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周建波 马亦欣 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一、发现人力资本:问题的提出
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体系建立在以“人”为重心的认识论基础之上,这是全部体系的逻辑起点。晏阳初在论及平民教育的宗旨目的及最后使命时曾说:“今日我国的问题……所谓根本的解决法,在将欲从各种问题的事上去求的时节,先从发生问题的‘人’上去求,因为社会的各种问题,不自发生,自‘人’而生。”[1]P8又说:“假若人民全体或多数,具有解决问题的知识和能力,那就不怕问题之多且难。”[1]P9在1935年举办的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次大会上,晏阳初更于演讲中强调:“乡村运动是民本的,建设是包括科学的技术和内容。”[2]P50即是说,晏阳初将“人”的问题视为乡村建设中关键性的着力点,认为要复兴农村经济必须从“人”入手,而只要能解决好与“人”有关的问题、使“人”具有智识力和改造力,那么乡村建设的成效就可以预见。以人力资本作为解答当时中国农村贫困凋敝问题的关键,既是人力资本问题逐渐进入思想史视野的结果,也是对自近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发展思想进行经验教训总结之后反思得到的结论。上述两个思想来源在晏阳初对乡村建设的思考中都有明确的反映。
就中国近代史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集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的认识的觉醒。钱理群教授曾在一场“知识分子下乡运动的历史考察和现实思考”的讲座中指出,“五四时期,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人的觉醒。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三大发现———儿童的发现、妇女的发现和农民的发现,他们在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中,是没有地位的。”以新文化运动本身而言,它所关注的“人”的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诸多方面,作为一场文化运动其目的也侧重于思想上的解放,但“人的觉醒”这一转变的实质正是对人力资本重要性的重新认识。劳动力是生产力中最具活力的因素,劳动力的思想和素质停滞不前,建设科学民主的现代社会就无法实现。而在所有重新发现的人力资本当中,农民的发现无疑影响最为巨大,正如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所写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层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3]P287-288晏阳初在中外生产水平的对比中发现了劳动者素质的重要,并且怀有对民族复兴的人文热忱。如他在《平民教育》一文中所呼告,“诸君要知道‘民为邦本’的古训,平民是代表我们国家,可是人民居下流的有80%……我们想把中国弄成上流,非我们具有牺牲的精神、服务的精神去提高下流的程度不可。否则缘木求鱼,必不可得。”[1]P3-4而“中国的民族,人数有4万万,在农村生活的,要占80%”,因此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开发和积累自然成为首先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乡村建设运动所要解决的振兴中国、复兴民族的问题,事实上由来已久。自近代以来,寻找中国发展的道路一直是有志之士孜孜以求的愿望,对此所作的思考和探索几经挫折但从未停止过。从洋务运动的失败到维新变法的流产,辛亥革命也并未如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愿建立起资本主义的民主政体,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单纯依靠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或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来谋求民族的复兴是行不通的。从最初的“器物上感觉不足”,到“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在30年代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转变为“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即“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不可”。[2]P287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说,技术进步和制度革命都没能实现预定的发展生产力的目标,究其原因是因为缺少能够与技术进步和管理方式改变相配合的人力资本积累。晏阳初对于这一问题有清楚明确的认识,他曾说“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比任何问题都严重;它的根本性,也比任何问题还根本。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对于其他问题的一切努力和奋斗,结果恐怕是白费力、白牺牲。近数十年来一切的改革建设失败的经验,已经够给我们认识这个问题的根本性与严重性了。”[4]P33从人力资本入手谋求乡村建设的全面改造,正是出于对乡村经济中人力资本瓶颈的正确认识。由“人”出发谋求乡村整体经济的重建,是认识和理解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的关键所在。尽管从未使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术语来表述其思想,但晏阳初实际上以人文色彩的语言阐明了农村人力资本的缺失在农村经济问题中的关键地位,逐步总结出人力资本投资所应涉及的方面,在分析当时中国农村人力资本现状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建立人力资本积累体系的工作。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在改造中国农村、建立新的农村社会问题上的具有时代和实践意义的尝试。
