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传播论文范文1
我国处于社会的转型期，也是矛盾多发期，突发性事件的数量增长迅速，高校作为社会网络的重要节点也难置身事外。与高校相关的负面新闻屡见报端，如学术造假、论文抄袭、学生坠楼、校园安全等。这些事件的影响很大，如不能及时、妥善处理，后果严重。如某高校教师论文造假事件曝光后，引起轩然大波，严重损害了该高校的形象，致其陷入信任危机，公众对该校的科研提出质疑，各种言论充斥于媒体。事件的责任承担者，该高校选择了沉默。“沉默”的危机传播方式，不但未能消除公众的疑虑，反而加深了公众的质疑。国内高校缺乏完善的危机传播管理模式，未有成熟的危机传播机制。危机事件出现，责任主体便陷入了舆论漩涡，疲于应付。高校危机传播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不能掌握信息的主动权，信息迟缓、信息量少，不能满足公众的信息获知需求。二是高校在危机传播过程中，未能与媒体构建良好的合作关系。“害怕”和“被动”情势明显，忽视了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作用。三是公关意识淡薄。没有成熟的危机传播策略，没有通过大众传媒维护和修复组织形象。非常时期组织的信息传播，我们称为危机传播。危机传播对于维护组织形象、媒体公关、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以及营造教育品牌，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高校组织而言，面对危机传播的种种弊端，如何建立良性的危机传播机制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危机传播的定义及相关研究
危机是什么，有学者认为是事件，也有学者认为是状态。危机的定义有很多种，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提法，但无论是事件说还是状态说，都认可危机是与不确定的负面事实有关联，会给当事者带来某方面的损害。危机传播是组织管理的核心程序，即指组织面对危及自身生存发展的突发性事件或灾难性事件，利用大众传媒及其他手段，对社会加以有效控制的信息传播活动。我们认为，危机传播是指在组织出现危机事件或陷入危机状态时，组织利用大众传媒及其他手段控制、影响信息传播的活动。
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一些“里程碑”式的事件，引起了传播学者的关注。[1]如“火星人入侵地球”事件引起了学者对于传播效果的重视。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播学研究的对象也日益细化，危机传播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以强生公司（Johnson&Johnson）遭遇泰诺胶囊事件引起大众对危机传播的关注为标志。此后，危机传播逐步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在众多学者的参与下，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危机传播研究涉及到多个学科的知识，如传播学、管理学、公共关系学等。危机传播研究的历史不长，还没有形成成熟、完整的理论体系。众多的研究者由于学科背景及研究重点的不同，产生了一些影响力强、侧重点各异的危机传播理论，如企业辩护理论、阶段分析理论、卓越理论、形象修复理论等。其中，卓越理论的影响力较大。卓越理论从公共关系的视角，研究危机传播，其理论建构了四个信息的传播模型。如表1所示。在大众传媒时代，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促使信息传播方式增多、内容呈现方式多样化。信息传播大环境的变化，对卓越理论的应用也产生了变化，如新闻模型和公共关系模型，由于其信息传播方式的单向性，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2]科学劝说模型和相互理解模型，信息的双向流动有利于满足受众的信息知情权，能够监测信息传播的效果以及为危机传播提供及时反馈，传播效果较好，因此这两种模型应用较为广泛。
英国危机管理专家罗杰斯特（MichaelRegester），针对危机发生时的信息传播现象提出了著名的“3T”原则：主动告知（tellyourowntale），即处于危机中的组织应主动地告知信息，争取信息的主动性；迅速告知（tellitfirst），即组织应当及时、快速的信息；全部告知（tellitall），即组织在信息时，应当知无不言，公开所有信息。这些理论成果已经被广泛运用，为解决危机传播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然而，高校危机传播并未受到重视，既缺少有效的管理，也缺乏相应的机制。危机传播理论帮助我们探讨危机传播的管理策略和机制，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国外高校处理危机的体制和信息传播的策略，探讨高校危机传播管理机制形成。二、高校危机传播管理存在的弊端国内外高校对危机传播的重视及处理方式大相径庭。美国一些高校拥有丰富的处理危机传播经验、完善的危机管理机制及危机传播管理措施。美国高校能够很好地与媒体合作，处理好组织、媒体和公众的关系，通过媒体公关、维护良好的组织形象。国内高校缺少相应的经验，缺乏系统性的危机传播管理机制，没有完善的危机处理措施，缺少有效的危机传播策略，经常错失危机传播管理与控制的良机。
（一）不能掌握危机传播的信息主动权
大众传媒的社会影响力重大，西方社会对媒体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媒体影响着社会的各个层面，尤其是在美国，媒体享有“无冕之王”和“第四权力”和美誉。国内的媒体定位于“喉舌”功能，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以正面报道和树立形象为主要功能。近年来，媒体的监督功能得到了增强，对社会现象的监督、批评促进了社会风气的改善。高校不善于与大众传媒沟通，尤其是在危机传播方面。首先，高校基本上不通过大众传媒危机信息。危机出现时，以“谨慎”和“害怕”的心态处理。这危机管理种方式有以下特点：一是信息控制严密化，危机出现，第一反应是把信息流通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尽量缩小事件的负面影响；二是为了稳定师生情绪，往往采用正面性的信息，“阐述”事件的过程，信息在有限范围内流通。三是信息传播的被动性，一旦信息传播控制失败，学校需要与媒体交流的时间往往靠新闻通稿，不能掌握信息主动权。其次，“控制”式的危机传播负面效果严重。数字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方式多样化，新兴媒体如手机、网络等促进了信息传播大众化。信息“控制”方式，阻碍了部分信息的流通，当公众得不到足够的信息时，便会产生危机信息的衍生物——谣言，谣言流传的后果难以估量。[3]“控制”式的危机传播方式，不仅难以达到控制信息流通的目的，还会产生培育“谣言”的土壤。最后，高校公关意识不强。公关是组织利用大众传媒宣传或维护形象的过程。公关在发达国家是经常性行为，一些组织陷入危机后，会利用公关公司通过大众传媒，采取合适的传播策略，向公众传递信息，力求负面事件对组织影响的最小化，进而维护和修复组织形象。高校危机传播策略尚未成熟，利用媒体公关的活动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危机后的形象修复是一个自然的、缓慢的过程。#p#分页标题#e#
（二）忽视大众传媒在危机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信息时代，大众传媒的影响力举足轻重。大众传媒不仅组织危机信息的传播者，同时也是组织形象的树立者和维护者。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大众媒体应作为危机传播的主要渠道和载体，在危机传播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于处于危机中的组织而言，大众传媒既可能发挥正面作用，也可能发挥负面作用。因此组织与媒体的沟通有着重要的意义。媒体信息客观性是其社会公信力的前提。信息来源多样化，是保证新闻客观性的重要途径。一旦不能得到第一现场的资料，便要通过采访多个对象全面搜集信息，并不依赖组织提供的新闻通稿。所以，媒体信息并非“新闻通稿”，而是兼顾多方信源的客观资料，“新闻通稿”的作用非常有限。客观、公正的信息具有较高的说服力，易于被公众接受，为危机解决提供了良好的舆论环境[4]。高校与媒体缺少必要的沟通，危机传播过程限制了媒体作用发挥。组织片面化、延迟性、被动性的信息，造成媒体难以获得全面性、及时性的信息，也就不能完整的勾勒出事件的起因、过程、结果。同时，危机事件可能由媒体报道引发成公共事件，成为公共话题，媒体缺少与高校的沟通，不能获取精确、权威的信息，也就不能为危机事件的解决做出应有的贡献。大众传媒在危机传播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高校在危机解决的过程中，没有成熟的危机传播策略，也不重视媒体的作用。造成媒体在危机解决过程中，难以发挥积极的作用，高校的公关效果也就无从谈起。
（三）危机传播控制负面效果严重
好奇心是人获取信息的驱动力，一旦得到零碎的信息，人们总是试图得到更多的信息把事件完整的勾勒出来。由于组织内部的信息控制和封锁，受众无法从正常渠道获取必要的信息，于是把自己从多方得到的、零散的、片面的信息组合起来。这些经过个体加工后的不确定的信息再次进入传播过程，便形成了谣言[5]。有学者认为，“作为舆论出现，是众人传播虚假事件的行为，但多数传播者并不认为是假的。只有传播虚构事件的人鱼贯而动，达到舆论质量，才能称为谣言。谣言是指众人无根之言的传播，又称谣诼、谣言、谣传等”。但谣言也不意味着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事实证明，谣言中往往包含一些真实的信息。谣言流传的影响难以预料。如广州某高校出现一女一男坠楼事件后，笔者便通过人际传播得到了几个版本的事件信息，每个版本都把事件叙述的合情合理，真伪莫辨。于是，笔者便联系该校教师，希望获得全面的信息，但结果出乎意料：他们掌握的信息只是坠楼的事实，事发突然、一时间无法取得更多的信息。当权威、全面的信息不能公开传播时，谣言便有了市场。大众传媒是公众获取信息、了解真相的重要渠道。大众传媒是危机事件信息的传播者，其传播内容和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公众对于组织在事件中的责任和形象的分析和判断。因此，一旦处于危机中的组织错失信息的主动权，更不能掌握事件对组织形象的影响，后期的形象修复和媒体公关将需付出更多的努力[6]。
三、建立高校危机传播机制模型
