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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内涵论文范文1
“踢鼓子”流传于榆林地区西北部横山的一种民间舞蹈。表演时在场中大鼓的两旁，又放置着数量相等的小鼓，舞者可用鼓槌击鼓作舞。舞至高潮，表演者可跳上大鼓，用脚踢鼓作声。动作刚劲有力、洒脱大方，气势不凡。颇象陕北出土的汉画象石中的“盘鼓舞”，纵跳盘鼓之间，时而“却蹈”、时而“反弹”的舞蹈形象。“安塞腰鼓”流传于延安市区安塞县。它以其热烈欢快的节奏，粗犷奔放的形象而闻名中外，观后给人以振奋和鼓舞。“安塞腰鼓”是反映古代驻守边塞军旅征战、习武时的一种军阵乐舞，传说古时的将士征战，人人皆备两件武器，即“弓箭”和“腰鼓”。腰鼓的作用在于击鼓报警、击鼓助战和击鼓欢庆。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具有强悍粗犷的民间舞蹈形式。安塞县位于延安北部，古代因其是边陲要道，有着重要的军事战略位置，因而史书上有“上郡咽喉”、“北门锁钥”之称。据考古专家对由陕西咸阳至内蒙阴山秦直道考察结果证明，最具有代表性的安塞腰鼓，出自安塞县西河口乡的山王河村，该村立于秦直道的边缘地段。就目前该村的建筑风格民俗习惯来看，仍然保留着浓厚的秦汉风格。
“小缠腰”、“十梅花”等典型动作，更是热烈奔放，大有古代将士驰骋疆场之势。另外鼓手的服装和头饰，都具有古代将士英武古朴的风姿，与驰名中外的安塞民间剪纸艺术、农民画等粗犷豪放的秦汉艺术风格，颇为一致。“洛川蹩鼓”是新近从延安南部洛川县挖掘出的一种非常古老的民间舞蹈。洛川蹩鼓可由几十人组成，舞者个个头扎英雄巾，背扎四面靠旗，腰束战裙，扎裹腿，胸前横挂一面大鼓，双手握槌，上下频频击鼓的同时，双腿呈马步蹦跳不止。舞至高潮，大有猛虎下山和万马奔腾之势，犹如一幅古代军卒操练、习武布阵的壮丽画卷。仿佛将人带到在古时军卒征战的沙场上，观后颇使人为之振奋。洛川在历史上就是关中通向边塞的交通要道和战略重镇。该县至今尚留存着春秋战国时期的魏长城和汉墓群、烽火台等古代文化遗址。广为流传的洛川妇女群众的剪纸、面花、刺绣等民间美术工艺，更以其独特的秦汉艺术风格而著称，受到了中外美术家和考古学者们的的赞赏。“龙灯舞”是长期流行于陕北各地秧歌队中的一种民间舞蹈形式，至今我们常以“龙的传人”、“东方巨龙”做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而“龙灯舞”则明显的具有我国古代图腾舞蹈的印记。黄帝的氏族原本以“蛇”为图腾。
由于诸多氏族的不断联合，给“蛇”的身躯又不断地增加了诸如鹿角、马尾、鱼须、鱼鳞、鹰爪等，使“蛇”成了一虚拟的综合性神灵———即“龙”，做为我们华夏民族最受崇拜的图腾。在民间流传“龙灯舞”，以及在陕北大秧歌中经常出现的“龙摆尾”、“双龙出水”等队形图案，均可以说是我们民族古代图腾影响的一种表现。“厉鬼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民间祭祀性舞蹈。它流传于陕北米脂、绥德、子洲、子长等县，由古代“傩舞”演变而成［1］。据《论语•乡党》记载:“乡人傩朝服而立阼阶”。就记述了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时代，孔子就已身着朝服敬立在迎候宾客的阼阶上，观赏过乡人所跳的“傩舞”。“傩舞”传至汉代宫廷，被称为“大傩”。唐代的“驱傩”其规模较之汉代有所发展，宋代宫廷的傩仪，将传统的方相氏率十二兽改为土地、门神、判官、小鬼等人物，使傩仪更贴近现实生活。这种古老的驱傩一直流传至清末，并在民间也广为传播。如《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的“装神鬼”与至今流行于陕北民间的“厉鬼”，就是“傩舞”的一种活动形式［4］。
“厉鬼”是由吹鼓手于每年秋收之后，受人之邀去进行表演的。表演“厉鬼”时只有四人，一个吹唢呐，一个击马锣，一个口中念念有词，另一个身着红袍，头戴面具和鬼帽，手拿黑虎鞭，狂奔乱跳，以求祈神祭祖、消灾免难、欢庆丰收、保佑平安，这和宋代民间舞队中的“装神鬼”非常相近。说明当今陕北流行的民间“厉鬼”，和古代“傩舞”是一脉相承的。陕北绥德、米脂等地曾挖掘出土了四百多块我国东汉时期的画像石，它不仅再现了东汉陕北的社会生活和礼仪风俗，又栩栩如生地记载了我国古代乐舞和百戏等许多形式，是研究我国古代舞蹈和陕北民间舞发展的珍贵活史料［1］。1982年在绥德出土的一尊东汉舞俑，高达9．5cm，系一北方胡人形象，其造型颇似当今“踢场子”中挂鼓表演的“金鸡独立”动作。它的出土既证实汉代的陕北亦有类似当今“踢场子”的舞蹈活动，又说明陕北舞蹈与北方少数民族舞蹈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此证明限陕北民间舞蹈所具有的民族多元化因素。东汉画象石中还有“七盘舞”、“建鼓舞”以及“巾舞”等形式。
“巾舞”源于周代的“?①舞”。郑玄注《周礼•地官•鼓人》说:“列五彩缯为之，有秉(柄)，皆舞者所执。”［5］说明周代“舞”，以五彩缯为道具。“舞”传到汉代，据郑玄注《周礼•春官•乐师》说:“、析五彩缯，今灵星舞之持之是也。”［5］说明汉代的“巾舞”是由周代“舞”演变而来的。“巾舞”传至汉唐时所出现的“长袖舞”“白?①舞”，以及当今陕北秧歌中的扭红绸、舞彩绢、红绸舞等，均具有古老“巾舞”的表演遗风。1983年在延安地区南部的甘泉县距离城百余里外，雨岔乡李圪崂村出土的宋金秧歌画象砖，是陕北秧歌渊源考证的一件重要文物史料。砖上画有一陕北小伙子手握彩绸扭秧歌的形象，栩栩如生，非常类似现代陕北秧歌的风姿神韵［1］。由此可见，古代的“巾舞”在经历了不同的历史繁衍过程后，又从宋代“扑旗子”演变为甘泉宋金画象砖上所表现的陕北秧歌舞绸形象，不仅证实我国宋金时代的陕北已有类似当今民间秧歌活动的存在，还可以进一步证实陕北秧歌的绸舞与汉唐时代流传的“巾舞”有着密切关系。宋代的民间舞队，是我国民族民间歌舞艺术广为民展的一个高潮，也是在继承汉唐乐舞艺术的基础上，走向更为通俗和普及的过程。宋代民间舞队表演不仅规模大，而且已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教仿十三部中“色有色长，部有部头”［3］。#p#分页标题#e#
文化内涵论文范文2
从词源比较来看，虽然东西方语言中的文化含义有所差异，但我们从文化概念的演变可以看出，古往今来的文化概念，都突出了文化的“人为”性质，是人所确立的不同于自然秩序和生存本能的社会行为规范，通过人的传统、习惯、伦理、纲常、价值、规范等鲜明地表现出来。归结起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文化是人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这里论及的文化植根于人的超越性和创造性，是人的需要和价值体系的具体表现，存在于人化自然与人的生活世界，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的机理性的存在，因此，文化总是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如血液一般融入人之存在的整体，从内在和本质上规定着人。
