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设世界城市的推进催生诸多公共问题。世界城市的公共管理不仅是一个深化融入全球化进而掌握国际主导权的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处理社会割裂、谋求共享世界城市红利的考验。世界城市建设的目标，驱使首都北京突破传统的公共管理的理念、模式和方法，创新“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公共管理的制度基础和政策框架。秉承公共管理的正义、审慎改度、廉洁政府的基本理念，实现公共管理的创新与公共政策体系的完善。
关键词：世界城市；公共治理；管理创新；体系完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竞争的日益加剧，建设世界城市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获取更大发展空间的必然的战略选择。时代的发展要求将首都北京建设成国际一流水平的世界城市。然而，如何推进实现首都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给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提出了新的艰巨挑战。在加速建设世界城市硬环境的同时，软实力的提升凸显出重要性。人们对于城市发展方向的关注，开始从对于经济增长、物质丰富程度的追求，转向对良好生活环境、独特城市文化和丰富精神生活的追求等方面。未来城市的治理在不断地考验政府的执政能力，发展世界城市的目标，驱使首都北京突破传统的公共治理的理念、模式和方法，创新“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公共管理制度基础和政策框架。
一、世界城市的内涵界定及北京建设
世界城市目标的提出世界城市是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是指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具有最高影响力的城市，不仅规模较大且城市现代化和国际化职能效应都达到“极强”或“较强”程度，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作用的国际性城市。关于世界城市或者国际城市，国内外并没有一致的权威概念和衡量标准。综合各方面研究，一般认为，世界城市的标准主要体现在城市现代化和国际化职能效应两个方面。其中，城市规模和现代化水平是基础，国际化职能效应主要体现在其世界性的经济职能作用和竞争力上，同时也体现在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综合竞争力上。从量化的标准看，基本上可以分为经济发展、基础设施水平、控制力和影响力、国际交往水平等四个方面。根据国内外专家的研究，目前国际上公认的世界城市只有三个，即纽约、伦敦、东京，它们在世界金融体系及世界经济事务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近年一些观点还包括亚洲的大城市，如香港、北京、新加坡和上海。一般认为世界城市具有以下特点，即世界城市的13项指标：国际性、为人熟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且具影响力；相当大的人口；重要的国际机场；先进的交通系统；亚洲城市要吸引外来投资，并设有相关的移民社区，西方城市要设有国际文化和社区；国际金融机构、律师事务所、公司总部和股票交易所，并对世界经济起关键作用；先进的通讯设备，如光纤、无线网络、流动电话服务，以及其他高速电讯线路，有助于跨国合作；蜚声国际的文化机构；浓厚的文化气息；强大而有影响力的媒体；强大的体育社群以及举办国际体育盛事的能力和经验；在近海城市中，拥有大型且繁忙的港口。世界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相互关联、互为依存。但由于各个世界城市自身制度、文化结构的差异，以及全球化经济格局中职能分工的差异，世界城市在类型上也表现出多样性或差异性。北京将世界城市确定为努力目标，经过了长时间的研究和酝酿，《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至2020年)》提出北京城市发展目标的定位，第一步是构建现代国际城市的基本构架，第二步到2020年全面建成现代化国际城市，第三步到2050年成为世界城市。北京通过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以及随之全面展开、扎实推进的“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建设，已进入了全面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新阶段。
二、世界城市建设与公共管理新课题
公共管理在其百多年的演进和流变历程中，出现了各种争奇斗妍的学术论争和理论流派。公共管理实践作为一种“国家的艺术”，伴随其纷繁杂芜的气候生态和波澜壮阔的丰富实践，总会有治理安排上的结构转型和制度创新（陈瑞莲）。伴随全球化和我国市场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一种有别于传统公共管理模式的大都市公共管理，正在迅速凸显和逐步成形，为应对世界城市公共问题，政府公共管理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建构面临新的挑战和诉求。
（一）世界城市建设中公共问题凸显
全球化以及建设世界城市的推进催生了诸多公共问题。例如，社会流动性增强。世界城市成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高度集聚地。外来流动人口的增加，不仅给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带来压力，如交通、环境等问题，也给公共安全带来潜在危机。此外，贫富差距的增大，不仅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也不利于实现公平竞争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学者们的研究表明，高等级的世界城市往往是贫富悬殊最大的区域，全球化使财富与权力集聚于这些节点，也带来了下层低技术、低收入移民的数量不断增加，同时，就业结构、福利体制的变化，以及世界城市独特的全球财富分配系统也加剧了这一问题。有学者将世界城市的社会影响与公共治理概括为两大层面（屠启宇）：其一，世界城市中的参与与排斥问题。作为全球化产物的世界城市，受全球化进程的支配，其产业体系都经历了一个从制造业向金融服务业的结构转化过程，这个转化又必然会带来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城市中各利益群体的社会影响力与社会参与度发生分化，形成了一个二元社会：一边是全球化进程的参与者（theinsiders），另一边则是被排斥出这一进程的局外人(theoutsiders)。