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服务贸易范文1
[关键词]数字贸易；数字经济；经济效益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世界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也使得全球生产力发展方式和全球生产方式发生变革。数字经济国际化最直观和最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数字贸易，它是数字经济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数字贸易也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因素之一，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具有深远意义。
一、数字贸易的概念及特征
数字贸易是随着数字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新型贸易形式，其对于全球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目前为止，还未有具有公信力的国际组织明确地对数字贸易的概念及内涵进行定义。因此大部分国家采用GATT(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来规范数字贸易市场秩序(数字贸易产品归类于商品时适用GATT，数字贸易产品归类于服务时适用GATS)。2013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首次提出数字贸易的定义，即数字贸易是一种通过互联网传输产品和服务的国内商务和国际贸易活动。具体又分为以下四类，一是数字化内容，如电子书籍、网络游戏、音乐视频等；二是社会媒介，如社交网站、购物网站等；三是搜索引擎；四是其他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如软件服务、通过云计算提供的数据服务。中国目前对数字贸易的概念还尚未进行过官方定义，但在2016年举办的G20峰会中明确了数字经济的概念，即“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1]数字贸易虽然没有明确的权威定义，但是它是一种依托互联网产生的，通过数字交换进行的贸易方式。与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相比，数字贸易具有以下两个突出特征：一是贸易方式数字化。电子信息的高速发展减少了贸易中间环节，使数字贸易成本低于传统贸易，极大地提高了贸易效率；二是贸易产品数字化。数字贸易交易的产品多为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数字产品和服务，具有高新科技、高创新、高专利化的特点。
二、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现状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的进程使数字贸易发展蓬勃兴起，数字贸易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日趋加重，国际市场上数字化产品和数字服务种类更加多元化。2020年7月中国信通院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指出，“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由2005年的2.6万亿元扩张到2019年的35.8万亿元，占GDP比重由14.2%提升至36.2%，2019年占比同比增加1.4个百分点，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更加显著。数字贸易是数字经济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数字经济国际化的最直观和最主要表现形式”。[2]虽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具有差距，但是中国拥有前景广阔的数字市场，数字贸易具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2020年举办的第中国互联网大会上了《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报告显示，“至2019年底，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达13.19亿人，占全球互联网用户总规模的32.17%；网络支付交易额高达249.88万亿元。这些互联网用户为我国未来数字贸易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3]
三、中国发展数字贸易的经济效益分析
(一)数字贸易使全球价值链重构且为其扩张带来新动力。价值链上各环节增值程度不仅取决于产品本身，还取决于增值环节发生的地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提高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增值，依据各生产环节的要素密集度，分割价值链并将生产分散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不断降低各环节生产成本。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数字贸易的进步，从而降低了现有产品的全球价值链组织协调成本，还提供了新贸易品及其相应的全球价值链”。[4]数字贸易的发展，可以带来现有产品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复杂价值链日益收缩，生产贸易过程中冗余环节减少，生产成本降低，全球贸易效率也在不断提高。从而，使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为更多企业带来增值空间。
(二)数字贸易的发展能够带来消费者福利。“数字贸易可以直接或间接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数量和种类的消费品，更高效、更便捷的让消费者了解产品和服务详细信息，从而提升国内消费者福利”。[5]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中国居民日常消费结构也产生了变化，电子产品和服务所占比重不断增加。数字贸易为国内消费者带来更多新型的电子产品，如影像资料，社交网络游戏娱乐，在线教育等不断丰富着人们的日常娱乐生活；5G技术，网上支付，云计算等高新技术和服务为生活出行等带来便利，为消费者带来了新的福利。从而随着消费的不断增加带动经济的蓬勃发展。
(三)增强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数字贸易尤其是跨境电子商务对服务贸易规模继续扩大、贸易效率持续提高、贸易结构不断优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互联网发展促进了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的兴起，许多传统贸易模式下无法提供的服务都变得可贸易化，服务贸易所提供的产品种类更加多元化；除此之外，越来越多规模不大的中小企业积极利用电商平台将低成本、专业化的服务产品传输到世界各地，扩大了中国服务贸易的规模。数字贸易能够使贸易双方利用跨境电商平台减少贸易环节和成本，加快贸易进程以及在贸易后期及时为消费者提供优质售后服务。跨境电商推动了第三方支付方式的发展，物流服务集中，运输障碍减少，促进技术服务贸易和知识服务贸易发展，优化了服务贸易结构。
(四)数字贸易为国内经济“双循环”提供动力。“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新发展阶段、新环境和新的条件和变化提出来的，增强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决策”。[6]中国位居全球数字消费首位，也是除美国外最大的数字经济体，网络用户数量，电商交易量，移动支付、在线教育等分支领域均居世界第一。随着中国近年来数字贸易量的增加，世界贸易和竞争更多的集中在数字化产品和服务中，它带来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变革是未来企业是否能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的关键。
四、推进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的建议对策
(一)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及数字化教育。中国已具备数字贸易发展的基础环境,包括技术、政策和人才，中国数字贸易有望在未来繁荣发展，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但是中国数字贸易发展起步晚，相关规则制度不完善，数字贸易发展仍然存在阻碍。良好的基础设施是任何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数字贸易蓬勃发展也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数字贸易治理中应重视信息通信技术硬件设施的建设，聚焦中西部偏远地区，避免出现新的基础设施阻碍；重视数字贸易网络平台建设，如在线支付、数字银行等，为中小规模企业数字贸易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数字化教育，重视计算机、法学、外语专业学科建设，不断为数字贸易提供有竞争力的综合性人才，利用人才建设提升中国数字贸易国际领域话语权。
(二)将数字贸易政策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地位。在国际贸易领域，服务贸易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而这些都得益于数字经济的发展，服务贸易数字化趋势不可避免。数字贸易已经被许多国家纳入发展战略中，并且这些国家对内积极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有助于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规则和法律法规;对外积极参与多边和区域协定数字贸易规则磋商。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发达国家如美国、法国、日本和英国相继推出数字贸易发展战略，越来越多国家更加重视数字贸易和数字经济。为更好的顺应时代潮流和发展中国经济，中国也应该明确数字贸易战略定位，根据本国现有国情制定出合适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明确发展目标，发展重心，掌握发展主动权；参考发达国家数字贸易战略，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联合研究中国国内数字贸易现状，进一步制定合适的发展战略；此外，政府还应建立有效的监督体系，确保数字贸易发展战略实施效率。
(三)提升数字贸易国际话语权。由于没有统一官方制定的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现有状况下数字贸易规则是随数字贸易的发展更新完善的。发达国家例如美国通过TPP、CPTPP等多边区域协定参与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且取得了一定的主导权。中国对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参与程度不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严重影响了未来数字产品在国际市场中发挥竞争力优势。因此，中国政府应深入研究、学习、借鉴TPP、TISA、CPTPP等多边区域协定中有关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宝贵经验，积极推动完善WTO框架下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提升本国在数字贸易规则领域的话语权。协调各方利益分歧，减少贸易摩擦，在满足各方合理诉求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维护本国利益，为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把中国提倡的数字贸易规则引入到本国参与的贸易谈判和协定中，促进全球数字贸易便利化和提升国际数字贸易合作水平。
五、结论
当今世界是经济全球化和数字全球化的世界，数字贸易对经济的影响作用也在不断加深。数字贸易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中国也应该在顺应信息全球化的潮流中积极开展数字贸易，努力在对外贸易中获得竞争优势，占据主动地位。虽然中国数字贸易的发展还面临竞争力不足，发展水平低，国际话语权不足等问题亟待解决，数字贸易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广阔的贸易市场。数字贸易的发展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在发展数字贸易的过程中应加强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贸易发展能力；提升数字贸易政策到国家发展的战略地位，鼓励数字贸易发展；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在未来数字贸易中获得主动权。
[参考文献]
[1]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R].2016:1-10.
[2]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R].2020:7-12.
[3]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20:5-12.
[4]刘洪槐.数字贸易发展的经济效应与推进方略[J].改革，2020(3)：42-44.
[5]朱贤强，何朋，胡豫龙.跨境电商对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和应对[J].经济纵横，2020(6)：15-19.