二、廉政与廉政文化
廉政自古代起，一直受到统治者和广大人民的重视和推崇，廉政在我国历史上首先被理解为一种政治法律制度，是儒家所尊崇的仁政的重要内容。孔子在《论语》中说“政者，正也”，《礼记》进一步发挥道“：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这段话说明政治活动应该公正、清正，若要百姓安居乐业，服从统治阶级的管理，需要统治者公正、清廉，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百姓的爱戴。不仅如此，保持廉政作为衡量为官者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对历代官员还起到了警示作用，对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西方社会中，廉政、公正与平等被视为立法、政治制度的基础和基本准则，是政治活动的基本要求。以新加坡的政治体制为例，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廉政建设，把廉政作为最为重要的执政理念之一，其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党徽中间白色部分即象征着廉洁与正直。新加坡政府通过实行一系列对贪污腐败现象零容忍的制度，对贪污腐化者予以重罚，为经济社会发展开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果。廉政作为一种人的品格规定，在伦理道德领域被视为一种高尚的情操。欧阳修在《廉耻说》中写到：“廉耻，士君子之大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这些经典论述都表达了一种道德诉求，即要想成为君子，必须具有正大光明、公正无私的作风，具有追求真理、主持正义的品质，具有正直坦荡、刚正不阿的气节，一句话，应崇尚淡泊明志、勤俭奉公，具有廉洁的品格。可见，廉洁是我国古代君子的优秀品德，代表了人在道德领域的高尚风范，一个人可能在某些方面很有才华，在某些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处理问题很适度，但只要他缺少廉洁这一品格，那么就不能被称为君子，廉洁是我国古代衡量一个人是否高尚、是否能被称为君子的重要标准。廉政作为一种文化。我国古代社会中，对廉政、廉洁的论述颇多，有着很多可歌可泣的廉政故事，但这些廉政现象大都停留在官———民思维范式下，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没有达到文化维度的自明。新中国成立，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我们党对廉政建设始终高度重视，是廉政建设的积极倡导者和忠实实践者，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逐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要求，从文化自觉的维度，继承和扬弃了古今中外的廉政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赋予了廉政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马克思主义是我党廉政文化建设的理论源头。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马克思曾对廉政政府作过阐述，马克思认为，权力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决定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列宁把腐败称为国家机构中的“脓疮”，“建立了系统的关于党的学说，其中关于党必须建立极严格的纪律的思想，关于执政党要注意提高党员质量的思想，关于党应当积极从事政治教育、战胜本身的弱点和缺陷的思想等，在今天仍有重要指导意义”。当前，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继承和发扬历代领导集体关于廉政建设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廉政建设目标，突出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把廉政文化建设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打铁还需自身硬”、“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反腐败”等一些反腐败的部署，已经成为时下社会上的流行语。由此，新一届中央把宏大的廉政文化建设与微观的廉政文化践行紧密结合起来，把廉政文化的营造与人民群众对廉洁政治的期盼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凸显了廉政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独特作用，使廉政、廉洁在文化维度上获得自明。廉政文化作为人们关于廉洁社会的理想和实践的一种崇尚，必然具有文化的本质规定，即它总是从人的存在、从人性的高度和深度，影响、引导和规定着人，同时，廉政文化又以廉政为主题，是一种先进的文化，集中反映了先进文化的价值取向，综合体现了社会制度对政权建设特别是廉政建设的思想道德、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的要求，是廉政特殊性与文化普遍性的有机统一，是廉政内容与文化形式的巧妙结合。
三、大学廉政文化的内涵
文化内涵论文范文3