现代汉语词典对机制的解释，泛指一个系统中，各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和功能。多用于自然科学，mechanism指机械和机能的互相作用、过程、功能等等。本文认为，传播机制是在信息符号传播过程中，传播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在相关规制和规律作用下信息的传递过程与方式。传播机制应包括信息、制约机制、互动机制三个方面（如图1所示）。本文从信息、制约机制和互动机制三个维度，分析高校危机传播机制。克服危机的负面影响是高校危机传播的主要动力；大众传媒是制约危机传播效果、影响危机传播活动的策略；互动机制则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高校与媒体的合作沟通，二是公众与大众传媒的互动。传播机制是一个系统性的架构，三要素均影响着危机传播的效果，对危机传播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危机传播中的信息
危机传播，是高校面对不确定的危机状态，信息、维护形象的过程。掌握信息的主动权，满足大众的知情权，加强与公众的沟通，才能减少事件的负面影响，维护组织的形象。高校怎样才能掌握危机传播的主动权？掌握信息的主动权是其掌握危机传播主动权的关键。为了掌握信息的主动权，应从以下方面做起。首先，危机信息的快速。事件发生后，及时向媒体信息，借助大众媒体传播信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消除谣言产生和传播的土壤。实践表明，社会上的突发事件一经发生，一般两三个小时后就可在网上出现，6小时后就可被多家网站转载，24小时后在网上的跟帖和讨论就可达到高潮。可见，时效性决定了信息的价值，危机传播时快速信息，有利于高校掌握信息编码和传播的主动权，树立负责任的形象。其次，全面告知信息，提高信息的可信性和说服力。传播学研究表明，信源的可信度高，信息享有较高的可信性和说服力。新媒介的发展，摈弃了大众传媒单向型的信息流通模式。公众传播信息的能力得到发展，传播信息的积极性有所提高。危机传播过程中任何信息都可能引来质疑，全面性的危机信息传播可减少质疑、提高信息的可信性和说服力。片面性、虚假性的危机信息造成的后果严重，“躲猫猫”事件成为明显的例证。再者，信息的主动性。危机信息的传播除了快速、全面的要求以外，主动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如果不能掌握信息的主动权，就不能积极的引导舆情，消极、被动的危机传播方式使组织处于被动状态，增加了解决危机事件的难度。如某高校校园内，官二代驾车撞死学生的事件，由于该校消极的危机传播策略，使其迅速演变为全国性的公共事件，愤怒的网民甚至针对该校的领导进行抨击，高校形象严重受损。最后，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保持与公众的互动。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方式多样化，任何信息都可能引来质疑，与公众保持良好的互动，听取公众的声音，及时释疑对于传播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危机传播过程中需要必要的信息反馈、保持与公众沟通，强化传播效果。掌握信息主动权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通过主动的信息传播，成为信息传播的把关人，能够争取到媒体的支持和公众的理解，缓解危机解决的压力。其次，正确的信息传播策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有利于消除谣言的流传，树立组织负责任的形象。所以，掌握信息的主动权影响着危机的解决，能够引导舆论、维护组织形象。#p#分页标题#e#
（二）危机传播中的制约机制
影响和制约传播效果的因素众多，危机传播作为大众传播的分支。制约危机传播效果的主要因素有媒体、公众、及组织的公关行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为了保持传播效果、提高公关效益，采取“一面之词”的传播方式，忽略其它观点。此时，信息的流通是单向性的，由组织经媒体流向大众，不在与大众保持互动和沟通[7]。媒体是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也是联系高校与公众的纽带。因此，大众传媒在高校危机传播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大众传媒既可以起到正面作用，也可能起到负面作用。传媒信息的客观性影响着公众的判断及组织形象。大众传媒是危机事件信息的传播者，公众主要通过大众传媒获取相关信息；大众传媒也是危机事件解决进程的推动者，媒体的舆论导向影响着危机事件的解决过程；大众传媒还是组织维护和修复形象的工具。同时媒体的负面作用亦不容忽视，大众传媒可能是危机事件的“导火线”，一些危机事件由传媒引发，如论文抄袭事件。公众是指通过媒体获取信息，关注危机事件的受众。赢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是危机传播的动力。由于高校在社会系统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其一直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公众的态度对于组织的成长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一些公共性的危机事件暴发时，如科研数据造假、论文抄袭、学历造假等等。媒体的报道与公众的态度往往左右着事件的发展、解决。在教育品牌化，争夺优秀人才资源的环境下组织的社会形象决定了其发展前途。公关由公众、传播、组织构成，是以公众为对象，以互惠为原则，借助于大众传媒影响公众的过程。危机事件因其包含有负面性、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为高校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为了将事情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维护高校形象，公关活动必不可少。
（三）危机传播中的互动机制
危机传播活动主要体现了高校、媒体和公关的关系，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三者的互动关系非常重要。危机组织与新闻媒体应该从传统敌对关系转变到新型合作与相对独立的和谐关系。媒体离不开高校。因为媒体传播的内容来自于社会，高校在现代社会有着重要的地位，可以为媒体提供大量的资讯；同时，高校也是媒体监督的对象，媒体的监督对于教育和高校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著名的传播“循环模式”如图2所示，其说明了互动性的信息流通。信息的流通不仅是传播者向公众传播的过程，还包含了公众的反馈信息及传播效果的测评。信息的反馈有着重要的意义，为传播者选取合适的传播策略提供参考。所以，在危机传播过程中，高校、媒体和公众的互动意义重大。高校与媒体的互动有着积极的意义。首先，高校通过与媒体的合作可以扩大其社会知名度，对于树立其教育品牌有着重要的作用，在高校争夺优秀学生的环境下，良好的社会口碑对高校至关重要。其次，一旦出现危机情势，高校可以利用社会传媒迅速、主动的真实、全面的权威信息，杜绝片面化、虚假性的信息，铲除谣言滋生的土壤。不仅能满足公众对信息的需求，还可以突显高校的责任感，克服危机事件的负面影响。大众传媒与公众的互动关系影响着危机传播的效果、公关效果。大众传媒在高校危机传播过程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大众传媒有较高的专业素质，保证传播信息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拥有较高的社会信誉，受到受众的认可，传播效果好。其次，大众传媒有丰富的传播策略，熟知传播规律，理解公众的信息需求，能够运用恰当的传播技巧，帮助高校摆脱危机传播时的被动地位。最后，大众传媒也是高校受到负面影响后，利用舆论改变组织形象、进行社会公关的渠道。大众传媒是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其信息内容和舆论引导，影响着公众对事件的认知，塑造着组织的新形象。公众对媒体的认可是其生存的动力，媒体的权威性决定了其影响力。所以，媒体与公众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满足公众的信息知情权、提高危机传播效果，对危机事件的解决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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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开放获取利弊分析的已有研究
目前,已有的关于开放获取的利弊分析多是基于成本(cost)和费用(fee)(广义的成本包括费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人们大多认为开放获取运动的直接原因与连续出版物危机(serialscrisis)有关,连续出版物危机给图书馆造成了财政困境,从长远来看,仅仅通过增加连续出版物预算是无法解决的[5,6],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开放获取[7].后来,随着文章处理费(articleprocessingcharge,APC)的引入,人们发现开放获取本身也需要投入,增加了一些新的成本,从而提出包括订阅成本、文章处理费和额外管理成本的总出版成本(totalcostofpublication)概念,并分析了23个英国机构在2007~2014年间的总出版成本数据[8].目前,在OA2020国际开放获取行动和S计划(PlanS)的推动下,人们希望可以把当前用于期刊订阅的经费转换为支持开放获取出版的资金,快速实现大规模开放获取出版的同时,不增加或尽量少增加总出版成本.涉及收益的开放获取研究鲜有报道.2009年1月,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ointInformationSystemsCommittee)研究报告,尝试着分析替代学术出版模式的成本和潜在收益(替代学术出版主要指开放获取出版和自存档,即金色开放获取和绿色开放获取)[9].不过报告中关于潜在收益的分析,核心是成本的节约,关于可访问性的收益没有实质性展开,并且该报告后引起很大争议[10].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全世界经同行评议的研究论文全部由作者自行存档(绿色开放获取),它将产生40倍收益/成本比[11].
