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发展范例

更新时间:2023-08-23 15:52:56

全球经济发展

全球经济发展范文1

关键词:世界经济格局; 力量对比; 中国地位; 结构转型

一、全球金融危机没有根本改变 “一超多强”的世界经济格局

世界经济格局是在一定的经济力量对比及其相互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经济结构或框架。战后以来世界经济格局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化,第一次是战后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个时期世界经济格局的基本特征是“两极”格局,即以美国为一极和苏联为一极。但苏联的解体使存在了近半个世纪的“两极”格局彻底崩溃,并使世界经济形成了“一超多强”的格局,即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和多个世界经济大国并存的格局。因此,从本质上讲,这个时期的美国霸权不是决策型的霸权,即以命令式或独裁式的方法对其它国家拥有绝对的无条件的指挥权,而是博弈型的霸权,即建立在与列强博弈或讨价还价基础上的霸权。

而此次发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至少遭到三大冲击, 美国霸权受到进一步的挑战和钳制:

第一,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强化了世界经济的多极化趋势,美国的经济力量在多极化进程中相对削弱,使美国妄图独霸世界的妄想遭到破灭,迫使美国不得不接受在G20框架下考虑世界经济的发展问题。

第二,美国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都遭到了重创,危机前世界依靠美国经济失衡拉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架构被打破。此次危机是全球经济长期失衡的总爆发。

第三,美国的软实力受损,以美国模式为榜样的经济发展观念发生了动摇,美国模式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毫无疑问,虽然此次金融危机使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严重挑战,但还不能根本撼动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超级大国地位。这是因为:

第一,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经济体。2009年美国的GDP总量为14.8万亿美元,比同期世界第二、第三和第四国家经济体(分别为日本、中国和德国)的总和还要多。

第二,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贸易体。2008年美国的贸易进出口总额为3.5万亿美元,同期德国、中国、日本和法国分别为2.7、2.6、1.5和1.3万亿美元。

第三,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金融体。美国目前拥有的金融资产大约占全球金融资产总量的1/3左右。

第四,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科技创新大国。在目前世界最好的10所大学中,美国占了8所,美国每年吸收世界技术移民的50%以上,美国一直是世界制造业最发达国家,目前美国制造业的附加值占世界制造业附加值的22.3%,大于欧元区的21.6%,日本的12.8%和中国的10.1%。

必须指出,虽然危机重创了美国经济,但美国有善于转嫁危机的娴熟技术。在美国历史上,曾经发生多次大小不一的经济危机,但每次美国都能通过转嫁危机的办法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的损失,而使伙伴或对手遭到重创。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通过断然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80年代中期通过迫使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有效地转移了当时面临的经济危机。而目前美国在美元大幅度贬值的同时迫使中国等其它国家货币升值,无非也是为了达到转嫁自身经济危机的目的。

因此,笔者非常同意英国经济学家查尔斯·格兰特的观点。他认为,尽管很多欧洲人和亚洲人预见了一个更加虚弱的美国,尤其是它的资本主义模式因这场危机而饱受指责,但在世界权力变迁中,至少在今后若干年内,美国仍然是胜出者。

二、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她越来越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有关中国各种各样的言论也随之脱颖而出。类似“北京共识论”、“中国模式论”、“中美共治论”、“中国独秀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造危险论”和“中国掏空论”不绝于耳,其中既有“捧杀性”言论,也有“指责性”言论。一些人之所以热衷于对中国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从根本上说是出于对中国发展的担心、怀疑和嫉妒。

其实,从世界经济发展史考察,几乎所有的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都曾经遭到过各种各样的指责和议论。当年的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家都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挨骂”是大国崛起的伴生物,当然也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关键的是如何对待这种“挨骂”。笔者认为,不要被这些言论牵着鼻子走,合理定位中国的发展,化消极国际影响为积极国际影响,是对这种言论的最好回应。

合理定位中国的发展,就是要摒弃夜郎自大的心态和“骄傲的民族主义”,清醒认识到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

(一)综合竞争力的差距

尽管中国的GDP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与中国人口在世界中所占比重极不相称。在目前的世界GDP总量中,占世界人口不足5%的美国占有了世界GDP总量的30%以上,而占世界人口22%以上的中国只占有了世界GDP总量的8%左右。特别是中国的综合竞争力与发达国家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例如,根据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标准,2008—2010年中国的竞争力排名位居17—20位;根据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的标准,2007—2009年中国的竞争力排名位居30—34位。虽然竞争力排名的高低本身可以不必太过于看重,但其中一些指标所反映的问题还是应该引起重视。例如,在影响竞争力排名的因素中,支持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些指标,如企业效率、社会责任、经理信誉、海外形象,中国的基础设施、环境保护、金融系统,公民道德操守、社会价值观,政府管理效率和官员廉政等却在排名中一直很靠后,从而影响了中国竞争力排名的整体提升。这特别应该引起重视。

(二)经济增长质量的差距

1978—2009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9%,但中国经济的高速度是建立在粗放型扩张模式之上的。经济增速越高,资源消耗越大,环境压力越重,社会矛盾越突出。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的8%,但消耗了世界32%的钢材,30%的煤炭,13%的电能和新增石油需求量的31%。我国的能源利用率比国际先进水平低10%,同样生产一美元的产值,中国的投入成本是日本的8倍,美国的4倍和印度的2.5倍。

在资源消耗的同时,中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也越来越严峻。土地、空气和水资源都遭到了程度不同的严重污染,社会群体事件不断增多。多年来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资源、人口和环境红利”正在逐渐减少。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虽然承接了大量的来自亚太地区的加工贸易出口,但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和专利,只能得到极为低廉的加工费,中国只能为人做嫁衣裳,成为过路财神。

(三)科技创新的差距

现在世界各主要国家都把支持科技创新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选择。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7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科技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显现了“队伍庞大,投入增加,成果显著,合作增强”的特点。根据中国科技部2007年的中国科技实力研究报告的资料,中国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为3 5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研究开发人员总量为173.6万人,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研发支出约1 023亿美元,已超过德国的718.6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研发支出国。据英国著名的《新科学家》杂志发表的汤姆森路透集团的材料,2009年中国科学数量超过了12万篇,仅次于美国的35万篇,为世界第二。中国的专利总量有望在2011年超过日本,于2012年超过美国。截至2008年底,中国已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与其中的97个国家签订了103个政府间合作协定,多边和双边科技合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科技创新主要还存在几大差距:

1.R&D总量迅速增长,但人均经费投入过低

研究开发(R&D)经费的投入和使用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方式和经济集约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并成为各国和国际组织评价科技实力或竞争力的首选核心指标。2007年中国R&D经费总额为487.9亿美元,从2002年开始已连续六年居世界第六位,但我国R&D/GDP增长缓慢,与美国、日本以及老欧盟国家总体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2007年中国的R&D/GDP达到1.44%,而同期它们分别为2.68%、3.44%和1.9%,其中瑞典为3.6%,芬兰为3.47%,德国为2.54%,法国为2.08%。也远低于以色列(4.68%)、韩国(3.47%)、OECD国家总体(2.29%)和我国的台湾地区(2.63%)。