创新是标志设计的灵魂和不竭动力，在数字化、信息化和文化创意产业背景下，电脑特效和网络共享渗透进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标志设计追求新形式和新特性，颠覆了传统的印刷方式和二维表现手法，科技和艺术的融合为标志设计增加了动态的元素，标志设计摆脱二维平面的限制，由静态向动态转变，呈现多样化动态化生态化的风格特征，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标志设计在求新求变中，始终不能脱离内涵诠释这个主题，需要形式鲜明独特，精确地传达信息，诠释象征涵义，具有创新的个性和鲜活的生命活力。百事可乐的理念是“渴望无限”（AskofMore），寓意是机会和理想有无限多的空间，年轻人可以尽情地遐想和追求，由此倡导年轻人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在logo的整体造型中，雄健的“PEPSI”字体为视觉中心，抽象的几何形为载体，曲线形成柔美轻快的律动感，衬托品牌文字，浑然一体。清一色的百事蓝为主色，蓝色象征着广袤深邃的大海，蕴藏奥秘无限，蓝色令人精神振奋，是青春活力、蓬勃生机、积极向上的代名词。红色为辅助色，红蓝对比强烈，红色是喜庆热情的颜色，象征着积极乐观、真诚主动、活力朝气，有欢乐幸福的积极意义。百事可乐的标志设计带来的是积极乐观和蓬勃朝气，传达的是追求时尚、渴望无限和不停进取，具有独特的幽默与智慧、挑战与拼搏、求索与超越、传承与创新的魅力。人们的审美需求和文化品位提升对标志设计的创新提出新要求，简洁性不是标志设计的通用准则。应根据行业特性、企业文化和产品个性，进行求新求变，不是图文的简单组合堆砌，而是充分结合多媒体时代的特征，呈现丰富多元动态生态的创新活力，体现社会文化精神内韵。
二、标志设计彰显内涵
标志是将事物、对象的性质、精神、内容、理念、特征等内在的意念，以图形、文字或图文结合成特定明确的审美视觉形象，具备鲜明独特的个性，能恰到好处地代表某一组织机构、企业或团体，最精准地表现内涵特征，诠释精神内蕴，表达标志的主题思想。思想文化内涵是标志设计的灵魂，具有不断发展的动态特征，随时间的流逝、社会的更替和文明的演化不断衍变延伸，形成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和精神支撑，凝聚中华民族智慧的精华，继承传统文化的积累沉淀。标志设计作为社会文化、中华文明延续的主力军，以审美化艺术化的视觉形象彰显社会文明，诠释思想文化内涵。谭木匠是一个制梳的传统品牌，标识设计完整。“谭木匠”三字分别以隶书、图形造字、魏碑形成拙朴的字体形象。标识的图形部分，用木刻的手法刻画了一个木匠形象。整个标志，内容与形式相互呼应，高度统一，设计中融入时空要素，十分准确地传达了行业特征。“云南白药”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云南以植物和花卉闻名内外，在外形上选用富有民族特征的中国传统纹样“宝相花”，融合牡丹、芍药、菊花等中国多种传统名花的特点，恰如其分地凸显了地域文化特征。标志图形的中部为象征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葫芦造型。在色彩运用上，则借鉴云南当地少数民族服饰中的常用色彩，展现了云南的民族风情，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展示了云南白药的自身形象，巩固了不可撼动的品牌地位。两个标志保留了标志所传达的传统文化元素意蕴和审美内涵，呈现出鲜明的品牌特征和文化个性，同时能满足受众对品牌文化的推崇和信赖，很好地被现代人接受，以独特的方式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三、标志设计与时俱进
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文化创意产业化，互联网和多媒体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传统的印刷方式和平面表现手法已经体现出一定的局限性，现代标志设计在创意构思、素材选择、软件使用、外形和色彩表现上，呈现出由静态向动态发展的新趋势，展现出丰富灵活的生命力，已形成多元化动态化的视觉语言和表现风格。全国第十届冬运会标志是个典型的代表，会徽以洒脱的阿拉伯数字“10”为基本设计元素，直接传递第十届冬会的信息。明亮鲜活的红、蓝、黑三色，象征着蓬勃向上的朝气和冰与火的激情。极具动感的人物形象自然流畅，宛如滑冰运动员在奋力拼争，又恰似滑雪健儿腾空旋转，表达了更高、更快、更强与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的徽标也是体现时代特征的经典之作，该标志摒弃固定造型，打破单调、生硬、刻板的风格，感性、趣味、多维特征明显，形式丰富灵活，有着外形不固定的随机形态。外形和色彩可根据环境做出相应的改变,合理精确地表现世博会“人、自然、技术：展示一个全新的世界”的主题。强调发挥人类的巨大潜能、遵循可持续发展的规律来创造未来，从而带来人类思想的飞跃，实现人、自然和技术的和谐统一，展现出与时代同步的未来感和科技感。
四、总结
文化内涵论文范文4
关键词:水文化;研究态势;分析
1988年10月25日，在淮河流域四省治淮宣传工作会议上，李宗新先生首次提出应大力开展水文化研究。①历经近30年的发展，在水文化理论、水文化建设、水文化教育、水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运用计量分析和统计学知识，对检索到的水文化论文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一、水文化研究的学科分类与发展轨迹
我国高等学校教育专业设置按“学科门类”“学科大类(一级学科)”“专业”(二级学科)三个层次来设置。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设有13个学科门类，110个学科大类。水文化归属哪一个学科?经检索发现，文学、工学、经济学等学科门类文献比较集中，教育学、理学、法学、历史学居中分布，管理学、艺术学、哲学分布的较少，农学、医学、军事学没有相关文献，文化及水电工程是关注最多学科。在上述学科门类中，排本学科门类首位的是:文学是中国文学33篇，工学是水利水电工程239篇，经济学是工业经济119篇，教育学是高等教育19篇，理学是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25篇，法学是民族学13篇，历史学是考古10篇，管理学是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10篇，艺术学是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8篇，哲学是中国哲学6篇。除上述研究领域文献较多外，还鲜见于作物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保护、林学、中药学、医学技术、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等学科。由此可知，水文化研究内容广泛，不仅有文史哲人文学科内容，而且还有理工类自然学科，同时还有经管法等社会学科的内容，属于新兴的文理交叉学科。我国水文化研究历经开展宣传研究(1989—2003年)、服务水利实践(2004—2006年)、政府倡导推动(2007—2010年)和规划专项建设(2011—2014年)阶段，基本上与年度发表文章数量趋势相吻合(见表1)。