2学术传播净收益概念的提出
开放获取虽然涉及方方面面,但究其源头仍还是以学术出版为代表的学术传播问题.为了搭建全新的分析开放获取利弊的框架,基于整个社会或某个特定国家的视角(类似宏观经济学的宏观视角),一个新概念被提出:学术传播净收益(netbenefi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NBSC).对应的两个概念为学术传播收益(benefi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BSC)和学术传播成本(cos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CSC).学术传播净收益(NBSC)=学术传播收益(BSC)–学术传播成本(CSC).本概念基于以下常识.(1)学术传播有收益(benefit),比如:知识传承(教育角度)、成果转移转化(经济角度)、促进人类文明(社会角度)等.经济学中,收益通常指财富的增加.广义上的收益可以是实际物质财富的增加,也可以是精神上获得的满足;既有可以用货币进行计量的,也有不可直接用货币计量的.(2)学术传播有成本,无论传统的订阅成本还是文章处理费.为了简化处理,不再区分成本和费用,统称为成本.经济学中,成本指为达到一定目的而付出或应付出的代价.从图书期刊的产业链看很容易理解学术传播成本,编辑加工、排版、印刷、发行等均有实实在在的成本发生.(3)理性决策,对于开放获取利弊的分析,不应只关心学术传播收益的变化,也不应只关心学术传播成本的变化,而是应该测度学术传播净收益的变化.经济学中,净收益通常是收益与成本的差额.用净收益的变化,而不是收益或成本的变化去评估目标对象(特定企业或项目等),在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被普遍采用.这些概念并不复杂,只是将经济学和管理学中经常使用的收益、成本和净收益等概念与相关理念,简单移植到学术传播相关问题的讨论中.此概念只基于宏观视角,不涉及微观的特定企业或机构的学术传播成本、收益和净收益分析.
3基于学术传播净收益概念的开放获取利弊
分析新框架基于前文的学术传播净收益概念,分析开放获取利弊,变成论证如果实施开放获取,学术传播净收益的变化ΔNBSC是否大于零,大于零则开放获取有利于学术传播,反之则不利于学术传播.而ΔNBSC大于零,可能的实现路径有4种.路径1:ΔBSC>0,ΔCSC<0.这条路径最理想,即开放获取不仅增加了学术传播收益,也节约了学术传播成本.路径2:BSC不变,ΔCSC<0.这是目前讨论较多的路径:开放获取是否节约了学术传播成本?路径3:CSC不变,ΔBSC>0,即开放获取后学术传播成本其实没有变化,但是学术传播收益增加了.路径4:ΔBSC>0,ΔCSC>0,但ΔBSC–ΔCSC>0,即开放获取既增加了学术传播收益,又增加了学术传播成本,但学术传播收益的增加超过了学术传播成本的增加.此分析框架非常简单,但这一理性分析框架有助于从根本上思考开放获取的利弊得失.此分析框架同样适用于分析我国是否应该“拥抱”开放获取.开放获取很可能使我国的学术传播成本增加.根据大致的测算,由于历史上定价参照标准较低、我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数量相对欧美国家较少等原因,我国目前支付给全球大型出版社的订阅费用,占全球大型出版社销售额的比率一般不超过10%.这个数据也可以从已经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市的大型商业出版社的年报信息中得到一定的验证.如果简单化处理,假设我国学术研究成果全部金色开放获取,文章处理费总额通常按照发文量计算,基于SCI数据库的简单统计,2019~2021年我国(香港、澳门、台湾除外)论文在全球占比均超过20%且继续增长.因此,可以推测开放获取很可能会使我国的学术传播成本增加.但开放获取给我国带来的学术传播收益很可能更大,足以弥补开放获取给我国带来的学术传播成本的增加.开放获取可以直接造福我国庞大的研发人员和学生,促成工程师红利和科学家红利.我国研发人员数量和研究生数量均居世界前列.《中国科技人才发展报告(2020)》显示,“十三五”期间,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超过7%,从2016年的387.8万人/年,增长到2020年的509.2万人/年,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12].2021年,我国招收研究生117.7万人,在校研究生总数增至333.2万人[13].如果我国和世界的科研成果是开放的,所有这些研发人员和研究生都可以立即从中受益.开放获取可以助力我国的经济转型.创新在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我国继续追求增长质量而不仅仅是增长速度,以向创新驱动型增长持续过渡.不仅在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关注研究的大学和关注应用的企业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通过提高科研成果的可见性,促进对科学数据的公开访问,有助于促进科研合作和成果转化.整体上判断,开放获取给我国带来的学术传播收益的增加额足以弥补开放获取给我国带来的学术传播成本的增加,因此我国应该“拥抱”开放获取.当然,对学术传播净收益的准确度量非常困难,此结论尚需更加严密的测算和论证.期待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这一研究中.
4我国推行开放获取的可能行动
危机传播论文范文3
一、新媒体对科技期刊发展产生的影响
（一）新媒体为科技期刊带来的挑战
纸质媒体时代，社会大众透过阅读书籍、报刊才能获得资讯及传播知识。但进入21世纪后，新媒体的出现，其独有的优势让传统媒体感到真正的危机。在新媒体“涌进”、传统媒体“渐退”的背景下，国内科技期刊的发展也相当艰难。新媒体给予社会大众及时、全面、多角度的科技信息和科研成果，让众多科技爱好者和科研人员不仅成为信息的浏览者，也成为发表者、查找者。新媒体以图画、文字、声音、视频结合的展现方式，丰富了读者的阅读体验，提高了读者的阅读享受和阅读欲望。这使得纸质科技期刊流失大量读者，阻碍了期刊的发展[1-2]。
（二）新媒体为科技期刊带来的机遇
新媒体在冲击传统科技期刊发展的同时，也为其发展增添新机遇和希望。尽管新媒体占据了传统期刊许多市场份额，但与先进的新媒体设备相比，传统纸质刊物不需电源支持，且不易被损坏，纸质刊物使阅读爱好者有着某种特有的抚摸感觉，满足了许多阅读爱好者的阅读习惯。科技期刊因仍有相对固定的读者群体，所以新媒体暂时无法完全取代纸质科技期刊。面对互联网带来的巨大发展空间，科技期刊应积极与新媒体合作发展，增添传播手段，增强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改善经营理念，拓展品牌业务。当前，我国有部分科技期刊透过与国际著名的大型出版集团合作，推广网络期刊业务，获取了显著的成效。
二、新媒体背景下的科技期刊发展策略
（一）采用优先出版的模式
一直以来，科技期刊按着期刊发展规律进行出版，论文一般按投稿—送审—录用程序进行。为了及时出版，各编辑部尽量缩减了审稿到录用的时间，但到出版，也经常会有时滞。科技论文强调的是有效性和创新性，同一时段其他学者也在研究和创新，新成果的出现不会是一个研究团队的成果，而是多个团队同时进行产出的相似性成果。如果不及时出版，不仅将削弱创新的成果的展示度，也将减小论文成果的实效性和说服力，会在一定程度上流失部分作者群体，对期刊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故此，出版单位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缩短发表周期、增加每期刊稿容量等。以上措施虽能有效提高出版周期，但这些都是针对以期卷为单位的传统印刷出版形式[1]。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在线优先出版也应运而生。这种出版模式的核心在于处理科技文章发表时间过长的难题，提升了论文的及时性与有效性，让其研究成果能及时呈现在大众面前。其不但有效处理文稿长时间积存未做处理的问题，又能应用新媒体的平台，最大化把科技成果宣传出去。当前，我国规模较大的学术期刊平台均已启动了自己的优先出版平台。“中国学术期刊优先数字出版平台”是2010年由中国知网推出的，这一行为开启了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新篇章，这种创新模式改变了传统论文以期卷号才能够上传到计算机的特性，即以网络等数字出版形式提早出版印刷版学术期刊的内容，附以独一无二的期刊论文单篇身份证DOI号，不仅保证单篇论文的唯一可识别性，也为日后期刊检索提供了保证。论文使用优先出版的模式既能保障作者的优先话语权，也能有效实现信息传播，增强学术期刊的说服力。经过几年的发展，优先出版展现出其优势，获得了出版单位的支持，也成为今后科技期刊的发展方向。
（二）结合常用的通讯工具进行推广
作为互联网发展时代媒体的一种营销模式，微信不受到距离的约束，不但能查阅阅读者所需的信息，也能推广自己想的信息。这样，微信受众不仅是信息的接收源，也是传播者。微信和微博都是新媒体的新兴平台，比起微博来，微信的推广层面更广一点，这是因为微信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是通过相互关注形成的，关注人群具有相对稳定性。科技期刊的编辑人员应根据微信和微博不同的推广特征，积极学习运用多媒体，借助各种工具以及各类图片，将期刊上严谨的文字信息转化为具体形象的信息，通过浅显易懂、大众化方式来叙述科技论文，让最新科研动态能够在微信、微博这两大平台得以传播，这样不仅能满足专业领域的交流，也更适合专业人员的浏览，更会满足社会大众的阅读需求。在挑选前瞻性的研究学术信息的时候，科技期刊编辑应与相关课题组研究人员紧密联系，将其所研究的课题以通俗易懂的形式进行提炼及整理，这样在微信或微博平台发表，才能获得较高的关注度。
