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论文范文1
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以下简称《史论》)和林庚的《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文学史》)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出现的两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其中《史论》是王瑶在1942年至1948年期间于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汉魏六朝)”这一课程时的讲稿。而《文学史》亦是林庚于厦门大学教学期间所写,全书在1947年5月出版。两部书诞生于同一年代,都是古代文学研究史上不可多得的专著。在这点上,不少学者曾做出过评价,如程千帆曾评价《史论》:这(《史论》)也许并不能完全代替那些断代分体的文学史,但它是一种独特的构思和编排,它能够使这一时期文学上的若干问题从不同侧面凸现出来,从而显示了整个中古文学的全貌……这部书不仅本身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在文学史的写作上,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模式,为后出许多同类书籍所取法。〔1〕
袁行霈在评价《文学史》时也说:他可贵的独特之处,或者说别人难以企及之处,乃在于他是以诗人之心从事研究,是带着新诗创作的问题和困惑来研究古典文学的,同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2〕可见两部书文学史地位之高,程千帆认为《史论》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模式,使得后来许多研究者效仿;而袁行霈则认为《文学史》的创新之处在于独特的研究方法———以诗人之心来解读文学史。事实上,学界在对于这两部书的研究方法上已取得一些成果,如孙玉石的《王瑶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论断想———以〈中古文学史论〉为中心》,〔3〕认为《史论》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对于“史识”的自觉追求与客观的考证态度,以及“历史”与“现实”的统一。①又如葛晓音的《诗性与理性的完美结合———林庚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4〕作者从林先生的生平,对于楚辞、唐诗以及明清小说的研究中,探讨其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他认为“林庚先生研究文学史,既有宏观认识作为主线贯串始终,又很注意以微观研究作为立论的依据。尤其重视作品字词的解释。”此外,徐晓村的《学术研究中的理性的客观态度———王瑶先生治学特点管窥》、〔5〕陈国球的《诗意的追寻———林庚文学史论述与“抒情传统”说》〔6〕等论文都对两位先生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这两本书在研究方法上都有其不可取代的创新性,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所以比堪两者的不同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较高的指导意义。
一、阐释现象与沟通新旧
王瑶在《出版自序》中说:本书的目的,就在对这一时期中文学史的诸现象,予以审慎的探索和解释。作者并不以客观的论述自诩,因为绝对的超然客观,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只要能够贡献一些合乎实际历史情况的论断,就是作者所企求的了。〔7〕在《重版题记》中他又说: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既不同于以分析和评价作品的艺术成就为任务的文学批评,也不同于以探讨文艺的一般的普遍规律为目标的文艺理论;它的性质应该是研究能够体现一定历史时期文学特征的具体现象,并从中阐明文学发展的过程和它的规律性。〔7〕在他看来,文学史的研究不同于其他学科,与文学批评、文艺理论之研究亦有明显区别。文学史研究的任务不仅在研究文学现象本身,更重要的是从中找出文学发展的规律。由此可见其写作目的即是对于中古时期的文学现象做出相对合理客观的解释,并从中探讨文学发展规律。而林庚写作《文学史》的目的则大不相同,他在与张鸣的谈话中说道:“1934年我还在北京民国学院教书的时候,没有可用的文学史,我就想自己编一本,而且这本文学史能跟新文学衔接,而不仅仅是把古典文学讲完就完了,我那时是在写新诗的基础上,作为一个作家去写文学史的。”〔8〕他在自序中亦提及其写作目的,也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沟通新旧文学史是为其一,其二则是因为“近世文坛上派别与纠纷之多,其所以有这许多纠纷的缘故,便因为缺少了一个主潮。”〔2〕从两人的阐释中可见出,王瑶想以一个纯粹学者的目光来剖析中古文学的各种现象,并用客观的态度从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中找出原因,从而得出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林庚则不同,他试图在新诗创作的基础上创作出一本新的文学史,用以沟通旧文学与新文学之关联,进而寻觅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主潮。
二、“史识”与诗意
“史识”是王瑶在文学史研究上的指导思想,也是《史论》的特色所在。所谓“史识”即善于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资料与现象中,通过理性的思维和分析,进行提炼和升华。“以一种客观的态度来严肃地对待在研究过程中所陆续发现的大量的新的事实和资料,从它们的整体和相互关联的关系中来严格地加以分析,”〔9〕力求得出更为接近实际的理论判断和历史结论来。王瑶在大量占有事实材料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严密的分析论证,从而得出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如在《论希企隐逸之风》中,作者分别从文人自身的心理需求、汉末的时代背景、玄学的影响以及隐逸文学这四个方面对魏晋时期的隐逸现象进行了阐述。全文共列举了94条引文,其中包括《后汉书》、《魏志》等史书,《谢康集》、《弘明集》等文集,还有一些具体的诗作,如阮嗣宗《咏怀诗》等等。资料之详实令人惊叹,作者有条不紊地将魏晋时期的隐逸之风置于社会大背景之下进行探讨。他认为初期文人的隐逸只是为了逃避黑暗的现实,经过时间的沉淀,隐逸渐渐发展成理论,而理论又随着时间的推移得以升华,变成了单纯的为隐而隐。又如在《文人与药》中,作者为说明魏晋男子喜爱“熏衣”这一习俗,列举了《魏志•朱建平传》、《太平御览》、《晋书•贾谧传》、《世说新语》、《南齐书•武十七王传》、《晋书•王述传》等九条引文,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当时男子爱美的现象。接着又从这一客观事实出发,联系当时社会的实际,对文人的爱美心态进行分析,揭示了文人与药之间存在的不可隔断的联系。
在王瑶眼中,文学史是一个文学的历史沉淀过程,文学史之所以呈现出千姿百态,是受当时不同社会环境的影响,王瑶致力于解释这种关联与提炼出普遍的规律。而在《文学史》中,林庚秉持的理念大相径庭。他把文学史看成一个有生命的机体,如他对文学史的分段———“蒙昧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与“黑夜时代”。他说:“文艺是为人生服务的,它之所以能领导人生,就是因为它可以启发人的创造性,一个时代,只有富于创造性,它才是伟大的时代。”〔8〕在他看来,文艺不仅仅是社会的产物,他同样会对社会产生一种反作用力,对人类思想发展形成影响。所以在阐述时,他将文艺思想看成是创作的素材,同时又很注意用诗人的思想分析这些文学现象。在《文学史》中,林庚很注重诗学的发展,而其对于文学史的划分亦按诗歌的成长轨迹:先秦到两汉的早期,诗歌处于萌芽阶段,因此谓之“蒙昧时代”;到了东汉至唐代古文运动时期,诗歌发展处于鼎盛阶段,在文坛占据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因此谓之“黄金时代”;到了宋代,诗歌较之唐代有所衰落,但比之后代又远远领先,而且出现了词这种新兴的文学样式,所以谓之“白银时代”;而元明时期,诗歌彻底衰落,俗文化渐渐兴起,因此被林庚称为了“黑暗时代”。可见文学在林庚眼中,就如同一个生命的成长,由蒙昧而睿智,由睿智而混沌。#p#分页标题#e#
三、理性的闪烁与感情的澎湃
王瑶曾为《文学史》写过书评,“写史要有所见,绝对的超然的客观,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在林庚的这部书中,“作者用他的观点处理了全部的文学史,或者说用文学史来诠释了自己的文艺观,”所以王瑶认为这本书“不仅是著作,同时也是创作”,他认为贯彻在《文学史》中的整个的精神和观点,“都是文艺的,或者可以说是诗的,而不是史的”。〔10〕他既承认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又不赞同这一种撰写文学史的方法,所以他说林庚在书中的观点都是文艺的,是诗的,而不是史的。这也充分说明了《文学史》与《史论》的重要区别在于:《史论》闪烁着著者理性的思维,全书行文严谨,王瑶在不动声色中将问题一一解决,而《文学史》全书跌荡起伏,字里行间体现着著者深深的感情。具体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看:
(一)语言的凝练简洁与行文的才华横溢
简单来说,《史论》行文言简意赅,犹如老吏断狱,一针见血。《文学史》则处处洋溢着作者的文采,高潮迭起。如《史论》中各章的题目,简单明了,“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玄学与清谈”等,让人一目了然。当然王瑶的文章又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论文,成篇充斥着专有名词和枯燥的论述,他也善于运用比喻使得文字生动活泼,如在论述酒与魏晋文人的关系时,他把酒比作文人为自己布置的“烟雾弹”,这样他们就可以“终日酣畅,不问世事了”。再如写到陶渊明与谢灵运的区别时,其叙述也颇有意思,“渊明的写田园,他自己就是躬耕的实践者,所以即使写景也写得自然亲切,”“这一类句子,都有一种单纯自然的美丽。谢灵运则不然,他结队群从,像是要以英雄的姿态来征服山水似的,所以处处把山水当作欣赏和作诗底对像”,〔7〕短短几句话就把陶渊明悠游田园之间,而谢灵运刻意在山水间寻求诗作的姿态体现出来。可以这么说,王瑶的比喻是建立在对于理论的补充说明上的,而林庚行文的最大特色则在于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来吸引读者。较之《史论》,《文学史》中的章节标题就让人浮想联翩,“他给每章一个新颖的题目,暗示问题的核心所在,要使每章同时是一篇独立的论文,并且要引人入胜。他写的是史,同时要是文学;要是著作也是创作。”如“女性的歌唱”、“旅人之思的北来”、“修士的重现”、“凝静的刻画”这些小节的标题等。〔2〕在行文中,也处处体现了著者的文采,如在第四章对于散文发达的原因进行阐述时说:女性的歌唱既已深入了中国的文化,然而一种少年的彻底的精神,原始的辽远的情操,那单纯的思维,那自由的信念,总要求一次尽情的表现;这使得先秦的思想造成无可比拟的光辉,它同时带来了男性的一切。〔2〕再如在给“苦闷的觉醒”做全文总结时说:然而这个时代既揭出了生命的悲哀,也认识了生命的美丽,这丑与美的矛盾,相伴着悲伤中的喜悦,都已非旧日的文体所能说明,乃必等待着一个新生的形式的出现而完成。〔2〕一段本来可能枯燥无味的总结性文字在林先生笔下显得如此生动活泼。所以可看出王瑶的文字简洁严谨,而林庚则是才华横溢。