特别是2011年水利部《水文化建设规划纲要(2011—2020年)》以来，《基于人水和谐理念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研究》和《中国水文化发展前沿问题研究》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点)课题相继立项，国内学者的水文化研究主要聚集在水文化理论、水文化遗产、水文化资源、水工程文化、地域水文化、水文化教育传播等方面。从表1可知，1989—2001年，水文化研究的论文较少，年均不足6篇，低于年均篇数的年度为1989年、1992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尤其是1993年和2001年分别为0篇，这说明水文化研究处于萌芽阶段。2002—2006年，论文数量呈平稳缓慢增长态势，平均每年约20篇，这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正处于稳步发展阶段。进入2007年后，论文数量呈快速增长趋势，到2008年、2010年达高峰期，随后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正趋向稳定和成熟。从2011年开始，论文数量呈现直线上升趋势，年均为86篇。2011—2016年篇数占所有论文的53．4%，说明此阶段是我国水文化研究领域的探索和快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1989—2003年，没有研究生以水文化选题作为学位论文。2004—2016年，学位论文共39篇(博士学位论文2篇，硕士学位论文37篇)，学位论文数占所有论文的4．06%，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在基础理论方面相对比较薄弱。在学位论文中，最早的博士学位论文是2004年艾菊红的《傣族水文化研究》②，最早的硕士学位论文是2005年刘虹弦的《水脉相连气韵横生———水文化在现代城市形象中浸润和延续》。在水文化文献中，主要来自《治淮》《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水利发展研究》《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中国水利》《江苏水利》《水利天地》《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涉水行业主管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主办的期刊。在水文化研究中，涉水行业高等院校期刊如《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昌工程学院学报》等成为主要学术交流阵地。尤其是《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自1985年创刊就设有“水文化研究”专栏，成为全国期刊界历史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高的特色栏目。此外，《北京水务》《中国三峡建设》《山西水利》和《城乡建设》这四种期刊数量也位居前列，说明水文化研究与水利建设也紧密相连。
二、水文化研究的热点、焦点与团队分布
文献分析表明，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还没有刊发与水文化相关的哲学、社会学、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历史类文章，中文核心期刊刊发水文化研究文章更少。在水文化研究论文中，被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论文较少，《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或收录论文屈指可数。这说明，水文化研究期刊层次和期刊学术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通过对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进行分析，可以很好地体现一门学科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热点、焦点。水文化研究出现频率极高且排在前列的关键词有“水文化”“水”“文化”“水文化遗产”“人水和谐”和“水文化建设”。这说明，以上述词语为关键词的文献相对比较集中，是水文化研究关注的重点和焦点之一。同时，频率在4次以上的关键词主要有“建设”“水利风景区”“保护”“内涵”“水文化教育”“水景观/开发/保护利用”“教育/水资源/水利院校/城市发展/发展”“水利/可持续发展/研究”“传承/生态文明/水文化传播/和谐/水利工程/水环境”和“水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由此可见，水文化研究的范围和领域更加广泛，如水生态文明、水文化传承创新、水教育传播、人水和谐等成为水文化研究新态势。通过分析研究机构，可以了解我国水文化研究团队和研究基地分布格局。水文化研究发文排在前3位的全部来自高等院校，分别是河海大学、南昌工程学院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其中，河海大学38篇，发表文献最多，占总数的3．94%;南昌工程学院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发文章分别占总数的2．07%、1．87%，这与河海大学水文化研究所、南昌工程学院水文化研究中心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水文化研究中心都是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密不可分。上述研究基地已经成为水文化研究、水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高地。
三、水文化研究的成绩、不足与未来展望
文化内涵论文范文5
少数民族刺绣艺术历史悠久，其中蕴含的文化元素对于研究民族文化有很大价值。近年来，学者对于民间手工艺研究不断重视，对刺绣艺术也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更多的发现，刺绣艺术包含的各种内容被不断挖掘。文章总结了目前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刺绣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
少数民族；刺绣；研究综述；文化；图案