（三）研发期刊应用程序
随着智能手机等智能电子产品的普及，碎片化阅读应运而生，许多人都逐渐养成在移动终端阅读各类信息的习惯，科技期刊也开始开发各类应用软件来能满足读者和这种阅读需求。当前，我国有关科技期刊的应用软件较少，本刊编辑部也在尝试进行开发，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科技期刊先进行了尝试。应用程序类似于网站，集合了不同种类期刊信息和增值内容，但应用软件内容文字少、图片多，文章篇幅短小精悍。比如“中国国家地理”这一款应用程序，它的软件布局与许多著名的新闻网站相似，以标题、文章条目与底栏便构成了应用程序的首页。此外，人们可以点击特定的图标，就能浏览文中所介绍的风景风情所在之处，同时也可点击图上的地点，即可打造合适的出游规划，身临其境地体会当地的风光人文。可对某些内容进行合理收费，使得媒体和受众双赢，这种商业模式有利于科技期刊的进步发展[1，2]。
（四）强化推送服务
推送技术，主要是把各角色进行互换，如受众从主动转换为被动，期刊编辑们从被动转换为主动，更好实现信息的及时传播与互动。这种推送技术正改变着大众获取信息的方式。科技期刊应充分发挥自身载体优势，强化宣传、导向以及教育功能，编辑部依据各类定制化的准则在推送平台上设置好需要推送的对象、方式、内容、时间及反馈信息等，在推送过程中，编辑人员可通过整合推送服务的优势构建互动平台，聚集更多的阅读者，这样才能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传播更多学术信息，最终建设一个基于融合各种通讯交流平台的具有立体性、综合性、互动性的新型期刊媒介。通过公众号以及建立的交流平台，科技期刊可以给予读者更多及时、丰富的资讯，这种推送服务将类似于定期出版的期刊，在建立了稳定的关注人群后，将更好地增强自身的主动服务意识观念，增加影响力。可通过公众号增加有关审稿、修改、反馈等消息，让投稿者及时了解文稿信息后做出修改，提高文稿的发表率，为期刊、作者及专家搭建一个良好的互动平台。
危机传播论文范文4
关键词:高校;网络舆情;研究综述;趋势分析
互联网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也形成了全新的舆论环境，网络舆情成为网络管理的重要内容。网络舆情是由某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1］。作为网络舆情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网络舆情近年来已成为提升高校治理能力的重要课题，受到高校的重视和学者的关注。
一、主要研究成果
目前，高校网络舆情研究人员主要选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知网博硕士学位论文和学术期刊论文作为数据来源，从时间维度、学者角度、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分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网络舆情研究的立项资助情况，可以反映国家层面的研究导向和研究人员的关注程度。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使用“网络舆情”关键词检索到的2008—2019年立项课题达89项。网络舆情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时段是2010—2012年。这一时期，我国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便捷的网络访问使自媒体用户数量迅猛增长，传统媒体的话语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被蓬勃发展的自媒体削弱，每个网民都可以积极参与信息的、传播和互动，此起彼伏的网络舆情事件引起政府重视和全民关注。第二个高峰时段是2017年至今。党的报告把网络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随后研究人员围绕报告提出的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目标再次聚焦网络舆情研究领域。从项目类别来看:网络舆情研究一般项目占51%，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分别占7%和4%，体现出典型的应用型研究特点;青年项目占28%，说明对互联网比较熟悉的青年学者更加关注网络舆情研究领域。在中国知网使用关键词“高校网络舆情”可以检索到2007—2019年发表的博硕士学位论文309篇、学术期刊论文2531篇。高校网络舆情的研究始于2007年，2008—2014年是快速增长阶段，2015年至今该领域仍是研究热点。此外，高校网络舆情研究成果的质量也逐渐提高，表现为已发表的博硕士学位论文、核心期刊论文数量明显增加。
二、代表性研究观点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并不严格区分舆论、民情和民意等概念，通常都使用“publicopinion”来表述。民意概念出现的年代并不久远。民意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得到重视。法国思想家卢梭在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中首次提出了“公众意见”的概念，为近现代舆情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19世纪初期的民意研究为政府的有效管理提供参考。进入互联网时代，民众利用互联网社交平台表达政治诉求和政治意见，成为西方政体环境中民众参政议政的主要方式。美国人李普曼在1922年出版的《公众舆论》中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公众舆论的定义和传播方式。美国传播学家库姆斯和唐纳德在1972年《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提出了著名的“议程设置理论”，重新揭示了大众传媒的影响力，为人们认识传播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近年来，国外学者发现民众普遍地通过网络渠道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公共事务的监督和管理，明确提出“冒险转移”可能造成的思想偏差和可能产生的极端观点。此外，国外学者还充分考虑了政治基础、社会现状、市场规律和文化传统对网络舆论的影响，综合运用工具和数学模型进行舆情引导控制研究，提出了与法律法规、自律意识、过滤技术、审批内容等相关的实践操作措施。
(二)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网络舆情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黄钦等采用关键词共现聚类方法，对高校网络舆情从基本内涵、传播特征、监控机制、引导机制、突发事件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归纳［2］。学者们对网络舆情的基本内涵进行了深入阐述。谭伟提出，“网络舆情是互联网上传播的公众对某一焦点所表现出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带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3］。邹军认为，“网络舆情是通过互联网表达的社会舆论，广义的网络舆论包含所有的社会舆论形式，狭义的网络舆论特指网民在互联网上表达的舆论”［4］。安珊珊指出，“网络舆情是公众(主要指网民)以网络为平台，通过网络语言或其他方式的互动，公开表达对自己所关心的话题、某些有争议的公共事务或焦点问题，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倾向性的意见和言论的总和”［5］。目前，关于高校网络舆情的概念还存在争论。学者们对网络舆情的主体和载体的认定有差异，其中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高校网络舆情的载体是校园网络，其主体是高校师生。王健提出，“高校网络舆情是与高校有关工作相联系的网络评论或观点”［6］。吴勇等认为，“高校网络舆情是高校师生员工对构建和谐校园的态度和意见”［7］。章忠平等指出，“高校网络舆情是高校师生通过互联网对校园生活中的某些现象、校园管理以及其所关注的其他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所表达的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的总和”［8］。学者们分析了高校网络舆情具有的分散性、特殊性、爆发性等传播特征，探讨了舆情通过自媒体平台从下至上、从内至外的传播过程和主要特点。张彦等提出，高校网络舆情的传播特点体现为参与主体的特殊性、舆情内容的复杂化、传递过程的互动性、舆情形成的迅捷性、舆情扩散的难控性、群体极化性［9］。林兴发等认为，高校网络舆情形成与传播的过程包括筛选与认知公共事件、融合意见、形成行为示范效果等三个阶段［10］。