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平等论文范例

社会发展中的金融法与环境法问题经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批准“，社会发展与法律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0月17～18日在复旦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复旦大学法学院、复旦大学医事法中心、复旦大学民商法学科主办。来自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德国洪堡大学、英国班戈大学、日本神奈川大学、韩国西江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的知名教授以及复旦大学部分教师4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学术论文30余篇，围绕“社会发展与法律改革”的主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沦，是一次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   此议题研讨由复旦大学法学院杨心宇教授、王全弟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吴宏伟教授评议。主要论文包括：   （1）俄罗斯前总理、俄罗斯联邦审计院秘书长、莫斯科大学国家审计学院院长S．M．沙赫赖（ShakhraySergey）教授作了《国家审计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的报告。他认为，国家审计是在有限的社会资源条件下国家优化解决社会经济任务的工具，它以公民监督国家效率的机制合理取代了几个世纪以来国家监督个人行为的制度。作为现代社会的监督制度之一，它提出了社会经济改造中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特别重视分析各种改革与战略的社会代价。国家审计制度是一项转向新经济类型和高水平社会发展的前提手段。   中国学者评论认为，俄罗斯的审计制度对于俄罗斯的反腐败有重要作用。国家审计制度从学术角度来说是宪政的视角，值得中国学者研究与借鉴。   （2）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系主任A．K．戈利琴科夫(GolichenkovAleksandrKonstantinovich)教授作了《生态立法的新的法律编纂》的报告，介绍了俄罗斯生态立法的主要任务、结构、主要途径(跨部门的法律编纂)、法律部门的区分与整合(环境保护法与自然资源法区分整合后形成生态法)、法典制定者必须解决的问题，认为生态立法改变了环境保护活动的法律基础，将会促进向清洁技术转化并保障国内经济在高生态标准下进一步增长，促使建立真正的国内生态安全体制。中国学者讨论认为，俄罗斯将环境保护法与自然资源法整合为生态法，这种跨部门的综合性的立法，即社会法的产生，值得我们研究。   （3）英国班戈大学法学院院长德莫特•卡希尔(DermotCahill)教授就其论文《欧盟内欧洲法院在公共采购领域对透明原则的运用》发表了演讲，介绍了欧盟在公共采购领域的一些最新发展，欧盟法确立了公共采购领域的透明原则及非歧视原则。欧洲法院（ECJ）的诸多判例已经对27个欧盟成员国不透明的公共采购现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强化了透明原则，产生了扩大适用非歧视和透明度一般原则的结果。英国法院遵循了欧洲法院的司法判例，以致几乎所有该论文讨论的新近案件中，公共机构都被认定为违反了欧盟法律或一般原则。中国学者结合金融危机及中国的政府采购，与克希尔教授探讨了多层次的金融监管问题。   （4）复旦大学法学院朱淑娣教授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金融规制法研究》为题作了演讲，以利益平衡为视角，探讨了中国金融领域的重大问题。朱教授指出，金融规制法律规范的评价标准主要包括规制发生的正当性、规制的合理限度和规制的法律控制3个方面。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金融公法   2社会发展与侵权责任法改革   规制主要目标包括：双向兼顾性目标、利益平衡化目标和全球化贡献目标。会议还收到复旦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提交的论文《金融危机的法律思考》，俄罗斯的S．G梅德维杰夫教授提交的论文《俄罗斯联邦银行储蓄保险制度》，探讨了相关中、外金融法律问题。此议题的研讨由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高富平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法学院段匡教授评议。   主要报告有：   （1）中国民法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医事法研究中心、民商法学科负责人刘士国教授作了《中国侵权责任法制定中的争论问题》的主题发言，向中外学者介绍了中国侵权责任法的立法进程等基本情况，着重对以下几个立法中的争论问题及主要意见予以介绍和评述：①侵权责任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否仅规定侵犯民事权利，是否再规定侵犯利益；②关于统一死亡赔偿金的规定；③关于要不要规定国家赔偿责任；④关于责任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关系；⑤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是否规定矿害等工伤事故责任；⑥楼上抛掷物伤人找不到加害人可否由相邻人赔偿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刘士国教授认为：①侵权法调整的就是侵犯绝对性民事权利产生的社会关系，法与法律有区别，即使法律没有规定的权利，也可能存在于社会生活规则中，那就是法律之外的法涉及的权利，反对对利益作出特别规定。②统一死亡赔偿金标准是大势所趋，有利于保护受害人。③主要从性质上说，国家赔偿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平等关系，就此，侵权责任法应作规定。鉴于国家赔偿法是民法的特别法，侵权法仅规定一条就可以了，表明这是侵权责任的一个类型及赔偿的性质，具体条文由国家赔偿法规定。④采用责任能力规定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这涉及侵权法和民法通则相关规定的改革。监护人责任应以被监护人无责任能力为条件，如被监护人有责任能力，被监护人应承担责任，不能赔偿的，由监护人承担补充责任。前者，是直接责任。侵权法以救济受害人为主要目的，也有教育、预防的功能，未成年人有过错，应予批评教育，甚至责令赔礼道歉。⑤侵权法应规定矿害事故的使用人因违反对被用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而且不限矿害，凡使用人对被使用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均应承担民事责任。⑥楼上抛掷物伤人找不到加害人不应由相邻人赔偿，法院不宜以共同危险行为或公平责任加以判决。加害人不明，公安机关应予立案侦查。   如仍不能确定加害人，公安部门可会同民政部门，对严重受害者实行社会救济。此外，受害人仍可依医疗保险减轻所支付的医疗支出，保险制度已对此具有救济功能。   对于中国侵权法的制定，外国专家饶有兴趣，就诸多问题与刘士国教授进行了探讨。#p#分页标题#e#   （2）韩国西江大学法学专门大学院长严东燮教   授以《韩国制造物责任法》为题，介绍了韩国制造物责任法的概要内容、制定该法以后韩国案例的动向，指出了该法的缺陷，提出了如下修改完善的建议：应对“缺陷推定”作明文规定；《制造物责任法》适用范围应当包括预售公寓的缺陷责任；应明确规定免责事由“法令制定的标准的遵守”中的“法令”局限为强制性的；法规条文应更明确。   （3）华东政法大学张礼洪教授就其论文《对侵权行为过错认定标准的新认识》作了报告。他以《阿奎利亚法》中关于过失的原始文献为基础，对完善现有的过失判断标准提出了建议：侵权过失的判断标准以客观过错为基本原则，即过失是对行为人没有尽一个理性善良的人的义务，预见或者预防自己行为的后果进行的。过失的存在以存在不法行为、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前提。过失概念本身就蕴含了因果关系。过失的存在以行为人是否尽一般人应采取的谨慎义务为标准，但是，还应根据社会的一般认识，以造成损害的危险是否由行为人所知或者被害人是否根据自己的意志将自身处于一个不应处于的危险区域来判断行为人的过失。   （4）复旦大学民商法学博士生王淑华作了《未登记过户之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确定》的发言，她认为我国《物权法》对机动车的物权变动采用登记对抗主义，机动车所有权自买卖交付时发生移转，登记过户仅是买受人据以获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不属于物权变动不得对抗的“第三人”范畴。转让交付但未办理登记过户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应由对机动车享有运营支配权和运营利益的机动车实际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登记的所有人一般不承担赔偿责任，除非其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构成侵权行为。会议还收到复旦大学民商法学博士生王康提交的论文《机动车交通事故共同侵权损害赔偿中的保险责任研究》。   3社会发展中的医事法律问题   此议题的研讨由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韩长印教授主持，复旦大学王全弟教授评议。