中国独特的刺绣文化在世界上独树一帜。21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民间刺绣的研究与介绍成果颇丰，特别是对汉族四大名绣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随着民族文化不断得到重视，对少数民族刺绣的研究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在少数民族刺绣所蕴含的各种元素中，图案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各民族的历史、审美以及对生活的期许，都常常流露在日常生活所留下的痕迹中。刺绣图案作为一个载体，反映了很多信息。目前，对于刺绣图案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有图片、图集、专著、硕博论文等。内容涉及图案、纹样、文化内涵、图腾崇拜、文化渊源、传承保护、比较研究、刺绣技法、刺绣产业化发展。除了汉语研究成果外，还有不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相关研究。笔者通过在知网上查询，发现截至2016年6月，学术界对于刺绣只有一篇研究综述，并且缺少研究文献总结，所以有必要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总结。
一、各少数民族刺绣图案的整体研究
我国各少数民族刺绣都有系统而成熟的审美创作体系，在对中国少数民族刺绣图案进行研究时，对于刺绣进行综合性了解是必不可少的。针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专著很多，主要有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著的中国工艺美术丛书《中国少数民族染织刺绣篇》，胡蓉、周卫主编的《东北民族民间美术总集•刺绣卷》（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钟茂兰、范欣、范朴编著的《羌族服饰与羌族刺绣》（中国纺织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这些专著或从宏观角度对我国少数民族刺绣艺术的整体特点作出总结，或针对特定的少数民族刺绣文化所体现出的审美价值及其他特质进行分析。其中，《中国少数民族染织刺绣篇》对多个少数民族的刺绣艺术特点进行了分析，以综合视角解读了我国少数民族刺绣艺术。以综合视角研究少数民族刺绣艺术的学术论文也有很多，主要有陈默溪的《黔东南苗族戳纱绣》（《贵州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范明三、杨文斌的《黔东南苗族刺绣艺术》（《苏州丝绸工学院学报》1993年第00期），韩恒威的《东北地区锡伯族的剪纸与刺绣》（《满族研究》1995年第3期），吕霞的《土族刺绣艺术》（《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热娜•买买提的《维吾尔族的刺绣艺术》（《美术观察》2011年第3期），杨晓辉的《贵州少数民族民间蜡染与刺绣》（《美术》2014年第6期），等等。其中，帕提姑•阿不拉的《维吾尔族传统刺绣工艺研究》采用实地调查法、文献法、历史研究等方法，并结合一些相关研究资料，对新疆维吾尔族刺绣艺术的技法、渊源、美学价值等多方面进行了详细描述。
二、少数民族刺绣色彩纹样艺术研究
各民族刺绣文化的不同除了体现在材料、技法上，更体现在纹样与色彩选择上。受自然环境、生产条件、民风民俗、宗教信仰等影响，各民族刺绣艺术在色彩的运用上存在诸多差异，各有其偏好的色彩搭配，极富特色。在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刺绣图案与纹样艺术的专著中，谭遥编著的《西南少数民族织绣图案》（朝花美术出版社，1957年版）以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为对象，选取了苗族、彝族、布依族、藏族、羌族、傣族、侗族等刺绣中最具代表性的图案进行研究。其他专著大多是从美学角度对刺绣图案进行分析，主要有：中央民族学院民族文艺工作团、贵州省文化局美术工作室研究组编著的《苗族刺绣图案》（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年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染织美术系编写的《新疆民间染织刺绣图案》（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邵宇主编的《贵州苗族刺绣》（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李小非、周爱国编著的《苗族装饰艺术》（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等等。研究少数民族刺绣纹样的学术论文主要有：潘梅的《贵州黄平苗族的刺绣图案》（《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田鲁的《苗族服饰刺绣中的故土及迁徙图案纹样》（《装饰》2005年第12期），黄玉冰的《西江苗族刺绣的色彩特征》（《丝绸》2009年第2期），肖锟的《刍议新疆锡伯族香枕刺绣的艺术特征》（《装饰》2011年第12期），杨渝坪的《彝族服饰中刺绣纹样艺术特点及美学价值》（《学术论坛》2012年第5期），等等。其中，田建强发表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与设计）》的文章《蒙古族民间刺绣艺术风格探微》充分肯定了图案是研究蒙古族刺绣艺术的核心，也是独特民俗艺术和发展历史的体现①。他选择从蒙古族刺绣图案纹样的审美表现、生活应用和美学价值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蒙古族刺绣与中原文化互相影响、共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未来趋势。这种观点也是当前学术界对于刺绣这一艺术形式的主要研究方向。进入21世纪以来，学者对于少数民族刺绣纹样艺术的研究热情进一步提升，硕博论文中有一些研究角度十分新颖。如，刘芳君的《湘西苗绣装饰纹样初探》一文把湘西苗族刺绣纹样分为动物纹样、植物纹样、几何纹样、其他纹样四种类型，并将湘西苗族刺绣图案的构成形式分为对称与均衡、自由与塑形、打散与重构三类。
三、少数民族刺绣图案文化内涵的研究