从R&D人员人均拥有的R&D经费来看,绝大多数发达国家R&D人员人均R&D经费在10—20万美元之间,而发展中国家大多在人均10万美元以下。中国R&D人员人均R&D经费支出额2007年为2.81万美元,约为德国和日本的1/6、英国的1/5、法国和韩国的1/4。

2.R&D经费支出结构不合理

这主要表现为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和高技术产业的R&D偏低。2007年仅为22.9亿美元,排在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韩国之后,仅为美国的3.6%,日本的1/8、法国的1/5,意大利的2/5和韩国的1/2。而在全国R&D经费支出总额中的比重只有4.70%,发达国家一般为20%左右,即使相对占比较低的日本(10%)和俄罗斯(15%)也差距很大。

从R&D经费的来源看,虽然我国企业已经成为R&D活动的主体,2007年企业资金占全国R&D经费的70.4%,具备了与市场经济国家相似的比例特征,但来自企业的R&D资金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外资在华企业R&D经费占比不断提高,从2003年的23.2%增长到2007年的29.1%;高技术产业的R&D经费占比偏低,2007年只占25.8%,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水平(一般都在30%以上),其中英国、美国和法国超过了40%,韩国高达53.8%,中国台湾甚至达到了72.3%。以致绝大多数企业技术开发能力薄弱,尚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3.装备制造业相对落后,制约了制造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中国是世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制造业中心,但不是装备制造业产品的制造业中心。装备制造业是资本品的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提供高新技术设备的制造业,是真正的朝阳产业。一般包括航空航天、计算机集成办公设备、电子及通信设备、大型科学仪器、大型乙烯成套设备、大型医疗设备等。虽然我们通过自主创新、引进技术等手段使装备制造业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许多设备的制造还没有掌握系统设计与核心技术,不得不主要依赖购买国外产品。有资料证明,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的总体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1/5,日本的1/4。以致经常受制于发达国家。由于中国的装备制造业落后,中国的对外投资能力非常弱小。2009年中国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上升到175亿美元,但不到中国接受外国投资总额的5%。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四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还不及荷兰。中国仍然是“用数百万双鞋子换取一架波音飞机的制造低附加值产品的世界工厂”。

(四)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

与30年前相比,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与中国GDP增长呈同步。目前中国的人均GDP仍只有3 743美元,位居世界的100之后,大约相当于美国的1/13,日本的1/11。有7亿多人的年均纯收入只有750美元,年均消费不足600美元,按联合国标准还有1.5亿以上的贫困人口,这些人不仅缺少必要的教育和医疗条件,甚至缺少基本的生存条件。

(五)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还很小

虽然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但在世界经济三大组织中的话语权还很小。例如基于GDP、经济生存能力和国际储备来分配的IMF成员份额,一直向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倾斜,虽然近几年中国在IMF份额中的比重有所提高,目前已占6.19%,位居世界第三,但美国仍然拥有超过15%的一票否决权。

三、“一超多强”格局下中国的发展思考

(一)正视国际环境,处理好大国关系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日益增长影响力,引发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中国的一些周边国家的“关注”、“猜忌”和“怀疑”。虽然这些国家的绝对力量不一定变弱,但中国的变强使它们在心理上和现实上都还一时难以接受。特别是西方一些权威机构关于中国在2020年将超过美国的预测,更深深刺痛了“老子天下第一”的美国神经。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利益碰撞在今后将成为“常态”,中国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硬约束”和“软约束”。所谓的“硬约束”是指通过赤裸裸的经济措施来限制中国的发展,例如提高关税、逼迫人民币升值、限制某些产品的进出口等。而“软约束”则以媒体为先导,寻找一些貌似合理的理由,甚至以一定的民意为基础,炮制“中国制造威胁”、“主权财富基金入侵”、“人权”、“产品质量”、“达尔富尔”等问题牵制中国,以达到分散中国发展经济的注意力,增加经济运行成本的目的。

面对来自外部世界的“硬约束”和“软约束”,我们要特别理智地处理好与各大国的关系,包括中美、中欧、中日和中俄关系,而核心是中美关系。由于两种对立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利益的差异,中美关系要建立全方位的互信至少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但不能建立互信不等于不能建立互惠。中美两国在世界经济中形成的高度结构性依赖关系,即中国需要美国的市场,美国也需要中国的产品和资金,为两国建立长期的互惠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中美关系可以有矛盾、冲突和摩擦,但这并不影响两国“分享全球化利益”。虽然由于综合实力的差距,这种分享不是对等的,但也是“双赢的”。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是维系中美经济关系的关键词。

(二)正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软肋,实现社会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但中国经济不可持续性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政府与居民,资本与劳动,少数人与多数人,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已超越社会大多数人可容忍的限度,而且这个趋势并没有有效地得到遏制。社会各种矛盾也更加突出。

只有以社会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为基础,让全社会公平合理地分享改革成果,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不断增进人民的福祉,才能真正实现生产方式的根本改变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坚定不移地推进全方位的改革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不科学、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问题,虽然有许多客观原因,但主要的症结在于我们体制改革的不到位,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有效涉及,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领域的改革还严重滞后。

笔者认为,中国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来解决。不打破改革的障碍机制,只会使改革半途而废。在当前,我们要特别注意推进全方位的改革。在经济领域,要深化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的改革,深化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机制改革,增强各类市场经济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力和能力。通过深化行政、财税、金融、资源和价格等领域的改革,注意机会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的有机统一,真正使全社会各阶层公平享有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成果,把全社会的贫富差距控制在广大人民群众可容忍的限度内;在政治领域,要使政府从被动转型向主动转型跨越,实现从经济型政府和自我运转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通过政府运行的内外部监督机制,强化对“公权私化”的监督,使政府真正成为人民的政府,使政府官员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在社会领域,要防止“改革陷阱”,割断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扭曲,建立公平公正的利益诉求机制,使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形成良性平等的博弈,实现从“刚性维稳”向“韧性维稳”和“柔性维稳”的转变。要倡导理性、宽容、温和、扶贫济困的社会氛围,让陷入困境者不至于因忍无可忍而绝望,甚至采取极端措施;在文化领域,特别要强化塑造中国的软实力,营造和谐文化的氛围。一国的软实力在国际社会中表现为吸引他国作为盟友和伙伴的隐性资源,在国内社会中表现为凝聚社会各阶层,建立粘性力量。一国的软实力包括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文化的感召力,是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观的体现,是社会互信的基础。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和改革开放气度的国家,中国必须以营造和谐文化为基础,对外输出中国和谐文化,宣传中国和谐文化,对内要防止物质利益至上的价值理念,重塑社会信仰、社会诚信体系和评价标准,使中国不仅在硬实力上,而且在软实力上让世界刮目相看。

后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经济中多年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也随之更加突出。但变革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外部压力,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世界经济的发展经验表明,一国在人均GDP3 000—4 000美元上下时,是各类矛盾最突出的时期,处理好了,就会进入不断发展的良性轨道,处理不好,就会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社会经济的“拉美化”现象。只有紧紧抓住世界经济格局大调整的良好契机,不断解放思想,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十二·五”计划以坚持改革开放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强大动力,顺应了中国内外发展的基本趋向。

参考文献

[1] 【美】C·弗雷德·伯格斯坦.美国与世界经济:未来十年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2] 丁骋骋.金融体系结构差异与国际收支失衡[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3] 顾静,李雪飞.美国对外投资收益与经济霸权[J].现代国际关系,2008(7).

