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钊 单位：苏州大学管理学院哲学系
现代社会生态危机引起了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多米诺骨牌危机效应，问题在于只有生态伦理上升到发展伦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当前处于发展伦理的建构时期，如何辩证地看待从生态伦理到发展伦理动态的转变过程，充分认识到主体人的异化、科技异化和消费异化在发展伦理形成的动因作用，架构以人为本，回归理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多内涵的发展伦理观，成为生态问题语境下发展路径的选择。
一、生态危机与发展伦理的建构
自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生存的生态问题已经成为日益重要的问题，促使人们思索发展方式和发展伦理及生态伦理之间的关系。工业文明导致的人与环境、人与世界、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相分裂，在工业文明初期，人的首要任务是摆脱贫困与自然的束缚力，“增长即发展”成为主导发展观。这样人类的需求愈来愈膨胀时，“增长即发展”明显具有了滞后性，发展下去导致了盲目化、畸形化，随之引发了生态危机。发展观念的滞后性和盲目性是引发生态危机的导火索，重视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势在必然。生态危机促使主体人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局限，把自然纳入人类伦理关怀的范围，用道德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使之趋于和谐。在此情境下，生态伦理思想应运而生。人类已经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关系，人类也就承担起保护自然的责任和义务，尊重与其他物种共同所属的自然环境，以维护子孙后代使用资源的权利。
生态伦理观是建立在对工业文明反思的基础上，对长期统治人类主流价值观的反叛，它主张人应该善待环境，人对自然环境负有道德责任，第一次把伦理道德的范围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以崭新的视角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伦理不仅承认人的价值和权利，而且承认自然的价值和权利，人类只有在承认并尊重自然的价值和权利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伦理中的生态伦理建构是作为发展主体人对发展方式和发展伦理与生态伦理之间关系进行了哲学层面思考的结果。生态伦理是人类把人的社会道德责任延伸到自然之中，侧重生态危机问题而建构的伦理。但其实质，仍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不能从根本上适应社会可持续良性发展需要。社会发展也会陷入前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社会计划家马歇尔•沃尔夫发展进程的第三种基本形态:“发展进程比为一种启示录状态:伟大的上升不是趋向发展的天堂，而是走向灾难的深渊———生态的、生物的、政治的深渊。”①发展伦理不能简单理解为生态伦理，这是一种包含关系，更是一种人类对应于发展方式的伦理提升。从生态伦理到发展伦理的根本旨趣在于，把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回到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这与造成人与自然矛盾的发展问题相比较，看起来是一种“回归”，但它经过一个中间逻辑环节的跃升，不是简单的“回复”，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基础上的高级“跃迁”。因而，发展伦理是对生态伦理批判继承基础上的超越，发展伦理所处理的问题不仅仅局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内在包含着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伦理自身的发展历史充分体现了人类对发展认识的深化和提高。上世纪中叶，以德尼•古莱(Den-isGoulet)、戴维•克拉克(DavidCrocker)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面对经济中心主义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强调以伦理精神反思发展问题、以人文精神重塑发展理想，逐渐建构起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发展伦理学。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发展伦理学以其对人类发展的深切人文关怀卓然立世、引人注目。
从古莱、克拉克到可思波、内格尔•杜维，发展伦理学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古莱注重从平等、公正等普遍伦理批判现实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第二阶段，克拉克侧重从民主、自由原则出发探索实现理想发展的实践路径;第三阶段，可思波、内格尔•杜维更注重在批判经济中心主义、效率中心主义时倡导自由平等等人类价值①。
二、生态视野下发展伦理建构的动因
生态问题让人们更多地回归到生态视野中思索和分析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人们可从发展主体、发展伦理和生态伦理之间的内在张力来剖析:首先，“人的异化”是社会发展中导致发展伦理的主动因。人类发展主体的第一次转变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从西方发达国家“中心”向不发达国家的“边缘”转移。这个时期发展中国家虽然摆脱了殖民统治，赢得了独立发展的主体资格，但是发展主题在追求现代化之初大多未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发展方式盲目模仿和照搬西方发展经验，缺乏独立自主的自觉意识，从而屡受挫折。反之，那些从本土实际出发独辟蹊径探索发展道路的国家却获得了成功，从而表明多极化发展主题崛起的合理性。第二次转变是在新旧全球化大转换之际，从后发展国家转向全球主体，特别是西方国家又重新加入发展主体的行列。后工业时代来临，全球竞争迫使固步自封者必须早日跨入发展的行列。从晚期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变成为各国发展的基本道路，发展主体迅速呈全球化和多元化趋势。