全球服务贸易范文2
（一）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为价值链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体系的建立是对全球价值链（GVC）快速发展的回应。美欧试图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等超大型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来主导未来国际贸易、世界投资新规则体系的建立。国际贸易新规则体系中包括同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紧密相关的条款和内容，很大程度上是回应全球价值链快速发展的要求，是维护欧美主导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的核心利益，通过边境内条款、投资条款等核心内容在全球的推行和确立，使得GVC的发展环境得到优化，边境间商品和服务流动更加顺畅、成本进一步降低、效率进一步提高。
（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将发挥更关键的作用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更深入地参与全球价值链。《2014年世界贸易报告》指出，根据经合组织/世界贸易组织附加值贸易（OECD-WTOTiVA）数据库计算的1995年、2000年、2005年、2008年和2009年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GVCparticipationindex），发展中国家参与程度高于发达国家，整体上处于上升趋势。《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也得出结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附加值贸易中所占份额从1990年的20%增加到2000年的30%，今天已经超过40%。二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价值链联系更加紧密。《2014年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零部件贸易比例从1988年的6%增加到2013年的25%。这一比例的显著增长并不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零部件贸易减少所造成的，数据显示同时期南北国家之间的零部件贸易也从30%提高到40%。但是发达国家之间的零部件贸易比例下降了近一半。特别是，二十国集团（G20）中的发展中国家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中间投入品和出口的比例都更高。三是全球价值链的未来地理位置、治理结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利用全球价值链参与到国际生产网络中，并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伴随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财富和经济权力的逐渐“东移”，跨国公司调整其全球价值链分布策略，更多的创新活动和最终的消费市场逐渐向新兴市场经济体倾斜，新兴经济体有望在GVC中实现升级。
（三）再工业化促进全球价值链的调整和升级
伴随新工业革命而来的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和数字化制造模式，将对传统依靠资源禀赋的规模经济生产方式造成冲击，使得未来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成为可能。无论是成本驱动型还是消费驱动型的制造业回流，发达经济体中出现了本地化取代国际化的趋势。美国再工业战略的含义并非简单的制造业回归，其实质是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高点。再工业化的实质是以引领新工业革命为核心目标，对全球产业链、价值链进行动态治理和重塑。
（四）新工业革命将重塑全球价值链
新工业革命的到来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不仅仅由于许多关键技术面临突破的临界点，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新变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社会生活方式。在新工业革命的洗礼下，未来的社会需求将是个性化和差异性的，与此相适应，生产方式将更为智能化、数字化、个性化、本地化、小型化和扁平化，中小企业组成的生产网络将和国际商业巨头一起发挥作用。商业模式也以解决顾客需要为主，服务成为获得更多附加价值的关键所在。数字化、自动化、个性化和人力资本中体力成本的下降，使得传统的要素比较优势大大削弱，高级制造装备生产将更具个性，并且具备更多的高附加值。这将使全球产业链条形态发生改变：作为微笑曲线前端的研发、设计和后端的市场、营销所占比例将提升，而作为中部底端的生产、组装比重将下降。众所周知，中国是全球制造中心，通过低要素成本大规模生产同质产品，但新工业革命将使中国的传统比较优势大幅削弱，中国未来的制造业发展空间将大幅压缩，制造中心的地位也将受到威胁。
（五）服务和创新为导向更加明晰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对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越发凸显。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加速融合是推动全球价值链横向深化发展的决定性变量。未来几年，随着全球创新步伐的加快以及国际一体化生产的持续深入，全球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趋势将进一步加强。同时，创新也成为引领全球价值链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将创新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考虑，希望通过创新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全球价值链的控制权。
二、全球价值链对国际产业分工的影响
（一）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分解带来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
在全球价值链下，生产的碎片化加剧。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国公司逐渐成为国际产业分工的主导力量，其通过投资和业务外包，实现产品在生产和管理过程中被分割为不同的任务，并按要素禀赋差异、专业化和交易效率的原则安排在不同的经济体完成，国际分工覆盖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全球价值链以全球技术进步、要素跨国流动的快速发展为基础不断发展，价值链各个环节的碎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中间产品贸易的占比逐渐攀升，越来越多的国家、企业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全球价值链碎片化、分散化加剧，不仅催生了模块化生产、服务外包、垂直专业化生产等生产方式和商务模式的创新，还带动新型国家分工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打破了原有的基于商品贸易的产业间分工模式，由产业间分工发展为产品内分工，从主要使用本国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发展为中间品贸易的重要性逐步提升，各国、各类型的企业在价值链上，以合作的形式完成一个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对赶超国家而言，产品内分工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同早期的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相比，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所在国的门槛较低，对其技术和资本禀赋要求较低，这使得后起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更加容易，只需实现某一环节的生产即可。目前，国际间产业分工形成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并存的格局，多样化的分工体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融入世界生产体系的多种选择。但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和产品内分工的模式，使得后起国家容易被固化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落入跟随式发展陷阱。全球价值链和国际产业分工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可以说，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深入发展，导致传统的一国生产、全球销售模式被国际生产、全球销售模式取代，工序切片化和任务活动成为新型国际生产体系的显著特征。全球价值链和国际产业分工是这种新型生产体系的一体两面，从产品的价值创造和实现的角度看，就是全球价值链；从生产组织的角度看，就是国际产业分工。
（二）基于价值链的产业升级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途径
从价值链的角度来研究产业升级，指的是价值链中的企业从价值链中获取技术进步和市场联系，从而提高竞争力，顺着价值阶梯逐步提升，进入到附加值更高的活动中。价值链中的利益分配有利于领导企业，这使得发展中国家重视在价值链中的升级问题。根据Humphrey和Schmitz（2002）的划分，价值链上的升级分为四个层次：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性升级和部门间升级。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向领导企业学习技术、经验，跟随企业很容易实现流程和产品升级，从而实现价值链上的初级升级过程。但是功能升级和部门间升级的实现具有一定的难度，需要知识资本的累积，以及创新和服务因素的大量引入。
（三）高端产业链是新兴经济体弯道超车的重大机遇
作为产业发展的高端环节，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提供了机遇。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和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将高端产业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与《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再工业化战略，欧盟的2020战略、俄罗斯的《2020年创新发展战略》等，这些战略的实质都是抢占未来全球高端产业价值链的制高点和治理权，确立竞争新优势。高端产业的发展具有技术和资源密集性强，政府在其发展中起到战略规划和重要推动作用的特点，目前这类产业的国际分工机制尚未明确，行业主导企业的能力和地位尚未稳固。发达国家同新兴经济体的起点差距小，新兴经济体具有了弯道超车的巨大发展机遇，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参与和构建新型国际分工体系提供了契机。
三、全球价值链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贸易方式的转变：中间品贸易时代来临
目前，世界货物贸易的60%是中间品贸易。在全球价值链时代，很多产品的生产过程和服务提供已延伸为多个连续的阶段，并形成跨越许多国家的供应链。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导致产业不同价值增值环节在全球范围内分工，中间品贸易形成，贸易方式发生转变。全球价值链和贸易深入融合的结果之一是，在全球贸易中，中间产品的贸易份额已经超过最终产品的贸易份额。在过去的20年中，贸易相对于总产出的增长十分显著，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间产品跨越国境的次数。实际上，中间产品贸易已经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代表着当前趋于分散化的国际分工模式。
（二）贸易结构的改变
1.新型贸易统计方法避免重复计算问题
（1）全球贸易规模缩水传统贸易总值和贸易增值两种不同的统计方法的主要区别，是出口中的外国增值部分。世界贸易总额在附加值贸易统计下贸易额减少。根据OECD-WTO联合数据库TiVA已有的数据，目前仅能计算2000年、2005年、2008年和2009年的世界附加值贸易总额，分别为5.2万亿美元、8.1万亿美元、12.3万亿美元和10.1万亿美元。同年度按传统贸易总值统计方法计算，世界贸易额分别为6.5万亿美元、10.5万亿美元、16.1万亿美元和12.5万亿美元，前者大约比后者少20%。
