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内涵论文范文1
从词源比较来看，虽然东西方语言中的文化含义有所差异，但我们从文化概念的演变可以看出，古往今来的文化概念，都突出了文化的“人为”性质，是人所确立的不同于自然秩序和生存本能的社会行为规范，通过人的传统、习惯、伦理、纲常、价值、规范等鲜明地表现出来。归结起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文化是人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这里论及的文化植根于人的超越性和创造性，是人的需要和价值体系的具体表现，存在于人化自然与人的生活世界，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的机理性的存在，因此，文化总是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如血液一般融入人之存在的整体，从内在和本质上规定着人。
二、廉政与廉政文化
廉政自古代起，一直受到统治者和广大人民的重视和推崇，廉政在我国历史上首先被理解为一种政治法律制度，是儒家所尊崇的仁政的重要内容。孔子在《论语》中说“政者，正也”，《礼记》进一步发挥道“：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这段话说明政治活动应该公正、清正，若要百姓安居乐业，服从统治阶级的管理，需要统治者公正、清廉，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百姓的爱戴。不仅如此，保持廉政作为衡量为官者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对历代官员还起到了警示作用，对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西方社会中，廉政、公正与平等被视为立法、政治制度的基础和基本准则，是政治活动的基本要求。以新加坡的政治体制为例，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廉政建设，把廉政作为最为重要的执政理念之一，其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党徽中间白色部分即象征着廉洁与正直。新加坡政府通过实行一系列对贪污腐败现象零容忍的制度，对贪污腐化者予以重罚，为经济社会发展开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果。廉政作为一种人的品格规定，在伦理道德领域被视为一种高尚的情操。欧阳修在《廉耻说》中写到：“廉耻，士君子之大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这些经典论述都表达了一种道德诉求，即要想成为君子，必须具有正大光明、公正无私的作风，具有追求真理、主持正义的品质，具有正直坦荡、刚正不阿的气节，一句话，应崇尚淡泊明志、勤俭奉公，具有廉洁的品格。可见，廉洁是我国古代君子的优秀品德，代表了人在道德领域的高尚风范，一个人可能在某些方面很有才华，在某些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处理问题很适度，但只要他缺少廉洁这一品格，那么就不能被称为君子，廉洁是我国古代衡量一个人是否高尚、是否能被称为君子的重要标准。廉政作为一种文化。我国古代社会中，对廉政、廉洁的论述颇多，有着很多可歌可泣的廉政故事，但这些廉政现象大都停留在官———民思维范式下，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没有达到文化维度的自明。新中国成立，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我们党对廉政建设始终高度重视，是廉政建设的积极倡导者和忠实实践者，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逐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要求，从文化自觉的维度，继承和扬弃了古今中外的廉政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赋予了廉政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马克思主义是我党廉政文化建设的理论源头。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马克思曾对廉政政府作过阐述，马克思认为，权力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决定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列宁把腐败称为国家机构中的“脓疮”，“建立了系统的关于党的学说，其中关于党必须建立极严格的纪律的思想，关于执政党要注意提高党员质量的思想，关于党应当积极从事政治教育、战胜本身的弱点和缺陷的思想等，在今天仍有重要指导意义”。当前，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继承和发扬历代领导集体关于廉政建设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廉政建设目标，突出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把廉政文化建设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打铁还需自身硬”、“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反腐败”等一些反腐败的部署，已经成为时下社会上的流行语。由此，新一届中央把宏大的廉政文化建设与微观的廉政文化践行紧密结合起来，把廉政文化的营造与人民群众对廉洁政治的期盼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凸显了廉政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独特作用，使廉政、廉洁在文化维度上获得自明。廉政文化作为人们关于廉洁社会的理想和实践的一种崇尚，必然具有文化的本质规定，即它总是从人的存在、从人性的高度和深度，影响、引导和规定着人，同时，廉政文化又以廉政为主题，是一种先进的文化，集中反映了先进文化的价值取向，综合体现了社会制度对政权建设特别是廉政建设的思想道德、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的要求，是廉政特殊性与文化普遍性的有机统一，是廉政内容与文化形式的巧妙结合。
三、大学廉政文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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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标志设计的灵魂和不竭动力，在数字化、信息化和文化创意产业背景下，电脑特效和网络共享渗透进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标志设计追求新形式和新特性，颠覆了传统的印刷方式和二维表现手法，科技和艺术的融合为标志设计增加了动态的元素，标志设计摆脱二维平面的限制，由静态向动态转变，呈现多样化动态化生态化的风格特征，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标志设计在求新求变中，始终不能脱离内涵诠释这个主题，需要形式鲜明独特，精确地传达信息，诠释象征涵义，具有创新的个性和鲜活的生命活力。百事可乐的理念是“渴望无限”（AskofMore），寓意是机会和理想有无限多的空间，年轻人可以尽情地遐想和追求，由此倡导年轻人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在logo的整体造型中，雄健的“PEPSI”字体为视觉中心，抽象的几何形为载体，曲线形成柔美轻快的律动感，衬托品牌文字，浑然一体。清一色的百事蓝为主色，蓝色象征着广袤深邃的大海，蕴藏奥秘无限，蓝色令人精神振奋，是青春活力、蓬勃生机、积极向上的代名词。红色为辅助色，红蓝对比强烈，红色是喜庆热情的颜色，象征着积极乐观、真诚主动、活力朝气，有欢乐幸福的积极意义。百事可乐的标志设计带来的是积极乐观和蓬勃朝气，传达的是追求时尚、渴望无限和不停进取，具有独特的幽默与智慧、挑战与拼搏、求索与超越、传承与创新的魅力。人们的审美需求和文化品位提升对标志设计的创新提出新要求，简洁性不是标志设计的通用准则。应根据行业特性、企业文化和产品个性，进行求新求变，不是图文的简单组合堆砌，而是充分结合多媒体时代的特征，呈现丰富多元动态生态的创新活力，体现社会文化精神内韵。
二、标志设计彰显内涵