国际经验反映，二者的境遇差异往往表现在就业结构、收入结构、社会结构、社区结构、社会参与等方面；其二，世界城市的发展盲区，给公共治理提出紧迫的课题：营造和谐社会、达成社会共识、防止社会排斥现象泛滥、讲求平衡的公共投入等。尽管世界城市是一个强有力的集聚全球要素与能量的节点，但也可能是一个加剧社会乃至政治危机所在。为此，建设世界城市的公共治理就不仅仅是一个深化融入全球化进而掌握国际主导权的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处理社会割裂、谋求共享世界城市红利的考验。另一方面，世界城市的治理，不再是专指政府的行为，参与治理活动的有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等不同群体，突出表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形式合作化、治理结果的不可控。政党、利益集团、新闻媒体以及作为个体的公民的作用日益凸显，各主体彼此间的交互作用决定着未来世界城市公共政策的价值倾向和行为方式。
（二）我国世界城市管理中存在制度缺失
就目前来看,对于世界城市治理，无论是我国公共管理的理论界还是实务部门,都缺乏系统的理论思考和操作策略；最为关键的是，城市公共管理的制度设计链条中，还存在诸多漏洞与缺失。表现在：政府治理的价值导向还存有以追求经济增长的不当误区；政府依然是管理城市公共事务的主体，包办和代办了许多大小公共事务；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突出，城市与农村之间缺乏有效衔接的制度融合机制等。
（三）世界城市建设与公共管理的基本目标与理念
1、正义法则
正义是一个社会的首要价值，正义也是公共管理合法性的基石。针对世界城市中可能出现的贫富悬殊严重、种族矛盾尖锐、社区出现分裂等问题，世界城市的发展不能走只重经济的歧途，而是要正视问题的研究，特别是探讨怎样在世界城市中维护社会公正，缓解两极分化的问题。
2、审慎改度
很多“创新”、“改革”名义下的肆意妄为，不仅耗费了公共资源，还引发种种社会弊端。正如规制太滥一定导致低效率和腐败一样，“改革”“创新”太多太滥，一定会打乱社会内在节律，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运行。受“赶超战略”和政绩观的驱使，城市管理者对本地的发展有着强烈紧迫感，他们往往只看到GDP翻番、技术领先、破旧立新带来的正效应，却看不到超常速度和程度的改变对传统构成威胁而带来的负效应。正如疯狂开发自然资源会破坏自然生态一样，急剧拆旧建新也会破坏社会生态。建设世界城市，是北京战略规划，是高瞻远瞩的决策目标，需杜绝为了推进而推进的盲目行政，政府的决策、行为一切需在科学框架下理性从事。
3、廉洁政府
运用经营效率、成本管理、绩效评估等企业化管理理念和手段改革公共部门。在政府体系内部实施从政策制定、实施到日常事务管理的全过程绩效管理和成本控制，对于政府的大型公共项目在不同阶段走由社会、专家、政府共同参与的全方位开放的透明化路径。
三、世界城市建设与公共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一）世界城市建设的公共管理创新
1、构建多元的、广泛参与的政策生态
世界城市文化具有多元性。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所在，也是一个城市真正成为世界城市的主导性软要素。从城市功能上说，世界城市不是属于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或当地居民，而是属于全球和世界公民的。它包容着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种族、民族、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多元文化和多元文明，这些多彩文化在大都市里相互交流、碰撞、融合，最终形成一种平等、开放、自由、包容、互动、创新的城市文化精神。文化会构成特殊而持久的政策生态环境。城市为人而建，只有城市中的居民都普遍有意愿、有热情、有能力、有渠道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讨论、组织与规划，城市才会有灵魂。城市管理者需要建设城市制度文化，唤起公众对城市的认同感。最好的城市公共管理文化是实现市民自治，只有市民拥有自己的权利，拥有发表对城市建设意见权利时，一个符合地域传统的公共生活模式才有可能逐渐成型。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是一个不断学习、训练、实践的过程，它不仅是市民发生关联的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城市与市民合作与交流的方式。世界城市的公共管理不再是“政府管理”，它需要社会多方面的协同、参与、联动和共治。社会参与度越高、主体越多元化，公共管理的“公共性”越高。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框架下，首先要树立的政治生态即为多元文化背景下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生态，所有为城市建设贡献力量的公众都有权在法制框架下进行有序合法的政治参与，对制度建设、社会治理提出建议和看法。另一方面，公众在制度、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应一视同仁，打破现有的门槛和限制，无论国别，无论种族实现平等。不再有从前所谓的外来人口、本地人的界限。例如，北京过去对于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以往采用暂住证等方式进行管理，弊端相当多。现在北京开始逐步取消暂住证，以居住证来取代。这一做法其实就是迈向世界城市必不可少的一步。
2、提高城市规划的可操作性，完善法规体系，加强宏观调控和微观开发管理
城市管理基准是可持续发展，要通过各种有效的管理手段，把城市引向经济繁荣、社会公平、生态友好的状态。城市规划在可操作性及规划指标的严密性和体系化等方面存在问题，就会造成在规划管理中执行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规划执行因人、因事而异，乃至领导的一句话就能改变已定规划等现象，从而影响城市管理的效果，乃至其作为城市法规的严肃性和政府管理的权威性。因此，世界城市建设中不仅需要进一步加强土地利用规划等宏观规划与分区规划、控制性规划等中观、微观的衔接和整合，还必须从进一步完善、明确、具体、量化的规划指标体系，提高规划管理程序设计的可操作性，加快建立系统、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等方面入手，努力提高城市规划的可操作性，从而保证城市规划的科学推进。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公共管理的理念和目标要从单纯的以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政府财政为指向，逐渐转向以提供市民生活服务和满足社会需求为目的的“社会服务”，政府可以通过延长服务时间、减少审批手续、积极开展政务公开、增加咨询服务内容等方式，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北京近几年来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在量提高的同时，尚存有质量问题亟待解决。