[4] 田素华.美国经济失衡调整与中国的对策[J].改革,2006(8).

全球经济发展范文2

1.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特点

过去几十年,中国全面夯实了全球化经济发展的基础,加快了改革创新的速度,为国际贸易带来了很多发展机遇,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大潮中受益匪浅。目前不论是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量还是中国外汇储备和外贸利用数量,都已领先国际发展的平均水平。在亚洲,中国的经济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经济综合发展的引领者,对亚洲经济崛起、提高区域影响力,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国际贸易的发展问题

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发展群体中起着重要作用,国际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并呈快速上升态势,世界经济投资发展融合态势越来越凸显。跨国公司掌控了国际顶尖高端技术和高端贸易技术的很大一部分,所以就使得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日益巩固。未来一段时间,跨国公司在全球国际经贸中的位置会更加凸出,话语权将会更加强大巩固。现阶段,跨国公司已经作为全球国际经贸中的一支强大队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世界贸易市场的比重不断稳步攀升,交易活动也逐渐频繁增多。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会对世界国际经贸的构架形成以及贸易集中区域分布产生重要作用。跨国公司全球性投入的加大,是国际经贸发展态势的重要体现。环保经贸异军突起,国际经贸被赋予环保绿色概念,环保经贸发展已是大势所趋。随着环境负担日益加重,全世界对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已经达成共识,“发展绿色经济”成为环境保护的主题。各国对环保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越来越重视,而各国消费者对保护环境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环保消费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新消费方向,环保贸易则由此诞生。经过近些年的发展,环保贸易在国际经贸中的比例逐渐上升。世界经贸整体构架优化,经贸向智能高端技术化方向发展。世界经济尚未完全脱离金融危机的束缚,金融危机对部分国家的重创非常明显,尤其是欧洲部分国家,新兴发展中国家则仍是保持较强的生存活力和较为平稳的发展态势。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恢复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成为世界经贸市场极速壮大的新能量,世界经贸格局正在发生一定的改变。经贸全球化群体发展的一个特征是服务产业的国际化,而服务产业国际化正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经贸、金融、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式,并影响着国与国之间在世界经贸市场上的竞争。

3.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建议

全球经济发展范文3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发展趋势;应对策略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给各个国家都带来了新挑战,国家贸易市场在逐渐扩大的同时,也在日益复杂化、多样化。我国的国际贸易受大环境影响,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处于贸易发展困境中,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顺应趋势并做到独善其身,成为当前我国贸易产业的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国际贸易与经济全球化

伴随各国之间经济方面的合作、交流日渐加深,我们步入了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体化经济使得各国间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国际贸易市场空前繁荣。经济全球化对于我国的影响是提升了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使得我国整体经济结构与经济总量都出现了明显的改变,也使得我国贸易发展步入正轨。国际贸易有着较长时期的发展历程,世界格局在20世纪90年代后发生了巨大转变,西方国家因周期性等因素实现经济衰退,再加上国际债务、美元汇率的变化,从而加重了经济衰退迹象。宏观来看,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贸易处于一个新的增长期,发展速度较快,我国也搭乘国际贸易列车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在近些年,国际贸易显然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核心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下的贸易环境日益复杂化,各国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国际贸易发展进程中问题不断,多边谈判变的愈加困难,原定计划实施的并不理想,让各个国家的经济都受到一定损伤,各国也为此都落实了防范机制。在大格局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企业所面临的风险也都跟往日有所不同,国际贸易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依旧存在,且更为复杂化、烦琐化。我国也深受这些因素影响,急需在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新趋势下找寻相关应对策略,以此来为贸易经济的稳步提升提供保障。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发展趋势

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经济交流的主要形式,是不同国家就不同的生产要素、商品、服务等内容上的资源置换。随着参与国际贸易组织的国家越来越多,再加上国家之间的文化、语言、制度、法律法规等多方面内容存在较大差异,因而使得当下的国际贸易复杂化更为凸显,其中的风险也更为多样,伴随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高和国家利益集团的角逐,使得当下的国际贸易发展拥有了新的特点与趋势。当下的国际贸易发展趋势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跨国企业依旧是国际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较高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且地位仍旧在攀升状态中。自2016年之后,国外投资力度加强,根据推论,跨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还会更加凸显,话语权也会伴随地位的上升而提高,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外部力量,这股力量不容小觑,未来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只会越来越明显,话语权也将进一步提升。在跨国企业话语权不断加大的当下,对于国际贸易的结构及贸易集中区域分布产生一定影响,跨国企业的全球性投资是国际贸易发展趋势的一个重要体现。国际贸易中,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日渐白热化,所涉及的利益冲突屡见不鲜,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被激发,自由化贸易面临着多重困境,未来发展也会面临诸多挑战。虽然有些国家的经济处于低迷状态,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仍然保持增长态势,经济体之间的交流、合作仍然频繁,自由贸易发展势头依然勇猛。当然伴随经济体之间竞争激烈态势升级,各类为谋求发展和利润增长的手段层出不穷,在间接阻碍着国家贸易平衡、稳定发展,这种状况在发达国家尤其常见,公共资源被不合理、不合法掠夺,人为干涉国家贸易,且恶意的阻止其他落后国家进行交易,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我国,也受到一些干扰和影响,不利于我国贸易发展,也由此引出了国家贸易争端趋势越来越明显。国际贸易日趋多元化,网络贸易迅速崛起,发展势头不可小觑,促进了国家贸易效益显著提高。伴随互联网应用普及化,国家贸易中的网络贸易越来越多,形成一股强硬的势头,有着较大发展空间,逐渐在国际贸易中站稳了脚跟,未来也是举世瞩目的焦点。网络贸易主要是借助互联网技术和无线通信技术进行贸易活动、贸易交流,打破了传统贸易的固定发展模式,切实延展了贸易发展方式。在网络贸易迅速兴起的视域下,国际贸易日趋多元化,突破了传统贸易中的空间、地域、时间禁锢,实现了集物流、商流、信息流与资金流为一体的发展模式,不仅大型企业可以参与其中,中小型企业也可以加入进来,甚至零售批发商、个体商户也都可以成为国家贸易参与者,有名的“海淘”浪潮,就是依托互联网实现个人参与国际贸易的典型实例,打开了国家贸易新格局。放眼当下,电子商务方式的网络贸易成为各国争夺贸易市场与贸易资源的最有利武器,未来这种情况只会愈演愈烈,受到各国重视也就不足为奇。国际贸易整体结构优化,贸易走向高端化。当前的国际贸易仍旧未能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金融危机对于西方国家经济打击较大,尤其是欧美一些国家,新兴发展中国家仍旧保持活力与稳定的发展势头,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占据的地位和发挥的影响日益显著,成为国际贸易中冉冉升起的新星,世界格局仍旧在不断变化与发展中,国际莫阿姨参与者结构日趋合理与稳定,是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除此之外,经济全球化的最大体现的是第三产业实现全球化,而第三产业的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经济、技术和知识的发展与融合,能够对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造成干扰与影响。目前的第三产业仍旧处于发展上升期,在国际贸易中的发展形势一片大好,其中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品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也就因此奠定国际贸易走向高端化的趋势。

