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法规论文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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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论文

法律法规论文范文1

 

无论是专业研究人员、法律工作者,还是一普通的市民,都有需要查询法律法规的时候。法律院系的师生在教学科研或写作论文的时候,需要查询法规;公、检、法等司法部门在法律实施中,需要依法办事,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查询;律师与市民为了诉讼的目的也是如此。   传统的查询方式有:(l)查询专门的法规类定期出版物,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国务院公报》、《新法规》月刊;(2)通过查阅某些法规类内部资料,如上海市律师协会所编《律师业务资料》;(3)查阅有关的报纸,如《法制日报》等;(4)查阅各种类型的法规汇编。   在rr环境下,成百上千的法律类网站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其中提供法律法规检索的网站亦是五花八门,各具特色。但是法规类网站,其主办者的专业水平、经济实力、权威程度、维护状况都良芳不齐,虽然网上诸多搜索引擎都列出一大申的法规类网站,但是并非都真正堪敷实用。本文仅就一些比较实用的站点作些介绍。   1法律法规大全式网站   1.1中国法院网法律文岸   中国法院网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成立,在最高人民法院党组领导下,依托人民法院报社开展工作,其权威性不容置疑。它是全国最大的法律法规数据库,并且提供免费查询。在如今网络上免费的午餐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这个网站提供给我们如此慷慨的免费查询服务,如此丰富的法规资源,如此强大的搜索功能,如此精致的主页设计,实在使人欣喜不已。   这个网站在法规收集方面是集大成式的。分为国家法律法规、地方法规、中外条约、政策参考、所有类型五个库。   在检索方法上,最多可以同时设置四个关键词进行组合查询,比如,设定四个检索关键词,分别为:公司(词一),股票(词二),上市(词三),条件(词四),检索国家法律法规库,得252条检索结果。其中最新的一条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X)3年12月28日的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最老的一条是中国人民银行在1卯1年1月1日的中国证券交易系统有限公司业务规则。   1.2北大法律信息网法规中心   北大法律信息网是北大英华科技公司和北大法制信息中心共同创办的大型综合性法律网站。该网站主页设计严整,内容更新及时,依托北大的学术背景,其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   该网站上的法规搜索,提供四个检索字段,分别为:按法规标题查询、按法规全文查询、按发文字号查询、按日期查询。建有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全库、中国地方法规规章库、港澳台法律库、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库、外国与国际法律库。’例如,如果想要在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全库中查询标题中有“婚姻”二字的所有法规,则在法规标题框中输人“婚姻”,查得有88护,其中最新的一条是民政部关于启用新式婚姻登记证等问题的通知(2(X抖年1月19日民办函〔么刀3〕1砧号),最早的一条是中央法制委员会关于“婚姻法”所规定之“革命军人”范围的解答(1953年7月1日),该网站收集法规之详细程度由此可以窥斑见豹。而如果想要查询所有的法律法规正文中包含有“婚姻”一词的,则就采取全文查询的办法,查得有弘3条,比如其中一条:财政部关于加强收费基金管理促进扩大和培育内需的通知(财综〔2(X犯」巧号),该规定文中多处提到“婚姻”二字,而依照标题查询的方法是无法查到这个结果的。   这个网站上的检索是要收费的,免费亦可以查得条目,但是无法看到全文。   2新法规查询网站   由于法律法规的、修改、废止是在持续地进行着的,所以对于新颁布或修订的法律信息必须有个及时的了解,因此不少提供法规信息的网站都将最新法规信息作为一个专栏。另外也有专门介绍新法规的网站,该网站的栏目有:最新国家法律法规,最新地方性法规,本月热点法律法规,立法背景材料。我们可以通过浏览这个网站,了解立法动态,并且可以取得新近立法的法规全文。比如在热点法律法规中,我们看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在今年二月的(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X”年2月13日的《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定》等一系列当月的法律法规,点击相关链接后我们就可以阅读这些法规的全文了。   3查询地方法规的网站   虽然在大全式的网站中建有地方性法规库,但是各地亦自建有自己的专门地方法规网站。一般在各地方政府的网站中都有该地区的地方立法可供查询。   4专题法规查询网站   法规分类分为“权益保护”、“身份确认”、“捐赠、投资”、“教育、教学、就学”、“出人境”、“留学及人才引进”、“出境探亲、定居、就业”、“回国探亲、定居、就业”、“涉外婚姻”、“涉外收养”、“遗产、安葬”、“侨房”、“华侨农场、侨属企业”、“外(侨)汇”等专题。   (l)北大法律信息网法规中心   目前提供中国法律法规英文版的网站尚不多,而北大法律信息网所提供的这方面内容,固然可资信赖,但是非注册用户还是要另找门径。   (2)李忱k法律搜索引擎   比如在诉讼法方面,收录了八十种中国诉讼法律法规的英文版。根据本文写作时的检索,该网站称收录了总共有仪众)多种英文法规,相当部分都是可以免费查看全文的。

法律法规论文范文2

1转型过程中科技期刊的诚信危机

1.1科技期刊诚信危机的严重后果

“诚信”一词中,诚为诚实,不弄虚作假;信为践诺,即践行所作承诺或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义务。诚信就是诚实地践行承诺或履行相关义务。科技期刊诚信出版是指科技期刊出版人员严格遵守出版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公平公正处理出版过程中的每一道程序,最终满足读者对科技期刊的合理预期。科技期刊诚信危机是指科技期刊出版人员在出版过程中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或职业道德的行为,导致读者降低对期刊的最终期望满足度,当期望满足度降低到一定程度,人们不再相信期刊办刊人在出版过程中能持公平公正的态度,对期刊质量和期刊品牌产生怀疑,诚信危机就产生了。科技期刊诚信危机将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1)助长学术不端之风。科技期刊出版人员本应是学术诚信的把关者,并应在端正学术风气、促进学术发展、防范学术不端行为方面起桥头堡作用,但却在工作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成为学术不端行为的始作俑者。一些科技期刊甚至成为追求不当利益的交易工具。(2)学术评价体系无法客观反映科技期刊水平。学术不端行为造成了统计期刊的来源数据不准确,使得核心期刊遴选难以得到公平、公正、科学的客观评价结果。(3)我国科技期刊影响力和公信力严重受损,使得国内大量优秀科技论文投向国外名刊。稿源外流现象不利于我国科技期刊质量的提高,进而影响了我国的文化自信。总之,科技期刊诚信危机不利于传播科学研究使命,不利于在世界学术话语权的竞争中掌握学术评价的主动权和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更不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

1.2科技期刊诚信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

诚信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办刊过程中存在诚信问题。在市场化经营理念左右下,一些科技期刊在出版定位和导向上向经济效益看齐而忽略社会效益,存在一系列违反出版管理条例和道德伦理的出版行为。例如,有的出版单位以各种变相行为收取管理费、刊号费、版号费或以其他名义收取费用等,这属于法律法规明文禁止的买卖刊号、版号违法行为;有的出版单位没有严格实施三审制,将组稿、审稿、编辑加工等重要出版环节外包给第三方,从中收取一定比例的“外包费”;有的出版单位利用评刊指标的缺陷,制造互引,人为抬高影响因子,达到“入核”目的;有的出版单位通过行政干预,打开审稿制度缺口,导致低质量关系稿、人情稿的发表等。诸如此类的诚信问题日益突出,导致科技期刊的信任危机日益严重。诚信危机的产生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1)转型过程的复杂性。当前,我国科技期刊正处于多方面的出版转型过程中,例如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出版转型,由单一的纸媒出版向全媒体出版转变,以及从非法人出版单位向出版企业转变等。转型过程中涉及到一系列机制改革,以增加科技期刊出版的活力和竞争力,使科技期刊成为市场主体,自负盈亏。但转型是在摸索中进行,其复杂性决定了在此过程中遇到一些挫折在所难免。(2)法制建设相对滞后。法律法规是科技期刊诚信出版的保障,但由于一些出版法律法规建设滞后于科技期刊的改革和发展,导致出版定位和导向偏离了已有规定;或法律法规缺乏震慑力,违法成本低廉,使得违反出版相关法律法规成为常态;或现有的法律法规缺乏监督机制,导致违法行为没有被有效追究。(3)我国科技期刊出版伦理建设没有得到重视,尚未建立起有影响力的科技期刊出版伦理规约等。(4)现有的科技期刊评价体系存在缺陷,对影响因子的过度依赖导致科技期刊过度关注期刊影响因子,进而人为操纵被引频次来提高影响因子。

2科技期刊诚信制度规范

科技期刊诚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诚信制度相对滞后,期刊评价体系缺陷被严重滥用,以及缺乏严格的制度监督和监管。因此,科技期刊诚信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制度规范建设。

2.1完善科技期刊诚信立法

科技期刊出版与图书出版的相同之处是两者都要经过选题策划、组稿、审稿、编辑加工等重要出版环节;不同之处是图书出版以一个书号作为整体,每个重要出版环节仅需执行一次,而科技期刊以期为单位,每期有多篇文章,每篇文章作为一个独立单元,每个重要出版环节都必须执行。科技期刊文章的独立性特征意味着缩减其中一小部分文章的流程或降低质量标准对某期整体质量影响甚微,也难以被发现,这就给有意违反诚信出版者提供了机会。因此,科技期刊必须加强诚信立法,以法律法规来规范诚信制度。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管理规定》以及《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在调控出版市场秩序、规范出版活动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在诚信问题上,上述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没有对学术期刊诚信作定义,或是定义不明确,缺乏对违反诚信出版行为的界定,导致有些科技期刊出版人员存在违反诚信出版行为而不自知,或利用诚信边界定义的模糊性故意违反诚信出版而没有受到相应的处罚。虽然国家科技部颁布的《关于在国家科技计划管理中建立信用管理制度的决定(2004)》《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及《关于在国家科技计划管理中建立信用管理制度的决定(2004)》,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颁布的《关于加强科研行为规范建设的意见(2007)》《院士科研道德自律行为准则》《中国科学院科技工作者行为准则》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科学道德行为准则》,教育部颁布实施的《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颁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都对学术诚信进行定义。但在科技期刊出版法律法规中,尚未对科技期刊出版过程中的诚信作定义,也没有对违反诚信行为进行界定。因此,国家出版管理机构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管理规定》以及《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等进行修订和完善,各省、市出版管理行政机构,以及研究会、协会、学会、主办单位等也要制定相关规定,或直接出台针对科技期刊出版行为的行政法规或规范化文件,对学术不端进行定义,明确对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制订惩罚措施,在规范学术不端行为上做到“有法可依”。另外,国家出版管理机构要建立起科技期刊信用体系,保证出版经营诚实守信;同时可将出版机构的不诚信行为纳入信用体系中,使其对出版机构和相关人员在其他领域的信用度产生负面影响。