少数民族刺绣反映了民族文化内涵与审美倾向，刺绣艺术品的配色、纹样、选材体现了该民族的审美，而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传说也不时体现在刺绣作品中。同时，刺绣文化在流传过程中存在变体及演化。周乙陶的著作《文化变迁中的苗绣》是其中重要的学术成果，该书共分为“手工”“变迁”“苗绣”“传承”“图例”五章，主要分析了苗绣手工蕴含的文化意义、苗绣与文化变迁的关系以及对苗绣传人的访谈与记录信息②。本书的显著特点是针对刺绣过程中的心灵感受进行描述与总结。与该书研究角度有所区别的著作也有许多，如，阿多著《解读苗绣》一书抒情地描绘了苗族刺绣的美好蓝图，富有文艺气息。其他著作主要有龙湘平的《湘西民族工艺文化》（辽宁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李湘树、李立芳著《湖湘刺绣（二）：湘绣卷》（湖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等等。相关期刊论文中，沈雷、许静在《羌族刺绣图案题材及民族文化内涵分析》一文中对羌族刺绣图案题材进行了分类整理，并对它们逐一分析，他着重对牡丹、凤凰、蝶、孔雀、山水等图案题材从文化角度进行了诠释③。苟双晓的论文《苗族刺绣龙纹特征及内涵分析》与沈、许的研究角度有相通之处，都是针对少数民族刺绣艺术品中的一些图样从文化角度进行分析。这种分析依赖于学者广博的知识和独到的见解，他们思路清晰、观点明确，文章有较高的价值。对少数民族刺绣艺术进行文化探究的文章还有：陈艺方的《贵州苗族刺绣艺术的装饰意味——兼谈贵州苗族刺绣的文化意蕴》（《美术》2007年第12期），龙英的《贵州苗族刺绣中的母体崇拜》（《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苗延荣、高洁的《苗族刺绣图案中蕴含的中国传统艺术辩证法》（《包装工程》2012年第14期），彭代明、彭潘丹犁的《羌族服饰及刺绣图案中的宗教文化含义》（《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梅梅、岳怀旺的《少数民族民间刺绣纹样中的分形痕迹及其原因分析》（《装饰》2010年第9期），等等。这一领域的学位论文倾向于把刺绣艺术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杜宗景的《花蓝瑶服饰刺绣文化的嬗变》是一篇系统论述瑶族刺绣文化变迁情况的文章，作者关注瑶族刺绣文化发展中的变化与趋势，采用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分析变迁原因，并对刺绣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一些意见与建议④。同时，其他一些学位论文对少数民族刺绣艺术的巨大经济潜力与社会功能进行了评估，陈永岗的《锦州满族民间刺绣的区域性价值研究》与萨仁高娃的《市场化过程中的蒙古族刺绣文化的社会功能分析》均从这个角度对少数民族刺绣艺术进行了探究。
四、少数民族刺绣图案的历史源流研究
我国少数民族刺绣艺术的发展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岁月，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生活的变迁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使刺绣文化的艺术特征不断变化，逐渐形成了今天的艺术形式。我们对各民族刺绣纹样的历史源流进行研究，不但可以了解各民族刺绣艺术的发展历程，而且能够了解隐藏在图案表象下的一个年代。对于研究少数民族刺绣历史源流，孙佩兰所著《中国刺绣史》一书完整阐述了各民族刺绣从古至今的演变，包括少数民族刺绣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和变化。在针对刺绣艺术源流的研究中，刺绣与历史进程结合的紧密程度是需要关注的一个关键因素。在这方面，丁荣泉、龙湘平的文章《苗族刺绣发展源流及其造型艺术特征》从苗绣的起源时期——炎黄时代开始，针对不同时代进行分析与总结，集中研究了苗绣在各阶段所关注的不同主题。文章提出，苗绣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描绘的主要是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元素在苗绣作品中的比重逐渐增大，说明刺绣艺术的发展和民族与国家的历史进程密不可分。其他学者基本赞同这种观点，如，王松的《新疆卫拉特蒙古族刺绣图案色彩特征形成因素探析》，张成义、周松林、刘昌盛的《满族刺绣纹样起源考证与研究》，吴新星的《历史变迁对羌族刺绣的影响》，许静、张皋鹏的《羌族刺绣图案设计探源与分析》等文章均结合历史进程对少数民族刺绣艺术源流进行了分析。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与之前相比具有更多的现实性与实用性，在探究刺绣艺术历史源流的同时也关注刺绣当前的传承问题。韩姣在《萨满文化对满族刺绣纹样的影响》中提出，萨满文化对满族文化的发展进程有巨大影响，这也是满族刺绣艺术的历史源流之一。作者通过收集与分析资料得出结论：满族刺绣作品中的图案与萨满文化中的装饰纹样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而缪祥彦的文章《旅游与市场化背景下云南石林彝族刺绣的变迁研究》以及安秋旭的《社会转型期紫泥泉种羊场哈萨克刺绣传承研究》均从历史传承角度入手进行分析，这和当前少数民族刺绣艺术的发展趋势相契合。
结语
少数民族刺绣艺术蕴含极高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通过对以上学术成果的整理与总结可以发现，国内针对少数民族刺绣的研究成果斐然，研究方式与视角也日趋成熟。研究者注重由浅入深，从刺绣的图案、纹样入手，发掘其中蕴含的美学价值，并逐步从文化层面剖析刺绣艺术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源流，研究视角全面、内容十分丰富。与此同时，针对少数民族刺绣艺术的研究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思考：我国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地都存在各民族杂居的情况，有必要针对各民族文化融合对刺绣艺术产生的影响进行探究，当前学术界针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随着时展，我们应当从一些新的角度研究少数民族刺绣艺术。如，从经济学视角入手，探究少数民族刺绣产业化道路；或从女性主义视角入手，探索性别因素对刺绣艺术发展过程的影响；等等，这些新视角的开辟对于刺绣艺术在新时代的保护与传承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探索。
作者：徐静仪 左红卫 单位：新疆艺术学院
注释：
①田建强.蒙古族民间刺绣艺术风格探微.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8（3）.