(二)学者的中正平和与诗人的激情澎湃
阅览两人的著作时感受到王瑶的文章沉稳深刻,作者态度中和。如对魏晋时期社会状况的描述中说:在政治史上,魏晋是一个混乱的时期,一方面结束了汉帝国的统一,一方面又开启了以后南北朝底更长久的分裂。汉末的离乱,是由东汉中叶以来多年的政治与社会经济底病态腐蚀所演变成的结果,并非一朝一夕之故;农村破产,政治腐化,权力集中在少数的外戚宦官手里,都是促成统一局面崩坏的因素。〔7〕短短一段话,把汉末至魏晋时期混乱的社会局面表述得清清楚楚,毫无夸张,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完全是站在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来叙述这一景象。从王瑶的生平可知,他是一个革命的爱好者,在清华读书期间,就非常关注社会和民族的命运,还因为积极革命而两陷囹圄。事实上在这之后他所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也夹杂了很多的社会政治感情,而在这本著作中,他能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角度来分析社会状况,实在是难能可贵。再如,文坛上多对齐梁繁缛文风有所诟病,并认为这种风气始于陆机,而王瑶却并不如此,他认为:实则文主绮丽,是魏晋的普遍观念;魏文也有诗赋欲丽之言。但这时所谓的绮丽,实即自然的美观;和齐梁文学的作风不同。文人言韵,也并不始自陆氏,司马相如之论赋迹,已有“一经一纬,一商一宫”之说,陆氏所论也还是着重自然的和谐,所以取喻多以乐曲;与永明声病之说不同。〔7〕
在这里,王瑶没有被前人的观点所左右,从原始的文献资料出发,通过《文赋》中记载的“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等语得出了“文贵感人,所以必须讲求声色美藻,才能‘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7〕从而进一步印证了追求文章的绮丽是魏晋时人的观念。在行文过程中,他的态度是相对客观的,并未夹杂自己的感情于其中。而在这一点上,林庚先生就如同一位充满激情的战斗者,他总是能被某一种情绪带动而写出激情澎湃的语句,让人深刻体会到他的情感。“他(林庚)将文学的发展看作是有生机的,由童年而少年而中年而老,”“因此著者常常指明或暗示我们的文学和文化衰老和腐化,教我们警觉,去‘摸索光明’。”〔2〕把文学史看成是人生,本身就是感性的,而林庚又在语言叙述中添加个人感情因素来指引读者。如其在论述汉武帝至建安时期的这段历史时言:美的兴奋,永恒的怀疑,人生的刺激,这时都失去了昔日的魔力。人的倦眼在一块比较安静的地方就要合上,于是夏日的酣睡,就弥漫了整个文坛。它没有真实的认识,也没有深刻的痛苦,这是一个浮浅的暂时的睡意,是一个最承平而又无所谓的季侯。神仙的幻想,安慰了每一个人的飘渺的梦境,秦汉的书禁,思想是久不用了,文艺自然更谈不上。〔2〕读这一段文字,会让自己忘记了是在阅读学术著作,而仿佛在欣赏美文。作者用了通感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汉初文学在他眼中留下的印象,就像进入了让人沉沉欲睡的夏季,自汉初三百年间的文学也进入了休眠期,而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汉代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得“自由的时代过去了,安分守己的思想发达起来”。这段话的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作者的情感,显然他更留恋于“楚辞带来的惊涛骇浪”和之后建安文学给人的深沉感,而不是汉初这种寂寂无声的文学。林庚在论述时饱含激情,让读者不得不受其感染,而王瑶的《史论》则更显公允。#p#分页标题#e#
(三)论证的谨严有度与散文的起伏跌宕
《史论》的叙述非常严谨,论证过程中材料翔实,环环相扣。如在第一章《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史地位》中,王瑶在对魏晋时期的时代背景与文人地位做出分析时,层层深入,把论题分成了六个小部分逐一探讨。其中第一部分分析魏晋时期军阀混战的大局面,以及东汉时期的从仕制。第二部分论证魏武时期的农业、经济以及选官制。第三部分讨论九品中正制,实际上是对门阀家族的政治基础做一个阐述。第四部分分析他们的经济基础。第五部分则从其生活基础上来分析。第六部分转向文化,门阀家族实际上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整章对问题进行了抽丝剥茧的分析,让人一目了然,其论证严整有序,从物质形态到意识形态,从客观到主观,让人无懈可击。关于这样的论述,整本书中俯拾皆是。而在《文学史》中,这种现象却颇为难得,林先生的论述更像是一篇篇随笔,他的思维总是呈跳跃式发展着。阅读他的书,就像看到他站在演讲台上,激情澎湃地为我们作着讲演。如在《人物的追求》这一节中,林先生认为魏晋思想之所以如此活跃,其有一部分原因是紧接汉代思想苦闷的时代。他引用了《三国志•高贵乡公记》里的一段话来说明当时儒学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思想,接着又说:然而汉儒的势力,虽然因此衰歇,而人生的悲哀,仍成为生活间沉重的压迫。从理性到自觉,从服从群到领导群,每个人都需了解如何做人,才可以创造一个可喜的生活。于是一些快意的人物,一些超然的行径,乃成为时尚的追求。〔2〕简短的几句话就阐明了汉代至魏晋时期士人心态的转化以及转化原因,他认为魏晋时期文人之所以相对超然,乃是对于生活重压的一种解脱。然而这样散文化的语言却不能说服读者,他只是用语言表述了自己的观点,却没有用事实来说话。
(四)理性的宏观把握与感情的重点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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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统性较强的一门古老学科，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一直秉持着自己的传统。强调学术性、传承性和知识性。这种教学模式当然不会错，中国漫长的历史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学传承，使得众多研究者极度重视“考据、义理、辞章”的方法论体系，大文化背景的时代色彩使得传统的教学模式根深蒂固。我们的时代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时代，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和过于强调理论的体系化，不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即复合型人才。因而，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呼之欲出，它或许是这个学科教学改革的破冰之举。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的根本特征就是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在学习过程变被动为主动，调动学生感性与理性的双重视角，全方位地培养其创新性和应用性。需要注意的是，强调实践教学的同时，我们要注重对学生基本知识、基本素养的培养。如果没有基本的文学史常识，没有对基本作家、作品的理解，实践教学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模式刍议
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模式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建构。其一，学时设置上，实践学时和讲授学时要进行有机整合，既要有一定的区分度，也要强调二者的可溶性。就前者而言，实践教学与课堂上的讲授教学有本质的区别。作为一门古老的传统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涉及到众多的作家、作品，其没有讲授学时是不可能的。实践学时只能是讲授学时的有益而必要的补充。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实践教学与讲授教学二者在本质上并不矛盾，实践的过程也需要教师必要的指导，讲授的过程，也是实践的另一种模式。二者的融合，能够加强彼此所强化的领域，对学生的理论与实际操作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其二，要探索有意义并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教学方法。目前，工作在第一线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师，对实践教学的方法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并有了较成熟的案例，诸如古体诗词的写作、古籍文献的整理、经典叙事文学的排演、古诗文的诵读与传唱等。任何成熟的教学模式，都需要有相应可行的教学方法作为支撑。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方法是统摄整个教学改革的灵魂。从教学实践中得来，应用到实践教学终曲，是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方法得以成熟的唯一选择。其三，重视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中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之间关系的协调。理论上的宏观建构，或许不能保证微观与宏观的完全一致性。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教学模式，如果微观教学现实与建立的宏观模块不能完全一致的话，会导致一系列因素的随之变化。没有基本固化因素的存在，教学模式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协调教学过程中宏观与微观的诸多因素，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所要注意的问题之一。