主要报告有：   （1）日本神奈川大学法科大学院森田明教授作了《日本医疗诉讼与医疗的法制度的动向》的报告。   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介绍了日本国内患者权利运动的发展、重大医疗事故诉讼持续增加的特点以及最新的法律制度的施行：产科医疗补偿制度、对因出生时的原因造成的脑性麻痹患儿的无过失补偿制度、医药品副作用受害人的无过失补偿制度及预防接种被害人的补偿制度。   （2）复旦大学法学院姚军副教授作了《医疗事故侵权责任范围的正确确定》的演讲，他提出，作为法治社会核心价值的社会公平的核心内容，要求行为(或责任)人对己方行为及其不良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即法律上对己不利的后果)。在具体承担法律责任时，它又意味着责任人仅对由自己造成的不良后果承担责任，而不应对超出该不良后果部分负责；同理，基于该核心价值(也是诸法的基本原则)，医疗事故的责任人也只应对其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立法即司法上不应强迫其承担超出该后果的责任。   （3）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满洪杰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了《人体试验侵权责任研究》的发言，建议我国应当构建独立于医疗过失责任的人体试验侵权责任制度。人体试验侵权责任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可以在对过错的举证上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在因果关系问题上，应当采取相当因果关系、倒置。在因果关系问题上，应当采取相当因果关系、疫学原理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推定理论来进行综合判断。   （4）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生李燕以《双性儿童性别确定的法律问题探究》为题，提出双性儿童并不是不正常的，当前医学界普遍施行的、经父母知情同意而为双性儿童确定性别的性别再造手术，并不符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性别确定应是儿童自己的宪法权利，父母对子女性别再造手术的知情同意权与双性儿童自己的宪法基本权利相冲突。法律应承认男女二元性别体系外的第三种性别，双性儿童的性别确定应待其长大后自己决定。   韩长印教授评议认为，医事法的研究提醒学者注意到平时不为大众所关注的处于弱势群体的少数人的权利，也提醒学者们思考我们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等方法论问题。由于医事法内容的中外共同性，中外学者就医疗过失认定、损害赔偿、医疗诉讼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4社会发展中的其他民商法律问题   此议题的研讨由人民大学法学院吴宏伟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段匡教授评议。主要论文有：   （1）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法学院莱因哈德•辛格(ReinhardSinger)教授作了《变迁中的民法典的社会模型》的报告，介绍了社会模型的概念和它作为法律发展因素的功能、在19世纪私法秩序的社会模型的发展以及德国民法典的社会模型的变迁，提出了现代私法中的民主化和社会国家化、告别契约法中形式自由伦理模式，强调程序的和实质的合同正义，强调了民法的社会责任。   （2）复旦大学法学院王全弟教授所作报告《两岸担保物权比较研究论纲》，就如何确立保证债权获得完全清偿的制度，比较了2007年3月中国大陆《物权法》与台湾地区在2007年3月经立法院审议通过的担保物权修正草案，在担保物权的追及力、担保物权的实行期间、抵押权顺位、动产抵押、最高限额抵押、权利质权和商事留置权7个方面对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物权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有利于两岸发展及法律相互借鉴与完善的建议。   （3）复旦大学法学院胡鸿高教授作了《中国企业并购及其法律改革》的报告，介绍了中国企业并购及其法治演进历程与特点、中国企业并购的模式、企业并购突出问题与法律改革。胡教授呼吁，企业并购，不仅应当有利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而且要实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加强信息披露法制，增加透明度，保障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还应当特别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在企业并购中，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发展社会保障公益事业，建设和谐社区与社会。目前当务之急，在于通过法律改革，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和实现机制，倡导和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p#分页标题#e#   （4）复旦大学法学院何力教授作了《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法律问题及对策》的演讲，指出中国的资源特需改变了世界资源供求格局，阐述了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进展，分析了经济主权和资源主权成为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法律障碍，分析了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环境法和政治动乱问题，最后就中国海外资源投资保护的法律对策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5）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生盖威作了《社会组织在我国协商治理模式中的地位与功能》的论文发言，建议进一步完善立法、修定民法通则、明确规定社会团体法人和非法人团体，尽快制定社团法、修改现行特别法增加法律责任的规定，进一步扶持社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淡化一些社会组织的行政色彩，转变政府中心主义治国理念，确立以民为本、以市民社会和市民组织活动为导向的治国之策，进一步完善协商治理机制。   （6）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法学院托马斯•莱塞尔(ThomasRaiser)教授作了《合同与合同法》的报告，俄罗斯A.Sherstobitov教授向会议提交了《关于俄罗斯联邦民事立法修订的构想》的论文，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生韩伟、王森波分别提交了论文《斯多葛派的伦理哲学与罗马法的转型》、《必亦正名乎?———美国加州同性婚姻立法风波透析》。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是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所确定的14门核心课程之一,随着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快速发展,这门课程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同时,这门课程需要面对不断更新的教学内容,实践性日益增强,教学的难度也不断加大。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无法满足课程教学的需要,将案例教学与互动理念融合的互动式案例教学法应该成为下一步教学改革的方向。   一、互动式案例教学法的内涵与优势   1.互动式案例教学法的内涵   案例教学法(CaseMethodsofTeaching)是通过典型案例进行教学的方法,通过组织学生讨论一系列实际案例,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使学生掌握有关的专业技能、知识和理论(周川,2002)。1869年,时任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的兰德尔教授首次将案例教学引入法学院的教学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在案例教学已经成为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法学教育的重要方法。而互动式教学理念是一种改变课堂教学中教师绝对权威的主导地位,创造出师生平等、合作、和谐的课堂氛围,使师生在知识、情感、思想、精神等方面的相互交融中实现教学相长的一种新的教学理念,它的本质是平等与相互尊重(王伟伟,杨秀丽,2005)。   因此,互动式案例教学法是指以互动式教学理念指导案例教学的整个过程,改变以往学生被动接受案例分析的单向模式,让学生成为案例教学的主体,全面参与案例的搜集、整理、分析与评价,通过师生互动完成案例教学的方法。   2.互动式案例教学法的优势   (1)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互动式案例教学改变了以往学生被动接受案例分析的模式,主动地参与到案例的选择和分析过程中,让他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社会热点案例,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互动式案例教学能够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释放他们的能量,发挥他们学习的自主性、创造力和批判精神(孙枝俏,2010)。   (2)自主分析案例,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和动手能力。互动式案例教学强调学生的独立分析、独立思考,将搜集资料、分析复杂法律关系的重任部分或者全部交给学生自己完成,有助于培养法科学生必不可少的法律思维能力,锻炼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动手能力。   (3)师生互动,有利于营造活跃的课堂气氛,提高知识传授的效果。互动式案例教学通过对典型案例的热烈讨论,能够在不断思考和相互辩难的过程中将抽象复杂的理论知识具体化、生动化,营造活跃的课堂气氛,加深同学们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二、行政法学互动式案例教学的流程设计   1.案例的选择与课前准备   (1)案例的选择。选择合适的案例是有效利用课堂时间实现案例教学法功能的前提。由于学生是《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课程内容的初学者,因此教师必须进行充分的指导。笔者认为,在案例的选择上,教师和学生应该合理分工,协调互补。   教师负责对部分经典案例的分析。对部分经典案例进行讲解是教师的责任,一方面这些案例重大复杂,对于同学们掌握相关知识点十分重要,必须详细分析讲解;另一方面,也是给同学们作出示范,有利于案例教学的进一步开展。   教师为学生列出备选的案例信息,指出案例搜集渠道,指导选择方向。互动式案例教学区别于传统案例教学的主要特点就是突出学生的主体性,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因此教师可以为学生列出备选的不完全列举的案例信息,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自主选择。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的主次程度,结合社会热点,作出合理的指导。   (2)案例的课前准备。案例教学的信息量很大,如果课前不能很好地归纳提炼,讲解的效果就无法保证。对于需要精讲的案例,教师应该仔细剪裁,既不遗漏重要信息,也要做到言简意赅、简明扼要,尤其是要理清复杂案件的脉络,归纳出主要争议点,为接下来的分析讨论打好基础。案例展示的形式主要是PPT课件,应该努力做到图文并茂,必要的话还可以包括简短的音频和视频资料。   教师对部分经典案例的介绍应该放在学生自主分析案例之前,给学生以必要的示范。在学生准备的过程中,教师要及时指导,比如背景资料的补充、不必要信息的删减、显示效果的调整等,都会对案例教学的效果产生影响。尤其是要注意指导学生控制时间,避免内容过多匆匆讲完或者拖沓冗长占用大量课堂教学时间。   2.互动式案例教学的课堂实施   (1)引入案例的时机。教师除了在课程开始时选择一两个经典案例介绍课程的主要内容外,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适时提出案例,供大家讨论。但是学生自主讲解案例的时间不宜过早,因为案例涉及的行政法知识点比较多,课程刚开始时学生掌握的知识往往不够,所以学生自主讲解案例应该在课程进行了一半以后进行,之前主要还是参与教师介绍案例的互动讨论。   (2)课堂互动讨论。不论是教师选择的案例,还是学生自主选择的案例,一般都可以按照“介绍案情—提出问题—表明观点—课堂互动—重新评价”的步骤进行。为了使讨论更加深入,可以将案例在课前发到班级公共邮箱,让大家有所准备。为了使讨论更加集中,也可以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分组,先小组讨论,再推举代表集中表达观点。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必须要保持“百家争鸣、畅所欲言”的开放氛围,鼓励同学们表达自己的见解,即使这些见解不够成熟全面,但这种“头脑风暴”式的讨论对于启迪思考、探索新知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教师在讨论的最后应该给出总结性的评述,对讨论中出现的各种观点要及时回应。当然,对于一些复杂案例,教师应该强调讨论结果的开放性,鼓励学生以此作为学年论文甚至毕业论文的题目继续深入研究。   3.课后的修改完善与成绩评定#p#分页标题#e#   如果案例的讨论仅限于课堂,其作用也是有限的,互动式案例教学法要求课堂讨论后的“二次互动”,即负责主讲的同学根据课堂讨论的情况,进一步修改案例分析,作为作业上交,讲师对作业进行批改,并以此作为评定学生本门课程成绩的依据之一。   实践证明,由于学生们重视平时成绩,对案例的修改完善起到了很好的知识巩固和复习的作用。同时,教师通过批改案例分析作业,能够了解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情况,评估案例教学的得与失,有利于接下来调整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另一方面,这种“二次互动”也使平时成绩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学生平时学习的努力程度,较为公正合理,避免了由“书面考试成绩决定一切”的片面考核方式带来的弊端。   三、互动式案例教学法在行政法学教学中的进一步深化   1.互动式案例教学与司法考试复习的结合   自2008年以来,为了缓解法科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国家司法考试政策放宽,法学专业本科四年级的学生可以参加国家司法考试,这也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的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司法考试主要通过简短的虚拟案例考查学生对于现行有效的法律条文的理解,与以前偏重理论分析的课堂教学存在很大差距,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行政法学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   互动式案例教学应该努力使理论教学与司法考试考核要求相结合,使学生不仅掌握本门课程的基础理论,也具备相应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要求在案例教学中,除介绍经典案例外,还应引入“虚拟案例”、“微型案例”甚至司法考试真题,模拟司法考试的情境,锻炼学生的实战能力,为学生将来参加司法考试作好准备。   2.互动式案例教学与“法律诊所”教育的结合   “法律诊所”教育(ClinicalLegalEducation),又称“临床式法学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美国兴起的一种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该模式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实习培养医生的形式,通过指导法学院学生参与处理实际的法律案件来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   即将学生安排在直接面向社会从事法律服务的法律诊所中,让学生承办真实案件,面对真实的客户和真实的对方当事人,学生在教师的具体指导下经历整个办案过程,使学生掌握办理法律案件的技巧和技能,增强对法律职业的真实感受,从而为培养高水平的法律人才打下基础(马海发•梅隆,2002)。   为了更好地贯彻法学实践教学的教育方针,笔者所在学校的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已于2009年建立了法律诊所。诊所的常规活动包括组织模拟法庭、组织学生到法院听审、在校内外提供法律援助等,这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课程深化互动式案例教学提供了载体,借助这一平台,将鲜活的实例引入课程教学,让学生在法律援助实践中学习,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3.增强互动式案例教学的时效性   近年来,《行政强制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先后出台,《行政诉讼法》正酝酿大幅度的修改。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发展迅猛,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这就要求案例教学必须与时俱进,增强时效性,才能充分发挥案例教学补充教材、拓展视野、激发兴趣的作用。比如,在讲到行政征收的时候,笔者结合举国瞩目的“新拆迁条例”的立法进程进行分析,结合“重庆最牛钉子户案”、“成都唐福珍案”介绍了2001年旧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出台背景和在现实中产生的弊端,对2010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破天荒地两次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条文进行分析比较,使大家了解了行政征收制度的重要意义和关键因素,对社会问题的观察也有了新的、专业化的视角。   4.建立互动式案例教学的反馈机制   互动式案例教学的关键在于“互动”,在课堂教学完成后,互动交流也必不可少。从交流的效果来看,由于本身就是互动式案例教学的主体,学生对于这种教学方法成效与不足的评价非常中肯,大多数学生认可这一教学方法,并提出了进一步改进的具体建议。   这一反馈机制的建立,体现了互动式案例教学法师生平等与相互尊重的本质,真正实现了教学相长的目的。