标志是将事物、对象的性质、精神、内容、理念、特征等内在的意念，以图形、文字或图文结合成特定明确的审美视觉形象，具备鲜明独特的个性，能恰到好处地代表某一组织机构、企业或团体，最精准地表现内涵特征，诠释精神内蕴，表达标志的主题思想。思想文化内涵是标志设计的灵魂，具有不断发展的动态特征，随时间的流逝、社会的更替和文明的演化不断衍变延伸，形成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和精神支撑，凝聚中华民族智慧的精华，继承传统文化的积累沉淀。标志设计作为社会文化、中华文明延续的主力军，以审美化艺术化的视觉形象彰显社会文明，诠释思想文化内涵。谭木匠是一个制梳的传统品牌，标识设计完整。“谭木匠”三字分别以隶书、图形造字、魏碑形成拙朴的字体形象。标识的图形部分，用木刻的手法刻画了一个木匠形象。整个标志，内容与形式相互呼应，高度统一，设计中融入时空要素，十分准确地传达了行业特征。“云南白药”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云南以植物和花卉闻名内外，在外形上选用富有民族特征的中国传统纹样“宝相花”，融合牡丹、芍药、菊花等中国多种传统名花的特点，恰如其分地凸显了地域文化特征。标志图形的中部为象征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葫芦造型。在色彩运用上，则借鉴云南当地少数民族服饰中的常用色彩，展现了云南的民族风情，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展示了云南白药的自身形象，巩固了不可撼动的品牌地位。两个标志保留了标志所传达的传统文化元素意蕴和审美内涵，呈现出鲜明的品牌特征和文化个性，同时能满足受众对品牌文化的推崇和信赖，很好地被现代人接受，以独特的方式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三、标志设计与时俱进
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文化创意产业化，互联网和多媒体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传统的印刷方式和平面表现手法已经体现出一定的局限性，现代标志设计在创意构思、素材选择、软件使用、外形和色彩表现上，呈现出由静态向动态发展的新趋势，展现出丰富灵活的生命力，已形成多元化动态化的视觉语言和表现风格。全国第十届冬运会标志是个典型的代表，会徽以洒脱的阿拉伯数字“10”为基本设计元素，直接传递第十届冬会的信息。明亮鲜活的红、蓝、黑三色，象征着蓬勃向上的朝气和冰与火的激情。极具动感的人物形象自然流畅，宛如滑冰运动员在奋力拼争，又恰似滑雪健儿腾空旋转，表达了更高、更快、更强与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的徽标也是体现时代特征的经典之作，该标志摒弃固定造型，打破单调、生硬、刻板的风格，感性、趣味、多维特征明显，形式丰富灵活，有着外形不固定的随机形态。外形和色彩可根据环境做出相应的改变,合理精确地表现世博会“人、自然、技术：展示一个全新的世界”的主题。强调发挥人类的巨大潜能、遵循可持续发展的规律来创造未来，从而带来人类思想的飞跃，实现人、自然和技术的和谐统一，展现出与时代同步的未来感和科技感。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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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鼓子”流传于榆林地区西北部横山的一种民间舞蹈。表演时在场中大鼓的两旁，又放置着数量相等的小鼓，舞者可用鼓槌击鼓作舞。舞至高潮，表演者可跳上大鼓，用脚踢鼓作声。动作刚劲有力、洒脱大方，气势不凡。颇象陕北出土的汉画象石中的“盘鼓舞”，纵跳盘鼓之间，时而“却蹈”、时而“反弹”的舞蹈形象。“安塞腰鼓”流传于延安市区安塞县。它以其热烈欢快的节奏，粗犷奔放的形象而闻名中外，观后给人以振奋和鼓舞。“安塞腰鼓”是反映古代驻守边塞军旅征战、习武时的一种军阵乐舞，传说古时的将士征战，人人皆备两件武器，即“弓箭”和“腰鼓”。腰鼓的作用在于击鼓报警、击鼓助战和击鼓欢庆。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具有强悍粗犷的民间舞蹈形式。安塞县位于延安北部，古代因其是边陲要道，有着重要的军事战略位置，因而史书上有“上郡咽喉”、“北门锁钥”之称。据考古专家对由陕西咸阳至内蒙阴山秦直道考察结果证明，最具有代表性的安塞腰鼓，出自安塞县西河口乡的山王河村，该村立于秦直道的边缘地段。就目前该村的建筑风格民俗习惯来看，仍然保留着浓厚的秦汉风格。
“小缠腰”、“十梅花”等典型动作，更是热烈奔放，大有古代将士驰骋疆场之势。另外鼓手的服装和头饰，都具有古代将士英武古朴的风姿，与驰名中外的安塞民间剪纸艺术、农民画等粗犷豪放的秦汉艺术风格，颇为一致。“洛川蹩鼓”是新近从延安南部洛川县挖掘出的一种非常古老的民间舞蹈。洛川蹩鼓可由几十人组成，舞者个个头扎英雄巾，背扎四面靠旗，腰束战裙，扎裹腿，胸前横挂一面大鼓，双手握槌，上下频频击鼓的同时，双腿呈马步蹦跳不止。舞至高潮，大有猛虎下山和万马奔腾之势，犹如一幅古代军卒操练、习武布阵的壮丽画卷。仿佛将人带到在古时军卒征战的沙场上，观后颇使人为之振奋。洛川在历史上就是关中通向边塞的交通要道和战略重镇。该县至今尚留存着春秋战国时期的魏长城和汉墓群、烽火台等古代文化遗址。广为流传的洛川妇女群众的剪纸、面花、刺绣等民间美术工艺，更以其独特的秦汉艺术风格而著称，受到了中外美术家和考古学者们的的赞赏。“龙灯舞”是长期流行于陕北各地秧歌队中的一种民间舞蹈形式，至今我们常以“龙的传人”、“东方巨龙”做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而“龙灯舞”则明显的具有我国古代图腾舞蹈的印记。黄帝的氏族原本以“蛇”为图腾。
由于诸多氏族的不断联合，给“蛇”的身躯又不断地增加了诸如鹿角、马尾、鱼须、鱼鳞、鹰爪等，使“蛇”成了一虚拟的综合性神灵———即“龙”，做为我们华夏民族最受崇拜的图腾。在民间流传“龙灯舞”，以及在陕北大秧歌中经常出现的“龙摆尾”、“双龙出水”等队形图案，均可以说是我们民族古代图腾影响的一种表现。“厉鬼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民间祭祀性舞蹈。它流传于陕北米脂、绥德、子洲、子长等县，由古代“傩舞”演变而成［1］。据《论语•乡党》记载:“乡人傩朝服而立阼阶”。就记述了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时代，孔子就已身着朝服敬立在迎候宾客的阼阶上，观赏过乡人所跳的“傩舞”。“傩舞”传至汉代宫廷，被称为“大傩”。唐代的“驱傩”其规模较之汉代有所发展，宋代宫廷的傩仪，将传统的方相氏率十二兽改为土地、门神、判官、小鬼等人物，使傩仪更贴近现实生活。这种古老的驱傩一直流传至清末，并在民间也广为传播。如《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的“装神鬼”与至今流行于陕北民间的“厉鬼”，就是“傩舞”的一种活动形式［4］。
“厉鬼”是由吹鼓手于每年秋收之后，受人之邀去进行表演的。表演“厉鬼”时只有四人，一个吹唢呐，一个击马锣，一个口中念念有词，另一个身着红袍，头戴面具和鬼帽，手拿黑虎鞭，狂奔乱跳，以求祈神祭祖、消灾免难、欢庆丰收、保佑平安，这和宋代民间舞队中的“装神鬼”非常相近。说明当今陕北流行的民间“厉鬼”，和古代“傩舞”是一脉相承的。陕北绥德、米脂等地曾挖掘出土了四百多块我国东汉时期的画像石，它不仅再现了东汉陕北的社会生活和礼仪风俗，又栩栩如生地记载了我国古代乐舞和百戏等许多形式，是研究我国古代舞蹈和陕北民间舞发展的珍贵活史料［1］。1982年在绥德出土的一尊东汉舞俑，高达9．5cm，系一北方胡人形象，其造型颇似当今“踢场子”中挂鼓表演的“金鸡独立”动作。它的出土既证实汉代的陕北亦有类似当今“踢场子”的舞蹈活动，又说明陕北舞蹈与北方少数民族舞蹈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此证明限陕北民间舞蹈所具有的民族多元化因素。东汉画象石中还有“七盘舞”、“建鼓舞”以及“巾舞”等形式。
“巾舞”源于周代的“?①舞”。郑玄注《周礼•地官•鼓人》说:“列五彩缯为之，有秉(柄)，皆舞者所执。”［5］说明周代“舞”，以五彩缯为道具。“舞”传到汉代，据郑玄注《周礼•春官•乐师》说:“、析五彩缯，今灵星舞之持之是也。”［5］说明汉代的“巾舞”是由周代“舞”演变而来的。“巾舞”传至汉唐时所出现的“长袖舞”“白?①舞”，以及当今陕北秧歌中的扭红绸、舞彩绢、红绸舞等，均具有古老“巾舞”的表演遗风。1983年在延安地区南部的甘泉县距离城百余里外，雨岔乡李圪崂村出土的宋金秧歌画象砖，是陕北秧歌渊源考证的一件重要文物史料。砖上画有一陕北小伙子手握彩绸扭秧歌的形象，栩栩如生，非常类似现代陕北秧歌的风姿神韵［1］。由此可见，古代的“巾舞”在经历了不同的历史繁衍过程后，又从宋代“扑旗子”演变为甘泉宋金画象砖上所表现的陕北秧歌舞绸形象，不仅证实我国宋金时代的陕北已有类似当今民间秧歌活动的存在，还可以进一步证实陕北秧歌的绸舞与汉唐时代流传的“巾舞”有着密切关系。宋代的民间舞队，是我国民族民间歌舞艺术广为民展的一个高潮，也是在继承汉唐乐舞艺术的基础上，走向更为通俗和普及的过程。宋代民间舞队表演不仅规模大，而且已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教仿十三部中“色有色长，部有部头”［3］。#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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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云南文化名人楚图南对云南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有深刻、精辟的阐述。1938年，楚图南撰文评述：云南文化“大约在汉唐以前，还是土著文化时代”，日益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域”；汉唐以后，随着滇缅交通的开辟，佛教等各种宗教传入云南，与云南土著文化相交织；“云南到了明时才真正的开化，或者说是真正的华化”；到了清朝，云南文化未发生明显的变迁；“革命以后，海禁大开，云南也有滇越铁路，帝国主义的势力也侵入到云南来了。但文化的实质，仍是和以前的一样，半封建的农业社会，中国的传统的一切，仍然有着绝对的支配的力量”，“云南的社会和文化虽然从明时以来，已经华族化，但却没有现代化”；抗日战争的爆发开启了“云南文化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云南成为后方的军事准备的重镇，和文化思想的保育和培养的摇篮”。楚图南清晰地勾勒了云南文化的演进脉络，描述了云南边地文化的特殊内质，又强调抗战的发生提升了云南的文化地位。