在现代经济学中,人力资本定义为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所谓人力资本都是指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所开发形成的人的各种能力的总和”[5]P63。这种能力是生产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一种资本。从个体角度而言,人力资本指存在于人体之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从群体的角度而言,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群体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素的总和。在晏阳初的理论中,他以其他方式表述了相同的含义,例如在《平民教育概论》中把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和公德心的人称为“整个的人”,以做“整个的人”为教育的目标;在分析农村“愚、贫、弱、私”的四大问题时,涵盖了知识、能力、健康、道德多个方面。晏阳初的整个乡村建设理论体系,在根本上是对农村人力资本问题的探索和求解。
二、研究人力资本:问题的分析
人力资本理论进入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体系,大致是在20世纪的中叶,主要以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贝克尔等为代表。在经济分析中引入人力资本理论,往往能够对某些经济现象做出全新的解释,为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供解答,使经济学理论在分析社会领域问题时更具有启发意义。作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者和主要代表,舒尔茨对农业和教育问题独到而深刻的经济学论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参照,而晏阳初关于乡村建设的理论,在这一问题上体现了异曲同工的经济学思想,并具有贴近当时中国现实的特色。首先是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价值。在人力资本理论中,增长存在依靠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长和不依靠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长,但舒尔茨证明对于现代农业而言,“为了生产丰富的农产品,要求农民获得并具有使用有关土壤、植物、动物和机械的科学知识的技能和知识。”[6]P153对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的状况而言,农民几乎不具有使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准备,也因此导致科学技术无法在广大农村普及推广。晏阳初由中西方生产水平的对比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在与欧洲华工苦力的接触中发现了改变的潜力。他论及华工苦力的学习潜力时说,“我一方面知道他们过的那牛马般的生活,一方面知道他们并不是不能学,只要启发他们,他们就能表现成绩出来。我知道苦力的‘苦’,也知道苦力的‘力’。”[7]P55从这一信念出发,晏阳初开展了一系列投资人力资本的乡村建设实践,事实证明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绩。在1965年晏阳初所作的《关于乡村改造运动的总结》中,晏阳初对乡村建设中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做出了明确评价:“在现代科学技术与农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如果不消除这个差距,占世界人口2/3的农民就永远也不能参与他们本地区、本国的乡村改造,更谈不上参与国际的乡村改造了……消除这种差距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向农民介绍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使他们成为现代化的农民。”[8]P124其次是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涵盖方面。在《论人力资本投资》中,舒尔茨将人力资本投资分为五类:医疗和保健;在职人员培训;正式建立起来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为成年人举办的学习项目(包括多见之于农业的技术推广);个人和家庭适应于变换就业机会的迁移。[9]P9-10在晏阳初的乡村建设体系中,对于人力资本涵盖范围的认识是逐步推进的,但最终形成了一个与舒尔茨的观点有相同之处、但更具有当时时代特征的体系。#p#分页标题#e#