牛兵等提出，高校网络舆情的传播可以分为个别网友爆料、网友讨论、形成舆论压力、传统媒体介入、相关部门应对、波澜再起及再次应对、网友注意力转移、网络舆论消退等八个阶段［11］。韩春艳指出，高校网络舆情主要分为偶发型、偶遇机会型和多级传播型等三种传播方式［12］。王凤仙等尝试构建体现当前社会环境的信息传播模式，将高校网络舆情的发展周期分为酝酿、爆发、扩散和衰退等四个阶段［13］。关注监控机制研究领域的学者们主张:建立高校新闻发言人制度和网络信息员队伍，公开、透明、全面、真实地传递事件信息，从源头上消除网络舆情;将基于大数据分析、计算机语言处理等技术的信息系统广泛应用于网络舆情监控。夏顺辉提出，应建立网络舆情监控机制，准确把握高校网络舆情的产生、发展、导向等情况，及时将最新情况提交管理部门以便有效地进行危机预警［14］。陈艳红等建议基于信息采集、预处理、中文分词、特征选择、文本分词和聚类分析的舆情热点发现模型，为高校网络舆情监测和识别提供技术支持［15］。李定坤等结合高校网络舆情存在的网络伦理道德建设滞后、监管失控、非理性蔓延等问题，从建立健全舆论引导机制、舆情协调机制、舆情交流机制、管理保障机制、应急处理机制、新闻制度等方面提出高校网络舆情的监测和应急方法［16］。李婧等讨论了基于网络舆情事件分类的指标体系，对网络舆情的预警防控、信息源判断、快速响应等提出新的思路［17］。在引导机制研究领域，学者们主要探讨的网络舆情的预警、引导、干预和危机处理，包括预警过程中的信息控制，干预引导过程中的权威信息、网络谣言澄清和“意见领袖”作用发挥，危机处理过程中的网络德育和安全教育等。曾润喜等系统地讨论了高校网络舆情快速响应机制，提出了迅速上报、紧急应对、迅速联动、及时反馈的快速响应流程［18］。冯荣等提出，在引导网络舆情时需要明确网络伦理的责任主体，加强网络伦理道德教育，强化网络主体心理调适［19］。蔡文政等提出包括监测预警、分析研判、应对决策、处置联动的高校网络舆情引导机制［20］。章德林等提出健全预警应急机制、打造自媒体疏导舆论、建立校园舆情引导团队的策略［21］。在突发事件管理研究领域，学者们主要探讨高校突发事件的网络应对和处理方式，通过改变传统思维进行适应自媒体时代的突发事件预警处理和事后管理。尹君指出，突发事件无法预测和控制，建立健全网络舆情管理机制、开创新型网络舆情对话模式、掌握舆情引导主动权、拓展宣传思想工作途径等是应对突发事件的有效措施［22］。张义庭等构建了基于熵理论的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模型，阐述了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化对熵值产生的影响［23］。为了及时察觉、发现和识别潜在的由网络舆情引发的突发事件因素，时钟平等构建了包括舆情根源、关注程度、行为倾向在内的高校网络舆情突发事件预警指标体系［24］。张允峥等结合自媒体时代突发事件的传播特点，从突发事件传播的主体、内容、渠道、效果等方面提出应对策略，并特别提到在突发事件得到解决后应着力做好善后处理工作，防止舆情再次发酵导致的事件升级［25］。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学者们阐述网络平台的内在机制和发展趋势带来的理论、内容和手段创新，讨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结合的在线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和立体化思想政治教育平台构建。廖扬平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具备导向功能、凝聚功能、内化功能、覆盖渗透功能、预测预防功能［26］。白?等认为，高校网络舆情是大学生思想变化的“晴雨表”，通过建立应对机制、把握思政教育主旋律、提高监管能力、增强网络道德意识、解决实际困难等措施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27］。刘莹莹建议，通过重视网络舆情建设、丰富网站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加强高校网络教师专业队伍建设、组建网络环保队伍、加大网站监管力度等，构建新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28］。郁文娟讨论了网络舆情对思想政治教育在优化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方式、激发教育功能等方面的积极影响，以及对教育理念、教育环境、教育难度、教育队伍等带来的消极作用［29］。
三、研究趋势
(一)夯实理论基础
目前，高校网络舆情的基本概念缺乏权威性和系统性。网络舆情的客体究竟是互联网还是相对独立的校园网，众说纷纭。学者们侧重于讨论高校网络舆情的内涵，不太关注其外延。高校网络舆情的社会环境未能得到足够关注，导致高校网络舆情的理论基础不够扎实。
(二)拓宽研究视野
高校网络舆情既具有社会网络舆情的普遍特征，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要充分研究高校网络舆情，除了关注高等教育学、新闻传播学、思想政治教育、计算机应用技术、图书馆学、情报学等学科领域，还必须学习应用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知识，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
(三)丰富研究方法
大数据技术为高校网络舆情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方法。借助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建模和结果可视化分析，可以提升高校网络舆情的研判预警能力和应对化解能力。应积极推动大数据平台建设，与相关研究机构密切合作，建设技术先进、响应迅速、行动高效的数据分析技术团队，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舆情分析、引导、处置等方面寻找新的突破点。
(四)拓展研究范围
高校网络舆情的研究重点是舆情的事后处理。目前，对舆情事件的监控和舆情发生后的应急响应，对网络舆情的事前干预和事中引导，均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下一阶段，应加强对高校网络舆情的事前干预机制的研究，同时，借助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自媒体，并使用高校师生偏好的话语体系和交流方式，增强对舆情的引导能力。
参考文献:
［1］曾润喜．网络舆情信息资源共享研究［J］．情报杂志，2009(8):187-191．
［2］黄钦，关鹏，裴敏俊，等．国内高校网络舆情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J］．高校辅导员学刊，2018(5):76-82．
［3］谭伟．网络舆论概念及特征［J］．湖南社会科学，2003(5):188-190．
［4］邹军．试论网络舆论的概念澄清和研究取向［J］．新闻大学，2008(2):135-139．
［5］安珊珊．网络舆论:从概念到属性的理论溯源［J］．东南传播，2012(6):21-24．
［6］王健．高校网络舆情的监测与引导［J］．信息网络安全，2009(3):54-57．
［7］吴勇，王玉良．不确定视域下校园网络舆情管理机制的构建［J］．学术论坛，2009(7):186-188．
［8］章忠平，陈炎，曾萍，等．高校网络舆情管理的策略性研究［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1(6):21-23．
危机传播论文范文5
1．复合型编辑人才缺乏
媒体融合不是不同媒介形态的简单拼接，而是技术融合、渠道融合、平台融合、内容融合、经营融合、管理融合等全方位的调整，新技术的采用、传播渠道的改进、内容生产方式的创新、传媒组织形态的升级、传媒产业链条的重构、管理体制与政策的改革都要随之发生相应的变革。技术融合是整个媒体融合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它们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过程中能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目前传统学术期刊的人才储备与技术支持无法满足媒体融合建设的需求。我国学术期刊的主办单位以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学会为主，由“体制内”任命的部分期刊领军人物，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很好的学术理念，却缺乏驾驭新媒体业务的技术素养，没有树立拓展新媒体业务的基本目标，更没有规划新媒体业务的长远战略。目前很多学术期刊已通过集成的采编系统实现了审稿、编稿、发稿过程数字化，以及这一流程与PC端和互联网的融合，但这一流程与移动互联网的融合却进展迟缓。其关键在于，缺乏新型的复合型编辑人才。老编辑对新融合、专业技能（信息检索能力、计算机操作能力与多媒介转换能力等）的缺乏了解和掌握影响了他们对学术新媒体的热情和探索精神，影响了互联网思维在学术期刊领域的运用和发展，更制约了行业借助融合业务技能实现对多种媒体的资源整合。
2．媒体融合主导权缺位