②周乙陶.文化变迁中的苗绣.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
文化内涵论文范文6
关键词：环境设计;教育理念;三位一体;整体视角;顶层设计
一、研究概念解析
理念字面意为理性概念，在《辞海》中理念有两种解释：一是“看法、思想、思维活动的结果”，二是理论、观念、思想，上升到理性高度的观念被称为理念。在《新词语大词典》中认为理念是对事物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观念。从理念释义中可以看得出，理念不同于感性认知，是人类理性认知的成果，经历了从想法到思想的形成过程。环境设计是指在尊重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重视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需求，运用系统整体的方法对人类环境空间进行优化研究。本文中环境设计教育是指以培养学生的价值观、实践能力、学识结构为主要内容，其中价值观包含环境设计学和设计师的社会责任、伦理价值，实践能力包含实践应用和业务能力，学识结构包含学术知识与学术修养。
二、中国近20年100篇环境设计教育理念研究文献分析
中国环境设计专业名称几经更名，在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0年版）》中属于艺术学设计学专业类，被授予艺术学学位。从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到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加入生态文明建设，环境设计学科建设在60年的历史大背景下走过了从室内装饰到环境设计的发展历程[1]。环境设计教育理念多体现在实践项目中，梳理和归纳近年来环境设计教育理念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还有助于学科建设。如维克多•马戈林（VictorMargolin）曾提到设计研究的核心课程建设需要对期刊论文搜集与整理，重新阐释和评估关键文献的研究，如同社会学、人类学、文学和艺术史领域的学者所做工作一样[2]。本研究选择中国近20年来100篇讨论环境设计教育理念的论文作为分析材料，包含期刊论文、会议论文、硕博论文三种类型。
（一）题名中出现环境设计与环境艺术设计的情况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明确界定和使用“环境设计”用语，如图1所示，自2011年开始题目中出现“环境设计”的论文增长较快，2013年开始呈现显著增长态势。“环境设计”从环境视觉艺术形式拓展到环境的生态、心理、文化、信息等领域。尤其是在2018年处于顶峰，正因为环境设计研究范围和应用领域的扩大，更引起各学科的关注度和研究兴趣。另外，题目中使用了“环境艺术设计”的论文在2010年达到顶峰，在2018年也出现一次峰值，当“环境设计”得到关注的同时，“环境艺术设计”也不曾缺席，这说明学者们并未完全放弃使用环境艺术设计，而且整体来看“环境艺术设计”研究态势起伏较多，但具有持续关注度。另外，以“环境设计”与“环境艺术设计”为题的论文关注热点不同：使用“环境艺术设计”作为题名的论文较多关注创新思维、审美文化、设计思维、视觉艺术、地方特色；使用“环境设计”作为关键题名的论文多关注知识交叉、协同创新、工程教育、创新能力、整体系统、实践应用。
（二）教育理念关注热点的归纳与分类
本文通过分析论文核心用语以找到研究者关注的热点，100篇论文包含205组关键词，如图2所示，一是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是环境设计教育关注的热点；二是通过校企合作、产学研统一、市场需求等途径，强调设计的实践应用；三是形成了整体、综合、系统、多元、协同的认识方法；四是提出了可持续、价值观、本土化等思想观念。近20年来环境设计专业教育理念可以归纳为“知识结构、实践应用、价值观念”三个层面。基于前文研究结论，结合图1所示“环境艺术设计”与“环境设计”题名出现的峰值年份，选择2006年、2010年、2013年、2016年、2018年5个峰值节点，从“知识结构、实践应用、价值观念”三个方面观察各时间节点的理念发展情况。如图3所示：一是知识结构方面不断丰富，逐渐关注多学科交叉、关联、协调以及智性教育，拓展了环境设计教育的多维语境。2018年环境设计教育文献呈现更科学、更多元、更理性的视角，更侧重从整体视角构建教育教学模式，避免局限于已有的教育教学框架中。如借鉴CDIO（Conceive-Design-Implement-Operate）、OBE（Outcomes-basedEducation）等现代先进的教育理念；二是实践应用的目标不断明确，逐渐关注市场需求、职业能力、居住需求等客观条件，运用实践基地、校企合作、工作室制、科研项目等方式；三是价值观念方面不断多元，形成具有不同视角的多维价值判断范畴。
（三）从教育理念关注热点看问题
一是环境设计专业界定与专业特色模糊。伴随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环境改造与城市建设快速发展，专业招生规模随之扩大但环境设计专业教育建设不完善。从“环境艺术设计”到“环境设计”用语的转变并不是学科内容的彻底转变，环境设计应避免在多元化研究方法的浪潮中迷失学科方向。二是环境设计专业教育过程和体系不完善。在教育传授者和组织者方面，现实问题是理论与实践脱节、专业趋同化、教学手段单一、课程设置不系统等。在教育接收者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是专业能力、理论意识、创意思维以及科学理性思维的欠缺，在设计素养、文化素质、综合素质、职业素养、社会责任感方面有待加强。三是环境设计教育研究缺乏整体思维。环境设计具有“艺术”与“科学”双重含义，学者们基于理论研讨与教学实践提出丰富的学术成果，但较多关注环境设计专业教育的某一阶段特征或某一部分结论，缺少对环境设计教育教学体系化和整体化认识。综上分析与讨论，环境设计的专业界定与未来发展、环境设计教育教学过程、环境设计的整体思维等问题都与教育理念密切相关，作为顶层设计的教育理念不容忽视。
三、借鉴清华大学“三位一体”教育模式
前文通过分析中国近20年环境设计专业教育理念的研究文献，归纳关注热点、主要内容及类别，“知识结构、实践应用、价值观念”共同构成环境设计教育理念的框架。本文进一步借鉴清华大学“三位一体”教育模式的经验和优势，为环境设计教育理念的探讨提供实践依据。
（一）清华大学“三位一体”教育模式概述
基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清华大学综合改革方案》，清华大学在2013年第24次教育工作讨论会上确立以“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为核心的教育模式。在《清华大学关于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清校发[2014]29号）确立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作为总体目标。在清华大学“三位一体”教育模式中，将价值塑造放在首位，培养学生具有健全人格、社会责任、国家精神，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为学为人并重的宗旨；其次是能力培养，引导学生全面发展，注重创新思维能力；最后是知识传授，注重培养学生具有宽厚的学识基础。2017年，谢维和在“清华教育理念”系列报告会中，指出价值塑造是清华大学本科教育的基本原则与定位，是人才培养的首要目标，价值塑造处于三位一体培养模式的第一位。杨斌提出“三位一体”育人理念与清华大学办学传统一脉相承，并指出清华大学“三位一体”已得到广泛共识，而且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践行“三位一体”教学理念需要更加明晰其中价值、能力、知识的内涵，探索将理念在实际育人过程中落地和深入的途径和方式。
