性别体系外的第三种性别，双性儿童的性别确定应待其长大后自己决定。 韩长印教授评议认为，医事法的研究提醒学者注意到平时不为大众所关注的处于弱势群体的少数人的权利，也提醒学者们思考我们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等方法论问题。由于医事法内容的中外共同性，中外学者就医疗过失认定、损害赔偿、医疗诉讼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4社会发展中的其他民商法律问题 此议题的研讨由人民大学法学院吴宏伟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段匡教授评议。主要论文有： （1）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法学院莱因哈德•辛格(ReinhardSinger)教授作了《变迁中的民法典的社会模型》的报告，介绍了社会模型的概念和它作为法律发展因素的功能、在19世纪私法秩序的社会模型的发展以及德国民法典的社会模型的变迁，提出了现代私法中的民主化和社会国家化、告别契约法中形式自由伦理模式，强调程序的和实质的合同正义，强调了民法的社会责任。 （2）复旦大学法学院王全弟教授所作报告《两岸担保物权比较研究论纲》，就如何确立保证债权获得完全清偿的制度，比较了2007年3月中国大陆《物权法》与台湾地区在2007年3月经立法院审议通过的担保物权修正草案，在担保物权的追及力、担保物权的实行期间、抵押权顺位、动产抵押、最高限额抵押、权利质权和商事留置权7个方面对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物权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有利于两岸发展及法律相互借鉴与完善的建议。 （3）复旦大学法学院胡鸿高教授作了《中国企业并购及其法律改革》的报告，介绍了中国企业并购及其法治演进历程与特点、中国企业并购的模式、企业并购突出问题与法律改革。胡教授呼吁，企业并购，不仅应当有利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而且要实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加强信息披露法制，增加透明度，保障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还应当特别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在企业并购中，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发展社会保障公益事业，建设和谐社区与社会。目前当务之急，在于通过法律改革，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和实现机制，倡导和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p#分页标题#e# （4）复旦大学法学院何力教授作了《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法律问题及对策》的演讲，指出中国的资源特需改变了世界资源供求格局，阐述了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进展，分析了经济主权和资源主权成为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法律障碍，分析了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环境法和政治动乱问题，最后就中国海外资源投资保护的法律对策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5）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生盖威作了《社会组织在我国协商治理模式中的地位与功能》的论文发言，建议进一步完善立法、修定民法通则、明确规定社会团体法人和非法人团体，尽快制定社团法、修改现行特别法增加法律责任的规定，进一步扶持社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淡化一些社会组织的行政色彩，转变政府中心主义治国理念，确立以民为本、以市民社会和市民组织活动为导向的治国之策，进一步完善协商治理机制。 （6）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法学院托马斯•莱塞尔(ThomasRaiser)教授作了《合同与合同法》的报告，俄罗斯A.Sherstobitov教授向会议提交了《关于俄罗斯联邦民事立法修订的构想》的论文，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生韩伟、王森波分别提交了论文《斯多葛派的伦理哲学与罗马法的转型》、《必亦正名乎?———美国加州同性婚姻立法风波透析》。
法律社会论文范文6
综观整个80年代，我国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研究从对苏联相关文献的翻译，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继续深入介绍研究国外青少年法制教育举措，重点反映国外(主要是苏联)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重视，希望我国也予以重视。第二，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从单纯重视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拓展到法制教育与预防青少年犯罪之间的关系研究，并提出要加强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协调好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之间的关系，强调预防青少年犯罪是全社会的责任。此外，除了研究领域的拓展外，也有人提出拓展对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的场所与方式。第三，明确提出对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的重要性。客观地说，20世纪80年代是青少年法制教育的起步期和诞生期，出现了青少年法制教育方面的研究论文，相关研究成果涉及的面比较广泛，有突出青少年法制教育重要性的，有域外借鉴的，有拓展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场所和方式的。这个时期的研究基本上奠定了未来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研究基础和发展方向，是我国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诞生期。不过由于当时整个国家尚处于法制的初创阶段，相关研究还比较少，研究的水平深度还不足，有待进一步发展。
