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经济范例

全球金融经济范文1

（一）宏观经济的内在矛盾与冲突

在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各国银行制度与金融结构的整合，使得各国金融活动的相关程度提高，这就客观地要求汇率制度或汇率政策的灵活性，以消除外汇储备耗尽的风险。然而，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美、欧、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依赖性较大，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各国纷纷选择了美元或以美元为主的“一篮子”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这种汇率制度的安排就造成了这些国家宏观经济的内在冲突。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弗诺德、伽伯等人提出的国际收支危机模型（又称理性投机攻击模型），比较客观地解释了这种宏观经济的内在冲突引发金融危机的机理。在资本市场开放条件下，造成金融危机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固定汇率制度与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流动之间的内在冲突。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资本的流人与流出不受限制，这同时也是金融自由化发展到最后阶段的必然要求

（二）金融全球化下的理性预期和道德风险

金融全球化造成的三元冲突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金融危机之所以频繁发生还在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投资者理性预期的自促成及道德风险的普遍存在。随着资本运动，在完全不可变更的货币联盟和完全的浮动汇率之间没有舒服的中间道路可走。奥伯斯持菲尔德模型证明，危机的根源是市场预期和固定汇率制度，而不是政策和经济状况，维持固定汇率制度是不可能的。除了市场预期会引发金融危机之外，道德风险的普遍存在也是引起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所谓道德风险，在这里是指由于实际利率水平的提高，银行为了追逐高额利润而将贷款投向高风险项目。而由于存在着政府对银行的显性或隐性的保险，使得这种追逐高风险回报的贷款行为超出了一定的限度。

（三）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宏观经济内在冲突的激发

从以上两类金融危机模型可以看出，对于金融危机产生机理的研究正在从实体经济领域向金融活动运行的内在机制深入。由于许多金融危机理论只是对当时的一些危机现象做个案式的剖析，尽管模型续密；推理严整，也相当深刻地说明了某一方面的问题，但不断变化的金融危机现实不断地给出新的难题，无论哪一个模型或哪一个阶段的理论都无法全面地说明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而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对于金融危机机理的研究还尚有很大的空白。更值得指出的是，现有的金融危机理论模型似乎没有充分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世界范围内日益加快的金融全球化进程。在分析金融危机时，似乎没有考虑到在这样的条件下一国乃至全球宏观经济的深刻变化。因此，我们在这里试图充分考虑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透过资本市场开放时期宏观经济的不协调性，对这些金融危机理论做尝试性的综合。

二、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金融危机的应对策略

（一）注重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的政策协调

从金融危机的发生和传递的机理来看，造成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金融全球化本身。首先，要积极调整金融改革措施，合理安全金融自由化次序，有秩序的融入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去；其次，适时调整资本控制的尺度，把资本调控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关于资本开放与资本管制这一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只有在开放资本项目的同时，实行适当的资本控制才能有效地避免因资本开放可能带来的泡沫、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问题；再次，要进一步协调宏观政策，积极调整公众预期。要避免或治理金融危机，最重要的是采取更为合理的政策组合来进行政策协调以降低风险，改善公众的预期，防止自促成预期作用而引发危机。因此，在政策协调上要增加汇率的灵活性，变固定汇率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或增加汇率的浮动区间。

（二）保持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的金融稳定

从发展中国家参与金融全球化所得到的经验与教训来看，不仅要重视金融全球化所追求的金融与实际经济之间的相互促进，而且也要重视金融体系本身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的成长与稳定。金融体系的成长所要追求的是，通过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来扩大本国金融体系的资本总量，促进金融市场结构的完善与优化和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还要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也就是说，在金融体系得到发展的同时保证金融体系自身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尽量减少各种金融市场的大幅度波动和影响经济均衡增长的各种突发事件。

（三）积极加强国际间的金融合作，积极应对风险

全球金融经济范文2

当代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表现在资本跨境流动规模不断扩大、资本国际流动速度加快、国际金融自由化浪潮高涨等方面。随之而来国际金融体系也存在诸多问题，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严重失衡的状况下，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最切实可行的方案还是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

关键词：

国际经济治理；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

一、引言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经济面临诸多问题，国际金融体系日益失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如何去规避主要汇率波动给中国带来的风险，如何去更好的参与世界货币体系的重新构建是我国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要了解当代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缺陷，并且参与到多边金融体系治理中。

二、当代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

1.资本跨境流动规模日益扩大。国际金融市场迅速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是资本跨境流动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包括国际负债证券、国际股权在内的所有表内金融工具，都得到了迅猛发展。1971年美元停止兑换黄金终于使其摆脱束缚，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获得了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世界经济随即完全被美元化，各国不得不接受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世界中央银行”的地位。美元汇率稳定的支柱由黄金转变为债券和金融资产，这种虚拟化的信用体系为美国大规模对外提供流动性打开了大门。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目标，美国在保持了较低的实际利率水平的情况下不断降低实际有效汇率，持续向世界其他国家输出流动性。

2.国际间资本流动加速。当今世界各国对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逐步提高，因此对资本流动的管制逐渐减少，而各国的金融资产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相替代，因此，资本的流动对各国利率的差异极为敏感，细小的差异会使得资本在短期内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大规模的流动，这也是美国常年保持较低利率的原因。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利差交易就是一个标志性的结果。

3.国际金融自由化浪潮高涨。当今世界金融自由化被世界各国广泛的倡导，它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逐步放松利率管制，加强银行的独立自主性，加强国际资本流动，允许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交叉，逐步取消对信贷的控制。近些年来整个世界对于金融自由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它是更近一步的全球金融化的前提，也为其提供了合理的规则。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所扮演的角色是不相同的。例如作为金融强国的欧盟和美国，主导并维持着世界金融运行规则和秩序，因此成为推动金融自由化的强大力量。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各国金融发展较为缓慢，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往往成为秩序和规则的被动接受着，受制于发达国家，因此处于被动和劣势地位。

三、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缺陷

1.作为主权货币的美元充当世界本位货币。（1）市场过度依赖美元，国际金融体系不对称。美元在摆脱了黄金兑换的束缚之后居于世界货币体系的中心统治地位，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就确立了美元本位制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这种货币体系必然会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收支失衡现象，并且长期存在。以美元本位制为中心的国家及其相关体系国家的交易范围不断扩大加速了资本及资源的流动，使得这些国家从中获利，而其他国家受损，因此加剧了国际收支失衡。（2）美国通过国内货币、财政政策影响外汇市场，导致全球范围货币战争。美国当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强大使得美国可以在必要的时间来操控美元的利率水平和汇率水平，而使得结果朝着美国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对其他国家汇率调整的要求成为美国特有的一种政策。一方面，美国自2010年年初以来就不断给中国政府压力，要求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升值，以期扭转美中之间巨额的贸易逆差。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通过国内经济政策间接影响国际经济走向，比如增加货币发行购买金融资产，能够间接帮助金融机构及企业。但是这一政策会导致过度流动性，流向包括中国、巴西等在内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冲击其国内经济的稳定并导致其货币升值，反过来间接对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经常项目产生正面影响。美国的这种做法招致世界各国的严重不满，将会导致全球范围的货币战争。

2.国际金融治理机构本身存在着缺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组织是目前治理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机构。而这些组织本身存在的局限也是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和出现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缺陷。从建立以来，IMF在很多方面进行了改革，但这些都无法掩饰其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缺陷。①IMF没有发挥其作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减压阀”和“稳定器”作用。这也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IMF的初衷。但是，由于IMF的主导权掌握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手中，所以IMF一直受制于发达国家，而它的这种局限性也限制了其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发挥有效的作用。②IMF对国际金融体系缺乏有效的监管。首先，IMF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监护人的角色缺失，IMF把注意力过多的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上，而往往忽略了对美国等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的相关金融部门的监督，另外，IMF没有预见到国际金融体系本身的缺陷以及信任危机在各国之间的传递效果，往往疏忽了对国际金融中心及金融工具的监管，从而造成金融风险。③IMF协调全球经济发展的能力有待改进。当今社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蓬勃发展，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日益加大，出现了许多新兴经济体，其中金砖四国尤其显著，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则国际经济话语权如IMF投票权和执行董事代表权也必然会得到提高。目前IMF投票结构和治理结构仍然是依据之前的世界经济力量的分布，因此并不能合理的反映当今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利益代表性。这极大削弱了IMF自身的影响力，也进一步加剧了IMF各成员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协调性。（2）世界银行自身存在缺陷。①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存在不足。首先，世界银行会定期的去制定和一系列的战略发展文件，但是在之后的实施上又缺少有效的手段来实践。其次，无论是其单个的执行董事还是作为整体的董事会都无法做到真正的为世界银行的战略发展方向去负责，因此其战略作用大打折扣。再次，世界银行建立了发展委员会，这个机构由24个国家的政府部长组成，它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形成一个具有咨询性质的团体，但是这种“咨询”的性质缺乏相应的工具去监督其公告的执行情况。②世界银行代表性不足，全球经济协调的能力缺失。世界银行从成立至今，一直是由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掌握着世界银行的大多数投票权，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意愿并不能够得到合理的反映，这与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经济迅速蓬勃发展的趋势相违背。发展中国家不但代表权不足，而且投票权不能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自动与周期性地调整。（3）G20的作用仍有待发挥。诞生于1999的G20作为作为最重要的国际论坛之一，G20致力于防范和解决国际金融危机，改善各国经济金融体系透明度，总体而言，G20放映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顺应了全球经济治理的需要。但是，G20的局限性限制了其在多边金融治理方面的作用。①G20集团化特点日渐明显。G20的成员是国际秩序中的重要利益获得者，是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成员国家，G20既有来自发达国家的成员也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员，他们既有共同的利益也有矛盾冲突，因此，在议题的设计上就需要协调所有成员方的意见，而这些议题的范围往往比较广泛，因此很难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特定议题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②G20仍然被少数发达国家左右。G20在议题的设计方面由西方发达国家控制和主导，这无法从根本上去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后，发展中国家纷纷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议题，但是G20的大部分议题仍然是被特定国家所主导。