2.2科技期刊评价体系的完善

现有的科技期刊评价体系无一例外地使用影响因子作为主要评价指标。影响因子是在统计周期内期刊总被引频次与总发文量之比,统计周期可以是1年、2年或5年等。在总发文量固定的情况下,提高期刊影响因子的关键是提高总被引频次。国外出版行业的诚信相关法律法规比较完善,如果违反诚信法律法规,或违反媒体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将付出极大代价,因此,国外期刊总被引频次人为操控现象比较少。但国内一些科技期刊为了进入核心期刊行列,经常通过操控被引频次,以达到提高影响因子的目的。操控影响因子是学术不端行为,也是诚信问题,导致评价体系无法客观地反映科技期刊的影响力。因此,除了法律法规的规范化建设外,完善科技期刊评价体系也是诚信危机治理的重要方面,其主要途径是弱化影响因子的作用。由于影响因子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体现期刊的影响力,在现有的条件下完全取消该指标是不可能的,只能尽量弱化其作用。可通过对各种评价指标如引用期刊数、被引期刊数(被引广度)、Web即年下载率、转载量、基金论文比等赋予一个合理的权重,从而得出一个比较科学而客观的期刊影响因子。当前,学术社交网络对学术传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科技期刊的评价也可以引入以单篇论文评价为主的指标———选择性计量(Altmetrics),即将论文的推送、转发、标签、注释、网上排名、网友推荐、博客转载、点赞数量等作为评价指标。国外的开放出版科技期刊如PeerJ、PLoSONE等已经开始将该指标应用于论文评价中,我国学术期刊界也开始重视Altmetrics的应用。尹玉吉认为,不可能采取任何单一的方式来客观、全面地评价科技期刊,可采取影响因子和Altmetrics结合的二维评价体系。因此,科技核心期刊的遴选要创新评价体系,在承认和保持影响因子的基础上,探讨影响因子计算方式的多元化,使影响因子向更加客观和科学的方向改进,并探索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将新的评价方法和评价工具运用到评价体系中去,特别是可以考虑将新媒体的影响力列入评价指标。目前,自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不少科技期刊已经在其微信公众号上进行全文传播。除了传统的下载、引用等指标外,对科技期刊的评价应考虑自媒体的阅读量、点赞、转发、分享、标签、注释等。浙江大学在2017年出台了有争议性的《优秀网络文化成果认定实施办法(试行)》,对在微信公众号中获得10万以上阅读量的推文,将其认定为相当于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无论人们质疑其评价方法客观与否,该文件考虑到了自媒体的重要作用,这是一种与时俱进。同样,科技期刊评价体系的完善也要与时俱进,可融入Altmetrics,并考虑自媒体出版在评价体系中的影响作用。

2.3加大科技期刊诚信出版的执法和监督力度

出版机构和出版人员对出版管理条例是最为深刻了解的,但由于缺乏自制,在经济利益面前容易迷失自我,由学术道德的“守门人”变成“监守自盗者”,这种行为严重影响了我国科技期刊的出版质量,必须加强执法和监督力度。(1)违法必究。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出版人员不得利用出版活动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一些学术不端行为已经触犯了出版法律法规,要给予严厉打击,以维护法律权威;加强出版过程中违法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以提高法律法规震慑力。科技期刊出版机构和出版人员要洁身自爱,不得以身试法。根据《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管理规定》,违反出版相关规定的出版人员,可由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吊销其专业技术资格,由发证机关收回其职业资格证书。为了提高法律的震慑力,可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国家诚信办公室官方网站,接受学术不端行为举报和投诉,定期对学术期刊的学术不端行为进行调查,对已发生学术不端的科技期刊和出版人员进行网络公示,并在评优、职称评审、基金申请等方面给予限制,构成违法犯罪行为的,移交相关部门进行立案调查。(2)加强出版监督,包括加强各级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监督和加强学术期刊主管和主办单位的监督,将法律法规应用到具体行业的相关规定中,并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加强诚信监督。同时,要加强出版协会、期刊协会、编辑学会、编辑委会员等相关行业组织的信息共享和监督作用,一旦有学术不端行为出现,便在行业组织内公开通报批评,并将其从行业组织内开除。这种惩罚在当今媒体行业发达的国家普遍实行,并且行之有效,具有极大的震慑力。(3)加强法制宣传学习,增强出版人员法制意识。对已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新闻出版行政单位和出版单位要加强法制宣传,让出版人员熟悉出版管理条例、著作权法等法律法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37号令规定出版人员每年必须参加不少于72学时的编辑继续教育培训,就是为了加强相关出版法律法规的宣传学习。

3科技期刊出版的伦理建设

科技期刊出版活动中也存在没有触犯法律法规、但有违道德伦理的行为,如行政干预、降低关系稿质量要求、处理稿件不公平等,这些行为无法以法律法规对其进行约束和规范,只能诉诸伦理治理。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如果人仅停留在对法律、规范或准则的最充分了解,而缺乏最完善的自制,则无法尽到自身所应承担的责任。科技期刊诚信建设不能只是在制度上进行,还要培育科技期刊界的自律和责任,培养出版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力争达到亚当•斯密所说的“最完善的自制”,从伦理道德建设上解决诚信危机。

3.1科技期刊诚信出版行业伦理规约建设

科技期刊出版的社会责任体现在出版的社会效益上,即所作的出版决策诸如选题策划、质量保障、知识传播等必须有利于读者,能够增加社会效益,而非单纯从经济利益出发。出版行业伦理规约是法律法规精神的实践,从行业规范、行业准则方面规范学术出版行为,能促使科技期刊自制,起防范学术不端作用。我国科技期刊不太重视出版伦理规约,在行业中对违反出版伦理的行为缺乏约束力,惩罚力度较小,出版伦理的违反成本较低,致使违反出版伦理行为时有发生。国外科技期刊出版除了从法律法规上进行规范外,也建立起了出版行业自身的伦理规约,如英国出版伦理委员会(CommitteeonPublicationEthics,COPE)在《期刊编辑行为准则和最佳实践指南》中总结了出版经验,提出了17条行为准则,并在行为准则后面给出了最佳的实践建议。伦理规约虽然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但在行业中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让任何出版人员都不敢轻易违反,否则会受到整个行业的一致谴责和抵制,使其以后无法在行业中立足。通过建立起出版伦理规约,可使科技期刊业界实现自律、自尊、自重。近年来,我国学术期刊开始意识到出版伦理规约的重要性,以学术期刊联合宣言的形式来形成自律,抵制学术不端行为。如2008年50家学术期刊签署的《关于坚决抵制学术不端行为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为《武汉宣言》),主张“联手抵制各种学术不端行为”;2012年65家学术期刊签署《关于学术期刊加强自律共同抵制学术不端行为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为《沈阳宣言》),约定不得进行互引等学术不端行为,否则“将受共同体成员一致谴责”。

3.2科技期刊出版人员职业道德建设

科技期刊出版人员不仅有期刊编辑,更有主编、编委和评审专家等,这些角色对科技期刊稿件评价起着决定性作用,科技期刊要对这类人员进行道德规范建设,使他们忠于职责,公平公正对待稿件,成为科技期刊诚信的守护者和捍卫者。主编、编委和评审专家等虽然在科技期刊稿件处理过程中的职责与编辑不同,但通过研究编辑职业道德的规范建设,可对主编、编委和评审专家等提供借鉴。

3.2.1培养编辑的诚信职业价值观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也是编辑职业价值观。贝特朗认为,媒体从业人员的基本价值观是尊重生命和增进人类团结,即促进公众利益。同样,编辑作为媒体从业人员,其基本职业价值观也是促进公众利益,这与我国出版业必须关注社会效益相符。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增加社会效益,提高公信力,更好地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科技期刊编辑必须树立诚信的职业价值观。“编辑”作为一个职业,是由动词“编辑”引申而来,是“编”和“辑”的结合:“编”即对内容进行文字性加工修改,对文章结构进行调整;“辑”即对各种不同的文章类型进行选取、分类和聚类。但在此过程中,编辑必须忠于文章的思想和内容,只能对文字进行修饰性修改,对常识性的错误进行修改,不能对文章的内容、思想或数据等进行“篡改”。在选取文章时,要按照质量至上原则,刊发好文章。在当前存在的引文学术不端行为上,一些编辑人员就忽略了其自身的社会功能,超过了“编”和“辑”的范围,偏离了诚信的职业价值观。