二、我国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发展期
进入90年代，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相关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中明显的表现就是研究成果比80年代有了一定的增加。当然这只是表面的，深入的分析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笔者发现围绕青少年法制教育这一主题的研究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方面是理论水平的进一步加深，呈现出从多维度、多视角研究这一问题的趋势;另一方面表现在实证研究的出现，开始出现了以某一地区为代表的研究成果。具体来说，在理论研究方面的深入主要表现在:第一，对青少年违法犯罪高发现象进行了反思，认为学校教育存在失衡，学校之外大环境恶劣，家庭教育不当是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障碍。提出了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对策，用立法的形式保障青少年学习法律常识，实行多种形式的教育方法，加强综合治理。第二，法制教育是青少年行为规范教育的必然选择，而法制教育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在政府，并提出了政府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的对策性建议，即以学校为中心，依托社区，包括边缘青少年，进行规范性教育，构筑法制教育的管理体系。第三，青少年法制教育存在法制教育目的偏差、流于形式化、过分依赖学校、农村青少年法制教育落后等亟待解决的问题。第四，首次出现了对邓小平法制教育思想的研究，认为加强法制根本在于教育人，重点是领导干部思想觉悟，目标是使全体公民知法、懂法、守法和护法。在具体的工作中，要切实培养青少年的公民意识，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培养自觉维护社会秩序、校园秩序的观念;学习市场经济的法律知识。第五，在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思路方面也出现了专门的文章讨论。在实证研究方面表现在:第一，结合具体地区的案例型研究。青少年法制教育伴随着上海社区化的过程，上海市通过积极探索社区化的过程，努力开展针对青少年进行社区化法制教育的实践，利用华东政法大学等研究优势资源，推进这一工作的开展。第二，结合具体地区的调查型研究。共青团河北省委的工作人员赴沧州、衡水等地进行了专门调研，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分析，认为一方面青少年法制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另一方面由于青少年法制教育尚处于探索阶段，还有一些问题，有待完善。并分析了青少年法制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剖析了相关原因。最后结合法制教育的相关特点，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实证研究在当时应当说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许多问题与建议都是建立在调查的基础之上，比较有说服力。不过对于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整体判断不甚准确。此外，媒体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报道与宣传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报道内容简单通俗，易于理解，对青少年法制教育走进普通人的视野中、引起大家的重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中，采访相关专业的专家也成为一种凸显青少年法制教育重要性的形式。
三、我国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繁荣期
进入21世纪，青少年法制教育相关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视角，研究方法也更加多元，研究成果丰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体现。这一时期，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进入繁荣期，表现是多方面的。
(一)专门以青少年、青年群体为研究中心的学术期刊的繁荣
《青少年犯罪问题》杂志一贯注重反映有关青少年犯罪、少年司法、青少年权益保护以及犯罪学领域的新动向、新观点、新问题、新经验;致力于整合犯罪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资源，深化和繁荣青少年犯罪研究，推动我国青少年犯罪防控与青少年权益保护事业的发展。此外，《青年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等期刊在这一时期也开始活跃起来。专业以青少年为研究中心的刊物的繁荣，发表了大量的关于青少年法制教育方面的论文，这些学术论文能够突出青少年的年龄特征、心理特征，综合运用法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知识，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值得肯定。
(二)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论文的水平与之前相比有了明显提高
首先，论文的写作更加规范。回顾我国青少年法制教育的诞生阶段和发展阶段的论文，虽然不乏有质量的论文，但是写作大多比较随意。比如论文没有摘要，没有关键词，注释等也很不清晰。总体来说，繁荣期的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相关论文学术规范得到加强。其次，论文的质量比之前有了较大的提高。大致可以概括为研究更为深入，许多论文运用多学科知识来进行理论分析，具有很强的预见性和针对性。
(三)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视角、研究方法更加多元
由于这一时期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成果非常多，一一进行评述和梳理比较困难，所以笔者选取了相关研究中具有代表性、方向性、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进行述评，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是繁荣期研究成果丰硕的一个表现吧!
