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论文范文1
1．1西方人的饮食更加关注营养与生存
英美人注重食物吃下去后能够使身体保持健康结实，能够抵挡疾病的侵袭，而对食物其他的方面考虑得不多。尽管所吃食物的口味一成不变，但是西方人也认为必须要吃下去，因为食物有营养。换言之，西方人对于食物尤其关注是否具有搭配的营养成分，以及自身能否充分吸收。在西方烹调中处处可见讲究营养而忽视味道的现象，例如:开胃冷酒冰镇后还要在其中加入冰块，饮后舌表面的味觉神经的灵敏度大大降低，甚至完全丧失，不能分辨饮食的味道;食用的牛排往往要求三分熟甚至还带着血;白水煮土豆等等。西方人拒绝使用味精，认为味精没有营养而且还有副作用;生吃西红柿、黄瓜、生菜、洋白菜、洋葱、西兰花等蔬菜。
1．2中国人的饮食更加追求美味和享受
自古以来，中国人在饮食方面追求的是“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在中国的烹调中味道是其所追求的最高准则。中国人认为，“吃”绝不仅仅为了吃饱、有营养，有的时候在“美味”食物的诱惑面前，即使吃饱了还要接着吃点，主要是为了尽情地追求味觉的享受。虽然中国人非常讲究食补、食疗，主张利用合适的饮食来达到滋补养生的目的，但烹调的第一要求还是美味，因此中国饮食存在的最大弱点便是营养问题。
2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具体差异分析
2．1在饮食方式方面存在的差异
在中国，不管是私人或家庭聚会吃饭，还是因为公务、商务、婚礼等而举办的宴席，大家都围坐在一张圆桌前，这可以从形式上营造一种礼貌、团结、共享乐趣的氛围。而放在圆桌上的佳肴美味，既供一桌人欣赏品尝，又是大家交流感情的媒介。席间，人们相互敬酒、让菜，人与人之间相互体现了礼让、尊重的美好品德。这反映出了中华民族的“和”文化，以及普遍追求“大团圆”的心态。而在西方的宴会上，尽管食品和酒很重要，但是主要还是作为陪衬。举行宴会的核心是交际，在席间通过主客之间的交谈，达到增进友谊的目的。与中国饮食方式存在的更为明显的差异是，西方一般习惯于自助餐，即陈列出所有的食物，以便于大家各取所需，而且吃饭时也没有固定的位子，主客人可以自由走动，这样方便人们相互之间交流感情，这也是西方人尊重自我、尊重个性的表现。综上所述，增进友谊、交流情感是中西方宴会共同的目的，其中的差别只是中式宴会体现更多的是全体宾客的友谊，而西方宴会体现出的交谊更多的是在个别如相邻宾客之间。
(1)中国人强调和谐，注重和合与整体。
中华民族向来追求“和”与“合”的境界，体现到烹饪方面则为调和“五味”，在食物烹制的过程中，在保持原料自然味道的同时，遵循阴阳五行的基本规律调和“五味”，从而达到食物的美味可口。因此，中国菜在烹制时都要选用两种以上的原料，同时选取多种调料来进行调和。因此，中国饮食往往以其味美而独具魅力。
(2)西方人追求自由，注重个性与分别。
中西饮食文化的特征明显的差异是中国重“和合”，而西方重“分别”。在西餐中，正菜的各种原料互不关联，通俗地讲:鱼就是鱼，鸡就是鸡，烹制时绝不相互搭配或与其他原料搭配，即使有搭配，也只体现在盘子中。例如:“土豆烧牛肉”这道菜，不是在一锅中烹制土豆和牛肉，而是牛肉烧好后再搭配煮熟的土豆。这充分体现了西方“重分别”的社会文化。
2．2在饮食对象方面存在的差异
在西方人看来，菜肴主要用来充饥，因此往往是大块吃肉、整块吃鸡，而中国往往随意性地使用烹调原料，在西方人看来没有利用价值的原料，在中国可能都是极好的;西方厨师觉得没有办法处理的原料，而在中国厨师的手中却具有神奇的功用。西方人更重视合理地搭配营养，如他们的罐头、快餐等食品，尽管都是一成不变的口味，但是具有丰富的营养，而且节省时间，所以西方人往往拥有比中国人普遍健壮的身体，个高、腿长、肩宽，肌肉发达。因此，针对具有明显差异的西方饮食对象，有人认为中国人是植物性格，而西方人属于动物性格。除此之外，中国人一般是一日两餐或三餐，而西方人一般是一日多餐。
(1)西方坚持科学规范地进行烹调。
西方在菜谱中都以“克”进行原料计量，而且他们往往喜欢带着菜谱去买菜、烹饪菜肴。但是在复杂的工序面前，他们常常是无能为力，这直接致使西餐缺乏特色。例如:肯德基在烹制炸鸡时，不但要依据配方进行配料，而且还要严格按照规范控制油温和炸鸡的时间。因此，肯德基在全世界的味道都是相同的。除此之外，烹调的规范还要求配料的准确、添加调料时要以克计、烹调的时间要以秒计。因为西方过于强调规范化地制作菜肴，导致烹调变成一种机械性的工作，从而连机器人都可以代劳。
(2)中国推崇烹调的随意与特色。
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烹调不讲究精确和规范化，反而显得很随意。在中国的菜谱中，对于菜肴原材料的准备量、添加调料的量常常描述得非常模糊，一般都表述为“少许”、“半碗”、“一汤匙”等等，而究竟是多大的汤匙和碗，“少许”的量究竟是多少，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在中国的烹调中，各大菜系的特色和风味都是不同的，哪怕是一个菜系里的同一菜品，也会由于不同厨师的爱好特点，而选择不同的配菜和调料。甚至于一名厨师烹制同一菜品，也往往会根据季节、场合的不同，用餐人不同的身份、口味和要求进行相应的调整。中国烹调的这种随意性的特点，使中式菜肴的菜式丰富多彩。
2．3在饮食习惯方面存在的差异
中国人在烹饪的过程中，喜欢添加醋、姜、蒜、葱、辣椒等佐料，其作用是消脂、杀菌、刺激食欲、促进消化等;西方人在进行烹饪时不喜欢添加味精，主要是因为味精中含有钠，过多地摄入不利于身体健康。中国人大多喜欢每天出去购买新鲜的食材进行烹饪，而西方人常常是一周内一次性地把食品购全存放在冰箱里，每天就是吃冷冻食品，而且所吃的罐头以及腌制品的数量分别8倍和6倍于中国人所吃的数量，而这些罐头以及腌制品较多地含有防腐剂和色素等，往往不利于身体健康。在饮食结构方面，中国人每天吃的蔬菜要远远多于西方人，而西方人每天吃掉大量的蛋白质食品，反而由于食用纤维素太少而影响肠胃的功能，因此与中国人相比，他们的消化系统患病、患癌的比例要高得多;中国人往往相对地吃粗粮，而西方人常常喜欢吃精面粉等细粮，实际情况是，粗粮的营养物质多于细粮;中国人偏爱使用植物油烹饪菜肴，而西方人则喜用含胆固醇较高的动物油，而且每天还摄入很多的黄油。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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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隐蔽性
这一特点集中反映在矛盾爆发前，都带有一定程度的隐蔽性，不易被人察觉和发现。根据犯罪心理学的观点，当一个嫌疑犯在实施犯罪之前，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具有不可知性。有专家认为，作为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更加可怕。高校近年来出现寝室同学被杀的极端事情，证明了这一事实。
1．2相融、协和性
寝室中的成员来自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文化背景，因而各自流露出来的文化传统不尽相同。学校将不同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和性格等不同的同学安置在一起，必然使得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这里发生碰撞、交融。平时的谈心、思想交流、问题探讨等，形成了因学习专业联系在一起较长期稳定的室友关系，使得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寝室矛盾在交流中得到化解与缓和，这充分体现了寝室文化从情感、思想到行为的互动、相融与协和。
1．3多样性与复杂性
寝室文化矛盾的多样性，主要取决于寝室成员内部文化价值的多样性，以及寝室内部环境的复杂性。“价值冲突的多样性特点，反映了社会转型期间人们价值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变化性，反映了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社会成员选择自由度的增大，是开放的社会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转变过程在人们价值观上的表征。”事物的复杂性特点集中体现矛盾的复杂性，表现为有大小与主次之分，寝室矛盾集中反映了寝室成员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2寝室矛盾的文化因素
近年来，连续出现的高校同室操戈案，不禁引起高校管理者的认真审视和思考，笔者从这些现象出发，发现其背后存在着下列文化背景因素。
2．1家庭教育“忍”文化的因素
中国是文明古国，封建儒家思想一千多年历史的影响在当今社会仍然存在。现在很多的家长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经常告诉他们遇到突发事情要“忍得一时之气，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等，殊不知长期的“忍”让孩子的心理产生了严重扭曲，长期挤压的结果只会令问题越来越严重，变得一促即发、不可控制。孩子长期接受“忍”文化的熏陶，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发展，更不利于问题的发现。所以，让问题暴露在阳光下，有利于我们看清问题，并做好教育和预防。
2．2多元文化的价值冲突因素
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这是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转变过程，是一个包括着结构、机制、利益和观念等的转换、调整和嬗变过程。它能引起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深刻变化，以及思维方式、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的深刻变革。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中国进入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不同国度、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在这里发生。文化多元化在为社会发展带来良好机遇的同时，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多元文化、多元价值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社会愈是多样化，价值愈是多元化，价值冲突愈是普遍化，就越需要加强价值引导和调控，就越需要对价值冲突进行有效整合与统摄协调。”因此，高校寝室内部表现为多个文化因素的存在，现实生活中不时上演着不同价值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分化与重组，这种多元文化与多元价值观的差异是寝室矛盾始终存在的主要因素。
2．3道德文化的底线因素
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表现为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与价值操守，是对道德底线的坚守和自强，它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不断发展而发展的，是不容任何人侵犯与亵渎的。实践证明，高校寝室矛盾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寝室文化与价值观念的矛盾，当矛盾触及和侵犯到任何一方文化利益的底线时，冲突就会爆发。尤其是涉及人格、尊严和利益等问题时，矛盾更是不能缓和，冲突不可避免。因此，守住道德文化的底线，就是要守住我们的人生价值操守。
2．4寝室心理文化缺失因素