三、个性化考查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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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应有意识地培养小学生的写作兴趣。据此，我认为，作文教学应该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在说话课上，教师要指导学生怎样观察事物，怎样看图说话，然后怎样看图写话，有计划地培养学生的说话能力。说话课内容既要丰富、又要具体;既要学生感兴趣，又要学生愿意说，不要向学生灌输现成的观察所得，要让学生自己观察，说心里话，写心里话。在进行说话课的教学时，要使每个学生既觉得有内容可说，又感到有兴趣，这就要求教师在上说话课时，要与学生读的内容、读的训练结合起来，教师还应该按照低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和接受能力，补充、选择一些合适的图画。教师还可以用运用幻灯、电视、电影、录像等电教器材作为教学手段组织说话教学。说话课的训练方式，应该按照说写要求的不同采取多样化手段。此外，在说话课上，刻意通过口答、朗读和复述等途径，多给学生说话的机会。经过上述的说话训练，学生有了一定的说话基础，就应该写话过渡。过渡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在学生动笔之前，让学生说一说，以此引路，然后再写，这是因为口头语言的发展总是先于书面语言之前，所以在说时，让学生尽量放开说，多说点，写的时候，让学生放低写，按一定顺序扎扎实实地写，做到内容既有条理又清楚。为了培养低年级学生的观察、想象、说话和写话的能力，还要让学生学写观察日记，但不一定天天写。学生在学写观察日记时，教师首先要指导学生怎样观察，可以布置同一个观察内容，让学生谈谈他们各自的观察结果，同时教给他们观察的方法，提高他们观察的兴趣。当他们有了一定的观察基础后，在观察事物的时候，就要让他们选择自己的观察对象，运用自己的观察方法，教师在这方面不要把学生管得太死，要使学生观察的面尽量广，范围尽量大。
二、中年级的作文教学
经过低年级两年的看图说话、写话的训练、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说话写话的基本功，但是还不够熟练，还应该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加深对词和句的训练，并在此基础上重点进行段的训练，教师在进行片段练习时候，要让学生进行言之有序的训练，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再写什么，要有条理。要用词准确，并且还要注意每段有一个重点内容，段与段之间要有联系，逐渐向独立成篇的作文过渡。在中年级开始阶段要以片断练习训练为主，作文教学重点要放在一段话或几段话的片断联系上，一般不要求成篇的文章，这样持续一年多时间，到中年级后期，学生学会写一两段或几段文字之后，指导教师要引导学生给他们写的文章加个题目，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就应该让学生向命题作文过渡，然后再逐步练习写独立成篇的文章，为学生进入高年级进行作文训练做好准备。
三、高年级的作文教学
中年级通过段的训练，高年级就应该过渡到篇的训练。在让学生进行篇的训练时，教师要明确学生的每次作文都要有一个训练重点，使学生把在课内或课外重点读的内容充分运用到重点写的实践中。作文训练的重点要通过学生每次作文体现出来，但教师在围绕训练重点出作文题目时，要力求出在学生的心坎上，不要限制学生只写某一个内容，遇到个别情况，可以允许学生另换题目，写他们自己愿意写的内容，描绘他们自己熟悉的生活，表达他们自己独特的情趣，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写出真情实感的文章，表达他们真实的感情。高年级在加强篇的训练时，还要注意文章中心的明确，这就要求教师在指导学生布局谋篇时，不要单单讲求文章的组织形式、安排方法，更重要的是要从文章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入手，选择具体可信的生活实例。只有这样，学生才会认真思考，积极动笔，写成文章。学生只有有所作为，写出来的文章才会生动感人，才能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序。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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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论教学的有效配合方式，实践教学能够训练学生分析文学现象和评价文学作品的能力。长期以来，教师单方面讲授为主的填鸭式教学模式使得学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以背诵既成结论来应付考试，考试过后印象全无的现象普遍存在。有效地开展中国现代文学实践教学将使诸类现象得到改善，通过举办现代文学巨匠专题讨论会、现代文学名作细读专题讨论会等，让学生搜集资料，各抒己见，借以深入分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诸多作家作品的地位形成的原由，探讨中国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在实践中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将得到锻炼。教师还可以带领学生到图书馆，指导学生查阅、检索相关民国老旧期刊，使学生从尘封的历史中获得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历史语境的具体感知，培养其动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能力。
实践教学可以强化现代文学和当下现实世界的联系，扩大学生的认知视野。随着岁月的流逝，当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下渐行渐远乃至成为一种传统而被肯定的时候，它与当下文学的关系就变得尤为重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指导学生通过文本对照分析的方式，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哺育程度；也可以指导学生对当代作家进行问卷调查，分析数据得出结论。这些举措会扩大学生的认知视野，打通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新世纪文学的隔阂，在实践中将理论知识融会贯通，提升其整体素质。
实践教学可以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为今后在工作中灵活运用中国现代文学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毋庸讳言，当今世界人文学科被逐渐边缘化，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让昔日精英式的书斋人才培养模式成为明日黄花。有人指出：“以学生为主体，强化实践环节，提高学生的素质与能力，培养特色应用型人才，已成为高校文学课程教改的当务之急。”中国现代文学课程要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服务，就要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如指导学生制作中学教材中出现的现代文学作品课件，为学生从事语文教学工作服务；强化写作迁移训练，为学生从事相关文字工作服务等等。
二、实践教学形式举隅
根据课程内容设置、实践场所及学生能力培养的需要，中国现代文学实践教学可运用以下几种形式：课堂实践教学、场馆实践教学、舞台实践教学和社会实践教学，它们分别从不同方面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1.课堂实践教学
中国现代文学课堂实践教学是一种简单而易于操作的实践形式，其主要目的在于训练学生认识文学现象的能力、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和表达文学观点的能力。可采用现代作家专题讨论会的形式，对鲁迅、老舍、沈从文、张爱玲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作家进行探讨，分析其文学地位、成就贡献、代表作品等。在讨论会开始前，拟订较有针对性的讨论话题，安排学生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通过认真阅读其作品以及相关研究论著和背景材料，撰写读书报告，作为讨论的基础。讨论时，教师要善于营造氛围，引导学生进行观点交流，甚至摩擦、碰撞出火花，使学生对某一问题的认识从粗浅朦胧上升为具体深刻。还可以举办现代诗文名作朗诵会，精心选择《雨巷》、《再别康桥》、《背影》等现代文学史上的诗文名篇，在举办前同样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先使学生通过理论课程了解其创作背景、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在此基础上，反复诵读熟悉内容，然后再举办作品朗诵会。学生在诵读中感受作品的意境，体验作品的情致，激发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才能，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从而完成从知识到能力的转变。
2.场馆实践教学
