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笑扬 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肇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Marxism)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观点和立场，并加以补充和发展，重新阐释全球性视阈下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视为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意识形态化，认为彻底解决生态危机就要实现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彻底变革，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绿色乌托邦”的生态政治理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内涵拓展和视阈重建，为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2011年3月发生在日本东北部海域的特大地震引发了巨大海啸和七级核灾难，人们一时间谈核色变，核恐惧阴云弥漫。但是，自然灾害只是引发核灾难的外部原因，而其人为原因是人类长时间受科技理性主义支配，对核技术的利用盲目乐观，导致对可能诱发的生态风险重视不够;人越来越控制自然，越来越依赖科技，人类就愈加深陷技术营造的牢笼，不断地制造并打开“潘多拉魔盒”，人类重新堕落到了一种非理性的野蛮状态。不容置疑，一切与技术有关的发明创造都会带来副产品，科学技术的创造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全球性问题，反而加剧了生态危机。所以，我们必须摆脱依靠科技控制自然的傲慢与偏见，正确对待科学技术。生态问题绝不单单是一个自然问题，而是一个深刻的人类社会发展问题，它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和人的异化紧密相关。
一、启蒙理性、技术祛魅与工具理性批判
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用理性驱散了黑暗的中世纪阴霾，恢复了人的主体地位，同时也确立了理性的权威。人具备了技术和知识，更加能动地改造自然界。弗兰西斯•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认为人们只要掌握了科学知识，凭借技术、工具，就能从宗教神学和自然崇拜中挣脱出来，就能控制自然进而成为自然的主人。启蒙理性把理性归结于理性的技术化、工具化、实用化，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控制与被控制、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这些导致了自然的异化和生态问题的产生。工具理性并没有实现人的解放，反而导致了理性的异化和技术权力的高度信仰化，导致了人和自然的彻底决裂。这种把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生态价值观，使得科技崇拜盛行，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使人陷入了生态问题的囹圄之中。总之，脱离了价值理性引导的科学技术不仅没有给人们带来福祉，反而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和危机。正如恩格斯指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
人类文明进程就是一部人化自然的历史，从远古时代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到控制自然、人定胜天的盲目迷恋，人们借助于工具的发明和运用来改变自然界的面貌，表面上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在加强，事实上人越来越被自然和权力欲望所支配，人逐步丧失了自我，坠入了虚无的深渊。科学技术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消费享受，却并没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没有带来人们的精神文明生活的提高、人口的合理控制和人的全面多向度发展，而是成为资本奴役人、机械排挤人的工具。“商业化了的自然界、污染了的自然界、军事化了的自然界，不仅在生态学意义上，而且在实存本身的意义上，切断了人的生命氛围。”［2］
建立在近代主体性哲学主客二分思维方式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自然仅仅看做满足人类需要的被动客体，从而导致了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滥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了法兰克福的批判精神，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异化、消费异化、技术异化以及必然出现的生态危机进行了尖锐揭露，为我们探索人与自然合理的物质交换提供了新的方法论。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囿于技术批判和纯粹的道德说教，其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并不是仅仅针对技术本身的批判，他们所批判的是被资本主义所控制的技术理性所导致的技术的非理性运用，以及对自然的无止境掠夺。他们对技术理性展开批判的目的是想把技术从被资本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通过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方面置于理性控制之下。当技术非理性地运用与控制自然时，当人们频频利用技术暴露满足虚假意识时，当人们在林林总总的商品消费之中释放压抑时，当盛行的技术合理性导致人的片面、畸形和单向度发展时，生态问题表面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其实质体现是人与人的之间矛盾关系。只有“控制自然”理解为享受自然，技术革新应用于人道化，工具理性服务于价值理性，生产发展体现为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处理好科技进步和自然生态环境的二重关系问题。
其实，马克思主义早就指出资本主义在产生巨大的现代性文明的同时造成了人的异化和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样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精神和批判精神，同时另辟蹊径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生态学结合起来，并从社会制度、消费文化、技术操作等层面展开对当代社会生态问题的剖析和探析。要想实现生态问题的解决和自然的解放，必须把人与自然界从为剥削服务的破坏性滥用的科学技术中解放出来，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资本的逻辑之下，科学技术只能异化为特殊利益集团谋取更大利润和控制压迫他人的工具，对技术理性展开批判的目的把技术从被资本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通过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方面置于控制之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西方其他绿色思潮拘泥于价值观非历史地探讨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解决之道，而且体现在他们始终联系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来考察生态危机的本质。”［3］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解读，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态危机内在联系的揭示，把对生态问题的考察没有简单停留在技术层面，而是把其产生的根源深入到深层次的制度层面，从资本的逻辑本身、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等几个方面批判性地分析生态危机的本质和根源。
二、追寻制度正义与生态帝国主义批判
安德列•高兹(AndreGorz)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根源在于“经济理性”的过度膨胀，这种经济理性，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关系，这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工具化。日本核电站超期服役运行，出现危险后东京电力公司为了保住利益处置不及时，瞒报信息，最终导致事态的恶化，等等，这些归根结蒂都是资本主义企业唯利是图的本性造成的。#p#分页标题#e#
后工业化时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先进科技在一定程度上注重国内环境保护，但为了改善国内生态环境，缓和国内矛盾，将一些高污染、高排放的落后产能转移到其他国家，甚至把一些危险物和化学垃圾向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转移，把祸水向全球扩散，使其他国家沦为发达国家的“垃圾场”和“废水池”。为了减少核泄漏事件对国内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日本将上万吨的核污染废水倾倒入太平洋，这种“以邻为壑”的行为正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的“生态帝国主义”行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矛盾的隐形转嫁，并不能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应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进行彻底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矛盾做出了当代意义的阐释，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新出现的全球生态危机作了积极回应，试图进行马克思主义解释，给出了当代生态社会主义解决方案。”［4］