3.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协调机制。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经济在信息技术的进步下加速发展，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使得国际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使得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联系更为紧密。各国之间紧密的经济金融联系使全球经济产生了连锁效应。在货币政策领域表现的尤为明显，各国货币发行必须与一定的经济指标和规模挂钩。也就是说，各国在发放基础货币时，不能只考虑本国的金融目标而采取过禁或者过度的措施，而应该从全球经济合理稳定发展的前提出发。尤其是作为国际货币的国家要合理适度的发行货币，合理地规避系统风险不能任意无度地发行，搅乱国际金融秩序。但是，目前世界各国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协调机制和平台，协商宏观经济政策。虽然G20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效果现在还不明显。

四、中国参与多边金融体系治理体系的选择

在面对国际金融体系严重失衡的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应该如何去面对国际收支失衡，如何尽量降低世界主要货币汇率波动所产生的风险，如何与世界各国去参与到国际货币体系新秩序的重建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对于中国而言还是应该积极广泛的参与到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中来。

1.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平稳变化。一国的政府当局会根据本国具体的经济发展情况及稳定宏观经济的承诺来选择实行浮动汇率制还是固定汇率制。结合中国国情，中国政府认为应该选择固定汇率制。第一，固定汇率总体上可以有效的稳定本国国内经济水平。在本国有充足的外汇储备的条件下能够有效稳定国内经济，特别是物价水平。第二，固定汇率能够增加就业。固定汇率通过调节储备水平改变货币供给，调节一般价格水平。在固定汇率下如果采用本币一次性贬值的政策，可以达到降低出口产品价格，增加国内就业以及扩大产品出口。第三，固定汇率可以稳定国际贸易预期，减少汇率风险。因此中国可行的选择是走一条中间道路，即放宽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改变对人民币大幅升值的预期。

2.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所谓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使人民币在世界范围内行使其流通手段、价值标准、储藏手段、支付手段的职能，最终成为全球普遍接受的可兑换货币。如何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我国政府对此提出了两方面的“三步走”的方针战略，即在临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推动人民币的流通，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发展，做到适时适度的发展、逐步有序的渐进式发展。（1）在空间上的扩张上实现“三步走”，即首先实现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广泛流通，其次将人民币往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推动，即形成区域化，最终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人民币国际化。（2）在货币职能上也分“三步走”，即实现人民币成为结算、投资、储备货币的三步走。首先在国际贸易的结算中更多的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使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然后促使人民币发展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要的投资货币，逐步使得人民币成为国际投资货币，最后随着前两步的发展最终使得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3.鼓励与监管金融创新并举。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要求中国未雨绸缪，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加强对国内房地产、期货、证券等资产市场的监管监管力度，并且加大对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监督力度。加强金融监管的具体方案有：（1）建立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构。要求加强功能监管而非传统的分机构监管，不同的监管部门要做到分工明确，都要统一接受银监会监管，并且要求保监会以及证监会加大对从事保险业务和证券业务的机构的监管力度。（2）加强配套性条件及外部环境的整治。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创新需要金融法律体系、宏观经济环境、金融体制微观基础等一系列的外部环境和配套条件的改善。我们提出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具有透明性、稳定性的特点，政府应该具有调控宏观经济的强大能力，和全局把握能力；还要善于从微观上去改革金融体制，强化分散和转移金融风险的能力，最终实现建立一个稳定健全的金融市场的目标，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3）加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金融监管合作。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开放，我国的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开放程度的加深会越来越广泛的参与到全球金融市场中来，从而会面临更大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我们要通过加强国际间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以防御大规模的系统风险。

4.量力而为，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定位有三个方面：第一，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水平迅速发展，中国拥有丰富的人口和自然资源，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在不断提高，在国际组织中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二，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行列。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很大，但在人均水平上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且，我国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地区间和产业间的不平衡，各个产业发展层次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较低。以上事实说明，我国虽然迈入大国行列，但还不是一个强国，只能属于发展中的大国；第三，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性质使得中国这个大国与其他资本主义的大国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特点对中国的国际环境与国际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面对众多资本主义大国中国如何在国际体系中立足发展便成为中国参与世界经济政治合作的核心问题。中国在确定了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定位下，应该合理恰当的利用自己的国际影响，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更多的参与到国际经济和政治体系中来，产生的更大的国际影响力。

作者：谭文君 崔凡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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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经济范文3

文献综述

由于黄金在纸币出现之前长期承担一般等价物的职能，且在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黄金在世界范围内确实充当了价值“锚”的角色，因此“一战”以前国际货币体系都比较稳定。真正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2）的霸权稳定论思想，蒙代尔（Mundell,1972）的超级大国理论和克鲁格曼（Krug-man,1982）等人又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三难选择理论”，也被称为“不可能三角”。国外还有学者从货币危机的角度剖析了国际货币体系，克鲁格曼（Krugman,1979）以小国开放经济为分析框架，以钉住汇率制度或其它形式的固定汇率制度为分析对象，分析了以放弃固定汇率为特定特征的货币危机是如何发生的，弗拉德和戈博（FloodandGarber,1984）用线性模型简化，由此构建了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基本框架，奥波斯特菲尔德（Obstfeld,1995）等人则提出货币危机的第二代模型，预期贬值自我实现的结果也能引发货币危机。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是在上述几个方面进行拓展，比如徐涛、侯绍泽（2007）从美元霸权构的角度探讨了今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特征，美元霸权下的国际经济货币秩序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不稳定的。张云,刘骏民（2008）从虚拟研究虚拟经济出发，从境外美元资产规模和投机资金力量、美国外汇储备等方面分析了美元危机不可避免的原因，由此会进一步的引发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巨大危机。王曦，周高宾（2011）基于稳定性与流动性视角分析了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国际货币制度历次的变革都是基于对国际货币流动性与稳定性的权衡取舍的制度安排。

在国际货币体系不断面临新问题的同时，很多学者也提出了中国的应对之道。胡勇，李占卫（2005）强调了IMF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建议使之成为有效协调美元、欧元和日元关系的国际机制。杨小军（2008）从牙买加体系固有的内在缺陷出发，分析了国际货币体系六大新特征，并由此简要勾勒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趋势，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和路径选择进行了探讨。高静（2011）则研究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背景下的人民币国际化策略。探讨国际货币体系的文献比较丰富，不仅国内外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一些政治家金融管理当局也提出了对货币体系的见解，并且在实践中致力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进，这为理论研究也提供了很好的现实基础。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所以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挑战也会有所变换，很多已有的文献没有预测到相应新问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新问题，并提出了中国的应对之道。

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的缺陷

1.美元霸权。当前全球经济的发展仍以美元作为支配性的货币，美元仍然是全球外汇储备、外贸结算和外汇交易结算的主要货币。美元的霸权地位使其获得了巨大的好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享受巨额的铸币税，据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Frankel）的估计，当前被外国居民、企业和政府持有的美元数量至少占到流通中美元总量的60%，照此推算，每年美国可以向其他国家征收高达120亿美元的铸币税（何帆，2004）。（2）避免了外汇风险和换汇成本。由于美元在全球的通用，美国企业在进行对外贸易时就可以直接用美元进行结算，而外汇风险和换汇成本则由他国的企业承当。（3）美元霸权使得美国政府可以持续获得低成本国际融资。中国、日本、阿拉伯等国家通过各种途径积累了大量的美元，由于缺乏其他的投资途径，不得不购买美国的国债，为美国政府融资提供方便。然而在充分享受霸权的好处时，却在承当责任和义务上不尽人意。为了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美国在获取美元霸权的收益时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1973）认为，美元霸权的建立要求美国经济必须履行以下义务：维持全球汇率结构的稳定以及协调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当危机来临时，美国并没有履行其义务，正好相反，其采取了以邻为壑的手段，使持有美元的国家大受损失。美元霸权下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在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和霸权利益的同时也给国际货币秩序带来了潜在的危机。

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本身的局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金融机构，其所奉行的理论值得商榷，它能发挥出的作用也受到大国博弈结果的制约。其决策是以各国所占的份额来进行投票决定，因此它的很多决策几本上是西方大国博弈的结果。截至2005年3月18日，美国所掌握的份额和投票权比例分别为17.46%和17.14%，虽比20世纪80年代略有减少，但始终在17%以上；西方7国份额和投票权比重合计分别为46.24%和45.43%，一直超过45%。1而在《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规则设计，重大事项必须有85%以上的投票权方能决策实施，而美国则在这些重大事项上有一票否决权。IMF的这种运行机制缺乏作为国际金融机构应有的独立性和权威性。IMF的角色之一就是当成员国遇到金融困难时为其提供帮助，而当它在实施救助时所提出的苛刻条件也为人们所诟病。

