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各有侧重,有声有色的大战描写
春秋时期发生的战争很多都与晋国有密切的关系。《左传》中记载了很多次战役,它以描写战争而著称。书中记载春秋时期列国间军事行动近500次,较详细的大战约有十余次。其中八次都有晋国的参与。僖公十五年,韩原之战;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僖公三十三年,殽之战;文公十二年,河曲之战;宣公十二年,邲之战;成公二年,鞌之战;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襄公十八年,平阴之役。其中对大战的写法各不相同,各有侧重,有声有色。清人吴闿生《左传微》有评曰:“左氏诸大战皆精心结撰而为之,声势采色,无不曲尽其妙,古今之至文也。”
城濮之战从鲁僖公二十八年春写起,叙述事件的时间达半年之久: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晋郤縠卒;三月丙午,入曹;四月戊辰晋侯及其盟军次于城濮;己巳陈师莘北;癸酉还师;甲午作王宫于践土;五月丙午,与郑盟;丁未,献楚俘于王;己酉,王享醴……然而,战前的酝酿准备过程才是作者在文章中描述的重点。从晋伐曹、卫写起,继而写宋国告急、晋将设连环计、子玉治兵、晋师退避三舍,一直写到晋文公占梦坚定出战的信心,两国才开始正式交锋。而双方交战仅仅是“己巳”一天的事。甚至公子重耳流亡间所记载的诸多事件都可看成城濮之战的前奏和铺垫。《鞌之战》记述的是春秋时期,齐晋在鞌地进行的一场争霸战争。公元前589年,齐国欲争霸中原,首先向晋的邻国鲁、卫进攻,鲁、卫因战败而求救于晋,晋为了重整霸业,抑制齐国向外扩张势力,趁机与齐在鞌地开战。《鞌之战》的叙事,情节曲折,故事性强。作者又巧妙地在中间插入许多精彩的细节,使战争场面紧张激烈,生动逼真,有声有色。其中没有写战车奔突、箭矢乱穿、杀声震天的激烈战斗场面,只用了晋主帅鲜血流到鞋子还在不停地擂鼓和御手受伤仍继续驾车,已经将战斗不容喘息的紧张程度叙述的淋漓尽致了。齐侯的“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与“不介马而驰之”,郤克的“流血及屦,未绝鼓音”,解张的“左并辔,右援枹而鼓”,晋军绕着华不注山追击齐军,逢丑父为保护齐侯“与公易位”,韩厥如何俘虏假齐侯,齐侯又如何脱险,如何三进三出敌军,找寻逢丑父等等,一个紧接一个的扣人心弦的画面,令人目不暇接。可以说,作者通过叙事,把战争的场面描写得气魄宏大,声态并作,既突出中心,前后照应,又使行文节奏有张有驰,避免枝蔓,从中颇见作者的艺术匠心及叙事的优长之处。
再如宣公十二年的邲之战,作者采用了交叉记录的方式叙写。在战争的酝酿阶段,通过交叉记叙敌对双方将帅议战的内幕来展现战局的全貌。晋楚双方都在主战和主和的争执中进入了战斗。交战阶段,作者又采用了“交叉记录的方式”将晋楚双方的情景逼真地描绘出来。而在楚军的追击下,溃败的晋军慌忙退败过河,舟少人多,军士争抢,书中只用“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鞠”一句,就把无数士兵争攀船舷,而船上的晋军却用刀猛砍攀舷手指的紧张场面不动生色地讲了出来。还有对赵旃、逢大夫父子逃命的描写:“赵旃以其良马二,济其兄与叔父,以他马友,遇敌不能去,弃车而走林。逢大夫与其儿子乘,为其二子无顾。顾曰:‘赵傁在后’。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授赵旃绥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获在木下。”这一段没有写追兵如何紧逼,没有写赵旃如何奔命,也没有写逢大夫二子下车后如何立即被杀,只是通过逄大夫及其子逃跑时的简短对话和活动,就把那紧张万分,不容稍怠的追逃情景如放映一幕惊险影片一样映现到读者的面前。
在秦晋殽之战中,战争漫长,历时达三个月,从冬天起一直到春天止。然而作者并没有着意于战争的过程,而是把描写的重点放在战前战后的情形上:战前有蹇叔劝师、哭师,东周王孙满的议论和文嬴的说情;战后又有先轸暴怒、不顾君面而唾、阳处父追赶秦三将;而秦师在殽二陵如何被截击、三帅如何被擒则忽略不记;此外这次战争的影响还波及到二十年后的彭衙之役和王官之役。
二、战争中的争霸思想和崇礼重民思想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除了祭祀之外,国家最重要的大事就是战争。自从周王室地位下降后,争当霸主就成了各诸侯国之间最重要的内容。纵看春秋时期各类战争的爆发,多数为争霸而起。韩原之战,秦穆公在韩原打败了晋惠公,晋阴饴甥认为“服者怀德,贰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僖公二十八年的城濮之战,战未开始,先轸便有言曰:“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的确,城濮大战之后,晋文公成就了霸业,晋国也从此开始了百年的霸主地位。《谷梁序疏》所言:“左氏善于礼……谷梁善于经”,《左传》中,礼的作用被空前强调。晋国作为春秋时期的大国,更突出地表现了崇礼的思想。《左传•僖公十一年》有曰:“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比如战争叙事,《左传》关心的多不在双方的军备和实力,而是君王或主帅的道德得失。僖公十五年韩之战,战未发而庆郑断言晋败,他的理由是“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详;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后晋果败;僖公三十三年殽之战,晋胜而秦败,王孙满观师就已见败征,他说:“秦师轻而无礼,必败”;宣公十二年邲之役,楚胜晋败,栾武子言曰:“……先大夫子犯有言日:‘师直为壮,曲为老。’我则不德,而缴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谓老。……”;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子反入见申叔时,申叔时曰:“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详以事神,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他认为楚“内弃其民而外绝其好,渎齐盟,而食话言”战而必败,后果如此。