学校教育和非正式的推广课程是最先采用也最为主要的方面,学校式和社会式教育是乡村建设所采用的主要手段;对于健康的关注成为重要环节,建立起适合农村接受水平的乡村卫生保健制度;考虑到当时战乱频仍的国情,提高自卫能力、亦农亦战的训练也成为当时必须开展的一项工作;在进行上述工作的同时,还注意培养民众自发的组织力和团结力。对于人力资本的涵盖方面,晏阳初并没有直接列举,而是通过其分析问题的过程和实践表现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晏阳初所提的“愚、贫、弱、私”四症,隐含了他认为应当提高农民之中教育、技术、健康卫生、组织观念几个方面素质的认识,而在他带领下开展的一系列乡村建设实践,也是基于这一认识划分和展开,从上述几个方面投资于人力资本。再次是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其他收益。在人力资本投资当中,来自医疗保健方面的收益是相对固定的,而来自教育方面的收益则十分微妙。晏阳初以教育为主要手段对乡村人力资本进行投资,除了希望实现改造传统农业、提高生产力、增加农村收入的经济收益之外,还要实现更为广泛的长期收益。其一,教育机构同时负担研究的职能,在教育进行的过程中收集到的反馈能够修正和改进人力资本投资计划和手段,实现良性互动,从而使人力资本投资获得更好的收益率。其二,人力资本投资饱含筛选的过程,即发现和培养有才能的人,这些人能够在未来成为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中的领导者,一方面保证了乡村改造成果的巩固和延续,另一方面能促成乡村建设最终步向民主自治的目标的实现。其三,在通过教育手段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过程中,学校式或家庭式的组织改变了中国农村传统的以家族为基础的组织方式,在农民之中建立起广泛的社会联系、培养出团结协作的意识,这一公德力的培养为建立合作经济组织、设立财政和开展公共事业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三、投资人力资本:问题的解答
在明确了人力资本与乡村建设最终目标之间的相关关系之后,如何在中国农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就是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在实践层面上所要解答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主要体现在以定县实验县为代表的局部乡村建设实践中,即从认识中国农村人力资本现状的基础工作开始,晏阳初逐步建立了一个包含“基础—推广—提升—巩固”四个层面的人力资本积累体系。大致而言,晏阳初所倡导的从人力资本投资入手的乡村建设以调查研究为第一步,即首先深入农村,了解农村的现状、分析人力资本积累的问题所在,为投资计划的开展准备基础;其次,采取表证的方式,即在学校和样本农家先行开展工作、发起生活方式的改变,以榜样的力量来引起民众自发的接受、学习,使投资活动能够顺利普及并形成扩散;随后依靠投资带来的民众人力资本积累,以更高等的教育和不断进行的农业技术研发普及来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再次,投资人力资本的目的是发扬民众的潜伏力而非“授人以鱼”的救济,故而最终通过建立具有自治性质的组织来对人力资本积累进行巩固和维持。
基础层面的工作,是为了解决人力资本投资从哪里开始的问题。晏阳初极为重视调查研究,倡导“实验地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4]P36,号召有知识、有理想的学术专家深入民间与平民共同生活、向平民诚心学习,深入其中调查研究农村最真实的本质问题。晏阳初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误教”与“无教”的区别,他认为,“中国近几十年来教育上最大的错误,在一切制度方法材料多半从东西洋抄袭来的,那工商业发达的国家的都市人的教育,如何能适合尤滞在农业时代的中国社会的需要……所以为实现民族再造的使命而创造的改造生活的教育,断不能不深入乡间从农民实际生活里,去找问题去找材料去求方法来研究实验”[4]P38。在具体实行上,晏阳初等人将平民教育的手段与研究实验的步骤巧妙结合,通过设立平民学校与人民接近探查,开展所谓“探查性质的初步农民教育工作”,形成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定县农村工业调查》等对中国农村状况入木三分的调查报告,平教总会“博士下乡”的风气也一时传为佳话。推广层面的工作,是为了解决如何开展人力资本投资的问题。在深入调查研究、掌握了翔实材料的基础上,晏阳初提出并坚持“从他们所知开始,用他们已有来改造”的原则。如晏阳初所论,“发扬民力,开发民力,改造生活,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但是千头万绪从何开始?我们认为要从平民最迫切的问题入手,从他们所知道并能理解的地方开始,在他们现有的基础上来进行改造。”[10]P147因此晏阳初及其同仁以平民教育扫除文盲为基础,将复杂而高深的知识简单化,将农业科学技术简单化、经济化、实际化,在推行医疗卫生等事业时也充分考虑当时农村的经济承受力和传统观念的接受力,确保生活方式改造的平民化实现,并且注意选择最为经济有效的推广途径。举例而言,在农业科学化上,平教总会秉持只可渐进而不能突变的方针,以土产及土法应用为研究改进的主要材料;在卫生普及上,保健员制度照顾了农村的经济状况,而助产士计划则经实验之后最终决定缓行;通过初级平民学校施行普遍教育、扫除文盲的任务时,晏阳初等人精心选编了具有实用性并适合农民学习的课本和教学法,在三个月的极短时间里就能取得很大的成绩;巡回生计训练学校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灵活性、按照农时教授即学即用的实用技术,导生制则是针对零碎散漫的村落建立平民学校代价太高的问题而创造的独特解决法。