一、影响性诉讼及其作为刑事法教学案例的特点

影响性诉讼案例之所以被笔者选为刑事案例教学的特定试验田，是因为此类案例具有其特定的性质，在刑事法教学中具有不同于一般案例的特有优势。影响性诉讼是指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诉讼，是可能引起制度变革，影响法治发展进程的典型个案。伴随现代传媒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互联网的广泛普及，近年来，现实中发生的一些刑事案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启发性。从佘祥林、赵作海冤案到呼格吉勒图再审案、念斌死刑改判无罪案中涉及的刑事诉讼程序问题;从许霆ATM机取款案到杭州飙车案中引发的究竟该定何种罪名、判处刑罚轻重的争议;从药家鑫杀人案到一系列反腐大案要案带来的犯罪原因和犯罪防控对策的反思等等，引发了笔者将影响性诉讼案例引入刑事法教学的冲动。这些现实发生的鲜活案例极易激起同学们学习探讨的兴趣，是将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犯罪学等刑事法律科学知识运用于实际的良好契机，同时，这些具有时代感的真实案例还具有模拟案例、编写案例等普通小案例所难以具备的综合性和延展性。

1．鲜活性与时效性

影响性诉讼是真实世界中发生的真实案例，将其引入高校法学课堂，能够为刻板的照本宣科式的传统教学注入新鲜的血液。当下发生在现实中的刑事案又因其具有特别的社会影响力而极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讨论，连一般社会成员都不能熟视无睹、置若罔闻的有关法律实践，法科生怎会不跃跃欲试地加以探讨呢?并且，刑事影响性诉讼往往关乎生命、自由、重大财产利益等，更是牵动人们敏感神经的焦点。此时若将影响性诉讼案例运用至刑事法教学当中，必然能够极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寓教于乐，使课堂更加生动活泼。此外，影响性诉讼案例往往还具有鲜明的时效性。也就是说，这些案例往往和特定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联，反映时代特色。刑事影响性诉讼案例具有的时效性能够促使学生们更好地掌握现行刑事立法和司法的前沿和热点问题，更准确地了解新时期、新形势下犯罪案件的新特点、新变化，使自己能够运用的刑事法律知识不断更新，贴近时代。同时，历时性的纵向观察和思考还能促使法科学生更理性地以历史的眼光看待犯罪的发展变化以及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乃至社会的动态变迁。

2．复合性与延展性

影响性诉讼具有真实性、影响性，常是大案、要案、典型个案，其发生的前因后果、包含的法律关系、涉及的社会问题往往复杂而非单一。与普通刑事案件相比，影响性诉讼案例更具有复合性，可以运用于其中加以解释和分析的法律理论、制度、观念等通常不止某个侧面，针对此类案例人们往往可以多角度多层次地加以看待。就某一个影响性诉讼案例而言，其可能跨越刑事和民事法律的边界，可能贯穿刑法总论的基本原理和各论的具体罪刑，可能兼具实体和程序问题，也可能需要对事实和规范分别作出评析。正因为影响性诉讼的复合性、综合性特征，使得在刑事法教学中教师能够更灵活地根据需要对之加以适用。例如，既可以提取影响性诉讼案例中的某个或某些侧面作为教学重点，穿插进某一部门法的课堂，也可以在学生已经完成先修课程的情况下让其就整个案例综合分析判断。同时，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将某个影响性诉讼案例与其他相关个案加以链接，对比案与案之间的类似或差别，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等。这些都体现了影响性诉讼作为教学案例所具有的较好的伸缩性和延展性。对于教师如何选择运用于教学的影响性诉讼案例，建立影响性诉讼教学案例库，经过实践，笔者总结了以下两点经验。一方面，可以参照官方的影响性诉讼案例。对此，至今年年初，我国正式的影响性诉讼评选活动已经正好届满十周年，在中国案例法学会的官方网站上，每年评选出的影响性诉讼案例都可以公开查询到。此外，其他一些机构也有类似的评选可以作为参考，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评选的年度最受关注刑事案件等。同时，还可以借鉴司法机关的权威指导案例，例如自2011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的诸批指导性案例，作为经过严格筛选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就为法学课堂的案例教学提供了极好的材料来源。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影响性诉讼案例的选择要为刑事法教学服务，这就要求教师加以甄别并各自根据特定的教学过程加以设计。首先，教师要把握其选取的案例不能是仅仅具备社会影响力、夺人眼球的新闻式案例，真正的影响性诉讼在具有影响性的同时更要有代表性，要有真正的理论研究价值。如果仅仅因为案件情节的离奇、当事人的特殊身份甚至是纯粹被各种媒体炒作而成的所谓大案名案是不适宜作为教学案例的。其次，教师还应注意案例的选择和匹配，即根据课程设置的需要和学生的已有知识、课堂规模等状况选择和使用恰当的影响性诉讼案例。