1．比较研究兴起
美国是一个十分重视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国家，在比较研究中选择美国作为比较研究对象的成果率先出现。“培养美国公民，面向社会、实现价值认同”一直是其在青少年法制教育中坚持的基本理念。同时，美国在法制教育的内容、方法和途径上都独具特色:教育内容的社会化，突出价值观的塑造;教育方法多样化，注重行为的养成;教育途径综合化，强化渗透式教育的作用;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英国是普通法系国家法律教育的代表，也是传统法律教育模式的典型，虽然它没有成文宪法，但它却是有法治传统的国家，也是一个法制非常完善的国家，所以它的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在对青少年法制教育中借鉴。以英美为青少年法制教育比较研究对象成果的出现为这一时期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提供了域外视角，也为这一领域研究开拓了新境地。
2．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兴起
青少年喜欢阅读且阅读最多的是文学，文学的产生源于生活，其审美价值观与法律有着天然的统一，决定了文学应当成为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重要方式。文学方式的青少年法制教育与学校课程式青少年法制教育相比较，具有传播法律知识、法律目的和法律价值观更加艺术性、生动性、感染性和超越时空的特点。文学方式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实现需要更新观点，创作具有青少年法制教育目的的准确传播法律且具有文学艺术表达形式的优秀“涉法”文学作品，并通过推荐、转化载体和形式等方式积极推广。以文学的方式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这种利用文学与法学跨学科间的研究拓宽了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领域。针对青少年自身的特殊性，少年管教所应当利用其特殊的优势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积极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法制教育，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以这一特定领域来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研究也应用而生。少管所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关键在于自身要转变观念，主动承担起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社会责任。少年法庭作为审理未成年人犯罪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案件的司法机构，在对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中占有优势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网络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已经引起了社会的高度重视，我们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及时开展新形势下所面临的网络伦理、法制建设和法制宣传教育问题研究，对青少年进入网络社会进行法律保护和有效地打击网络犯罪，为青少年提供一个安全良好的网络环境。伴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拓展到以网络为渠道的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也开始出现。
3．传统研究得到加强
一方面，关于青少年法制教育重要性的研究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关于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理论更加丰满。此外，这一时期报纸、网络对青少年法制教育这一领域的报道和关注也是空前的。综合来讲，这一时期，围绕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和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与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关系的研究获得巨大的发展，许多学术论文立论的目的和基点都是为了预防青少年犯罪，在这两方面的研究广度更广和深度更深。不过这也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导致口号性的呼喊大于理论的沉思，忽视了法治意识的培养，这种情况是值得反思的。
四、我国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不足与挑战