新形势下货币体系面临的问题

1.虚拟经济对现行的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金融行业也在不断地飞速发展。各种高新的电子信息技术不断地为形形色色的大小金融机构所采用，各种掌握了大量数学知识的金融工程的人才也涌入金融行业，在这种技术加人才的推动下，从金融行业产生的虚拟经济极为迅速的膨胀企业，对现行的金融体系构成了挑战。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虚拟经济发展极为迅速，全球金融资产存量规模在不断上升。在1990年虚拟经济资产总量是实体经济GDP的2.2倍，而到了2003年则增长为11.5倍。1990—2003年间，全球GDP增长1.7倍；而全球虚拟资产则增长9倍，全球虚拟经济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22003年至2007年，包括股票、债券、银行资产和金融衍生产品在内全球金融资产总量从257.73万亿美元上升至717.04万亿美元，累计增幅为178.2％；同期世界名义GDP从36.93万亿美元上升至54.31万亿美元，累计增幅为47.1％；代表金融资产总量与世界名义GDP比值的金融深化指标则从7上升至13.2。3以金融强国美国为例，其虚拟经济各自创造的GDP占总GDP的比重也是在逐年增加（表1）。#p#分页标题#e#

2.金融全球化下的游资冲击。短期性国际资本（HotMoney），又称游资（RefugeeCapital）或叫投机性短期资本，只为追求最高报酬以最低风险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迅速流动的短期投机性资金。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资本规模日益庞大，流动日益频繁，短期性国际资本也随之水涨船高。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给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也严重威胁着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这些巨额的游资随时等待着套利的机会，并且是在全球市场上快速的游走，一旦有漏洞出现，游资则会大举进攻。1997-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就是受到了以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为代表的游资的冲击。

3.新兴国家的利益没有得到重视。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的经济金融实力得到了快速提升，而其在国际金融组织的地位未得到相应提高，缺乏足够的发言权。根据IMF公布的数据，2007年发达经济体经济仅增长2.7％，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8％。印、俄、巴西GDP总量均超过万亿美元大关，晋升世界经济12强。中国、印度和俄罗斯3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一半。“新钻”国家也有不俗表现，高盛公司预测，2025年墨西哥、印尼、土耳其、伊朗、越南等8国将跻身世界经济前20强。4根据IMF公布的数据，2008年中、印、俄、巴等“金砖四国”增长率分别是9%、7.3%、6%、5.2%，因此，新兴国家日益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源泉，2011年世行报告称，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超出发达国家45%，并在未来两年内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近80%的贡献。鉴于此，全球积累轴心实现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过渡，“2006年—2007年，从美国流向新兴世界的资本为3000亿美元，2010年达到5500亿美元。相反，2006年—2007年，从中国向美国的资本流动达到9000亿美元，2010年降至6000亿美元”。5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崛起，全球货币体系必须要进行调整。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中，西方发达国家所占得比重大，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际金融组织未能充分发挥早期预警作用，而新兴国由于能调动的资源有限，在危机救助中，也略显迟缓和力不从心。如果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新兴国家的利益能够像其经济表现一样得到足够的重视，货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会变小，解决危机及早解决的可能性则会增大。

中国的应对之道

1.扩大货币合作的范围，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各国在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早已是今非昔比，一国金融市场的异常波动很容易就波及国际金融市场，从而使其他国家也受到牵连。同样，一国通过改变货币政策所产生的效应也可以经由国际市场传递到其它国家。因此，各个国家有必要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消除不良的反应，做到双赢甚至多赢。尤其是在本次金融危机之后，通过开展双边本币互换为周边经济体提供流动性支持。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公布的情况，自危机以来，人民银行先后与周边经济体货币当局建立了总计5800亿元人民币的3年期双边本币互换安排。经过几年的推动和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区域化进程缓慢而实质性地向前推进。人民币在周边地区的使用和流通正在进一步扩大，（阮健宏，2004）认为，2004年末，人民币现金在周边接壤国家和港澳地区的滞留量约为216亿元，全年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出入的总流量为7713亿元，净流出量为99亿元。在危机引发的新形势下，中国政府更要加速人民币区域化的步伐，为日后的人民币国际化大好坚实的基础。

全球金融经济范文4

一、经济全球化的特征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我国经济金融业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使得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加快，世界经济对我国的影响也更加深化。在这股全球化浪潮中，地方经济早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部分，这在带来更多国际投资的同时，也带来了全球化风险，如目前我国地方经济正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强烈影响，而这些风险在可预见的未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面对日益增强的全球化风险，不但需要金融专业人才对其规划和控制，将风险进行分散，最小化；还需要金融专业人才通过创新的金融衍生品对本地资产进行优化，把地方资金转化为流动性更强的国际资金，为地方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中国已经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行列，要在强国林立的世界争取较大的发展空间，重要的是进一步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人力资源，这是中国经济长足发展的必然要求。面对经济全球化对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我们需要转变人力资源开发观念，提升人力资源开发的社会地位，为我国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提供各类高素质人才。在经济全球化和在教育需求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应增强对全球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克服单一文化的局限性和封闭性，在进一步传承中国特色文化、陶冶人格、发展个性以及增强批判意识和行为能力的同时，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沟通与联系，普及世界多元化文化和国际经贸知识，让国人尽快适应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变化，培养和培训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对当前金融教育的现状分析

（一）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凸显为对金融人才的需求

经过长期发展，金融体系虽然还存在诸多不足，但其主要体系已基本建成，从银行、证券、保险到基金、期货、外汇、典当以及黄金市场等，地方金融业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快速发展。伴随着全面快速的发展，金融业在用人选择上出现了新的动向，针对金融人才的需求表现的格外明显。首先，银行作为信用、服务中介，在金融创新的浪潮下，其传统业务不断扩展以挖掘出新的业务空间，研发新产品、拓展新市场成为银行竞争的焦点和新的利润增长点，如理财业务、财务顾问业务、网上银行业务及场外金融衍生品业务等，已成为银行业务拓展的重点，而这类业务的开展需要多种研究、应用能力于一体的金融人才。其次，证券市场的发展及风险防范等都有赖于金融人才。金融专业人员已开发出许多新的证券投资工具，如“高收益”共同基金、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回购协议等，还开发了将高风险投资工具转变为低风险投资工具的系统，以及具有套利性质的交易策略。这些极大地活跃了证券市场，也有利于降低证券市场的风险。

（二）企业的快速发展增大了金融人才的需求缺口

金融人才的应用领域十分广阔，不仅可广泛应用于金融业，也可广泛应用于工商企业的兼并与收购、投资管理、融资管理、现金管理以及风险管理等。如企业兼并与收购中，为保障兼并收购所需资金，金融专业人员引入了垃圾债券和桥式融资；融资管理中，为满足客户的特殊要求并降低成本，金融专业人员设计了各种类型的浮动债券、息票变化性互换等；风险管理中，金融专业人员通过分解组合技术，设计出具有不同现金流特征的结构衍生性产品。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地方企业获得较快发展，其资金规模日益扩大。在地方金融业快速发展的条件下，地方企业对风险管理、资金募集及投资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风险管理的创新、资本结构优化的创新及投融资手段的创新等，而这些创新的实现，都需要金融专业人员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进行精心设计和量身定做。在当前国内外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地方企业也充分认识到，必须依靠金融专业人员进行各方面的创新与发展，才能更好地降低经营成本、提高收益。因此，在地方经济的发展带动下，地方企业对金融专业人员的需求日益增大，需求缺口也愈加明显。

（三）对办学主体提出要求更高

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是针对严重依赖出口的实体上市公司及在海外有大量投资的金融机构，再有国内消费需求下降，引发的企业产能剩余、生产不足，企业退出市场，造成员工失业。深入研究不难发现多余的产能主要是科技含量不足的落后产品与工艺；失业的员工主体是缺乏技能培训，不能适应新技术以及新岗位需要的粗放型劳动者。危机过后必然带来产业的升级换代以及产业革命，需要大批掌握新技术、岗位适应性强的技能型产业工人。然而我们应当看到当前教育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教育的发展方式仍然是以粗放型为主，且对于新员工的培养尚需要一个过程，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将造成就业需求人数的逐年累积，因此，要改善学校学生就业现状及未来，根本还在于教育的改革。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教育的发展对策

（一）提高认识，更新观念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高等学校的金融专业发展面临机遇和挑战。所以，高校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在制定学校发展规划时，明确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在组织、经费、政策、人员、设备、制度等方面予以保证，使学校培养的学生真正成为市场的主力军。

（二）发挥高校学科优势，创特色、品牌专业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日益加深。今后，中国将进一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进一步加快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全面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迫切需要造就规模宏大的高新技能型人才队伍。按劳动部门统计，现在，在中国生产第一线，技能型人才十分紧缺。在1亿4千万从业人员中，技能型劳动者，只占从业人员的33％。在这33％当中，高级技工仅占17％，技师只有4％，中级技工36％，初级技工43％，这样的比例跟世界劳工组织和发达国家的比例正好是相反的，人家是初级技工15％,中级技工占50％左右，高级技工是35％以上。因此，在国家产业结构转型下，培养技能型人才迫在眉睫。而现今我国金融教育发展方式的某些方面还存在以粗放型为主的现象，粗放型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教育的粗放化是一种单纯追求数量扩张的方式。而教育的集约化发展方式依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主要是依靠技术的进步来推动的，技术的进步不仅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而且还是节约化劳动和物化劳动，从而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此次金融危机后被淘汰的多是缺乏技能培训，不能适应新技术、新岗位需要的粗放型劳动者，因此，合理设置专业，提高教学质量，把培养集约型技能劳动者作为未来的发展目标是教育改革的新价值取向。#p#分页标题#e#