3、加快分配制度的改革
世界城市往往是高端人才聚集之地，如何吸引人才，一个重要法宝就是分配制度。在保证高收入者利益的前提下，更多的政策向低收入者倾斜，同时让社会上的中等收入者切实感受更多政策的福利增长，以有效地应对世界城市中出现的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4、提升城市社区管理的职能，加强参与型社区建设跟国外发达城市的社区相比，北京在社区服务及功能方面，还有很大差距。社区管理，无论是服务水平，还是质量和效率，都处于较低水平。各社区公共服务要达到国际化标准，需要政府制定一系列政策，用国际标准指导建设城市社区。同时，鼓励市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从政府立场来看，促进市民参与社区建设能够广泛听取意见，减少规划决策的风险；有利于推进政府工作的监督和评价机制建设，以帮助政府提高管理效率和质量；市民参与城市社区改造，包括一些自助型开发项目，不仅可以减轻政府的压力和负担，对于提高城市改造项目的综合效益也能发挥极大的作用。
5、关注和扶持NGO的发展
NGO的发展对世界城市是不可或缺的。在纽约、伦敦和东京，都有不少有世界影响力的NGO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着作用。有专家指出要继承奥运经验，让社会主体多元参与社会事务（连玉明）。我国非营利事业发展可以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对NGO重新定位，明晰政府与NGO的关系，健全NGO相关法律法规，鼓励民间组织发展，发挥政府在其中的倡导者、合作者、管理监督者、法律保障者的作用。政府管理模式从过去依靠条块分割的官僚体制、自上而下的“管理”，逐渐向与社会、企业、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型管理”转变。利用、开发社会力量，积极推动委托经营、合作经营等方式，将一些原本由政府部门直接操作的服务内容，如公立学校的配餐、警卫保安、庭院管理等项目，转为社会化经营，减轻政府的管理成本和负担，提高管理效率，从而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
6、塑造良好的公共部门形象，积极开展“城市外交”
世界城市中，“政治”处于大众媒体的视线之中，政治家们越来越扮演着大众化的角色，政治举措也已告别神秘化。随着新公共管理浪潮的推进，现代社会的公共组织更加重视处理外部关系，并试图实现对外部关系的有效管理。世界城市中，伴随着公共管理主体日益多元化、公共部门外部要素复杂性增加，公共组织在处理外部关系、追求良好的公共形象方面面临更多的挑战。公共部门形象是一种特殊资源，它虽然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但对公共组织影响力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良好的公共形象有助于增强公共部门自身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有利于增进公众对公共部门的认同感和信任感，融洽公共部门与民间社会的关系，从而强化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统治、管理的合法性基础。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我国公共部门的形象问题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并日益受到世界关注。此外，经济全球化使城市的发展更加服从于全球市场的运行规律。欧美发达国家的不少事例表明，城市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或者通过参加国际组织，增加城市更多的国际和全球功能，扩大城市的国际影响力，拓展城市的资源来源；或者开展“姊妹城市”等“次国家外交”，使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城市或企业在合作中共同获益。
（二）世界城市建设中的公共政策体系完善
公共政策是政府对各种客观存在的利益诉求实行调控的有效工具，对于促进社会公平公正与和谐稳定发展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都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大都市逐渐成为带动国家区域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空间，如何保持都市社会的协调稳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世界城市的公共政策是指国际化大都市公共部门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解决世界城市在发展中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制定并实施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或行为规范，它有着有别于其他层面公共政策的特点。同时，北京作为历史名城、皇朝古都，她独特的政治文化、社会环境深刻地影响到她的公共政策生态。世界城市理论及实践的发展呼唤政府关注城市本土特色，科学决策。一方面，在城市功能建设和新文化的创建中，充分听取专家意见，使本土传统得到可能的体现。采用科学的决策程序、决策方法技术、建立合理的协商协议的决策机制。在我国，传统方式下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政府与企业、社会、市民的关系倾向于通过强硬的行政手段、进行行政指令式的管理，往往造成管理成本高、实施效果差等问题。因此，在建设世界城市的理念框架下，如何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协商协议机制，是提高城市管理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也要求决策者有较宽的知识面和较高的知识素养，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并健全规范决策的法律制度，建立决策责任机制。
作者:刘亚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