法制教育是一个兼有法制与教育二者的一个合成词语。一方面，当今中国的立法工作变化很快，几乎每年都有新的立法，尤其是2012年吴邦国委员长宣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初具规模，这些变化都需要在法制教育中予以适时的体现，教育的内容要紧随时代立法的变化。另一方面，法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日益繁荣也为法制教育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中国的法学教育在理论上的研究值得在法制教育中予以借鉴。最后，教育学理论的深入研究，教学教法的理论体系的丰满完善使得法制教育的教学方式还有一定的滞后性。针对存在的问题，时代变化，立法发展，法学与教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针对法制教育尤其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紧跟时代潮流，探索中国法制教育的未来之路还很长。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与教材编写，理论分析与实际效果之间更需要一种平衡，需要一直探索、努力。时间一直在前进，笔者认为我们除了紧紧跟随时代的步伐之外，还需要发掘中国的历史传统法制教育的现代因素，在中西方比较视野中拓展法制教育的内容，寻找适合中国法制教育的最佳路径，寻找中国法制教育的文化归宿是青少年法制教育时代的要求，必然的趋势。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有中国的传统，中国善于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这些都为我们开展研究、开展比较研究、开展专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视角。而以哲学为角度，我们不能不反思，中国的法治之路，或许并非中国现代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做得不好，问题恰恰在于缺乏了现代法制与历史传统的衔接，而这种衔接恰恰是青少年法制教育成败的关键。“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人的性格决定了法律不能够成为社会行为的主要规范。中国人所追求的自然和谐的生活方式，本身就与那种外在的、刚性的法律不相协调。在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手段的选择上，亦可见中国人惯常的折中、调和的态度。法律虽为调整社会关系非常有效的手段，这一点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强调，但在中国人看来，法律的方式太过刚强，而中国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和谐，法律的方式有违这一目标，故为中国人所不取，至少是不尚。”这一问题与现实是我们在进行青少年法制教育中应当注意的。
五、结语
法律社会论文范文7
一是缺乏学术思维的培养。在以传授课本知识为目的的教学理念和一切为考试服务的教学目标的作用下，课堂教学中自觉不自觉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硬性知识的传授上，缺乏对学生法律思维和学术素养的培养，学生成了“硬性记忆的机器”，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大多数学生迷茫于众多法律条文的表面知识，无法探索法律条文背后的深刻法理，更不能在理解法理的基础上抽象概括出众多法条的规律。在此作用下，一方面，对于经济法的学习和考试成了学生们学习的唯一目的;另一方面，死记硬背成了学生们学习经济法的唯一方法。由于缺少学术思维的培养，学生学习吃力、效率低下、学习兴趣索然，教学效果一般，无法实现培养学术型人才的教学目标。二是教学方式陈旧。未来的经济世界中，以高超的专业知识为基础、辅之以娴熟的外语技能才是在人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王道。国与国之间在宏观层面的博弈与角逐、跨国私权主体之间在微观交易中的摩擦与较量，都离不开对他国及国际法律规则的准确判断与选用，而这需要过硬的法律和英语实力做后盾。然而，就我院现阶段的经济法教学来说，教学手段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化的加剧而有所改变，教学方式呈现出“格局小，模式老”的特点。直言之，单纯的全中文讲授已无法满足国际化对人才培养的实际需求，一方面制约了经济法学科的建设和教资的培养，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学生国际化素质的提高。
2、经济法课程教学的优化策略
2．1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应当遵循“目的性与趣味性兼有”和“客观性与启发性并重”两大原则。案例教学法的核心目标在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运用经济法处理具体实务的本领，进而使学生在未来生活中面对相关问题时能够表现出一个法律人应有的从容。经济法教学现状表明，“许多学生尚不能充分认识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对于学习纯理论问题的兴趣并不高，因此，在法学教学中应尽量选择具有趣味性和新颖性的案例。”通过生动有趣的案例强化学生对经济法原理的理解和关注。此外，“所选取的案例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这样才能反映社会生活实际，突出法律的实践性，引导学生进行正确的分析、判断，避免走入误区，让学生树立正确的法律观。”同时，客观的案例还应当包含着带有启发性的问题，使得学生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判断、推理、论证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法学素养与法律技能。案例教学法的实施主要体现在课前准备和课上施用两个环节上。案例库的建设是课前准备阶段的核心工作。学校可通过鼓励师生踊跃参加、开展校际教学资源共享活动、成立教学案例库编纂小组等手段做好教学案例库的建设工作。具体经济法教学案例的选取可借鉴现行出版案例资料、符合案例模式要求的社会热点问题、理论界的经典案例等。规范操作流程是课上有效施用案例的重中之重。具体来说，可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其一，案例选取。授课教师课前从案例库中精心择取与特定专题关联度较高的教学案例。其二，案例导入。授课教师在明确本课时的教学目标后以适当的方式向学生展示教学案例。其三，案例讨论。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就特定的问题对教学案例展开讨论并汇报讨论结果。其四，案例总结。授课教师对学生的发言予以点评，阐释特定案例反映的理论教学内容，以案说法、依案论理。