全球金融经济范文5

竞争力总体增强尽管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国际经济合作2012年第10期世界经济与贸易但亚洲经济表现出强大的恢复能力。在2011年的洛桑世界竞争力排名结果中，中国位列18，较2009年上升两位，位居新兴经济体首位。其他国家如韩国、印尼、巴西、南非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储备资产的快速累积2011年末，全球所有经济体的外汇储备合计10.62万亿美元，中国持有近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近三成。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的外汇储备占比分别接近7%、4%和2%，新兴经济体的全球储备份额总和已经远远超过全球储备资产的50%。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对外资产余额超过对外债务余额，大都成为对外净债权国。反观发达经济体，除个别国家外，大都发展成为对外净债务国。在全球债务分布中，排名前10位的发达国经济体外债总和，已经占到全球债务份额的83.8%，G7国家今年到期的主权债务总额约7.3万亿美元。据彭博社数据显示，日本将有3万亿美元债务到期，位列第一，美国则将有2.8万亿美元债务到期，居于其次，其债务依存度更是创下30年来的新高。欧债危机，美债危机持续发酵，成为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的根源。

在全球治理中话语权的提升当前全球治理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新兴经济体国家在既有国际金融秩序下应享有的权利与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匹配。发展中国家虽然表面上被包括了进来，但并没有赋予相应的权利，更多层面只是参与而已。G20从幕后走向前台，标志着当前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变化，标志着新兴经济体力量与传统发达国家的合作迈上一个新台阶。在G20的成员中，新兴经济体有11个，“金砖四国”是G20里面新增加的主体。发展和完善G20对话机制，是新兴经济体推动全球治理结构改革的有效途径。

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其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1976年1月8日，IMF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协定，称为《牙买加协定》。该协定的主要特征有：第一，储备货币多元化。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是储备货币，但美元依然居主导地位，因此牙买加体系又称为美元本位制。第二，汇率制度多元化。根据IMF的分类，现行体系下的汇率制度多达8种，浮动汇率制度获得了合法的地位。第三，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多样化。具有汇率、利率、IMF贷款、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等多种调节方式。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持续的欧债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虽然新兴经济体整体经济规模即将达到全球总量的50%，但货币金融中心仍在发达国家，财富的分配权仍然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实际上新兴经济体金融资产仅占全球总量的19%。新兴经济体金融财富在全球占比明显低于GDP的占比，意味着各种风险将越来越多地由新兴经济体承担。由于新兴经济体货币大都盯住美元，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严重被削弱。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本币升值、热钱进出，不但进一步推高新兴经济体外储规模、加剧输入型通胀的风险，也使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与金融安全越来越被美国债务风险所累，在“美元陷阱”中越陷越深。

（一）国际储备货币制度的掠夺性虽然在牙买加体系里，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是储备货币，但由于美国政治经济实力余威犹在,美元储备地位的相对削弱并没有动摇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垄断地位,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国际计价单位、国际支付手段和国际价值的贮藏手段（见图2）。美元的霸权地位与特权地位,为美国政府长期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为刺激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国长期实行不受约束的“双赤字”政策。一方面通过经常收支逆差的方式大规模向全世界输出美元,掠夺他国资源和财富,获取巨额国际铸币税利益。根据PortesandRey(1998)估计，美国每年正常国际铸币税收益相当GDP的0.2%；另一方面又通过财政赤字的方式（例如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源源不断向国内注入美元，直接导致了美元的贬值,自动削减和消灭了美国债务。“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美国尼克松时期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一语道破天机。国际货币体系的许多职能集中在一种主权国家货币上，容易使国际货币体系遭受到源自异质性冲击或该国政策决定（该政策决定可能不适合于世界其余国家）的影响（周小川，2009）。在这样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全世界人民为美国的债务买单。自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危机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积累了巨大数量的外汇储备，作为应对未来危机的自我保护。美元贬值直接导致外汇储备缩水和持有的国债收益率下降，新兴经济体作为债权人权益被严重“稀释”而陷入财富管理的困境。

（二）主要货币汇率大幅波动导致新兴经济体承担过多风险，易诱发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近几年国际金融市场上主要国际货币汇率波动幅度不断加大，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正借助债务货币化转嫁危机，相继进行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全球汇率战的迹象明显。大幅波动的汇率使得国际货币体系非常不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的许多职能都集中在一种或两种货币上导致了汇率风险在国际货币发行方（发达经济体）与面临大部分风险的其他国家（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分担极不均匀。新兴经济体在对外交易中长期依赖储备货币计价、结算、借贷和投资，其经济与金融发展的依附性，只能被动的选择盯住美元等少数几种货币的盯住汇率制，汇率缺乏弹性，且极具脆弱。在汇率调节过程中，发达国家仅考虑自己国家的情况调节汇率，使得实行钉住制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水平很难反映其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汇率由经济状况决定并调节经济发展的效果也大打折扣，货币错配带来的汇率和资产风险不可避免。储备货币大国之间汇率的频繁变动不仅严重影响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正常进行,而且带动了其他国家汇率的剧烈波动，从而诱发了这些国家的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蒙代尔（1999）认为,现行国际汇率制度是导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主要国际货币汇率的过度波动诱发了新兴经济体国家汇率的过度波动,汇率的过度波动又助长了外汇投机活动对这些国家的冲击。由于受汇率冲击的影响,拉美和亚洲新兴国家先后发生债务危机（20世纪80年代）和货币危机（1997-1998）,造成了经济的发展困难和社会的动荡不安。#p#分页标题#e#

（三）国际热钱流动加速，冲击新兴经济体

随着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资本频繁流动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新兴经济体由于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加上本国金融市场的开放，成为热钱主要冲击对象。根据追踪全球资本流向的调查机构ERFR近期的报告，2010年流向新兴经济体的热钱总额达到3780亿美元的高峰。从流向地区进一步分析，超过60%的热钱流入了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地区，依次为拉美(20%)、非洲及中东(17%)、东欧(3%)等地。2011年流入新兴经济体的热钱规模高达3600亿美元左右，大大超出2004年至2007年期间的热钱流入规模，新兴经济体普遍都面临“热钱压境”的风险。然而在2012年，由于欧债危机恶化、全球去杠杆化程度持续加深以及新兴经济体自身经济减速，新兴经济体再次出现了一波资本外流潮，MSCI新兴市场指数在今年二季度下跌了8.79%，值得关注的是，本轮资本外流潮引发了新兴经济体货币大幅贬值，特别是金砖国家一改本币坚挺的繁荣景向，掉头成为新兴市场的领跌货币。大量短期资本跨境流动会带来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风险，增加了脆弱性并在各国之间传递冲击。由于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运行和金融体系内在的脆弱性，不但容易遭受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并且这种外部冲击带来的后果往往也较为严重。这表现在：第一，热钱的进出会加剧新兴经济体国家汇率的波动，增加了汇率风险。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普遍不发达，缺乏对汇率风险对冲的工具。热钱的流入将会使本币在短期内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直接打击出口，对国民经济造成很大冲击，而热钱流出又会使货币急剧贬值，甚至诱发货币危机。第二，大量热钱进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容易推高大宗商品价格，使新兴经济体面临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2011年，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持续走高，10月份甚至高达6.2%；巴西、印度、俄罗斯、越南等“新钻国家”通胀率也都在7%以上。第三，热钱进入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导致资产泡沫膨胀，造成投资和消费结构扭曲，一旦国际热钱套利退出，资产价格暴跌甚至资产泡沫破灭将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最后，跨境资金的进出会严重干扰新兴经济体宏观政策的实施，制约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增加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例如一方面为抑制通胀而加息，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利息差越来越大，又进一步刺激国际热钱流入，造成更大的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从而导致加息的效果南辕北辙。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对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规模和结构有重大影响。但是，调整巨额资本流入和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资本流动逆转的责任和风险通常依赖于资金接收国即新兴经济体。目前还没有一个可以解决跨境资本流动的全球通用框架。现有解决跨境资本流动的框架主要是区域性的和双边的，并且无法从全球稳定的角度来解决。由于各国国内监管规则之间的差异而催生的监管套利，顺周期性，从众行为（羊群行为），风险蔓延，所有这些结果都使跨境资本流动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不稳定影响。