（2）主要贸易大国排位发生变化附加值贸易重新调整了各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其中，2009年欧盟27国占比为18%，美国依然是全球贸易份额最高的国家，2009年为12%，占比超过传统贸易统计下的比重。2009年，德国和日本在附加值贸易统计下的贸易份额分别为8%和5%，比传统贸易统计下的占比高出一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中，按照附加值贸易统计，中国的贸易排名最高，2009年超过德国位居第二，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由于主要出口能源和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占比不高，但总体呈增长趋势。从历史纵向对比来看，主要发达经济体附加值贸易的份额逐年下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附加值贸易份额逐年提高。其中，中国是附加值贸易份额提高最显著的国家。
2.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全球价值链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掌控着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占据着“微笑曲线”的两端位置，所得到的贸易和投资收益最大。全球价值链是发达国家获得巨大收益的重要路径。尽管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创造的附加值比重越来越高，但其仍处于微笑曲线的低端环节，对进口投入品的依赖也有增无减，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下游劳动力密集型零部件并完成组装任务。根据UNCTAD-Eora全球价值链数据库，1990年发展中国家附加值贸易的份额为22%，2000年提高到30%，2010年则猛增到42%。
3.服务贸易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尽管服务贸易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广泛共识，但从贸易增值的角度看，服务贸易的重要性进一步得到提升。可以说，没有服务就没有所谓的价值链的存在。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对GVC起到连接的作用，将GVC中的各个环节，从产品概念、设计、品牌、生产、营销、销售到售后的各个环节连接起来。Johnson（2014）的研究可以从更广义的部门层面来理解贸易总值和贸易增值方法对国际贸易认识上的不同。按照出口总额统计，制成品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为70%，而服务贸易占比为20%。但按照贸易增值的统计方法，制成品和服务的占比分别为40%。
4.贸易比较优势的显现
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更能清楚地认识一国的贸易竞争力所在。如果采用贸易增值的方法，可以更加准确的计算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从而更加清楚一国的比较优势所在，从而有的放矢更有针对性地提高本国的贸易竞争力。例如，一国的金属制成品（ISIC28）的竞争力情况，按照贸易总额的统计计算，中国的RCA指数最高，但按照贸易增值方法测算，中国仅排名第七位。而美国同一产品的排名在贸易总值和贸易增值的方法下分别排名第十位和第三位。
5.贸易差额的变化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贸易附加值统计方法能够更好地反映出一国从贸易中获得的贸易利益。随着国际贸易分工的不断深入和范围扩大，中间品贸易飞速发展，贸易总值统计无法准确反映一国实际获得的贸易利益，特别是对于中国这一类贸易结构比较特殊的国家来说。Koopmanetal（2014）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中国是零部件的最终组装国，中国同美国的贸易逆差存在重复计算问题，被严重高估。如果按照贸易增值的方法统计，中美贸易逆差可以减少40%。
（三）贸易政策层面：全球价值链对贸易政策的影响
全球服务贸易范文3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
按联合国贸发会议口径测算，2020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规模达2947.6亿美元，在肺炎疫情期间逆势增长8.3%，占服务贸易总额数字贸易：经济发展新动能的44.5%，比“十三五”初期提升13.9个百分点。商务部的《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0》预计，到2025年，中国可数字化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将超过4000亿美元，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50%左右。这两组数据充分表明，中国数字贸易发展迅速，规模和增速位居世界前列。数字贸易与传统贸易，有何不同？传统贸易中，贸易的开展多是贸易各方之间单独进行的。数字贸易时代，互联网平台开始成为贸易过程中的关键角色，这种交互形式的改变对整个贸易过程的效率带来很大提升，贸易的流程和传统情形相比出现了很大变化，并表现出诸多新特征。简单来说，数字贸易是一种以互联网为基础，以数字交换技术为手段，为供求双方提供交互所需的数字化电子信息，实现以数字化信息为贸易标的的新型商业模式。数字贸易不仅包括基于信息通信技术开展的线上宣传、交易、结算等促成的实物商品贸易，还包括通过信息通信网络（语音和数据网络等）传输的数字服务贸易，如数据、数字产品、数字化服务等贸易。除了形式上的改变外，数字贸易还具有促进不同经济体系融合，激活整合新的创造力，打开新的市场领域，创造企业协作与联合新机制的作用，甚至还能让人们重新评估企业的组织结构，重新认识企业核心竞争力诸要素的构成。无论是产品设计、产品生产、交易磋商、产品买卖，还是质量控制、业务流程设计等环节，如今数字贸易已影响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可以说，数字贸易不仅改变企业做生意的方式，更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原有商务概念的认识。
二、大国博弈新前沿
网络技术与现代通讯技术的日益融合，使人们淡化了传统的时空概念，各种力量协同运作加速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使全球商业运作24小时不停，无边界、无障碍的新经济体系正逐步形成。目前全球数字贸易发展和博弈总体上都面临着竞争的局面：一方面，全球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数字贸易领域发展层面的竞争非常激烈；另一方面，全球还没有公认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美欧等发达国家各有主张，都希望争夺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权，数字贸易规则领域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在肺炎疫情暴发之前，世界的供应链体系呈全球化分布态势，全球贸易产品由多家甚至几十、上百家企业共同生产，千万个生产节点通过全球供应链得到连接和流通，然而一旦某个节点受阻，全球供应链便无法运作。疫情发生后，由于中国全产业链的门类齐全，且得益于强大的疫情防控能力，随着有序复工复产，中国逐步成为全球唯一在增加产能的产品出口大国，从实力出发，在数字贸易领域赢得了一定主动权。
三、人才需求增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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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服务型跨国公司;竞争力;自主创新;人才培养
服务型跨国公司是在多个国家或地区通过股权形式或者非股权形式从事服务业价值增值活动的企业，它们跨越国界进行服务的创造和供给，促使全球服务产业的资源优化配置，提高了全球服务产品的有效传播和利用，给全世界带去了先进的服务理念。服务型跨国公司的出现，推动了服务方式的创新和服务质量的提高，成为国际投资和服务业国际转移的重要推动力。特别是21世纪以来，电信、零售、金融、咨询、广告、法律以及会计等服务性行业，在全球服务市场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各个行业的服务型跨国公司带动了新型管理方法、新型服务技术及新型服务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与传播。我国加入WTO以后，服务型企业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在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我国开始在亚洲乃至世界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我国的服务型跨国公司也遇到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因此研究我国的服务型跨国公司的发展，将会对我国的服务产业成长产生积极的指导作用，有利于为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寻找更具有潜力的服务方向，并对服务贸易的扩张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1我国服务型跨国公司的发展现状
服务业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世界发展指数》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全球服务业附加值占全球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70%。这充分证明:服务型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服务业国际扩张的动力推动下，服务型跨国公司利用自身的特有资源和突出的比较优势，积极寻找国外市场，拓展自身的服务业务。例如服务型跨国公司广泛应用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兴技术，积极开拓发展新业务，创新原有的商业模式，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潮流。全球FDI投资结构调整之后，大型服务型跨国公司在海外经营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制造业，并且逐渐渗透到制造业的各个业务中。制造业跨国公司在投资中所占份额下降，服务型跨国公司在投资活动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1］。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服务型跨国公司在直接投资中的主导地位渐趋巩固。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2009—2013年，服务型跨国公司进入国际市场的占比为44%，高于制造业跨国公司的32%。在2009—2013年进入国际市场的服务型跨国公司中，43%来自发展中国家，52%来自于发达国家。随着服务业FDI的流入，我国国内的一些服务企业开始学习最新的服务理念和服务知识，并依靠我国国内市场的优势不断发展壮大。这不仅包括我国的一些传统服务型跨国公司，如中石油、中石化、工商银行、中国人寿等企业，还包括如华为、百度、阿里巴巴等拥有高速发展优势的一些后起之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服务业年均增长率高达10．9%，高于同期GDP增长率2个百分点。到2000年，服务业比重较1990年增长了32个百分点。进入到21世纪，我国服务业依然保持高速增长态势，2007年增长率高达25．7%。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2008—2012年，增速呈现下降趋势，但2013年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仍然达到了46%［2］。金融危机过后，经济开始复苏，到了2016年，我国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已经达到60%，开始保持高速扩张态势。如表1所示，2017年，我国服务型企业中国500强中，前5名的企业都是服务型跨国公司，在全球服务市场上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是这些跨国公司主要集中在电力、银行、保险等传统服务领域，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占比较少.