目前，针对高校普遍出现的大学生心理问题，各高校普遍加强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但从现实和收集的资料来看，许多高校在开设心理课堂与咨询的同时，忽视了寝室这块心理文化阵地的建设。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与发展中心调查发现，学生咨询的问题中有三分之一与寝室关系、同学关系有关。因此，寝室心理文化的缺失必然造成心理问题的发生与激化。
3构建应对寝室文化矛盾冲突的机制
海恩法则告诉我们，任何安全问题都是可以预防的。因此，有效防止或减少寝室矛盾的发生，构建寝室文化的长效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3．1构建文化矛盾的交流疏导机制
当今世界，虽然文化之间的交往已经大大加强，但有些民族之间存在的文化不相容而造成的文化冲突仍然存在。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拥有自己的民族内涵和精神，包含文化特色、文化自尊、文化认同等。这种文化差异的存在，形成了一定文化矛盾，有矛盾必然就会有冲突。“同室操戈”是高校寝室文化矛盾冲突的集中表现。因此，高校的管理者必须在寝室内部建立缓和与化解文化矛盾冲突的疏导机制。应定期举办由学校牵头，学生、家长、辅导员和教师共同参与的宿舍主题活动，如相处之道、文明与理想、我的恋爱观等，在有效地协调和解决好学生之间问题的同时，给矛盾双方一定的心理缓解与暗示作用，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作用可以延缓和减少矛盾的进一步发生。这种圆桌会议虽然是因时而生，但它营造的有效沟通、良好的平台，遵循学生教育与管理的规律。因此，它理应成为所有高校管理者提高科学管理水平从“应然走向必然”的一种具体实践。
3．2构建从价值冲突到共享的机制
随着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随之渗入中国，各种文化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进行着激烈的碰撞。这种碰撞同样发生在大学校园内，并悄然改变着“90后”一些大学生的价值观念，诱导和引发了一些文化与价值冲突。因此，在文化多样化和价值多元化的校园，高校必须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与主流相符合的价值文化。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建设，渗透学校教风、学风和校风的建设，构建共享机制，一是在两极分化中强化中介作用，减少对立，在新的社会分工中相互调解与“补氧”，缩小差距;二是实现文化多样化和价值多元化，“承认文化多样化、价值观多元化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有其现实可行性，它本身是对传统政治道德一体化的超越，实现文化、价值之间的流动;三是在全面合作中发展，求同存异，价值的获得只能在互动关系中实现。”因此，高校需要在寝室内部广泛建立以学生“自治”为主，能得到大多数同学认同、信赖的学生调解委员会之类的组织，帮助大学生作出正确的价值观选择与判断，实现价值共享，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3．3构建寝室矛盾的快速反应与干预机制
矛盾的特殊性原则告诉我们在处理矛盾时，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快速地建立反应与干预机制。寝室矛盾的冲突主要表现为大学生人际关系交往的冲突，在矛盾未形成之前，学校通过预测、评估大学生人际关系交往的过程制定快速反应机制，引导和构建良好的寝室人际关系，做到早发现、早研究、早处理，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当矛盾被发现或起冲突时，需要快速反应，第一时间出现在学生的视野范围，进行及时的干预与维护，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进一步维护学校的稳定。
3．4构建寝室文化心理机制
一般来说，寝室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重要场所，也是高校开展教育与活动的重要阵地。构建寝室心理文化机制，就是要将心理文化深入到寝室文化建设的每一项活动中，通过群体间的互认互动，获得社会角色的经验，提高社会适应能力，消除不良的情绪、态度和习惯，养成良好的心理素质。因此，构建寝室文化心理机制，首先要建立寝室心理文化，积极开展心理文化主题活动，将心理文化晒在“阳光下”，并积极促成寝室所有成员达成共识，在阳光下开展温暖、合作与共建项目，从而丰富寝室心理文化的内容;其次，寝室内增设心理咨询室，直接将心理咨询工作从幕后拉到台前，将寝室变为开展前沿工作的主要阵地，直接接触到心理问题的个体;最后，定期在寝室开展心理筛查和走访工作，并形成一种定期抽查的制度，从筛查中发现问题，减少问题的发生。
4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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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是人类生存于世的前提，其重要性促使作者在文学创作时总会有意无意地对笔下的饮食对象进行加工，故子弟书中对饮食的描写，虽然是对当时饮食现象具体而鲜活的反映，是现实中的饮食文化在文学作品中的投影，但并不等同于其所描写的饮食本身。黑格尔在谈到作者和作品的关系时曾提及：“欲望所要利用的木材或是所要吃掉的动物如果仅是画出来的，对欲望就不会有用。”因此作者在进行文学意象描写时，为了表现自己的某种欲望总会对其进行一定的加工，否则就难以满足受众的期待视野。子弟书作者在这一点上做得恰到好处，看似描写当时的饮食现象，实则巧妙地融入自己的主观意识，将饮食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地域性等特征进行了良好地呈现，充分验证了“人的感觉不但可以同对象发生功利的、伦理的、道德的关系，而且还可以发展成为一种诗意情感的关系，文学艺术正是人的感觉中这种诗意情感的高度发展的产物”。由此，对子弟书中的饮食现象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在把握子弟书作者对饮食的审美再造与审美情趣特征时，也可以了解入关之后满族饮食文化的概况，并一窥时人的饮食结构及趋向。
二、子弟书饮食文化的主要特征
综观子弟书中饮食文化现象，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民俗性、地域性等特征，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彰显了当时满族男性视角中的饮食文化特征。
（一）民族性
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在婚俗、祭祀等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以描写满族婚俗的《鸳鸯扣》为例，作者详细地描写了为女性宾客准备的婚宴：“先摆上整鸡整鸭与酿肚，四抢盘中有尾绝大的鲜鱼。然后是海参燕窝五碗南菜，水晶澄沙两样儿蒸食。”单看这段描写，菜肴的原料不错，似乎对女性宾客非常重视，但是根据子弟书《厨子叹》中的描述，当时置办宴席时“正用的东西猪羊菜蔬，配搭的样数鱼蟹鸡鸭”。由此可知，旗人婚宴中为女性宾客准备的婚宴实际上使用的都是配菜，没有以猪、羊为原料制成的主菜。这种饮食原料的选择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社会原因。皇太极曾在天聪元年九月初一颁布诏令规定：“嗣汗及诸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及筵宴、殡葬、市卖所用牛、马、驴、骡，永行禁止之。”又曰：“自汗及诸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筵宴殡葬及市卖等，只许用山羊、豕、鸡、鸭、鹅牲畜。”除去清朝统治者规定的不可宰杀的牲畜之外，剩下的大型家畜只有猪、羊。猪肉是满族尤其入关之前最喜欢吃的肉类之一，也是其招待尊贵客人的必用饮食原料之一，然而《鸳鸯扣》中招待女性宾客的婚宴上并没有猪肉的存在。这种现象和满族女性的地位有关，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指出了满族女性在娘家和婆家地位的不同。“旗俗，家庭之间礼节最繁重。而未字之小姑，其尊亚于姑。宴居会食，翁姑上座，小姑侧坐，媳妇则侍于旁。进盘匝奉巾栉，惟谨如仆媪焉。”可见《鸳鸯扣》中用来招待女性宾客的饮食原料及菜式应是满族女性因婚姻带来的地位变化在饮食文化中的一种外在物化形式。这种旗人婚宴的饮食习俗，反映出满族入关以后，虽然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较深，但并没有完全失掉自己的民族个性。此外，在子弟书中出现的其他满族食品，在反映满族饮食文化民族特色的同时，也反映出其对汉族饮食文化的影响。《窃打朝》中尉迟敬德的早餐是甜浆粥、油炸果、炸糕，其中炸糕反映了当时满族人嗜面、并喜欢将其油炸的特点。《清朝野史大观》记载：“满人嗜面，不常嗜米，种类繁多，有炸者、蒸者、炒者，或制之以糖，或以椒盐，或做成龙形、蝴蝶形，以及花卉形。”满族人之所以嗜好吃面，是和其原游牧生活有关，因为面食尤其是油炸的面食有利于携带并长期储存，能满足其游牧生活需求。《过继巧姐儿》中的豆馅包也是满族的特色食品之一，它以浸泡发酵的黄米为原料，制作时，“先将水面拍成圆饼状，里面包小豆泥，最后成球形，蒸后食用。宜热食或凉食。热食蘸荤油或红、白糖为佳。”炸糕及豆馅包反映了满族人嗜好粘面的饮食取向，《老侍卫叹》中的酸菜则反映出满族人在苦寒的辽东地区善于利用环境和原料创制新式菜品的乐天精神，正是因为满族的这种面食习俗及酸菜腌制的独特性，它们对汉族的饮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依然在汉族的饮食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满族饮食文化作为中华饮食文化的构成要素之一，其独特与丰富的内涵性，也体现出中华饮食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针对这一点，日本学者中山时子曾感慨到：“潜藏在中国饮食文化背景后面的究竟是什么呢？本来饮食文化就是一种综合性文化。它不仅包括食物原料、加工方法、饮食方法、烹调用具等要素，还包含着隐匿在这些要素后面的思想、哲学、宗教等问题。”由于饮食文化蕴含了如此多的内涵，所以在满人入关已近二百年的子弟书创作时期不但仍能保有独特的婚宴饮食文化现象，而且其民族特色饮食如炸糕、酸菜、沙琪玛等也为其他民族所接受，体现出饮食文化之于一个民族具有其他文化不可替代的作用及不同民族之间饮食文化相互影响的事实。
（二）时代性