2．2论文教学法
论文教学法应当紧紧围绕“提升思维能力”这一原则而展开。思维能力对大学生来说至关重要。能独立思考、会独立表达是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而论文教学则是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论文教学力争实现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达到量的积累和质的突变两者相统一的结果，因此，期末论文考核和毕业论文考核是论文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两个环节。传统的授课模式，无论是考试课还是考查课，在期末考核中一般采用闭卷考试或开卷考试的方式。并且，考试成绩一律按照事先给定的标准答案进行评判。应试教育带来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使多数学生形成机械的思维和划一的行动，显然，这不利于个性化创新能力的培养。鉴于此，我校鼓励教师改善期末评估标准，采用更富实效的考核方式给学生期末评分。目前，已有少数教师将结课论文作为期末考核的方式。笔者认为，对于经济法这门课，一个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法学学科，应采用结课论文与闭卷考试相结合的考核方式，结课论文、闭卷考试各占期末总成绩的50%。当然，授课之初，应专门拿出一次课给学生讲授法学论文的写作方法和评分标准问题。“毕业设计(论文)是学习的深化与升华的重要过程。这个过程既是对大学生学习、研究与实践能力的培养、锻炼，又是对大学生学习成果的全面总结，是对大学生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培养效果的全面检验。”经过之前的阶段性论文写作训练，学生已初步具备学术研究的基本技能。在毕业论文考核环节，应进一步加强论文规范性的指导，使学生在选题、资料、结构、注释、见解、相似度等标准上有更加准确的认识和把握，为创新性思维能力的养成打下良好的基础。
2．3双语教学法经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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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县档案研究论文分布的时间来看，1979-1980年有2篇论文，1980-1989年有13篇，1990-1999年11篇。研究论文主要分布在2000年以后，尤其是2000-2009这个时间段，共发表47篇论文，占总数的52.8%。2010年-2012年，对巴县档案的研究持续升温，平均每年发表5.3篇论文。但是总体来看，对巴县档案的研究还很不够。巴县档案共11.3万卷，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材料，内容丰富，从1979年至2012年，平均每年才发表2.54篇论文，对巴县档案的利用和研究均有待进一步深入。
巴县档案研究论文的作者单位地域及其单位性质分析
从作者单位地域分布来看，四川的作者居多，共52篇，占总数的58.4%，加上重庆的10篇，川渝地区就占了70%。原因有两点：第一，川渝地区的研究者利用巴县档案在地域上比别的地方更具优势；另一方面，巴县档案主要反映的是清代四川巴县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情况，是川渝地区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除了川渝地区，数量紧随其后的是美国，共有8篇论文，显示出美国学者对巴县档案的关注程度，比国内除川渝之外的其他地区都高。从作者单位的性质来看，档案馆32篇，占论文总数的36%，全无例外，都是四川省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其次，高校54篇，占61%，显示出在研究巴县档案的问题上，高校依然是研究的重地。其中，四川高校发表20篇，加上重庆发表的9篇，川渝高校共发表29篇论文，是总数的33%，高校总数的53.7%。但是的川渝高校，主要集中在四川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除川渝高校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高校所发表的论文主要分布在：美国8篇，其中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7篇，哥伦比亚大学1篇；太原师范学院陈亚平5篇；中央民族大学邓建鹏2篇。
巴县档案研究论文的研究主题分析