2我国服务型跨国公司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分析
我国服务型跨国公司虽然发展迅速，并在世界市场占据了一定市场份额，但就目前情况而言，从公司内部管理到全球市场经营，都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和弊端，其发展远远没有赶上发达国家的服务型跨国公司。
2．1发展速度明显滞后于发达国家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贸易管制放松及全球一体化趋势，为我国服务型企业进行跨国投资提供了很大便利。但是我国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传统的盈利模式缺乏增长后劲，现状和目标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这种巨大的缺口，表明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度骤然下降，服务贸易受到较大的打击，而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却保持了较好的增长趋势，而且危机后印度的服务贸易增速更快，与我国整体发展水平相近的巴西、俄罗斯、南非等，对外界经济环境的依赖程度比我国小很多，后金融危机时代，这些国家服务贸易水平呈现出超越我国的趋势［2］。截止到2016年，我国服务业产值增加值占当年GDP的比重为51．6%，比上年实际增加7．8%，高出第二产业1．7%。而美国、英国的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80%，印度的服务业产值占比68．1%。无论是和其他产业相比，还是与国际上发达国家以及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都呈现低水平的态势。以阶段性发展前景和未来发展潜力来讲，我国的服务型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对市场环境的研究控制不到位，扩张能力远远赶不上发达国家的服务企业。以零售业为例，沃尔玛等跨国零售业巨头在中国市场上的扩张速度惊人，单单在中国市场，已经拥有了相当规模的消费者群体。
2．2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相对较低
我国政府对于本民族产业的保护限制了我国服务业的速度，很多传统服务业长期处于垄断地位，对外开放度较低。比如金融业(四大国有银行)和电信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都是由国家垄断，阻碍了相似服务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延缓了竞争优势的形成。我国加入WTO之后，国家陆续扩大了服务业市场的开放度，我国服务产业开始引进越来越多的外资。引进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大都是独资经营，截至2010年，仓储服务业、管理与合计咨询、计算机、建筑设计服务业等全球主流服务业在中国服务行业的独资比例均在80%以上。除此之外，随着大量的国外服务型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展服务外包，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仅仅局限于低端服务商平台的发展，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由于国外服务型跨国公司的迅速扩张，我国仅有的一些服务型跨国公司只满足于中国这个大市场。因此，相比于国际上的大型服务型跨国公司，我国的服务型跨国公司业务范围小，在目标国的市场渗入率低。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服务型跨国公司的发展模式不成熟，企业内部结构不完善，尚没有较为完整的公司运营管理结构。中国发展最成熟、发展规模最大的房地产集团万科，目前着力于大众住宅开发，在成功打开美国、新加坡等地的房地产市场之后，在2015年开始通过注册英国项目进入欧洲市场。在此之前，万科将美国的签约项目从2个扩展为8个，实现了跨国扩张中的首战告捷。在跨国业务的发展中，如发展较快的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运输飞机最多、航线网络最发达的航空公司，年旅客运输量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三。但是中国南方航空的业务范围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与世界知名的航空公司如法国航空公司、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等成熟的全球运营网络相比，中国南方航空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3］。全球化程度低造成的产业结构落后、规模效应低以及市场占有率低等，使我国的服务型跨国公司的发展速度落后于全球服务型跨国公司的平均发展速度。另一方面，我国服务型跨国公司在对外扩张中缺乏品牌营销战略，难以形成较高的企业知名度。除了服务产品直接影响顾客满意度外，顾客忠诚度也是企业信誉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企业品牌知名度对于服务型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发展也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从发展区域上来讲，西方欧美国家的服务经济体制较为成熟，服务产品的质量也都是走在服务贸易的前列，如餐饮业(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旅游业、零售业(沃尔玛、家乐福)等，都具有较高的全球知名度，已经完全占据并垄断了我国同类消费市场。我国的服务型企业要想提高全球服务知名度，就必然要和这些大型企业竞争。然而我国的大型服务型创业覆盖领域比较小，业务主要集中于金融、电力、电信等几大传统行业，服务产品种类较为单一，也没有形成特定的产品知名度，和世界上的高知识含量、高附加值产业相比，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短时间内难以形成占据国际市场的潜力。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各大服务产业的服务市场视野闭塞，对于未来的服务市场缺乏深度认识，没有经过对于目标市场的详细调查和法律制度的认真把握，加上对东道国文化缺乏了解，我国的服务型跨国公司很容易被拒之门外。
2．3创新能力弱，管理水平不高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服务型跨国公司的科技含量和管理水平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有较大的差距。首先，由于我国处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和制度发展还没有形成一整套体系，对外开放程度有待加强。其次，也是服务型跨国公司自身的原因。新兴服务型跨国公司形成比较优势的来源主要在于自身的技术、信息和服务产品的不可替代性，这些比较优势的来源主要在于自身产品的创新。比较典型的是中石油，在2005年，由于对美国商业竞争的低估以及企业文化的不同，导致收购优尼科公司失败。大连万达集团如今已经成长为商业、文化、网络、金融四大产业并列发展的集团公司，但是在国际业务的扩张中，商业文化与房地产经营的海外市场对接错位，导致其屡屡遭受挫折。海外市场的扩张需要先从当地的市场环境、竞争状况和地方政策入手，加以创新，才能将企业文化和企业渗透力完整地输入进去。技术核心能力一直都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然而创新能力才是打开国际市场的最终手段。对于服务型跨国公司来说，服务产品的创新，公司管理模式的创新，全球营销策略的创新都要求提高创新能力。然而我国现代服务型跨国公司因科技技术基础薄弱，R＆D投入有限，服务结构简单，因此难以形成覆盖全球市场的创新整体优势。我国服务型跨国公司管理机制不够灵活，管理水平普遍较低，规避风险的能力较弱，导致发展海外业务困难重重。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2007年试图通过并购比利时富通银行进入欧洲金融市场，但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平安未能及时放弃错误的收购计划，并且低估了欧洲金融市场的市场反应能力，导致他们在这次打开欧洲市场的过程中遭遇惨败，2008年1年间，浮亏157亿人民币。另外，对于服务型跨国公司而言，母公司和分公司由于在管理决策方面存在延迟，在不同东道国运用不同的市场营销策略，容易造成管理效率低下，难以和世界服务市场接轨。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如印度、俄罗斯等，在服务贸易方面的内部管理制度和技术管理水平都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准，管理决策和执行效果都表现出了极大的规模经济性。
3我国服务型跨国公司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3．1起步较晚，服务贸易发展较落后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才真正开始参与国际市场活动，早期主要集中在传统服务行业，如运输、旅游、建筑服务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当时我国企业的投资对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还不够敏锐，仅仅停留在区域性或者全国性的局部市场环境下，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服务链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蔓延，中国的服务企业才开始接受先进的服务理念和高水平的服务管理方式，同时对于服务产品的定义和认识扩大到更为广泛的范围。发达国家的服务型企业抓住了中国这个大市场，投资机制和运营模式都远远超过中国的服务型企业。在长期的服务贸易竞争中，我国服务贸易出现了长期逆差。持续的逆差导致我国服务贸易在出口上处于相对劣势，而且服务型跨国公司在境外拓展市场的过程中缺乏规模经济优势，因此，我国的服务型企业很难走出国门，扩大服务产品出口范围。近几年来我国的服务贸易在产业结构和境外市场拓展方面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只是按照原有的经营模式维持现状，或者仿照发展速度快的服务型跨国公司发展模式以及期取得发展，发展比较成熟的企业还很少。总之，我国服务型跨国公司整体发展速度虽有上升，但是和其他国家的服务型跨国公司相比，仍然稍显落后。
3．2法律法规不健全
我国服务业起步较晚，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在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时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如缺乏必要的通讯和信息基础设施，缺乏完备的财政和法律政策等。反应速度和应对策略没有针对性，对于解决我国服务型跨国公司发展中的问题毫无裨益。当前的服务贸易环境下，各服务业贸易发展参差不齐，没有适用的专项法律法规，立法层次低，缺乏协调性。虽然我国已经颁布了例如《商业银行法》《广告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法律法规的全球普适性低、对服务型跨国公司的指导作用并不明显［4］。立法没有形成固定的体系，针对特定领域的法律体系缺失，甚至有的服务法律法规体系与国际贸易规则存在冲突。立法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对外服务贸易的发展。
3．3服务贸易壁垒严重