对于云南颇为隔膜的人往往将西南边地视为蛮夷之邦，例如，从昆明走出的现代作家陆晶清在北京读书期间，“许多外省的同学，博学的教授”常常以猎奇的心态对她发问，使她“深恨不幸生长在云南”。楚图南对云南的地缘意义作出了与众不同的价值评估，他看到了云南的边缘优势：“云南因为地位偏僻，交通不便，所以很可能利用了地理的特殊性，在人所不注意的环境里面，从容准备，一旦国势颠危，中原多难，振臂一呼，异军突起，也就重新奠定了危局，使当前的国运，又转危为安。”他还理直气壮地反问：“在文化上一向被视为比较落后的云南有谁知道，它在中国现代史上，所占领（据）的重要地位呢？有谁知道它在中国政治史上的最伟大最光荣的贡献呢？”。据楚图南的理解，地理位置的边缘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云南的封闭性，却在另一方面孕育了云南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独特优势。与此契合的是，1938年茅盾在昆明讲演时，高调宣称“云南有深山大泽，有生龙活虎”，茅盾的这个判断或许并非礼节意义上的溢美之词。
作为云南省会，昆明获得了明显的边缘价值与抗战机缘。民国文人当中，以为边疆城市昆明萧条、落后者为数甚多，然而，也有一些见闻稍广的文人确信“在所有的都市中，恐再找不出第二个像昆明这样市内多山的都市，这真是山国的产物……在都市内住着，有山有水”，因而赞誉昆明是“山国中的天国”、“城市山林”。也有文人欣赏边城昆明的绮丽多姿：“昆明，这天然的一个华美的都市，就像是象征着南国的温馨。”还有文人澄清事实，化解外人对边城昆明的误会和偏见：“昆明在以前是被人看作边远蛮荒，瘴气苦人的所在，又因为交通的不便，所以国人很少有机会去观光……要知道昆明的好处，不仅是四季长春，气候温和，而且到处都是山光水色。”于此可见，昆明的边城文化特质在民国文人那里已经得以确认。
抗战之后的昆明更显光彩夺目，那时的文人自豪地宣称“昆明，这是一个战后中国最令人神往的城市”，它就像“一个民国以后的乡下姑娘，带着一切旧传统的性格走进了一个最现代的城市”，“于是乎就被雅称为‘文化城’，成为莘莘学子们所向往的城市”。抗战对于昆明文化地位的影响力被某些文人提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有人断言“抗战没有发动前，昆明是被称为文化的荒漠”，正是抗战使得“许多文化人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汉口、广州，迁移到这大后方的重镇来”，由此“把这块文化荒漠改变过来”。抗战结束之后，又有文人惋叹昆明再度冷落的历史命运：“昆明的素养原本不深，借抗战而一起的昂扬毕竟随着抗战的结束而归于一仆”，“胜利后，本市重要性顿失，中央机关多东迁，逃难学校亦相继而去，是以市容已大不如前”。在昆明发展史上，民国文人提出的“抗战”决定论或许有待斟酌，而抗战机缘改变了昆明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空间地位和文化分量，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空间上的边缘价值与时间上的抗战分野，共同确定了民国昆明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坐标。1944年闻一多大声疾呼“保卫昆明即所以保卫云南，保卫云南即所以保卫大西南，保卫大西南即所以保卫中国”，该现象无论在昆明城市史上还是在中国现代史上，都具有文化象征意义。
二、城市比较与空间接受：民国文人对昆明的阅读与归化
抗战机缘使昆明迎来了大批外省文人，“许多文化人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汉口、广州，迁移到这大后方的重镇来”。来自不同区域的文人对昆明的审视与品读，伴随着异质文化的相遇和碰撞。文人将边城昆明与燕京古城、江南都会、荆楚名镇、岭南美邑作比较，折射了地域文化元素的交流和融合，反映了战时文人的故园情结和家国之思。
文人跋山涉水进入西南边疆，将滇境最繁华的昆明与他们昔日蛰居或游赏的城市进行对比，完全合乎情理。了解昆明发展史的民国文人看到：这座边城在抗战之前“是座朴素古老的山城，虽有滇越铁路交通、贸易市场，依然无甚进展，现代的建筑除却法国人的几间大旅舍外，简直是凤毛麟角，文化也无甚发达”，抗战给昆明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但城市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习惯了大都市物质享受的文人难以适应边城生活，战时物价的暴涨又导致了更大的经济压力，造成了部分文人撤离昆明的现象，某些文人竟然“直截了当地回港沪平津去了”。文人对于城市的选择是生活行为上的城市比较。抗战结束之后，昆明文化气氛有了显著变化，文人慨叹昆明文坛的凋零和“新闻窒息”，“住在昆明的人都说，要看新闻还是得读重庆尤其是上海的日报”，这样的城市文化比较，体现了文人对昆明政治环境突变的不满情绪。
除了少数文人认为昆明的风景“比不上江南”，觉得“昆明的翠湖自然及不得杭州西湖的体态明媚”之外，盛赞昆明胜过其他城市的文人比比皆是。有人宣称“昆明山水的清秀，天然风景的优美，国内其他都会很少能比得上”，“昆明可比一美丽的乡下姑娘，她的美全为天然；杭州可比一都市摩登小姐，她的美大半是在修饰上”；有人断定“昆明正是具有杭州同样明媚的山水，却没有杭州的洋化和僧道气的一个城市”；有人认为昆明“山明水秀”、“天然美丽”，“远非半由人工修筑的杭州西湖所能媲美”；有人觉得昆明的滇池胜过无锡的太湖和杭州的西湖：“太湖少妆饰，如朴素的村姑，西湖太妖冶，似摩登的贵妇！滇池却像内地的女学生一般的健美！”有人肯定昆明的市容之美，声称“贵阳是远赶不上它的”。老舍高度评价了昆明的自然环境和城市景观，他说：“论天气，论风景，论建筑，昆明比成都还更好。”
在翻译学界，“异化”和“归化”是两种不同的策略，分别表现为文化上的“求异”和“趋同”思维。“归化”是“将原文独具特征的东西采取‘入乡随俗’的方法融化到目的语中的转换方法”，其依据在于“译文读者往往用自己的文化观念来理解译文的内容”。对于战乱中被迫辗转于边疆的民国文人而言，在空间感知方面更倾向于“归化”情结。
迁居昆明的文人当中，“在北平住惯了的人，到了昆明，说它像北平。在杭州住久了的人，又说它像杭州。如果再到昆明的新住宅区走走，又觉得它像天津，像南京”。有人评价昆明的正义路极像“上海的南京路，及汉口的江汉路与中山路”；马市口华山路一带是“昆明的文化街”，“可以媲美上海之四马路”。昆明“热闹拥挤的马路，翠湖里的月夜，大观楼的满园春色”，在某些文人看来“与撤退前的武汉有点相似”，而昆明“乱弹茶铺”的娱乐情形又“略同南京夫子庙清唱”。很多来自故都的文人认为昆明酷似北平：在老舍眼中，“昆明的建筑最似北平……墙壁的坚厚，椽柱的雕饰，都似‘京派’”；黄裳觉得昆明“颇有北平的风沙之意”；朱自清由昆明的白鹭想起“北平太庙里的‘灰鹤’”；吴宓认为昆明“圆通公园、翠湖”等景致“甚似北平”，“惟有昆明可谓故都北京”；陈寅恪借吟咏翠湖抒发“想京华”的幽情；冰心也肯定“昆明市像北平”，昆明的太阳令她“感觉到故都的温暖”，“昆明生活”在她心目中是“很自由，很温煦，‘京派的’”；黄卓秋指出昆明的建筑与景象“颇有北平风味”，因而“有第二故都之雅号”；绿蒂发现昆明与北平在“民风淳厚”与“古朴的市容”这两方面最为相似……在边城昆明与故都北平之间发掘诸多的空间联系和文化共性，表明由中心到边缘的民国文人恢复国家疆土、重构文化谱系的深层意识。并非所有的文人都在边城与国都之间寻找精神脉络，杭州人陈蝶仙发觉昆明与其故乡的风物之绝似。李长之关于昆明风景的点评最为精到：“它正是兼南北之长的。因此，任何游人，都在这里发现和家乡相似的部分。”“想”北平者与“思”故乡者具有文化心理的共通感———身居边疆城市而“归化”于远方的精神家园。
外省人的故园“归化”心态却有可能引起云南本土文人的不适与反感。楚图南讽刺了逃难至云南“喘息”的堕落文人，他们嘲笑边疆文化与生活之落后，却又将享乐之风与腐败习气带到云南：“据说现在的云南有些像北平了，又说有些像南京了，又说有些像苏州，只是缺少了‘吴侬软语’。”民国文人在审视和描述昆明的精神“归化”意识中包含着多重心理因素，而这种“归化”也许会在云南本土内外的文人当中引发理解及评价上的分歧。
三、风景意义与社会伦理：民国文人对昆明风土人情的评价
昆明绝美的风景给文人留下至深记忆，何兆武当年“一来到昆明就感觉天气美好极了”，刘绪贻回顾说“昆明市四季如春”、“风物宜人”。相同的地理景观展现在所有在场的观众面前，惟有心智灵敏者方能神会大自然的暗示，正如1943年的吴宓仰观昆明天空所产生的强烈震撼：“雨后天晴，观天山云之变动，形色万态，美丽难名。……宓既观其静，又观其动，心会神驰，极欣悦！”吴宓能够“于此画中，偶窥宇宙之美”。拥有吴宓那样的心灵感悟力的审美者并不多见，昆明风景对一般观赏者而言，自然呈现出不同的美学意义来。
