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学的精神
关于大学的产生,由古及今,说法不一。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产生于中世纪欧洲社会社团化的过程中,其标志是由司法人员组成的学社的出现和作为知识分子的大学教师团体的形成。用雅可•勒可夫的话说,大学就是由精神的手工业者自发组织起来的一个社团。中世纪大学在欧洲的普及和扩大化促进了欧洲近代文明的发展、创新,同时也奠定了近现代大学的根基,并为其今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1852年,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红衣主教约翰•亨利•纽曼在其所著的《大学的理念》中,表明了那个时代关于大学的经典认识:大学乃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并表明……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1]我国已故教育家孟宪承先生认为:“大学是最高的学府,这不仅仅因为在教育的制度上,它达到了最高的一个阶段;尤其因为在人类运用他的智慧于真善美的探求上,在以这探求所获来谋文化和社会的向上发展上,它代表了人们最高的努力。”[2]德国学者赫尔曼•勒尔斯认为:经典的大学理念(这里指的是1810年威廉•洪堡创建柏林大学时所明确提出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教学与科研统一”的办学思想和教学原则),至今仍是持不同学术立场的学者所能接受和理解的一个理想、完美的理念。大学独立自治、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以及支持它们的通才教育,这一切都是经典的大学理念发展的组成部分,为了有可能用理念论的哲学观点制定内部纪律和培养学术界的精英,必须将上述几个组成部分结合为一体。威廉•洪堡后来对大学理念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他说:“大学的真正成绩应该在于它使学生可能或者说它使学生至少在他一生中有一段时间完全献身于不含任何目的的科学,从而也就是献身于他个人道德与思想上的完善。”这就是说,大学在凸现其确定性和精神气质的同时必须致力于学生道德的完善与思想的铸造。事实上,认识一所大学,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是凸现大学特性和精神气质的大学理念;二是决策、运作大学动态发展和持续创新的大学最高行政长官(即大学校长)。大学理念是一个精神、意识层面的而且凸现合理性的,超然于现实指向于未来,应然与实然相对应的上位性、综合性概念。具体地说,大学理念就是大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基于知识权威和人文信仰的价值和规范体系,以及体现这种价值和规范体系的大学固守其传统、不随波逐流、引领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的独特精神和信仰及知识体系的综合。
作为运作大学动态发展和持续创新的大学最高行政长官———大学校长,他的一切教育主张和行为都会对大学理念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国内外一些在全球享有盛誉的大学往往都与该校的校长有密切的关系。张楚廷教授认为:“大学理念首先是校长的理念,是附着于大学主流文化的理念。”[3]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上,曾经执掌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先生应该是大学理念的真正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之一。诚如美国教育家杜威所言:“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到第二个。”[4]蔡元培先生作为教育总长时亲自制定的《大学令》(1912年),是我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早期文本,这一法令确立了大学“教授高深学问”的宗旨,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的综合性及“教授治校”的“大学自治”制度。蔡先生到北京大学后(1917年)领导的北京大学改革开创了我国近代大学改革之先河,奠定了大学“兼容并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确立了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基本准则和文化内涵。在某种意义上说,蔡元培及其之后一段时间的北京大学在大学“精神”上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蔡元培先生在经历了“威廉•洪堡精神”与“康德哲学”的熏陶、洗礼之后,立足于“科学•理性•实业”救国的信仰,试图把北大办成“最高文化中心”和“知识•文化•信仰•思想”的集散地。当前,国内部分高校在争创世界高水平大学及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应该能从蔡先生那里得到启发。正如张楚廷教授所言:“我们看到,蔡元培先生的理念融入了北大的主流文化。蔡元培先生虽然早已离去,历史的冲刷也有半个多世纪,然而蔡元培的理念却顽强地飘扬在北大上空,有被稀释的时候,有被隆重的时候,却总是鲜艳的。”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管理组织的代表,其教育思想是整个学校教育思想和管理风格的反映。大学校长应该是学校的总设计师和引路人,人们往往通过校长的表现去认识一所大学的原因就在于此。
二、大学教育的价值追求