我国服务型跨国公司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受到东道国政治经济政策、服务业发展程度、当地服务业环境等相关因素的影响，服务业扩张比传统的商品贸易面临更多的阻碍。例如通信行业、金融行业以及电力行业，都是一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板块，这些行业进入东道国市场和服务产品出口的早期，都会面临较多的审核程序和服务产品检查，如果处理不好这些问题，就会引发东道国对我国服务产品的一系列排斥。这种相对于传统的商品贸易保护主义而出现的服务贸易保护主义，一旦出现进展困难，将会对东道国经济的增长带来十分消极的影响［5］。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行业、娱乐影视行业是一些东道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中十分重视的方面，这主要是一些发达国家希望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能够保持本国政治文化上的独立性，减少别国对本国经济发展模式、文化交流方式的消极影响。除此之外，在关乎敏感服务行业的服务产业流动中，人才壁垒、服务资本流动壁垒等也是服务贸易壁垒的一部分。
3．4国际服务环境复杂，国际市场竞争严峻
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迅速。我国的服务产品迫切需要走出去，开拓更多的国际市场。进入21世纪，北美洲、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发展速度不减，服务型的跨国公司数量也在增多;此外，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发展也紧跟中国的脚步，全球服务业市场竞争出现前所未来的激烈态势。对于如何开发、从哪里开发服务市场以及如何与目标市场所在国开展服务贸易，是我国服务型跨国公司一直面临并且亟须解决的问题。目前来说，全球服务市场潜力巨大，服务环境复杂，如何避免恶性竞争，寻找适合的服务市场将是我国服务型跨国公司走出去面临的首要问题。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一些早期开拓国际市场的跨国公司容易陷入竞争规避型的怪圈，即不堪市场压力而选择其他竞争较小的市场，或者干脆回到本国市场，进而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3．5人才缺乏
在发展初期，我国的服务业主要是学习国外的先进理念，并且雇佣国外人才来帮助我国服务型跨国公司的发展。在短期内，国外人才的引进保证了我国服务业的发展速度，但是也耗费了服务型企业较多的人力成本。产业技术人员、商务人员等服务业紧缺的人才，迟迟没有得到满足。一方面由于我国服务业起步较晚，对于服务业人才的培养缺乏经验。另一方面，一些在国外学习、培养的服务人才很多留在了国外发展。如何更好、更多地培养高素质服务型人才，以及吸引在国外学习的服务型人才学成归国，不仅仅是某个服务型企业的问题，而且是我国整个服务业面临的问题。服务业人才的缺口是阻碍我国服务型跨国公司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
4对策与建议
我国服务型跨国公司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我国的宏观贸易环境和企业自身发展局限所导致的，下面将从两个角度对我国服务型跨国公司的发展提供建议。
4．1对我国服务型跨国公司发展的建议
4．1．1应积极开拓市场，加快对外投资
我国的服务型跨国公司在海外分支机构的区域分布特点较为明显，主要集中在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虽然最近几年如华为、联想等知识型服务跨国公司已经在发达国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相对来讲，投资范围还不够大，市场运营不成熟，获得的经验还不够丰富。因此，作为走向世界市场的服务型跨国公司，需要努力开阔国外的服务业市场，着重提高自身的发展速度和质量，加大对外投资，扩大全球发展规模。在服务业对外投资过程中，对于发展较弱，市场占有率低的服务型跨国公司，在缺乏跨国运营模式和不完善的海外管理体系背景下，进入东道国市场应该采取较为松散的方式进入例如特许经营等广泛存在的投资方式。在海外拓展初期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走好海外拓展的第一步。应该选取服务业特许经营作为服务产业的一种特许方式，可以绕过贸易壁垒，以一种正规的扩张方式打开东道国市场，实施国际化战略。研究表明，21世纪的全球服务型跨国公司，在服务业务对外直接投资领域、拓展国际市场等方面，普遍采用特许经营方式［6］。例如麦当劳、星巴克等跨国服务巨头都采用这种方式迅速向外扩张。相反，对于发展比较成熟的服务型跨国公司，比如我国的金融业，如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要想开拓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就需要认真分析认识的问题，规避经验缺陷，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在倾向于选择与本国具有相似消费习惯及文化背景的投资项目同时，树立全球视野，深入细致研究目标市场的消费环境，在做好充足的调查之后，选择适合东道国市场环境的公司运营模式。但无论公司规模大小，最主要的还是要在投资过程中树立开阔的视野和全球竞争的意识，培养迅速适应全球环境变化的能力，建立相应的营销策略，通过不断积累全球服务知识和经验，增强企业的风险应对能力。
4．1．2应提高科技研发创新能力，培养核心竞争力
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给服务型跨国公司的国外扩张提供了更为方便的管理和发展方式。因此，创新服务产业发展方式，应充分运用互联网的便利和快捷，依托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推动服务贸易方式转变，打造服务贸易创新型网络平台，促进我国服务型跨国公司与邻近产业以及各服务行业之间的融合发展。应利用国际化的服务平台，在积极借鉴先进服务理念的基础上，分析自身的发展重点和发展劣势，提高本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应抓住我国入世后市场开放的机遇，鼓励现代服务型跨国公司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竞争，以创新型、特色型的服务产品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应通过对服务市场的调查了解，寻找更具发展优势的服务产品，积极开展新业务，而不是循规蹈矩，守着原有的传统业务不放。我国的服务型跨国公司阿里巴巴电商企业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10年时间内取得巨大的成功，正是看准了未来的互联网行业和电子商务行业的发展趋势，首先占据国内市场，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快速传播的特点，使自身知名度迅速扩散。同时，还应该根据企业自身的条件和持有的服务资源进行创新战略的选择。对于我国即将走向世界市场的服务型企业，可以选择低成本战略、差异化战略等创新方式进行规模化创新，设法消除不利影响，扩充自身的资源与能力，改善企业因资源缺乏而面临的市场困境，以便尽快形成利用市场机会的能力，提高自身的比较优势。对于已经走出国门的服务型跨国公司，应该逐渐形成自身的绝对优势，率先研发新的服务项目和技术，或者模仿已经成功的企业进行跟随创新。同时针对不同的顾客群采用不同的解决方案，或者针对比较大的市场群进行规模化开发，提高服务理念在东道国市场的渗入度。对于面临良好的市场机遇却受到内部劣势制约的服务型跨国公司，宜采用多元化竞争路径，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目标国市场，而不只是寻找有潜力的市场，这样能够在充分发挥优势的同时，分散在目标国市场形成的经营风险［7］。
4．1．3应重视服务专业人才培养，优化公司内部管理结构
人力资本是国际贸易尤其是国际服务贸易发展中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果没有合格的服务贸易人才做后盾，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就成了纸上谈兵。只有拥有大批高素质的专门人才，才能使我国服务型跨国公司走出世界，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第一，利用高校培养服务业专门人才。服务型跨国公司需要的是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精英型人才，而不是没有竞争力的一般人才。通过成立现代服务业研究机构，对高校中的服务贸易专业按照国际服务业发展趋势进行整合挑选，有步骤地设置相应的学科，制定精英人才培育标准，不断提高服务专业的教学质量。同时积极鼓励与国外大学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交流，拓宽培养途径，以加快现代服务业所需人才的培养，扩大贸易人才的全球视野平台。第二，要加强现代服务业高素质人才的引进。从世界各国吸引服务业高素质人才，积极培养高级专业人才，加快制定人才引进计划，切实推行海内外人才交流，以达到促进我国服务型跨国公司更好更快发展的目的。应以优惠政策吸引海外服务业专业人才，重点引进专业型、国际型人才，提高我国服务型跨国公司参与国际竞争的经验和能力，为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储备。系统高效的人才管理结构才能使人才的能力和智力发挥到极致。因此，企业内部应完善人才管理制度，强化创业文化建设，有意识地学习国际化的服务贸易经验，能够使公司员工从自身国际化经验的基础上引导自己进行经验分享并制定终身学习机制，将人才培养和人才管理结合，更完善地进行组织学习和组织创新［8］，将员工的国际服务能力最大化。
4．2对我国政府管理的建议
我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和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差异，政府的举措对我国服务型跨国公司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4．2．1要加强立法，打破垄断，维持正常的竞争秩序
政府举措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着重点。第一，加强立法，维持好贸易秩序。我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道路不相融通。欧美国家的产业发展不稳定，如英国在2017年6月已经和欧盟正式启动脱欧谈判，过渡期需要2年。我国服务型跨国公司应积极参加由各大贸易集团所指定的各种贸易协定，结合“一带一路”倡议、GATT、GATS等相关条款的原则和内容，促进我国服务型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的发展;积极响应国际服务贸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寻找我国服务型跨国公司发展的潜力点;积极维持全球服务贸易秩序的执行，减少贸易壁垒和贸易冲突的产生;积极完善相应立法，建立切实可行的贸易规制政策，调整服务业发展秩序和国际服务市场进入机制;实现我国服务法规体系的透明化、制度化，以缓解外来的强大冲击;给予中小服务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的机会，为这些企业提供阶段性建议;有限开放涉及国家安全的服务部门，与国际市场接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服务市场形态。第二、要打破垄断。在服务业发展早期，我国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扶持使得国有经济在我国服务业保持了绝对的支配地位，同时也极大促进了这些国有服务企业在全球经济的扩张。但是随着自由贸易的发展，我国涌现出很多新型服务企业，严重的行业垄断，使得服务行业发展缓慢，服务业比重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因此，我国政府要积极出台扶持政策，以提高服务业效率为目标，在保持我国服务型跨国公司国际经济地位的同时，加紧促进国内服务型企业成为跨国公司。打破发达地区对于新兴服务行业的封锁和行业恶性垄断，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障碍，有序推进服务业开放，扶持我国的中小服务企业，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服务业市场，减少垄断、市场恶性竞争等消极影响。