将昆明风景的美学价值与城市社会的道德缺陷作出尖锐对比者，莫过于沈从文。他犀利地指出：外省人来到云南不久，便不能单纯地欣赏云南的云彩之美，而天空中的美丽云朵其实能够给予世人“一种无言之教”，各类庸俗市民忙于谋求实际利益，“云南的云即或再美丽一点，对于那个真正的多数人，还似乎毫无意义可言的”。沈从文经常在信件中“详细介绍昆明和呈贡特有的景物”，却屡屡抨击后方城市的不良风气，他宣称：“到云南后便接近一个新的现实社会。这社会特点之一，即耳目所及，无不为战争所造成的法币空气所渗透。地方本来的厚重朴质，虽还保留在多数有教养的家庭中，随物质活动来的时髦，却装点到社会表面。”沈从文的批评并非针对云南本地人民，而是斥责了那些战时逃难至昆明、追求城市享乐的外省人。在《怀昆明》中，沈从文表达了他对云南人的崇敬：“云南人性情坦白直爽”，“重友情，好学问”，“谦虚从善以图适应时代”。他真切希望昆明这座秀美的城市能够迎来真正的精英豪杰，当田汉来到昆明时，沈从文认为“昆明的阳光和空气那么好”，可以“让田汉先生在明朗阳光和清新空气中，得到一个短时期的休养”。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民国文人对于边城空间的和谐之美充满着强烈的文化期待。
在抗战激流中，外省人蜂拥而至，给边城社会增添了驳杂性。在文人眼里，昆明既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有钱的城市”，也是一个“复杂的都市”，除了本地人之外，还聚集了“广东人，福建人，四川人，北方人”，夹杂着“海外的华侨”、“越南人和法国人”、“奸商和官僚”、“谣言的散发者”以及“青年学生和大学教授”等人群。对于纷纷攘攘的昆明社会，文人的道德评价是紊乱的：一方面盛赞“昆明人热情好客，可以说颇有古人的遗风”，称昆明人既“笃厚”又“有一种潜藏的深厚的进取的心在准备着”，褒扬昆明人“非常进取，充满了朝气”；另一方面又将昆明视为“后方冒险家的乐园”，认为昆明由中国的“堪察加”变成了“暴发户”的乐园，城里充斥着“漆黑的夜游者”、“初解风情的闺秀”、“粗暴的商人和汽车夫”、“乡下来的姑娘”、“大学生”和“妓女”。文人对于战时昆明社会的伦理批评暴露了边疆城市在外力急遽推动下的文化突变及步伐缭乱。多元化的城市主体在特殊语境中的偶然相聚，生成戏剧化的城市文化场景，有的文人嘲笑“红唇烫发高跟的女郎”与“半开化的倮族土人”在街头并行的现象构成了战时的昆明文化“奇观”，撇开了边城的发展实际和历史遭遇的道德判断，其实包含着非公正的文化心理。
若从精神维度观照昆明的风土人情，文人对于边城另有评价。艾芜看到群峰围绕的昆明“仿佛发着寂寞的微笑”，暂住昆明的老舍“老觉得静秀可喜”，林徽因欣赏“昆明永远那样美”的同时又感到“寂静”和“冷清”，凤子寄居昆明期间“日子过得平静然而寂寞”，黄裳在春城“觉得异常的空虚与平静”，李长之对昆明过于恬静、悠闲的生活环境似乎有些忧虑：“天气诚然不错，但是偏于太温和的了，总觉得昏昏的，懒洋洋的，清爽的时候不过早上和夜里……是不是在这里住下去，将要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施蛰存描述昆明附近的山城居民“永远是很迟缓，永远是很闲懒，永远没有时间的观念”，他告诫外省人说，“这种和平与淳朴的好处，到底只堪从想象中去追求的，比如你身处一个喧嚣的都会里，偶尔憧憬一下这样的山城生活，那是对于你很有补益的，若果你真的来到这里住下去，像我一样，我想你若不能逃走，一定会自杀的”，然而他又“对于这寂寞的山城抱着希望”。冯至从昆明市区迁居杨家山的林场茅屋伊始，觉得“自然界的一切都显露出来，无时无刻不在跟人对话，那真是风声雨声，声声入耳，云形树态，无不启人深思”，后来却被抗战的呐喊声从田园环境中唤醒，他逐渐和林场茅屋“疏远”，城市对他“有了更多的吸引力”。从静穆安宁的山林到喧嚣紧张的都市，冯至审美趣味的变化在抗战时代的文人当中是典型现象。不少云南本土文人也希冀克服沉寂闭塞的山国心理，倡导刚健狂野的边疆人文个性。楚图南宣扬“伸出拳头，向黑暗的统治猛烈的进攻”的“云南精神”，彭桂萼认为“高山深谷的边疆，有他磅礴粗壮的气魄；荒莽原始的人群，有他生动雄奇的力量”，期待吹响“奋亢的军笳与悲壮的号角”。激荡的社会思潮影响了全国文人，以及他们对于边疆风土人情的精神体验与美学评价。
四、结语
边城的地缘属性十分不利于昆明形象的历史传播，这种情形直到民国时期、抗战以前仍未得以根本改观。1938年，李长之试图纠正人们对于昆明形象的种种“误读”：“一般人没到过昆明的，总以为还是‘五月渡泸’时的光景，以为还是蛮荒之地。实则大大不然。但照外国人的游记上说却又以为此地是象牙古玩等等珍奇东西的出产地，说来便颇神秘了，这依然是言过其实。简单明了地说，这地方有一点近代化，大体上乃是和内地的几个省会并没有太大的分别而已。”抗战兴起之后，昆明地位的骤然提升带有很强的历史偶然性，外来文化元素的强行注入既推动了昆明社会的现代转型、促进了边城文化的繁荣进步，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边城文化发展的内质失衡与多元混杂。
漂流至边疆的民国文人大多以“归化”故园的目光打量边城昆明，在中华文化的版图上进一步沟通了边城与内地的联系，却也或多或少地暴露了中国文人据“中心”测“边缘”的传统文化心理。在战争情感作用下，文人更倾向于激越震撼型的审美体验，这在抗敌救国的时代具有历史合理性，但始终以此种审美心态检阅边城的风土人情，似乎不够开阔与深刻。
文化内涵论文范文5
校园文化的含义非常广泛，指在校园环境中，以全体师生员工为主体共同创造形成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及其创造形成过程。校园文化载体作为校园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也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和灵活多样的表现形式。具体表现为：
（1）校园基础设施建设。优美的校园环境、完备齐全的教学科研设备和文体活动设施等是培养学生成长、成才的基础设施。
（2）特色的人文景观和校史、校训、校徽、校歌及校庆活动。特色的人文景观成为重要的精神文化遗产。
（3）校规校纪和组织机构建设。规章制度和机构建设是形成良好校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的有效保障。
（4）学术文化活动。良好的学风和浓厚的学术氛围及和谐宽松的学术文化环境，是一所大学发展校园文化的必然要求。
（5）文体活动。大学里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既丰富了校园文化的载体表现形式，又给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极大地锻炼了学生能力，陶冶了情操。
（6）信息网络系统也成为校园文化的有效载体。近年来信息网络的普及应用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平台和载体，拓宽了大学的信息来源渠道，也使新媒体进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工作的视野，并逐渐作为一个重要的阵地被不断地研究。
二、校园文化建设内涵拓展和载体创新的必要性
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轨迹和现状分析，校园文化建设必须走内涵拓展之路。内涵与外延本是逻辑中的一对术语，后被引申到教育界。高等教育的外延发展和内涵发展，在迫切需要高等教育大众化的20世纪90年代，有其特定的含义，即指扩大高等教育投入，以增加师资力量、校舍和办学设施来促发展还是在保持原有教育资源不变的前提下，靠挖掘学校自身发展的潜能来扩大教育规模，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在有关专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我们在教育资源有限的前提下采取了内涵式发展路径，几乎所有高校都极力扩招，高等教育规模得到空前发展，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拥挤的校舍和有限的师资，严重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的质量。
为了谋求深远发展，很多高校纷纷建立新校区，以满足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实际上进行的是外延式发展。如今，我国高校发展的规模已基本适应了社会发展速度的要求，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摆在教育者面前：如何提高教育质量？怎样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新型复合型人才？内涵发展此时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注重质量和内在品质的发展，但并不排斥必要的数量增加。所以校园文化建设也只有进行内涵拓展，才能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载体，更好地为高校培养人才发挥作用。而拓展校园文化内涵的重要途径就是进行载体的创新，在突破传统的基础上，使校园文化建设有更长足的发展。
三、校园文化内涵拓展和载体创新的途径
1.物质文化拓展
大学是文化传承最重要的前沿阵地，也是人才培养最好的摇篮。许多年轻的高校或者名牌大学的新校区，由于历史原因或者经费不足，给学生提供的是基础层面的校园文化：整齐而有特色的校园建设，整洁优美的校园环境，但是也仅止于此。更高层次的校园文化在此基础上有能体现前辈创业精神和大学发展轨迹的典型建筑、标志物，给人带来无限启迪、催人向上的雕塑等人文景观的保存和创建，对于培养在校大学生的爱校荣校意识，陶冶他们高尚的情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作为科技发展的前沿阵地，高校应尽可能地为学生配置多媒体、互联网系统、语音室、心理健康与咨询中心等能够开阔学生视野、适应时展步伐的发展性设施。