三、我国应对国际贸易发展趋势的策略

我国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在国际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我国经济虽然在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影响而呈现出短暂的经济缓慢发展状况,但是我国的经济上升空间依然很大,既是大国,肩上的复苏全球经济责任必然沉重,间接加快了我国经济转型。鉴于国际贸易新趋势,我国应当挑战视为机遇,攻克难题、突破困境,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我们针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发展新趋势,总结出了几点应对策略,依次如下:

(一)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水平

经济全球化是必然趋势,也是不可抵挡的潮流,凡是朝着相反方向发展,必然是以卵击石、玉石俱焚,顺应这种趋势去发展经济才是正道,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也是不变的真理。我国应当在顺应这种潮流和趋势的基础上,坚守改革开放方针不动摇,并且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水平,以积极的心态去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挑战与困难。要将经济发展眼光放长远,切实把握国际贸易未来发展趋势,并根据评估和预计结果去制定和实施相关对策,切实用积极乐观的心态去主动投身国家贸易洪流中。为了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我国应当密切关注国内产业发展动态,并且带动和鼓励产业实现结构升级,进一步提高所有产业生产水平,将国内资源进行整合,以此来形成贸易合力,从而加强抗风险能力。除此之外,我国还应当维护与加强和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构建良好贸易合作关系,切实加快我国经济发展。

(二)坚决抵制和打击贸易保护主义

近些年,国际贸易争端不断,我国也一直在处理相关问题的道路上。据一份报告显示,2008年之后,G2000集团提出的针对贸易活动的限制举措,大半都在推行中,这些举措对于全球4%左右的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产生了影响[1]。中国也是影响较深的国家之一。面对这种状况,我国应当及时吸取教训并快速成立应对体系,增强对贸易摩擦的处理水平,坚决地质和打击贸易保护主义,且决心更坚决、信心不动摇,切实维护我国贸易权益。除此之外,我国还应针对产业不合理、劳动力低廉等问题进行合理改善,切实将发现的贸易摩擦因素进行妥善解决,并进一步加强贸易经济并减少贸易摩擦奠定坚实基础。

(三)提升我国跨国企业实力,拓宽规模

鉴于跨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在不断提升趋势,我国也要审时度势,进一步加强我国跨国企业的实力与规模,才有可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中占据更多优势和话语权。近几年,我国跨国企业的数量在不断增多,这是我国国力的彰显,经济实力的体现,这是一种好的现象。但是我国跨国企业的实力和质量都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公司有着较大差距,这是不容忽略的事实。因此,需要国家重点发展跨国企业,并且重新审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与国际贸易合作中的站位和方式,针对发展不足的地方进行创新和调整,针对发展有优势的地方要进行大力支持,做到“扬长避短”、“因地制宜”,逐渐缩小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之间的距离。除此之外,还需要在产品质量上动脑筋、做努力,优化贸易结构,在出口方面,向知识、技术和服务密集型商品方向进行转变;而在进口方面,要多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商业模式和管理技术,只有这样,产品质量的市场吸引力才会加大,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形成强大的贸易风险抵抗力,进而推动我国企业升级发展、外贸水平快速提升,我国跨国企业的实力和规模才可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在国际贸易中才可占据更高地位、拥有更多话语权,这既是身为大国的一种责任,又不失为一种担当。相信在跨国企业实力提升的背景下,我国经济才能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四)推动网络贸易发展并加速电子商务普及

我国是使用互联网技术的大国,且互联网在进一步普及进程中,在互联网贸易迅速崛起的背景下,利于我国贸易产业迅速转型,也利于增多我国贸易产业群和提高整体贸易抗风险等级。我国应当在网络贸易发展过程中加大支持力度,切实让网络贸易形成规模,还应引入科学技术来促使电子商务进一步普及和发展。近几年,电子商务的作用和影响力都在逐渐上升,就双11天猫狂欢节而言,短短的几分钟,交易额就可突破100亿,可见电子商务前景绝佳[2]。其他行业和产业都可效仿这种经营模式,切实拓宽企业的推广渠道,为企业盈利提供便利,也为企业的知名度打响提供协助。越是严峻的时刻,越是突破的契机,我国应当抓住国际贸易严峻新趋势,向以往全球经济贸易利益链发起挑战,打破固有模式,建立新的贸易利益链,切实打开贸易新格局,促使贸易模式发生转变,积极投身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不怕艰难险阻,总结经验与教训,在国际贸易中稳扎稳打,最终巩固基础和实力。我国还应不断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寻求突围办法,进一步在符合国情基础上进行贸易创新,做到其他国家所不能及,使得我国的贸易地位、影响力、话语权不断上升,为今后的伟大复兴迈出重要的一步。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有利有弊,需要全面认知、客观对待。对于我国贸易产业而言,虽然面临的挑战和阻挠诸多,但最重要的仍旧是认清贸易时局,找出利于我国贸易发展的契机,并针对新趋势找寻并制定应对策略,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抗风险能力。与此同时,我国也应当在复杂多变的贸易环境中明确贸易战略,坚守路线并为此寻求稳定、健康发展渠道,积极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进一步把握国际贸易趋势,制定全局策略,提高我国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最终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发展趋势分析及应对策略[J].现代营销(下旬刊),2020(02).

全球经济发展范文4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

1.经济全球化的特征

经济全球化是各国在市场和生产中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过程,它促使人力资本、商品、服务、技术和资源的跨国流动,优化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经济全球化以资本扩张、科技进步和相对的国际和平环境为前提,表现为生产、贸易和金融的全球化、跨国公司经营的主导化、知识人才跨国流动的普遍化等特征。

2.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

经济全球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历史性概念。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需要即资本的扩张本性,以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技术革命为条件,以殖民扩张为手段,展开了输出商品、资本,争夺世界市场和原材料的斗争。这个过程,一方面使得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配置,促进世界贸易、世界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加速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同时也加剧了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以科技革命为先导,资本主义先后经历了四次阶段性转变,催发了经济全球化浪潮的纵深发展。当前,以信息、生命、纳米、量子、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标志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促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经济全球化呈现出超越时空、纵横联动、内容丰富、经济与社会相互渗透的局面。

二、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应对

1.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演变

强调,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包括国际金融危机,从本质上来讲,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另一方面,“当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的时候,全球经济‘蛋糕’不容易做大,甚至变小了,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倍感压力和冲击。”

2.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应对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深刻演变,全球产业链加速整合,主要经济体抢占发展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通过40年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不仅积累了资本,而且改善了民生。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对内需要加快培育竞争新优势,对外需要发出反对保护主义、支持经济全球化的中国主张。同各国一起加强协调、完善治理,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自由化。通过主动作为、适度管理,促使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通过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把控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通过讲求效率、注重公平,使更多国家地区和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的收益。积极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着力解决公平正义问题。

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产生和发展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实际的社会主义是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扩张突破了“民族历史”的界限,形成了“世界历史”或“全球化”的态势;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在这一进程中的飞速发展也暴露了其内在无法克服的矛盾,而对这一矛盾的揭示正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逻辑前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是从资本全球化过程中摄取营养的。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并超出经济范围,由此带来不同政治理念、社会思潮、文化观念的碰撞和交织。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与社会主义低谷双重影响下,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这一新的伟大革命的进程,邓小平理论应运而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全新的历史时期。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积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产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完全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人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局势的准确把握,确立了和平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并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从追随经济全球化到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再到引领经济全球化,并以经济全球化思维关注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和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完善。

2.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完善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世界性的实践运动,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也是利弊共存的。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的发展始终面临三种矛盾。第一,是中国和发达国家综合国力强弱对比变化间的矛盾。第二,是中国发展的民族性和世界性间的矛盾。第三,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不仅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开放条件和发展动力,也使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不断得到更新。经济全球化也给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压力、威胁与挑战。经济全球化对社会主义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并存、对话、斗争的过程也是艰巨而复杂的。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经济全球化面前应该如何发展完善呢?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点充满战略自信。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2]石建国.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发展[J].泰山学院学报,2018,40(01).