新兴经济体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诉求

（一）在国际金融组织话语权的诉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中心舞台，但一直由少数国家主导，新兴经济体缺乏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首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配的特别提款权（SDR）具有非均衡性。自1969年创设至今，SDR分配次数寥寥，现有的SDR不到全球储备的4%，作用相当有限。30个发达经济体占据了SDR分配总额的69%，其中美国一国就占了近四分之一，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有31%。近几年，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但SDR僵硬的不规则的分配机制并没有反映出这种经济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的份额和相应的SDR严重被低估(如图3所示)。另外，SDR的定值仅仅依靠四种货币（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美元在SDR中的权重依然很大（占44%），这在本质上没有改变主权信用货币仍然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现状。同时，定值货币的权重没有将部分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货币纳入其中，从而缺乏代表性。其次，从投票权上看，美国拥有IMF16.7%的投票权，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也拥有30%以上的投票权，而广大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只有39%的投票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下，任何一项重要决议都要获得85%的投票权的同意才能通过，因此美国与欧盟实际上掌握着一票否决权。这意味着IMF对发达国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监督，若在合理的制度框架下,此次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早就应该受到警告和约束,但显然IMF根本约束不了美国,只能约束发展中国家。Stiglitz（2006）认为负责制定决策的国际金融机构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他们是不民主和不透明的。现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难以反映大多数成员国的利益，存在严重的代表性不足。由于代表性不足，直接导致这些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的有效性欠缺。增强IMF的代表性以改善IMF治理的有效性是IMF改革的关键。2010年10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在韩国庆州会议达成份额改革历史性协议。首先，发达国家向代表性过低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超过6%的投票权，使后者总体份额升至42.29%；其次，欧洲国家将让出两个执董席位给发展中国家；再次，“金砖四国”的份额都将有所提升，全部进入前十名；最后，中国持有份额将从现在的3.72%升至6.39%，成为IMF第三大股东国。这一协议要到2012年IMF年度会议上确认才能生效。在世界银行集团治理改革上，2010年4月，世界银行集团决定将投票权转移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逐步实现公平权。改革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增加了4.59个百分点（自2008年以来），增至47.19%；金融公司增加了6.07个百分点，增至39.48%；开发协会增加了约6个百分点，增至45.59%。新兴经济体应联合发展中国家利用这次机会，技巧性地在关键问题上与发达国家博弈，不断提高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重要问题上的影响力。

（二）多元化货币体系的诉求

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在国际交易中的有限作用与其在全球经济中日益增长的权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特里芬”难题。即依靠一国或少数国家的货币来作为国际货币储备的主要组成，并以此来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这样的体系是不健全的、脆弱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么国际储备的增长无法保证，要么人们对储备货币的信心丧失，最终都将导致该体系的崩溃。2009年我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建立超国家的国际储备货币,并表示要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的讨论。许多国家对中国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都表示支持,如俄罗斯、巴西和联合国等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国际组织赞同中国的建议。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建立超国家的国际储备货币还将是漫长的一个过程。目前最现实的选择是增加一个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加入到储备货币中。Frankel(2008)、Eichengreen(2009)，Frankel(2009)、Dailami和Masson(2009)、Chinn和Frankel(2008)及黄益平（2009）等等认为国际货币体系将从美元本位体系走向多元货币体系，多元货币体系的构想中几乎都包括了美元、欧元、SDR和部分新兴国家货币代表如人民币。从当前国际货币格局和实施难度看，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是一个好的选择，形成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等主权货币之间的多边制衡体系，有利于控制美元滥发、约束美元霸权，全球经济结构才能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p#分页标题#e#

（三）建立全球统一的监管体系的诉求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全球化”与“监管体制非全球化”之间的不匹配。一方面，当前金融体系和金融交易在多个维度产生扭曲：各类场外金融产品以及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特殊目的实体（SPV）等类银行金融机构(near-banken-tities)发展迅速，金融系统变得高度复杂和不透明，过度杠杆化，流动性风险被低估，大型金融机构“大而不倒”，出现了道德风险等等。另一方面，现行金融监管模式滞后于金融创新的实践。在现行监管模式下，传统金融机构和传统金融产品接受较为严格的监管，而类银行金融机构和场外金融产品受到的监管较为松散甚至缺失。此外，不同类型和不同地区的金融机构和不同的产品面临不同的监管规则和制度，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即使从事同类业务，也因为监管机构不同，受到监管的标准高低不一，加上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配合与协调不足，为监管套利创造了空间；在监管理念上，部分发达国家过分相信市场，认为“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忽视了在资本逐利动机下隐藏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在国际合作方面，由于缺乏统一的监管标准和信息交换的平台与机制，监管者对国际性金融机构的跨境活动，尤其是国际资本流动，缺乏了解。相关国际组织一直以来只是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宏观经济监测，尤其是关注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问题，但在监管全球资本流动上的作用不足。有效的金融监管是防范金融风险最有力的外部约束力量。建立全球统一的监管体系，构建全球金融稳定框架成为各国的共同诉求，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目前看来，尽管在国际上建立全球或者区域性的统一监管组织还不现实，但各国监管机构应努力通过国际多边组织等共同推进监管原则，加强监管合作和监管信息的共享，特别是危机预警系统、对冲基金监管、国际金融机构的跨境活动，都将是未来一个时期国际监管合作的重点。新兴经济体应积极在国际金融监管领域发出声音，对全球监管标准的确立表达诉求。

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中的具体策略

国际货币体系结构应当与货币大国的经济实力结构基本统一，才能维持持续的平衡。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根本取决于大国经济实力对比的逆转，但由于转化成本巨大，国际货币体系结构的变迁通常滞后于大国经济实力的变迁，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调整过程。在此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应当联合起来，发出共同的声音，强化内部磋商机制，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配合和协调，进一步加强经济金融合作。

（一）强化新兴经济体国家之间尤其是“金砖五国”经济金融的务实合作

首先，加强新兴经济体国家间的经贸合作。新兴经济体国家要减少美元资产和美国债券投资，就需转向相互之间的股权投资和产业投资，加大相互之间在海外兼并、海外市场拓展、技术升级、资源能源收购、知识产权等项目的重点支持，加强储备资产的相互投资，从而改变储备资产流向发达经济体债券的局面；其次，加强新兴经济体国家间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建立新兴经济体集团内的主权货币结算制度，加快推动各国主权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允许金砖五国国家间货币作为结算和投资货币，允许对方货币在境内结汇为本币，允许对方的机构在境内开设本币账户，允许各自的企业到对方国家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共同建立起新兴经济体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再次，要大力推动新兴经济体间的汇率协商及联动机制。积极推动各国货币的市场交易，提高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外汇市场中的交易份额，扩大金融开放，逐步放弃盯住美元，促进更有弹性的浮动汇率机制形成，降低美元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最后，新兴经济体应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管合作，促进资本在区域之间的合理有序流动。

（二）倡导储备货币多元化，推动主要大国本币进入储备货币体系

建立货币进入和淘汰制度。设立新进入门槛，单个国家符合要求的，其主权货币可以自动进入储备货币。例如，凡区域经济或国家经济占全球GDP的比重连续三年达到10%，这一区域可以推举一种货币自动进入储备货币；单个国家GDP的比重达到2%以上的，其主权货币可以自动进入储备货币；对不符合要求的储备货币，在下个调整周期内仍不能改善条件的，要求其按照规则退出储备货币。这一主张的目的是促进主权货币争当储备货币，促进储备货币国家对国际金融稳定承担责任，保持本币汇率和金融稳定，同时为主要的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进入储备货币做准备。

（三）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

全球金融经济范文6

关键词：金融危机；科创板；海外并购；策略研究

受2007年8月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欧盟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面临巨大的挑战。在这场危机中，很多过度投资次贷金融衍生品的公司与机构都濒临倒闭的边缘，并导致了严重的信贷紧缩局面。次年9月，直到雷曼兄弟的破产与美林公司被收购，全球性金融危机开始全面爆发。此后危机蔓延迅速，2009年美国实际的GDP降低了2.5%，创二战以来最低纪录。部分国家具有较强的应对能力，勉强在此次未击中可以保持经济的稳定；但和美国有着密切经贸联系的国家却不能幸免，经济纷纷陷入衰退的行列中。此次金融危机不仅通过贸易体现出其巨大的破坏性，在金融货币层面也体现出来，而且并不亚于前者。为顺利走出这场危机，美国实行极度的量化宽松政策，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基金利率调至接近于零，大量的货币被注入到市场当中。国际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各国纷纷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应对这场全球性的灾难。

一、国际金融危机指标分析及预测

（一）金融危机指标分析

金融领域内全部或大部分的金融指标急剧恶化，并对相关国家或地区乃至全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造成或大或小的危害，就标志着金融危机的出现。金融危机主要表现在：股市的暴跌、资本的外逃、银行信贷关系遭的破坏、以及货币大幅贬值与通胀等。根据BusinessInsider的报道，2018年3月29号下午，2年期与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之差缩减至47个基点，创2007年10月以来的最低纪录。短期与长期债券收益率之差，即所谓的期限利差。期限利差的收窄意味着收益率曲线趋平，如果短期国债收益率高于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就会发生收益率曲线倒置的情况，而收益率曲线倒置通常是一种经济进入衰退期的信号和警示，因为倒置表明从长期来看的话投资者预期投资收益会大幅度下降，未来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历史经验表明，收益率曲线倒置发生后的经济状况都会大幅度衰退。在过去的60年中，几乎每次经济发生衰退之前，收益率曲线都会有倒置的情况出现。一般意义上来讲，导致收益率出现倒挂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方面就是金融危机以来，欧洲-日本-中国等国家经济持续宽松，以至于长期美债具有相对较大的吸引力，长期美债在投资者的追捧下价格也不断上涨，从而相应的收益率就会下降。最重要的是另一个方面，———投资者对未来经济的走势并不怎么看好，以至于不断下调经济增长的预期来调整。一旦经济发生衰退，股市就会大幅度下跌，公司债券的违约风险也将逐渐加大，同样的道理，长期美债在投资者的追捧下价格也不断上涨，从而相应的收益率就会下降。

