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翻译了一大批有价值的法国史论著
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广泛传播，但由于中国史学界对于法国历史的了解非常少，学者们对于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来学习和研究法国史比较茫然。为了更好地学习和研究法兰西的优秀文化，沈炼之认真阅读和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论述法国史的文选及著作。“50年代初，我先后在新创刊的《史学译丛》上译了十几篇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关于法国的论文。当时国内还很少有人翻译，所以出版之后，很受读者欢迎。”[1]特别是恩格斯的《1848年的六月起义》、《未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18封——法国社会党人和布朗热危机》等文章，在新旧社会交替转型时期的中国史学界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为刚刚跨入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提供了如何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法国历史的范例，更开启了新中国史学研究的正确方向。
沈先生还一直非常重视法国优秀的历史著作和资料的翻译工作。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有必要研究和借鉴他国精华；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学者，首先“必须从翻译资料工作开始”[2]。即使是中法关系不佳，甚至出现敌视状态的时候，他也以开放的心态，宽广的胸怀和高远的谋略对待翻译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他广泛搜集和阅读法国作品，并着手翻译法国著名史学家查尔斯•瑟诺博斯（CharlesSeignobos）的《法国史》。1964年1月中法两国正式建交。同年7月，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这部译著。这是中法建交后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汉译法文通史，为迫切希望了解法国的中国人民提供了资料，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可喜的贡献。据沈先生后来回忆：“当时还没有一本从法文直接翻译过来的《法国通史》，我总算填补了一个小小的空白。”
十年“”一度打断了沈先生的翻译工作。“”结束后，沈先生立即带领杭州大学法国史研究室的同仁开始有计划、有目标地翻译资料和进行学术研究，先后选译和出版了总共8期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史资料选编》，这些重要的文献资料和优秀的学术专著章节摘录，为研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此外他还组织人员翻译了《法国工人党的诞生》，“不仅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有关工人党创立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也给理论工作者提供了有价值的新思路，必将推动中国对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史的深入研究”[1]。后来，沈炼之教授又花了近五年的时间翻译了《盖得派》一书。该书是克洛德•维拉尔的博士论文，“也是在这一领域的权威之作，全书770页，内容十分丰富，作者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旁征博引大量文献、档案资料，以严密的科学论证、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法国工人党的起源、组织、学说、活动及其地域分布，正确总结了工人党走过的成功与挫折的艰难历程，分析了这一时期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从分裂到统一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独创性见解。本书至今仍不失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权威之作，具有现实意义和启迪作用”[3]。该书的翻译为我国学者研究法国工人党提供非常珍贵的素材。此外，他翻译的威尔逊的《罗曼•罗兰传》、戴高乐的《希望回忆录》、罗素的《权力》，J.E.斯温（J.E.Swain）的《世界文化史》，时至今日仍有很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二、撰写了一批很有价值的法国史论著和论文
留法期间，马迪厄•艾伯特•泽维尔•埃米尔（MathiezAlbertXavierEmile）求实与创新的治学精神对沈炼之影响非常大。“在里昂学习期间，他经友人介绍，专程去拜访在第戎大学讲学的史学大师马迪厄教授，并听完了其讲授的关于法国大革命史讲座的全部课程。沈先生是唯一聆听过马氏讲课的中国学者。”[4]此后，沈先生一生研究的重点都在法国史，撰写了《简明世界近代史》、《法国简史》、《法国通史简编》和《法国革命史讲话》等多部著作，“他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开拓性和很强的现实感”。
在他的著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法国通史简编》和《法国革命史讲话》。1990年出版的《法国通史简编》是继张芝联主编的《法国通史》后我国史学界的又一重要成果，是一部既有中国特色又能反映最新研究水平的法国通史。该书最具特色、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可以说，这是一部结构新、观点新和内容新的“三新”之作。
首先，该书前四章叙述法国的由来，法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兴衰，再用七章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法国从1789年到1914年的历史演变，最后，用六章比较全面的叙述了1914年到1988年的历史。这在结构上打破了把法国历史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编的传统方法，避免了在法国历史分期问题上的争议，更具科学性。
巴黎公社革命是法国历史，尤其是法国无产阶级斗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编史方法是将巴黎公社革命列为专章进行叙述，这就将这段历史游离于法国历史演变之外，给人突兀之感。沈先生编撰的《法国通史简编》则将这次革命放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时期进行叙述，更妥帖地揭示了巴黎公社革命爆发的原因，并且把它作为法国历史发展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第三共和国建立之初的各种斗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种编撰方法在中国“还是首次出现”。