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正义性就在于它的生产目的不是为了消费，而是追求利润，使得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导致价值观的裂变或异化，所以说资本主义制度根本上是反生态的。“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被资本逻辑所控制的商品拜物教和虚假意识，驱动着人们源源不断地进行消费，这加剧了业已存在的生态问题。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依靠貌似丰富的商品维持其虚假的合法性，异化技术及随着而来的异化消费不仅导致人的批判能力的消解，而且加剧了现实的人的劳动异化，导致技术信仰超越道德精神，引发环境破坏和生态失衡。也就是说，只有从资本主义制度上根除技术异化和消费异化，才能彻底解决生态问题。“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没有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也反对把科学技术看做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而是把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的存在，认为只有立足于制度维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谈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和科学技术对生态危机的影响。”［5］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应当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只不过这种人类中心论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对人类整体利益和“以人为本”这一基础上的，是和建立在资本追逐利润的个人中心主义价值观相对立的，这和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价值观是契合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并非是反生产主义，而是要求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一方面应当建立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和谐发展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应该有利于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下形成的对商品消费无止境的需求结构，从而在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6］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同于西方传统生态中心论，它不是把生态文明诉求于社会道德的提升和个人生活方式的变革上，而是把生态文明的实现真正落实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而是从制度层面出发，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全球权力关系看做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清除了后现代主义对环境保护的消极影响，把环境生态保护重新回归于人的尺度，为我们正确解决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提供了一条现实途径:不能把生态问题简单归因于科学技术和人类中心主义，而是要求从深生态学走向社会正义，以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为价值尺度，树立正确的发展观、消费观、劳动观和幸福观，最终实现人和自然、人与社会、人和人的和谐发展。然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企图超越资本主义和现存社会主义制度来构建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是一种空中楼阁，因为生态环境问题的实质是现代性问题，对生态问题的研究并没有离开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批判，同样在马克思人类学的视野之内。只有从全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在世界范围内审视全球性问题与生态危机，合理保护利用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才能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历史重构与价值维度
马克思主义高度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早就提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7］92但是人类通过现实的实践活动能动地改造自然、变革世界历史的同时，“人化自然”与“异化的人”之间的矛盾却日益凸显。尤其是近代工业化进程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以资源、能源高消耗和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经济增长的现象，这种发展是以牺牲环境、牺牲个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的，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只有摒弃以“支配自然”“控制自然”为核心的生态价值观，摆脱对自然的掠夺式的占有，把人看做自然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才能解决生态困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作为其认识对象，“这种意义上的‘新陈代谢’，很大程度来源于马克思，它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主义基础特征”［8］。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问题根源的揭示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分析，为我们解决全球性问题与生态危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无论是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还是自然中心论的深生态理论，都不应拘泥于抽象的价值观视角来探讨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和找寻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通过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成因，力图寻求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化解之道，形成了具有鲜明理论个性的生态危机理论。”［9］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对人类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理性分析，展开对全人类生存困境的哲学反思，为人类正确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视角。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在与各国具体实际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呈现出多种理论形态，其理论主题也会随时生转换。我们必须立足于全球化和我国现代化的基本国情，广泛地借鉴西方生态文明研究的前沿理论和实践，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观，使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好地践行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以及低碳理念的提出，都是人类对工业文明消极后果进行反思批判的结果，是人类寻求科学发展模式的理性自觉。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挑战。只有大力调整能源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克服资源难以支撑、环境难以容纳、社会难以承受、发展难以为继的窘迫局面。在十七大报告中，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把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尽快使我国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轨道，促进生态、经济和社会有机体的持续健康发展。“同时发展中国家要防范西方发达国家借‘环保’‘低碳’等话题推行‘生态帝国主义’‘绿色霸权主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绝不能为西方国家前工业化时期造成的严重污染‘买单’。此外，中国应加快自主创新步伐，掌握生态环保领域核心技术和国际话语权，从而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占据一席之地，并力争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潮流。”［10］#p#分页标题#e#
“以人为本”的生态价值观不是要求巩固人类中心主义思维，而是在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反思中摆脱主客二元分立的思维范式，将人类的发展放置于自然世界的宏大图景中去考察，它是一种新型的生态价值观，它正确地摆正了商品生产、欲望需求、劳动、幸福的关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调发展方式的转变。马克思认为，只有人类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人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真正和谐的状态。“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7］82人的自然本质只为人类的联合而存在，共产主义不再因为私有财产的建立和财富的积累等这些资本主义工业的推动力而异化，是人同自然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科学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价值观变革和生态问题解决的根本前提。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中国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制度保障。日本发生核泄漏事故后，中国政府借鉴日本核电教训，国务院迅速果断采取决策，以审慎的态度对待核电发展，并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这些举措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的体现，也是坚持以人为本理念的切实行动。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
四、结语
总之，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理论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盲目地否认现代科技的进步作用以及理性的启示意义，它针对当代生态危机尤其是全球性生态问题的根源分析批判及解决方案，对我们思考和解答当今时代的生态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十二五”期间我们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要加强对全球化视阈下生态问题的研究，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生态问题域，将生态问题的解决置于全球化、资本主义后工业化以及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宏大背景下去考察;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积极推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化，正确处理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转型期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系，促进“四个文明”全面协调发展，并努力为全球性生态问题的解决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