我国现有传统媒体管理制度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了以审批制度、主管主办制度、行业管理制度、属地管理制度为核心的规制政策。在这种体制下，传统学术期刊一直保持主流学术传媒地位，发挥着主体性作用。“其一，拥有公开出版的刊号，具有体制授予的合法身份，不存在‘无米之炊’的生存威胁；其二，牢牢把控着学术信息源（专业边界）和作者资源（学术水准），目前还没有任何学术新媒体能够与其分庭抗礼，对其构成挑战；其三，在现行的学术评价与期刊评价机制之下，只有具有正式刊号的期刊才能得到行政权力部门与专业评价机构的承认，尽管纸本期刊的传播功能早已名存实亡，但其‘记录功能’仍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15］然而，恰恰是这类媒体，在媒体融合的道路上走得跌跌撞撞，深陷“不做等死，做了找死”的困惑之中，无法承担起媒体融合的主动权。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缺乏国家主导的大型公共服务数字出版平台，表现为具有公益性质的学术期刊没有公共技术平台的强力支撑，盲目“嫁接”或重复探索；二是学术期刊的市场主体地位模糊，身份尚为事业单位或改制后只是换块牌子的“翻盘企业”、改制后依然没有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的传统媒体，在与新媒体融合过程中必然遭遇体制障碍与规制约束；三是学术期刊分散弱小、技术落后、经济实力不强，作为媒体融合中的被动者，它们根本没有实力与能力去主导媒体融合。互联网企业与新媒体公司是否具有媒体融合的主导权？答案也是否定的。从技术、平台与资本实力来看，它们有舍我其谁的优势。然而，在深入思考探究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时，我们会察觉到一些悖论的存在。首先，民营力量主导媒体融合，势必与党和政府强调的媒体的政治属性、舆论导向冲突，很难满足“可控可管”的传播要求；其次，中国知网、万方等大型期刊数据库虽然在数字传播方面几乎取代了纸本传播，但其在学术信息源、专业编辑权威性、学术共同体关系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因而无法替代学术期刊承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再次，互联网企业与新媒体公司并没有获得体制授予的合法身份，还不具备与学术期刊刊号相当的学术传媒地位。目前流行的微信公众号与论文在线网站，不过是学术期刊的附庸或补充，暂时不足以动摇学术期刊的主流地位。
3．政策与规制缺陷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也给政府的媒体管理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一是多头管理、权责不一。在互联网的监管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是行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负责打击利用网络实施的各种犯罪活动，文化部门对文化产品、文化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全国网络出版服务的审批和监督。这种管理体制职能交叉、条块分割，致使在监管的具体过程中，形成政府管理越位或政府管理缺位两种现象。比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是把互联网和手机作为信息产业来定位的。但互联网和手机既有产业属性，又有媒体属性。单纯由产业部门管理，很容易造成行业管理和舆论监管的脱节。特别是新闻出版广电部门实行严格的内容监管，而电信部门只管传输不管内容，结果因传输平台的不同，就会产生天壤之别的规制差异。二是法律“跟不上、管不住”。近些年，虽然我国在新媒体管理方面已出台数部法律法规，但总体上立法层级不高、法律效力较低，“一方面，行政机关对现行行政法律文件的修改、补充滞后于新媒体的快速发展，造成法律制度不该有的缺位；另一方面，各行政机关进行听政活动所参照的法律文件多为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效力较低，仅限于本部门范围，造成有法可不依的尴尬；且各行政机关在制订、执行部门规章和行政规定时往往各行其是，又造成了行政法律制度执行的冲突”［16］。在学术传播领域，“双重管理体制”使传统媒体在发展新兴媒体业务时，远不如商业新兴媒体那样能够放开手脚大胆创新，经常是稍有创新、稍越雷池，就可能被“约谈”、批评。在媒体融合的大潮之下，尽管互联网与新媒体具有快捷、方便、及时、聚合等优势，但所在企业仍然拿不到体制所承认的正式刊号，那些仅在网络平台或新媒体上发表的论文统统被排除在体制认可的评价之外，这不能不说是体制壁垒与规制政策滞后性的体现。
危机传播论文范文6
1学术期刊微信推送内容的选择
利用微信的公众号检索功能，对21种物理类核心期刊和11种力学类核心期刊进行刊名检索，得到18个结果，其中4个账号主体为个人，且没有推送任何内容；得到官方认证的公众号中，除个别推送内容较丰富以外，其他均以推送期刊论文为主。利用微信进行期刊文章的传播，具有快速、便捷、易分享的优点。但学术论文具有信息密度大、逻辑结构完整、逻辑体系严密的特征，阅读时需要读者注意力较为集中，并进行深入思考，而在移动终端上进行的通常是具有碎片化特征的“浅阅读”，读者在手机上阅读一整篇科技论文的意愿不够强烈。因此，采用图文摘要＋原文链接的推送方式，将内容精华、亮点传达给读者效果会比较好。
2学术期刊微信推送图文摘要的选择
图文摘要应在有限篇幅内将文章内容忠实地传达给读者，同时兼顾阅读体验。既要让读者感到“读之有物”，又不能过分冗长导致读者失去兴趣。
2.1文字
图文摘要的文字部分主要包含作者及单位、摘要、关键词、DOI及推荐引用格式等。摘要应全面准确地概括论文的重要内容，“四要素”（目的、方法、结果、结论）齐备；此外，编辑还可以从正文中提取重要数据、现象、讨论内容等，整合后加入摘要中；对于精品文章，可由编辑或编委写推荐语。
2.2图表
将文章中所有图表不经筛选，全部推送固然是一个方法，但在缺少文字引导说明的情况下，读者难以区分重点，反而容易失去耐心和阅读兴趣。此外，对于使用移动网络的读者，大量图表将导致消耗流量多、加载速度慢，影响阅读体验。故应该谨慎筛选推送图表，数量为2～5个为宜。在选择图表时，应遵循以下3个原则：1）要反映文章内容的精髓，过程图、实验装置图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采用；2）要有自明性，图题、表题等要完整、准确，尽量不使用非公知公用的量符号、缩写、简称等，论文中自定义的量符号等要辅以说明；3）图表要清晰，并且大小适宜。调查中发现，微信推送的期刊文章中时常有图片加载速度过慢或图片严重缩小、字符和线条不易辨认等问题，遇到这些问题时，还需要对图片做进一步处理。
2.3图表加工
期刊排版时，为了整齐美观，图片四周通常都有边空，子图与子图之间也留有适当空隙。但图片在手机上显示时，这些空白不仅占用了有限的显示面积，而且增加了图片大小。因此，需要对图片进行“去空白”处理。在Photoshop软件中，打开“图像”菜单，选择“裁剪”，去掉左右边空即可。保存图像时，选择“存储为Web格式和设备所用格式”，通过调整“品质因子”找到图像大小和质量之间的平衡点。为提高效率，可以利用“批处理”功能对大量图片进行统一处理。目前主流的智能手机显示屏宽度为6～7cm左右，而学术期刊中最常见的大16开本，其版心宽度通常为17cm左右，前者小于后者的1/2。部分通栏图去掉边空后其宽度仍远大于手机屏幕，显示时遭到压缩，整体观感不佳。对于由2个子图横排组成的通栏图，可以通过“批处理”将其转变为竖排的半栏图。以（a）所示图片为例，动作流程如下：1）复制背景图层，得到完全相同的新图层；2）将画布纵向扩大一倍，设置见图1（b）；3）对新图层全部选中，依次进行“垂直翻转”“垂直翻转”“水平翻转”，得到如图1（c）所示的图像；4）将画布宽度减少一半，设置见图1（d），得到图1（e）所示图形；5）裁剪掉边空后，“全选”新图层，进行“水平翻转”，得到如图1（f）所示纵向排列的半栏图，最后合并图层即可。以上操作与图片的绝对尺寸无关，因此适合进行批量处理。推送内容中，表通常也以图片形式显示，其处理方法与图类似。但与图相比，表中文字（数字、符号）更多，直观性、易读性相对较差。因此，如果表中项目较多，可以将重要的数字/行/列用红框醒目地标识出来，以方便读者阅读。
危机传播论文范文7
网络科学传播模式是对通过互联网进行科学传播一般规律的抽象和总结，其传播内容主要是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以及科学公共事务等，传播渠道主要是互联网。对学科层次的学术交流，很难选择“科学共同体专业集团内部的科学传播”、“科学共同体子集团内部的科学传播”等概念，类似说法比较冗长，难以理解。考虑到学科层次的学术交流主要采用同行评议的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学科同行内部的科学传播。之所以没有选择科学同行这样的字眼，主要是因为在当下的语境中，科学同行容易被理解为科学共同体。学科同行的确定，一般依据它的最高课题、专业团体的成员情况和所读期刊。
一、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简析