不同时代的饮食具有不同的特征，子弟书作者通过对清代中后期流行小吃及经济萧条时期的饮食描写，诠释了子弟书中饮食文化的时代性特征。由于大部分流行小吃的原料低廉，故其常被认为是饮食中的“下里巴人”，难登大雅之堂，文学作品中也很少对其进行详细的描写。然而受子弟书的说唱文学性质及其演唱地点等因素的影响，子弟书作者提及了不少当时流行于北京的小吃，如荷叶香粥、蟹肉烧卖、瞅眼食、吊子、丝糕、切糕、豆腐脑、煎饼等。这些流行小吃或具有季节性，如荷叶香粥、蟹肉烧卖；或原料极其低廉，为一般世人所不齿，但凭着它们与荤菜沾边的特点，使其仍能在收入低下的人群中流行一时，如瞅眼食、吊子等。子弟书中描写的流行小吃还透露出另外一个信息，即子弟书创作时期，中下层旗人的生活状况极其不佳。《苇连换笋鸡》中的堆拨兵用破帽子换笋鸡的行为，反映出在官府当差有一定薪酬的堆拨兵尚且手内无钱买食物，那些不当差且好逸恶劳、贪吃贪喝的中下层旗人的生活更是难以维系。在这种窘迫的经济条件下，与荤腥沾边的瞅眼食、吊子等顺理成章地成为流行一时的小吃。子弟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不是简单的粉饰太平，而是敢于直言，他们不但对社会经济繁荣背景下的饮食进行了描写，也对社会经济极端不佳下的饮食状况也进行了描写。《厨子叹》从正反两方面对其进行了呈现，社会经济状况繁荣时，家境一般的清朝人在宴席上常用的是：“……羊肉准斤六十六个，肥猪一口二百七八，大碗冰盘干装高摆，肘子稀烂整鸡整鸭。罗碟五寸三层两落，活鱼肥厚鲜蟹鲜虾。”而在社会经济萧条下的宴会菜肴则是：“红汤儿的是东蘑白汤儿的片笋，肉名儿的丸子团粉末儿的疙疸。挡口的晕腥是炖吊子，油炸的焦脆是粉锅渣。东坡几块囊皮膪，炒肉多加嫩麦芽。”通过这段描写可以看出，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与饮食有关的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饮食本身，正如王仁湘所言：“饮食植于人类是具有第一要义的事情。饮食及与之相关的活动，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前提，也是人类进化的必要条件，同时是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饮食和文化息息相关，人们倾注于饮食之中的审美意识情趣及由其带来的审美愉悦感，是人类其他活动所不能代替的。因此，《厨子叹》中的厨师才会在天灾连连、社会经济状况极端萧条的境况下，利用各种饮食中的“下脚料”做出一桌至少表面看来绘声绘色甚或不亚于以荤菜主打的宴席，从而使设宴主人顺利地完成其人际交往任务。这段描述也体现出与人类的其他必需品相比，饮食的取材范围与食用方法具有极强的时代性特征。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饮食原料的使用大相径庭，在经济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即便是质量低下的“下脚料”也能做成色香味俱全、待客的菜肴，体现了清代中后期饮食乃至中华民族饮食的原料具有极强的时代性。正是由于这个特征的存在，才能使饮食文化在社会的任何经济条件下都能得以延续发展，无论统治阶级如何更换以及民族的居住环境如何变化，都不能抹杀掉原有饮食文化的特性，新的饮食文化的出现，只是在原有饮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改良创新。
（三）民俗性
饮食文化与人类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离的关系，这一点在民俗文化方面也得到了呈现。“民俗是民间文化中带有集体性、传承性、模式性的现象，它主要以口耳相传、行为示范和心理影响的方式扩布和传承。”饮食文化正是以行为示范、心理影响等方式体现了民俗性。《花别妻》中妻子为出征的丈夫准备的芦子、槟榔、豆蔻等物品，深刻地体现了当时的习俗。“嚼芦子”是在某些少数民族间流行的习俗，其名称不尽相同，《百夷传校注》：“傣族食槟榔，皆杂芦子、石灰、蒌叶或草烟叶共嚼，芦子即蒌子，亦即嵇含所称之扶留藤。”迄今为止，云南的傈僳族等少数民族到现在还保留着这一习俗。从中医的角度出发，豆蔻具有消除口臭、消炎等作用，在牙膏还没发明的年代，嚼豆蔻成为了一种习俗。“这顿粥自然喝得痛快淋漓。食饱摩腹，得想法子消食，自然不能喝普洱茶，便只有嚼豆蔻了。”与嚼芦子、豆蔻相比，嚼槟榔更是流行一时，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食槟榔》条载：“自福建下四川与广东西路，皆食槟榔者。客至不设茶，唯以槟榔为礼。”嚼槟榔又以广州地区为甚，《百夷传校注》指出在当时的广州“不以富贵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食饭，唯嗜槟榔。”时人之所以酷爱槟榔，是因为槟榔能够“辟瘴、下气、消食，食久，顷刻不可无之，无则口舌无味，气乃秽浊。”嚼芦子、豆蔻、槟榔这一习俗，在改编的《窃打朝》中，也有所呈现：“吃槟榔到处搭讪耍芦子，装叶子连三骗吃蒲城烟。”《禄寿堂》中赴宴也要带着豆蔻和槟榔。由此可见，“嚼芦子”等习俗在清代中晚期非常流行。饮食文化在子弟书中的民俗性还体现在中上层旗人子弟赴宴时所要做的准备，如《禄寿堂》中的中上层旗人子弟赴宴时，需要自带厨师及“漱口盂儿小脸盆儿鼻烟壶儿水烟袋儿与九盒儿香。还有鸦片烟全份器具收拾妥，荷包内是落风鲜缩砂豆蔻还有油绉槟榔”。这些现象表明，赴宴并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进行人际交流，从而巩固自己的人际圈。
（四）地域性
子弟书作者虽是满族人，但是长期居于辽沈、京津等地区，深受当地饮食文化的影响，反映到子弟书中，就是描写了大量具有地域特征的饮食文化现象。上文提过的甜浆粥、油炸果在当时非常流行，是京津地区的特产。《燕台竹枝词》中对“甜浆粥”的制作方法进行了详述：“豆粉为糜似胶，晓添活火细煎熬。蔗香搅入甘香发，润肺无烦下浊醪。”清人闲园鞠农曾指出卖甜浆粥的摊位往往同时备有螺丝火烧、油炸果、炸糕。《窃打朝》中尽管描述的是家中的早餐，但亦备有甜浆粥、油炸果、炸糕，体现了当时京津一带早餐的特点。子弟书中地域性明显的食品还有炖吊子、切糕、粘糕、灰头菜、笤帚苗、丝糕、煎饼、棋炒、酱茄瓜、云母糕等。这些富有地域性特征的食品，体现出子弟书作者贴近生活，不论是编创还是自创的子弟书内容如果是在北京地区发生的故事，则是选用富有京津地区特色的食品，如编创的《窃打朝》中的甜浆粥，《过继巧姐儿》中的粘糕、丝糕等；自创的《老侍卫叹》中的炖吊子、酸菜等。编创的《盗甲》故事发生在山东梁山一带，故作者在其中选用了梁山的特色食品棋炒、酱茄瓜等。凡此种种，在反映出子弟书作者尊重事实的同时，也反映饮食文化具有浓郁的地域性，在文学创作中如果不能考虑到饮食文化的这一特点，就会使整个作品显得不伦不类。
三、子弟书饮食文化中的审美建构
普洛丁在谈到声音和美的关系时，曾提及“物体美主要是通过视觉来接受的，就文词和各种音乐来说，美也可以通过听觉来接受”。作为说唱文学，子弟书的内容正是以声音的形式被呈现给受众的，要想让受众对子弟书的内容有兴趣，子弟书作者就必须在文学话语、审美意象等方面对子弟书进行精心的建构。
（一）文学话语层面的建构
文学话语是将创作者的思想及创作理念进行物化的一种手段，决定着受众是否能够接受创作者的思想及创作理念。采用何种文化话语形式，既受创作者的影响，又受文学体裁的影响。纵观子弟书中饮食文化的话语层面，从词的形式出发，主要使用了叠词；从词的来源出发，主要使用了方言词语。
1.叠词。
叠词是汉语中形式比较特殊的一种词，其表现力强于一般形式的词语，从《诗经》时代开始，就为韵文作者所喜用。鲍震培指出子弟书作者使用大量叠词的原因在于：“一是纯粹为增加语言的音乐美，没有附加意义。……大量的重迭词是有附加意义的，在表现音乐美的同时，还能表示程度的加重或减轻，事物的大或小，数量的多或少，可以加深读者（听众）的印象，并且带有叙述人的主观情绪，在刻画人物时使用重迭词，可以描摹生动使人物形象惟妙惟肖，性格鲜明具体，具有可见性。”在描述饮食文化时使用叠词，同样也可以使饮食文化或其所关涉到的对象更加生动形象。《赵五娘吃糠》中，作者仅用恶恶实实一词，就将赵五娘婆婆误认为赵五娘偷吃的是美食佳肴，然后抢过来之后那种迫不及待争吃的贪婪情态刻画得惟妙惟肖。《长随叹》中通过长随握着糠窝窝对自己以前豪华生活的回忆，将长随那种懊恼的心情、以及现在生活的凄凉都呈现了出来。《厨子叹》中泡泡满满、拣拣挑挑等AABB式词语的使用将原料匮乏情况下厨师如何置办宴席的行为进行了传神描写；挨挨挤挤、压压杈杈、堆堆垛垛、绿绿花花等AABB式词语的使用将社会经济良好时，富裕家庭举办宴席时的饮食原料丰富的盛况进行了呈现。《老侍卫叹》中的温温则体现了老侍卫夫妻穷困潦倒不堪的生活。饽饽、拉拉饭等饮食文化词语则体现了满族鲜明的饮食文化特征。叠词的这些功用是其他形式的叠词所不具备的，它留给受众的想象空间极为广阔，使受众审美情趣范围内的人物、事件及景色等等更加丰满、生动。叠词的这一功用对以声音为传播形式的说唱文学而言非常重要，反映到子弟书中，则是每篇子弟书中都有叠词的存在，甚至是大篇幅的使用叠词。子弟书作者在塑造饮食对象时，使用叠词主要是描述人物有关饮食的动作形态、饮食的色彩等，给受众带来听觉的有力冲击。
2.方言词语。
由于子弟书作者长期居于沈阳及京津一带，其语言俚俗色彩浓厚，反映在饮食文化上，一是体现在作者提及了诸多地域色彩鲜明的饮食名称。如《老侍卫叹》中的饽饽、双皮，《光棍叹》中的火灼、洋果子等，它们是当时京津一带对水饺、猪耳朵、烤饼及从外域引进的糕点的称呼。二是体现在作者描写了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饮食现象，如《老侍卫叹》中的吊子，吊子是炖吊子的简称，是当时北京地区流行的一种菜肴，“将猪的肝、肠、心、肺等煮熟，调以佐料而成”。《阔大烟叹》中的切糕是当时流行于京津一带的糕点，用粘面蒸制而成，食用时用刀切成片。《过继巧姐儿》中的丝糕是当时北京地区独有的一种糕点，以小米面或玉米面制作而成，“发酵，蒸熟后切成方块，内多蜂窝，一般并不放糖，做主食。”《须子谱》中的藏饼、炒虾仁、卤牲口、菜心熘肌髓等。这种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饮食名称和饮食现象的出现，为子弟书的语言增添了俚俗色彩。三是在描述饮食文化现象时，使用了大量的方言词语描述人物的行为，在《两宴大观园》中使用溜滑、唏哩哗啦、硬、漾等方言词语将刘姥姥参加豪门宴会的那种窘态、土气描述得一览无余。子弟书主要是在京津一带流行，故方言词语的使用在说唱过程中更易引起该方言区受众的兴趣。相较于普通话而言，方言词语更能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也是人物地域身份的一个标志，刘姥姥所用的方言词语正是体现了它的这一功能。
（二）审美意象层面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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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体指导和集体指导分配的问题
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提倡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所以，教师需要改变传统的单向集体指导的做法，应做到既对学生进行个别指导，也对学生进行集体指导。在对F小学语文教师L老师的访谈中了解到，尽管L老师具有了个体指导和集体指导的意识和行为，但仍可以看到个体指导和集体指导分配的问题：第一，什么时候教师应该去指导学生？第二，教师指导学生的时间应多久？第三，到底是集体指导还是个别指导？对于这些问题，笔者认为，这些都是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遇到的一些比较集中的问题。
（二）教师对学生进行引导性评价的问题
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让学生更多地表达，更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但是这样的过程需要教师正确的引导，给与学生有效的指导性评价，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和问题解决的意识。然而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却没有做到这些，只是一味地让学生去“忙”：忙于回答教师的提问，忙于做自己学习卡片上的内容，并没有对学生进行学习评价。
（三）个性与共性的把握问题
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照顾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关注到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尊重学生的差异。但是，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对于既要照顾到学生的个性发展，又要关注学生的共性发展之间往往会形成矛盾：第一，教师放大了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个性化发展，主要表现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放任自流，让学生自己去探究、自己去发展。第二，教师忽视学生的共性学习，过于关注个性化的学习，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发展，却忽视了重视学生的学习差异，重视学生的“各显其能”，以至于让学生走向“特长发展”，而教学目标和课程标准中所规定的一般性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等共性的东西却被教师给忽视了。