随着大学自身的历史演变和大学在社会发展历程中角色的不断转换,作为大学基本运行方式和实践活动的大学教育也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表述。一般来说,大学教育就是根据一定的社会现实和受教育者发展的特殊需要,在大学这样的专门教育机构中实施中学后层次的由教师和大学生共同参与的、双边互动的专业化教育实践活动。它的实践和目标设计共同指向人类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教授在题为“对大学教育的一些看法”的演讲中指出,社会多元化以后,大学教育也需要多元化,大学的经营和管理更要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未来的大学教育必须进行双向选择、主动交涉而不是被动适应。他还指出,大学教育的框架一定要有弹性机制,课程设计要注重前瞻性,大学教育的重点是要使学生养成时时学习新事物、新知识的习惯,只有养成这种“学会学习”的习惯,才能终身受益。南开大学原校长母国光院士结合自己十几年来从事大学管理的实践经验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其对大学教育的领悟:“第一,现代大学教育的地位、作用与功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大学正从幕后走向前台,成为经济舞台上的主角。第二,大学教育面临着普及与提高的双重任务,只有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办学,才能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第三,大学是为大学生办的,应为大学生的成长提供必要的氛围,应给大学生更大的选择自由。第四,大学要强化改革意识,以适应教育现代化的要求。第五,大学应当是综合性的,学校建设的核心是搞好学科建设,使学科结构适应社会结构。”[5]在我们看来,大学教育在人类社会存在的任何时候都具有教育性。基于这种教育性和现实的社会实践而努力创造适合现代大学生个性自由发展,适合他们自觉追求真、善、美的成长氛围,促成现代大学生思想、道德和人格上的完善是大学教育最基本的社会属性和价值追求。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洛韦尔先生曾在20世纪30年代初对大学的存在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评价:“大学的存在时间超过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传统、法律的变革和科学思想……在人类的种种创造中,没有任何东西比大学更经受得住漫长的吞没一切的时间历程的考验。”他还说:“大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人们的永恒需要。”[6]人类与社会的永恒需要为大学的永恒存在奠定了基础,大学的存在与可持续发展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始终都保障了人类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因此,在人们的心目中,大学教育已成为社会全体成员个性意识的自觉觉醒,精神追求与享受的理想家园,始终是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的综合性标志,代表着人类对真、善、美的理想追求以及以此为基础谋求文化与社会向上发展的最高努力。#p#分页标题#e#
不同时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会向大学及大学教育所要培养的人才提出不同的要求。人类当下正在经历的社会,全球化的趋势日趋明显,社会变革的步伐明显加快。知识经济和市场经济成为共同主导社会发展及变革的重要因素,知识经济的本质是知识创新,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市场实践,它们要求大学能够培养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通识人才。因此,大学教育应在全面、充分遵循大学生的发展规律和心智发展特点,尊重学生专业发展和个性发展需求的前提下,去教会学生做人和做事。力争使学生成为:第一,能够适应当代社会生活的人。第二,能够进行各种职业选择和行业转换的人。第三,能够改造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人。第四,能够保障、促进现实人类和社会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人。长期以来,中国的大学教育始终坚守着整体发展和共性制约的发展之路,追求着“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为着追求这种最高、最完美的“至善”境界,大学教育强调人的一生应当不断地“居敬持志”、“修己善群”,涵养“充天塞地”的浩然之气,陶铸“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人文精神,从而培养和造就一种既知书达理又经世致用、理论与实践较好结合起来的和谐的通识“人才”。然而,中国现存的大学,大多数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虽然持守着“崇尚学术、追求真理”的大学教育理念,但是依然受国家宏观指令性计划的管理和调控,缺乏足够的生机和活力。美国著名华裔教育家刘全生教授认为:“当今的中国大学最需要的是‘三创’,即创意、创造、创业。创意是要有新观念、新设计;创造是指动手能力,有新发明、新技术;创业是指开创事业。要是前两项比较弱,创业就几乎不可能。中国的大学生忙着就业的多,想着创业的少。美国在这方面有很多值得借鉴的东西。”他进一步指出“美国大学对学术的尊重胜过对权力的尊重,不做校长就可以做普通教授,后者的科研成果往往比前者要多。”[7]他还举例说明大学校长虽有很大的领导权力,但从观念上来看,他和其他行政人员甚至后勤人员一样,只是为教授和学生服务的。当然,和世界知名大学相比,目前中国大学的问题和处境是十分特殊的,当然影响也是巨大的。尽管当下我国提出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但大学中存在的行政至上、经济驱动、重科研轻教学等弊病依然没有得到彻底根除,大学其实更像是一个政府部门或者是一个政府机构的“分支”,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学术组织,缺乏真正独立自主的办学意识,也缺乏彻底的知识教化、人格陶冶和生命润泽的优良传统,这就从客观上弱化了大学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本质特征和促使学生成人成才的大学教育的价值追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双重驱动下,大学及大学教育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其发展步伐和改革速度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和要求。而且这些弊端与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与追求有渐行渐远的危险和趋势。