3.2.2编辑职业道德原则是诚信守法和公平客观

一方面,编辑应严格按照出版法律法规处理出版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自觉担当学术诚信的把关者。“打铁还需自身硬”是编辑在诚信守法上的形象总结。编辑在处理文章时,不能借着职务之便,盗取作者文章中的创新观点和数据用于自己或他人的论文写作;不能利用稿件采用权向作者索取金钱或其他好处;更不能以身试法,利用职务之便贩卖刊号、书号,或将编辑出版权外包,收取外包费用,中饱私囊;在评刊指标转引上,严禁参与转引行为,不能为了进入核心期刊行列而自引;非自然转引行为既违反《出版管理条例》,也违反我国《著作权法》有关规定。编辑要理性地处理职业道德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放弃审稿原则,录用质量达不到要求的稿件;不能屈从于行政命令或人际情谊,降低稿件录用标准。编辑不仅要抵得住金钱的诱惑、人情的难却、上级的压力,更要与学术不端行为作斗争;在对待作者稿件上,要尊重作者的著作权,不能自作主张增减文后参考文献,如果确实有需要增减,宜在退修意见中征得作者同意;要遵循出版法律法规的要求,不能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降低道德底线。总之,编辑要以身作则,遵守《出版管理条例》,诚信从事出版工作。只有自身诚信守法,才能担当学术诚信的把关者;同时,编辑应遵守公平客观原则,为科技期刊营造诚信环境。《孟子•离娄上》有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信是自然规律,而追求诚信是编辑的基本职业道德原则。编辑为了做到诚信,就必须有德性。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出,节制属于道德德性,有道德德性的人,在行为上必然有节制,按客观事实办事。编辑为了树立起诚信,就必须做到公正客观:公正是指对待每一篇稿件都一视同仁,不能因为作者的性别、学历、地区、职称等而加以歧视;客观是指以质量作为文章录用与否的标准。稿件质量虽有主观性,但可以用最大化的客观标准衡量,例如选题是否为当前研究热点、是否新颖,引言部分对文献综述是否详细清楚,对研究背景、目的、意义、方法的介绍是否得当,结论是否完整且充分,参考文献是否著录规范,文章结构是否完整,文章写作是否精练等,利用这些标准多方面、多层次审查,再结合审稿专家的意见,做出录用与否的判断。

3.2.3科技期刊编辑诚信行为规范

行为规范是编辑日常出版活动中的行为准则,能对编辑不良行为起制约作用。COPE经过调查研究,制定了编辑行为准则。诚信行为规范在编辑行为规范的范畴内,又有自身关注的重点,因此,本研究吸收和发展COPE的行为准则,提出编辑诚信行为准则。

(1)编辑的一般义务和责任。编辑必须熟悉期刊出版相关政策和规范,依据《出版管理条例》规定,严格按照已制定的流程从事出版工作;为学术诚信把关,杜绝学术不端行为,维护学术诚信,保证和提高出版产品质量;不断改进出版服务质量,满足读者和作者需求;必须具备一定专业水平和编辑业务水平,确保有能力、有水平处理稿件,而且应本着公正、客观的立场,避免因为偏见而错失优秀的稿件。

(2)编辑的社会责任和个人责任。编辑的责任可分为社会责任和个人责任。我国编辑的社会责任是:服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促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共同发展;肩负起维护和净化学术气氛的责任,为学术质量把关,避免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发现、培养、扶持读者和作者人才等。编辑的个人责任是:加强学习,提高个人素质,提高业务能力和道德水平;提高自制力和抵制力,抵制行政干扰和亲情、友情压力,对非法利益保持自制,抵制学术不端等。

(3)编辑与非相关利益对象的关系处理。非相关利益对象是指编辑日常工作中遇到的、与编辑没有利益冲突的人,包括作者、读者、审稿专家、编委会成员等。非相关利益对象关系的妥善处理体现了编辑在出版工作中的诚信职业道德。编辑要根据已制订的工作流程和行业规范进行处理,特别是要根据对象的权利进行相关的关系处理。以作者为例,作者拥有对稿件处理过程中的知晓权,如稿件状态、退稿原因、审稿意见等,目前一些编辑在处理稿件时,往往忽略了作者的这些权利,如不及时告知作者稿件的处理阶段、退稿原因、专家对稿件的评价意见等。编辑在处理与作者的关系时,要注意维护作者的相关权利,如保护作者的隐私权、知情权、著作权等。

(4)编辑与相关利益对象的关系处理。相关利益对象指主办方、上级、亲戚朋友等,相关利益对象关系的妥善处理更能体现编辑的诚信职业道德。由于作者有职称评审、考核评优、毕业发文等需求,科技期刊成为炙手可热的资源,利益对象通过各种关系和途径,从行政干预、人情、亲情、利益诱惑等方面企图影响编辑在稿件录用上的判断和选择。在对相关利益对象的处理上,编辑要秉承独立、客观的态度,顶住压力,处理好岗位职责与利益冲突问题。如果编辑自身职责与利益有关连,则宜采取回避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出版过程公平公正,避免学术出版沦为一些人的工具,丧失学术出版的本性、功能和作用。

法律法规论文范文3

关键词: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卫生法律法规;培训形式;培训内容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医学生毕业后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93年原国家卫生部开始试点,2005年北京市要求住院医师必须到北京市卫生局认定的基地进行规范化培训。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等7部门《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卫科教发[2013]56号)提出,要健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要求医学院校本科生毕业后,在培训基地接受3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训以提高临床诊疗能力为主,辅以医德医风、政策法规、人际沟通交流等内容。与此同时,相关的研究也日渐增多,且2009年后关注度显著提高,科研基金和数量于2014年达到峰值[1]。但鲜有研究涉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卫生法律法规培训的必要性及培训内容和形式。为了了解卫生法律法规培训的必要性,提高培训的针对性,本研究对正在北京市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医师进行了抽样调查,了解住院医师对目前培训内容、形式、时间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现介绍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正在北京市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选择在2015年10月27日参加首都医科大学卫生法律法规培训的所有住院医师,共268人。课题组于本次培训结束后发放调查问卷268份,回收有效问卷26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100%。

1.2调查内容

在征求了临床医学专家、医院管理专家和卫生法学专家的意见后,自行设计了问卷“关于卫生法律法规课程的调查”。问卷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性别、从业时间、科室、人事关系所在医院级别;对培训必要性的调查;对培训形式的调查,包括时间、人数、小组讨论形式等;对培训内容的调查。

1.3质量控制

问卷发放前对所有参加问卷调查的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规培)人员进行了培训,向其解释问卷中的相关内容,确保其对于问卷内容的真实理解,以保证问卷效果。当场回收所有调查问卷,使用EpiData3.1建立数据库,并由两名数据录入人员进行双盲录入,以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1.4统计分析方法

使用SPSS21.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分类变量采用频数和百分比进行描述。

2结果

2.1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在268名调查对象中,男性100人,占37.3%;女性168人,占62.7%,男女性别比1∶1.68。从业时间在1年以下的151人,占56.3%;1年<从业时间<2年的77人,占28.7%;从业时间2~3年的23人,占8.6%;从业时间3年以上的17人,占6.3%。内科70人,占26.1%;外科45人,占16.8%;妇产科13人,占4.9%;儿科22人,占8.2%;其他科室共116人,占43.3%;缺失2名,占0.7%。人事关系所在医院为一级医院的21人,占7.8%;二级医院的62人,占23.1%;三级医院的181人,占67.5%;缺失4名,占1.5%。

2.2进行卫生法律法规培训的必要性

调查对象中125人(46.6%)认为非常有必要进行卫生法律法规培训,135人(50.4%)认为有必要,只有8人(3.0%)认为没有必要或不太必要,即有97.0%的医师认可进行法律法规培训的必要性。规培医师认为没有必要或者不太必要的原因分别是:6人认为已经了解授课内容;2人认为投入的时间与收益不成比例;2人认为授课水平有待提高;1人认为进行临床工作不需要了解这些知识;1人认为授课内容有待改进。

2.3培训形式的相关调查结果

在培训课时的安排上,选择4课时的有110人(41.0%),选择2课时的有107人(39.9%),选择8课时的有32人(11.9%),选择16课时的有18人(6.7%)。在培训形式方面,非常支持以专题讲座形式培训的有176人(65.7%),比较支持的有79人(29.5%),不太支持的有11人(4.1%),反对的有2人(0.7%)。非常支持采用分组讨论形式培训的有87人(32.5%),比较支持的有133人(49.6%),不太支持的有40人(14.9%),反对的有8人(3.0%)。对于考核方式,支持开卷考试的132人(49.3%),支持撰写小论文的15人(5.6%),选择闭卷考试的8人(3.0%),认为无须考核的113人(42.2%)。

2.4安排的培训内容的必要性调查

在安排的培训内容的必要性上,共设计了4个选项:非常有必要、有必要、不太必要、完全没必要。调查发现,培训所选择的各项具体内容,均有人认为非常有必要和有必要,其中医疗机构管理的需求率最高,达到100.0%。需求率最低的是依法行医内容,但规培医师对其的需求率也高达91.4%。

2.5对工作有帮助的培训内容调查

在“您认为对工作有帮助的内容”这个问题上,72.4%(194人)选择了医疗机构管理,70.9%(190人)选择了医师执业注册制度,67.9%(182人)选择了医生的法定义务,54.9%(147人)选择了传染病防治法律制度,38.8%(104人)选择了疫苗接种管理制度,39.2%(105人)选择了艾滋病防治制度,38.8%(104人)选择了医疗废物管理制度,44.8%(120人)选择了母婴保健法律制度,见表6。调查结果表明,在规培医生认为对工作有帮助的内容方面,医疗机构管理、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医生的法定义务排在前三位,疫苗接种管理制度、艾滋病防治制度、医疗废物管理制度需求较小,但仍有38%以上的医师认为应该培训。

3讨论

3.1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应重视卫生法律法规

有观点认为,经过了本科阶段卫生法学、卫生法或者卫生监督学课程的学习,在住院医师规培阶段不宜纳入卫生法律法规的内容。调查结果表明,高达97.0%的调查对象认为卫生法律法规的培训是非常有必要和有必要的。这说明仅靠本科阶段的系统学习,无法满足临床实际的需要。与参加培训的住院医师进行小范围的交流发现,他们认为,在临床工作一段时间以后,会带着问题参加培训,这样能够更好地理解法律制度,提高依从性,降低违法行医的概率。比较研究发现,中外住院医师培训内容大体相同,即医学知识和技能、人文素质、管理制度等[2]。所不同的是,国外更加关注医学人文素养[3],我国的住院医师更希望了解法律制度。我国住院医师对法律知识的渴求度排在临床实践技能和理论之后[4]。因此,尽管培训内容与本科阶段的学习内容重合,但强化培训仍然是非常有必要的。