其次，该书涉及的内容从法国上古一直到1988年，这在我国，甚至在法国本国都是非常少见的。众所周知，法国是历史上阶级斗争非常典型的国家，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更是显示了法国人民的伟大力量。以往出版的历史著作通常只着眼于阶级斗争这一线索，没有突出鲜明的阶级斗争的形式和阶级斗争的结果，把丰富多彩的法国历史简单化了。而沈先生在此书中不满足于叙述阶级斗争史，而是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法国历史，以社会政治史、经济史为重点，较为全面地展现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和科技等各方面的法国历史全貌。沈先生还将科技文化思想方面的有关内容安排在相应章节。如果把这些内容单独抽出来，又能形成比较系统的法国科技简史、法国艺术简史、法国思想文化简史等。这样安排既有利于揭示法国社会各方面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四十多年来在我国法国史和世界史教学中的空白。从这本书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只搞阶级斗争的法国，而是一个更完整意义上的法国。
再次，该书反映了当时国内外法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法国通史简编》一书提出的有些新观点改变了我国学者四十多年来一贯沿用的传统说法，例如对雅各宾派恐怖统治的分阶段评说，对热月政变及热月党人统治的评价，对复辟的波旁王朝的看法，对路易•勃朗、蒲鲁东、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的评述等。关于拿破仑时期实际上是法国大革命的最后阶段的提法也能言之成理，对拿破仑的评价更能体现出作者在这方面的严谨态度。他不但介绍了拿破仑“传说”的兴起和发展，而且更批驳了“传说”对拿破仑形象的扭曲，指出不能以“传说”作为对拿破仑进行评价的依据。此外，书中还介绍了国内外史学界对拿破仑评价存在的巨大分歧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拿破仑具体评论的差异，最后在明确肯定拿破仑历史作用的同时，还一言论定：“拿破仑一生活动无不具有资产阶级明显的两面性”，“拿破仑代表了一种制度，反映了一个时代。”
最后，将中法关系设立专章进行探讨。该书系统地介绍了从13世纪到1988年中法关系的产生、演变和发展过程，把七百多年的中法关系分为开端、演变和新阶段三大发展阶段来进行叙述。这样的布局不仅适应了对外开放的新形势，而且也如实反映出了中法交往源远流长而又丰富多彩的实际内容，填补了中国史籍中很少涉及的这一空白，“在这一领域具有开拓之功”[7]。这本书在文字表达方面条理清晰、言简意赅，并在很多地方运用了寓论于史的写作手法。总的来说，该书的学术性、思想性和科学性极高，对后人了解法国史具有非常大的价值。
沈先生的另一代表作是1941年出版的《法国革命史讲话》。该书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法国大革命史专著，也“把马迪厄和法国革命史在国外的新成果深入浅出地介绍给我国读者”[8]。沈先生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中国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拓荒者。而且这本书诞生在日军侵华、民族危在旦夕之际，对当时正在艰苦抗战的中国青年起到了难以估量的激励作用。当时，许多爱国青年在读了这本书后，热血沸腾，纷纷奔赴前线参加抗日。这也体现了这本书的价值。中国当代著名史学家、法学家端木正教授赞道：“如果我们没有忘记抗战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学术工作处在多么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那么法国革命史学所取得的这点成果是大堪告慰的事。
沈先生还对法国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进行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对保尔•拉法格（PaulLafargue）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学者很少研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更少注意这一时期的一些重要人物。沈先生对保尔•拉法格的研究具有开拓性。他先后发表了《接触的革命实践家和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保尔•拉法格》、《评价拉法格的历史功绩》等文章，“在肯定拉法格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实践家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的同时，又明确指出了拉法格‘左右摇摆’、‘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教条主义’习气和错误。”[1]这种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具体历史人物的辩证评价，赢得了中国史学界的好评，也为中国的保尔•拉法格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为丁建弘编《世界历史人物小传》写的前言中，沈老还提出不能忽略对反面人物的研究。他说：“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了许多正面和反面的历史人物，他们对社会发展起着加速或者延缓的作用。”[9]因此，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既要重视研究正面人物，同时也不能忽视对反面人物的研究，“如果不研究希特勒等人的具体活动，不仅会使生动丰富的历史内容一般化、概念化，……而且也不能恰当地阐明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过程。”[9]在此之前，很少有人去研究反面人物，如果有研究，对其评价基本上都是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这种做法，既显得过于片面和绝对，也缺乏科学性和历史性。在20世纪70年代，沈先生能率先大胆地提出要重视对反面人物的研究，不仅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广阔的视野，更体现了他过人的胆识。
三、组建了法国史研究机构，培育了众多人才