（四）小组合作学习的问题
当前“，小组合作学习开始备受青睐”。个性化教学强调教学组织形式的变革，而课堂教学组织形式的变化带来了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并重视学生的小组合作学习，但是，学习小组人数的问题，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标准进行学生小组的分配，或者采取“自由组合式”，或者采取“分层自由组合式”。
二、适应个性化教学的教师行为文化的影响因素
（一）固有的教学思维
1“.教师中心”的教学思维方式
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学会学习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是教师的责任和义务。然而，教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主体性和“中心地位”，不想放弃其权威和尊严的地位，不想放弃教师是一个“教书匠”的角色，不愿意真正去做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此外，也出于关心学生，担心学生出错，导致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影响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影响学生的心理与行为以及学生的思想发展，形成“学生们常问自己：为什么老师要我们做那些作业？为什么上课要认真听讲？为什么爸爸妈妈和老师总要求我们要考那么些分数？”
2.教师关注共性的思维方式
个性化教学则强调关注个性化，重视学生的个性差异和学习选择性。由于教师在集体化教学思维的影响下，教师更愿意关注共性的内容、学生的共同学习和基础性学习，因此，教师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学生的共同学习上，而对学生的发展性学习或者拓展性学习以及学生的差异性学习方面，教师常常是疏于指导和引领。
3.集体化教学思维
由于集体化教学思维，教师关注固化的教学组织形式。一直以来，学校的学生座位都是“秧田式”排列的，但面对小组合作学习，面对灵活的教学组织形式，教师往往显得“手脚无措”“、无所适从”。
（二）文化习性使然
一方面，教师习性具有正向作用。习性是人们文化的“钥匙”，能打开文化这把锁。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习性能为教师进行个性化教学、形成个性化教学所需要的教师文化具有一定的意义与价值。另一方面，教师习性也具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比如，F小学某教师由于教学习性使然，几次三番不能改变自己的教学行为，没有接受个性化教学的理念和行为，一直到最后自己明白和领悟才进行个性化教学行为的改变。
（三）考试文化的强势存在
“延续了千余年的考试文化是课程评价改革的深层桎梏”。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同样需要面对考试文化，需要对学生的考试负责，需要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需要培养学生的应试能力。正如在F小学一个从事27年的语文学科L老师访谈时被问到的：“您认为哪些因素在影响您的个性化教学？”语文学科L老师说“：我认为中高考的指挥棒片面地追求高分对个性化教学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个性化教学中，我们会全面地关注学生的身心、素质的培养，尊重差异，重视能力。过于关注知识传授和考试分数，往往会干扰学生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创新能力的培养。”所以，强势存在的考试文化在不断地考验和影响着教师的教学判断力，影响着教师的教学个性的发挥，以至于在这样的考试文化的背景下，学习的选择权也就无关紧要了，“因为考试已经帮教师和学生选择好了。”
（四）大班化教学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班级人数较多，教师没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跟学生进行交流和沟通，导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减少。调查发现“：从不互动”的比例为7.5%“，很少互动”的比例为22.6%“，有时互动”的比例为41.5%，“经常互动”的比例为28.4%。另一方面，大班化教学不利于教师开展个性化教学指导。这在F小学美术教师S老师的访谈中也可以得到体现，对于问题“您认为哪些因素在影响您的个性化教学？”S老师说“：来自大班额化教学的限制。以F小学为例，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就算分组讨论也人数太多，最少也有40多人，很难做到个性化教学和关照到学生的个别化。”
三、个性化教学教师行为文化重建策略
（一）推进小班化教学
在访谈中，参与访谈的教师都谈到了班额过大的问题，52.3%的教师认为大班额对个性化教学的影响“较大”，46.7%的教师认为影响“非常大”，3%的教师认为“无影响”。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我国大班化教学普遍存在。实际上，在小班化教学的背景下，教师能更加有效地进行师生之间的交流，也有利于小组内和小组间学生的交流和共同合作学习，从而提高教师教学的有效性和高效性，还提升学生学习的愉悦性和人际交往的双向互动与多向交流。总之，通过小班化教学，可以有效推进教师的个性化教学，促进教师行为文化的重构。
（二）校长的引领
1.校长需要具有个性化教学理念
在开展个性化教学中，校长作为首席应该具有个性化教学的理念，包括具有个性化教学的理论基础。因为这为其学校进行个性化教学提供了先决条件。
2.校长成为个性化教学的领导
一方面，校长领导教师学习个性化教学理论，并鼓励教师在学习个性化理论的基础上，开展个性化教学实践；另一方面，校长为学校教师进行个性化教学进行服务。
3.校长具有个性化教学研究的愿望与能力
校长需要具有个性化教学研究的愿望。因为当前我国还没有个性化教学模式可以参照，所以校长需要不断学习个性化教学理论，不断研究个性化教学理论和实践。同时，校长还需要具有个性化教学的能力，从而提高个性化教学开展的实效性。
4.校长需要将学校的个性化教学与家庭的个性化教学结合
社会、学校和家庭作为教学的三个不同的教学场所，是学生接受教学的不同空间和时间。因此，要求校长不仅能领导教师在学校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教学，而且还能引导学生家长在学校以外的教学环境中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教学，培养学生的个性，从而推进社会教学、学校教学和家庭教学的三位一体，为学生的个性教学创造一个立体空间。
（三）考试文化的纠正
在F小学对于“您觉得考试对您的个性化教学的影响大吗？”的教师调查中发现，考试文化与个性化教学具有重大的影响和关系，90%的教师认为，考试文化对自己的个性化教学具有较大的影响。既然考试文化在教师的个性化教学过程中起着巨大的影响，那么，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就需要极力去纠正考试文化的负面影响，积极去规避考试文化所带来的危害。具体来说，需要正视考试文化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的影响，并努力改变考试文化，去构建评价文化，重新构建教师评价、学生评价的制度和评价行为，从而形成有利于个性化教学的教师评价文化。
（四）还给学生选择的权力
一方面，教师需要尊重学生的选择，给予学生更多的选择机会。正如在F小学进行教师访谈时，教师所指出的那样“语文学科进行尊重学生的差异和选择难度大。第一，学习任务的分层。教师要对每一堂课不同类型的学习任务进行分层，分为好的、差的、中间的，进行保底任务，进行基础性学习和挑战性学习。第二，学习时间上分为长的和短的课时，在阅读区域，更好的内容从整体上进行分更多的层次。对那些不足的学生进行个别指导。第三，开放空间将学生分为不同的层次。”另一方面，还给学生以选择的权力也要凸显学生的自主性，让学生能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学习水平、学习风格和学习能力等不同的个性和差异进行选择自己的学习任务，让学生自主去制定学习计划—选择学习任务—完成和达成学习目标，教师只是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起到帮助和指引的作用。
（五）促成教师个性化教学品质
1.教师需要具有个性化的人格品质
第一，教师自身需要充分认识到形成个性化人格品质对开展个性化教学的重要性。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不断形成和培养自己的教学个性，以形成自己独特的鲜明的教学个性品质，逐渐形成自己的个性化教学风格。第二，加大教师的个性化教学权力，转变过去那种传统的权威为形成新的课堂教学权力观。
2.提升教师教学创新品质
在当前的基础课程改革过程中，教学创新是当前比较受到重视和关注的重要内容，教学创新是教育创新的重中之重。因为教师才是课程的实施者，才是个性化教学实践的推进者。
3.形成教师开放的教学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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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作为复杂多变、包罗万象的现象集合和社会存在，其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定义。总体来说，城市的定义包含以下几个要素。第一，环境（生态）要素：这主要包括满足城市生产发展的人口、资源和自然等客观环境要素。第二，经济要素：城市是经济集聚和经济功能性的载体，经济发展所依赖的物流、空间、资本等要素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第三，社会要素：主要是指城市生产方式、价值观的独特呈现和表达方式，城市社会特征是一种文化的表达。城市并非是简单的人口、生产资料、商品交换的聚集地，它“不只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城市是人类文化的载体和存在方式，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和人格价值诉求。正如斯宾格勒断言：世界历史就是城市和市民的历史。可以说，城市的发展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城市文化的发展历史。人类把城市作为地域性乃至世界性的发展中心，留下城市独特的建筑、习俗、风格等文化遗产，将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成塑造为城市的灵魂。为了更好地理解城市文化，本文借用任平教授关于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内涵定义：所谓文化就是与自然相对立的人类“内隐的或外显的行为方式”，文化在本质上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而城市文化就是以物质的和精神的空间显现的人的文化，城市、人、历史、文化及其相互关联城市的灵魂。