3.2卫生法律法规培训的形式应该更加灵活

尽管调查对象认为学习卫生法律法规是必要的,但普遍不愿意为此花费太多时间。80.9%的调查对象选择4课时和2课时。对于班级人数,48.1%的医师认为100人左右最好。至于培训形式,更多的人非常支持和比较支持专题讲座的形式,占95.2%;82.1%的人非常支持和比较支持分组讨论,这说明分组讨论的设计应更加精巧,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其中。在考核方式上,42.2%的人认为无须考核,49.3%的人支持开卷考试,只有3.0%的人选择闭卷考试,分歧较大。可见,学员比较抗拒一般的考核方式,未来应探索在临床实践考核时考查学员对法律法规的掌握程度。

3.3培训内容的选择应遵循与临床密切相关的原则

医疗卫生法律法规内容繁多,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主要是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法定义务,与临床工作关系密切的义务包括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执业注册、医师的法定义务、传染病防治、疫苗接种管理、医疗废物管理制度等。调查结果表明,当前的课程设计比较符合学员需要,每个法律法规内容都有相当多比例的学员认为非常有必要和有必要。这一方面说明学员对法律法规的重视,另一方面说明学员不是非常清楚自己的主要需求。目前,培训教师只能根据自己的认识有所取舍,未来需要更加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以更准确地把握住院医师的需求。

3.4培训内容应侧重与医疗纠纷相关的领域

尽管学员希望了解各种法律法规,希望知道法律到底要求自己做什么、怎么做,但选择医疗机构管理的人数比例明显更高,至于临床活动应遵守的疫苗接种管理制度、艾滋病防治制度、医疗废物管理制度等,关注度明显较低。这说明一方面医生希望学习各种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对不大容易引发医疗纠纷的管理制度重视度不够。在医患关系紧张的时代背景下,依法行医、避免医疗纠纷是所有从业者的共同诉求,医生更渴望了解与医疗纠纷有关的制度也是必然的。笔者认为在培训中,应在介绍法律法规的同时,更多地考虑该制度是如何引发医疗纠纷的,如何才能避免,从而使培训内容更加符合学员需求。

3.5理顺卫生法律法规与相关课程的关系

北京市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涉及的法律知识内容比较多,包括卫生法律法规和医疗纠纷的防范与处理。卫生法律法规依托《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传染病防治法》等,重在介绍法律对执业活动的要求。医疗纠纷防范与处理依托《侵权责任法》、医疗损害责任和医疗纠纷处理程序等,围绕损害赔偿展开。如果设计得当,这两部分内容可以做到无缝衔接、相得益彰。

4结语

医学界早已认识到了依法行医的重要性,但鉴于规范医师的制度众多、内容繁杂,导致培训内容差异较大。住院医师参加的是规范化培训,应使培训内容、形式规范化。在积累了多年培训经验之后,北京市已经具备进一步规范培训内容和形式的基础,未来应进一步细化培训内容,并尝试通过考核来使卫生法律法规培训达到预期效果,并为推动依法行医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尹超帮,孟开.我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研究现状[J].中国医院,2016(2):28.

[2]孟群.中外住院医师专科医师培训制度概况[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0.

[3]冯宁翰,达建,张炜,等.临床医学教育要注重伦理和人文素质教育[J].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2006(10):1654-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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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学术不端的定义和国家最新法律法规

学术不端行为(scientificmisconduct)是指在建议研究计划、从事科学研究、评审科学研究、报告研究结果中出现捏造、篡改、剽窃、伪造学历或工作经历。这不包括诚实的错误和对事物的不同的解释和判断。学术不端行为在中国相关法律法规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等。中国从2020年9月1日起实施的《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被称为史上最严、最全面的学术不端处理法规,该规定是由中国科技部部长王志刚签发的科技部第19号令。该规定除了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处理做出明确规定之外,还对那些出售学术论文、捏造数据并代人撰写或投稿的“论文工厂”提出了查处方案。

2、COPE和ICMJE中关于更正与撤稿的定义及区别

COPE与ICMJE是科技期刊出版过程中遵守并参考的权威规范,文章将对两种规范对期刊更正与撤稿的定义及不同进行阐述:

2.1COPE对更正与撤稿的定义:(1)更正:√没有严重违反出版或研究道德;√纠正不影响结论的小错误。(2)撤稿:√有明确证据表明,由于重大错误(例如,计算错误或实验错误),或者由于捏造(例如,数据)或伪造(例如,图像处理)而导致研究结果不可靠;√构成剽窃;√研究结果先前已在其他地方发表,而没有适当地注明先前的来源或向编辑披露,也没有允许重新发表或提出正当理由;√未经授权使用其中包含的材料或数据;√版权受到侵犯或存在其他严重的法律问题(例如诽谤,隐私);√研究不符合道德伦理要求;√在同行评审过程受到破坏或操纵的基础上的文章;√作者未能声明主要的竞争利益(又称利益冲突),据编辑认为,这会不适当地影响编辑和同行评审对文章的建议和解释。

2.2ICMJE对更正与撤稿的定义:(1)更正:诚实的错误是科学研究与发表的一个组成部分。某个编码有误或某个计算出错可导致普遍性的差错,以致在整篇文章中出现大量错误。如果这些错误没有改变文章结果、解释和结论的方向或意义,当发现错误时,应发表更正启事。对事实方面的错误进行更正是必要的。(2)撤稿:学术不端包括数据造假和剽窃,但并不一定仅限于此。数据造假包括欺骗性地篡改图像。错误严重到足以使文章报告的结果和结论不可靠,则可以要求撤销。若调查证实有科学不端,应刊登撤销论文的声明。

2.3区别:从两者的指导原则看,COPE更直接地列举出需要更正与撤稿的准则与事实,ICMJE则更倾向于向期刊编辑提供措施建议,并未明确指出更正与撤稿的原则。

3、更正与撤稿的流程

3.1根据ICMJE原则,如果需要更正,期刊应遵守以下最低标准:(1)期刊应尽快发表更正启事,详细说明对原文所作的更改,而且应注明原文出处。更正启事应刊登在电子版或编有页码的印刷版期刊上,并在电子版或印刷版的目次中列出,以方便编制索引用;(2)期刊还应论文的新版本,新版本应有对原始版本所有改动的详细说明,并注明更改日期;(3)期刊应存档论文的所有先前版本,读者可以直接获取或向期刊申请后获取该存档论文;(4)之前发表的电子版本应突出地注明该论文还有更新的版本;(5)应引用最新的版本。

法律法规论文范文5

关键词:PPP模式;棚户区改造;文献;SWOT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全年全国各类棚户区改造开工165万套,基本建成205万套。棚户区改造是我国政府推出的一项惠民工程,但是棚户区改造又是一项准公共物品,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现阶段未改造的棚户区多为商业价值较低、实施难度较大的工程,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资金问题。近年来,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连续发文,鼓励支持引进社会资本参与政府工程(PPP模式)。基于此,本文通过对PPP模式在棚户区改造中的应用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整理,从文献计量和研究内容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同时通过SWOT分析法对PPP模式应用于棚户区改造的可行性进行分析,提出发展棚户区改造项目PPP融资模式的对策和建议,以期为PPP模式在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应用提供参考。

一、相关概念

(一)PPP模式。目前,关于PPP模式的起源,一般认为英国的PFI模式是现代PPP模式的发端。20世纪80年代,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在公路、水务、国防、教育等方面大规模推行私有化,通过政府与社会合作来共同经营提供公共服务。1992年,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拉蒙特将撒切尔夫人在公共服务方面引入社会资本命名为私人融资计划(PFI),现代PPP模式由此萌芽。2015年5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统一PPP模式的定义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大创新,即政府采取竞争性方式择优选择具有投资、运营管理能力的社会资本,双方按照平等协商原则订立合同,明确责权利关系,由社会资本提供公共服务,政府依据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结果向社会资本支付相应对价,保证社会资本获得合理收益。贾康和孙洁根据人们对PPP的认识,并结合国内外机构和专家的观点,就PPP做出了一个新的定义:PPP是指政府公共部门与民营部门合作过程中,让非公共部门所掌握的资源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实现政府公共部门的职能并同时也为民营部门带来利益。

(二)棚户区改造。棚户区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通常指建成区范围内平方密度大、使用年限久、房屋质量差、人均建筑面积小、基础设施配套不齐全、交通不便利、治安和消防隐患大、环境卫生脏乱差的区域。一般包括城市棚户区、国有工矿(含煤矿)棚户区、国有林区棚户区和国有林场危旧房、国有垦区危房等。棚户区改造是改善群众的居住条件,兼顾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城市环境的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2008年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棚户区改造纳入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大规模推进实施。根据国务院2013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的规定,要全面推进各类棚户区改造,加大政策力度支持,提高规划建设水平,加强组织领导,重点推进资源枯竭型城市及独立工矿棚户区、三线企业集中地区的棚户区改造。

二、基于文献计量层面分析

(一)文献来源。本文所研究的论文和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知网,利用高级检索的方式,输入关键词“PPP模式”并含“棚户区改造”,以主题相关的方式进行搜索,查得论文为107篇,其中期刊论文61篇,硕士论文45篇,会议论文1篇。

(二)总体趋势分析。文献的总体趋势可以反映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度。从已有研究文献的整体趋势来看,国内关于PPP模式在棚户区改造中的应用研究的发文量呈现了先升后降的趋势。自2011年起,我国学者从文献层面开始对PPP模式在棚户区改造中的应用进行研究,从2014年起对该领域的研究开始激增,发文数量呈陡坡式上升,于2017年达到了最多的31篇,并开始逐年减少;就参考文献而言,自2006起关于该研究领域的参考文献的引用出现波浪式的上升,引用2015年的参考文献数量最多;引证文献伴随着整体研究趋势的变化而变化,在2014年之后呈现陡坡式上升,目前呈下降趋势。总的来说,目前对于PPP模式应用于棚户区改造的研究处于下降趋势。(图1)