2.制度文化拓展
基本的制度文化建设是指学校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的管理体制、组织机构、行为规范、规章制度以及生活娱乐方式等。探索制度文化的内涵拓展问题，就是在现有成就的基础上，充实完善好、贯彻落实好制度文化，使高校的发展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提高管理的效率，也增强学生的团队意识和自律能力。每所高校都有自己的发展特点和历史积淀，能否适应学生的特点、能否与时代与社会的发展保持一致，适时地调整自己的制度文化，力求适应新情况新问题，是一所高校能否时刻清醒冷静地稳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比如社会对大学生实践能力的要求和学生课程学习的冲突如何解决的问题，弹性学制以及学分制如何有效实施的问题等。其次，制度文化怎样贯彻的问题。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矛盾、新问题，怎样坚持奖惩分明、张弛有度、一视同仁，又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动机和客观条件入手，最客观有效地以制度文化为据解决问题，都是内涵拓展与载体创新需要研究的问题。
3.精神文化拓展
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核心和灵魂。精神文化包含观念型文化、智能型文化、素质型文化这三个层面，是相互依存、层层递进的关系。高等教育的内涵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的，树立一种开拓创新的校园文化发展观念，才能使大学发展走在时代的前列。观念型文化，比如校风、校训、师德师风、教风、学风等对高校师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智能型文化体现在教学和科研方面，为学生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的氛围。比如学校交流和学科竞赛活动的举办、学术讲座和科技创新的开展等。素质型文化则表现在培养良好的校风和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等方面。
文化内涵论文范文6
关键词:水文化;研究态势;分析
1988年10月25日，在淮河流域四省治淮宣传工作会议上，李宗新先生首次提出应大力开展水文化研究。①历经近30年的发展，在水文化理论、水文化建设、水文化教育、水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运用计量分析和统计学知识，对检索到的水文化论文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一、水文化研究的学科分类与发展轨迹
我国高等学校教育专业设置按“学科门类”“学科大类(一级学科)”“专业”(二级学科)三个层次来设置。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设有13个学科门类，110个学科大类。水文化归属哪一个学科?经检索发现，文学、工学、经济学等学科门类文献比较集中，教育学、理学、法学、历史学居中分布，管理学、艺术学、哲学分布的较少，农学、医学、军事学没有相关文献，文化及水电工程是关注最多学科。在上述学科门类中，排本学科门类首位的是:文学是中国文学33篇，工学是水利水电工程239篇，经济学是工业经济119篇，教育学是高等教育19篇，理学是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25篇，法学是民族学13篇，历史学是考古10篇，管理学是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10篇，艺术学是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8篇，哲学是中国哲学6篇。除上述研究领域文献较多外，还鲜见于作物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保护、林学、中药学、医学技术、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等学科。由此可知，水文化研究内容广泛，不仅有文史哲人文学科内容，而且还有理工类自然学科，同时还有经管法等社会学科的内容，属于新兴的文理交叉学科。我国水文化研究历经开展宣传研究(1989—2003年)、服务水利实践(2004—2006年)、政府倡导推动(2007—2010年)和规划专项建设(2011—2014年)阶段，基本上与年度发表文章数量趋势相吻合(见表1)。特别是2011年水利部《水文化建设规划纲要(2011—2020年)》以来，《基于人水和谐理念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研究》和《中国水文化发展前沿问题研究》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点)课题相继立项，国内学者的水文化研究主要聚集在水文化理论、水文化遗产、水文化资源、水工程文化、地域水文化、水文化教育传播等方面。从表1可知，1989—2001年，水文化研究的论文较少，年均不足6篇，低于年均篇数的年度为1989年、1992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尤其是1993年和2001年分别为0篇，这说明水文化研究处于萌芽阶段。2002—2006年，论文数量呈平稳缓慢增长态势，平均每年约20篇，这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正处于稳步发展阶段。进入2007年后，论文数量呈快速增长趋势，到2008年、2010年达高峰期，随后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正趋向稳定和成熟。从2011年开始，论文数量呈现直线上升趋势，年均为86篇。2011—2016年篇数占所有论文的53．4%，说明此阶段是我国水文化研究领域的探索和快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1989—2003年，没有研究生以水文化选题作为学位论文。2004—2016年，学位论文共39篇(博士学位论文2篇，硕士学位论文37篇)，学位论文数占所有论文的4．06%，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在基础理论方面相对比较薄弱。在学位论文中，最早的博士学位论文是2004年艾菊红的《傣族水文化研究》②，最早的硕士学位论文是2005年刘虹弦的《水脉相连气韵横生———水文化在现代城市形象中浸润和延续》。在水文化文献中，主要来自《治淮》《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水利发展研究》《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中国水利》《江苏水利》《水利天地》《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涉水行业主管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主办的期刊。在水文化研究中，涉水行业高等院校期刊如《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昌工程学院学报》等成为主要学术交流阵地。尤其是《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自1985年创刊就设有“水文化研究”专栏，成为全国期刊界历史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高的特色栏目。此外，《北京水务》《中国三峡建设》《山西水利》和《城乡建设》这四种期刊数量也位居前列，说明水文化研究与水利建设也紧密相连。
二、水文化研究的热点、焦点与团队分布
文献分析表明，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还没有刊发与水文化相关的哲学、社会学、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历史类文章，中文核心期刊刊发水文化研究文章更少。在水文化研究论文中，被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论文较少，《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或收录论文屈指可数。这说明，水文化研究期刊层次和期刊学术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通过对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进行分析，可以很好地体现一门学科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热点、焦点。水文化研究出现频率极高且排在前列的关键词有“水文化”“水”“文化”“水文化遗产”“人水和谐”和“水文化建设”。这说明，以上述词语为关键词的文献相对比较集中，是水文化研究关注的重点和焦点之一。同时，频率在4次以上的关键词主要有“建设”“水利风景区”“保护”“内涵”“水文化教育”“水景观/开发/保护利用”“教育/水资源/水利院校/城市发展/发展”“水利/可持续发展/研究”“传承/生态文明/水文化传播/和谐/水利工程/水环境”和“水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由此可见，水文化研究的范围和领域更加广泛，如水生态文明、水文化传承创新、水教育传播、人水和谐等成为水文化研究新态势。通过分析研究机构，可以了解我国水文化研究团队和研究基地分布格局。水文化研究发文排在前3位的全部来自高等院校，分别是河海大学、南昌工程学院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其中，河海大学38篇，发表文献最多，占总数的3．94%;南昌工程学院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发文章分别占总数的2．07%、1．87%，这与河海大学水文化研究所、南昌工程学院水文化研究中心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水文化研究中心都是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密不可分。上述研究基地已经成为水文化研究、水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高地。