导致人的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主体性自身的规定，发展主体应从两个方面对自身进行规定，即对人自身进行规定和对人如何发展进行规定。人并不是无限的主体性存在，而是有限的主体性存在。表现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就是人对于自然界来说既有超越性的一面，又有非超越性的一面。人类具有实践性和能动性，人类可以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对自然界进行改造，使自然界适合人类生存的需要。同时，人类又产生和发展于自然界，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存发展所必需的资料。因此，发展伦理认为人类在进行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时必须遵循自然界的规律，对自身的实践行为加以约束和限制，保证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的限度不超过自然界自身修复的底线，使自然界具有自我发展和自我修复的余地。
人的问题上所造成的最大困境是使人“单面化”，即使人陷入在物质化的趋利活动中，迷失了自我，丧失了主体性，使人被物质奴役，淹没了人的目的性存在。发展伦理就是要拯救人自身，恢复人的本然、真实的存在。发展伦理立足于人，立足于人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来理解和审视人。发展是人的发展，“发展”概念是专属于人和人类社会的，只有人和人类社会才谈得上“发展”。自然界的变化是一种演化、演变和进化。发展与进化是两个具有本质区别的概念:发展是与人和人类社会相联系的，进化反映的是自然界的变化规律。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的困境和危机，自觉地反思人、反思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是发展伦理的神圣使命。反思人和人的发展问题，既不能像经济增长发展观那样片面地理解人，也不能像生态伦理那样消解人、贬低人。#p#分页标题#e#
人类社会进步的同时，人的主体转换形成了一种悖论:社会发展的结果背离了社会发展本质，人的异化愈加深化。弗洛姆也认为:“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发现的异化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它存在于人与他们的工作、与他所消费的物品、与他的国家、与他的同胞，以及与他自身的关系中。人创造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人造世界。他建立了复杂的社会机器来管理他所建造的技术和机器。然而他所创造的一切却居于他之上。他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创造者和中心，反而成为自己双手创造出的机器人的奴仆。他所释放出的力量越为强大，他越感到作为一个人的无能。”②其次，科技异化是对现存社会伦理破坏的外在推动因。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本身不具有善恶属性。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技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完全取决于自己，而不是工具。”①但是从属于主体人的历史和社会中，科学技术在主体人无限理性膨胀和科学至上的文化理念影响下造成了科学技术与人相对立的异己力量。科学技术对人的积极作用我们无须赘述，在此我们谈论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及追逐财富和利润的无限欲望，促使主体人走向与自然对立的另一面，从而不顾后果疯狂掠夺资源和无视环境的开发和利用，缺乏可持续发展理念，造成环境恶化生态危机。就社会影响来说，科技异化正拷问着主体人发展伦理的实质内涵和终极目的，成为推倒旧发展伦理的强大力量。
最后，消费异化是后现代文化思想影响下对社会伦理的文化内在影响因。“消费的本来意义是通过人生存需求的满足而促进人的自由和发展，不过是达到人们幸福的手段。”②人在消费中应该是实在的，有感觉、感情和判断力的，有着人情味、创造性的消费。但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却背离了消费本来的意义，不再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与人们的真正需求失去了联系。出现了马尔库塞所说的“虚假的消费需要”。主体的人不是为了消费商品而存在，人却成了商品的需要。人只能在商品中才能找到自我，证明自我。“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③消费成了控制和操纵人的工具，消费沦为社会的病态行为。成为弗洛姆所说的炫耀地位和身份的非理性行为，造成了人类精神危机和物质资源的浪费，大量资源需求导致为追逐资本利益而无节制地资源开发和浪费。从而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和生态危机。产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发展伦理正遭受着彻底颠覆。
三、发展伦理架构的内容指涉
在生态语境下，人类应该从多学科全方位综合考虑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发展伦理。从文化层面看，从价值自发走向文化价值自觉。价值自发就是对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缺乏一定的认识，只看到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文化价值自觉就是认识人类发展的本质规律，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的价值追求。从价值自发到价值自觉，需要明确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也就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个文化价值自觉建立在人们反思的基础上，是在面临生态环境中问题时，不断总结和提高的结果。从文化的另一个层面上来说，也要求人们处理好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克服“人为自然立法”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做法。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④但同时我们也要辩证客观地对待理性。人不仅是理性的存在物，也是非理性的存在物。人类理性也是有限的。不确定性、不完备性和复杂性使全面理性不可能⑤。理性能够引领人类社会追求全面发展，非理性也是历史前进不可或缺的驱动力。唯有理性和非理性处于一种有机协调的状态，建构起适合人与自然生态之间协调共进的发展伦理，人类才能合理地改变世界，人类社会的发展才可能是全面的、健康的、合理的。