中国现代文学实践教学可以利用文学场馆来进行，各地的作家纪念馆、作家故居、文学馆都可以成为实践教学的基地，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开展现代文学实践教学活动。为满足教学需要，应选择较为集中又能有效培养学生文学感知的场馆作为实践场所。比如开展“感受鲁迅之旅”的实践教学时，可以选择上海鲁迅纪念馆作为教学地点，它融合鲁迅故居、鲁迅墓和鲁迅纪念馆的生平陈列为一体。在参观生平陈列时，学生可以获得全新的视觉和听觉体验。该馆的陈列，运用了大量现代技术和设备，通过色调、色温、声音和造型来营造氛围，让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第一展厅中的短片“生命的路”，通过投射在三面墙体上近六分钟的气势恢弘的巨幅影视，勾勒了鲁迅的生命轨迹和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第三展厅《秋夜》放映厅，在135度弧形银幕上投映电视艺术片《秋夜》，涵义隽永，能给学生以极大的震撼。学生不仅可以通过陈列馆的文物来感受历史，还可以通过场景模型来体验鲁迅经常去逛的内山书店、目睹鲁迅逝世前夕参观全国第二回流动木刻展览会的逼真场景，这些活化了的文物资料，能够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鲁迅的生命气息；学生还可以通过多媒体“鲁迅知识百题问答”，检验自己的知识。陈列馆参观完毕后，可带领学生去鲁迅墓前瞻仰拜谒，用切实的身体行动向这位文学大师致敬。接着参观位于虹口区的鲁迅故居，让学生感知鲁迅在上海的最后十年。其他诸如位于上海武康路的巴金故居、位于浙江乌镇的茅盾故居都是现代文学实践教学的理想场所。当然，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中心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集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于一身，四个展厅中陈列了书籍、杂志、报纸、手稿、书信、照片、录音录像带和文物等30余万件藏品，更是开展中国现代文学实践教学的理想场地，教师可依据主题需要带领学生有针对性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
3.舞台实践教学
舞台实践教学是指以舞台为活动空间来进行中国现代文学实践教学，最直接的实践方式就是指导学生排演中国现代话剧代表作，如《压迫》、《雷雨》、《茶馆》等等。这种排演是在认真阅读、深刻理解剧本的基础上进行的。作为一种教学手段，它并非以表演为旨归，不以吸引观众为目的，而是让学生在表演中认真品味话剧的语言，揣摩话剧的动作，体验人物的遭际，窥测人物的内心世界，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从而达到对剧本的深刻理解。为便于操作，可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片段进行训练；还可先在课堂进行小规模的排练，条件成熟时进行大范围的公演。此外，可鼓励、指导学生将情节性较强的小说改编成剧本、将叙事诗改编成诗剧进行排演，让学生在亲身实践中感受、体验不同文体的异同之处，在再度诠释中达到对文本的深刻理解。
4.社会实践教学
教师带领学生走出课堂，走出校园，到社会现实中去进行中国现代文学实践教学。比如，教师一直在理论课上强调中国现代文学对当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是在什么层面上的？哪些作家产生的影响更大？基于这些疑问，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设计调查问卷表，对当代作家进行问卷调查，根据他们的回答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得出科学的结论。这样既加强了学生与作家的联系，又锻炼了他们的动手能力，同时使他们对这一课题本身产生比较深入的认识。在中国现代文学实践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本校文献资源和校外实践基地建设情况，并结合学生能力训练的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以上实践形式，有效编排和灵活实施。
三、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中国现代文学实践教学的开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如教师观念陈旧，对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实践教学经验不足，教学质量无法保障；教学经费投入不足，实践教学开展举步维艰等等，只有解决好这些实际问题，才能保证实践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
首先，转变教学观念，确保中国现代文学实践教学地位提升。所谓实践教学，“是相对于理论教学的各种教学活动的总称，包括实验、实习、设计、管理、实际操作、工程测绘、社会调查等”。基于对这一定义的理解，实践教学在理工科及法律、管理等应用性较强的课程中得到了广泛运用，而在中国现代文学等传统人文课程中则罕见开展。因此，教师在长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教学活动中因循守旧，缺少探索精神，使得这门原本有着鲜活的时代气息的课程在成为经典的同时，与现实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远。此外，不少教师对实践教学存在着畏难情绪，因为实践教学虽然以学生实践为主，但仍然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合理、有序地组织进行，远比单纯的课堂理论教学复杂，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理论知识，还须具备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这就要求教师转变教学观念，克服种种困难，切实提高实践教学的地位，加大实践教学的比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探索各种实践形式，合理地设计实际教学方案，使学生把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中，在实践中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
其次，加强教学管理，确保中国现代文学实践教学取得实效。中国现代文学实践教学的方式是灵活多变的，与理论教学相比，更为直观、丰富、新鲜、有趣，但如果不对其加强管理监督，也会带来一系列的弊端，如学生可能把参观考察当成是游山玩水，把舞台实践演化为娱乐消闲等。这就要求教师加强教学组织管理，积极发挥指导作用，比如在学生参观文学场馆实践活动后，要求其提交相应的考察报告（包括自己的感受和理性分析判断）；在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等社会实践活动后，要求其提交相应的调查报告等，作为对其实践活动的考核指标。
再之，加大教学投入，确保中国现代文学实践教学顺利进行。如上所述，由于人文学科的实践教学长期得不到重视，教学管理部门在教学经费的拨付方面，首先考虑的是理工类的实验设备、器材等等，即便在人文学科有所投入，也仅限于一些新型的应用性较强的课程，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实践活动因申请不到相应经费而难以实施。因此，要使本课程实践教学活动顺利开展，必须得到相应的资金支持，这是保证场馆参观、舞台排练、问卷调查等实践教学活动进行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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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学生家庭条件、环境的影响
家庭的条件和环境渗透于每个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家庭经济收入的高和低影响学生之间的互相交往，条件好的和条件差的，就会形成小团体，分帮分派。家庭环境的不同也会导致同一寝室之间的不合和矛盾的产生。大城市学生受寝室人际环境影响的程度高，其次是来自小城镇的、来自农村的学生较少受到寝室人际关系的影响。
1.2学院学生寝室人员分配的影响
同一寝室不同专业或不同年级的分配，使学生之间存在矛盾。大一学生对寝室成员不熟，与人交往时产生距离感，大二大三学生之间非常熟悉，人际关系复杂，矛盾也随之增加。不同的专业在同一寝室，寝室成员之间上课、作息时间都不同，大家学习专业知识时无法互相沟通，导致同一寝室成员不团结、不交流，各自生活，从而加强了矛盾的产生。
1.3学院学生寝室内物品配备的影响
目前我院学生寝室住校生有近7000多人，寝室多为8人间，10人间，少数还有4人间，12人间。寝室人员较多，房间空间有限，上下床摆放后，寝室内一般只配备2张桌子，3、4个椅子，很简陋，有的寝室学生在寝室内活动的空间几乎都没有，有的房间特别小，只够转身。因为空间小，学生自己的物品无处摆放，导致生活用品四处乱放。寝室房间小，以至于配备的柜利用的空间太小，学生的衣物无处摆放，到处乱扔现象严重。学生热水提供不方便，违章电器频繁使用，学生寝室内没有电话和网线，乱拉现象太多等等。
2当前大学生寝室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2.1学生沉迷于网络游戏，学习兴趣不高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进入大学之后，特别是90后的学生几乎每人手里都有1台电脑，美其名是用于学习工具，实际90%以上的孩子都用来打网络游戏。有的学生甚至是沉迷于网络游戏，不分昼夜，黑白颠倒，更甚者不去上课或上课睡觉，迟到的现象很多，就更别提学习专业知识，有的寝室全体成员集体玩1个游戏，学习兴趣就更淡了，学生无心学习，有的甚至产生厌学心理，使得寝室环境不良风气高涨，低级趣味蔓延。
2.2寝室内卫生较差
90后的大学生独生子女多，从小娇生惯养，没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在很多寝室，学生的衣服、袜子、鞋、书本等物品，随处摆放，乱扔乱挂，垃圾随地都有，地不扫、不擦，被褥不叠，有的被褥1年不洗1次，寝室内空气污浊，气味熏天，让人无法进入，大一新生入学时卫生现象较好，随着年纪的增长，寝室内卫生情况和个人习惯就会越来越差，很多学生认为寝室是自己自由活动的地方，因此在寝室卫生和个人生活习惯上就无所顾忌，导致寝室内脏、乱、差。
2.3学生对个人贵重物品管理松懈
寝室内成员缺乏安全意识。被偷、被盗的现象时有发生，大多数是由于学生安全意识太差而造成的，银行卡密码管理不严密，钥匙乱放，门不锁，寝室内网线乱接乱挂，都为寝室安全留下了很大的隐患。寝室内很多学生吸烟，喝酒，使用违章电器，如加热棒，热得快等，有的寝室甚至有打扑克，麻将等现象，这些都是文明寝室的“天敌”。
2.4寝室成员之间交流沟通较少
寝室成员都是来自不同的城镇，农村。大家的生活习惯各有不同，家庭环境、经济条件不同，同一寝室不同成员相互交往沟通不多，部分学生分帮派，城镇的一组，家庭条件好的一伙，这种现象时有发生。寝室是除了上课学习之外学生之间互相交流，互相沟通最多的的地方，1个寝室的成员大多数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学生受家庭环境，经济条件和区域的影响，都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因此，他们在互相交往时就会出现分歧，高傲的学生不会很好的处理这些事，就会导致与学生间关系不融洽，互相不理不睬，时间长了就会形成孤僻、自私的个性，成为大家眼中的“怪人”，还有的学生只限与寝室成员交往，不和班，系其他同学来往，从而导致大学生交往面窄，缺乏和其他学生沟通与交往，不利于自身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3加强大学生寝室文化建设的对策