(三)关键词分析。累计次数出现较高的关键词反映了学者们的研究热点和重点,本文运用VOSviewer软件分析了2011~2021年所查到的107篇文献的关键词共现情况,绘制了PPP模式在棚户区改造中的应用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2。该图谱有42个群集和629条连线,关键词分布较散。可见,107篇文献涉及研究内容较多,关注点较为分散。这107篇文献涉及的关键词主要集中于棚户区改造(词频为74)、PPP模式(词频为53)、PPP(词频为23)。去除“PPP模式”与“棚户区改造”这两个关键词和与其类似“PPP”“棚户区改造项目”等关键词后,笔者整理发现“融资模式”(8次)、“可行性”(5次)、“政府购买服务”(5次)、“物有所值”(5次)出现的次数较多,这说明学者们将注意力放在了棚户区改造的融资模式、PPP模式应用于棚户区改造的可行性等研究热点上,表明该研究领域最核心的关注点仍是PPP模式是否能解决棚户区改造融资难的问题和应用于棚户区改造中是否可行的问题。(图2)

(四)论文引用频次分析。论文的引用频次通常会用来评估其学术价值,论文的引用频次越多,证明其越被学者认可,在同行中引起的反响越大,受到的关注也更高。本文选取了被引频次最高的前10篇期刊论文作为研究对象,以此来观察PPP模式应用于棚户区改造的关注点。高被引频次论文发表最多的年份是2015年和2016年,各3篇;其次是2011年、2013年、2017年和2018年,各1篇。在这10篇论文中,被引频次最高的是由清华大学潘在怡和罗茜等共同撰写的“我国棚户区改造常用开发模式比较、建议及案例应用”一文,被引次数达到了62次,下载次数为1,838次,这篇论文于2016年发表在北大核心期刊《地方财政研究》上。这篇文章分析和比较了我国现有棚户区改造政策和常见开发模式及其问题,并通过具体的项目策划分析提出了商品房与棚改一体化开发、棚户区改造与文化地产结合的建议,对研究棚户区改造的相关论题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意义。在这10篇论文中,笔者认为清华大学的刘婧湜和王守清等的“狭义PPP模式下棚户区改造项目结构创新研究”一文中有一点可以供研究者参考,作者指出相对广义PPP,狭义PPP模式更强调政府的参与及在项目公司中占有的股份,政府与企业以狭义PPP模式有机结合有利于突破棚户区改造现有困境,推进项目进度。所以,研究者在研究棚户区改造的融资模式的时候,不应该只关注棚户区改造资金需求大的特点,还应该关注棚户区改造项目周期长、难度大等特点。

三、基于研究内容的角度分析

(一)棚户区改造应用

PPP模式的可行性与意义方面的研究。关于棚户区改造应用PPP模式的可行性与意义方面的研究,学者所站立场不同,研究的角度也有所不同。有学者从政府角度分析PPP模式的可行性,认为PPP模式在棚户区改造中应用有利于减轻财政负担,扩宽融资渠道,促进项目风险分担和转移。如,冯从敢认为在PPP融资模式下,由民营企业负责项目融资,可以减少政府对棚户区改造的投入资金,转移、减轻政府的投资风险,民营企业的专业性保证了更好地为棚户区居民提供服务。还有学者从建立模型和案例分析角度来分析棚户区改造应用PPP模式的可行性。如,梁玲霞和韩芳通过构建城镇棚户区改造PPP模式VFM定量评价模型,对乌鲁木齐市老城区改造提升建设工程(A1项目包)PPP项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证明该项目通过物有所值定量评价,适合采用PPP模式。

(二)棚户区改造应用

PPP模式风险管理方面的研究。由于棚户区改造项目的特殊性和PPP模式运作流程的复杂性,棚户区改造PPP项目风险管理难度较大,部分学者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对棚户区改造应用PPP模式风险管理进行了研究。李文娟和金长宏运用层次分析法(AHP)构建风险层次结构模型,对棚户区改造PPP模式融资风险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进而判断出影响项目的关键风险因素,对棚户区改造PPP模式风险管理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刁江月运用核检清单法、系统分析法和专家调查法构建起项目风险清单和风险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相结合,对项目的风险进行全面评估,并提出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搭建起具有普适性的PPP模式棚户区改造项目风险管理框架。

(三)PPP模式下棚户区改

造融资方面的研究。随着我国棚户区改造进程的不断加快,融资问题成为当前棚改项目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关于棚户区改造融资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文章:余洋结合棚户区改造对政府购买服务模式、PPP模式的内涵和流程进行了简要分析,提出了影响这两种融资模式选择的因素,并建议结合具体的影响因素采用最适合的融资模式。欧阳炯指出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是PPP模式的重中之重,资金是该模式的核心环节,按照长远发展趋势,PPP模式将是棚户区改造融资的重要方式。

四、棚户区改造采用PPP模式SWOT分析

笔者结合文献分析得到的优点和问题,对棚户区改造采用PPP模式进行SWOT分析。SWOT分析法是一种可以将研究对象所处的情景进行全面、系统、准确地研究的态势分析法,其中SWOT四个英文字母是strength、weakness、opportunity、threat的缩写,分别代表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

(一)优势(strength)分析

1、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棚户区改造是一项重要的民生项目,目前我国在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工作进程,但是棚户区改造涉及众多环节,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仅靠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支持远远不够。政府采用PPP模式,可以拓宽融资渠道,吸引社会资金参入,为项目带来资金支持,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同时政府可以将资金投入到更多的民生工程中,更好地发挥政府职能,促进经济发展。2、提高项目建设效率和服务质量。政府公共部门包办公共基础建设低效率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采用PPP模式将引入竞争机制到棚改工作中,为了达到签约合同和盈利的目的,民营企业必须提出更高效和更优质的方案,同时民营企业相对在知识、管理和技术等方面更强,政府也可以摆脱繁重的事务,从过去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提供者转变为监管者,从而提高项目的建设效率和服务质量。3、有利于风险转移与分担。棚改项目中应用PPP模式,在项目初期就可以引入社会资金,这样可以有效地分担政府部门独立承担棚改资金问题带来的违约和赤字风险,也能为民营企业的投资贷款分担相应的风险。同时,因为PPP模式是政府公共部门和民营企业合作的方式,风险共同承担,当项目发生亏损时,政府和民营企业共同承担损失,实现了风险的转移和分担。

(二)劣势(weakness)分析

1、投资面临风险,私有资本难以加入。棚户区改造项目是惠民工程,其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项目的合同期限较长,初期投资金额巨大,仅靠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收入能否收回成本尚不确定,项目投资面临较大风险。而且,目前棚改项目大多由政府指定的国有企业实施,其他私有企业很难进入棚改项目,项目社会资金加入方式单一。2、建设周期长,征收难度大。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收期长,棚改项目建设一般包括立项、招投标、设计、施工、竣工验收和结算等阶段,整个建设周期一般3~5年。征收难也一直是棚改项目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棚户区改造是为了改善群众的住房条件,但是仍有部分人不同意房子被征收,存在故土情节;还有一部分“钉子户”漫天要价,对拆迁补偿金额期望值过高,抱有超额赔偿的幻想,加大了征收的难度;棚改政策宣传不到位,媒体的舆论引导和部分低收入人员的安置不到位等也是造成征收难的因素。

(三)机会(opportunity)分析

1、相关政策支持。自2008年中共中央启动保障性安居工程,并将国有林区(场)棚户区(危旧房)、国有垦区危房、中央下放地方煤矿棚户区改造作为重要内容以来,政府对棚户区改造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有关棚户区改造的政策也不断深入。2010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该意见为PPP模式应用于棚户区改造中提供了政策支持。2015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规定:“鼓励支持引进社会资本参与棚户区改造”。2、资金需求大。随着前几轮的改造,目前剩下的基本是商业开发价值低、改造难度大的“硬骨头”,同时城市中心区域土地紧张,棚改出现向城市外围和边缘扩展的趋势,新建、改造老旧基础配套设施的资金需求巨大。以江西为例,根据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的《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2022年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用于支持江西棚户区改造63,202万元,江西2022年度棚户区改造开工目标为7.91万套,棚户区改造一般为60~80平方米的中小户型,按照60平方米/套计算,7.91万套棚户区改造仅建安成本(3,000元/平方米)就超过1,423,800万元,资金缺口巨大。3、运作基础良好。20世纪80年代,我国引入PPP模式,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探索,PPP模式已经应用于多个领域,并且有许多成功的案例,如国家体育场(鸟巢)、北京地铁4号线项目等,相关的政策也在不断出台。目前全国也有多个成功的棚改PPP模式案例,如吉林省哈达湾棚户区改造和湖南津市棚户区改造等,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和评价,这些成功的案例和相关的鼓励政策为PPP模式在棚户区改造领域的顺利实施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良好的运作基础。

(四)威胁(threat)分析

1、相关法律法规建设不完善。PPP模式本质上是以合同为基础,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形成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在双方合作过程中会牵扯许多权利与义务的分配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法律法规来规范和解决。但是,相比于西方国家,我国在针对PPP模式立法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国家还没有制定专门适用于PPP模式的法律法规,只是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意见,缺少国家立法的支持将会影响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2、缺乏专业人才。我国对PPP模式的应用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相关专业人员比较少,尤其是大部分管理人员对PPP模式缺乏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而棚户区应用PPP模式会涉及到金融、法律、建设、风险管理等多个领域,一定要有专业的人员在项目决策、招投标、合同签订、项目实施至运营整个过程中进行全方位的指导和管理,因此专业人才的缺乏正成为推广PPP模式的一大障碍。

(五)对策和建议

1、建立高效的风险管理机制,扩宽社会资本参与渠道。棚改项目投资面临很大的风险,项目的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投资回收期长等情况使得棚户区改造应用PPP模式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建立高效的风险管理机制,对棚改PPP项目涉及的环节和参与主体,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防范,合理公正地进行风险分担,把不同风险分配给最有能力承担的参与方。同时,政府应该扩宽社会资本参与渠道,提供政策支持,提高私有资本参与的积极性。2、依法征收,合理安置。政府应制订科学的规划方案,对征收方案进行充分的调研,听取民众的意见和建议,提高民众的参与度,严格执法守法,保证征收工作公平、公正、公开,对于“漫天要价”“蛮不讲理”的钉子户,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处理,依法实施强制拆迁。同时,政府应针对民众实际需求,合理制定实物安置和货币安置计划,落实安居工程,加大棚户区改造宣传力度,正确引导舆论走向。3、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针对目前PPP项目缺乏法律保障的问题,当务之急就是政府应尽快出台符合我国国情的PPP模式的法律法规,打破现有法律对PPP模式应用于棚户区改造融资方面的约束,保证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有法可依,依法而行。同时也要注意参考国际相关法律法规,与国际通用的法律法规接轨,保证法律法规的有效性。4、培养专业人才。目前,我国PPP模式相关专业人才短缺,需加快专业人才培养,政府应建立专业人才培养机制,通过开展专题讲座,举办培训班等方式加强对PPP模式相关内容进行教育。同时,我们可以加强国际交流,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方法,来培养中国式PPP专业人才。

五、结语

通过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分析,现有文献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较丰富,但研究深度有待加强,目前定性研究较多,以后的学者可以加强定量研究,增强研究的可信度和说服力。棚户区改造是国家住房保障的重点工程,对改善民众居住条件、提升城市形象有重大意义,PPP模式应用于棚户区改造可以有效解决棚改融资难的问题,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提高项目建设效率和服务质量,政府也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培养专业人才、建立高效的风险管理机制来保障棚改PPP项目的顺利实施和运营。

主要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2022.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的通知[Z].国办发[2015]42号,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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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Z].国发〔2013〕25号,2013.