从研究主题进行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巴县档案为对象所做的文献学、档案学研究，共28篇，占论文总数的31.5%。另一类是以巴县档案为主要文献支撑而进行的清代历史问题研究，共61篇，占论文总数的68.5%。这部分研究内容涉及广泛，其中对工商业的研究论文数量最多，共有论文14篇，占所有论文的15.8%。这是因为巴县为嘉陵江和长江的汇合口，是四川通商航运的枢纽。理所当然，巴县档案中反映工商业内容的档案数量庞大，对其进行研究的文章也相对较多。排在第二位的是保甲治安的研究论文，包括保甲制度、保长乡约客长、消防等方面的研究，共有12篇文章，占所有论文的13.5%。位居第三位的是司法研究，有9篇文章。巴县档案中，司法档案数量最大，所占比例最高。排在后面的依次是政治研究，宗族、家庭研究，民俗研究，学务教育研究等，分别为2-7篇不等。从这些主题的分析来看，对巴县档案中的内容挖掘得还不够。比如，巴县婚姻档案有6000多卷，内容丰富，价值珍贵，但是在已经发表的论文中，只有2篇与此相关，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亟待我们去开发。
巴县档案研究论文刊载期刊与发文数量分析
从巴县档案研究的期刊来看，CNKI、读秀搜索引擎及Google学术搜索引擎上搜索到的70篇论文中，有43%发表在档案、文献期刊；有21.5%发表在历史类期刊；有17.1%发表在高校学报；7.1%发表在社会科学综合期刊；5.7%发表在法律类期刊；5.6%发表在宗教类、社会学类及其他期刊。从中可以看出，档案、文献期刊仍然是发表巴县档案研究论文的重地，共30篇：《四川档案》11篇，《历史档案》8篇，《档案学通讯》2篇，《中国档案》2篇，其他期刊分别发表1篇。历史类期刊中，《清史研究》4篇，《ModernChina》3篇，《中国农史》2篇，其余均为1篇。高校学报12篇，主要发表在《重庆大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等期刊。社会科学综合类期刊中，《社会科学研究》2篇，其余均为1篇。从中可以看出，巴县档案大都发表在核心期刊，比如《历史档案》、《档案学通讯》、《历史研究》等重要刊物上，表现出这些期刊对巴县档案的重视程度，同时反映出这些文章的质量也比较高。
与巴县档案有关的著作
1.主要以巴县档案为文献支撑的著作
台湾政治大学李清瑞所著《乾隆年间四川拐卖妇人案件的社会分析———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研究(1752-1795)》，以巴县档案的拐案记录为中心，集中剖析了清代乾隆年间四川拐卖妇女的案件及所反映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西南科技大学廖斌等人所著的《清代四川地区刑事司法制度研究：以巴县司法档案为例》，以巴县司法档案为主要文献支撑，对清代四川地区的刑事司法制度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张渝的著作《清代中期重庆的商业规则与秩序：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研究》，以巴县司法档案和契约文书作为主要研究资料，对清代中期重庆行会习惯法的发展及其变迁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2.在研究清代历史问题的过程中，使用少量巴县档案的著作
四川大学里赞《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侧重四川南部县的实践》、西华师范大学蔡东洲《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研究》、重庆大学张晓蓓《冕宁清代司法档案研究》、云南大理学院李艳君《从冕宁县档案看清代民事诉讼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阿风《明清时代妇女的地位与权利———以明清契约文书、诉讼档案为中心》等著作，在分别研究南部档案、冕宁档案、徽州档案、淡新档案的过程中，使用了少量巴县档案，但并不主要以巴县档案为支撑。与此类似的还有西南科技大学龙伟《民国医事纠纷研究(1927-1949)》等著作。
3.将巴县档案和其他地方档案都作为研究对象，对清代历史问题进行研究的著作
以黄宗智教授为核心的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黄宗智、白凯、苏成捷、白瑞德等人的著作，均利用了大量巴县档案，对清代州县及其法律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黄宗智在1996年出版的专著中，使用了从巴县档案、宝坻县档案和淡新档案中收集的628件清代民事档案。白凯的著作中，使用了68件清代档案，巴县档案名列其中。苏成捷的著作中，使用巴县档案500件。[1]492-495中国政法大学李青于2012年9月出版的专著《清代档案与民事诉讼制度研究》，依据清代四川巴县、河北宝坻、四川冕宁、陕西紫阳、台湾淡新档案，对档案中的民事案件进行了数据分析和法理分析，概括出了清代民事诉讼制度的内容与特点。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对清代巴县档案的整理和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笔者认为，这些整理和研究的成果还远远不够，巴县档案中还有很多的内容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和探析。2011年，西华师范大学与南充市档案馆合作，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据悉，课题组将以南部档案为主要文献支撑，结合其他文献，展开跨学科、多领域的专题研究，最终完成系列学术专著。课题组的核心成员共38人，涉及历史学、社会学、档案学、法学等学科领域，阵容十分强大。[2]相比较而言，巴县档案从1953年发现，距今已有近60年时间，并没有形成类似的各学科领域集中深入研究的状况，大都是零敲碎打，各自为战，对巴县档案的开发和利用并没能做到全面和系统，对巴县档案的整理和研究尚不能令人满意。#p#分页标题#e#
对巴县档案提供利用者维度的思考
1.出版汇编的分析和思考