三、水文化研究的成绩、不足与未来展望
文化内涵论文范文7
少数民族刺绣艺术历史悠久，其中蕴含的文化元素对于研究民族文化有很大价值。近年来，学者对于民间手工艺研究不断重视，对刺绣艺术也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更多的发现，刺绣艺术包含的各种内容被不断挖掘。文章总结了目前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刺绣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
少数民族；刺绣；研究综述；文化；图案
中国独特的刺绣文化在世界上独树一帜。21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民间刺绣的研究与介绍成果颇丰，特别是对汉族四大名绣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随着民族文化不断得到重视，对少数民族刺绣的研究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在少数民族刺绣所蕴含的各种元素中，图案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各民族的历史、审美以及对生活的期许，都常常流露在日常生活所留下的痕迹中。刺绣图案作为一个载体，反映了很多信息。目前，对于刺绣图案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有图片、图集、专著、硕博论文等。内容涉及图案、纹样、文化内涵、图腾崇拜、文化渊源、传承保护、比较研究、刺绣技法、刺绣产业化发展。除了汉语研究成果外，还有不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相关研究。笔者通过在知网上查询，发现截至2016年6月，学术界对于刺绣只有一篇研究综述，并且缺少研究文献总结，所以有必要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总结。
一、各少数民族刺绣图案的整体研究
我国各少数民族刺绣都有系统而成熟的审美创作体系，在对中国少数民族刺绣图案进行研究时，对于刺绣进行综合性了解是必不可少的。针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专著很多，主要有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著的中国工艺美术丛书《中国少数民族染织刺绣篇》，胡蓉、周卫主编的《东北民族民间美术总集•刺绣卷》（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钟茂兰、范欣、范朴编著的《羌族服饰与羌族刺绣》（中国纺织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这些专著或从宏观角度对我国少数民族刺绣艺术的整体特点作出总结，或针对特定的少数民族刺绣文化所体现出的审美价值及其他特质进行分析。其中，《中国少数民族染织刺绣篇》对多个少数民族的刺绣艺术特点进行了分析，以综合视角解读了我国少数民族刺绣艺术。以综合视角研究少数民族刺绣艺术的学术论文也有很多，主要有陈默溪的《黔东南苗族戳纱绣》（《贵州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范明三、杨文斌的《黔东南苗族刺绣艺术》（《苏州丝绸工学院学报》1993年第00期），韩恒威的《东北地区锡伯族的剪纸与刺绣》（《满族研究》1995年第3期），吕霞的《土族刺绣艺术》（《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热娜•买买提的《维吾尔族的刺绣艺术》（《美术观察》2011年第3期），杨晓辉的《贵州少数民族民间蜡染与刺绣》（《美术》2014年第6期），等等。其中，帕提姑•阿不拉的《维吾尔族传统刺绣工艺研究》采用实地调查法、文献法、历史研究等方法，并结合一些相关研究资料，对新疆维吾尔族刺绣艺术的技法、渊源、美学价值等多方面进行了详细描述。
二、少数民族刺绣色彩纹样艺术研究
各民族刺绣文化的不同除了体现在材料、技法上，更体现在纹样与色彩选择上。受自然环境、生产条件、民风民俗、宗教信仰等影响，各民族刺绣艺术在色彩的运用上存在诸多差异，各有其偏好的色彩搭配，极富特色。在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刺绣图案与纹样艺术的专著中，谭遥编著的《西南少数民族织绣图案》（朝花美术出版社，1957年版）以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为对象，选取了苗族、彝族、布依族、藏族、羌族、傣族、侗族等刺绣中最具代表性的图案进行研究。其他专著大多是从美学角度对刺绣图案进行分析，主要有：中央民族学院民族文艺工作团、贵州省文化局美术工作室研究组编著的《苗族刺绣图案》（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年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染织美术系编写的《新疆民间染织刺绣图案》（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邵宇主编的《贵州苗族刺绣》（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李小非、周爱国编著的《苗族装饰艺术》（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等等。研究少数民族刺绣纹样的学术论文主要有：潘梅的《贵州黄平苗族的刺绣图案》（《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田鲁的《苗族服饰刺绣中的故土及迁徙图案纹样》（《装饰》2005年第12期），黄玉冰的《西江苗族刺绣的色彩特征》（《丝绸》2009年第2期），肖锟的《刍议新疆锡伯族香枕刺绣的艺术特征》（《装饰》2011年第12期），杨渝坪的《彝族服饰中刺绣纹样艺术特点及美学价值》（《学术论坛》2012年第5期），等等。其中，田建强发表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与设计）》的文章《蒙古族民间刺绣艺术风格探微》充分肯定了图案是研究蒙古族刺绣艺术的核心，也是独特民俗艺术和发展历史的体现①。他选择从蒙古族刺绣图案纹样的审美表现、生活应用和美学价值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蒙古族刺绣与中原文化互相影响、共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未来趋势。这种观点也是当前学术界对于刺绣这一艺术形式的主要研究方向。进入21世纪以来，学者对于少数民族刺绣纹样艺术的研究热情进一步提升，硕博论文中有一些研究角度十分新颖。如，刘芳君的《湘西苗绣装饰纹样初探》一文把湘西苗族刺绣纹样分为动物纹样、植物纹样、几何纹样、其他纹样四种类型，并将湘西苗族刺绣图案的构成形式分为对称与均衡、自由与塑形、打散与重构三类。
三、少数民族刺绣图案文化内涵的研究