学科同行内部的科学传播，主要指学术交流，而学术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为，论文的传播模式对会议报告、开放课件等具有参考意义。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主要要素包括论文、网络、学科同行，公众也可以参与其中。本文提出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见图1。通过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其实是一个开放的奥斯古德—施拉姆模式，是一个拥有反馈机制的循环模式，学科同行以网络为载体，在同行内部和公众之间进行科学传播。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种传播模式中的各个要素。对论文而言，无论是纸质出版还是网络传播或者其他传播途径，要想在作者、读者、资助者间建立互信，必须保证传播信息的高质量。在各种质量保证体系中，同行评议依然是最基本并且最重要的手段。因此，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中，同行评议将是一个重要环节。同行评议在传播模式中的位置并无定规，既可以在于网络之前进行，也可在于网络之后进行。该模式中的网络，一方面指论文在网络上实时发表，另一方面指论文在网络上进行典藏，即论文仓储数据库。学科同行需要了解同行的工作，论文得以典藏并能实时查阅，是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顺利进行的条件之一。该模式中的学科同行，是指能看懂论文并能进行反馈交流的科研工作者。该模式中的公众，除了非科学共同体成员还包括非学科同行科学共同体成员———他们也难以对论文进行反馈，与非科学共同体成员并无太大区别。图1是对学科同行内部科学传播模式的抽象概括，这其实是一种无阻碍的理想描述———论文生产完毕，快速发表典藏于网络，学科同行阅读使用并进行反馈。在实践中，相关工作者正努力实现这种理想状态，其中以开放获取模式（OpenAccess）为代表。
二、开放获取思想与其特点
学科同行内部的科学传播也即专业交流，除去面对面的交流，一开始是通过写信等方式来完成，后来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与普及，以发表学术成果为目的的学术期刊出现。1665年在英国出版的《哲学会刊》（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是最早的同行评议的科学期刊。同行评议是一种科学的专家决策制度，到目前为止仍被公认为最好的一种决策制度。以同行评议为基础的学术期刊，几百年来为科学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贡献。但是一些问题也开始暴露。第一，学术期刊体量有限，一些很好的科研成果、科学思想等未必都能得以发表。由于成本等方面的原因，学术期刊每期不可能登载太多文章，科学共同体的一些工作和努力毫无疑问就被浪费。第二，时效性不强，不能及时捕捉科学发展的最新动态。在科学高速发展的当代，论文写作到发表之间的周期过长，会影响科学信息的快速共享。有研究者对2006年中国科技期刊影响因子300名排行中的249名进行了统计，审稿时间不低于2个月的超过50%。第三，期刊价格快速升高，读者不堪重负。纸质期刊价格升高，出版商又通过IP和密码等控制电子版，信息费用被抬高。据LibraryJournal的统计，2004年到2008年，平均价格相对上涨最高的为哲学与宗教领域的期刊，上涨幅度达到178%，最低为数学与计算机学科领域，上涨幅度也达到27%。第四，传播价值无法最大化。学科同行之外的公众，基本不可能订阅学术期刊，当其对某论文有需求时，路径依赖导致其不知也难以查阅。纸质期刊数量有限，不易保存，后来者很难继续利用。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术期刊涨价与图书馆经费减少、网络使用范围扩大与学术期刊电子版访问受限、学术研究速度加快与学术期刊出版滞后等一系列矛盾逐渐凸显，并导致学术交流危机，于是开放获取（也称开放存取）得以提出并逐渐得到认可。开放获取是一种全新的文献出版模式，它由作者付费而用户免费，在全球任何地方都可获取该学术资源。通过开放获取，科研成果可以直接与公众见面，避开了出版商和其它中介机构，促进了信息传播。在网络作用下，文献检索更方便，典藏也更有技术保证。
三、开放获取案例研究———以PLoS、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为例
在美国的开放获取政策中，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NIH)的政策出现最早，得到了美国政府机构的认可和支持，对其他国家或机构相继制定出更加合理的开放获取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该政策要求得到NIH全部或部分资助的科学家所完成的科研成果，在发表时应将作者最终手稿的电子版提交到国家医学图书馆管理的一个网络化知识库PubMedCentral(PMC)，以便公众可以免费获取。本文总结论文纸质出版后的网络开放获取模式见图2。这种模式下出版商认为，若论文内容的复制版在别处可以免费获得，出版商将没有能力收回投资，也无法对科技出版持续投入。最后的妥协结果是，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提交到开放获取仓储数据库时，其文本只能是作者接受同行评议后的文本，而不是期刊编辑加工后的出版定稿。这虽有遗憾，但期刊编辑改变不了论文的科学思想、实验数据，只能在文字上进行润色或者统一格式等，对学术价值几乎没有影响。因此，图2仍然使用论文字眼。
很显然，图2描述的论文出版模式，本质上仍是期刊电子版，但它与电子版仍有区别，区别体现在两点：其一，用户免费使用；其二，论文进入开放获取仓储数据库，典藏更有保证。在图2中，开放获取仓储数据库的购买、维护等费用由机构或者政府等资助，但这里的论文仍然是同行评议后的论文，其质量与纸质版没有区别。图2模式的缺陷是明显的：其一，中间多了期刊（出版商）这一环节；其二，期刊的出版体量决定了开放获取的论文的数量；其三，论文的出版仍然需要纸质期刊读者订阅付费。虽然只要有纸质期刊出版，这一模式就可以维持，但这种模式是比较被动的模式。开放获取的另外一种形式是开放获取期刊，其中作者付费取代读者付费，该模式的初衷是减少论文获取障碍、增强论文交流性，其代表是科学公共图书馆（PublicLibraryofScience，PLoS）。在PLoS模式下，科学家提交论文的同时也要支付一定费用，这笔费用主要用于同行评审、存档以及编辑费用等。PLoS强调，向作者收取出版费，其目的并不是把出版费作为额外的经济负担转嫁给科学工作者，而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科学研究成果的出版是科学研究过程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而出版成本只是研究成本很少但又必须的一部分。论文经过同行评审后，就进入开放获取仓储数据库，用户可以免费长期使用。PLoS于2003年10月创办的第一份开放获取期刊PLoSBiology定位于学科领域的高端期刊，实施严格的同行评审制度。然而，对这样高成本的运作来讲，仅仅靠论文作者的版面费是难以维持下去的，于是，PLoS推出一种高级的科学出版模式———依靠较低质量论文的大批、廉价出版来资助和养活少数高质量旗舰期刊，甚至在某些期刊上采取了轻度同行评审体系，可发表任何在方法学上合理的文章，但其接受率高、发行文章的量较大，因而版面费远远高于其运行成本。除了版面费，PLoS类开放获取期刊其实还应通过广告等各种模式来增加收入。有学者曾担忧开放获取期刊文章的质量不高，但目前已有一些研究证明，开放获取论文比传统论文更容易被引用和使用。有研究者通过对PLoS旗下期刊影响因子的研究得出结论：PLoS的质量认证机制是健全和有效的。#p#分页标题#e#
在开放获取实践中，还有一种免同行评议的预印本模式，这种模式以1991年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建立，现由康奈尔大学维护和管理的arXiv为代表。在这种模式下，不用同行评议，作者只须按照一定格式将论文排版后就可以自由上传到网络，满足了且快速发表的要求。作者在论文上传的同时，也可以将其提交给学术期刊，如果论文在期刊上正式发表，文档库相关信息中就会加入论文正式发表期刊的卷期信息。arXiv论文在开放获取前并没有同行评议环节，即没有质量控制措施，其质量控制体现在论文在正式期刊发表后的补充信息环节，这种同行评议前就开放获取的模式在中国也存在，创办于2003年，由教育部主管的“中国科技论文在线”（www.paper.edu.cn）是其中的代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的特点可以归纳总结为以下几点：
其一，速度快。作者提交论文后，“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的编辑只进行简单的格式调整后就将其到网上，该时间周期缩短至7天以内，可以满足科研成果快速的目的。
其二，同行评审体系在后有效运行。中国科技论文在线聘请专家担任同行评议专家并形成专家库，只要作者同意，后可自动分配给评审专家库中的专家进行评议，并根据评审情况给论文标注星级，对一些质量优秀的论文，“中国科技论文在线”还结集出版专门的电子期刊和纸质期刊。
其三，采取强制性开放获取。2006年，中国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对由教育部博士点基金资助的课题实行强制性存取政策，规定所有在研课题结题前课题承担人必须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发表2篇以上论文，并注明“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课题”及编号，结题时认定与其他刊物等同。
其四，完全的公益性。据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主编李志民介绍，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的评审费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提供，在网站上论文不收取任何费用，查阅、下载论文也不收取任何费用。