[5]潘在怡,罗茜,王守清.我国棚户区改造常用开发模式比较、建议及案例应用[J].地方财政研究,2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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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冯从敢.利用PPP融资模式参与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J].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5(02).

[8]梁玲霞,韩芳.城镇棚户区改造PPP模式物有所值定量评价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8(06).

[9]李文娟,金长宏.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棚户区改造PPP模式融资风险分析[J].安徽建筑大学学报,2016.24(02).

[10]刁江月.PPP模式棚户区改造项目风险管理机制研究———以Y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为例[D].成都:电子科技大学,2020.

[11]余洋.新常态下棚户区改造融资模式简析[J].时代金融,2016(21).

[12]欧阳炯.浅谈棚户区改造项目的PPP融资模式[J].建材与装饰,2017(33).

[13]陈广丽.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广西为例[J].中国集体经济,2021(35).

法律法规论文范文6

一、“互联网+”时代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具备法律素养

传统媒体时代,学术期刊编辑工作涉及的法律问题以作者的著作权为核心,涉及侵权等问题。“互联网+”时代,学术期刊编辑工作涉及的法律问题没有实质变化。不同的是,信息获取的便捷性导致“一稿多投”等问题更为严重,法律规定的滞后性导致学术期刊编辑在应对新媒体等传播方式时无法正确处理与作者的著作权纠纷,学术期刊的转型发展使得编辑在处理媒体融合发展时对相关法律问题无所适从。这些都要求编辑必须具备最基本的法律素养。

(一)信息获取的便捷性要求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具备法律素养

传统媒体时代学术期刊编辑最为头痛的“一稿多投”问题,在“互联网+”时代由于信息获取的便捷性变得更为突出。“文责自负”一直是期刊应对投稿者学术不端行为及解决投稿者与被侵权作者之间纠纷的行之有效的挡箭牌,并且在传统媒体时代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理论上,“文责自负”并不意味着期刊对作者投稿的完全采纳,编辑要对作品是否符合编辑出版方针负责,对作品的规范化和完美程度负责,即编辑要保证作品符合出版标准。[1]传统媒体时代,最常见的学术不端行为就是“剪刀加糨糊”式的拼凑。一方面,这种学术不端行为的投稿(纸质稿)的成本比较高,数量毕竟有限,危害也还不算严重;另一方面,学术期刊编辑识别投稿者的学术不端行为主要依赖于审稿专家及编辑个人的学术素养,因而以“文责自负”作为挡箭牌还是可行的。“互联网+”时代,信息获取的便捷性使“文责自负”的应对效力大大降低。就作者而言,各种数据库和搜索引擎的便利性和快捷性使作者通过新式的“剪刀加糨糊”拼凑学术成果变得更加便捷,网络投稿又大大降低了投稿的经济成本。这就使得学术不端行为频发,严重败坏了学术期刊作为道德价值正向引导公器的良好期待和形象,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就编辑而言,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使编辑在识别学术不端行为方面的能力大大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再用“文责自负”来应对社会各界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质疑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因此,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具备最基本的法律素养,站在法律的高度看待学术不端行为的本质及其严重性,提高法律意识,自觉运用信息工具抵制学术不端行为。

(二)法律规定的滞后要求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具备法律素养

随着互联网的发达,我们已经进入新媒体时代。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新媒体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由于新媒体迅速发展,作者发表学术成果的渠道日益开放,这就对纸质媒体的独家发表形成了冲击,相关的法律规定在应对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方面明显滞后。例如,什么叫“发表”?在微信、微博上公开叫不叫“发表”?可能期刊编辑在检测作者投稿的学术论文时,系统检测结果是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但编辑工作进入正常流程后,甚至是在要签版付印时,突然发现投稿者的文章在微博、博客上“发表”过了,那么这个时候编辑该怎么处理?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期刊学术评价的降低,会引发期刊与作者的纠纷。这就要求编辑具备相应的法律素养,在遇到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时,能够运用基本法理对这些问题做出初步的判断并妥善处理。

(三)学术期刊的转型发展要求编辑必须具备法律素养

学术期刊转型发展已经成为目前的大趋势。学术期刊如何摆脱目前面临的困境,在保持期刊学术特色的前提下提升学术期刊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实现学术期刊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所有学术期刊面临的严峻问题。这既是对以前学术期刊“孤芳自赏”的纠偏,也是对有些学术期刊盲目追求部门利益的纠偏。在学术期刊转型发展之路上,许多期刊已经做出了探索,例如新型数字出版模式、APP推送等。新的编辑方式要求编辑既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又明确工作中各方面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用法律规范自己的编辑出版行为。例如,关于电子出版物的制作,合作者(包括编辑)之间的权利归属等问题如何处理?新型数字出版模式,是充分利用数字化、网络化特性全面提升原创学术作品科学价值的知识生产、传播和利用方式,其新型合作方案包括数字与印刷出版合作经营、数字出版与总发行合作经营、数字出版与多渠道发行、多渠道转载发行合作经营、OA转载合作经营以及OA出版合作经营模式等。这些合作模式存在不存在法律方面的障碍?独家授权会不会影响作者的权益、侵害作者的合法权益(如作品的邻接权等)?学术期刊编辑,在对外合作的过程中,如果不具备法律素养,发现不了最基本的问题,就可能给自己的工作带来被动,甚至带来法律方面的纠纷。

二、“互联网+”时代学术期刊编辑应当具备的法律素养

(一)培养运用法律武器预防、处理期刊业务纠纷的意识

长期以来,学术素养和文字处理素养被认为是学术期刊编辑最为关键的素养,编辑审稿主要是审查文章的政治质量、学术质量和表达形式好坏。法律素养似乎只是法学期刊编辑需要具备的素养,与非法学学术期刊编辑没有太大关系。即使在互联网时代,学者在研究编辑的核心素养时也认为期刊编辑的核心素养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元耦合的知识结构、学术能力、信息素养等,并没有凸显法律素养的地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期刊编辑认为编辑业务主要是与学术打交道,学术期刊从事的是公益事业等。这种想法本身没有错误,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投稿者追求利益最大化,学术期刊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学术期刊编辑如果不能及时应对,将很难适应这种形势变化。因此,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培养运用法律武器预防、处理期刊业务纠纷的意识。在法律意识的支配下,学术期刊编辑在处理编辑工作的相关法律关系时,就不会仅仅局限于学术的范畴,而是会主动查询相关的法律法规,咨询专家,主动去保护作者的著作权、依法维护期刊的合法权益,防范期刊业务纠纷的发生;在发生业务纠纷后,也会站在法律的高度分析双方的法律关系,正确评估自己的法律责任。

(二)熟悉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法规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学术期刊编辑预防、处理期刊业务涉及的法律纠纷,不掌握最基本的法律法规是不行的。学术期刊编辑业务涉及的纠纷主要是围绕著作权展开的。笔者认为,学术期刊编辑在掌握《出版管理条例》《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印刷业管理条例》等行业法律法规规章的基础上,还应当了解并尽量熟悉以下三方面的法律法规。第一,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法规。着重了解作者享有的基本著作权利———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等,了解期刊的基本权利———专有使用权、版本权、删改权、摘编权、标注作者身份权、转载权等。第二,了解合同法基本知识,明确稿约、作者投稿、编辑部采稿通知等行为的法律属性,正确处理期刊与投稿者之间的法律关系。第三,了解侵权责任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如果有可能的话,学术期刊编辑还要熟悉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相关司法解释。这是由于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立法明显滞后于互联网的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经常会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规定对相关纠纷的处理。

(三)提高运用法律武器预防、处理期刊业务纠纷的能力

法律意识具有模糊性、朦胧性、非体系化、非理性等特征。有了法律意识的指引和法律法规知识作为基础,学术期刊编辑提高法律素养,进一步需要做的就是提高运用法律武器预防、处理期刊业务纠纷的能力。运用法律武器预防期刊业务纠纷、遏制学术不端行为、解决期刊转型遇到的问题,涉及编辑工作的各个环节,下文以解决“一稿多投”问题为例加以说明。首先,正确定性投稿行为,解决是否允许“一稿多投”的问题。投稿行为,有认为是要约的,有认为是要约邀请的。将投稿行为定性为要约邀请,其对投稿者的法律约束力就非常低,“一稿多投”应是允许的;将投稿行为定性为要约,则投稿者投寄稿件后就要接受要约的约束力。投稿行为是要约还是要约邀请,可以从要约的构成要件来判别。要约对象特定,内容具体确定,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这是要约的构成要件。按照要约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作者的投稿行为应当属于要约,特别是经过投稿系统投送的稿件。要约生效后,要约人不得撤回、撤销要约或对要约加以限制、变更和扩张。既然定性为要约,“一稿多投”就是不允许的。当然,作为例外情况,要约发出者在承担不利后果的情况下可以向不特定对象发出要约。相应地,作者投稿时也可以明确表明稿件为一稿多投,即作者表示愿意接受一稿多投的后果。其次,充分利用稿约明确投稿者的法律义务和责任,遏制“一稿多投”行为的发生。稿约是典型的要约邀请,对投稿者没有拘束力,但是稿约可以对投稿者的投稿行为提出明确的要求,引导投稿者在投稿的要约行为中按照编辑部的要求来做。对此,有许多编辑部的“稿约”可供借鉴。例如,“来稿文责自负,凡因作品内容有政治性错误、不实、泄密,以及侵犯其他公民或法人的合法权益的,作者应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因此而给期刊编辑部造成的损失”,“来稿应注明专投我刊”,“一旦发现一稿几投,在某段时间内不再接受该作者的稿件”,“如作者不同意被其他刊物转载和摘录,请予以声明,否则将视为放弃此种权利”。需要注意的是,期刊编辑部在稿约中对期刊免责的声明并不具备真正免责的法律效力,其真正的意义在于,期刊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投稿者追偿。