从政治层面来说，在厘清社会发展“如何发展”和“为何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明白“为谁发展”和“如何发展”。说到底发展主体就是人的发展，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发展的落脚点就是主体人的自由、全面、充分和谐发展。主体人的发展应在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关系的同时，更应遵循生态自身内在发展规律，所以说发展伦理就是人所建立的适应社会发展、约束社会健康良性发展的主体人的伦理，社会发展也是人的发展，所谓生态环境就是人所生存的环境。从经济层面来说，应从“发展掠夺”走向“发展正义”。首先，要改变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急功近利的思想，抛弃功利主义的掠夺式发展观，走向正义制度层面发展观。在追求生产力发展的同时，确保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通过争议对人们的价值追求做出适当的限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伦理与社会发展方式关系密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从哲学层面来讲，首先从人的主体性存在角度出发，发展伦理建构要突出人之为人的本质存在问题。马克思曾经提出:人是一切关系的总和。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
生态危机既不是单纯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也不单纯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化危机，其本质上是一个实践交往的危机，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关系的异化。人与生态之间的伦理建构应当突出人的主体性，这是近现代以来工业文明所突现的时代精神。人类的利益始终是发展伦理学的某种实在基础，这一点并无大错。哲学走向荒野，但绝不能脱离人类利益和发展实践需要的自然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难免人类中心主义的“纠缠”。人类实践交往是指多极主体间通过作用或改造，也是主体－客体－主体双重关系的统一体。人类在关注代内关系的同时，也在关注代际之间的发展伦理的建构。
从社会认识论角度而言，发展伦理从时间和空间与主客体关系的维度去认识社会的纵向和横向发展过程，不仅从历史角度来看待社会发展和发展伦理，更应在时空主客体及主体际关系上来消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所引发的生态危机。从社会实践角度，发展伦理在解决社会发展何以可能的问题的追问之时，缓解社会发展实践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从而让主体人从物的依赖到人的独立，最后达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总之，发展伦理是建立在主体人终极目的上的伦理观。那么发展的终极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对于发展的价值目的，康德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恶开始向着善前进的过程，“大自然的历史是从善开始的，因为它是上帝的创作;自由的历史则是由恶开始的，因为它是人的创作。”②伦理学家古莱认为:“发展可以作为经济的、政治的、技术的或社会的现象来进行有效研究，但其最终目标则是存在本身;为全人类提供充实美好的人类生活的机会……发展就是提升一切个人和一切社会的全面人性。”③马克思认为发展目的具有历史前提性:“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④而佩鲁侧重于主体人的发展而言:“为了一切人和完整人的发展就理应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一致接受的目标。”⑤发展理应是“以促进该共同体内每个个别成员的个性全面发展。”⑥发展伦理学视阈中的社会发展就是以人为本的发展，以人为本其实就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都能够得到保证，生存基本条件就是自然生态，生态条件能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得到改善，人类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正义。正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的那样:“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⑦。#p#分页标题#e#
人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是发展伦理学的终极关怀。可持续既包括人的可持续发展，也包括生态环境可持续能力。人是普遍的自由的类存在物，人的类本质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社会活动，社会活动最终是由人来推动的。环境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的活动，一切社会活动以及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由此，“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