少数民族刺绣反映了民族文化内涵与审美倾向，刺绣艺术品的配色、纹样、选材体现了该民族的审美，而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传说也不时体现在刺绣作品中。同时，刺绣文化在流传过程中存在变体及演化。周乙陶的著作《文化变迁中的苗绣》是其中重要的学术成果，该书共分为“手工”“变迁”“苗绣”“传承”“图例”五章，主要分析了苗绣手工蕴含的文化意义、苗绣与文化变迁的关系以及对苗绣传人的访谈与记录信息②。本书的显著特点是针对刺绣过程中的心灵感受进行描述与总结。与该书研究角度有所区别的著作也有许多，如，阿多著《解读苗绣》一书抒情地描绘了苗族刺绣的美好蓝图，富有文艺气息。其他著作主要有龙湘平的《湘西民族工艺文化》（辽宁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李湘树、李立芳著《湖湘刺绣（二）：湘绣卷》（湖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等等。相关期刊论文中，沈雷、许静在《羌族刺绣图案题材及民族文化内涵分析》一文中对羌族刺绣图案题材进行了分类整理，并对它们逐一分析，他着重对牡丹、凤凰、蝶、孔雀、山水等图案题材从文化角度进行了诠释③。苟双晓的论文《苗族刺绣龙纹特征及内涵分析》与沈、许的研究角度有相通之处，都是针对少数民族刺绣艺术品中的一些图样从文化角度进行分析。这种分析依赖于学者广博的知识和独到的见解，他们思路清晰、观点明确，文章有较高的价值。对少数民族刺绣艺术进行文化探究的文章还有：陈艺方的《贵州苗族刺绣艺术的装饰意味——兼谈贵州苗族刺绣的文化意蕴》（《美术》2007年第12期），龙英的《贵州苗族刺绣中的母体崇拜》（《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苗延荣、高洁的《苗族刺绣图案中蕴含的中国传统艺术辩证法》（《包装工程》2012年第14期），彭代明、彭潘丹犁的《羌族服饰及刺绣图案中的宗教文化含义》（《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梅梅、岳怀旺的《少数民族民间刺绣纹样中的分形痕迹及其原因分析》（《装饰》2010年第9期），等等。这一领域的学位论文倾向于把刺绣艺术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杜宗景的《花蓝瑶服饰刺绣文化的嬗变》是一篇系统论述瑶族刺绣文化变迁情况的文章，作者关注瑶族刺绣文化发展中的变化与趋势，采用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分析变迁原因，并对刺绣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一些意见与建议④。同时，其他一些学位论文对少数民族刺绣艺术的巨大经济潜力与社会功能进行了评估，陈永岗的《锦州满族民间刺绣的区域性价值研究》与萨仁高娃的《市场化过程中的蒙古族刺绣文化的社会功能分析》均从这个角度对少数民族刺绣艺术进行了探究。
四、少数民族刺绣图案的历史源流研究
我国少数民族刺绣艺术的发展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岁月，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生活的变迁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使刺绣文化的艺术特征不断变化，逐渐形成了今天的艺术形式。我们对各民族刺绣纹样的历史源流进行研究，不但可以了解各民族刺绣艺术的发展历程，而且能够了解隐藏在图案表象下的一个年代。对于研究少数民族刺绣历史源流，孙佩兰所著《中国刺绣史》一书完整阐述了各民族刺绣从古至今的演变，包括少数民族刺绣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和变化。在针对刺绣艺术源流的研究中，刺绣与历史进程结合的紧密程度是需要关注的一个关键因素。在这方面，丁荣泉、龙湘平的文章《苗族刺绣发展源流及其造型艺术特征》从苗绣的起源时期——炎黄时代开始，针对不同时代进行分析与总结，集中研究了苗绣在各阶段所关注的不同主题。文章提出，苗绣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描绘的主要是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元素在苗绣作品中的比重逐渐增大，说明刺绣艺术的发展和民族与国家的历史进程密不可分。其他学者基本赞同这种观点，如，王松的《新疆卫拉特蒙古族刺绣图案色彩特征形成因素探析》，张成义、周松林、刘昌盛的《满族刺绣纹样起源考证与研究》，吴新星的《历史变迁对羌族刺绣的影响》，许静、张皋鹏的《羌族刺绣图案设计探源与分析》等文章均结合历史进程对少数民族刺绣艺术源流进行了分析。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与之前相比具有更多的现实性与实用性，在探究刺绣艺术历史源流的同时也关注刺绣当前的传承问题。韩姣在《萨满文化对满族刺绣纹样的影响》中提出，萨满文化对满族文化的发展进程有巨大影响，这也是满族刺绣艺术的历史源流之一。作者通过收集与分析资料得出结论：满族刺绣作品中的图案与萨满文化中的装饰纹样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而缪祥彦的文章《旅游与市场化背景下云南石林彝族刺绣的变迁研究》以及安秋旭的《社会转型期紫泥泉种羊场哈萨克刺绣传承研究》均从历史传承角度入手进行分析，这和当前少数民族刺绣艺术的发展趋势相契合。
结语
少数民族刺绣艺术蕴含极高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通过对以上学术成果的整理与总结可以发现，国内针对少数民族刺绣的研究成果斐然，研究方式与视角也日趋成熟。研究者注重由浅入深，从刺绣的图案、纹样入手，发掘其中蕴含的美学价值，并逐步从文化层面剖析刺绣艺术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源流，研究视角全面、内容十分丰富。与此同时，针对少数民族刺绣艺术的研究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思考：我国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地都存在各民族杂居的情况，有必要针对各民族文化融合对刺绣艺术产生的影响进行探究，当前学术界针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随着时展，我们应当从一些新的角度研究少数民族刺绣艺术。如，从经济学视角入手，探究少数民族刺绣产业化道路；或从女性主义视角入手，探索性别因素对刺绣艺术发展过程的影响；等等，这些新视角的开辟对于刺绣艺术在新时代的保护与传承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探索。
作者：徐静仪 左红卫 单位：新疆艺术学院
注释：
①田建强.蒙古族民间刺绣艺术风格探微.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8（3）.
②周乙陶.文化变迁中的苗绣.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
文化内涵论文范文8
关键词：环境设计;教育理念;三位一体;整体视角;顶层设计
一、研究概念解析
理念字面意为理性概念，在《辞海》中理念有两种解释：一是“看法、思想、思维活动的结果”，二是理论、观念、思想，上升到理性高度的观念被称为理念。在《新词语大词典》中认为理念是对事物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观念。从理念释义中可以看得出，理念不同于感性认知，是人类理性认知的成果，经历了从想法到思想的形成过程。环境设计是指在尊重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重视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需求，运用系统整体的方法对人类环境空间进行优化研究。本文中环境设计教育是指以培养学生的价值观、实践能力、学识结构为主要内容，其中价值观包含环境设计学和设计师的社会责任、伦理价值，实践能力包含实践应用和业务能力，学识结构包含学术知识与学术修养。
二、中国近20年100篇环境设计教育理念研究文献分析
中国环境设计专业名称几经更名，在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0年版）》中属于艺术学设计学专业类，被授予艺术学学位。从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到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加入生态文明建设，环境设计学科建设在60年的历史大背景下走过了从室内装饰到环境设计的发展历程[1]。环境设计教育理念多体现在实践项目中，梳理和归纳近年来环境设计教育理念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还有助于学科建设。如维克多•马戈林（VictorMargolin）曾提到设计研究的核心课程建设需要对期刊论文搜集与整理，重新阐释和评估关键文献的研究，如同社会学、人类学、文学和艺术史领域的学者所做工作一样[2]。本研究选择中国近20年来100篇讨论环境设计教育理念的论文作为分析材料，包含期刊论文、会议论文、硕博论文三种类型。
（一）题名中出现环境设计与环境艺术设计的情况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明确界定和使用“环境设计”用语，如图1所示，自2011年开始题目中出现“环境设计”的论文增长较快，2013年开始呈现显著增长态势。“环境设计”从环境视觉艺术形式拓展到环境的生态、心理、文化、信息等领域。尤其是在2018年处于顶峰，正因为环境设计研究范围和应用领域的扩大，更引起各学科的关注度和研究兴趣。另外，题目中使用了“环境艺术设计”的论文在2010年达到顶峰，在2018年也出现一次峰值，当“环境设计”得到关注的同时，“环境艺术设计”也不曾缺席，这说明学者们并未完全放弃使用环境艺术设计，而且整体来看“环境艺术设计”研究态势起伏较多，但具有持续关注度。另外，以“环境设计”与“环境艺术设计”为题的论文关注热点不同：使用“环境艺术设计”作为题名的论文较多关注创新思维、审美文化、设计思维、视觉艺术、地方特色；使用“环境设计”作为关键题名的论文多关注知识交叉、协同创新、工程教育、创新能力、整体系统、实践应用。
（二）教育理念关注热点的归纳与分类