城市文化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物质文化层即城市的建筑文化，管理秩序层即生活与行为制度层次，精神秩序层即心理观念文化等人文价值层次。这其中物质文化是城市文化的基础，制度文化是中介，生活秩序文化是表现，人文价值文化是灵魂，整个城市文化不过是由精神秩序、人文价值核心外化构成的文化价值体系。城市文化是城市与文化的统一体，是城市精神外化及人格化的表现，是都市人之为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城市文化属性首先表现为城市文化的开放性。开放性在早期商业城市的海外贸易和经济交往中得以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城市作为空间节点开拓世界市场建立普遍联系时，城市体系的聚集和扩散效应借以经济、文化的开放迅速扩大。对不同文化的接纳是城市社会交流的必要前提，源于经济的发达开放形成的对不同地域、文化价值观的异质主体的开放包容，最终打破传统乡村文化保守性而形成城市文化的开放性，成为城市文化的根本特征之一。城市文化属性其次是自治性。城市文化自治性是指内化为城市价值、文化结构、行为模式的平等观念、民主意识和法治精神。平等是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是对市场经济主体的承认和尊重，资本主义对交换价值的追逐，将平等观念与实现人的独立性一同“植入”了城市文化的精髓。在平等观念基础上进而产生广泛的城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政治参与秩序。现代城市社会的复杂分工与社会交换呼唤确定性、统一性、稳定性的规则，于是正规、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开始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法律本身还内涵着对平等、自由、民主的价值追求。现实来看，平等、民主、法治基础上产生的市民社会真正成为“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城市正是市民社会的诞生地和发达健全的标志，是世界市场的支配力量。城市文化属性核心归于自由性。卢梭认为，人人生而自由。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资本主义以对私有财产的自由支配与处置、以自由竞争为内在规律的资本增值实现对经济秩序的无形维护，自由文化表现为经济行为和社会功能上对提供选择的可能性、实现目标的手段的多样性以及获取劳动成果的公平性的满足，对自由的追求是人的本质复归的过程，是完整的人以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的过程，是从本质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彰显的过程。
二、城市文化的西方视阈演化逻辑
考察城市形成、发展史，可以发现城市、城市文化是生产力水平和专业劳动分工的必然产物。当公元前五千年左右人类发展所需的农作物开始积累时，一部分劳动人口得以解放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工作，早期城镇就已经雏形显现。人类长期的远古狩猎活动、谷物栽培、规模化生活以及文字记载等各种手段的实践和社会变革中，全部发展使得村庄文化逐步向城市文明退让。“人类能力的发展，人类自我的扩大……这种发展文化在城市结构上有许多表现，所有这些都是这种独特过渡的具体表现形式，亦即文明的兴起”。然而由于其与现代城市的突出差别，使得这样的前现代性城市（城邑、城镇）的发展数量、规模和质量都十分有限。随着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的号角吹响，现代性主导的城市化浪潮在世界各地以爆炸性的姿态快速推进，其与前现代城市在功能、规模、性质等各方面呈现出本质差异，正如吉登斯所描述：“现代的城市中心，是根据几乎完全不同与旧有的将前现代的城市从早期的乡村中分离出来的原则确立的”。然而，现代城市化的目的也仅仅在于实现工业化，进而满足资本日益膨胀的本性。科学技术无所不能的假象膨胀了工具理性，在造成理性与自然和人性的断裂的同时，造就了启蒙成为新的神学的退化。现代城市化造就了高效的生产机制、发达的工业社会，但两百年间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将人类在工具理性催生下的贪婪堕落极致展现，现代文明在现代性、资本全球化泛滥中造就了城市的发展困境和城市文化的无序迷茫。工具理性的失败呼唤人文理性的回归，人类和城市曾经追求的工业文明城市结构正在坍塌，当前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在通过信息重置人与自然、社会和人自身之间的关系，并深刻地变革城市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同时，城市表面繁荣下的冲突与浮躁深入城市文化肌理。面对城市和城市文化问题，西方学者从不同维度展开了深刻的思考与探索。以列斐伏尔、大卫·哈维、爱德华·苏贾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将空间纳入资本扩张、生产方式的逻辑并视其为资本主义进入新阶段的表现。列斐伏尔通过“社会性、历史性、空间性”三元辩证法的改造，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正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通过社会生产关系由空间中物的生产转变为空间的生产即生产空间本身。大卫·哈维通过对“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升级，坚持认为城市生活中表现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时空压缩”体验，资本同一性扩张过程也是不平衡地理学的形成过程。爱德华·苏贾也认为空间具有本体论的性质，城市空间不再是生产的容器存在，而是被纳入了商品生产、利润增长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城市空间具有自身再生产的能力和文化属性。海德格尔、胡塞尔、刘易斯·芒福德等后现代人本主义思潮，崇尚对日常生活的回归及去中心化、差异化的文化，后现念与当代城市文化的变革融为一体。人本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以情感、意义为本体，从人的认识、情感与本质的重读和发掘，用积极的日常生活经验来包容、协商和认同全部的差异、多元，倡导人道主义和日常生活实践的城市文化理念。海德格尔将城市定义为商品化、技术化、市场交换的场所和产物，通过对现象学文化意义的回归，揭示人类存在的根源及生命意义。胡塞尔否定实证主义的科学原则和量化的工具理性，以回到生活世界重拾丢掉的文化、价值实现对意义理性的重建。刘易斯·芒福德超越城市原始的防卫与商业等实用功能，在更高层次上阐释了城市力求差异化的文化交融和文化城市作为城市文明与社会的本质存在。
三、城市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批判逻辑
在城市文化的现代与后现代争辩、多元性与一元性激烈交锋的背景下，“只有通过某种主导型文化逻辑或者支配性价值规范的观念，我们才能够对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真正差异做出评估”，这也为马克思主义对城市文化的审视批判提供了出场的可能。马克思将资本主义作为城市文化分析的现实语境，揭示资本作用下丰富、多样、复杂的社会历史性，明确扬弃资本逻辑作为实现社会发展统一的样态，是马克思主义城市文化理论的基本批判理路。
1.人的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城市文化论述的本质解读。
在关于人的发展的规定性上，马克思将人的发展过程分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三个阶段，并分析认为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人的存在发展方式，人类最终将实现“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关于人的发展的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的起点是人对自然的改造，“自然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来说才是存在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统一”。当然，有生命的个人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第一个历史事实则是有生命的个人的物质需要，这样的物质需要表现为衣食住行，由个人组成的交往关系就构成了社会的全部内容。城市代表着社会发展的先进生产力和文化追求，个人和社会具有内在同一性，社会的生产发展也产生于个人的社会实践和创造并最终服务于人的需要，从而形成了人的现代化作为城市文化的本质要求的唯物史观依据。正是基于此，罗伯特·雷德菲尔德认为城市的作用在于改造人，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刘易斯·芒福德表示城市从一开始便具有人类性格的许多特征。
2.文化来源于人的实践活动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首先，劳动生产是实践的最主要形态，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只表现为价值增值过程的一种手段”。一个阶级通过对物质劳动和资本的占有，占据社会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私有制、基于私有制存在的文化对立贯穿了文明的全部历史。其次，马克思通过劳动、实践走向唯物史观。马克思强调感性的活劳动即实践的主体地位，社会物质（商品、货币、资本）是物化劳动的产物，人口是实践主体，物质生产方式是主体用实践的劳动工具组成的生产关系作用于实践对象，社会存在本质上就是社会实践结构，这样就构建了从实践观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通道。最后，实践活动是一切认识的起点和认知的根本手段。一切社会存在都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实践是把握、理解社会关系的根本方式，马克思主义就是以实践把握现实世界的系统化世界观理论。
3.对资本统治逻辑的揭示和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城市文化论述的核心。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的崛起是由以工业文明浪潮为基础的现代化运动直接造就的，工业文明在资本统治逻辑的推动下表现得无处不在。资本的本性首先是逐利性，对利润而不是道义的追求是资本与生俱来的本性。“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其次，资本运动和扩张具有贪欲性和无限性。资本只有不停地运动才能保持资本的本性，一旦停止运动就转化为一般的货币和财物而不是资本本身而存在。资本的第三个属性是物意性。资本的本性必然要把所有的生产要素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把一切都变成资本的逻辑。资本主义就是把一切劳动物质化，把一切物质商品化，把一切商品资本化，使人类社会进入物意性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样态。资本的第四个属性是依附性。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资本形态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到借贷资本的变化，正是资本与其创新特性相联系寄生性加强的体现，资本的创新是服务于资本增值需要的内在动力。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的深入剖析，形成了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的资本批判逻辑。