4．2．2要加强市场监管，促进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健康发展
从宏观服务环境来说，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是我国服务型跨国公司发展的基础。要想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我国政府必须加强对服务市场的指导，把我国的服务产品推向世界。要鼓励服务型企业积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推动我国服务产品输出。重点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合适的服务对象，提高服务业的综合开放度，提升消费需求和服务产品多样化。我国服务业目前锁定的投资区域主要是亚洲地区，区域性明显，因此我国服务型企业在原有投资区域上加大投资的同时，应向欧美等发达地区进行服务产业投资。我国政府要引导我国的服务型企业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经验，不断推进服务结构优化升级，减少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短板效应。此外，还应充分利用我国政府在服务贸易中的协调作用，协调好对外贸易投资过程中贸易策略和东道国政府、市场发展之间的关系。
5结论
服务产业一直在全球产业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服务贸易在未来也将会占据更重要的地位，这给我国的服务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机会，也带了挑战。我国服务型跨国公司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将成为我国服务业对外扩张的极大阻碍。如何提高我国服务型跨国公司在全球服务业的竞争力，是我国服务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首要问题。因此我国政府应该积极培养一批竞争力强、市场能力突出的大型服务型跨国公司，既要提高我国现有服务型跨国公司的地位，又要支持有特色、善于创新的中小企业发展，引导中小企业融入全球服务供应链。我国的服务型跨国公司应该树立全球眼光，积极地寻求潜力大的服务市场，积极开展投资合作，加快建设境外服务营销网络，提高对服务市场的敏感性，加强服务创新，优化公司内部管理和运营结构，提升服务理念，以提高进入国际服务市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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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服务贸易范文5
(一)国际经济法中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的关系变化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必然会带动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和规范。我们通常所说的国际经济法不仅仅只是指国际经济关系，其中还包括了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和规范势必也会使国际经济法中的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首先，经济全球化的一大标志就是“WTO”组织的建立，WTO的建立让一些原本属于国内控制与管理的经济活动归置于WTO的管理之下，国际经济法的应用更为广泛。其次，经济全球化要求经济发展与规范尽量能够保持一致，其中就要求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尽量的能够达到基本一体化，努力使全球的经济法都处在步调一致、目标一致的要求上，使全球的经济发展也趋同化，从而能够使经济全球化做到更好。第三，国际经济法规范的范围变得更加广泛，目前，经济全球化得到了各国的大力支持与发展，WTO的建立也使得经济全球化有了保障，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与WTO的不断发展，国际经济法规范的范围也变得更加广泛。
(二)国际经济法各部门间的联系也更为密切
经济全球化之所以受到了关注与支持，正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提倡经济自由化，促进了各国各种经济交易与活动相互融合、作用、甚至相互促进，从而有效的刺激了经济增长。经济全球化为各种形式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广泛的、自由的交流平台。在这样的平台之上，国际经济法也必须顺应发展，相互部门之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以确保各类经济的融合与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贸易与投资措施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贸易与投资措施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投资作为向市场提供货物与服务的主要途径，能够有效的影响着贸易的规模以及构成，还能够决定着贸易的发展方向。同时，贸易的发展也能够反过来影响投资的规模与方向等。其次，金融服务、服务贸易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目前，金融业的发展已经逐步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核心，金融服务作为服务贸易当中的一种，是金融业的主要工作内容和方向，金融服务涉及的领域较广，例如银行、保险、证券等等，这些领域都与投资贸易有着紧密的关系，金融服务采取的相关措施与政策和投资贸易的发展往往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第三，投资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为密切。环境问题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了国际性的问题，现如今，人们无论做什么都要考虑到环境问题，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务必要考虑到其对环境的影响。目前，环境问题已经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绑在了一起，WTO也将环境问题作为了讨论的一大重要议题。贸易的发展可以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可能由于其发展导致资源开发过度或资源滥用加速而导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因此，投资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如何让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协调是目前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执行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之前，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法规范往往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机制，但是经济全球化使得全球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变化，国际经济法的作用越来越具有实践意义，这就要求国际经济法要有相应的机制来保证有关规则的实施。
(一)WTO规则的实施方式
WTO组织的建立对于协调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的之间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其规定的一些规则就可见一斑，特别是WTO对其规则的实施方式，WTO要求各国的经济法措施不得与其规则相冲突，以此来保证其他国家的利益。同时，WTO要求也必须秉承“统一、公正、合适”的原则来实施其规则。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要实现不同国家的经济交流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不同的国家法律不同、信仰不同、习惯不同，这些差异通常容易使各国在经济贸易的过程中产生争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WTO建立了强有力的解决争端机制。这个解决争端机制的建立是国际经济法发展当中的一个重大突破。在解决争端机制的监督之下，那些违反国际经济法的国家无疑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从而使其经济发展受到影响，还有可能会受到相应的经济制裁。
三、结语
全球服务贸易范文6
关键词：国际贸易；经济问题；贸易形势
分析2016-2017年全年的数据可知，我国全球贸易开始进入复苏阶段，国际航空运输也增长迅速，另外，出口订单也持续增多。但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升温，“逆全球化”思潮有所强化。美国更加支持贸易保护主义，以后的美国将会加大对贸易执法的力度，这也会带来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纠纷和摩擦。另外，当前国际局势不断变化，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思潮越来越严重，支持经济开放的人数越来越少。全球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由电子商务带来了全球贸易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贸易不断放量，大宗商品价格实现了同周期的快速增长，但是，在实际上，贸易量并没有很大的增长。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客观面对国内经济问题，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使我国贸易战略更加科学合理，更有效地推动市场经济发展，这是现阶段促进贸易水平和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存在的问题
（一）集约化不足
众所周知，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国际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也使得各国经济联系不断密切，一国经济的波动常常会影响其它国家。当前我国虽然实现了高度的全球化，但是，在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我国还没有达到经济的高度集约化，在这个过程中，全球经济一点的风吹草动都会给我国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