二、刑事法教学引入影响性诉讼案例教学模式的意义

2005年，和国家教育部对全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提出了改革新方案(简称“05”方案)，其中将原“98”方案中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两门课程整合成新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以下简称“基础”课)。自此，“基础”课成为广大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培养其法律素质的“支柱”性课程，尤其在广大理工科大学生中，这一公共课甚至成为他们接触法律的唯一课堂平台。因此，关注“基础”课的教学实效性，研究如何发挥其培养理工科大学生法律素质的主渠道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理工科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特点   法律素质教育是一个包括“传授法律知识、培养法律观念、强化法律信仰、提高法践行能力”的“四位一体”的有机体系。理工科大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除了在教育内容、教育过程、教育方法等方面与其他专业大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存在相同或相似之处外，从当前教学实践看，还具有如下特殊性。   (一)学生观念更淡薄   理工科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往往是培养生产、技术、管理和服务一线的具有较强实践经验的高素质运用性人才，学校对大学生主要开展务实教育，侧重理论与工程技术结合、教育与职业联系，注重学以致用，强调专业见习与就业对接。受此影响，不少大学生仍然信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不犯法，法不犯我”等陈旧观念。理工科大学生大多认为科学技术才是“硬道理”，法律条文太繁琐;就算遇上法律纠纷，反正可以找律师。因此，他们往往更愿意花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去获得一个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一个计算机等级证书甚至一本驾照，却不愿意静下心来修完一门法律课程。   (二)教学难度更大   在近年来的教学实践中，笔者越发感觉到，对理工科大学生开展法律素质教育，其难度要远远大于文科专业学生，这主要是因为:第一，理工科大学生所学专业难度大，与文科专业相比，在取得相同成绩的前提下，往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因此，许多理工科大学生疲于紧张的专业课学习，连作为考试课的公共英语课都难于应付，更别说作为考查课的“基础”课了。于是，任由老师“苦口婆心”，他们却“我心依旧”。第二，受本专业学习方法和思维习惯的影响，理工科大学生对于法制教育中必需的概念、规则、原则以及法律条文介绍甚至记忆颇为厌烦，他们一般更愿意接受案例分析、视频播放等教学方法。   但是，这种“偏好”既受到教师自身精力、知识水平、资料占有多寡等主观因素的制约，也受到课时、教学设备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此外，很多法律知识还难以进行案例分析或视频播放。因此，实际教学情况与学生内在期待之间往往差距较大。   (三)现实意义更深远   尽管理工科大学生对法律素质教育观念淡薄，教学难度大，但客观而言，相对于其他人文教育，法律素质教育的现实意义却更为重大和深远。第一，法律素质教育有利于理工科大学校园人文精神的塑造。当前，我国不少理工科院校普遍存在着“课程设置忽视人文课程、校园建设忽视人文精神‘软实力’、学生教育忽视文化素养和人文价值”等人文精神失落现象，［1］这严重制约着我国理工科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法律素质教育可以帮助理工科大学生在掌握较为丰富的法律知识之基础上，树立“平等、正义”的法治理念，形成“勇于维护自身权利、尊重他人合法权利”的权利观念，树立“尊崇法制、法律至上”的内心信念;引导大学生认识社会，珍爱自身，尊重他人，崇法尚德，形成正确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进而塑造浓厚的校园人文精神氛围。第二，法律素质教育有利于理工科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人格是现代法律制度的基石，也是法律体系演绎生成的根据。健全人格的标志是行为主体具有理性自由的品格，这种理性自由是一种以理性自律为基础的自由。   ［2］换言之，一个人只有具有了这种自由观才可以称得上真正人格健全的人。法律素质教育可以帮助理工科大学生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践行能力，进而催化其“他者意识”，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和合作性，意识到自身行为的社会效果，并敢于对自身行为担当责任;责任意识的生成又将反向催生大学生的行为评价意识和自由选择意识，最终养成理性自律的自由品格，成为真正人格健全的现代公民。第三，法律素质教育有利于保障理工科大学生未来事业的成功。理工科大学生毕业后基本都以其专业知识为主参加工作，丰富的理论知识为其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而活生生的工作场景又为其充分运用理论知识、大胆进行技术革新和理论创造提供了广阔的实践舞台。因此，理工科大学生是我国创造知识产权的生力军，如果缺乏法律素质，他们既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创造的知识产权，从而挫伤其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也可能因法律意识淡薄而侵害他人知识产权，并招致不必要的法律纠纷，使自身事业发展与成功深受影响。   二、当前“基础”课教学实效性面临的主要问题   方案实施后，原来有着对大学生进行普法教育功能的“法律基础”课被合并成“基础”课的一部分，“基础”课由此担负起对大学生进行课堂法制教育的重任。但是，从现实状况看，其教学实效性堪忧。   (一)课时少，教学任务难完成   “基础”课既包含了原“思想道德修养”课的全部内容，也浓缩了专业法律教育的全部内容(法制史除外)，但是，各高校对于该课程一般计划学时为54学时，除去实践课，一般只有40学时左右的课堂教学时间，学时压力巨大。在体例上，“法律基础”部分置于“思想道德修养”内容之后，这也往往造成该课程教学中的“虎头蛇尾”现象，“法律基础”部分甚至常常成为任课教师“删除”的对象。#p#分页标题#e#   (二)相关师资不配套   方案实施后，法律专业教师基本退出了“法律基础”课的教学。“基础课”教学多由“两课”教师担任，他们自身在法律知识和法学素养方面都有一定差距，“现炒现卖”现象严重，有的甚至干脆对自己熟悉的“思想道德修养”内容多讲、详讲，对“法律基础”部分则布置学生自学。教师与学生人数比例不合理，教学任务重，教学班编制大型化甚至超大型化(“基础”课的教学班编制一般在100人左右，有的甚至在150人以上)，课堂教学效果差。   (三)教师与学生的教、学积极性低下   “基础”课是一门公共考查课，学校一般将“法律素质教育”从属于“德育教育”，法律素质在大学生综合素质体系中没有自身的独立地位;在计算教学工作量或认定相关教学成果奖时，“基础”课的课程系数要低于专业课，相关教学奖励与理工科对应奖项相比也要下调一个档次认定，有的甚至不予认定。在学生方面，因为本课程是公共课且考查，他们普遍不重视，“应付”心理浓厚。受学校政策导向和学生学习态度的综合影响，任课教师的教学热情大大受挫，不少教师仅仅把它作为一门帮助自己完成学校额定教学工作量的课程来开展教学。   (四)教育内容严重偏差，实践教学处于空白   在理工科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实践中，教育内容往往存在严重偏差:   (1)把法律知识教育等同于法律素质教育。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往往只是争取在有限的课时给学生多介绍些法律条文知识，对于法理学、法制史、法律思想史等方面的知识不予涉及，忽视了学生法律情感的陶冶和法律信仰的塑造。   (2)把预防大学生违法犯罪教育等同于法律素质教育。在教学内容选择上，受预防性教育思想的影响，教师往往突出行政和刑事法律在教学中的地位，忽略了民、商法律的应有分量;对各类义务性和禁止性规范作重点介绍，而对授权性和任意性规范的分析则一带而过。这大大妨碍了理工科大学生平等观念、权利义务统一观念等现代法制观念的强化。   (3)把课堂法制教育等同于法律素质教育。受教学课时、经费、大班教学、社会平台等因素制约，针对理工科专业学生的法制教育往往局限于课堂教学，相关实践活动(如课堂讨论、模拟法庭、法院旁听、法学诊所、社区普法)处于空白状态，学生法律实践能力培养基本沦为空谈。   三、提高“基础”课教学实效性、培养理工科大学生法律素质的途径   就理论而言，培养理工科大学生法律素质的途径虽然很多，但从校内途径、特别是校内课堂化途径看，“基础”课是主渠道。因此，提高“基础”课的教学实效，是培养理工科大学生法律素质的重要路径。   (一)改变传统观念，充分认识理工科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理工科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大学生群体，他们基本都能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实现就业。在我国推进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从社会需求角度看，社会最需要的是那些专业素质过硬，政治素质、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法律素质、身心素质均衡的人才，法律素质已经成为合格的现代公民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质。因此，学校、教师和学生都必须改变传统观念，要把法律素质作为理工科大学生综合素质之一，并将其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结合起来。高校要改变将“法律素质教育”从属于“德育教育”的观念，提高“基础”课教学及相关教学成果奖在学校工作量计算和教学成果认定中的系数和等级。教师也要转变观念，要把提高大学生法律素质作为自己教书育人职责的应有内容，不能过多考虑个人得失。大学生也要转变观念，要把法律素质作为自己成长、成才、成功的“助推力”之一，积极提高自身法律素养。   (二)加大师资配套，切实夯实理工科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师资硬件   一方面，要尽快提高现有任课教师的法律素养。“两课”教师要通过进修、读在职学位等方式提高自身法学素养，以尽快胜任教学任务。若他们暂时不能胜任的，可采取“打接力”的过渡办法，由“两课”教师讲授“思想道德修养”部分，由法律专业教师讲授“法律基础”部分。另一方面，要加大师资引进力度。在相关师资招聘暂时难以一步到位的情况下，要适当吸纳原“法律基础”课教师担任部分教学任务，以降低师生人数比例。在师资引进到位后，要尽快实现“基础”课教学班编制“中型化”、“混搭化”模式，即每个教学班总人数控制在60人以下，同时将文科班和理工科班进行混搭编排。这样一则可以减轻教师课堂教学压力，方便其进行课堂讨论、辩论、模拟法庭等教学活动;二则可以实现不同专业学生在专业思维、知识背景等方面的互补，以便于相关教学活动的开展。   (三)改进“基础”课教学方法，确立科学的理工科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内容体系   首先，在课时难以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要根据不同教学内容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如用影像教学法、特例教学法、对比教学法等进行法理知识的教学，使抽象的知识形象化、具体化;用核心法条分析法、经典案例分析法、疑难案例分析等方法进行实体法知识的教学，提高法律知识学习的实用性;用角色体验教学法、对比分析法等进行程序法知识的教学，［3］增强课堂教学的实效性和法律知识传授的扩散性。   其次，要改变传统预防性教育目的的导向，重视理工科大学生现代法律观念的培养。要特别着重培养理工科大学生的“法律至上、法律平等、权利义务统一”等现代法律观念。在教学内容上，既要有刑事、行政法律知识，也要有民、商法律知识;既要有义务性、禁止性法律规范的讲解，更要有授权性、任意性法律规范的分析。#p#分页标题#e#   再次，要强化理工科大学生的法律信仰，坚定其对法的内在认同和信赖。教师要将国家重大法律的制定或修改进程及时告知学生并要求其予以关注，培养学生的“亲法”意识;对于媒体集中关注的某些法制焦点事件，教师要适时、适当地从政治、法律、道德、社会等多层面进行综合分析、引导，消除学生的偏激认识。   最后，要探索实践教学的新途径，提升学生的法践行能力。一是多用课堂讨论、辩论、案例分析、角色模拟等教学方法，积极开展课堂实践教学;二是利用“两课”实践教学环节，通过布置事件调查或调研报告，让学生参加相关法律实践;三是抓住大学生“三下乡”、“青年志愿者服务”等契机布置相关法制专题;四是结合法学专业及其他专业的实习计划和实习要求，利用各专业专门的实习基地，适时、适当地开展某些法律实践活动，尽量做到选题“搭便车”、基地共利用，以实现实习资源共享。   (四)改革“基础”课考核方式，建立公平、公开、公正的成绩考核机制   “基础”课是一门公共必修考查课，其最终考核方式可以多样化，如开卷、闭卷、撰写法制小论文或调研报告等。在学生成绩评定时，要狠抓过程学习和平时表现，加大平时成绩的构成比例;要把学生考勤、作业、讨论、回答提问、参加模拟法庭或其他法律实践等都纳入平时成绩构成体系。教师在第一堂课开始讲解内容前就要把该课程的考核方式，成绩构成、特别是平时成绩构成，考核标准等信息告知学生并要求其记录下来;在最后一堂课上，教师要用适当的方式(如“飞信”等)将每位学生平时成绩的最终评定结果告知其本人，并给学生预留一定的“异议期”，以避免教师计算失误等产生的个别偏差，最终建立公平、公开、公正的成绩考核机制。