4.批判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城市文化论述的语境。
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最大化对自然的耗费和对主体的普遍物化，批判了作为资本主义罪恶的生动体现的工业城市，批判资本主义城市文化的基本样态：城乡对立、阶级对立。马克思坚持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并批判指出，资本的发展必然遭遇自然与历史界限，只有全面化和过程化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才是对资本逻辑在生产生活中对自然的无尽索求和对人的无限物化的彻底扬弃。而且，马克思的革命性、批判性是与建设性、发展性同为一体的，对资产阶级的无情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执著追求是互为一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物对人的统治关系下，人对人的依赖关系是由资本对人的统治、资本家对资本的掌握，导致的人对资本家的依附关系。随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和国家政权的消亡，人类才开始成为社会和人自身的主人即自由的人，实现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将资本批判与社会建设结合，用新世界观、新历史观分析当代资本社会和城市问题，向世人宣告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最终实现空想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向。
四、结语
文化史论文范文6
（1）饭稻羹鱼，鱼米之乡的饮食风习。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明确了早在几千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以稻米为主食，以鱼虾为副食品的饮食特色，这里的“楚越之地”就包括了现在的南京地区。由于湿润温暖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使得南京地区一直以来就有种植稻米的生产习俗，南京地区稻作文化的繁荣不仅影响了人民日常的劳作活动，同时也深深影响了人民饮食风俗的形成，充足的稻米供应也为南京丰富多彩的糕团工艺创造了条件。河湖交错的水文特点形成了吴越地区独特的“渔文化”，极富地方特色。南京地区以渔耕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太湖地区物产丰饶、生产鱼虾的地域特点也为南京乡民养鸭食鸭文化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南京的鸭肴种类繁多，是南京乡村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笔。
（2）因地取材，讲究时令的饮食生态。乡村饮食与都市显著的其选料的新鲜度和生态性，即南京的饮食对大都运用本地的食材制作而成，保证了材料的新鲜和健康。南京的低山丘陵和岗地约占总面积的67%，平原、洼地和河流约占了39.2%，平原地区肥沃的土壤、星罗棋布的水域以及丘陵岗地的林业资源，使南京乡村拥有丰富的原材料，家禽、河鲜、野菜都在南京传统乡村饮食中占有一席之地。南京乡间嗜食野菜，“南京人不识宝，一口野菜一口草”以及“南京人一大怪，不爱荤菜爱野菜”等至今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民谚都证明了食野菜的风俗在南京地区的普及。相比于城市，乡村地区的食材更具有时令季节的特征，人们掌握原料的生长规律，讲究适时而食，如“春有刀鲚夏有鲥，秋有肥鹅冬有蔬“等都反映了南京农村注重时令的朴素自然观，成为了人们宝贵的生产生活经验。
（3）咸鲜润甜、醇和酥嫩的原汁本味。质朴无华的乡村饮食采用的是最简单的加工制作方式，传统的制作过程和不经雕琢的加工工艺使得农家菜更能保留食物的原始风味，配合鲜活的食材给人带来独特的体验。南京乡村的饮食风味保留了江南乡村地区鲜嫩清淡的饮食风格共性，同时也更注重地域的适应性，使得南京乡村饮食兼具了南北饮食的风格特色，如金陵名菜芦蒿炒香干，就是在芦蒿、香干两种基本食材的基础上进行素炒，除油、盐之外几乎不加别的佐料，最大幅度地保存了芦蒿和香干的清香；颇具盛名的南京水八鲜旱八鲜也进采用了凉拌、清蒸等最简单的烹调技艺，保留了其鲜脆爽口的本真味道，受到了许多食客的推崇。
（4）典史结合、淳厚朴实的人文背景。江南地区自古人文荟萃，关于饮食的诗文典故也为广为流传，为南京的饮食菜品增加了浪漫气息。如诗圣杜甫的《赠李白》：“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其中的“青精饭”就是现在仍盛行在江浙一带的乌米饭；苏东坡脍炙人口的《惠崇江上晚景》中：“蒌蒿满地芦牙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使芦蒿和河豚名声大噪，还有宋嫂鱼羹、炸响铃等名菜名典广为人知。而在南京不得不提的《随园食单》和《红楼梦》给南京饮食打下了深刻的文化烙印。除此之外，乾隆与如意卤干、与“皮冻甲鱼盅”的故事等都为普通的菜品增添了文化和人文气息。
二、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swot分析
尽管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使南京乡村饮食文化开发得到初步的成效，但其开发依旧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所以本文采用swot的分析方法对南京乡村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条件进行分析，进一步增加南京乡村的旅游吸引力，同时为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提供参考。
1、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优势
（1）饮食文化资源丰富，种类多样。南京地区被称作“鱼米之乡”，食材丰富、选料新鲜、形成自然质朴的的乡村饮食风味，如种类繁盛的鸭肴、野意野趣的早春四野、旱八鲜和水八鲜，肉质鲜美的各色河鲜、高淳的螃蟹与六合的猪头肉都是地道的乡土风味。除去饮食选材的乡土性和地域性，还有伴随着饮食菜品而不断传颂的传说典故、逸闻趣事，代代相承的传统加工工艺，朗朗上口的民谚和歌谣都是在饮食文化旅游开发中不可忽略的元素。例如，南京地区传承600多年的板鸭制作工艺、状元豆的故事、寒食节食赤豆元宵的传统和历史背景等等都将为游客带来不同的旅游体验。
（2）南京地区乡村游发展迅速，示范效应明显。南京一直走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前沿。近年来，南京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示范点，根据南京旅游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截止到2012年，南京地区一共拥有12家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江宁区“五朵金花”、六合区“六朵茉莉”，还有高淳等地均已成功打造出了乡村旅游品牌。作为乡村旅游体验中极其重要的一环，乡村旅游活动的开展使乡村饮食也得以进一步的推广和发展，许多传统饮食也借助旅游体验的进行而广为人知。如南京地区以茶文化为主打旅游品牌的黄龙岘茶文化村就利用现有的资源，打造融茶道、茶艺、茶俗、茶浴体验、茶叶展销研发生产、茶宴调理、特色茶制品购买为一体乡村茶文化旅游点，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在2013年国庆节期间，仅10月1日一天，该村已投入经营的茶餐厅的收入就达到18万元。
（3）代表性的美食节庆产生强有力的经济社会效应。美食节庆活动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对相应的饮食文化进行全面而集中的展示，并迅速吸引公众关注度，提高资源影响力，实现经济、文化、社会的综合效应。以六合区龙袍镇为例，其蟹黄汤包节自2001年起已经开办了13届，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前来龙袍镇品尝美食、观光旅游的游客达到20万人，整个蟹黄汤包产业链所产生的收入约为2亿元。“汤包经济”的繁荣不仅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同时对于汤包制作技艺的传承和汤包文化的保护产生积极带动作用。除此之外，在南京桂花鸭节和南京美食节同样产生了巨大的综合效应。
2、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劣势
（1）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处于初级阶段，缺乏深度文化内涵和参与体验性的挖掘。通过在江心洲等地的实地调研，发现在大部分的乡村餐饮经营点，游客对饮食的体验大都集中在品尝成品的部分，也有部分数量的农家乐推出了采摘和垂钓为代表的传统基础体验项目，对于历史传说、制作工艺、饮食习俗等方面很少有涉猎，缺乏趣味性和必要的创新，而与此同时有相当大比例的游客在饮食文化深度体验方面存在需求，实地调查显示深度体验产品在供与求方面的脱节。现阶段，农家乐在饮食文化开发方面雷同普遍而特色不足，对饮食文化内涵的挖掘和延伸不足。总体来说，南京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面临深度不够、体系不全、特色不明的问题。
（2）南京乡村饮食文化的宣传普及营销力度不足。目前，对于乡村饮食文化的推广大多依托于乡村旅游点进行，缺乏独立的宣传和推广平台。同时，在相关的乡村旅游网络推广平台上，饮食文化信息的和传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和缺失，这将为游客的信息掌握造成困扰。以“五朵金花”之一的石塘人家景区网站为例，其对于当地特色饮食文化资源的介绍就仅停留在名称和图片的阶段，缺乏更深入的介绍。宣传营销工作的不足给南京传统乡村饮食品牌的树立和吸引力的提升造成了障碍。我们曾在江心洲、前石塘村等农家乐经营较集中的地方就饮食文化资源宣传推广的途径媒介向游客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除了通过网络进行信息采集外，通过亲朋好友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相关产品的宣传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而这种方式在宣传范围和宣传效率的缺陷说明了目前宣传旅游资源宣传营销上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3、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机遇