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发展缓慢，法国史学科也不例外。为了加快这个学科的发展，沈先生非常重视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和学科的组织建设。他是我国创建法国史研究机构的带头人。“”过后，沈先生尽全力发起并筹组杭州大学以及全国的法国史研究机构。1977年5月，沈先生趁着杭州大学校庆举办学术讨论会之际，特别邀请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各校著名的法国史专家、学者，在学术讨论之余一起商议在中国筹备组织建立法国史研究会的具体事项，并决定在次年召开筹备会。1978年，沈先生抱病参加了在上海金山召开的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筹备会议，并与各法国史专家、教授共同商定于1979年在哈尔滨举行学术年会，同时宣布成立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由于沈先生为法国史研究和法国史研究会成立做出的杰出贡献，他被推选为该研究会的名誉会长。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的成立，也标志着中国的法国史研究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在筹备中国法国史研究会期间，沈先生于1978年率先在杭州大学创建了法国史研究室，它成为中国第一个专攻法国史的研究机构。研究室成立之后，沈先生到处筹集研究经费，充实图书资料，并将自己多年积蓄捐出来为研究室添置法文书刊。沈先生认为“一个研究室除了有丰富的图书资料外，还必须有一支高素质的研究队伍”[1]。他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让研究室里的中青年成员全部赴法进修，并积极与法国史学家建立联系，请法国著名史学家来杭州大学与研究室成员进行座谈、进行学术交流，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通过这种方法，杭州大学法国史研究室与法国史学家们建立起了经常的学术交流关系，大大推进了杭州大学法国史研究的学术水平，也促进了我国法国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在沈先生的培育下，杭州大学出现了楼均信、戴成均、沈坚和吕一民等一批优秀的法国史研究学者。时至今日，浙江大学的法国史研究水平在国内外仍然名列前茅。
沈先生不仅在杭州大学培养了一批研究人才，更在长达60年的教育生涯中，以他的敬业精神和言传身教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历史教学人才，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暨南大学史地学会会员王驾回忆：“史地学会所有学术活动，他（沈炼之）都准时到达，即使后来担任文学院院长时也是这样，他仔细听取各种不同观点的发表，有时也谈谈自己的看法，启发同学们思考。平时，有些同学碰到问题登门请教，沈先生总是有求必应，加以指导。”①他的学生戴敦复在回忆文章中称赞沈先生“学识渊博，而为人更是忠厚诚朴、毫无架子，他爱生如子，极孚众望，深受学生爱戴”[10]。
四、史德史识照后学
沈先生的史学贡献还包括他史德、史识和求学治学精神方面为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沈先生一生专注学术，心无旁骛、淡泊名利，不为研究而研究，更不为名利而研究。沈先生的学生吕一民教授在接受访谈的时候也说：“沈先生总是强调要做学问，必先学做真人。”②正因如此，沈先生德性很高，为人非常谦虚，行事也很低调。杭州大学世界史博士点问题是他高尚史德的高度体现。1984年，教育部准备在国内设立首批世界史博士点，邀请世界史研究领域的一些元老先行推荐候选学校。当时杭州大学世界史研究已经取得不错成绩，具有相当的实力，但沈先生却谦虚地指出时机还未成熟，认为再过两年申请比较恰当。虽然这一拖，延误了杭大（后并入浙江大学）世界史博士点二十余年，但沈先生谦逊的品德应该为世人颂扬和学习。
沈先生的史识也有过人之处。他说：“世界史作为一门高层次的基础文化学科”，“总是贯穿着某种指导思想和方法论”[11]。他斥责那种“只要史料，不要理论”的错误观点，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辩证地看待问题。但他又指出，不能用唯物史观的一般性原理来代替史学研究所需要的具体方法。他说：“史学理论和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和方法所不能代替的。它应该更切合历史研究过程的实际和具体要求……马克思主义也学方法论，并不是一个封闭凝固的体系。”[12]这那个年代，沈先生指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不是封闭凝固的，而是开放的、发展的。这种史识是非常了不起的。
沈先生还强调历史研究的经世济用，希望通过展现丰富多彩的历史知识，促进人们“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辨清前进的方向，满怀信心地为迎接未来而奋斗”[13]。在研究法国史过程中，他追求的是“洋为中用”，主张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外来优秀文化激励中国人民，并丰富中国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因此，他研究的课题，有的是补中国学术的空白，有的是为现实提供借鉴，有的是为了激励人奋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也正因如此，沈先生主张世界史工作者除了要进行精深的学术研究外，还要进行通俗化研究，做到面向大众，为广大青少年提供生动形象又不失科学性的世界史通俗读物。
沈先生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也为后学树立了榜样。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保持着一颗执着的求学之心。在他留法归来的那些年，政治黑暗、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他满腔抱负却得不到施展，甚至连工作都很不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沈先生依然没有放弃对学术的执着追求。据沈先生的女儿沈乐乐回忆：“大姐、二姐说，每天她们起床时，父亲早已坐在书桌前读书了……总之，那个战火纷飞的日子，父母携着姐哥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可是尽管如此，父亲仍坚持做学问，写文章。”[14]这种求学精神在他晚年也还一直保持着。在治学方面，沈先生也一直严谨有加。在当前这个浮躁和功利的社会，沈先生的这种品质，对于一个史学工作者、一个学人来说是弥足珍贵的。
2012年是沈炼之逝世20周年。沈先生的身影已经隐入了历史的长河，但他创造的财富却永久地保留了下来。我国著名史家王养冲教授吊唁沈先生时用了“史学前辈、著译等身，品高学粹、风范长存”[4]7616个字。我认为，这16个字是对沈先生一生所做贡献的最好概括，也是晚辈后学表达敬意和哀思的最佳方式。
本文作者：郑春生 周佳靓 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