（二）美国金融危机预测

（2020）历史数据证明，2年期与10年期美债收益率倒挂已经成为美国经济衰退的信号和标志。自1950年至今，美债市场总共有9次发生收益率倒挂现象，与此同时，收益率倒挂发生后经济衰退的持续间为15-36个月不等。根据数据显示，仅1989年以来就发生了四次收益率倒挂现象，即海湾战争（1990）、亚洲金融危机（1998）、美国科技互联网泡沫破裂（2000）、国际金融危机（2008）。从历次倒挂的经验和数据来看，只有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短暂的倒挂，其他周期都比较长。一般来说，倒挂现象发生3~6个月后，经济就会慢慢进入衰退期。根据以往经验和数据分析，目前又有发生收益率倒挂现象的趋势，经过本次倒挂后，美国经济可能会在2019年初步入衰退，新一轮的金融危机很有可能在2020年到来。

二、科创板当前应用发展形势分析

科技创新板，即科技创新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于2015年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正式设立。该板块主要服务的对象是那些尚未建立起成熟运营机制但又具有发展前景、科技活力和创新性特征的中小企业。为了使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更加完善，提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其市场是不依赖于主板市场的独立的新设场内市场，为科创企业的发展打造和提供了更大更好的平台。科创板的推出不是对以往主板市场简单的补充和重复，它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使命。科创板的设立使得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更加完善，而且对科创企业的包容性也大大提升，也正因为如此，其服务科技创新的能力大大增强，资源配置的效率也迅速提升。科创板及注册制作为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先驱”，同时也是我国资本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举措。主要有三大助推作用：一是助推国家“科创引领发展”战略发展。以前生产要素主要是以是土地、基础设施等不动产为主，而现在则强调技术、人才、品牌等的价值；二是上海作为国家的科创试验中心，具有很多发展资本市场先行先试的条件和基础，科创板的推出就是对资本市场先行先试的一项具体行动上的落实；三是助推我国资本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与发展。科创板在激发资本市场活力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毫无疑问，科创板的设立会占用和分走一部分市场资金，但也并不是全无好处，科创板的设立也会对股市带来一定的好处：一是科创板有利于蓝筹板块，反过来这些品种可以成稀缺资源来进一步稳定大盘；二是科创板导致市场小盘股的估值水平不断降低，对于个股的炒作将带来前所未有的估值压力；三是整整一个板的开发使得目前主板市场的IPO得到很好的缓解，不用再急于推进常态化！当前来看，科创板主要通过高新技术以及市场的需求来服务于科技创新企业，其中新能源、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也正逐渐被纳入其中。在所述产业领域内高新技术产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有一点非常值得一提，以前在市场上根本没有按预期要求达成盈利目标的中小型创新型企业，也将有机会在科创板上市了。从长期来看的话，技术创新和投资者回报之间的平衡点不是通过人为的方式去设定的，而是要交给市场规则去评判，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权威、公平、公正的结果，科创板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找到了二者的平衡点。

三、金融危机下中国应对策略研究

近年来，我国经济不断高速发展，在此背景下我国金融领域的风险问题也在不断地加剧。倘若无法及时针对金融风险采取合理的防治措施，我国也会不可避免的发生金融危机，从而对经济带来严重的破坏，甚至波及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基于此，各相关负责人应该对我国当前的金融风险问题进行全面的探讨，并结合当前科创板的热潮，借鉴2008年金融危机的收购形式提出针对性的有效策略。

（一）金融危机下的中国企业兼并收购分析

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灾难，使得全球经济增速骤降，全球并购的数量与规模大幅缩水。2008年，全球并购的数量为31500，而次年上半年数量仅有13000。就全球跨国并购来讲，2008年其规模下降到3.3万亿元，次年继续下降至2.4万亿元。两年分别同比下降31.25%、27.27%。在全球企业并购处于低迷期的时候，对中国企业来讲确是一种巨大的机遇，中国企业抓住历史的机遇纷纷选择走出国门，于是掀起了“海外并购”的浪潮。图2反映的是2006-2011年来中国海外并购、国内并购、外资并购交易量变化形势。分析可知，跨国并购数目在金融危机期间大幅下跌，尤其在2008年，跨国并购交易量以及交易额都回落至当期最低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在短时间内死而复生，而且保持连续的增长态势，说明金融危机对于中国企业的并购影响不大。

（二）金融危机下中国企业应采取的策略

1.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应该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往金融服务等领域扩展，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大力并购海外资源型企业。应该抓住每次时代赋予中国的机会，以低成本并购更多的海外资源型企业，同时，还要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走向更大的国际化舞台。2.大力扶持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作为活跃国内市场以及推进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当前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扶持少之又少，今后，国家应该在政策上向这方面适当的转变，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3.在“抄底”诱惑面前，资金问题已经不再是并购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而是应该思考金融危机如何使优良资产物超所值，吞并作为并购的第一步是基础的，成败的关键则在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4.就实力而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一员，科创板的设立是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平台，解决了科创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更应该抓住机会，利用科创板聚集的大量资金低价收购美国公司，并从中获取他们的科技和技术。

四、结语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发展，中国与世界密不可分，积极融入世界已成为大势所趋。海外并购作为中国企业迈向国际化的一条必经之路，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必然选择。在当前“科创板”的浪潮下，中国企业更应积极参与跨国并购，不断推进国际化，当然在此过程中并购所带来的风险也是需要我们去考虑的，从而规避并购的盲目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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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丁辰.金融危机下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J].金融经济,2013(16):12-14.

全球金融经济范文7

关键词：金融风暴；银行；信贷风险

美国在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包括贝尔斯登在内的十几家金融机构宣布破产，第四大投行之一的雷曼兄弟最后也走向了破产，美林银行则被收购，金融风暴就此走向了高潮。在美国金融风暴的席卷下，许多银行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不仅亏损严重，甚至濒临倒闭，并最终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风暴。

1全球金融风暴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

1.1经济增长依赖于外部需求。在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出现了巨大的振荡，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部需求，尤其过于依赖美国、欧盟等国家的出口经济，这两区域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40%。近几年，国内市场的发展速度并不快，居民购买力也有待提升，高投资会带来巨大的产能释放，但国内的购买力无法满足需求，所以只能寻求国外市场[1]。由于外部市场所占份额不断增长，出口额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不断增长，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逐渐形成了外需拉动型经济，其具有独特性。中国需要改变这种经济模式，就要减少外需，但与此同时，中国工厂难免会出现停厂倒闭的现象。

1.2经济创新水平低下。从长期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国经济总体呈现出粗放型增长的形式，技术、原创产品和自主品牌比较匮乏。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是矿石、木材、石油等材料的进口大国，也是玩具、家电、服装等产品的出口大国，可中国却没有掌握应有的国际定价权，往往只能被动接受定价。虽然中国已经位列三大出口国家，但净贸易效益并不理想，物质商品出口顺差需要服务产品逆差来弥补。由于中国缺少自己的品牌、设计和营销渠道，单纯依靠劳动力并不能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无法提升弹性需求，产品的可替代性较高，企业往往很难盈利，更不要说企业积累，许多企业都没有技术改造、扩大生产的能力，所以在外部出现危机的情况下，国内市场几乎没有抵御能力。

1.3缺少金融体系风险规避和止损机制。当前中国金融正不断改革，目前正向市场化、国际化的方向稳定发展，国家主权基金、外汇储备管理机构、企业等都应该走入国际市场，加大对外投资的力度，利用金融杠杆、衍生工具等进行海外投资、对冲交易。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相关的体制和制度还应加强，尤其是金融风险规避止损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同时还要充分认识国际金融市场，合理运用现代金融交易工具，杜绝投机倾向，加强内部控制，如果这些机制缺失，会给外部投资活动带来损失。统计显示，中国外汇储备损失已经在1000亿美金以上，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滞缓的原因之一，不完善的风险防范措施，也是造成中国在金融风暴中受到重创的主要原因。

2全球金融风暴爆发前信贷风险考核的要素

在金融风暴爆发前，信贷风险考核需要涉及的要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借贷人或企业的诚信考核。这是最关键的一项考核要素，即借贷人或企业必须要诚信可靠，具有经营能力，可以按期还贷。通常，银行可以调查借贷人或企业的信用记录，根据其经营现状进行分析，了解企业经营者的年龄、能力、信用记录、守法情况等。为了规避风险，要全面深入地调查，必要时还要对借贷人的团队精神、荣誉奖励等进行调查[2]。综合多个调查结果，对借贷人还贷能力、信用水平进行分析。(2)经营能力或企业发展前景的考核。主要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能力、活力水平进行分析和考核，考核内容包括企业的管理制度、管理手段、销售生产、市场竞争力等，要确保企业具备健全的管理制度、先进的管理手段，可以将生产出的产品及时的销售到市场之中，并且在同类产品中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在此基础上，对企业的发展前景进行分析，确认企业是否会呈现出经营规模、利润逐年上涨的趋势，企业财务是否可以稳健地发展，在确认之后才可以考虑是否为企业提供信贷服务。如果企业经营不善、能力不足，很有可能无法还贷，进而带来巨大的信贷风险。(3)资本考核。在衡量一个企业的财力水平时，需要根据企业资本进行衡量。同样的，分析贷款金额大小时，也要根据企业的资本进行分析和考核。如果企业具有雄厚的资本，则说明企业具有强健的物质基础，可以抵抗一定的风险，也具有较高的还贷能力。所以，在对企业进行信用分析时，一定要对企业的资本规模、负债比率进行调查，充分了解企业的资本水平，避免信贷风险的增加。(4)资产抵押考核。资产可以用于贷款担保，在贷款申请的过程中，也可能由其他企业进行担保。担保抵押的风险相对较小，信贷资产比较安全。在进行分析时，要对担保抵押的手续进行全面的检查与分析，确保手续齐全，具有担保抵押的资格。要对抵押品进行准确的估值，确保产品没有任何出售问题，同时也要调查担保人的信誉度，确保担保人诚信可靠。(5)经济环境考核。任何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都会受到经济大环境的影响，经济环境的整体情况会影响企业的发展前景，甚至对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市场需求等产生影响。所以，在信贷考核过程中，一定要综合考虑经济环境的情况，在经济环境稳定的情况下，企业的还贷能力也会有所保障，反之企业则可能出现破产、亏损等问题，进而出现无法还贷的情况。