（1）国家鼓励乡村游发展，基础设施的完善为乡村旅游和饮食文化体验提供条件。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等会议在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原则等方面做出安排，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开拓了空间。另外，针对之前南京众多乡村旅游点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的限制影响游客的出行选择的问题，南京在2013年开通了市区直达江宁石塘人家、世凹桃源、汤山七坊、溧水傅家边、高淳桠溪国际慢城、六合竹镇大泉村等6个著名乡村旅游景点景区的美丽乡村旅游直通车，大大提高了各大乡村旅游点的可进入性。
（2）饮食文化的公众关注度提升。传统饮食本身以及其独特的制作手法、加工方式、历史典故等都具有重要的传承和保护价值。2012年，一部舌尖上的中国，将博大精深的中华美食与蕴藏其中的文化内涵和人文背景一一展现，引发了大众对饮食文化新一轮的关注与思考；而近期武汉热干面的申遗更是引发了对饮食文化保护的热烈讨论。日前，以盐水鸭领衔的南京饮食文化代表——“三菜一茶”（南京盐水鸭、绿柳居素食、马祥兴清真菜和雨花茶）也加入申请非遗的行列。虽然有许多声音对将传统饮食文化进行申遗的举动存在质疑，但将有价值的饮食文化资源用遗产名录的形式进行保护，对饮食资源的宣传推广和进一步的旅游体验开发的确起到助推作用。
（3）青奥会等大型赛会在南京的举行为南京饮食形象的推广和普及提供平台。即将举办的2014年南京青奥会将吸引大量的国际国内客流汇集南京。这对于南京地区的旅游接待能力的提升和旅游形象的推广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南京传统饮食文化也可以借助这一契机扩大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纵观世界奥运史，东京奥运会让寿司广为人知，汉城奥运会让大家记住了泡菜，北京奥运会使北京烤鸭大受欢迎，南京的青奥会举办也必将为南京的传统饮食文化发展提供新的平台。
4、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挑战
（1）周边城市乡村饮食旅游产品竞争激烈。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和气候等自然条件的相似使得南京与周边城市和浙江、安徽等地的饮食习惯存在共同之处：南京乡村善制河鲜，而周边的镇江则以“长江三鲜”备受关注；南京的糕点工艺与苏州的糕团文化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竞争；另外还有“竹笋之争”、“茶叶之争”等。如以南京地区颇为热衷的吃活珠子的风俗为例，就在江苏的高邮、淮安等地同样流行。由此，如何在各个竞争对手中打造自己的特色饮食文化形象，是南京在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的重要问题。
（2）其他地区的饮食文化对南京本土饮食文化的冲击。从国内范围来看，随着各地文化交流的频繁和加深，川菜、湘菜、粤菜等其他的地域饮食文化在南京站稳脚跟，并迅速了占据了相当一部分的市场份额，对南京本地的饮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冲击；从国际范围看，KFC、麦当劳等国际连锁快餐品牌在中国的持续风靡和大量外来饮食种类的进驻也对中国本土饮食文化的发展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朴实自然的乡村饮食文化如何在国内国外各种饮食文化的夹击中突围而出，继续传承和发扬，增加资源吸引力，是亟待研究的课题。
三、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开发对策
通过对南京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条件进行分析，南京乡村地区的旅游资源开发尽管受到自身不足和外界冲击的影响，但依旧拥有较高的开发价值和开发条件。在此基础上进行南京传统乡村饮食旅游资源的开发，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必须进一步加强南京传统饮食文化的研究和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加强对饮食文化旅游资源与产品的梳理，突出其文化魅力和吸引力，打造地域饮食文化特色，提高南京乡村饮食文化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使乡村饮食文化资源与产品体系化、品牌化、差异化。如在被誉为“酱缸”的浙江绍兴，不仅在日常餐饮方面充分展现酱货（包括在绍兴民间深受欢迎的酱鸭、酱肉和腊肠等多个品种）的独特风味，更是在深度挖掘酱文化方面做出了努力，绍兴不仅在腊肠等著名酱制品的生产推广和品牌化上做出努力，还研究建成了中国首座酱文化博物馆，于此同时坐落在绍兴安昌的恒昌酱园的开发参观和安昌腊月风情节的成功举办使绍兴的酱文化资源得以很好的传承和开发。
第二，加快体验性项目的设置与创新。加强与饮食相关的农趣活动，是游客对饮食文化的体验不仅仅停留在满足口腹之欲上，而是体现在原料的获取、加工，饮食制作、欣赏，风味的品尝、辨析，食俗的经历和其他相关知识的涉猎等，全方位地感受南京乡村饮食文化的魅力。在体验性旅游开发方面，南京可以从体验式乡村旅游发展较成熟的旅游点汲取经验，如以洞庭湖地区碧螺春资源为例，当地就没有仅将品茶作为旅游活动进行开发，而是让游客对“采茶、拣茶、炒茶”的全过程进行亲身体验，并开展“碧螺春姑娘”、“第一锅竞拍”等一系列游客可参与的活动，深受游客好评。
第三，加大饮食文化知识的宣传推广力度和形式。在传统宣传渠道的基础上，积极利用网络媒体和移动客户端等新兴平台，加大自身网站建设以及与其他旅游、文化、经济类媒体平台的合作，多角度扩大相关信息的流动和推广，比如现阶段发展不断升温的旅游电子商务网站、以大众点评网、豆瓣网为代表的有影响力的用户体验交流网站以及各地区的旅游官方网站都是可选择的对象。除了加大在网站宣传上的投入力度之外，以博物馆为媒介系统介绍传统饮食文化也是饮食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以广东东莞为例，东莞饮食风俗博物馆、中国圣心糕点博物馆等展馆的建设为当地传统的饮食文化的保护和弘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南京一次为借鉴，可以在农村范围建设相关的食鸭文化博物馆、野菜博物馆等，不仅更好的对乡村饮食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也有助于美丽乡村的建设。
文化史论文范文7
1.教师心理压力过大。
学生发展的个体主动性、差异性，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对教师职业文化建设形成也具有影响。可是，由于家庭对教育的期望过大，社会上普遍追求升学，因此，教育过程中任何毛病和问题全让教师来承担。教师难以获得成就感，从而给教师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在教学实际中，教师必须用爱心、耐心对待每一个学生。尽管现在班级学生众多，且每个学生的要求不同，但教师必须热情对待，尽力教学，而不能有懈怠、烦躁的情绪。因此，相对于其他职业来说，教师承受的心理压力会比较大。不规范、不科学的管理形成的许多人为的人际关系的心理压力，更困扰着教师的工作，阻碍了教师职业文化的发展。
2.教师产生职业倦怠。
古时候有师道尊严，教师甘为孺子牛，照亮别人，牺牲自己。但现如今，市场意识，拜金主义，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人们用金钱来衡量职业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观的改变，使许多教师的价值观也发生变化。有些教师认为，教师职业价值低，无名无利，感受不到受尊重的自豪和骄傲，所以失去对工作的兴趣，产生职业倦怠。
3.教师缺乏创新意识。
教师作为一种职业，有史以来，一直以“师道尊严”、“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来维护，这种约定俗成的传统理念已经成为教师职业的“护身符”，视为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固有形象。这种形象严重妨碍了教师职业文化等内在精神的发展，应当引起反思。人们认为，教师不过是帮助社会需求的代言人，只需刻板的授课，达到社会的期望，维护社会公民的素质保持稳定并有所提高。于是，教师成为只是“传道”、“授业”，不需具备创新意识的工具，成为了古板的代名词。这严重阻碍了教师职业文化的发展。
4.教师“文人相轻”。
长久以来，教师形成的是“知识的化身”和“知识的代言人”的思想，导致了许多教师孤芳自赏，在大多数情况下独自面对教育情境中的问题。很多教师很少涉及本学科以外的领域，形成了特有的“专业个人主义”。这种专业个人主义在教师的职业文化上，往往表现为独立独行、我行我素、刚愎自用，把自己孤立于教学与科研的“象牙塔”之中，遇到问题更不会向其他教师请教，对形成健康的教师职业文化，造成了严重阻碍。以教育活动为中介的教师工作群体中，同年级、同专业教师群体这种“文人相轻”的现象尤为突出。同年级、同专业教师群体在职称晋升、评先评优、工资增涨中，由于名额、指标、编制等硬性指标的限制，不同程度地存在竞争。在推荐工作中，学校又缺少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就会引发因为职称晋升、评先评优、工资增涨等活动导致教师之间的恶性竞争。这种竞争会出现举报、投诉，甚至公开对峙。这种不健康的竞争客观上将造成不利于教师的心理伤害，产生消极影响，促成“文人相轻”的现象。
二、教师职业文化建设影响因素
1.传统文化对教师职业文化的影响。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化中的“求同存异”“、和谐向善”、“和而不同”等价值观念，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教师职业文化的形成。千百年来，由于实用主义的需要，教师的社会功能被放大了，而作为教师自身的职业文化作用被忽视了。无论从韩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师说》中，再到“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之敬学”的《学记》中，都突出地强调了教师对社会价值取向、伦理道德观念、思想意识形态与民俗民风的影响作用，忽略了教师作为一个生命的个体的自我实现的价值体现，泯灭了教师个人的人性体现。自“”以来，以孙中山、、鲁迅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教育家极为关注民主、民生、民权，关注教育改革与发展，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教师作为这些先进思想的倡导者与推进者，教师职业文化也体现在社会改革中。
2.社会因素对教师职业文化的影响。
教师作为社会职业体系的一种职业，是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各职业层次构成的整个社会体系必然需要相互维系。社会以一定的方式赋予教师在社会的地位，教师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教师的行为将受到社会的评价。目前，国内外对教师的社会地位评价的标准，逐步倾向于德望、权威与财富。教师德望在社会层次价值取向中直接影响社会风气的彰显，教师的就业取向折射出教师职业在社会职业层次中具有较高的认同度，教师社会待遇的逐步提升已经成为教师财富的风向标。三者共同显示了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评价与认可，影响着教师职业文化的塑造。另一方面，不科学、不规范、不合理的教师职业工作环境会造成教师职业文化实现受到阻碍，给教师造成心理压力。教师职业文化的形成，要求教师具有“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思想，用爱心、耐心对待学生。不论班级学生如何众多，学生要求各不相同，教师必须具有良好的师德，全心全意、热情周到、深入细致地对待每一个学生。