摘要：成人学历教育从创办之初即带有强烈的普教化、理论化的教学烙印，发展至今既与当前国家教育政策导向不一致，又与培养对象的在职特征、学习模式相冲突，办学定位在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间首鼠两端，特色匮乏，社会好评度急剧下降，生存空间极度萎缩，教学改革刻不容缓。根据四川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法律事务专业的职业定位，专科层次人才应以复合化、交叉型初级人才为培养目标，课程教学内容应进一步实务化，在教学资源设计、考试方式、考题内容上要针对成人学习者学习特点分别进行小微化、便捷化、应用化的调整。尽管法律事务专科职业化教学改革也暴露出实践环节薄弱、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脆弱等问题，但仍可以为下一步法学本科的教学改革探索在诸多方面提供有益的参考，如坚持培养目标的实用性与理论知识并重、课程内容建构如何进一步职业化、综合实践考核方式的多元化以及职业化与人文性相得益彰等。

关键词：成人学历教育；法律专业；职业化；教学改革；路径

一、成人学历教育法学专业职业化改革的必要性

1.成人学历教育的职业特征

有论者指出，成人教育的职业化是指：“成人教育以满足、面向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为导向，以促进服务对象就业、转岗为主要价值取向，通过校内校外两个课堂为服务对象提供学习产品，从而使服务对象在取得学历的同时，获得一技之长。”[1]有必要说明的是，成人学历教育的职业化并不是将成人教育吸收并入职业教育，因为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分类依据不同，属于性质、定位不同的教育门类，那种“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人教育又属于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职业教育内容的重要补充、职业教育实践的主要阵地。成人教育的职业化和职业教育的成人化，是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重要交叉点”[2]的观点并不妥适。成人学历教育职业化的目标是满足成人学生的实际需求，着眼于提升其职业技能或职场能力，其核心是去理论化，即去除人才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中过于理念化、理论性的内容以及脱离成人学习者实际情况的教学要求，回归成人学历教育应用化、技能型、职业性的初心。成人学历教育的职业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成人学历教育对象的职业特征。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成人学历教育最显著的特征是，其教育对象是在职在岗的已就业者，多数在24—29岁这个年龄段，对依靠记忆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学习手段充满抵触，对记忆中的中学阶段的填鸭式教学更是天然排斥，这些学习特点决定了他们对纯理论知识的学习兴趣不高。成人学习者已经就职于某一行业，和普通高校学生相比具有鲜明的职业背景，不管其求学目的是补偿学历，还是职场充电，或是重新择业，进行职业技能训练、着眼于提升职业能力都不违反其求学目的和职业需求。因此，对教学内容、教学模式进行职业化改革是符合成人教育对象的特征的。“认清成人教育对象的职业化特征，使其和普通教育相区别，这是制定教育目标和教学计划的基础。”[3]（2）培养目标的职业化。进入21世纪后，成人学历教育尽管尚肩负着学历补偿教育任务，但培养目标已趋多元化，不少学生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学习目标或虽以获得学历为目的但并不拒绝职业能力的提升（见表1）。更重要的是，就算以学历获得为目的，但学历就排斥职业技能吗？因此，培养目标的职业化既符合经济社会对教育的要求，也有利于受教育对象，是双赢之举。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ISCED1997），教育级别被划分为0-6级6个层次，其中ISCED5B类大致等同于我国的专科教育层次。ISCED5B类定位为“实际的/技术的/职业的特殊专业课程”（practical/technical/occupationallyspecificprogrammes），培养目标为使求学者获得某一特定职业或职业群所需的包括技能和知识等实际能力，其教学计划比5A（通常理解的大学本科教育）的计划“更面向实际，更与具体的职业挂钩”。可见，虽不能据此将成人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划等号，但根据ISCED1997，成人学历专科教育从教学计划伊始就应该呈现出其相应的职业特征。（3）教育政策的调整。早在2000年，教育部就了《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教学管理要点》（教高【2000】2号），其第5条规定，该要点供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参照实施，说明在教学管理要求上，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与高职高专适用同一标准。其次，在专科专业目录上，“法学”已不再是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专业名称，而代之以“法律事务”为代表的法律实务类专业。从“法学”二字到“法律事务”的调整揭示了专业定位从重理论学习到重实务操作的政策导向。鉴于目前只有成人高校和高职学院还开设专科专业，这一定位转换再次证明了成人学历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上的职业化特征。