迄今为止，已经整理出版的巴县档案汇编共6本。从出版时间来看，1981-1996共16年的时间里，整理出版了5本汇编；1996-2010，也是近16年的时间，却没有一本汇编问世。直到2011年6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从汇编涉及的朝代来看，现有的6本汇编中，除《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两本专题汇编之外，其余4本综合汇编仅涉及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还有同治、光绪、宣统三朝尚未有汇编。而这三朝的档案数量占巴县档案总数的57.4%，亟待相关汇编问世，以方便利用者。从整理出版的内容来看，去年出版的《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共有16册，内容非常细致，对研究者来说是一个福音。但是，反过来看1981-1996出版的5本汇编，在数量和内容上均不够丰富。尤其道光朝，共有21787卷档案，已经出版的汇编却只有两本，还有大量档案需要汇编出版。从汇编价格来看，这6本汇编价格分别为1.52元、4.75元、8.95元、10.10元、55元、8800元。前面5本汇编的价格对研究者来说，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但是新出版的《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价格确实太高，普通研究者很难利用汇编为自己的研究服务。
2.利用服务的分析和思考
巴县档案是馆藏精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如果不能充分提供利用，其价值也只能在库房里慢慢消失。作为档案保存者和提供利用者的档案馆，应该加大档案开放利用的力度，最大限度地方便利用者，降低收费标准。从现在的巴县档案利用收费来看，只适合每天有时间去档案馆抄档案的人群。如果外地利用者要想在短时间内找到自己想要的内容并进行还原，费用非常高昂。而现在利用巴县档案的中国利用者，大多是高校的老师和研究生，一般是没有经费支撑的，即使有，也非常有限。在这方面，台湾地区和美国做得比较好。比如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就收藏了数量较多的从中国大陆购买的巴县档案及其他地方档案的复制件。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先后从中国复印36533页档案，购买135盘缩微胶卷，目前保存在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黄宗智—白凯档案库。[1]根据四川省档案馆利用编研部的报道，1985年至2006年5月，前来四川省档案馆利用清代巴县档案的外国利用者已达到1977人次，共查阅档案139232卷次，复印67245页。然而，对于中国大陆研究者来讲，复印如此多的档案、购买如此多的缩微胶卷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对巴县档案研究者维度的思考
1.对国内研究者的分析和思考
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国内研究巴县档案的人群主要集中在四川，其他省市研究巴县档案的较少；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清代法律史方面，对清代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导致这些结果的原因主要有：在时间和经费问题上，四川以外的国内研究者不可能有大量时间抄录档案，想要复印档案经费又不允许，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多么有价值的档案都不会对其有吸引力；在研究方式和方法上，都是各自为战，缺少美国研究者团队作战的战略和战术，很难产出深入研究的成果群。希望国家能够加大对地方研究的投入力度，降低收费标准；希望高校的研究群体能够像UCLA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群一样，团队作战，共同研究，形成某个学科的研究群。不仅有大量，而且还有集中研究的系列著作出版。同时，也希望四川省档案馆能与所在地高校密切合作，结合高校特色，共同进行巴县档案的开发和研究。
2.对国外研究者的分析和思考
到四川省档案馆查阅巴县档案的国外研究者很多，主要是高校教师和博士研究生。他们在研究方式上，比较倾向于以巴县档案为文本，针对某一专题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研究主题较为广泛。比如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唐泽靖彦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清代中晚期法律文件中诉状与口供语言运用与演变”；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州立大学欧中坦教授的研究题目是“调和的中间地带———清代调解诉讼研究”；美国密苏里大学的魏达维博士则着力于对“清代家族的分家与家业分配”进行研究。[3]在所选择材料上，他们也不拘泥于巴县一地的档案。重庆市档案馆、南充市档案馆、台湾地区，都有他们的足迹。比如，来自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教师ElisabethKaske(白莎)，致力于对“清末捐输制度”进行研究。她不仅来四川查阅和抄录了部分巴县档案，还到台湾查阅了相关资料。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的博士生MauraDykstra（戴史翠）致力于对“清末四川商业”的研究，在四川省档案馆查阅巴县档案近一年之久，还到重庆市档案馆查阅档案多次。这种研究方法对各地档案文献的掌握更全面，得出的结论也应该更加客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