全球经济发展范文5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离不开世界文化的总潮流,只有面向世界的未来发展,才能求得自身的发展与繁荣。在对于人类发展未来的种种预测中,科技全球化无疑已成为人类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指示着人类社会的未来前景。2001年和2006年,美国兰德公司分别发表了《全球技术革命:2015年生物/纳米/材料技术发展趋势及其与信息技术的融合》(简称《GTR2015》)和《2020年全球技术革命》(简称《GTR2020》)的技术预测报告《。GTR2015》的主要结论是: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性的技术革命,这场革命正在加速生物科技、纳米科技、材料科技与信息科技的融合过程《。GTR2020》在《GTR2015》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度分析,从应用角度提出了到2020年可能形成的技术系统和产品的56项技术,并对排在前16位的技术进行了评估。这些技术将对全球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国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对于文化的定义是“人类生活的样法”,著名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V.巴尔诺也有类似的定义:“一种文化,是一群人共有的生活方式”(awayoflife)。在科技文明席卷全球的背景之下,文化创新的理论建构应当密切关注人类生活方式的演进,并以之作为决策的实践依据。《GTR2020》报告中所列举的任何一项技术都将为人类生活方式带来巨大的影响。例如,在我国重要技术排序前10位的无线射频技术、无线通讯、数据传送技术以及无处不在的信息访问技术的发展,将创造一个能够随时随地以任何装置,透过无线网路与他人沟通,随处可进行各式各样的资料获取、处理的全新形态的社会。人际关系也开始出现经由各种资讯方式而建立的“虚拟”关系。虽然,人们早已开始运用信息与通讯技术,但是,当信息通讯科技与生物科技、材料科技等高新技术体系产生融合与互动后,将彻底地改变人类的行为模式,并通过科技发展的全球化力量影响社会运作模式,这一巨大的变化正在发展之中。在文化领域,这种新科技的发展趋势,透过多元化的产业应用,必将影响各国文化政策的总体取向,并在文化艺术的表现内容、传播形式及价值观念等多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在第三代行动通讯系统(3G)、微波存取全球互通技术(WIMAX)以及无线射频技术(RFID)等高科技相互融合的基础之上,欧盟正在全方位推动“无间隙网络社会”(UbiquitousSociety),“Ubiquitous”是从拉丁文演化成的英文单词,有“everywhere,anywhere”的意思,在早期欧美所代表的是一种“神无所不在”的宗教观。而如今所指的“ubiquitous”指的是一种服务(service)、网络(network)无所不在、可随时取得的概念。在欧盟“i2010计划”(i2010-AEuropeanInformationSocietyforgrowthandemployment)中,欧盟执行委员会将提供“全面性、高品质的公共服务与生活”作为未来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致力于通过高科技的普及化,考量新时代的文化发展需要,提供立足点平等与创造发展能力的机会,最终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

美国更是将高科技发展的主旋律贯穿在文化内容中,以两部在2010年受到全球瞩目的电影《阿凡达》和《盗梦空间》为例《,阿凡达》集中呈现了当今世界顶尖技术研发的未来前景“,可穿戴计算机”“、军事机器人技术”、“大脑中植入芯片”“、无所不在的传感器”、“智能系统”、“迅速生物测定技术”等高新技术在影片中都得到了集中的展示。这部建立在世界先进影像制作技术基础上的电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部绝佳的公众科学素养教材,提高了人们对这些将要投入社会应用的高新科技的认知度。同时,影片也以面向人类发展未来的态度,在剧情中融入了对科技与人文之间矛盾的思考。如果说《阿凡达》所展示的科技类型是人类向外拓展自然空间所依托的技术系统,而另一部影片《盗梦空间》则展示了当今科技前沿领域对于人类内在空间的探索,表中所列举的“靶向给药技术”、“影响人类记忆力的药物”等生物、医疗技术是支持影片情节成立的依据,影片结尾将这种对于人类心理空间探索的思考留给了观众,引发人们对于科技是否能够改变人类意识的无限遐想。在美国,杰出的作家、导演以及其他文化艺术领域的精英会被诸如美国宇航局这样纯粹的科技部门请去当科学传播顾问,依靠艺术家的创作可以帮助公众理解科学家在推动技术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文化艺术界与科技领域的紧密联系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美国居于全球第一的公众科学素养达标率,也使得美国的文化艺术创作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高科技趋势,对于科技发展前景与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亦成为文化艺术创作的重要主题。

2理解转型中的国家创新体系

在新科技革命对于现代社会的变革中,科学的知识体系已成为对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影响最为突出的意识形态,与之相伴而来的各种风险和道德问题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和突出。正如风险社会理论的创始人贝克所说“科学技术是造成当代风险的主要来源”。早在法国大革命以前,关于科技发展是否败坏了道德的问题,就已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关心的问题。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产生过积极影响的卢梭认为,历史上一切卑劣行为的根源都在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控制论之父、美国科学家维纳在论述由新技术发展所实现的新工业革命时就提出警告“:新工业革命是一把双刃刀,仅当人类生存的时间足够长时,我们才有可能进入为人类造福的时期。新工业革命可以毁灭人类,如果我们不去理智的利用它,它就有可能很快发展到这一地步。”一项新技术的应用会产生什么负面结果,它的潜在危险是什么,事前人们可能并不知道,或者认识不足。农药DDT是在使用了二三十年后,人们才知道它会在生物体内残留聚集,最终危及生命,并对环境有极大的污染和破坏,才停止使用。如果一项高科技的应用,要等到它的负效应完全显露出来之后,人们才去制止它,人类所要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目前,西方国家的政策界已经开始为扭转科技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失衡做出努力。美国在2000年的《科学与工程指标》中提供了一个新的“转型期美国科学政策”的框架。这一报告强调科学为社会服务的主要功能,并强调要达成促进科学与社会其他部分相互协调发展的目标。科技为社会服务的政策转向,意味着科技发展的方向开始转向重视“以人为目标”的技术开发和应用。