3.1建全寝室管理制度，加强寝室管理队伍的建设
寝室文化建设一定要有一套完善、建全的管理规章制度，保障每个大学生都有良好的，有序的生活学习环境，让他们从点滴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把寝室建设成一个“清，新，洁，美”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应该把《寝室管理规章制度》、《值日生制度》等列入学生的综合素质考评里，载入档案中，作为学生评奖助学金的一个重要依据，从而规范了大学生的行为，对寝室文化建设起到了激励和督促的作用。寝室文化建设中必须要加强对管理队伍的建设。现在学生寝室管理，都归后勤部门，后勤管理员应充满工作热情，态度和蔼，注重在管理中教育学生，在工作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增强大学生对他们的信任度，同时，辅导员应时长下寝室，多与大学生沟通，督促他们养成良好的个人行为习惯，有助于大学生寝室文化的建设。加强学生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建设，加强学生会每天查寝的力度，协助辅导员、后勤管理人员共同服务于学生。
3.2加大寝室内设施的投入，改善寝室环境
目前，学院寝室内人员多，寝室内物品配备不齐，在调查中，有60%以上的学生希望住到4～6人间，26%的学生希望住到6～8人间。关于“你希望自己的宿舍清，新，洁，美吗?”这一问题的回答，30%的学生希望马上改善，67%的学生希望改善，3%的学生认为还可以，不用改善。可见，我们的大学生迫切的希望加强寝室内的物质文化建设，扩大寝室空间，这就要求我们加大寝室内设施的投入，从而改善寝室内环境，给学生们创建一个干净，清洁，温馨舒适的家。
3.3开展寝室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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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学,是指在历史长河中产生于民间,在传承过程中被用文字记录成文本之后,仍然以口头形式在民间流传和变异着的民族民间文学。这些民间文学在传承过程中,又会有新的文字记录文本出现。同时,它还包括没有文字的民族长期传承着的民间文学。彝族传统文学包括口头文学及其记录本以及传统经籍文学两大部分。
⒈口头文学。彝族传统文学中的口头文学,是至今仍然流传在民间的活文学,包括数量众多的歌谣、故事,其中有韵文体,也有散文体。而在记录下来的文本中,却又是以韵文体为主,散文体文本很少。就发展的趋势来看,由于全球化和现代传媒力量的影响,彝族民间口头文学逐渐消失,渐趋湮灭。所以,长久地讲,彝族口头传统文学将会逐渐转变成文字文本保存下来。
⒉传统经籍文学。彝族传统文学中的传统经籍文学,以文字文本为主。这是因为彝族传统经籍文学,主要是由彝族从事祭祀、宗教和传统文化传承的毕摩所创制和传承,应该是最早将口头祭祀、宗教言辞记录下来的文字,由于其特殊的功用和地位,变异较小。因而传统的经籍文学是彝族传统文学固定性较强、变化性较小的文学。但是研究家和文学史家的著述中,往往把传统的经籍文学等同于作家创作的文字文学,而没有把它列入传统文学之中,这是一个错误的分类。
二、彝族传统文学研究情况与研究的难点
彝族传统文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彝族文学史论著作中,单篇研究的论文中涉及较少,即使是一些论文,多数都局限于对个别文本的研究,而没有整体的系统研究,因此从中很难看出对传统文学总体上的认识和区分。无论是李力主编的《彝族文学史》,左玉堂主编的《彝族文学史》二卷本,还是沙玛拉毅主编的《彝族文学概论》,罗曲、李文华的《彝族民间文艺概论》,主要的篇幅都是关于彝族传统文学的研究。①这些史论著作与其他的文学史论著作一样,在涉及传统文学的研究中,基本上都把注意力放在了传统文学的文字文本中。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其中就反映出了传统文学文本形式的多样性的麻烦,也反映出了传统文学研究中的难点问题。
⒈文学分类之难。这主要体现在口头文本与文字文本的混同一体,纠缠不清。口头文本一旦记录在案,往往又叫口碑文献,逐渐形成文字文本。而上一个历史阶段与下一个历史阶段之间、此地方与彼地方之间、这个传承人与另外一个传承人之间都存在差异性,变异是永远存在的问题。体现在彝族传统文学上,其特别突出的问题,不单是口传文本与文字文本的差异性永远存在,尤其明显的是口头文本以散文体居多,而文字文本却以韵文体居多,在文学形式上有着巨大的差别。散文体更体现传统文学的变异性,而韵文体文本往往更具有艺术性,更能体现彝族传统文学的特征。
⒉文学史断代之难。传统文学断代之难,是文学史家公认的一件难题。因此,从事文学史的著述,对传统文学形成的年代、基本定型的年代,都必需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无论这一事情是多么的难以符合事实。这样,传统文学中文字文本的价值就突显了出来。我们难以判断今天仍然流传在群众口头的民歌与《诗经》中的民歌有怎样直接的联系,单是从其四言句式为主到现在的以七言句式为主,从形式上都难以想像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传统文学中固定为文字的文本给我们提供的价值。所以,在彝族传统文学研究中,判断其历史年代的难题的存在,只能在其它民族的历史著作和文学史著述中去寻找参照。
⒊与主流传统文学评价区别之难。这里所说的主流传统文学,是传统文学中其他民族民间文学中已经成为文字文本的形式,这些形式已经定型,其评价又经过许多年许多人的反复研究和评价之后,形成了定论,容易让人接受。比如汉族传统文学中的《孟姜女》、《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娘子》等。彝族传统文学,由于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才逐渐为外界所了解、所研究,就是本民族的文化人和专家学者,真正了解彝族传统文学的人是相当少的。以在彝族地区流传最为广泛的《支嘎阿鲁》的故事为例,就是经过彝族自己的专家学者收集、整理、翻译的文本,滇、川、黔地区都有很大的不同,连基本定型都还达不到,研究起来就更加困难。②因此,彝族传统文学与主流传统文学的评价相比较、相区别,其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⒋与其他民族文学比较突出特质之难。由于彝族传统文学既具有口头文本作为活态正在流传,其变异性特征仍然很大。加上这些民间文学又有文字的记录本作为参照,而且各个区域、各个记录者所记录的文本又有明显的区别,在没有抓住其主体、特质的时候,拿出任何一个文本与其他民族文学作比较研究,都难以比较出某个彝族传统文学形式的特质,这一点也许是最大的难题,也是目前最难解决的难题,它的困难程度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用彝族传统文学作比较研究,除了国内少数研究者将个别文本与汉族文学以及外国文学作品作些简要的比较,③以及已经翻译到国外的《阿诗玛》曾经被日本、韩国的一些专家用以与本国的传统文学作过一点粗浅的比较之外,④目前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突破。
三、彝族传统文学研究的突破
彝族传统文学研究有与其他民族传统文学研究共同存在的难点,更有其独有而其他民族传统文学研究所没有的难点。找到了难点问题所在,可以进一步寻求克服困难的路径和方法,以寻求突破。
⒈收集、综合与归类。彝族传统文学由于作品众多,在传承中变异是其口头文学部分的主要特性。对于口头文学部分,可以进行大量的统计和分类,尤其是综合基础上的分类工作意义重大,可以让彝族传统文学有一个基本的面貌或者说是骨架。一些研究家对此曾经作出过重大贡献,普罗普、哈恩、拉格伦、阿尔奈、汤普森等都有其杰出成果,其中的哈恩—拉格伦归类方法,阿尔奈—汤普森(A-T分类法)的分类方法都有其各自的优长之处。A-T分类法是一个很好的分类工具,在大量收集彝族传统文学口头记录文本的同时,运用A-T分类法进行分类和归纳,抽取其基本的部分、共同的母题,用A-T分类法梳理定型彝族传统文学中口头文学部分的骨架和基本面貌。这是一个由分到总的过程,把众多口头文学记录文本进行综合,突出其共性的特征,寻找其基本的特质,综合其基本面貌,反映其总体情况。
⒉辨别与区分。传统文学的变异特征是永恒的,只要它以口头的形式流传就会无法避免。研究传统文学,要对同一母题的各个变异文本进行比较,辨别它们之同,区分它们之异,这对于认识同一母题作品在什么时代加入了哪些内容,在什么地域有什么不同的内容,哪些地区流传的内容在减少,哪些地区流传的内容在增加,是什么原因造成同一母题作品形成不同的新作品的差距,这些构成作品新因素的内容对作品的价值有什么影响。特别是同一语支民族之间相同或相似作品的辨别和区分,有时对认识民族同源异流、或者同流异源会有重大的参考价值,作为活的传统有时比外民族不可靠的文献记录具有更为重大的研究价值。所谓“六经皆史”这种大史学眼光,将其延伸到民族民间文学领域,具有不可估量的方法论的意义。仅此而言,对于彝族传统文学变异文本有研究,作为一个由综合到分辩的过程,进行由总到分的文本研究,还可以延伸到彝语支的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学领域,参照“六经皆史”的方法,无论是对民族学或者文化学研究,都是一个有重大价值的认识论的转变。#p#分页标题#e#
⒊甄别口文头学与文字文学特别是经籍文学的差异。甄别口头文学与文字文学特别是经籍文学的差异,是彝族传统文学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彝族传统文学中,口头文学与文字文学同时并存,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其数量之多也是各民族文学所罕见,因此工作量是巨大的。在文字文学中,经籍特别是毕摩经书,占据了文字文学的绝大部分,而这部分经籍往往又不被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这就需要重新定位彝族传统文学研究的领域,寻找新的视角,认真对待这些经籍的文学价值。口头文学与文字文学的甄别,可以认识文学流变的长河中,在哪一个时段上,口头文学被记录和重视,文字文学从文本流传到民间,其间的转变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在口头文学转变为文字文本后,其口传的历程中又发生了哪些变化。特别是像支嘎阿鲁这样对彝族历史文化影响深远英雄、神王形象的文学流变,有许许多多的口头文本和文字文本,而且文字文本中,除了一般的文学文本意义上的作品,还有许许多多毕摩经籍中都有关于支嘎阿鲁的记述。这些形式众多的文本,除了毕摩经籍相对固定而外,支嘎阿鲁的故事,在历史上、在今天都还产生着变异,不论是作为个别现象进行研究还是结合彝族历史文化进行综合研究,都有其非常重要的价值。目前,西昌学院虽然已经成立了“支嘎阿鲁研究室”,但是研究工作仍然任重道远,支嘎阿鲁研究是如此,其他彝族传统文学的研究同样如此。