3全球金融风暴下银行应对新的信贷风险对策

3.1强化借贷人的诚信考核工作。在金融风暴的影响下，我国银行信贷风险在不断增加，为了控制信贷风险，应该采取科学有效的对策措施，强化信贷风险监控工作，全面提升银行绩效，尽可能将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为此，首先要做好借贷人或企业的诚信考核工作，如果缺少诚信，则信贷风险会大幅度增加。为了提高借贷人或企业诚信考核工作的水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加强对房地产企业的诚信考核工作。因为，在信贷危机中，房地产泡沫是核心原因，也是触发全球金融风暴的关键点[3]。我国房地产市场长期处在价格上涨的趋势下，造成我国房产价格信号失真、资源配置失衡等问题。房产价格如果出现大幅的波动，很有可能带来巨大的信贷风险，我国部分房地产企业已经出现销售额负增长的情况，银行同样也需要面对房地产行业的信贷风险，所以要多加注意；其次，金融风暴不仅范围较大，且影响较深，其对实质经济会造成多大的影响难以预料。所以，银行要建立相应的诚信评价体系，依靠完善的体系和管理办法来应对金融危机问题[4]；再次，完善信用监控体系，采取有效的监控和预警措施，掌握借贷企业的账款来往情况，调查企业的偿付能力、信用水平，准确鉴别虚假信息，避免受到蒙骗；最后，在金融危机下，采集新的诚信评价信息，可以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建立诚信管理系统，全面提升诚信评价的准确性，并及时进行信息反馈[5]。

3.2强化对信贷企业经营能力的考核。根据当前的经济发展趋势，要对企业前景进行辩证性的分析，然后根据分析结果决定是否放贷以及确认放贷金额，这也是构建风险防火墙的一种方式[6]。从宏观经济环境的角度出发，要充分掌握金融风暴的影响范围和影响深度，了解企业受金融风暴的影响程度，以此确认信用额度，使信贷组合管理更加优化。尤其要加强出口企业经营能力的监控工作，避免企业受到出口增长回落的负面影响，加之其他负面因素的影响，包括资本市场不景气、利润回落等，企业资金链会变得十分紧张，市场自主性投资需求随之变弱，中国经济大幅下滑，银行对信贷企业不良资产风险则会呈现上升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控制风险，应该定期对信贷企业的经营情况进行调查和分析，并及时进行结果反馈。

3.3加强企业资本规模的动态监控。在衡量贷款金额时，一定要依据企业的资本情况，风险管理要围绕着价值创造展开[7]。银行要对借贷企业进行密切地关注，尤其在企业资本规模和负债比率出现变化的情况下，由于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资本结构也会发生变化，进而出现资金成本、财务风险等问题，对公司的市场价值造成影响。根据当前的宏观环境，对企业短期偿债能力进行调查和考核，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对企业的财务弹性进行有效地揭示，确认企业的资金流动性是否良好，以及企业是否具备及时偿付债务的能力，确认后才能判断是否对企业放贷。

3.4全面落实授信审批条件。在全球金融风暴的环境下，国内市场环境随之产生动荡，资产价格出现大幅度的波动，许多商业银行贷款预进行各类高位资产投资。应该加强对借贷企业资金用途的监控，避免借贷人将信贷资金的用途转移。在借贷人使用贷款的过程中，经营单位要根据相应的管理规定进行审查和签批，要完善签批台账，借贷人也要配合审批工作提供相应的购销合同或发票等证明，确保用途资料的充足全面，这样才能做出准确的分析。

3.5密切关注担保企业的经营情况。在金融风暴的影响下，许多企业的盈利能力普遍降低，亏损的可能性随之增加。有些企业互相担保，却依然连续倒闭，进而带来巨大的信贷风险。所以，要对企业财务指标的变化情况进行密切的关注，排查各类信贷风险，加大对市场前景好、应力能力强、资金周转困难的企业的支持。如果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情况，可以依靠政府救助，同时考虑企业发展、法人信用等要素，进行有效地沟通和配合，全面化解风险问题。

4结语

综上所述，金融风暴是全球性的经济问题，为了防范金融风暴下出现的新的信贷风险，我国银行行政机构应该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注重强化金融信贷监管，减少不良信贷，然后再开展其他工作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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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经济范文8

[关键词]香港；金融业；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

香港自开埠以来，其现代金融业快速发展，二战后十余年便成长为地区性的金融中心。而后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禀赋、完善成熟的金融制度以及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时代红利，香港金融业务规模不断增长，并逐步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2020年港区国安法的出台，为香港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繁荣奠定了法律基础。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异质性角度出发，纵向结合其发展沿革，横向比较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分析香港新常态下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变化，并对未来趋势提出展望与建议。

一、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由来与特点

香港金融业的发展可以追溯至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国侵占了中国香港并将其作为转口贸易港使用，在交易结算需求的推动下，渣打银行、汇丰银行等外资银行开始进入香港，随后香港首个证券交易所于1891年宣告成立。在二战时，上海的沦陷导致大批银行家和商人选择南下，并使得香港获得了新一轮资本的注入，也成为香港战后经济及金融业发展的基础。得益于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融资结算等金融业务需求开始增长，商业银行数量由50年代的29家增长至60年代的73家，并且股市交易额一度突破十亿元大关。60年代末开始，为应对贸易竞争并促进产业升级，香港再一次进入了金融自由化时代，先后取消了外汇管制与利息税，放开黄金进出口，解除了银行新增牌照冻结政策。一系列政策使得香港实现了资本进出自由。截至1984年，香港共有银行140家，分支机构1407家，其中，外资银行占比超70%①。1986年，香港原有的四家交易所合并，成立了香港联合交易所，并成为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的正式成员。随着香港金融体系日趋成熟，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基本形成[1]。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不久，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受益于香港金融管理局及中央政府共逾两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给予的支持，香港得以平稳度过危机，这极大提振了投资者对香港金融市场的信心，进一步巩固了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大陆与香港之间在经济与金融方面的联系不断加深。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正式开始实施，促使内地与香港在经济金融上的联系日趋紧密，其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深化。在国内经济，特别是制造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外贸与金融专业服务需求应声而起，而香港所拥有的经验及配套政策制度则使其能够快速承接这些需求。同时伴随着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发展趋势，香港也成为了对外融资的首选平台。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底，内地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5806.60亿元，其中对香港的直接投资存量便达14385.31亿元，占比逾55%。在融资端，参考2021年12月31日收盘数据，在香港证券市场交易的公司共有2584家，总市值约585408亿元港币。其中，中资公司1209家，总市值达418447亿元港币，数量占比近半数，市值占比超70%，体现了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的紧密结合，息息相关。通过回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其形成与发展的原因主要可归结为四大因素：首先是其具备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香港位于亚洲中心，面向南海，利于通商。维多利亚港水深且常年无冰，便于货船往来。正是这一天时地利，使得香港在发展初期便拥有了极大的贸易结算需求，并吸引大批外资银行前往，并成为了其金融业发展的启动器。第二点原因是受益于内地工业发展及改革开放的时代红利。香港的发展与内地密不可分。在内地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的背景下，香港对外成为了配置中国内地优质资产的中转站，对内地则成为了对外融资的绝佳平台。第三点原因，在于成熟且自由的金融制度。自70年代以后，并着力于金融市场开放、保障资金自由流动。并且多次获得“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之称，进而吸引大量国内国际资本进入。原因之四是香港享有“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更为国际与内地企业资本的进入提供了便利。一系列经济和金融数据显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短期，受到一定事件带来不确定性提升的影响，会出现一定波动。但在长期，获益于中央政府坚实有力的支持政策及其自身成熟的市场调节经验，金融业表现出了强大的韧性，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具有优势。从来自监管机构、证券市场及银行业的直接数据，到来自市场调查机构、评级公司等第三方机构的间接评估，均可以体现这一观点。在香港完善、灵活的金融体制以及背靠内地、互联互通的支撑之下，港股依然具有韧性。2019年香港联交所近十年来第六次成为全球首次公开募资金额排行榜首位，自九月后，香港证券市场上市活动明显转暖，并且第四季度的上市公司数目达到历年最多。根据香港交易所2019年年度报告披露数据，当年首次公开募股市场集资总额达3142亿港币，同比上升9%，处于全球首位。而从上市公司数量上，当年有168家主板公司在港上市，同比增17%。沪深港通同样展现亮眼成绩，北向交易平均成交金额达人民币417亿元/日，同比上升104％。债券通平均每日成交金额亦达10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197％。在不确定因素冲击下，香港金融市场依然是境内外资本配置往来的优先选择。受益于包括“港版国安法”落地，香港市场20年首次公开募股金额再创新高，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创2010年以来新高。伴随内地融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及资本市场建设区域完善，包括北京证券交易所建立、注册制试点等政策将对香港证券交易所的部分职能起到替代作用。相较于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则更加敏感。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及各地金融监管部门数据，香港在2018年以前长期处于全球外汇交易量第三名的地位②，这一排名维持了十余年。2019年，香港外汇交易市场规模受到大幅冲击，其中大量交易转移到了同样为自由市场经济的新加坡。当年新加坡日均外汇交易量飙升至6399亿美元，相较于香港6320亿美元的交易量高出约1.25%。在货币市场上，为满足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外向型经济体系需求，联系汇率制度作为香港金融稳定的支柱，保持其正常运行，是香港金融管理局的首要货币政策目标。监管披露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中国香港外汇储备资产达到4413亿美元，同比增长近4%。而2020年在疫情影响下，全球避险情绪高涨，香港金融管理局应银行要求，共沽出3,835亿港元，并使汇率在7.75港元/美元水平上维持了稳定。外汇基金的庞大财政资源和香港稳健的银行体系，充分保障了香港的货币及金融的长期稳定。修例风波发生前后的2018、2019与2020三年增长率分别为4.01%、3.38%与3.73%，2021年前三季度同比增长率更是达到了5.56%，显示出香港金融业正在摆脱外部事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且依然具有很强的增长潜力。而从比重上看，2020年香港金融及保险业生产总值超6000亿港币，于2018年对比，其在总体经济所占比重由19.44%提升至22.57%，在五大国际金融中心③中居首位，进一步体现了金融业在香港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并未受到影响。如市场调查公司及评级公司等第三方机构，同样传达着相同的信号，即中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短期内的确受到了冲击，但伴随局势的趋稳，未来展望依旧乐观。其中较为常用的衡量金融国际化程度的是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与英国Z/Yen集团共同测算并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在香港“修例风波”前（2019年3月），中国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中位居前三，仅低于纽约和伦敦。而在同年9月的第26期指数中，纽约、伦敦、中国香港虽仍然占据前三位置，但评分均出现了不同程度下降。随着“港版国安法”的落实，中国香港经济社会运转恢复稳定，再次回归到了全球第三的位置。伴随香港特区社会恢复繁荣与稳定，有利于稳定投资者信心，进一步吸引全球各地的更多投资者赴港营商投资，中国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前景依然乐观。香港强大的公共财政管理能力、强劲的经济韧性以及较高的人均收入均支撑了香港的信用等级，依然保持了AA－的良好评级，且展望稳定。阿里巴巴等诸多中国大型科技创新企业，选择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募资，进一步凸显了香港特区作为中国内地企业境外融资中心的重要地位。这一地位与中国香港地缘优势将有望获得进一步巩固。同时如存款、在香港特区注册公司数量、就业与签证等多维度数据显示出香港作为全球商业中心，地位并未受到明显削弱。加之作为香港特区经济制度、简单税制及低税率均未改变，因而其对内作为大陆企业离岸融资窗口，对外作为外国企业开展业务的重要基地的功能将长期持续。