三、“互联网+”时代学术期刊编辑提高法律素养的途径

(一)自觉加强对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

传统媒体时代,“内容为王”是期刊竞争的基本法则。互联网时代,“内容为王”的基本规则没有改变,学术期刊编辑的综合素质仍然是政治素质、思想素质、法律素质、文化素质、职业素质,只不过法律素质的地位比传统媒体时代更为重要。培养运用法律武器预防、处理期刊业务纠纷的意识,提高运用法律武器预防、处理期刊业务纠纷的能力,都离不开对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与掌握。因此,学术期刊编辑不但要提高专业素质与编辑业务素质,而且要充分利用各种学习机会和互联网便利的学习条件自觉加强对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丰富自身法律知识,深刻理解相关法律法规的实质和立法精神,结合自身编辑活动中的具体案例,举一反三,有针对性地学习,有目的地探讨。审稿环节,编辑除了要审查文章的政治质量、学术质量和表达形式好坏,还应该从公法角度和私法角度审查论文的合法性。具体包括:作品来源是否合法,作品的署名者是否就是版权人;署名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抄袭了他人作品;作品中引用是否合理;作品是否有禁载内容;作品内容是否泄密;是否侵犯名誉权、隐私权及商业秘密等。编稿环节,要维护作品的原意,不随意改变作者的观点;要注意参考文献的著录规则,借以明确标示作品引自他人的学术思想、理论、成果和数据,既体现对他人劳动的尊重,又表明学术的继承性和严肃性。

(二)业务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编辑法律素养的培训

目前的岗位任职资格培训和继续教育培训,多侧重于对编辑的业务能力和政治素质的培训,对法律素养的培训相对弱化。因此,业务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编辑法律素养的培训。首先,在岗位培训中要加大法律素养培训的力度,使期刊编辑对法律体系有宏观的把握,初步形成依法办刊、依法处理期刊与作者法律关系的意识,努力培养运用法律武器预防、处理期刊业务纠纷的能力。其次,利用以国家颁布新的法律法规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新的有关司法解释为契机,举办各种专题培训,强化编辑的法律意识。再次,业务管理部门定期组织期刊业务法律问题交流研讨会,给期刊编辑提供交流的平台。业务管理部门组织的培训要达到预期目的,必须从制度方面加强考核,但更为重要的是要让编辑从培训中得到实惠,而不是仅仅为了取得继续教育学分而敷衍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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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相关研究

通过文献分析法和调查法,对我国特殊教育立法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2003年以来的研究文献中,10篇是大陆地区特殊教育立法的研究,1篇是台湾地区特殊教育立法的研究。2013年北京师范大学赵德成发表《台湾地区特殊教育法律的特点及启示》一文,该文介绍了台湾地区以《特殊教育法》为核心的特殊教育法律体系形成的历程,并分析了其法律的六大主要特点。侯晓燕、张岩宇(2007)、郝晓岑(2003)、陈久奎、阮李全(2006)、徐巧仙(2004)对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历程进行了研究。其中侯晓燕、张岩宇(2007)对特殊教育立法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将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郝晓岑(2003)总结了我国教育体系的结构特征并分析了目前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层次。陈久奎、阮李全(2006)以人文关怀的视角,在考察特殊教育立法的历史进程、分析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现状的基础上,阐释了特殊教育立法的法理基础,并提出和阐明了特殊教育立法理念、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促使特殊教育事业进入法治的轨道。徐巧仙(2004)在介绍新时期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概况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我国新时期特殊教育立法的特征与功能。

我国特殊教育立法存在行政领导不到位、政策难贯彻;传统教育体制与特殊教育规律存在着冲突;特殊教育法制环境不完善;课程和教学方法难以满足特殊教育的需求等缺陷。于靖(2010)指出中国特殊教育立法存在立法层次低、体系不完善、法律用语不规范、缺乏操作性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特殊教育法律体系的完善提出相关建议。庞文(2011)对我国学术界关于特殊教育立法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概述了现有特殊教育立法存在的体系不完善、立法滞后、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汪放(2006)在借鉴外国特殊教育发展及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了教育公平与我国特殊教育立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我国特殊教育的立法如何保障特殊需要人群受教育权的平等实现问题。此外,刘贤伟(2007)认为“全纳教育”是有影响的国际共识之一。意大利、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是世界上较早实施全纳教育政策的国家,拥有成熟和完善的“全纳教育”体系。将这些国家的“全纳教育政策”与中国的特殊教育政策进行对比,可以找出中国特殊教育政策的不足。国际与国内的教育发展形势需要中国在“全纳教育”基本理念的指导下完善特殊教育政策和特殊教育立法。

(二)对中外特殊教育立法的比较研究

一部分学者运用比较研究法,将国内与国外特殊教育立法的历程、现状及相关条例等方面进行比较,总结国外特殊教育立法的经验。刘坤(2009)、钟玲(2007)、侯俊(2009)对美国特殊教育立法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并分析了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刘坤(2009)总结了美国特殊教育立法的两大特点:即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及时改进特殊教育立法;特殊教育立法与评估标准想结合。钟玲(2007)在分析美国《障碍者教育法》的起因、基本原则以及该法案的演变与成效的基础上,与我国特殊教育法律法规建设作一比较。侯俊(2009)总结美国特殊教育立法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及特点,同时,注意对其先进的特殊教育立法理念的分析。李继刚(2009)认为特殊教育判例法在美国特殊教育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保障特殊学生的合法权益,及解释、说明、修正特殊教育制定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韦小满(2005)通过回顾美国30年来特殊教育立法中有关评估的法律法规的发展历史,发现任何法律法规的建立都必须经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一般原则到具体实施办法,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此外,还有刘颂、王辉(2000)发表的《特殊儿童家长参与的权利———英美两国有关特殊教育立法的述评》一文,该文详细介绍了并对比了英美两国特殊儿童家长的法定权利。

二、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研究文献数量偏少;研究方法较为单一

这类研究文献的数量偏少,而且从时间上看,只是近十年才开始关注我国特殊教育立法问题。在研究方法上,较多采用理论性研究,重视文献分析,研究者利用中国国家图书馆及数据库资源,收集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资料,掌握最新研究动态。在对文献进行研读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国外出版教育研究的见解。

(二)研究深度不够

综观建国来有关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研究的文献,多数为事实描述性质的文献。这些文章篇幅较小,仅对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作简要介绍,而真正就某一主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献仅有一篇。综述性质的论文仅有刘坤《二战后美国特殊教育立法的演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及庞文(2011)《我国特殊教育法律研究综述及立法建议》两篇,对前人研究的总结尚显得不够深入。

(三)研究的内容和范围狭窄

仔细审视后可以发现这些文章的内容大同小异甚至千篇一律。例如对我国特殊教育法律法规的研究多从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内容、特征、问题、及建议的角度来论述。出现内容———启示;内容———特征———启示;内容———问题———启示这三种形式的论文占多数。例如:《我国特殊教育立法演变的历程及启示》《我国特殊教育法制建设的回顾与反思》《我国特殊教育缺陷及其立法学术建议》《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现状及完善》等可以查阅的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研究大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论述的。除了我国特殊教育法规的内容和存在的问题这两个研究对象外,不能从现有条件发掘新的研究对象。从特殊教育立法的背景来论述的就极为罕见。

(四)从研究的视点看

前人的研究只是对特殊教育法律制度中个别问题有所涉及,缺乏法学特别是立法学的视点。

三、深化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研究的建议

(一)深化特殊教育立法现状和历史的研究

近年来,研究者对我国特殊教育法律法规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研究,考察了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层次和结构体系,对美国特殊教育立法发展现状有了一定的了解。笔者认为,对美国特殊教育立法现状的研究应包括美国具体国情、立法背景的研究。然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较少,事实上美国每一部法律的颁布都有其立法的背景,对其立法对背景的研究更具借鉴意义。

(二)深化对社会变迁与特殊教育立法的研究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正向信息化、知识化和全球化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的特殊教育深受时展与社会变迁的影响,显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和特点:1.特殊教育从慈善型向权益型转化,特殊教育普及运动方兴未艾;2.特殊教育从隔离走向融合;3.特殊教育制度从一次性封闭教育向开放性、反复回归的终身教育制度体系转型;4.特殊教育从培养一技之长的“工具理性”观向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观的转变;特殊教育在量的扩张同时,更加关注质的提高;5.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改善残疾人的生存状态和学习方式、提高特殊教育质量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帮助;6.特殊教育国际化进程日益加快。我国如何面对和适应这一转型过程?国际化进程对我国特殊教育立法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研究中给予回答。

(三)深化对特殊教育发展与特殊教育立法的研究

纵观国内外特殊教育发展的历史,特殊教育的发展除了受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还总是和特殊群体的社会地位密不可分。特殊教育的发展促使特殊教育法律的健全,而特殊教育法律的健全有利于特殊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因此,对二者关系的进一步研究,将有利于特殊教育法律体系的健全和特殊教育的专业化历程的加速。