提升层面的工作,是为了解决如何对人力资本进行进一步投资的问题。晏阳初在对乡村建设理论的论述中最为重视的是基础层面人力资本投资的推广,但也涉及完成基础教育之后如何进一步获取知识的问题,其主要思想一方面是在供给层面上推进与农村实践紧密结合的研究实验、持续开发推广新知识新科技,一方面在需求层面上建立社会组织保护和支持民众要求进一步提高的主动性。前者以高校等研究机构与农村生产实践的互动为代表,在研究实验与表证推广之间建立“重复实验”的关系,由表证推广中测证的实验结果指导下一步的研究实验,形成科技知识更新的连锁制度。后者以平民学校毕业同学会为最重要的尝试,同学会以共同参加平民学校因而互相熟识和合作过的农民为核心形成一种继续受教育的团体,推行文艺、公民、卫生、生计多种方面的教育活动。此外,“高级平民学校为毕业于初级平民学校的一部分青年农民所设立,为满足他们向上的要求,进一步传授更具体的关于四大教育的知识能力做主要课程内容”[11]P173,但在具体的乡村建设实践中居于较次要的地位。巩固层面的工作,是为了解决如何维护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村社会进步的成果问题。晏阳初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主要受到现实压力的影响,由于他所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改良主义道路谋求农村的全面改造,他必须在农村现有的社会组织基础上重新建立一个能够保护乡村建设运动成果的制度,主要是建立合作性质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在晏阳初对中国农村所存在的“四症”的分析中,“私”即缺乏道德陶冶和公民训练是中国农民的弊端之一,因此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中尤为注意发扬团结合作的原则。合作的一种表现是经济上的,即“利用合作方式教育农民,组织合作社、自助社等,使农民在破产的农村经济状况下,能得到相当的补救办法”[12]P12,通过合作经济组织解决农民的借贷、购买、运销等问题,使技术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够得到与之匹配的发挥作用的环境。在后期的实践中也有“应用合作的原则,把分散的、原始式的小手工业组织联合起来,做共同之经营。”[11]P143另一种表现是社会上的,即打破原有的个人、家庭相对封闭独立的状态,通过平民学校的开展形成同学会等社会组织,推行家主会、闺女会等教育手段实现家庭之间的沟通和联合,更组织起自卫、修桥、修路等公共事务,在农村中培养领袖、建立自有、自治的组织。由经济上的改变上升到政治上的自治,才能保证乡村建设的成果得到巩固和扩大。#p#分页标题#e#
四、评价
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体系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思潮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其中不仅包括颇为丰富的理论资料,还包括大量经过局部实验获得的经验教训。研究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对于今天中国面对和解决“三农”问题仍有重大的借鉴和启发意义。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核心构建,提出了中国农村“愚、贫、弱、私”四大问题,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既有针对性又相辅相成地加以应对,采用学校式和社会式教育为主要手段培养有文化、有团结精神的“新民”,最终走上自治民主政治的道路。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是人力资本理念与中国农村状况相结合的一次实践,其产生的背景具有时代特征,在详细研究分析中国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情况的基础上建立了“基础—推广—提升—巩固”四个层面的人力资本投资、积累体系。
从积极方面来讲,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对中国农村分析具有一定洞察力、也部分适应于当时的国情,因此通过局部实验的方式开展的乡村建设实践在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建立农村公共卫生保健制度和移风易俗等方面都促成了明显的进步。但是在根本上,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是改良主义的,“以承认现存的社会政治机构为先决条件;对于阻碍中国农村以至阻碍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残余势力之统治,是秋毫无犯的”[13]。晏阳初对于人力资本成为发展瓶颈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要在不改变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前提下依靠人力资本投资实现整个社会的改造,是行不通的。正因如此,乡村建设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导致20世纪30年代农村萧条凋敝的帝国主义农产品倾销、土地分配不均、农民负担过重等问题仍旧得不到解决,使得乡村建设运动的目标未能实现。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在重视农村民众力量的觉醒的同时打土豪、分田地、废除苛捐杂税,最终取得了复兴农村经济的成功。此外,晏阳初在国际乡村建设事业中之所以获得比国内更大的成功,也与国外不存在上述复杂的社会环境问题有关。今日的中国正面临攻克“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历史任务,正确研究、认识和评价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正确对待乡村建设运动的成败得失,有助于我们从中汲取有益的养分,服务于新时期的农村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