这一新时期的科学政策,不仅标志着美国今后的科技发展导向,同时也为世界其他各国的科技政策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视域和途径。面对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全球性问题,我国也开始了对社会发展模式的重新定位:200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并首次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与此同时《,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设》中,也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基本国策,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06年,国家面向2020年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新时期科技工作方针。2007年8月召开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国家创新体系面临一系列转型:即由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的转型,生态文明理念逐渐在全社会的确立。这一转型是在反思传统的社会发展价值观所带来的人类生存和发展困境基础上提出的社会发展新范式,体现了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进步。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负效应已经证实: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没有社会的可持续,也就没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3应对新技术变革的文化政策取向

在科技发展的双刃剑面前,文化发展面临着既要依靠科技力量发展壮大实力,同时也要用自身具有超越性的人文精神约束绝对理性发展这一双重悖论。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曾说“:文化是这样一种去蔽的方式,它不只是为了我们的目的而安排对象,即自然和社会,它也促进对象本性的发展;与技术的去蔽相反,文化的去蔽要将其副作用一并考虑进去。”面对新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价值与理性的二元矛盾,结合我国将要面对的生态文明转型,文化政策的制定应当通过扬弃西方现代工业文明文化模式及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利弊,在推进理性与价值、科学与人文融合统一的进程中,形成人与自然之间真正和谐的文化发展空间。这就要求对于文化政策的考量需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3.1应当建立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生态系统。

文化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是直接而明显的。弗里曼认为“:对工业革命最有影响的是科学文化的兴起。英国对待牛顿的态度与意大利对待伽利略的态度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培根(1605)早在17世纪初就提出实施一种科学、探险、发明与技术的综合性政策。在英国,科学、文化和技术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契合,这使得它能够大规模地将科学,包括牛顿式机械学,应用于各种新工具、机器、运河、桥梁等的发明与设计中。”在他看来,科学、技术、文化和企业家这四个亚系统的积极相互作用构成了英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特点“,这四个社会亚系统的契合也扩大到政治亚系统之中,而它又促进了这一切。”“中华帝国就是因为没有在这些亚系统之间保持契合才导致了中国在维持其世界技术领先地位方面的失败。”“由于在心灵深处觉得企业命运与自己不直接相关,于是缺乏创新的动力,缺乏提高技术水平的热望,诸如在经营管理上的不负责任、对资源和能源的浪费、违背技术规律的决策等弊端,其深层原因往往由此而来。”虽然,人们接受新观念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人们一旦树立了创新的意识,这些新观念就会对创新者产生激励作用,鼓励创新者以一种执着精神和奋发进取的品质最终实现创新。文化的创新、演化与变革,是借助一个有生命力的构架模式来取代传统构架模式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当科技创新成为当今社会发展主要动力的时代背景下,文化的发展应当在实践中不断进行自我调解和修正,才能更好地维持和促进创新实践的发展,并最终体现出较传统文化模式更为明显的进化。这是文化发展的前提,也是文化创新的存在基础。

3.2重视先进的科技文化模式的引领作用。

德国人类学家兰德曼曾说“:文化是人类的‘第二天性’”。文化模式对于人类而言,即是一个给定的“第二自然”和外在于个体的文化软环境。一定社会的进步与否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各民族自身对于文化模式的建构。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对自然进行改造,创造人工自然,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人的观念是对物质生产方式和精神生产方式的反映,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一个建立在科技基础上的文化世界逐渐被建构,人们的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及其价值观也会随之发生更新。从这一意义上说,科技文化不仅成为各种不同类型、模式的文化得以互动的基础,而且也是推动诸多民族传统文化推陈出新,走向现代化的出发点和依托。

3.3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智慧,促进人、社会、自然之间的融合统一。

全球经济发展范文6

文化认同和文化趋同是一对矛盾,它存在于文化发展过程始终,推动着文化历史前进。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文化多元化是主要现状并将长期存在,但文化全球化已现端倪并呈发展增强趋势。现阶段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民族文化认同是主要的,但民族文化趋同的因素在不断增长。人类文化发展总趋势是由文化认同为主过渡到文化趋同为主。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文化认同;文化趋同;民族文化

“文化认同和文化趋同是一对矛盾,它存在于文化发展过程始终,推动着文化历史前进。”[1]现实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文化多元化是主要的并将长期存在,但文化全球化已现端倪并呈发展增强趋势,认真研究并科学地处理好文化认同和文化趋同的矛盾,对于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有着重要意义。

一、关于文化认同与文化趋同

(一)文化认同。“认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多在认可、赞同、接受等意义上使用,指某一个体或群体对另一个体或群体的观点、主张、行为方式的认可、赞同和接纳。在具体科学理论体系中的“认同”,往往不同于日常生活意义上的“认同”。哲学上所讲的“认同”,指主体在对自身本质认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自我核心情感与独特象征。主体在与自然万物、社会及他人交往的复杂关系中,一方面“确定自身”,解决“我是什么”、“我的意义何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区别他人他物”,解决“我不是什么”、“我与他人他物的意义有何不同”的问题。这两个方面的协调统一所形成的在自我规定、自我肯定、自我保存、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基础上凝结而成的自我情感、自我形象,就叫“认同”。文化认同,分为广义的文化认同和狭义的文化认同。广义的文化认同,包括物质文化认同、政治(或制度)文化认同、精神文化认同;狭义的文化认同,仅指精神文化认同。本文所论的“文化认同”主要指广义的文化认同,包括物质文化认同、政治文化认同、精神文化认同,同时包括文化上的个体认同、群体认同、人类认同,以及文化上的传统认同、现实认同、未来认同等。哲学上讲的“文化认同问题”,指主体对母文化特质的肯定、信仰发生了怀疑、动摇,从而导致对自我核心情感的淡薄、对自我形象的失尊、对自我价值的自卑自贱。简言之,就是文化自信与否的问题。

(二)文化趋同。所谓“趋同”,即主体在对自身与客体共同本质认识的基础上对客体的认可接受,进而把客体的存在方式、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转化为自己的存在方式、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2]。趋同是主客体间的相互对象化、同质化,进而达到同一化。文化趋同,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趋同,包括物质文化趋同、政治(制度)文化趋同、精神文化趋同;狭义的文化趋同,仅指精神文化趋同。本文所说“文化趋同”主要指广义的文化趋同,包括物质文化趋同、政治文化趋同、精神文化趋同,同时包括文化上的个体间趋同、群体间趋同、整个类趋同,以及文化上的历史趋同、现实趋同、未来趋同等。