二、香港特区金融业未来发展趋势香港应积极考虑更好地融入大湾区建设，继续发挥自身便利作用，吸引中资企业赴港上市等。

（一）发挥自身优势，证券市场前景光明

根据杨春蕾[2]的测算，香港对内地的贸易依存度正在不断上升，伴随内地港口群近些年的不断发展，香港过往作为内地出口到世界各地转口港的地位受到影响，但香港对内地的外贸依存度却在不断上升，这也体现了香港未来要发展，应更好地融入内地经济发展。在证券市场上，香港改革的步伐仍在继续，进而吸引内地科技型公司赴港上市。包括在互联互通机制的不断完善，加之美国《外国控股公司问责法》的双向作用下，中概股回归港股上市有望成为新的潮流。从2019年开始，港交所施行的新政策包括IPO条件变更、同股不同权公司限制放宽、允许第二上市等，同时恒生指数也将包括同股不同权公司在内的上市公司纳入指数选股范围，并于2020年将阿里巴巴、小米集团等优质互联网科技公司纳入，且几家大型互联网科技公司所占权重超10%。在此趋势下，有望进一步吸引一系列包括这两年热门的科技型和创新驱动公司赴港上市。另一方面， 2020年5月，美国参议院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HFCA法案”），在美上市的中概股面临的退市压力不断增大，这也会推动更多中国企业以香港为境外融资的窗口，返港上市。

（二）“十四五”+“粤港澳”助力，金融发展迎来新机遇

2019年出台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将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定位为中心城市，香港则在其中承担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2021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规划纲要中再次提到要支持香港进一步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而2020年五月所的《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中，也明确了香港在金融领域当中的地位，即“发挥香港在金融领域的引领带动作用，强化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打造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平台，为内地企业走出去提供投融资和咨询等服务”，“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支持香港开发更多离岸人民币、大宗商品及其他风险管理工具。逐步扩大粤港澳大湾区内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和范围，推动人民币在粤港澳大湾区跨境便利流通和兑换”。一系列文件的出台，均从顶层设计上给予了香港更大的发展空间，有利于进一步整合资源，进而促进金融产业转型升级，朝高端发展不断迈进。香港与内地，无论是在金融还是经济关系上，都是紧密联系的。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最根本是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与社会的长治久安。在这一前提下，国际资本可以利用中国香港成熟且灵活的制度进入中国内地市场，而内地资本同样可以通过香港特区这一开放窗口走向世界。在此背景下，香港未来发展的重点或将从原先的内地融资中心，逐步向内地的全球资产定价中心、内地的全球财富管理中心与领先的离岸风险管理中心等三个全新中心转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香港在此功能的发展商具有先天优势，包括金融市场更为灵活，具有多样化的人民币计价投资产品与风险管理产品；能够在开放且可控范围内提供人民币与国际接轨的条件；相较全球其他主要交易所，香港能够为人民币证券提供更充裕的流动性；借力于深港通与债券通，全球投资者能够获得更多选择，推动香港形成发达的人民币产品生态。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开信息，在未来也将施行包括“债券通”、“南向通”；发展人民币债券指数挂钩产品等一系列措施，推动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建设。财富管理中心：在《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在未来探索建立跨境理财通机制，即支持大湾区内地居民通过该机制购买港澳银行所售理财产品，同时支持港澳居民购买内地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加之香港金融管理局在2020年年度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将联同各政府部门与业界实施相关措施，营造有利环境。伴随政策落地，未来香港资产管理行业有极大可能吸引大量资金，同时大湾区内地居民配置国际资产渠道将进一步拓宽，进而建立起香港财富管理中心地位。风险管理枢纽：近年来，香港着力发展股票衍生品与结构性产品，衍生产品可选范围不断扩大。如香港期交所于2020年与明晟公司签订授权协议，推出或计划推出一系列以MSCI为基础的亚洲及新兴市场指数衍生产品，加之香港原有的恒生指数期货期权产品，使得中国香港在亚洲甚至国际衍生产品中心和风险管理枢纽的竞争中颇具优势。

（三）区域合作，国际发展迎来新空间

过往开放的历史赋予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能够将中国与海外进行有机的连接。在经济方面，香港始终是内地吸引外资的最大来源地，也是内地资金走向国际的中转站。近年来，中国香港在外商直接投资内地中占比始终在70%左右，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中有近60%投资至香港或经由香港投资至其他地区。中国香港是全球英美法系区域中唯一使用中英双语的地区，能够为国际与内地企业提供司法体制便利，进而赢得国际资本的青睐。在实践中，“一带一路”建设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签署，能够在未来数十年，为香港金融市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香港一方面可以作为“一带一路”投资过程中的支点，进而撬动国际资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同时香港已深度融入了国际资本市场，能够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资金，在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基础上，解决“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人民币结算问题，满足不同主体对人民币的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成为“超级联系人”。此外，RCEP已成为全球覆盖人口最多、经济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协定。而中国香港与其中各国的双边贸易额占其贸易总额的约75%④，这一协定的生效将有望促进香港更加深入参与亚太地区贸易与金融活动。2021年2月，中国香港与东盟十国所签订的自贸与投资协定全面生效，进一步增强了中国香港在东盟地区的金融贸易效能，伴随区域合作不断深入，中国香港金融业有望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三、政策建议

（一）坚持“一国两制”，稳定经济环境

“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是香港所有禀赋优势的基石，也是香港回归后能够取得长足且深远进步的根本原因，也将是未来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4]。在这一大前提下，伴随内地经济的不断发展，香港才能够由数十年前的区域性金融市场，成长为国际金融中心，实现内地与国际的顺利接轨，同时也成为国际机构进入内地市场的首要选择。在未来，坚持“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进一步化解现存风险，解决社会突出矛盾，是香港金融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拥抱内地，开拓新机遇

内地的金融改革正在不断推进，包括股票市场逐步开放，先后取消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与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两者的投资额度限制，并推出科创板与北京证券交易所，进而吸引更多高科技朝阳企业上市。如何在竞争中找寻机遇，发挥香港金融市场的强大韧性，是香港未来发展所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受益于香港“一国两制”地位，在金融监管机构合作商，香港有先天性优势。此外，香港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发挥出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根据支付公司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系统（SWIFT）数据，香港在人民币计价国际交易处理量中占比超75%，占绝对性优势。同时结合中国的CIPS系统开通，香港可将之与人民币离岸中心的活动结合起来，服务于中国和多元化的世界体制，更好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过去，香港依赖内地的改革开放获得了极大的福利，而未来，香港的繁荣也将依赖于内地的繁荣发展，因而香港金融业应当更多着眼于合作与融入。

（三）把握比较优势，抓住创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