⒋结合彝族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进行断代。彝族传统文学是在彝族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流传并且发展着的。对彝族传统文学形成的时代进行断代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这不单是彝族传统文学具有民族民间文学的普遍的变异性质,更为重要的是彝族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彝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仍然普遍存在,四川的凉山地区被认为是处于奴隶社会时期,贵州地区处于封建农奴制度时期,而云南则已经普遍进入封建社会时期,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这就决定了对彝族传统社会历史断代的复杂性,虽然可以用中国历史发展主流即中原王朝更迭的历史作为主线,但这样确实难以符合彝族社会历史与社会发育程度不相统一的事实。所以在已经正式出版的两部彝族文学史中,李力本把彝族文学史划分为原始社会时期文学(?~公元前205年)、奴隶社会时期文学(公元前205年~公元1279年)、封建社会时期文学(1279年~1949年)、社会主义时期文学(1949年~1986年)四大编,[2]基本上没有彝族社会历史发展特殊性的痕迹。这也是在当时条件下的一种选择。左玉堂本则根据彝族社会历史的分期对彝族文学史进行了分期,即分为远古文学(公元前?~公元前770年,远古至西周)、上古文学(公元前770年~公元907年,春秋至南诏国)、中古文学(907年~公元1840年,宋至鸦片战争前)、近代文学(公元1840年至~1949年,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当代文学(1949年~2000年)。[3]这个分期已经有明显的彝族社会历史发展的断代特征,其一是把约公元前770年彝族六祖分支时期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纳为文学分期的重要根据;其二是把彝族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南诏国时期作为文学分期的重要根据,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历史、政治事件的历程,更重要的是此时出现了被收入《全唐诗》的南诏王骠信的汉语文诗歌《星回节》。但是,还可以进一步结合彝族历史文化的进程进行断代。例如蜀汉时期彝族地方首领已经接受王朝封赐建立方国进行统治,[4]同时彝族母语文学基础上的文艺理论已经产生,[5]这在文学史上无疑是重大事件,可以考虑对其进行断代。又如清朝初年在彝族地区进行的大范围的“改土归流”、“改土设流”事件对彝族社会历史的深远影响,必定造成彝族传统文学的转轨和转型,甚至对运用母语进行创作都是有极其深刻的影响的,因此,这一时期作为文学史的断代亦具有其必要的关键节点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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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课的内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传统课程中时数最多的。但随着高校课改的进行，在“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院校，课程设置向实践倾斜，很多传统的理论课被大量削减课时。比如语教专业的古代文学，目前已压缩至98课时（本科院校为200课时左右），如果还是像以前一样，系统地讲授古代文学的发展史，详细地介绍分析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家作品，其结果要么造成学生对知识的学习囫囵吞枣，难以消化，要么根本完不成授课任务。
要解决“容量大、课时少”的矛盾，提高教学效率，首先应正确处理文学史与作品选的关系，合理分配两者的课时。文学史犹如一条奔流的大河，文学作品就是那涓涓浪花，就学科性质而言，文学作品才是古代文学教学的核心内容，且文学作品的分析和鉴赏相比文学史难度更大，故而教学要以作品为本，以史论为辅，时间分配上约为7:3。其次应分别确定文学史和作品选的教学重点。文学史中涉及基本知识、发展规律、文学流派等的内容要以点带面地讲授，至于背景知识、作家生平等可以让学生自学。作品选则要以经典性作品做点的示范解读，以教为主；一般性作品做面的铺开训练，可以讨论、自学，注重点面结合。在选择阅读的作品时，还必须关注中学语文教材，了解学生的既有知识。对入选中学课本的作品一般不再重点讲解，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某些有一定难度、深度或者存在争议、有最新研究成果的作品在大学阶段可再次讲授。当然，教师可跳过常识性问题，引入学术前沿信息，注重知识的广博性和分析的深刻性，提高课堂的层次。
比如在上《诗经》这一章节时，一共4课时，我花了大约1课时讲授了《诗经》的基本概况、风雅颂的含义和赋比兴的手法，其他诸如《诗经》的编集、地域、四家诗、对后世的影响等文学史知识都布置学生课外自学完成。作品方面，主要选取了《芣苢》、《君子于役》、《采薇》三篇作品进行示范分析，并引导学生略读鉴赏了《氓》、《七月》、《子衿》，继而选择中学课文中的《蒹葭》，让学生抛弃成见，换一种角度进行解读，讨论诗中的象征含义，同学们反映热烈，各抒己见，开拓了视野又锻炼了创造性思维，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二、强化职业能力，注重师范性
2006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要“加大课程建设与改革的力度，增强学生的职业能力”，“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融‘教、学、做’为一体，强化学生能力的培养”。高职语文教育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大多从事小学语文教学工作，具备过硬的听说读写能力和师范技能是其胜任日后工作的基础。因此，为了学生的成才和就业，增强其与本科学生的竞争力，我们的古代文学课必须改变长久以来重知识、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模式，除了让学生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外，更应重点培养和提高学生阅读、分析、鉴赏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体现在教学内容上，就是要将以往单一的理论教学模式调整为理论教学+实践训练两大模块。
实践训练分别为对应听说读写的各项训练，比如作品的朗诵、读背、口头讲解、摹拟教学，专题的小组讨论，写读书笔记、小论文，古诗的摹写或改写等，教师可根据课时内容安排相应的训练活动。这样既能打破老师的一言堂，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也注重了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能更好地实现课程目标。在这儿专门讲讲这几年来在教学实践中开展得最有心得的一种训练活动，笔者称之为“课前五分钟口头训练”，即利用正式上课前的五分钟，让一位同学上讲台完成某一项口头训练活动。语教的“古代文学”安排了三个学期，所以训练的内容每个学期都不同。第一学期为自由讲解古诗，学生选择一首喜欢的古诗用楷书抄在黑板上，然后有感情地朗读一遍，带领全班同学再读一遍，继而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讲解赏析，讲完后由其他学生进行点评，最后老师总结；第二学期为小学古诗讲解，形式与第一学期相仿，不同的是作品必须来自小学语文教材或课标推荐背诵的篇目中，此外还要求学生在讲解时必须和台下的同学有互动；第三学期为片段教学训练，学生选择一篇小学古诗文，备好课后截取某个局部的内容进行教学。
这样的训练集书法、朗诵、阅读、鉴赏、评论、试教等为一体，三个学期下来，学生不仅积累了大量的古诗文作品，增加了对小学教材的熟悉度，而且在实战中锻练了胆量，阅读古语的敏感性、口头表达的流畅性、思维的敏锐性都得到了切实的提升。
文学史论文范文8
长期有感于因通俗文学一支的阙如而导致的残缺不全的文学史现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范伯群教授就把研究的视域转向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带领自己的科研团队在完成了资料汇编、作家传记、重要论文等先期成果后，终于在2000年4月出版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范伯群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提升了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高度，填补了这方面的研究空白。但范伯群并没有满足于此，为弥补《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粗放性、笔调格调的不一致等不足，他退休之后依然笔耕不辍，对自己钟爱的通俗文学园地进一步精耕细作，于2007年1月出版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范伯群著，北京大学出版社），达到新的研究高度，贾植芳教授评价为：“这是设计精巧、施工精心的优质二期工程。”[1][p.3]对比这所谓的“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我们发现后者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作为一种“史”的整合，文学史同样需要文学史家的史识观照和勾勒，需要文学史家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有充分的理性把握，需要“突出文学演进的趋势，而不是大作家的生平逸事；注重结构的分析，而不是事件的叙述”[2][p.3]。否则，如果把重写文学史看作是单纯时间的延伸和叙述量的激增，那文学史就变成了散漫的“资料长编”，而真正失却了“史”的含金量。对比范伯群主编、著写的两部通俗文学史，我们发现后者相对于前者而言，文学“史”的意识明显加强了。 