二、民族文化在认同与趋同互动中的历史演进

纵观人类文化史,就是一部文化认同和文化趋同互动互促、互换递进的历史。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中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3]。中华文化是不同民族、不同区域在文化认同与趋同的互动中交融演进的产物。中华文化是56个民族共同文明的结晶和精神支柱,它不是某一个民族的文化,而是“中华民族群”的文化体系、文化圈,是由多个氏族、部族、民族长期融合的产物。中华民族形成之后又不断地有外部民族或某些外部民族成分以不同方式融合进来,处于动态发展之中。炎黄两大部落文明的交融;尧舜禹禅让文明的传承;夏商周三统转换;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秦王朝“大一统”,规范文字、统一度量衡,废分封制、全国实行郡县制,在物质文化、政治文化、精神文化上实行了统一,初具汉文化的雏形;西汉初,虽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旗帜,实质上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和正统,吸纳百家;南北朝时期、唐末到宋初的过渡时期、元朝和清朝时期都是中华民族大动荡大融合的重要时期,也是在各民族文化间既认同又趋同的重要时期。中华文化的演化发展过程中还经历了和外国文化的认同与趋同的互动。如西汉末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并依附于当时中国本土文化“方术”,随后又依附于魏晋玄学,再以后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中与“儒”“道”“释”结合而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早在唐朝就有西方宗教“景宗”传入中国,到元朝有“也里可温教”传入中国,自明末之后西方基督教开始大量传入中国,并且往往依附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到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文化(包括宗教和科技)随西方列强的入侵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国[4],一方面造成了中国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另一方面也客观上引发了中国民族文化对西方先进文化的趋同,开始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在文化认同与趋同的互动中,某些弱势的民族文化或地区文化,因种种原因被强势文化所吞噬而消亡。从中国国内文化演变看,秦一统之后,原来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不同文化与文字消亡了,现在只能在“地方文化”中看到一些它们的遗迹。历史上某些曾经存在的少数民族国家,拥有过自己的文化和文字,随着该民族国家的消灭,其文化、文字也湮灭了;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化但没有自己的文字文化,这种完全靠代际口语传承的民族文化或地区文化,有些已经失传、消亡,有些正在失传、消亡之中。在世界文化演变历史上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一些曾经在历史上繁荣辉煌过的民族文化或地区文化,先后以不同方式消失了,现在仍有些弱势的民族文化或地区文化正处于消亡的危机之中。从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认同和文化趋同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对矛盾:一方面,文化认同强化着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的个性,维持着文化多元化;另一方面,文化趋同削弱着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推动着文化的融合。正是这种矛盾推动着文化的发展。在人们活动范围狭小、相互交往较少的人类社会早期或民族、区域间矛盾不是很突出的时期,文化认同和文化趋同的矛盾表现得比较和缓,在人们活动范围广泛或民族、区域间矛盾突出的时期,文化认同和文化趋同的矛盾表现得比较显著。就一个民族或国家而言,在其兴盛强大时,民族文化认同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民族文化认同问题”较少,其他民族趋同于本民族文化(文化输出)是主要方面,本民族趋同于其他民族文化(文化输入)是次要方面;在民族或国家落后衰弱时,“民族文化认同问题”普遍而且突出,本民族趋同于其他文化成为主要方面;在社会繁荣稳定的时期,文化认同或文化趋同都表现得比较平和有序;在社会危机或新旧过渡、激荡转型的时期,文化认同和文化趋同都表现得迅猛、多样、无序,这种“文化大乱”或“百家争鸣”,其实是走向新的“大治”,即走向一种新的文化认同体系的文化趋同过程。文化由一种形态走向另一种新的形态、由较低阶段走向较高阶段。这就是文化发展的历史,也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发展路向

“人类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所有与文化相关的问题“都是在一定的时空系统中人们历史活动的过程和产物”[5]。作为人类活动结果与标志的文化,其发展除遵循自身的特殊规律外,还要受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制约。根据文化发展的规律,结合对文化矛盾运动历史演进的考察,我们可以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现状和走向作出如下的判断。

(一)民族文化认同是当前的现实和主流,但民族文化趋同的因素在不断增长。从文化受制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文化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尤其是社会生产力状况决定的,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那部分文化的发展又受特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由于经济全球化成分和性质的多元性、复杂性,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和各国政治制度多样性的存在具有了现实的经济根基。文化作为对经济、政治的反映因此具有多元性。“在当前全球化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当中,民族国家仍然重要,它不是正在消亡,而是正在被重新想象、重新设计、重新调整以回应挑战。”[6]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国家仍然是民族利益的集中代表,在经济全球一体化、政治全球一体化完全实现之前,以民族国家为主体所构成多元经济成分、多极政治和多种政治制度的存在,决定了多元文化(各民族文化)认同的始终存在。从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民族文化除受经济基础的根本决定作用、政治因素的直接影响外,还受到民族传统、习惯、风俗、地域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任何文化都是历史的、具体的。由于地域、民族、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世界文化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文化的多样性记录着各民族历史发展的轨迹和特殊性”[7],不同民族、区域的传统、习俗、环境、历史是千差万别、多姿多彩的,所以,民族文化、区域文化的个性始终存在,这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客观根基。当今世界,除大量的各种小文化系统外,主要的“大文化系统有中华(东亚)文化、印度(南亚)文化、西方文化、阿拉伯文化、拉丁美洲文化、俄罗斯文化、非洲文化等”[8],这些大大小小的文化系统共存共荣、相互辉映就是民族文化认同的例证。但是我们也应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中共同因素共同活动等共性的增长,文化趋同的趋势会日益增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们经济活动、经济活动方式及其观念的共同性愈来愈多,与这种情况相适应,在政治活动、政治活动方式及其观念上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共同性,这些决定了全球文化、文化全球化的存在和增长的必然性,从而决定了各民族文化间趋同的必然性和趋势增强的必然性。

(二)民族文化趋同是未来的方向和趋势,但民族文化认同将长期存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蓬勃发展,要求各国各地区各经济实体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全球性经济体制、经济法规、经济运行机制及观念,因而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国家的某些政治运行模式与内容,也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家文化、民族文化、企业文化。因此,经济全球化催生了一定形式一定程度的经济全球一体化因素、政治全球化因素、文化全球化因素。事实上,当今世界已经出现了诸多文化全球化的端倪。例如,“体育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企业文化”等相当部分的物质文化、经济文化,已跨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超越了意识形态区别而成为人类文化、全球文化;“生态文化”“基因理论”等科学文化,直面人类共同的问题而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不管人们承认与否,文化全球化是相伴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历史发展趋势。但是,我们应强调,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这种文化趋同应是文化遵循自身规律和社会规律自然发展的结果,而不应是外部力量强加的结果。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主题,众多国家都认可,包括实际上奉行霸权主义的资本主义强国都不得不在名义上承认,国无论大小强弱都一律平等,那么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就应该是多元文化平等共存。文化趋同,应是人们自觉自愿地趋同适合自己参与全球共同活动并且对自己有利的其他文化或全球文化,而不应是受某种强制而无可奈何地屈从于宗主国文化或强势文化;是人们积极主动地趋同先进的科学的文化,从而使真正先进科学的文化在全球普及应用,而不应是盲目地追求某种流行时髦而实质有害的强势文化;是人们在认同自己文化的基础上趋同其他文化或全球文化,而不是以牺牲自己文化为前提和代价。从文化自身产生发展的特殊规律来看,民族文化受历史、传统、习俗、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固然,文化传统、民族风俗、地区或地域习惯等也是可变的,并且其中有些也是可以趋同的;但是就人类而言,文化是不可能完全趋同的,也就是说,不同民族(种族)文化传统、不同地区风俗习惯、不同人群文化特性是永恒存在的,即使原有的传统、风俗、习惯、特性改变了或消失了,新的风俗、习惯、特性、传统又产生了。此外,民族文化内部各种形式(物质文化、政治文化、精神文化,如政治、法律、道德、艺术、科学、宗教、哲学等)又有各自产生发展的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发展完全趋于一致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不同的民族或种族、地区、人群乃至不同个体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性始终是存在的。