2.成人学历教育严重的理论化现状

然而，与成人学历教育职业化特征形成严重反差的是其严重的理论化现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课程设置、教学要求上向本科院校看齐。成人学历教育的“降生”是政策推动型的，上级政令一出，各地全面开花，要多快好省上规模，采取“拿来主义”，直接套用、照搬普通高校现成的计划、课程、教材、考试评价标准是最简单易行的做法。在成人学历教育兴办之初的1978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1.55%，[4]客观上还担负有帮助大量优秀在职人员一圆大学梦的学历补偿任务，因此尽管也存在前期理论论证不足、顶层设计过于粗放、缺乏对成人教育特殊性进行系统研究、普教化严重等弊病，但鉴于当时主要教学目标就是弥补文化理论知识，矛盾尚不尖锐。而进入21世纪后，成人学历教育学生生源构成、学习目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对文化知识不再感兴趣，对系统化的理论学习产生抵触甚至厌倦情绪，而且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基本素质也无法与20世纪相提并论，普教化的教育理念、模式与学生现状发生了根本对立，再加之个别社会教学点视办学为生财之道，教学环节虚无、考风考纪差，口碑急剧下滑。（2）大量使用与普通高校高度同质化的教材。当前国家开放大学（电大）系统使用的教材编者不乏大家，在编写、印刷、出版质量等方面也没有任何问题，但偏重理论、内容枯燥、版式设计单调，与普通高校教材高度同质化，或者就是普通高校教材的翻版。其次，拥有与文字教材配套的音像教材或视频讲解曾经是开放教育引以为傲的特色教材，但观看这类音像资料后，会发现多数授课专家一本正经地把概念的“定义—特征—比较辨析”从头说到尾，讲得多，互动少，在拍摄时长时间保持同一个镜头，画面呆板，课堂实录化严重，严肃有余而吸引力不足，不能激发学生观看兴趣，实践中利用率极低，更别提对教学的辅助功能了。（3）考试题量上死记硬背题“一家独大”。仅以开放教育民法学课程考试为例来说明。在2019年X月期末试卷100分的总分值中，除16分的案例分析和一个3分的单选题外，其余81分均系就概念术语、法律理论进行考核，学生必须在大量的背诵记忆基础上方能作答。（4）实践环节考核以论文等理论化成果为唯一方式。就法律专业而言，实践环节是为数不多的将抽象的法律原理应用到具体生活现象的从理论到事实的思维训练过程。实践环节是将书本理论知识转化为活知识的桥梁，是将法律条文实用化的过程。然而囿于在业余学习模式下组织集中实习几乎不可能、实践环节考核标准的高度主观化等现实问题，实践环节在教学过程中能省则省、能简则简，或干脆睁只眼闭只眼，其重要性仅停留在教学计划中的文字表述上，徒具“理论价值”。实际操作中，多以论文写作作为实践环节的最重要甚至唯一考核方式，而论文写作本身就是理论化的，用一种理论化的成果来评价实践环节的教学效果，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一、我国特殊教育法律法规研究概述

（一）对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相关研究

通过文献分析法和调查法，对我国特殊教育立法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2003年以来的研究文献中，10篇是大陆地区特殊教育立法的研究，1篇是台湾地区特殊教育立法的研究。2013年北京师范大学赵德成发表《台湾地区特殊教育法律的特点及启示》一文，该文介绍了台湾地区以《特殊教育法》为核心的特殊教育法律体系形成的历程，并分析了其法律的六大主要特点。侯晓燕、张岩宇（2007）、郝晓岑（2003）、陈久奎、阮李全（2006）、徐巧仙（2004）对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历程进行了研究。其中侯晓燕、张岩宇（2007）对特殊教育立法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将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郝晓岑（2003）总结了我国教育体系的结构特征并分析了目前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层次。陈久奎、阮李全（2006）以人文关怀的视角，在考察特殊教育立法的历史进程、分析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现状的基础上，阐释了特殊教育立法的法理基础，并提出和阐明了特殊教育立法理念、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促使特殊教育事业进入法治的轨道。徐巧仙（2004）在介绍新时期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概况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我国新时期特殊教育立法的特征与功能。

我国特殊教育立法存在行政领导不到位、政策难贯彻；传统教育体制与特殊教育规律存在着冲突；特殊教育法制环境不完善；课程和教学方法难以满足特殊教育的需求等缺陷。于靖（2010）指出中国特殊教育立法存在立法层次低、体系不完善、法律用语不规范、缺乏操作性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特殊教育法律体系的完善提出相关建议。庞文（2011）对我国学术界关于特殊教育立法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概述了现有特殊教育立法存在的体系不完善、立法滞后、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汪放（2006）在借鉴外国特殊教育发展及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了教育公平与我国特殊教育立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我国特殊教育的立法如何保障特殊需要人群受教育权的平等实现问题。此外，刘贤伟（2007）认为“全纳教育”是有影响的国际共识之一。意大利、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是世界上较早实施全纳教育政策的国家，拥有成熟和完善的“全纳教育”体系。将这些国家的“全纳教育政策”与中国的特殊教育政策进行对比，可以找出中国特殊教育政策的不足。国际与国内的教育发展形势需要中国在“全纳教育”基本理念的指导下完善特殊教育政策和特殊教育立法。

