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的人文理性

儿童文学的人文理性

 

人文关怀的失落在文学的百花园中,儿童文学是一朵带着露珠的奇葩,她清新、淡雅,而又充满勃勃生机。   她以儿童的眼光看待世界,以儿童的心灵体悟世界:儿童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是她关之深切的主题。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和未来,儿童文学不仅为这些“花朵”提供阳光、空气和水,而且为他们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关心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爱儿童的内心世界,是儿童文学义不容辞的责任。   儿童文学是这样一种文学:它向下一代传递着人们的感情经验,从感性方面对下一代进行塑造,引导儿童朝着人性化的方向整合、规范和提升。儿童文学既肩负着引导儿童、教育儿童的使命,又肩负着提升儿童精神境界、为儿童提供精神给养的责任。所以,儿童文学拥有双重关怀:理性关怀和人文关怀。理性关乎教育、教化、引导、激励;人文关乎精神、心灵、人性、生命。   在理性高扬的时代,人文关怀偏居一隅,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儿童文学创作存在本体上的困惑:在文学与教育关系层面上,儿童文学是以教育为本位,还是以文学为本?是以理性为主,还是以人文为主?从理论上讲,儿童文学的理性关怀和人文关怀同样重要,两者相辅相成。但在儿童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两种关怀严重失衡。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初期,以教育为本位的儿童文学观占主导地位。1935年,茅盾在一篇文章《关于“儿童文学”》中指出:“‘儿童文学’这个名称,始于‘五四’时代。‘五四’时代开始注意儿童文学是把‘儿童文学’和‘儿童问题’联系起来看的,这个观念很对。”①可见,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一开始就带着社会问题性,人们看待儿童文学,一开始就带着教化——启蒙的意味,就是和社会革命论联系着的。革命战争年代,儿童文学直接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解放区文艺运动中的儿童文学,基本上是以成人和儿童为主人公描写阶级压迫、阶级对抗的文学,是描写民族解放战争中烽火少年的文学。像《英雄雨来》《闪闪红星》对我们来说仍记忆犹新。解放后,儿童文学创作以阶级斗争为纲,为政治服务,更被提到方向和原则的高度。期间,儿童文学创作中配合形势任务、图解政治的“运动文学”,以及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十分普遍。儿童文学创作流行过“重大主题”和“重大题材”论;在人物塑造上,也要遵循“三突出”原则,写“高、大、全”的小英雄。儿童文学完全成了政治教化、政治宣传的工具和附庸,儿童文学应有的审美愉悦功能被淡忘、被遗弃。茅盾在1961年发表的文章《六0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中认为这一年的少年儿童文学“表面上五花八门,实质上大同小异;看起来政治挂帅,思想性强,实际上却是说教过多,文采不足,是‘填鸭’式的灌输”。“绝大部分可以用下列的五句话来概括: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这种现象何止是六0年儿童文学的特征,可以说它概括了五六十年代儿童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   ②儿童文学本应与儿童读者是一种文学对话的本质,演变成了一切充满教化的师生对话的形象课程。许多本属于是学校的职能,却强烈地渗透到了儿童文学之中;许多实质上属于教师与学生的“问题”,却经常成为儿童文学的主题。这种教化意识更为严重的侵蚀是几乎指导了我们对儿童文学的作用、态度和目的的评判,使我们的作家和创作常常无意或有意地将自己纳入学校的旨意和教师的观念,成了学校功能的代言人。文学,变成了教化的工具。③   把儿童文学等同于儿童教育,儿童文学在“教育为本位”的指导思想下缺少儿童应有的天真和灵气,显得呆板、僵硬,大话、空话、套话使儿童文学充满说教色彩。以政治、教育为先导的儿童文学是对儿童本性的严重偏离,是对儿童天性的残害和荼毒。因此,儿童文学必须走出教育和政治的藩篱,走向审美和文化的广阔天地。   人文关怀的回归儿童文学对理性的张扬,导致人文精神的极度萎缩,使儿童文学成了精神荒芜的教育读本或政治读本。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带来文学观念的大变革,儿童文学创作也在反思中前进。失落已久的人文关怀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新时期儿童文学的发展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大批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显露文坛,一篇篇优美的儿童文学作品相继诞生。