（二）贸易边界不清晰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得各个国家之间的边界更加模糊，造成了国内保护贸易和全球一体化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国际经济和贸易的一体化是不可逆转的形势，劝酒经济和贸易的一体化又会不断地促使我们对经济贸易格局作出调整。当前，国际经济的一体化主要表现为技术、服务和金融的一体化。但是在和发达国家的比较中看出，我国的这几个方面并不存在优势。
二、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途径和策略
（一）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提高资源整合能力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要不断增强我国的资金、技术优势，开展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推动和他们自贸区网络建设的进程，消除贸易壁垒，实现贸易的便利化。其次，我国当前已经丧失了劳动力优势，要寻求生产低成本的国家和地区，将我国不具备优势的生产环节逐渐转移到这些地区，增强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和使用，提高我国经济的资源整合能力，不断提高我国的经济地位，从而使我国的优质企业可以主动参与到构建全球价值链的目标中去。
（二）调整贸易方式和贸易结构
首先，要彻底改变传统分工方式，不断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注重发展一般贸易和服务贸易，助力其转型和升级，延长我国贸易生产和销售的产业链。其次，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减少对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依赖，在加工贸易中，增加研发和设计的比重，不断加强对关键产品的制造，实现产品设计的增值率，在政策上，要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到高层次的国生产中来，加强企业自主创新。
（三）实现企业创新发展
我国的贸易企业应该减少对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的依赖程度，转变传统的竞争方式，加强自主创新，并且在创新中，实现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要不断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和附加值，将创新要素加入到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去，使其质量不断提高，减少传统优势产业的市场占有率使新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据出口的重要部分；加快顺应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实现贸易的产品升级，向技术、品牌和服务等方面转变，培养新的竞争优势，培育自主品牌生产，加大对品牌的推广力度，不断推进自主研发进程，提高创新能力。同时，要参与到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中去，不断改进我国的外贸政策，政府要加强政策支持，降低企业的贸易成本，提高企业在国际贸易汇总的参与度。
（四）培育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我国要提高对新兴产业的支持，提高其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优势，促进新兴产业快速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努力构建新型的以我国企业为中心的全球一体化生产模式。建立科学的经济贸易政策，实现贸易政策和新兴产业政策的结合，不断整合全球资源，构建全球经济要素聚集的新平台，不断提升产品的价值链，提高产品竞争新优势，加速优势的培养，不断提高我国在全球中的竞争力。另外，要实现产业转移和“一带一路”政策方向的吻合，鼓励企业走出去，到海外投资建厂，推进我国企业生产分工的不断优化。
（五）推进贸易合作
我国要积极参与到国际新经济政策的制定中来，推进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制定合理的自贸区战略和规划，加强自贸区网络的规划和构建，深化同其他战略合作伙伴的贸易往来和贸易合作。其次，要积极参与到多边沟通协调中来，发挥在亚太经合组织和其他组织中的积极作用，推动区域组织合作，不断参与到调解国际矛盾中的对话中去，共同推动国际经济新格局的构建。另外，还要注意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尤其是加大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形成战略同盟，一起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积极参与到区域经济的合作中来，推进他们的建设和发展，为推进亚太区域经济的发展和自由化贸易关系的构建贡献一份力量。
三、结语
综上所述，根据全球贸易指数可知，全球贸易处于稳步增长和回升中，但是，在贸易一体化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例如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国结构发展趋同等等，另外一些发达国家经济政策不断调整，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面对新形势，我国要立足于世界经济发展的特点，把握新的发展趋势，遵循和贯彻以WTO为主导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推进国际贸易的一体化进程，做好“一带一路”及周边国家的自贸网络建设，从而促进全球经济和贸易的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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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服务贸易范文7
一、国际货物运输现状分析
近日，持续了一年上涨的国际海运价格突然出现大幅回落，从中国至美国西海岸的标准集装箱运价自9月初的2万美元跌至1.6万美元，跌幅超过20%。而部分货运公司甚至指出，自宁波港与上海港发往美西的海运费用，在过去3个交易日内就跌去了过去3个月的累计涨幅。中美海运价格回调，已令不少之前饱受运价暴涨之苦的外贸中小企业重新看到了曙光。而业内人士指出，此次价格回调，实属正常现象，随着订单的周期性减少，海运运力增加，海运价格或将逐渐回归至理性水平。近日，波罗的海货运指数(FBX)数据显示，全球集装箱货运指数已从9月10日11109美元跌至10月8日的9949美元。其中，跌幅最大的是热门航线中国/东亚—美西，指数价格已经连续四周下跌，9月10日为20586美元/FEU，10月8号跌至16004美元/FEU，下跌近5000美元，跌幅达到22.25%。甚至有最新报价显示，从深圳/盐田港到美国洛杉矶/长滩港运费已降至8300美元，相对比于波罗的海货运指数(FBX)价格直接腰斩。不过有业内人士表示，出现大幅低于市场价格，可能是临时调整放出来的仓位，也可能是“黄牛”抛柜压低价格。疫情虽然令全球供应链的问题凸显，但也加速了可视化线上货运平台的发展速度，对于全球货运物流从业者来说，危机中也存在巨大的机遇。飞协博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科技型货代公司，与传统的货运不同的是，其通过提供可视化的全球物流平台，为客户提供物流、贸易、金融和供应链服务。买家和卖家都可以在电脑上操作订舱、付款、报关等环节，并可实时监控货物到达的每一个节点。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首次参加进博会的Flexport飞协博亚洲董事总经理高学亨指出。“2020年，我们的全球销售额较疫情前的2019年实现1.9倍的增长，疫情的确带来了线上货运的业务量猛增。”2021年6月，Flexport的全球海运量比上年同期增长40.7%，而全球海运总量仅同比增长7.3%，疫情的确加速了业内对货运“上线”的接受度。
二、我国国际运输服务贸易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一）运输服务贸易逆差巨大
运输服务贸易是传统货物的增值服务形式，也是一个服务贸易的重要内容。运输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具有极强的相关性，也就是说，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为我国运输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原动力和市场机会。然而，我国运输服务贸易较之世界发达国家比较落后，较之我国的货物贸易发展也相当滞后，国际运输服务贸易连年高额逆差。据世界国内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我国跨境互联网交易企业，如甘肃沃供配送有限公司等超过多家平台企业。就目前来说，我国跨境互联网交易的集货方式主要有海外直邮、集货直邮和保税三种形式。海外直邮既是商家在顾客购买之后以城配公司运输公司一单一单发到国内;集货直邮则是公司在接到产品订单后将买卖品集中存安放在海外的集货仓，完成一定包裹量之后再统一发到国内。这几种模式资金多，速率也较低，用户从购买到收到货物均衡预计用时在32天左右。而保税方式就是网店店主通过大数据分析提前将热卖商品屯放在中国市场的保税区，用户下订单以后，直接从保税区出货，一个省下企业的城配和人力成本，物流效率还差不多与中国产品订单无异。另一方面，以保税形式进入仓库架的货物，能够个人产品清关，在税收和检验检疫的环节都具备优势。但是短期行邮税对这一方式冲击还需要去观察一下。跨境电商物流的迅猛发展吸引速递公司参与当中，帮助跨境电子商务解决国际物流难题，当中清关是最根本还是阻力。
（二）运输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较弱
国际上常用TC指数来测定、衡量一国某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大小。TC指数反映的是贸易竞争力指数，它是某一产业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无论进出口的绝对量是多少，数值均在±1之间。指数越接近0表示竞争力越接近于平均水平；指数值越接近于1则竞争力越大；等于1时，表示该产业只出口不进口；指数值越接近于-1表示竞争力越薄弱；等于-1时，表示该产业只进口不出口。我国运输贸易的TC指数一方面长期在低于0的负数值区域地位徘徊，与丹麦、韩国等世界运输贸易强国比较有较大的差距，竞争力不强，在国际物流运输市场上仍处于弱势的竞争地位。另一方面，我们也清楚的看到，我国运输服务贸易在加入WTO以后，TC指数的负数值越来越小不趋向于0，这说明我国运输贸易的竞争力正在逐渐增强。目前，我国对外贸易正处于增速换挡期、结构转型期，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到中高速增长区间。去年我国外贸增速放缓，除受上年部分月份基数偏高因素影响外，主要是由以下三方面原因造成的：世界经济复苏缓慢，无法支撑我国外贸高速增长。从国内看年我国经济发展仍处在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在外贸领域，国家出台的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系列措施的政策效应将继续显现，通关改革的红利也将不断释放，这对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我国服务业发展状况滞后