四、结语

在对文化发展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走向的梳理中,我们看到,文化发展过程始终都存在着认同和趋同的矛盾:在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较低阶段,文化认同是主要的,在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较高阶段,文化趋同是主要的。就民族文化而言,文化认同和趋同的矛盾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由文化认同为主到文化趋同为主的转化,标志着民族文化由单一民族文化到多民族文化融合、“大一统”民族文化或“民族文化圈”的形成。就人类文化或世界文化而言,文化认同和文化趋同的矛盾推动着文化全球化或全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由文化认同为主到文化趋同为主的转化,标志着全球文化或文化全球化的形成。无论是民族文化或全球文化,文化认同为主的时期,不等于没有文化趋同,此时要特别预防和克服文化封闭主义;文化趋同为主的时期,不等于没有文化认同,此时要特别预防和克服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此外,文化沙文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在任何时候都有泛滥的借口和条件,故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认识和警惕。“人类历史”“世界历史”可以说才刚刚开始,现阶段及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文化认同,主要任务是弘扬并大力发展本民族文化,但也必须认真面对文化趋同、认真面对文化的全球化,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全球化是不可否认、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认真研究并科学地处理好文化认同和文化趋同的矛盾,是现代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一项基本任务。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实力的象征和表现,一个民族国家的国际地位与作用,固然主要取决于其经济实力,但相当程度上也取决于其文化的影响力。当前,中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与日俱增,孔子学院在全球落地生根,“汉语热”方兴未艾,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运用文化认同与趋同矛盾运动的规律,实现中华文化新的发展与传播。对外,我们要以更加自信的心态、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灵活的方式开展文化交流,推介、传播中华文化;对内,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文化建设,发展熔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于一炉的先进文化。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继承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进行文化创新,从而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潘树国 单位:扬州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2]孔令来.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路向[J].学海,2002,(3):199-202.

[3][4]黄见德.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导论[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8;5.

[5]韩震.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06-113.

全球经济发展范文7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体系;世界经济;全球安全;环境治理

全球化使各个国家和民族打破了地域的阻隔,彼此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人类在享受全球化成果的同时,也需要处理“普遍交往”带来的全球治理问题。当今全球化的世界存在不可忽视的治理赤字,世界需要全球治理却缺乏有效的全球治理。人类亟需进一步变革并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以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危机。基于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切,党中央提出“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种新型全球治理体系,为全球治理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当代构建贡献出中国智慧。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要求

当今人类社会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秩序发生着深远的变化,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进入了动荡变革的调整期,正向新型全球治理体系过渡。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早已不是竞争对立,面对未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人类需要寻找纾困路径,凝聚共识,共克时艰。各国亟需超越个体的狭隘格局,寻求更广泛、更基础的共识,建立适合全球化需求的多边合作治理体系,这已成为全球化发展的时代要求。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贯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把握住了“人类命运”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时代特征,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的阶段性特征相统一,推进了当代全球治理体系的合理构建。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当生产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形式能够满足生产力发展时,人类社会就会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反之就会陷入停滞期。全球治理体系作为国际领域的社会关系,其治理体系的“失灵”已经阻碍到生产力的提升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了一种新型全球治理体系,可以有效调整国家间的国际关系和生产关系,有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着全人类的价值共识,是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理念和“应然”形式。面对全球化进程中的许多问题,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往往难以应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治理问题进行了时代性反思,寻找超越狭隘国家观、民族观的人类价值共识。这种价值共识是基于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而形成的,符合对全人类核心利益的现实关切,代表了人类对世界未来发展的憧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体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超越了形式化、空洞化的普世价值,凝聚起最广泛的价值共识,得到全球范围的普遍认可,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支持,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理念基础。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倡多领域的协同共治

全球经济发展范文8

网络经济是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型经济形态,是建立在计算机网络基础上,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经济形态。网络经济不仅包括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高新技术产业,同时还包括通过应用高新技术进行推广、改革、宣传的传统产业。因此,网络经济并非孤立存在于传统经济之外的“虚拟”经济,而是一种在传统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经过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提升后的高级经济发展形态。网络经济的崛起给现代经济带来了革命性变化,促进了全球经济发展。网络经济是企业利用网络展开商业活动的产物,目前全球已有许多企业利用网络进行资源整合、产品销售、企业管理及生产。网络经济的几大组成部分是: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网络经济改变了经济模式和管理理念。随着全球信息网络的快速发展,网络几乎实现了全球范围覆盖,信息资源实现了无国界共享、传播、扩散,网络经济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基础。新时代背景下,在生产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大趋势下,不久的将来网络经济必然成为全球经济核心。网络经济下不论交易方式,还是支付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网络经济下商务活动通过网络即可完成,削弱了商务活动对商务环境的依赖性,扩大了商业范围,提高了企业利润,促进了经济模式改革,节约了人力物力,降低了成本。网络经济给全球经济活动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

二、网络经济对国际经济贸易影响研究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二零一四年网络经济规模到了四十五万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百分之三十,如此庞大的交易量足以对国际经济贸易产生影响。在国际经济贸易中西方发达国家百分之九十二的企业通过网络完成交易,百分之九十五的企业利用网络进行资源整合、材料采购、人员配置、企业管理。美国、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都已率先颁布了网络经济法律法规,这足以说明各国对网络经济建设的重视。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预计二零二五年,国际经济贸易中网络经济规模将达到万亿美元。在传统经济模式下国际经济贸易不仅沟通成本高,且沟通具有明显滞后性,极易使企业错过最佳商机,甚至导致企业遭受经济损失。另外,国际经济贸易交易过程中传统支付手段通常采用信用证、汇付、托收等方式,此类支付方式不仅办理繁琐耗时,且中间费用昂贵。网络经济背景下,国际经济贸易活动效率被大大提高,使国际经济贸易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不仅改变了交易方式和沟通方式,更压缩了成本。网络经济影响下一些国际经济贸易交易无需进行面对面洽谈,通过网络便能够实现突破时间、空间、地域限制的实时交流,既保障了沟通交流流畅性和有效性,又节约了交通费、住宿费用及办公成本,有效提高了沟通效率,提升了企业市场反应能力。此外,交易流程也被大大缩短,交易程序也得到了简化,通过在线支付便可完成交易。售后服务中技术支持、资讯服务、售后服务也可利用网络完成。这种模式既提高了服务、反馈效率,更提高了企业利润。例如在软件、技术、音频、视频、影像等虚拟商品交易中,企业完全可利用网络进行商品信息化传输,这样便节约了商品运输费用,也减少了商品流通环节。网络经济给国际经济贸易带来许多积极影响,为经济全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加强网络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已十分明显,为了在未来全球经济中占得先机,我国必须加强网络经济建设,积极适应网络经济发展格局。虽然我国网络经济起步较晚,但发展十分迅速。二零一二年,我国网络经济规模已达到七点八五万亿元,同步增长百分之二十七,网络零售交易规模达到二点六五万亿元。二零一四年,增长到了十点二三万亿元。但目前由于我国相关法律不健全,缺乏网络经济运行机制,所以我国网络经济发展中存在着许多问题。我国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网络经济,保障网络经济健康发展。

三、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