（二）对中外特殊教育立法的比较研究

一部分学者运用比较研究法，将国内与国外特殊教育立法的历程、现状及相关条例等方面进行比较，总结国外特殊教育立法的经验。刘坤（2009）、钟玲(2007)、侯俊（2009）对美国特殊教育立法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并分析了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刘坤（2009）总结了美国特殊教育立法的两大特点：即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及时改进特殊教育立法；特殊教育立法与评估标准想结合。钟玲(2007)在分析美国《障碍者教育法》的起因、基本原则以及该法案的演变与成效的基础上，与我国特殊教育法律法规建设作一比较。侯俊（2009）总结美国特殊教育立法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及特点，同时，注意对其先进的特殊教育立法理念的分析。李继刚（2009）认为特殊教育判例法在美国特殊教育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保障特殊学生的合法权益，及解释、说明、修正特殊教育制定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韦小满（2005）通过回顾美国30年来特殊教育立法中有关评估的法律法规的发展历史，发现任何法律法规的建立都必须经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一般原则到具体实施办法，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此外，还有刘颂、王辉（2000）发表的《特殊儿童家长参与的权利———英美两国有关特殊教育立法的述评》一文，该文详细介绍了并对比了英美两国特殊儿童家长的法定权利。

二、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研究的主要问题

［提要］本文整理了中国知网中PPP模式在棚户区改造中应用研究的相关文献，从文献计量和研究内容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理清该研究主题的研究脉络和研究热点；同时，结合文献分析发现的优点和问题，采用SWOT法对棚户区改造应用PPP模式进行分析，提出发展棚户区改造项目PPP融资模式的对策建议，以便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PPP模式；棚户区改造；文献；SWOT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全年全国各类棚户区改造开工165万套，基本建成205万套。棚户区改造是我国政府推出的一项惠民工程，但是棚户区改造又是一项准公共物品，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现阶段未改造的棚户区多为商业价值较低、实施难度较大的工程，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资金问题。近年来，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连续发文，鼓励支持引进社会资本参与政府工程（PPP模式）。基于此，本文通过对PPP模式在棚户区改造中的应用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整理，从文献计量和研究内容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同时通过SWOT分析法对PPP模式应用于棚户区改造的可行性进行分析，提出发展棚户区改造项目PPP融资模式的对策和建议，以期为PPP模式在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应用提供参考。

一、相关概念

（一）PPP模式。目前，关于PPP模式的起源，一般认为英国的PFI模式是现代PPP模式的发端。20世纪80年代，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在公路、水务、国防、教育等方面大规模推行私有化，通过政府与社会合作来共同经营提供公共服务。1992年，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拉蒙特将撒切尔夫人在公共服务方面引入社会资本命名为私人融资计划（PFI），现代PPP模式由此萌芽。2015年5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统一PPP模式的定义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大创新，即政府采取竞争性方式择优选择具有投资、运营管理能力的社会资本，双方按照平等协商原则订立合同，明确责权利关系，由社会资本提供公共服务，政府依据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结果向社会资本支付相应对价，保证社会资本获得合理收益。贾康和孙洁根据人们对PPP的认识，并结合国内外机构和专家的观点，就PPP做出了一个新的定义：PPP是指政府公共部门与民营部门合作过程中，让非公共部门所掌握的资源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实现政府公共部门的职能并同时也为民营部门带来利益。

（二）棚户区改造。棚户区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通常指建成区范围内平方密度大、使用年限久、房屋质量差、人均建筑面积小、基础设施配套不齐全、交通不便利、治安和消防隐患大、环境卫生脏乱差的区域。一般包括城市棚户区、国有工矿（含煤矿）棚户区、国有林区棚户区和国有林场危旧房、国有垦区危房等。棚户区改造是改善群众的居住条件，兼顾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城市环境的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2008年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棚户区改造纳入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大规模推进实施。根据国务院2013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的规定，要全面推进各类棚户区改造，加大政策力度支持，提高规划建设水平，加强组织领导，重点推进资源枯竭型城市及独立工矿棚户区、三线企业集中地区的棚户区改造。

二、基于文献计量层面分析

作者：曲雯 单位：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

提高对女性学刊的认识水平是做好女性学刊，发挥其对女性研究促进作用的前提。现对女性学刊的兴起和发展做简要概述，以梳理女性学刊的发展脉络和进一步探求其与女性研究的关系。

一、对女性学刊概念的理解

女性学刊是研究女性的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它具有一般学术期刊的属性和女性研究带来的个性。其一般学术期刊的属性主要表现为:一是学术性。学术性是指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是有系统的专门的学问［1］。女性学刊传播关于女性生存发展规律的知识，并促进其系统化、学科化。女性研究学术性论文和系统的学术信息是女性学刊的主要内容。二是传播性。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是学术属性非常强的文化产品，具有交换功能。其交换目的是承载、贮存人类通过思维、思想劳动而创造出来的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最终扩充人类知识和学术文化容量。其刊载的学术文章往往长而复杂，进行概念的推理论证和应用专业方法研究，非专业者难以读懂。这限制了学术刊物的传播范围，造成其小众传播的特征。女性学刊也属于小众刊物，不同于大众媒介，难以适用市场运作。但它的传播对于学术交流、观点碰撞、知识交融有着重要的作用。三是周期性。学术期刊是有确定周期的连续出版物［2］。周期性是学术期刊与学术图书的重要区别。

女性学刊的个性表现为研究女性的文化定位。女性学刊承载的学术成果研究的对象是女性整体［3］。同时，对于女性群体的研究是以男性为参照物的，具有社会性别视角，运用社会性别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对性别歧视所造成的女性整体的弱势和发展滞后状况有独具的人文关怀。所以，推动促进女性快速发展以实现两性平等基础上的和谐发展的研究是女性学刊的历史使命。它虽然借用各种学科的研究方法，但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具有确定的研究范畴和女性社会科学的独立性。它关照女性现实和历史的理性探讨，区别于妇女工作等刊物的非学术性期刊。女性学刊具有促进女性学学科建设、推动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政策研究、传播社会性别平等文化的功能。女性学刊主要刊载学术论文、学术著作书评以及学术活动信息;其内容涉及女性学科领域的各方面。女性学刊的主办者可以是国家、地方的科研机构，包括公开出版与内部发行、期刊出版号与图书出版号的定期女性学术出版物。一些学刊的女性研究栏目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女性学刊的特性。女性学刊的外延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

从刊物特征与妇女研究关系的角度广义地理解，女性学刊的类型可以粗略地分为4类:以刊登论文为主的女性学刊、学报，如《妇女研究论丛》《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山东女子学院学报》《女性论坛》(书号)等;以研究学术信息为主的定期出版的女性学术年鉴，如《中国妇女研究年鉴》①;以转载或摘录女性学术论文的文献类刊物，如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妇女研究》;以刊载和交流学术活动信息、阶段研究成果为主，有一定容量、定期编辑的女性研究机构和组织主办的内部期刊，如《妇女研究动态》。从对学术创新的直接作用和期刊管理的分类角度的狭义理解，仅指具有公开发行刊号，以刊登女性研究论文为主的女性学刊、学报，目前只有《妇女研究论丛》《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山东女子学院学报》三个期刊。

二、女性学刊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