目前服务业还集中在传统服务业上，而在金融、保险、咨询等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服务行业，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如银行业，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可以经营银行、保险、证券、租赁等相关业务，它们进入金融市场可凭借雄厚的资金，灵活的经营机制，多种金融产品和良好的服务质量来开拓业务，而中部地区融机构则缺乏灵活经营的能力，这增加市场竞争的难度。由于地区、部门分割，企业无法扩大规模，取得规模经济效应，缺乏竞争力。信息查询方面，为企业提供信息和咨询的服务部门缺乏且规模小，部门间信息封锁、信息闭塞和信息失真的现象还很普遍。获得服务贸易的具体资料并不轻易，有关现代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的统计数据只是从对外经济统计数据中初步估算出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数额，误差很大，这就给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很难摸清中部地区的情况。服务贸易中占有相对优势的产业是旅游业和运输业，其他行业尤其是信息、会计、咨询、法律等专业服务贸易领域的统计几乎是空白，为这些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不利于中部地区服务贸易的全面发展。
三、我国发展运输服务贸易的建议
(一)国家政策调整来引导运输服务贸易发展
1.完善法律法规，健全政策体系
以我国国情为政策调整基础，以国内需求为指引目标，政府应有目的性的制定出台能够鼓励、支持相关行业的运输服务贸易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比如税收优惠、保险支持、政府补助等，从而促进运输服务贸易的发展并增加出口。建立更加健全完善的运输服务贸易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也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规则，提升我国国际地位。
2.提升交通运输基础建设
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考虑，我们需要坚持坚定以运输贸易为导向的经济发展原则。这就需要政府应该持续增加对交通枢纽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财政上也要项交通基础设施上予以倾斜，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弥补我国交通运输上的不足，发挥我国体制优势，统一规划、统筹管理、充分运用交通运力，提高交通运输水平。
3.逐步扩大运输服务贸易范围，稳步开放部分市场
目前我国在交通运输业还处于区域封锁阶段，要想充分利用领域的特殊监管和保税监管场所的功能和政策优势，就需要我国逐步开发相关市场、放宽对行业准入的部分限制，引入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及资金投入，以达到推动运输服务贸易发展的目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香港、澳门、台湾的龙头与前站作用，在交通运输领域展开深层次、多角度的合作，进一步开放与融合。
4.重视运输行业人才培养与选拔
运输服务贸易行业需要大量专业的乃至精英级的人才，才能有效的提升行业在国际间的竞争力，所以从政府层面，需要建立健全、完善的职业技能培养、职业培训，实现对专业人才的培养与选拔机制，建立稳定的人才输出渠道，从根本上解决相关运输行业专业人才不足的问题。提升我国在国际运输服务贸易的竞争力。
(二)从企业发展角度的相关建议
1.增强企业间的协同合作，共同发展
目前我国从事货物运输业的企业大多是规模相对国外运输公司小，技术水平较低，设备相对落后，管理模式陈旧。因此应该打破“各自为战”的桎梏，展开合作互助，国有企业也不要圈地为王，而是加强与航运企业合作，共同合力形成大产业链，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让优势更加突出，进而提升整体竞争力。
2.港口航运联合战略势在必行推进航运企业的
中国要想发展海上运输，就需要航运企业与港口之间的沟通更加深入细化，所以港口航运联合战略势在必行，这样可以使船舶公司的码头投资可以保证班轮公司的专用权的使用，同时也能保证公司的船期及时、提供优质的服务。
3.以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为目标，大力发展全球物流战略
客户对运输服务的需求是随着经济水平、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而随之提高的，客户不但要求运输安全可靠，同样也要快捷方便，足不出户，即可通过软件网络实时监控了解货物的包装、运输、存放、配送等全部过程。
4.参加相关国际组织，发展全球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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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贸易与可持续发展
通常情况下，全球贸易支持着可持续发展。这一观点的根据在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贸易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却更为复杂。除带来经济增长外，全球贸易还可以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产生其他积极影响。全球范围内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转变是为了满足电力运输部门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这也将影响化石燃料的需求和贸易。此外，对未来几年贸易增长更保守的预期可能会抑制贸易相关排放。考虑到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公司为了回应消费者、投资者和政府压力而进行的变革将对贸易产生显著影响。然而，减少产品生命周期影响和将可持续发展整合进供应链并非易事。缩短供应链可能会减少运输排放，但总体上来说，从资源利用、劳动力、排放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来看，从距离驻地更近的地方采购并非总是最具可持续性的选择。为了衡量影响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循环经济”这一整体概念的地位日渐稳固。毋庸置疑，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了更重要的企业问题。DMCC在报告中首次推出了一项新的指标，用于追踪环境友好型技术(EST)贸易。通过可持续发展贸易指数可以发现，绿色技术方面的国际贸易近年有大幅增长，这说明将可持续发展融入企业和贸易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此种举措对推进全球经济迈向低排放未来具有重要作用。
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报告采访的商业领袖和贸易专家全都认同可持续发展在贸易和业务中的重要性正在提升。公司正在更频繁地要求召开关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问题的会议。此外，消费者偏好表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同时，投资者压力也是推动这些变化的重要催化剂。但是，对于采用可持续发展对业务的重要意义，目前存在不同意见。高达92%的首席执行官认为，整合可持续发展对未来的业务成功很重要，但仅有48%表示自己实际在运营中落实了可持续发展。由可持续投资研究所发起的2018年综合和可持续发展状况报告研究显示，几乎全部(97%)标准普尔500指数报告公司都选择“对现存可持续发展报告模型的风格、格式和内容进行个性化修改，而非遵循任何一个框架”。公司越来越理解进行可持续发展报告可以切实凸显有助于节约成本和提升效率的领域，这与传统观点是截然相反的。对公司运营开展全面审查常常可以带来双重好处，即改善运营中可持续发展情况和提升成本效益。随着更多公司参与到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国家及国际报告法规也将面临更多压力。这可以进一步刺激强制性报告标准的产生，并促进就可持续发展问题对全球商业和贸易运营进行全面审查。消费者对此类变革的需求促使其更快获得采用。银行、贸易商和商品活动参与者可能会紧随其后，因为消费者对可持续产品的需求有所增加，且投资决策中也加入了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考量。
三、向循环经济的转变体现出不断增长的可持续发展承诺
数字化平台促进了共享经济的发展，而共享经济实现了对资产的更佳利用。即便共享经济刺激了高质量产品采购，但其可能会由于资产得到了更佳利用而减少贸易量，从而可能对贸易造成冲击。因此共享经济还可能有利于环境。实现各行业中产品可持续性的一个更全面的方法是“循环经济”。报告指出，各国家和地区都在朝着采用循环经济政策的方向迈进。向循环经济的转变体现出不断增长的可持续发展承诺。但处理循环经济政策中与贸易相关的各方面问题是触及循环中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的关键所在。循环经济政策可以对贸易产生全球性的影响。贸易政策被广泛认为有助于减少产业发展产生的资源足迹和应对全球垃圾危机，其对促进支持循环经济政策的商品及服务的流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此类政策获得更大规模的应用，这将影响到全球价值变动、二手商品贸易、废弃物贸易及相关服务贸易。转向循环经济系统将从根本上影响主要和次要资源流动，从而影响对此类资源的需求及贸易。这可能会为实施循环经济政策的国家/地区和第三国/地区带来可持续发展的机遇或者问题。其中可能包含各种变化，例如由于某些产品可能会在经济体内留存更长时间而导致主要资源的需求变化、出现将可回收废弃物作为贸易商品的趋势，以及对全球贸易政策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全球废弃物贸易以及价值链内商品和服务的流动都将受到循环经济转型的影响。例如，中国于2017年禁止进口废弃物用于回收利用，这对欧盟和更广泛区域内的循环经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其他废弃物进口国/地区也纷纷效仿。报告指出尽管可持续发展将在未来全球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解，但仍缺乏经济激励因素。不过，越来越多旨在支持可持续性贸易的全球级别贸易相关政策及贸易协定中的贸易相关政策已经出现，即使在经济激励因素尚未占据关键地位时，这也将进一步促进企业向此方向发展。
四、肺炎疫情是否会导致可持续发展被搁置？
肺炎疫情会给可持续性贸易发展造成积极和负面的影响。但考虑到全球封锁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政府的优先选择将是重启经济，而非以更加可持续的方式进行重建。全球内为应对肺炎疫情而开展的全国范围封锁已促使CO2排放降低了8%。由于全球众多生产线停工，排放也已大幅减少，而社区也对此有所察觉。如今，对于“重建更美好未来”的社会和政治压力都有所提升，同样，肺炎疫情期间展现出的环境变化也可以促进向更可持续的思维模式发展的更长期社会转变。主要国际组织也在逐步加大对政府的压力，敦促政府在其宣布用于减轻疫情期间造成的经济损失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加入可持续发展指标。总体上，商业领袖认为恢复经济需求的重要性在短期内将超过可持续发展目标。肺炎疫情可能会导致可持续发展被搁置。不过疫情和随之而来的全国性封锁也展示出，更可持续的未来是有可能实现的，以此也可能在长期内促进可持续发展重回议程。但是，商业领袖间对于可持续发展是否具备经济必要性仍存在分歧。尽管可持续发展正在快速接近临界点，但仍然存在着关键阻碍，其中包括缺乏已确立的报告标准、政策反应不协调和当前的国际贸易秩序。要改变这一状况，就需要有创新的解决方案，此类解决方案可以包括采用技术和在双边及多边协定中加强政策协调。
五、报告为企业和政府制定的若干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