本文通过分析论文核心用语以找到研究者关注的热点，100篇论文包含205组关键词，如图2所示，一是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是环境设计教育关注的热点；二是通过校企合作、产学研统一、市场需求等途径，强调设计的实践应用；三是形成了整体、综合、系统、多元、协同的认识方法；四是提出了可持续、价值观、本土化等思想观念。近20年来环境设计专业教育理念可以归纳为“知识结构、实践应用、价值观念”三个层面。基于前文研究结论，结合图1所示“环境艺术设计”与“环境设计”题名出现的峰值年份，选择2006年、2010年、2013年、2016年、2018年5个峰值节点，从“知识结构、实践应用、价值观念”三个方面观察各时间节点的理念发展情况。如图3所示：一是知识结构方面不断丰富，逐渐关注多学科交叉、关联、协调以及智性教育，拓展了环境设计教育的多维语境。2018年环境设计教育文献呈现更科学、更多元、更理性的视角，更侧重从整体视角构建教育教学模式，避免局限于已有的教育教学框架中。如借鉴CDIO（Conceive-Design-Implement-Operate）、OBE（Outcomes-basedEducation）等现代先进的教育理念；二是实践应用的目标不断明确，逐渐关注市场需求、职业能力、居住需求等客观条件，运用实践基地、校企合作、工作室制、科研项目等方式；三是价值观念方面不断多元，形成具有不同视角的多维价值判断范畴。
（三）从教育理念关注热点看问题
一是环境设计专业界定与专业特色模糊。伴随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环境改造与城市建设快速发展，专业招生规模随之扩大但环境设计专业教育建设不完善。从“环境艺术设计”到“环境设计”用语的转变并不是学科内容的彻底转变，环境设计应避免在多元化研究方法的浪潮中迷失学科方向。二是环境设计专业教育过程和体系不完善。在教育传授者和组织者方面，现实问题是理论与实践脱节、专业趋同化、教学手段单一、课程设置不系统等。在教育接收者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是专业能力、理论意识、创意思维以及科学理性思维的欠缺，在设计素养、文化素质、综合素质、职业素养、社会责任感方面有待加强。三是环境设计教育研究缺乏整体思维。环境设计具有“艺术”与“科学”双重含义，学者们基于理论研讨与教学实践提出丰富的学术成果，但较多关注环境设计专业教育的某一阶段特征或某一部分结论，缺少对环境设计教育教学体系化和整体化认识。综上分析与讨论，环境设计的专业界定与未来发展、环境设计教育教学过程、环境设计的整体思维等问题都与教育理念密切相关，作为顶层设计的教育理念不容忽视。
三、借鉴清华大学“三位一体”教育模式
前文通过分析中国近20年环境设计专业教育理念的研究文献，归纳关注热点、主要内容及类别，“知识结构、实践应用、价值观念”共同构成环境设计教育理念的框架。本文进一步借鉴清华大学“三位一体”教育模式的经验和优势，为环境设计教育理念的探讨提供实践依据。
（一）清华大学“三位一体”教育模式概述
基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清华大学综合改革方案》，清华大学在2013年第24次教育工作讨论会上确立以“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为核心的教育模式。在《清华大学关于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清校发[2014]29号）确立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作为总体目标。在清华大学“三位一体”教育模式中，将价值塑造放在首位，培养学生具有健全人格、社会责任、国家精神，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为学为人并重的宗旨；其次是能力培养，引导学生全面发展，注重创新思维能力；最后是知识传授，注重培养学生具有宽厚的学识基础。2017年，谢维和在“清华教育理念”系列报告会中，指出价值塑造是清华大学本科教育的基本原则与定位，是人才培养的首要目标，价值塑造处于三位一体培养模式的第一位。杨斌提出“三位一体”育人理念与清华大学办学传统一脉相承，并指出清华大学“三位一体”已得到广泛共识，而且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践行“三位一体”教学理念需要更加明晰其中价值、能力、知识的内涵，探索将理念在实际育人过程中落地和深入的途径和方式。
（二）清华大学“三位一体”教育教学成果与实践经验
自2013年实行以来，清华大学“三位一体”教育模式已经在多个学科取得有效教学成果，并获得学校和社会的认同。“三位一体”教育理念如何落实到教学实践中？根据2018年清华大学召开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汇报会的内容，有11位教师在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实验教学、教材建设、毕业设计、通识教育等方面具有一定教学成果和经验。以“创新创业、创新人才、体育教育、通识教育”实践经验为例，如表1所示，围绕产业与技术建设跨学科平台，实现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探索，如图5所示创新创业训练“三位一体”框架，构建“三位一体、三创融合”的创新创业训练体系；将“价值塑造”嵌入培养体系，构建全过程培养体系；通过开发“4+2+2”教学模式，强化“引导”和“督促”，实现全方位体育教育；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文理相长与通专融合探索创新融合教育。
四、构建环境设计“三位一体”教育理念
“三位一体”模式已在多领域取得了广泛认可和成效，三位一体模式对环境设计教育具有借鉴作用。本文在借鉴清华大学“三位一体”教育模式的同时，结合环境设计专业内涵以及专业发展，从内涵、内容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探讨环境设计“三位一体”教育理念。
（一）环境设计“三位一体”教育理念的内涵
环境设计“三位一体”教育理念是在尊重自然、人文、历史背景下，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为任务，培养学生优化与改造人类空间环境的学识及专业能力，核心是对学生价值观念、专业能力、学识基础的培养。在以往环境设计教育教学过程中也有相关理念的提出与应用，如以市场需要为导向的“教学、产业、研究”三位一体的工作室制，“产、学、研”三位一体模式强调实践与创新，强调社会项目的参与。人居环境科学研究领域从学科结构关系层面将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作为“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人居环境科学的主导学科。环境设计“三位一体”教育理念不仅以产业、市场、项目为导向，更侧重立足教育教学视角，重点关注教育教学过程中传授者、组织者、接收者。
（二）环境设计“三位一体”教育理念的内容
本文基于对环境设计“三位一体”教育理念的内涵与核心分析，借鉴各学科“三位一体”教学理念与成果，如图6所示，进一步探讨“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学识传授”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关于价值塑造方面，主要通过人本教育、智性教育、教师素养提升、多元化教学资源、人文素养、国际视野、情境教学等方式，培养学生具有完善的人格价值观念、职业价值观念、人文价值观念三个层面。人格价值观念有“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职业价值观念有“职业道德、团队精神”，人文价值观念有“传统文化思想、本土文化、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自然鉴赏”。关于能力培养方面，主要通过建设实践基地、科研项目、校企合作、工作室制、双导师制、教师实践、签约制、设计竞赛等方式，培养学生专业能力、职业能力、应用能力。专业能力有“创新能力、审美能力、设计能力”，职业能力有“实践能力、技术能力、协调能力、分析能力”。关于知识传授方面，主要通过整合学科资源、智慧教育、智性教育、科研项目、建构知识体系、提高教师素质、非线性课程、情境教学、互动型教学、个性化教学、认知主体主动构建、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等方式，培养学生具有厚基础、高文化素质、开阔视野。
（三）环境设计“三位一体”教育理念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学识传授”共同构成了“三位一体”教育理念的主要内容。“三位一体”教育理念与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如何？一是各部分的现实应用都与“三位一体”教育理念相契合，避免仅强调某一部分或某一阶段的意义，而是以教育理念为主导，具有更包容、更多元化、更整体视角，对环境空间研究理念和方法进行思维升级；二是将价值塑造放在首位，价值塑造渗透进“能力培养与学识传授”过程中。价值塑造影响“能力培养、学识传授”的方向，价值塑造融贯于能力培养与学识传授过程中。学识传授是“价值塑造及能力培养”的基础条件，能力培养是环境设计教育的专业特点，能力培养是“价值塑造与学识传授”的落脚点。
五、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