首先，在书写体例上，《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改变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板块式的结构形式，不再把全书主要分为社会言情编、武侠会党编、侦探推理编、历史演义编、滑稽幽默编、通俗戏剧编、通俗期刊编、大事记编等八个部分，不再遵循“大按题材小按时间”等形式的编写体例（如社会言情编分述倡门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地域小说，倡门小说，个案分析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从1848年的《风月梦》论到1938年的《亭子间嫂嫂》），而是大体上按照时间顺序分时代地把各种题材的文学作品潮与报刊杂志的兴办结合起来论述，把通俗文学的发展与兴盛放置于现代传媒的文化语境中，突出了其世俗现代性的文学特质，进一步彰显了与精英文学互动相生的发展脉络：“19世纪90年代到‘五四’前，现代通俗文学曾得到大发展与大兴旺，它不仅有《海上花列传》那样的艺术成就极高的小说，而且有谴责小说这样的得到老百姓拥戴的通俗小说；而在‘五四’后，情况有了变化，它得在知识精英文学的相克中求得相生。这是一个通俗文学在被贬中不断改进自己，以求得自强，以及在自强中不断开拓新垦地，不断探索新的生长点的时期，无论是民国武侠小说的奠基，狭邪小说的人情、人道化，侦探小说的移植与本土化，都市乡土小说的崛起，电影、画报热的潮起，都说明通俗作家在相克中的求得相生，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和发展途径；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张恨水、刘云若与还珠搂主等人的作品更是形成了新的冲击波，通俗文学的成就已开始与知识精英文学‘双翼齐飞’的格局；到20世纪40年代，有的作家则已经进入‘超越雅俗’、‘融会中西’的境界，其实这是很好的发展势头。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股势头不得不移到台、港去作通俗文学的血脉承传。”[1][p.588-589]可以说，变更体例后的通俗文学史较好地体现了上述的史识脉络，更容易从宏观角度把握现代通俗文学史的性质和发展历程，更加严谨凝练，通透性和体系性更加鲜明。 其次，在某些文学史观点上，《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阐释，力求更加严谨可信。《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毅然把讲“史”的范围从原来的近现代压缩到现代，隐去了近代工商业日趋发展背景下的上海文学趋于现代的萌发历程，删去了关于《风月梦》、《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等作品的现代通俗文学“前史”或者说近代史的论述，而把论述的起点放到了《海上花列传》上，把它界定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并论述其六个“率先”的开创意义，赋予其成熟的现代性特征，把现代文学的起点前移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这种界定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它改变了“注重作家作品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功能，突出外在价值和文学历史价值的文学史观念”[3]，体现了“注重文学作品的艺术创造力、审美价值等内部本质特征，以此阐释评论作家作品本身的价值，突出作家作品对艺术本身的贡献”[3]的文学史观，不失为一种富有新意的独到见解。另外，《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又在第十九章论述新市民小说时重点论述了张爱玲、徐讠于和无名氏，称其为文学领域中的“一国两制”[2][p.573]者，体现了20世纪40年代通俗文学“融会中西”、“超越雅俗”的发展势头。以三位在新文学史上叫响的作家为其通俗文学史收尾，这也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一个新创，既能“承上”———是现代通俗文学发展的结果，又能“启下”———为将来《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史》甚至《中国二十世纪通俗文学史》的研究提供某种契机，因此它的命名与确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还有，《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对“都市乡土小说”的命名、对“黑幕”与“黑幕小说”的概念辨析、大众化和通俗文学的生命潜力等诸多文学史命题的分析，或是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思考，或是范伯群新近的思考所得，都显示了其通俗文学史研究的继续深入。 最后，在文学现象的成因上，《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更加注重“史”的勾连，努力把通俗文学现象放到与外国文学、古代文学或者知识精英文学的关联中去做动态的分析，而不是把它们看作“孤立的存在”。既然“凝聚与变异相交而成的坐标，是文学研究整体所依据的主要框架”[4][p.34]，那么古今融会、中西交流融会背景下的通俗文学同样也呈现着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的复杂印痕，表现出传播与接受之间的同步态与错位态，而这些方面的分析对文学史的勾连与叙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其实，作为“一期工程”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也非常注重这方面的论述，比如在分析通俗文学中的社会小说时，指出明之人情小说的“世情书”和清之“讽刺小说”都是近现代通俗社会小说的“渊源”[5][p.3]；在论述社会问题小说时，专门对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问题小说进行了比较[5][p.155-164]；在分析民国武侠小说兴起原因时，首先指出了它与晚清公案小说并非同一谱系，属于“新派”而不属于“旧派”，而是与“尚武”“、爱国主义”的时代精神和外国有关思想特别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密不可分[5][p.451]。而《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史”的勾连，如《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在论述“黑幕小说”时，仅仅对“黑幕”与“黑幕小说”进行了概念辨析，为“黑幕小说”正名[5][p.105-112]；而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则进一步把它与同时期的美国“揭黑运动”进行比较分析，找到了一个同时代的参照系，使得这时期中国“黑幕小说”的面目更为清晰。又如在论述包天笑创办的《小说大观》和《小说画报》时，《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仅仅对这两个期刊进行了较长的资料常识介绍[6][p.576-602]，而《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则承接上一阶段报刊文言的兴盛，进一步对其白话的运用原因进行了论析———民间倡导和官方的合围，从而对报纸传媒形式变革的论述更为周全深入。如此不一的深入剖析使得《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更显通观理性。#p#分页标题#e# 当然，为了进一步强化文学史识的整合作用，突出文学史的整体色彩和理性意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基础上还做了一些技术性的修改，比如删去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一些主观情感色彩过强的小节标题———“啊！46年尘梦，秋海棠！”“、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上海小说’”等；一些过于招摇的小节题目———“从鲜血洗过的焦土中传来的鬼哭人声”、“那张抹不掉的血纸片”“、一只半夜伸出来的手”等；一些过于深奥难辨的标题———“既无‘屈子湘江’，不如‘信陵醇酒’”、“以罗两峰画鬼之笔涂抹小说”、“秋笳复作汉槎再生”等；一些冗长的标题———“孙玉声的《黑幕之黑幕》是一部佳作”、“恋爱全建筑在‘卖方自由’的金钱关系上”等，把主标题和副标题相结合的形式变成了较为简洁明了的单一标题，进一步深化了文学史“史论”的表现力度，这些都是新著的可取之处。 二治史（包括文学史）离不开史识和史料，并且二者关系非常密切“，重史识者不能没有史料，要不然只能空口说白话；重史料者也不会没有一点史识，要不怎样知道那个是应该搜集的史料”[2][p.250-251]。虽然由于阅读对象的不同，文学史可以分为研究型文学史、教科书文学史和普及型文学史，在史识深度和材料展现上各有侧重，但是治文学史者不应以所谓的“质的规定性”从史料中抽出中意的部分来分析其线索、趋势、规律，用“性质”论来遮蔽或抹刷史料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遮盖了文学史的基本面貌和丰富内容，这样的文学史只能是某种观念的产物。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此类文学史已经产生了不少，我们的文学史家秉承着各式的意识形态观念，不断地让一部分作家作品“笔下超生”，对另一部分作家作品“草菅人命”，所以长期以来我们接触到的往往是残缺不全的隐去真实面目的文学史，因此对它的去蔽、还原是非常迫切重要的，而要摆脱某种“性质”论的束缚和制约，文学史家必须从史料出发，在史料考证的基础上发言。为复现真实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版图，《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和《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把很长一段时间内被部分人“诊断”为“死亡”的通俗作家作为主体来展现，在史料的挖掘、打捞和整合上具有弥补文学史“空白”的开创意义，而《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做得更好一些。 首先，《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从最原始的文学史料出发，更加注重作品的体验与分析，把作品细读与文学体验紧密结合，注重文学经验的传达。