(四)深化对国外特殊教育立法的个案研究

法律法规论文范文8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立法;法律;法规;全民阅读;阅读推广

1引言

高校图书馆是我国三大图书馆系统之一,既要为高校师生提供教学资源,又要承担提供科研支持的任务,是培养人才和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并且有在不影响师生使用的情况下,把部分馆藏文化资源和知识获得渠道、业务开展情况让广大公民知道并且使用的责任。阅读推广服务的积极开展是图书馆的工作重点,能够体现图书馆的价值和优势。国家通过立法来促进和保障全民阅读,促进人们更多地开展阅读,保障人们阅读的权利,加强图书馆的服务质量,促进政府和社会组织更多地支持阅读。目前,普遍存在着图书馆建设的资源、资金得不到有力保障,国民的阅读素养低,图书馆员的服务意识不够,图书馆工作不规范等现象,需借法律之力来改善。上述问题在高校图书馆同样存在。高校图书馆应该通过分析相关的法律、法规或条例等,利用理论依据来支撑其业务的正常有序并规范进行。高校图书馆人员要积极关注图书馆法律法规的发展动态和具体内容,并以积极认真的态度推进图书馆立法的进程,在此同时做好与高校图书馆有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建立反馈渠道和反馈机制,唤起社会各界对图书馆法律法规应用的重视,这不仅对高校图书馆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也可以对新形势下图书馆整个大系统的法治环境建设有一定的促进和借鉴作用。

2国内外相关文献统计分析

2.1国内文献统计

笔者以中国知网(CNKI)为数据来源库,以“立法”或“法律”或“法规”为题名,加上以“图书馆”为主题,再加上“全民阅读”或“阅读推广”为主题,检索时间为“1979年~2019年”,进行跨库检索后,查找到相关的发表的文献79篇,以下分别对文献发表时间分布、发文类型和发文质量进行分析。

2.1.1发文时间分布

我国的图书馆立法研究从19世纪初期已有相关研究,从图1可以看出,从2013年开始,我国图书馆界的专家和学者才开始大力进行我国图书馆的阅读立法研究,2015年~2019年,发文篇数相对缓慢增长,这说明这两年图书馆的阅读立法活动还是处于探索阶段。

2.1.2发文类型和发文质量分析

而且从发文类型来统计,主题相关的文献绝大多数发表在期刊上,占78.5%;报纸占有比例达17.7%,报道和介绍类型的文献占较大一部分;学位论文占3.8%,深入性的专业研究较少,而核心期刊的发文量也相对较少,这说明图书馆的阅读立法服务研究还有待深入和拓广,提高整体的研究水平。

2.2国外文献统计

分别以“readingpromotion”、“nationalreading”、“readinglegislation”、“acts”、“law”为题名,以“library”为主题或题名,在ARL(学术研究图书馆全文库)、ElsevierScience、SpringerLink、百度学术检索,通过筛选和,得到相关文献36篇。国外相关文献发表的时间从1993年开始,研究比我国进行的早,发表量从2000年开始到2019年为止,每年都有相关文献发表,发文量相对比较平均,这说明国外在立法背景下的全民阅读推广方面的研究整体保持比较平稳的趋势。

3我国图书馆阅读推广相关法律法规依据

至2019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已经公布了十六次全民阅读调查结果。结果显示,国民阅读普遍存在人均阅读量低,阅读效果差,未成年人的阅读内容良莠不齐等问题,阅读危机日益凸显。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于1972年首次提出“全民阅读”概念,并将每年的4月23日定为“世界图书日”。以此为契机,全民阅读推广活动逐渐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以下分析我国图书馆有关的阅读推广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以期为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开展提供法律法规的依据。

3.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于201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是我国第一部图书馆专门法,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管理和发展提供保驾护航。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三十六条指出:“公共图书馆应当通过开展阅读指导、阅读交流、演讲诵读、图书互关共享等活动,推动全民阅读”,该立法规定为公共图书馆在阅读推广方面确立了法律层面的方向,确立了公共图书馆在阅读推广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第四十八条规定:“国家支持公共图书馆与学校图书馆、科研机构图书馆以及其他类型的图书馆的交流与合作,开展联合服务”,同时指出:“国家支持学校图书馆、科研机构图书馆以及其他类型图书馆向社会公众开放”。该法律条例的提出,可以参照公共图书馆的规定,给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提供借鉴,公共图书馆法关于阅读推广的内容强调的是各种类型图书馆的合作以及政策支持,都重点提到了高校图书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高校图书馆在阅读推广中的地位。

3.2全民阅读条例

在我国,全民阅读立法的呼声由来已久,国务院于2013年公布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明确将《全民阅读条例》列入其中的研究项目,自此,阅读立法实践拉开了序幕。2017年6月《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实施,条例第七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开展阅读理论研究,促进阅读的新技术、新载体、新设施的开发与应用”,强调了国家对高校阅读推广的技术和设备创新的大力支持,明确了高校在阅读推广中的责任和努力的方向;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中小学应积极与高等学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特别是少年儿童图书馆、农家书屋、职工书屋、社区书屋、基层综合文化中心以及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年宫等青少年活动场所加强合作,支持和帮助学生参加校外阅读活动”,条例关于阅读推广的内容强调的是各种类型的图书馆之间合作和相互支持,也把高校图书馆作为促进全民阅读开展的一个重要场所。

3.3“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

文化部于2017年7月《“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的通知,明确规定了公共图书馆要深入开展全民阅读,各级公共图书馆根据职责制定阅读推广计划,深入开展系列阅读推广活动,包括优秀读物推荐机制,鼓励基层群众进行读书交流,各级公共图书馆要在图书馆行业协会的指导下探索形成符合本地实际的阅读推广方式。条例关于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内容强调的是阅读推广的具体操作和实施,可以为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开展提供建议。

3.4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

教育部2015年12月31日颁布《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明确了图书馆的主要任务,对高校图书馆的体制和机构,工作人员、经费、馆舍、设备,服务与管理等作出了规定。规程的第三十二条规定:“图书馆应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积极采用新媒体,开展阅读推广等文化活动”,规程关于高校阅读推广的内容强调的是积极参与技术创新,明确规定了阅读推广业务是高校图书馆的重要任务之一。

4全民阅读立法视野下的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机制建设的建议

4.1强化高校图书馆在全民阅读推广中的地位和作用

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相比,在读者对象、服务内容方面都有自己的固有的特点。公共图书馆面对的是社会大众,读者的受众面广,不论年龄、专业、学历等因素,都可以平等地接受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而高校图书馆的读者大多是该校的师生,专业性较强,拥有资源也有针对学科的特点,和读者的相关度更大,阅读推广的目标更加具体和有针对性,在阅读推广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在全民阅读立法的大环境下,要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进一步提高高校图书馆在阅读推广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便更好地发挥高校图书馆的优势。

4.2将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上升到国家文化战略

阅读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国民的教育和素质的高低,很多国家政府都比较重视国民的阅读水平。高校图书馆不应仅仅为高校服务,在时代背景下,其势必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近年来,我国各高校图书馆在全民阅读推广方面试图创新,不断进取。比如,澳门大学图书馆内设有60个研究单间,同时放置了非常多的可以自由移动的桌椅,以便读者进行讨论交流。国家教育部向澳门大学设立了“博雅”系列讲座,展览和新书。图书馆把博雅讲座刻成光盘,形成“文创产品”该校还开设“信息素养课程”,引导学生如何查阅、获取信息。澳门大学还与本地书店合作,举办读书打折活动。国家既要鼓励高校图书馆积极参与到全民阅读推广的活动上来,同时也建立奖罚制度,但应以奖励为主,以便增强高校图书馆在全民阅读推广上的使命感,发挥高校图书馆的专业优势、规模优势,开展与其他公共图书馆多种多样的推广服务方式,不断提高高校图书馆在全民阅读推广中的地位和作用。国家政府、教育部、文化部或图书馆学会行业组织等应该鼓励,甚至通过立法的形式,把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上升为国家文化战略的一部分。

4.3建立高校图书馆在阅读推广成效的评估制度

《公共图书馆馆法》、《全民阅读条例》、《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等法律法规的出台,以及部分省市也针对全民阅读立法开始的先行试点活动,这些都标志着我国全民阅读活动开始进入法制时代。全民阅读是社会行为,涉及的是民族素质问题,阅读立法是对《宪法》“受教育权”等权利的延伸。因此,在此背景下,加强高校图书馆在阅读推广方面的作用势在必行。如何能使高校图书馆在阅读推广上更有成效,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其成效评估制度。时任美国总统布什于2002年1月8日签署颁布《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CLB)法案,可以有力保障特殊群里青少年的阅读权利,对我国在阅读推广评估制度建设上具有很好借鉴作用。该法案的具体措施是:NCLB法案将阅读列为第一优先发展项目,以AYP制度作为考核学校的实施情况的标准,要求每年度都要对学生的阅读与数学进行能力测试,依据测试的结果评判学校与教师在提高学生阅读水平方面所做工作的成效,评估效果与年度财政拨款直接挂钩。虽然该法案被认为评价标准过于苛刻,与美国各州的实际情况脱节,但是该评估制度本身的价值,以及其指导意义不容小窥。实践证明,AYP制度的科学性较强,学校达成AYP比例越高,该校的学生成绩确实表现的越好,AYP绩效系统在提升学生阅读与数学学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该法案尝试保障弱势群体的阅读权利,公平实施全民阅读。我国高校图书馆应该建立多元指标,来评价高校图书馆在阅读推广事业的绩效。建立多元指标来衡量高校图书馆在推动全民阅读推广方面的成绩。在评价指标建设时,不仅要考虑到高校的效益,也要考虑到师生对阅读推广活动的接受程度、满意程度及提高阅读水平的价值。在评价指标建设时,要认识到全民阅读评价体系不仅仅靠法律手段,还要考虑到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合计配合运用。要把全民阅读事业看成为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评估指标的建设需要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律界、教育界和图书馆界共同努力,从而形成良好的阅读推广氛围,以便达到全民文化素质水平的提高,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

5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