儿童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小说、童话、寓言、诗歌、散文、戏剧儿童文学品种繁多,样式新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新时期儿童文学一改过去单一、枯燥的说教面孔,在不违背理性教育的同时,给儿童更多人文上的关怀。人文关怀最主要的核心内容体现就是精神关怀:即对人的生命和健康的细心呵护,对人性和人权的尊重和保护,对人独立思想和人格的容许与提倡,要尽可能创造一切条件让人活得有尊严。简言之,我们看到,文学创作中人文关怀就是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思考与关怀,它尊重生命,维护健康。④   人文关怀在儿童文学中的体现既是:尊重儿童的思想和人格;关心儿童的精神需求;呵护儿童的天然本性;抚慰儿童受伤的心灵。儿童文学作家要真正以一颗未老的童心与儿童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写他们的喜悦、忧愁、困惑和迷惘,写他们的纯真、智慧、幽默和调皮。   明代思想家李贽在《童心说》中指出“夫痛心者,纯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者,便失却真人。   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重心者,心之初也。”在李贽的眼中,童心不仅是理想人性的参照系,而且是人文心理理想的象征。在繁嚣杂沓的世界上,童年、童心,确实是人类心灵的一方净土。儿童文学作家的“童心”,便是真正以儿童的眼光认知世界,以儿童的心灵体察世界,以此重的行为改造世界,深入儿童世界,体会儿童生活,绝假纯真,真实自然,不矫揉造作,不无病呻吟。这样的儿童文学才是真正为儿童的文学,才是儿童文学的生命和本体。#p#分页标题#e#   在儿童文学作家中,冰心率先将女性的温馨赋予了中国现代意义的儿童文学。《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春水》、《繁星》等代表作品充溢着与自然万物清新灵慧的沟通,弥漫着温柔敦厚、纤巧细致的女性气息,回旋着宽广博大的母爱旋律。“母爱、童心、自然”是冰心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她将女性特有的温柔、母亲特有的爱心融会在童心和自然的观照中,散发着儿童的晶莹和母爱的芬芳。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女性儿童文学作家,如葛翠玲、柯岩、谢华、任霞芬、周百黎等等,她们和冰心一样,以宽容平和的心境、温和爱抚的目光注视着孩子们,“给予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或得不到的东西,以此来丰富、拓宽他们的生活,让他们的生活尽可能多一些他们真正想要的快乐。”⑤   这是女性共同的心语,她们以女性的敏感,细心捕捉儿童的生命律动,在她们的话语中,我们能感受到她们殷殷的爱子之情。   新时期儿童文学关注的视角不仅仅是活泼健康的儿童,而且对孤儿、残疾儿童、社会流浪儿投以更大的关注。因为这些处于弱势的儿童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更大、更多,因此,他们更需要也更渴望社会的关心和爱护。作家李凤杰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他用自己真诚的话语写出了这些弱势儿童的心声。他的作品紧扣人的奋斗这个总的主题,以儿童的苦难人生为切入点,执着地展示弱势儿童,特别是残疾儿童在与命运抗争、跨越苦难过程中所显示的精神品格,深入挖掘隐藏在苦难人生中的各种积极意义,用充满激情的生命意识和勃发向上的人格力量,给儿童以人生的激励、灵魂的震撼和道德上的教益⑥。   他的作品关注儿童的生命意识和儿童生存的人文环境,注意培养少儿的独立自强意识和崇高的人生理想。他用生活中的诗意抵御生活的苦难,使贫困成为儿童挑战人生的精神动力。李凤杰是儿童心声的代言人,更是儿童精神世界的守望者。   90年代随着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通俗文学迅速崛起,在这种文学创作氛围中,儿童文学的视野也开始向现实性和通俗化开掘和定位。八十年代新潮小说家们有意疏远的校园生活,又带着新的内容和形式回到了作家的笔下,久违的幽默也获得了美学价值的重新发现。如秦文君的系列中篇小说《男生贾里》、《女生贾梅》:郁秀的《六年级大逃亡》、韩辉光的《校园喜剧》等等,展示了校园生活中儿童的喜怒哀乐,拉近作品与生活的距离,也拉近了作家和儿童读者的距离,从而受到儿童的欢迎和喜爱。伴随着科技发展而兴起的科幻小说展现了新世纪儿童的崭新的生活方式,显示了他们渴求知识、勇于探索、钻研科学奥秘的可贵精神。90年代的儿童文学虽然有通俗化倾向,但并未因此而丢失它的人文关怀。儿童的人生观、价值观,儿童的精神需求和儿童的审美趋向仍然是儿童文学关注的焦点。   人文关怀的回归给儿童文学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使儿童文学进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理性关怀不可缺失,人文关怀更不可丢弃,只有两者同心协力,儿童文学才能既给儿童以人生的启迪,又给儿童以审美的享受。所以,儿童文学不应该只是一只花瓶摆设,仅仅插一些“祖国的花朵”;儿童文学也不应该仅仅是一只葫芦,老是倒出带“教育性”的药丸,儿童文学应是一个百宝箱,里面装满了神奇的宝物,异彩纷呈而又变化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