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晋文公检查晋国部队,发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从而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哪怕两军交战,“君子”们对君臣尊卑之礼仍坚决执行,毫不懈怠。晋楚鄢陵之战,郤至作为晋军的将帅,在战场上遇到敌军主帅楚王时,对楚王表现得非常恭敬,下车,脱盔,向前快步行走,他没有忘记自己作为臣子的身份。这让楚王非常感动,连忙派使者前往问候。面对楚王的使者,郤至“免胄承命”,依然显得毕恭毕敬,乃至于最后“三肃使者而退”。在他们眼中,无论面对的是否是本国国君,国君与臣子都有上下尊卑的区别,都应该按照礼制的规范来遵守应有的礼仪。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臣下如果对君上有过不敬、无礼的行为,那么他们的内心往往会产生强烈的忏悔意识和罪恶感,甚至甘愿用生命为代价换回自己的尊严和过失。#p#分页标题#e#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襄公在母亲文嬴的请求下,释放了殽之战中俘获的秦国的三帅。这种放虎归山的做法激怒了晋卿先轸:“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甚至“不顾而唾”。《礼记•内则》云:“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敢唾涕。”何况是在国君面前呢?先轸此举对襄公实在是极为不敬。然而,尽管先轸在晋文公时代就是国之重臣,但他毕竟是守礼之人,并不认为自己就有资格不敬自己的国君。他们为了捍卫国家利益,不惜强谏君王,做了些违背礼义的过激举动。当他冷静下来后,深深的自责之情便油然而生。因为“匹夫逞志于君,而无讨,敢不自讨乎?”结果,为了惩罚自己的违礼行为,几个月后,在晋与狄的战争中,先轸“免胄入狄师,死焉”。等级的差别中容不得是非,先轸有理无礼,《左传》在叙事时对他作了惋惜的肯定,也说明了礼的不可动摇。又,文公十二年,秦晋战于河曲。交战一日,胜负未分,秦夜遣行人约于晋曰:“两君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请相见也。”晋臾骈看出秦军阵脚已乱,指出:“(秦)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也,将遁矣。薄诸河,必败之。”主张渡河夜袭,但胥甲、赵穿极力反对,“当军门而呼曰:‘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结果秦军于夜间溜走了。不攻击渡河中的敌军,不鼓不成列、不薄人于险而必待期等都联系在一起,一致反映了春秋时代晋国对于礼的重视,他们不愿乘人之危,而是力求双方能在平等的情况下进行。但是,随着春秋中期以来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礼的观念在春秋时期人们头脑中开始变化,尤其到了春秋后期发生了巨变,中国社会逐步步入礼崩乐坏的时代。
战争中民本思想的体现也很充分。民心的向背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和国家的兴衰。如晋楚城濮之战中,晋文公称霸的主要原因就是教化人民的结果。城濮之战是记叙晋楚争霸的第一次大战,它先从“楚子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写起,晋侯“作三军,谋元帅”,“教其民”,“大搜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终致“民听不惑,而后用之”。适“子玉使斗勃请战”,晋侯“具车七百乘”,拒战于莘北(即城濮),一战而“楚师败绩”。于是“作王官于践土”,“献楚俘于王”,受大辂、戎辂、彤弓之赐,从而奠定了晋国在诸侯中的地位。晋、楚的这次战役,本是一场争权夺势的战争,晋、楚双方孰败孰胜都不会给人民带来什么好处。可是作者却把自己的战争观溶于对事件的描述中。认为“有德不可敌”,因而文中处处围绕有德与否叙写。
认为“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因而,以此作为“谋元帅”的标准。出战之前,认为“民未知义,未安其居”,故先教化人民。决定军之进退,也依礼之曲直定夺。这些观点,有的通过叙述、有的通过人物之口表达,共同反映了对于军事行动的政治看法。这种看法,既表明了上文我们谈及的礼在先秦时期的重要性,更表明了当时政治家的民本思想。而这种民本思想作者并不是用空洞的说教来表达的,而是通过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真实可信的故事情节渗透出来,不仅正面渗透,还进行反面印证。如子玉兵败身死,不仅仅是因为“君退臣犯”的骄尚之情,还在于“其不勤民”。重“民本”而胜,如晋文公是也;“不勤民”,如楚子玉是也。大义不言自明,深刻道理寓于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