在大的编写体系上，《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更加严密了，但它并没有以大而皇之的史论代替史料细节的展示与分析，非常注重感性文学史画面的呈示，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自己独立的理性判断。以点带面依然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梳理通俗文学的重要方法，它把对通俗文学演进发展的论述化入典型作家与作品的论述之中，诸多文学个案的分析显示了它顽强回到文学经验本身、回到审美体验本身的努力。其实《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也比较注重作家作品的个案分析，但是在专章介绍作家的时候采用史料比较庞杂，无形当中遮蔽或淹没了文学作品的审美意义和作家独特的文学经验，如第二编第十章分析悲剧侠情小说家王度庐时，分四节分别介绍他的人生经历、社会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的心灵悲剧色彩和“平民化”追求倾向，过多地方的平均使墨使得论述有泛泛之论的嫌疑；而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则把有关王度庐的部分压缩为一节，简单交代他的生平资料后，重点分析了他的“鹤—铁系列”里两部作品《宝剑金钗》和《卧虎藏龙》，在对其情节、人物、主题等方面的细读比较后，得出侠情悲剧的共同点，又看到它们的重大差异：《宝剑金钗》以情节为中心，而《卧虎藏龙》以性格为中心，由主要作品的特色突显了作家的创作特征。这种抓典型作家的典型作品的描述方法与鲁迅用“药、酒、女、神”勾勒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用“庙堂与山林”勾勒唐朝文学史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样，在分析“超越雅俗与融会中西”的张爱玲小说时，重点分析了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从小说的文化环境、情节发展、人物心理等方面入手分析了它雅俗共赏的特征，说出了它是“将古老的‘梁祝’故事，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形式表现出来”[1][p.554]，实质上描绘了“香港的大坟山‘活埋’了一个‘拎得清’的上海少女”[2][p.552]。这种从作品细读中得出结论的方式成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一个表述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还原、丰富了文学史的细节，使得文学史结论更加真实可信。陈晓明论述当代文学史时认为：“对文学经验本身的关注依然是基本评判标准，在这个学科已有的历史传统序列中来思考不断变更的文学经验，显然也是一项重要的原则。”[7][p.2]其实从文学经验出发，对任何阶段的文学史都非常重要，显然《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在这一点上做得比较好。 其次，《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还更加注重征引前人的观点资料，或对之进行批驳，或用它们证明自己的文学史观点，从而丰富、深化了对文学史的认识。“文学史研究是一种‘对话’，与凝聚为文本的作家心灵的对话，也与落实为论者的各式诠释者对话。”[2][p.42]前者的“对话”需要研究者从文学体验、作品细读出发，而后者的“对话”需要治史者充分掌握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来突现自己的研究成果。比如在论述《海上花列传》时，《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多处征引鲁迅、胡适、刘半农、张爱玲、孙玉声等人的观点来阐释它的思想艺术价值，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则在这些人论述的基础上把它定位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开山之作，深化它六个“率先”的前卫性。另外，两部书在为通俗文学“正名”时，都批判了茅盾等人在特定历史时期对通俗文学的责难和不实之论，引用了朱自清的通俗文学为文学史之“正宗”的观点，在为“黑幕小说”、前期《小说月报》、《礼拜六》等“正名”时均采用了这种批驳—立论的方式，显得论据充足、真实可信。对于独创的说法，《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也比较谨慎，力求追溯它能成立的渊源，比如为了命名“都市乡土小说”，范伯群拿来了鲁迅、周作人、茅盾等人的观点，一步步引向自己的概念，从而彰显自己概念提出的“合法性”。总之，两部书不仅大量引用了与作家作品同时代人的原始资料，还大量引用了后来者的诸多资料；不仅援用了国内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且对海外学者的重要论证也不放过；不仅引用自己前辈学者的科研成果，而且重视后来学人的研究资料。这种“拿来主义”式的开放眼光既展示了文学史的厚重性，又增加了它的可信度，比如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多处援引海外学者夏济安对通俗文学的赞赏言论，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论述张爱玲的小说时，用王德威与夏志清的相关论述来论证张爱玲作品与“鸳鸯蝴蝶派”和“旧小说”的亲缘关系；在论述徐讠于时，引用自己学生吴义勤的论述，这种原援引材料的实证精神是非常可贵的，也是该书的一大特色。#p#分页标题#e# 最后，相对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而言，《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增加了近三百幅的图片资料，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来复原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原貌”。这些来之不易的图片资料更容易把读者带向早已逝去的历史场域，在相对感性的历史语境中体味通俗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历程，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①重要作家或有代表性的作家的小像；②作家的原稿或手迹；③代表作品封面或有一定艺术水准的插图；④编发的报刊杂志的创刊号；⑤与通俗文学有关的社会背景资料[1][p.587-588]。这些图片的篇幅相对于整部书而言，比例还是比较小的，只是起到了一个辅助认识的作用，并不像真正的“读图时代”那样图像淹没了文字，造就和培养了“识字一代的文盲”，使人们的思考在“视觉文化”的观赏中无所适从，委顿消弭。图片在书中起到一个介绍说明的作用，辅助于文字论述，让读者深入体会通俗文学发生的所谓的场域和契机，从而对这一被长期打入“冷宫”的文学“逆流”的生存历程表示同情和理解。相对于当前高科技的数码照相技术，这些大部分产生于旧时代的图片资料是比较粗糙原始的，有些作家小像甚至已经模糊不清了，更谈不上制作的精美与华贵。但正是由于它的原始，才显得难得，因为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相当一部分资料早已经“灰飞烟灭”了，这种原始资料的打捞是相当艰难的，它们不像知识精英文学的资料那样长期被人们重视而保存的相当完好（关于鲁迅、丁玲、郭沫若、茅盾等人的资料在博物馆、纪念馆里相当完备），因此需要搜集者通过向图书馆、向作家的家属和后代、向收藏爱好者等多种途径坚持不懈地摸索，范伯群在该书的《觅照记（代后记）》里详细记载了自己打捞这些图片偶遇阶段—主动“搜集”阶段—攻坚阶段“三部曲”的艰难而漫长的历程。所以，文学史叙述中插入大量的图片资料不仅仅更新了文学史的表述方式，而且也是文学史家科学实证精神的重要显现形式，它既是一种新鲜的叙史尝试，又是现代通俗文学治史者艰辛付出的最好见证。 三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还仅仅是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一期工程”基础上的“二期工程”，属于范伯群及其同事所进行的“文学史拓荒性工程”的重要成果，这一工程有“一期”、“二期”，也可能有“三期”“、四期”等等，《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贾植芳评价为：“资料更充实了，论点更深化了，历史脉络梳理得更加清晰，发展周期得升降起伏得勾勒也显得全局在胸，了如指掌；还为现代文学史的一个不可或缺得组成部分留下一份丰富的图像资料。”[1][p.2]但是，我们在惊叹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巨大进步的同时，还应看到一些地方也值得商榷。比如，它在体例结构上更加严谨理性了，但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漏掉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的某些内容板块呢？它对“通俗戏剧”和“幽默滑稽”文学的论述明显减少；它在论述“黑幕小说”时与美国的“揭黑运动”进行比较固然加深了论述的深度，但这一节是不是与全书结构显得游离呢？它在论述武侠小说家宫白羽作品的“现代”色彩时，用相当长的篇幅资料来证实鲁迅兄弟对他的大力提携，这种论证是不是到位呢？另外，该书在处理作家资料与作品细读、史的脉络与作品的赏鉴、文人群落与小说类型的关系等方面都值得我们商榷。 但不管怎样，作为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和《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留给我们的开放性启示依然是非常珍贵的，比如期刊等印刷媒介的入史，电影等图像媒介的入史，文人—刊物经营者—编辑—读者等“文化生物链条”的入史，文学史发生点的确立，文学史的分期等等。另外，这两部文学史还仅仅处于将通俗文学从“逆流”的地位挽救出来为自己“平反”的研究阶段，对之进行策略性的“彰显”是完全必要的，因此它们的内容是非常庞大的（一部130多万字，另一部近80万字），为普及实用，它们还需要继续精简浓缩，还需要在与新文学的互补交流叙述中“比翼齐飞”，因为“是现代人文主义文化孕育了新文学，是世俗的市民文化滋生了通俗文学，只有两者的并存并行发展方能适应人们不同层次的审美期待和工商社会保持平衡的需要”[8][p.13-14]，范伯群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后记里有着清醒的认识：“‘现代通俗文学史’只是一部断代的专业文学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