三、大学教育在变革社会中应肩负的社会道义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中指出:“大学对整个社会发展所负的责任,在发展中国家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突出,在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工作为国家的发展计划、政策制定和中高级人才培养打下了重要的基础。”[8]世界银行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集13个国家的专家组成的高等教育与社会特别工作组(TheTaskonHigherEducationandSocie-ty)所做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出路》的报告中认为:“统计分析、个案研究和一般性观察都表明了高等教育对发展的重要作用。第一,收入的增长。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的重要因素。……高等教育对于增长的贡献就意味着提高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生活水平。第二,睿智的领导者。高等教育可以给领导者以信心、灵活性、宽广的知识基础和技能技巧,有效地处理21世纪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能力。第三,扩大选择机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扩大人们选择的机会……高等教育系统给人们提供了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是发展的重要成就之一,它还加速了社会流动,帮助高禀赋者实现其发展潜力。第四,不断增长的相关技能。高等教育对于培训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各类专业人才发明、应用和操作现代技术是绝对必要的。”[9]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主体首先必须积极地去履行其社会责任,然后承担必须承担的社会道义。大学根据社会的发展和需要,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他们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利用自己的知识优势为社会提供服务,这些都是现代大学应尽的社会责任,是不成文的、抽象的。大学更多地作为一种独立的精神与灵魂而存在,表现为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对高品位文化的蓄养,对科学与真理的探究,对理想主义的追求。大学是培养、教化“人”的大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人的实践性,这种实践性规定了他的应然和实然状态的双重性,人的发展就是人的应然与实然的矛盾运动过程。人不满足于其实然的存在状态,而要创造出一种‘应然’的存在,这种‘应然’其实也是理想中的‘实然’,当这种‘应然’一旦被实现,它又不能受特定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成为一种‘实然’,人又将进行其新的应然性创造。”[10]既然人的发展是基于实践性基础上的“应然”与“实然”的矛盾运动过程,那么培养、教化人,旨在促进人的发展的大学教育也应如此,即在教育性和实践性基础上,完成本身职责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道义。这样,大学教育的发展过程也是“应然”与“实然”的矛盾运动过程。
一所真正的大学,它在现时代的社会道义应该不仅仅是履行它的社会责任,它应当远见卓识地承担起它应该承担的社会职责。随着近代科学主义和知识经济的兴起,民主、平等、公平的观念深入人心,大学的社会角色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和职业界对大学教育的要求和期望值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要求大学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专业化、“通识”型人才,大学的大众化与世俗化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变迁与制度安排的需要,在全球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强调大学的社会道义有利于高等教育品味与质量的全面提升,有利于大学精神与理想持续地发扬光大。的确,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将使大学的独立精神与自主权受到挑战,但两者并不是水火不容的。事实上,导致大学社会责任感减弱和社会道义沦落的并不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与世俗化,而是来自于深层的体制原因。因而,大学可以利用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一大好时机,弘扬或重新培育原有的社会责任感。问题的关键是作为教育主体的大学与大学的知识分子要在喧闹与浮躁、欲望与权利中保持一份超脱的态度与批判的精神,保持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个人的真实性。因为这是一所大学保持旺盛学术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一所大学如果缺乏社会道义和社会责任感,那么它就像一座没有神坛的庙宇一样形同虚设,它的品味和质量将难以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它的理想与精神将难以持续地发扬光大。#p#分页标题#e#
因此,当社会和人类对于大学的存在形式及其所肩负的社会道义发出一种严肃的挑战时,一向标榜“学术自由”、“学校自治”、“办学自主”的大学决不能因世俗化成见与急功近利的心态而轻言放弃或者无动于衷,它应“铁肩担道义,一心育桃李”。也就是在弘扬大学精神与理想,提升大学品味与质量,创造和追求真、善、美的同时,对现实的社会和人类做出价值判断与道德评价,在保障现实的社会和人类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保持大学的“求真、致善、创美”的价值追求。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大学及大学教育真正的内涵与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