三、教师职业文化建设策略
教师职业文化如何优化，并发挥良性作用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要解决教师职业文化中现存的诸多问题，我们可以尝试采取以下措施。
1.新型的教师职业价值观。
教育既不是道德的传教士，更不是知识与技能的传声筒。教育肩负着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建设者与接班人的重任，教育肩负着要为提高国民素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人才的使命，教育是立德树人的工程术。教师在面对不同的教育对象、不同的教育内容、不同的教育情境时，教师的教育智慧至关重要。教师要因境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创造性运用教育策略，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创新能力，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能动性，实现教育目标。教学相长是教育的另一特征，教师在教学中与学生的相互交流，教师可以获得宽慰与经验，教师在教书育人的每一个平凡工作中都与学生的成长，人类智慧与生命的延续紧密相连。这种社会价值的实现与职业文化的塑造高度融合，是精神与文化的统一，是教师职业文化精神的诠释。教师在教育中的自我实现，教师职业文化外在的社会价值与内在的生命价值就会体现得更加明确。
2.宽松的教师职业环境。
社会及家长的教育效果价值取向，使教师的教育工作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教师自身工作的压力与外在的压力，使教师产生职业倦怠，影响教师积极向上的职业文化建设。破解这些职业压力，我们要从源头上疏导、调理教师的职业倦怠，势必阻碍教师职业文化的提高。因此，创造适宜的、宽松的教师职业环境势在必行。学校在为学生创设心理咨询室的同时，也应注意为教师提供心理咨询，并在业绩评价中，有意识地减少评价对教师的压力。学校不仅尽力给教师创设成才的机会，充分运用各种机制，在发现、鼓励、理解、宽容和等待中让教师健康成长，让教师有“成就感”，并最终实现进步；学校还应该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评价指标做到力求客观公正，通过座谈、问卷调查、个别访问、听取汇报等形式，对教师进行量化评价，进行必要的监督，评价应该以激励性的评价为主，注重过程而非结果，要把奖励和发展巧妙地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以此产生激励作用，促进教师素养的提高。同时，学校还应注意优化公正健康的舆论氛围。集体舆论作为师生共同的价值取向和信念，规定着师生价值取向与行为准则、行为方式，以此来改变“文人相轻”的现象。
3.提升教师职业境界。
提高教师职业文化境界，首先要提高教师的职业文化道德。教师对职业道德的认识不仅不能停留于对一般职业规范的背诵和理解上，而要把这些要求与自己和自己正在进行的工作联系在一起，明确自己的职业使命显然已不再只是学生获取升学机会或功名利禄资本的手段，而在更高层次的精神价值上。所以，教师要做到明确教育目的，热爱教育对象，努力完成教书育人的责任，提高自己的教师职业文化境界。
四、结语
文化史论文范文8
中国的新闻报纸常提到韩国电视剧中渗透的儒教思想。这并不单指韩剧中着力刻画的亲情孝道。其儒家思想中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等都是韩剧努力表现的主题。可以说中、韩电视剧在表现审美价值取向、道德观、世界观、人生的终极目标等方面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实际上，中国电视剧起步很晚但发展很快，真正家庭题材电视剧直到90年代初才出现。中国家庭题材电视剧一个显著特点是关注传统伦理观念、善恶观念、是非观念、审美观念等在急剧变化的社会大潮中所经受的挑战，它始终在寻找家庭、社会、时代之间的关联。如《中国式离婚》、《乔家大院》、《橘子红了》等电视剧都努力质朴地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国式离婚》塑造的人物形象符合大众的审美习惯。一个中国的家庭事件引发出来的善恶交锋、良心冲撞，引发了观众对于真善美、假丑恶社会价值取舍的普遍反思；《橘子红了》则几乎将全剧的重心放在天性人伦的感性诉求上。这部电视剧作品不仅反映了人们的亲情，同时也隐含着年轻人之间的情感故事。同样，韩国电视剧也十分注重作品的时代感，不回避韩国社会里出现的问题矛盾，许多电视剧都涉及人与社会、人与未来关系的思考。如90年代出现的《医家兄弟》、《英雄神话》等电视剧大部分场景很现代，但骨子里很传统，剧中的男女主人公往往都在苦闷，彷徨中思考人生的走向、生存的价值等。然而，这些作品很少进行社会批判，一般不触及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较少刻意强调社会、国家、民族矛盾对家庭、个人的影响。如《冬季恋歌》、《巴黎恋人》、《浪漫满屋》、《我的名字叫金三顺》等作品都只是描写小人物和小事件，有时甚至剧情显冗长拖沓、婆婆妈妈。这些作品多数是围绕情感问题而展开的，在渲染温馨、浪漫的爱情生活的同时也对一些世俗偏见、等级意识、门第观念等进行了批判，表现了朴素的人道的价值取向。中、韩两国电视剧在思想表现上存在的这些相似处，让许多中国观众在欣赏韩剧时，极易与剧中人物的言谈，行为等产生共鸣，其实这就是中国和韩国都有的儒家文化的表现。例如：在剧中经常出现长辈爱护晚辈、晚辈服侍长辈等场景，这种电视剧可以起到净化社会风气以及教育的人们的作用。正是由于这种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所以在很多方面都能够引起中、韩两国观众的共鸣，获得人们的喜爱。
二、表现主题与方式的不同
尽管中，韩国电视剧在表现人文精神方面有很多的共通点，但不可否认他们在表现主题与方式上还存在较大差异。前段时间热播的革命题材电视剧《长征》，当人们看完这部电视剧《长征》之后，首先被电视剧的片头曲所吸引，这首歌曲其悠扬而又优美的歌声，时常萦绕在观众的耳畔。在剧中中充分反映了革命老区的乡亲们情意绵绵，含泪送别红军的情景，以及我们的红军将士为中国的解放事业所付出的艰苦场景依然在观众的眼前。......。看完《长征》，让我们不禁去想一想当年红军的艰辛，他们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四渡赤水、血战湘江、爬雪山过草地。在长征路上的每一次胜利都是用红军将士的生命换来得。在这过程中不管天上的飞机轰炸，也不管地上的重兵围堵，还是自然天险等等都不能阻挡我们红军队伍革命的步伐。不知有多少的红军将士在革命的道路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甚至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献给了祖国的革命事业。因为他们坚信生活的光明就在前头，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才推动了革命烈士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一直鼓舞着革命战士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方向前进。该片着力表现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主题。作为共产党员为了维护党的利益，完成党的事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故事的结尾处共产党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尽管该作品生动再现了共产党人的光辉革命形象。但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故事结构形式的安排正是中国革命题材作品常见的表现形式和叙事结构。再来看MBC电视台为纪念朝鲜战争60周年而制作的韩剧《一号国道》（RoadNo.1）。该剧集结了苏志燮、金荷娜、尹继尚、崔岷植、宋昌敏等韩国明星，制作费更高达130亿韩元。作品模仿《拯救大兵瑞恩》，一个老头手抚韩国朝鲜战争纪念馆阵亡将士碑痛哭，讲述长工的儿子李庄雨（苏志燮饰）与地主的女儿金秀妍（金荷娜饰）青梅竹马的爱情故事。《一号国道》虽是战争题材的作品，李庄雨在很突然的情况下参与到韩国战争中，通过这个男人在战争的恶劣环境下生存的过程，描述了在波涛涌的历史河流中绽放出的战友情。但该剧与中国电视剧的明显差异在于表现的主题侧重于三角恋，该剧着力渲染60年的岁月中依然如故的至真至纯的爱情。比较中，韩两国的电视剧的特点，不难发现由于中国电视剧脱胎于电影，特别注重对戏剧性成分的追求，长期以来形成了关注重大主题，关注现实民生问题的思维定势。因而在故事情节的设计上往往采用跌宕起伏的叙事传统。剧情着力描述刻画的是历史的复杂，强调作为个人所肩负的不可懈怠的社会责任。而韩剧虽然也讲述历史，反映现实，但它更注重的是抒写个人的人生经历，表现的是普通人的真实情感。
三、创作意识与表现基调的不同
两国电视剧的表现基调上也存在明显差异。国内的许多电视剧里，编导热衷挖掘人性的复杂，观众的观看过程本身如同上教化课。中国许多生活剧，虽然打着生活的旗号，但却让人感觉离真实生活很遥远。再加上中国社会现实历史的复杂性，使编导者很难用一种轻松的形式来表现剧情。
（一）电视剧表现基调的不同
这些年来，我国也拍了不少大片，其中气势恢宏的历史剧《康熙大帝》、《汉武大帝》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多在重复一个老套路，为君王者的权术及有几分映射含义的演绎历史主义成分。人们欣赏剧情经常看到的是皇帝的无奈、奸臣的不得已、感受到更多的是生命的沉重，人性的复杂，个人的渺小。而且，对于多数观众而言，这辈子也许都不会走上政坛，也很难明白其中用心良苦的表现手法。这样的电视剧只适合部分人群口味，有种高处不胜寒的悲哀。而与中国电视剧在表现家庭生活的挫折磨难时氤氲着的一种低沉的基调不同，韩剧中经常洋溢着轻松活泼的气氛。韩国家庭剧一般不谈国事，只讲述普通人平凡的生活，故而深受普通观众的喜爱。尤其是韩剧中出现的喜闻乐见的生活场景，诙谐幽默的人物对白，出入镜头的俊男靓女，色彩搭配适宜的衣装，很容易让观众迷恋上那种轻松活泼的氛围。让观众在会意一笑中忘却生活的烦恼。
（二）电视剧的创造意识的不同
其是前面说讲到的这些基调上的差异性归根结底就是创作意识的不同。在电视剧的创造中，其剧本和主创团队的主流思想就决定电视剧的创造意识的深度和广度。目前，中国电视剧尚缺少全球市场意识，仍然将电视剧纳入“载道”的旧有体制，承载了过多的主流意识形态成分。既包含了严肃化的、精英化的成分也包含了大众化的成分，这往往造成中国电视剧的定位困难。而韩剧很早就有了与国际接轨的意识。2005年9月1日开始，湖南卫视在黄金时间推出韩国热门电视剧《大长今》可以说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商业剧。《大长今》除了视觉上的纯净与唯美、人物鲜活、感情真挚、情节迭宕、气势恢弘。在善与恶、美与丑的较量中，让观众得到灵魂的净化与皈依，但却不让人感觉到丝毫的说教感。它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更加切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宫廷内外各色人物，均个性鲜明，连皇上都一改中国荧屏上皇上的神坛形象，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有七情六欲、也会爱慕上平常女子的普通男人。正因为《大长今》的注重真实，崇尚文化，尊重人性，才得以风靡整个东亚地区，还跨洋影响到了美国等地区。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