其五，有效保证作者的知识产权。“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为其作者提供打印刊载证明的服务，列明论文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发表的时间，可有效确认科学发现优先权，保护作者的知识产权。在发展过程中，“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它没有采用开放获取运动所提倡的开放档案计划（OAI）协议，开放获取资源至今未被任何数据提供商（SP）收割，影响论文在线学术资源的使用和共享。10并且承认“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发表的论文为学术成果的研究机构尚不够多，权威度也需要提高。
危机传播论文范文8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应急管理；方案；应急服务
一、引言
高校图书馆是高等学校收集、整理、保管、传播和利用文献资料的场所，也是为高校的教学、科研等活动提供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机构。在当前的数字信息时代，能否为读者提供良好的“文献信息服务”已经成为了衡量一所高校图书馆服务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而决定高校图书馆服务水准的一个重要因素则取决于该馆是否拥有一套成熟的管理方案。本文将对高校图书馆应急管理方案设计及所涉及的关键内容进行分析和研究。
二、当前高校图书馆应急管理方案研究现状
需要指出的是，完善的高校图书馆管理方案既包括图书馆的日常管理方案，也包括在灾害、紧急状态、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下的应急管理方案。特别是在经历了病毒疫情的图书馆界，对于建立怎样的高校图书馆应急管理方案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并加大研究力度。制定符合高校图书馆自身特点的应急管理方案，当图书馆在遭遇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及各类紧急事件时，能立即实施应急管理方案，是非常时期高校图书馆能够为公众及读者提供图书馆应急服务的重要前提，此举也进一步凸显高校图书馆通过对知识信息的服务和对文化的引领，帮助读者有效应对灾害，促进社会和谐与进行的社会职能。针对高校图书馆应急管理方案的研究现状，笔者于近日通过中国知网（CNKI）的期刊库进行了有关主题的文献检索。具体步骤为：先将“文献分类目录”做“清除”操作，接着选择其“信息科学”一级栏目，接着在“信息科学”一级栏目下勾选二级栏目“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随后在其检索引擎的“主题”栏中输入“应急管理”，“并”包含“高校图书馆”，并把年限设置为“1949年”至“2020年”，执行检索后共获得符合条件的相关文献9篇，在结果页面上方的“分组浏览”中选择“应急管理预案”主题词，检索获得符合条件的相关文献2篇，此2篇论文分别发表于2012年和2017年；接着在不改变文献分类目录的前提下，将“应急管理”更改为“应急服务”为主题“并”包含“高校图书馆”，年限仍为“1949年”至“2020年”，执行检索后共获得符合条件的论文文献10篇，其“分组浏览”主题词显示近8种分主题，仅“应急服务平台”为分主题的论文就有4篇，10篇论文文献的发表年度为：2010年1篇，2011年1篇，2012年1篇，2020年7篇。通过两次检索的结果可以得出结论，自病毒疫情发生之后，图书馆理论界对于“非常规状态下高校图书馆应急服务”的研究十分重视，所检索获得的10篇相关理论文献在2020年便发表了7篇；但以“高校图书馆应急管理方案”为主题的研究论文仅2篇，2020年年初至今未发一篇。
三、日本高校图书馆应急管理方案的设计与实践
高校图书馆的应急管理方案是高校图书馆应急服务得以实施的前提和重要保证。因此，在图书馆界对于“高校图书馆应急管理方案设计”的研究成果相对欠缺的情况下，将检索主题词设定为“高校图书馆危机管理”，获得相关研究论文72篇，这对本文所针对的“高校图书馆应急管理预案”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经选取部分核心期刊文献成果研读之后发现，国内此类文献成果大都偏重于纯理论，缺乏实践性，而且形成的理论大都未纳入图书馆的日常管理内容之中。无独有偶，在我们的近邻日本，近些年来出现了一系列关于“高校图书馆危机管理”的实践研究成果，这里进行简单的阐述。对于图书馆的危机管理，日本的图情研究学者认为：凡是发生了违反图书馆管理规章的行为，或者读者在馆发生意外以及发生了自然灾害，为把损失降至最小，对馆员、读者及图书馆的设施、文献资料进行保护的方法都应纳入图书馆危机管理范畴。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来看，日本大多数高校图书馆都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了颇具操作性的危机管理方案。例如：东京学艺大学于2006年便制定了《图书馆危机管理基本手册》（后称《手册》），《手册》内容分为五章，以“馆内事态”“办公室事态”“防骚扰与防盗”“周边事态”及“自然灾害与事故”进行了危机分类，并制订了周密的应对措施，有效地保护了图书馆的设施和人员的安全；名古屋大学附属图书馆于2002年便制定了《非常时期行动手册》（后称《行动手册》），该《行动手册》分为“日常版”“夜间节假日版”“地震应对紧急情况发生时的应对方法。可见日本高校图书馆对于各类危机有着充分的认识，多年来对于高校图书馆的应急管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日本是作为岛国与内陆国家相比，其自然灾害明显较高，其实践经验值得借鉴。因此，将其“高校图书馆危机管理实践”与我们的“高校图书馆应急管理”理论研究有机结合，有助于本文对于“高校图书馆应急管理预案设计”的研究。经分析与总结发现，我国高校图书馆应急管理预案设计主要应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子预案。
四、高校图书馆应急管理方案中的关键设计内容
为了便于表述，文中将高校图书馆应急管理方案中的各类具体方案称为“应急管理方案”中的子预案。
（一）由于人为因素引发紧急事态的应急管理子预案。这里所指的“人为因素引发的紧急事态”是指由于行为人的个人原因蓄意对图书馆进行的破坏或对馆员、读者进行的语言暴力甚至行为暴力，并且具有很强的随机发生性。高校图书馆是校园内人员集中的公共场所，当这些情况突然发生时，容易给图书馆员和读者带来不同程度的伤害。因此，对于上述情况制定具体的应对方案，如：针对肇事者的强力管制方案、与警方和保卫部门的联合行动方案、对固定设备的保护方案等，当事端发生时能够立即实施相对应的方案，能够有效的将馆舍损失和人身伤害降至最低。
（二）由于自然灾害因素而引发紧急事态的应急管理子预案。近些年来全球公共安全事件和自然灾害频发，如地震、洪水等的自然灾害，SARS、等引发的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等等，这一系列事态都对图书馆的正常运行及安全秩序带来了影响。针对上述情况制定相应的应急管理子预案显得非常必要，如：特定环境下的开闭馆方案、非正常状态下的在线服务方案、对于读者和馆员的保护方案、对于特别读者的隔离方案等等都应该纳入到该子预案当中，以保证高校图书馆在此特殊时期的服务和运转。
（三）由于系统故障因素而引发紧急事态的应急管理子预案。在当前的数字信息时代，资源的数字化和图书馆运行服务的数字化，使得高校图书馆对数字设备的依赖度进一步增加。由于高校图书馆的官方网站时时处于外网可访问的状态，所以容易遭到黑客的网络攻击，并致出现关键服务器出现数据异常、资源外泄甚至系统崩溃的情况。因此，高校图书馆在做好日常的数字化设备维护之外，还要制定因数字系统遇袭停摆而引发的紧急事态的应急管理子预案，该子预案应包括应急服务模式的启动方案、服务器正常关闭和容灾服务器的启用方案、馆藏电子资源的防盗程序运行方案等等。
（四）由于设备异常因素而引发紧急事态的应急管理子预案。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文献存储和信息交流的重要场所，其中央空调系统、电梯升降系统、纸本借还和文印系统等等，在整个学期都处于满负荷的运行状态之中，有些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即使在假期也不例外。这些设备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尽管进行了定期的维护，但都存在着潜在的故障风险，一旦出现问题会给馆员和读者带来诸多行动不便甚至人身伤害，更会给图书馆带来不必要的财产损失。因此，高校图书馆在做好日常的设备检查和故障排除工作之外，应制定由于设备异常因素引发紧急事态的应急管理子预案，该子预案应包括：发生紧急事态时的人员疏散方案、设备的关闭流程、简单事故的处理流程等具体的应对方案。图书馆的应急管理方案并非一成不变，它伴随着高校图书馆的发展而进一步完善。在管理方案制定好之后，要定期对图书馆馆员进行应对突发事件的培训教育，除进行现场的模拟操作以外，也要加强理论学习，以确保图书馆出现突发事件时，作为工作人员的图书馆管理人员能够迅速到场控制局面，协助有关部门将图书馆的损失降至最低。
五、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