（二）清华大学“三位一体”教育教学成果与实践经验
自2013年实行以来，清华大学“三位一体”教育模式已经在多个学科取得有效教学成果，并获得学校和社会的认同。“三位一体”教育理念如何落实到教学实践中？根据2018年清华大学召开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汇报会的内容，有11位教师在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实验教学、教材建设、毕业设计、通识教育等方面具有一定教学成果和经验。以“创新创业、创新人才、体育教育、通识教育”实践经验为例，如表1所示，围绕产业与技术建设跨学科平台，实现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探索，如图5所示创新创业训练“三位一体”框架，构建“三位一体、三创融合”的创新创业训练体系；将“价值塑造”嵌入培养体系，构建全过程培养体系；通过开发“4+2+2”教学模式，强化“引导”和“督促”，实现全方位体育教育；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文理相长与通专融合探索创新融合教育。
四、构建环境设计“三位一体”教育理念
“三位一体”模式已在多领域取得了广泛认可和成效，三位一体模式对环境设计教育具有借鉴作用。本文在借鉴清华大学“三位一体”教育模式的同时，结合环境设计专业内涵以及专业发展，从内涵、内容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探讨环境设计“三位一体”教育理念。
（一）环境设计“三位一体”教育理念的内涵
环境设计“三位一体”教育理念是在尊重自然、人文、历史背景下，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为任务，培养学生优化与改造人类空间环境的学识及专业能力，核心是对学生价值观念、专业能力、学识基础的培养。在以往环境设计教育教学过程中也有相关理念的提出与应用，如以市场需要为导向的“教学、产业、研究”三位一体的工作室制，“产、学、研”三位一体模式强调实践与创新，强调社会项目的参与。人居环境科学研究领域从学科结构关系层面将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作为“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人居环境科学的主导学科。环境设计“三位一体”教育理念不仅以产业、市场、项目为导向，更侧重立足教育教学视角，重点关注教育教学过程中传授者、组织者、接收者。
（二）环境设计“三位一体”教育理念的内容
本文基于对环境设计“三位一体”教育理念的内涵与核心分析，借鉴各学科“三位一体”教学理念与成果，如图6所示，进一步探讨“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学识传授”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关于价值塑造方面，主要通过人本教育、智性教育、教师素养提升、多元化教学资源、人文素养、国际视野、情境教学等方式，培养学生具有完善的人格价值观念、职业价值观念、人文价值观念三个层面。人格价值观念有“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职业价值观念有“职业道德、团队精神”，人文价值观念有“传统文化思想、本土文化、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自然鉴赏”。关于能力培养方面，主要通过建设实践基地、科研项目、校企合作、工作室制、双导师制、教师实践、签约制、设计竞赛等方式，培养学生专业能力、职业能力、应用能力。专业能力有“创新能力、审美能力、设计能力”，职业能力有“实践能力、技术能力、协调能力、分析能力”。关于知识传授方面，主要通过整合学科资源、智慧教育、智性教育、科研项目、建构知识体系、提高教师素质、非线性课程、情境教学、互动型教学、个性化教学、认知主体主动构建、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等方式，培养学生具有厚基础、高文化素质、开阔视野。
（三）环境设计“三位一体”教育理念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学识传授”共同构成了“三位一体”教育理念的主要内容。“三位一体”教育理念与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如何？一是各部分的现实应用都与“三位一体”教育理念相契合，避免仅强调某一部分或某一阶段的意义，而是以教育理念为主导，具有更包容、更多元化、更整体视角，对环境空间研究理念和方法进行思维升级；二是将价值塑造放在首位，价值塑造渗透进“能力培养与学识传授”过程中。价值塑造影响“能力培养、学识传授”的方向，价值塑造融贯于能力培养与学识传授过程中。学识传授是“价值塑造及能力培养”的基础条件，能力培养是环境设计教育的专业特点，能力培养是“价值塑造与学识传授”的落脚点。
五、总结
文化内涵论文范文7
由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四川大学俗文化研究所、浙江省敦煌学会、甘肃省敦煌学会等单位主办的“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纪念周绍良先生逝世三周年学术研讨会”2008年8月21~23日在兰州举行。来自北京、浙江、四川、重庆、江苏、甘肃、台湾等地区的60多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颜廷亮主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项楚致开幕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范鹏代表主办方致辞。周绍良先生的女儿周启璋、周启瑜和侄女周小鹃(代表其父周榘良先生)参加了会议,周启瑜还代表亲属作了《蕴深情于小书———追思我的父亲绍良先生》的发言,饱含深情地讲述了她整理父亲所收藏的当代学者赠书签名本时的所见所感,可作为献给中国现代学术春秋的一枝奇葩。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顾问程毅中、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发来了贺信。 1909年8月,法国伯希和来到北京,出示他从敦煌王圆箓处得到的石室写卷数十种。著名学者罗振玉看完写卷后即写出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记录了所见敦煌遗书12种,书目31种,其中介绍了《冥报记》《秦妇吟》及《陈子昂集》等文学作品。而另一位著名学者王仁俊则用四天的时间抄录伯希和携卷中有关历史、地理、宗教、文学的文献30篇,每篇后加上按语,编辑成《敦煌石室真迹录》。中国敦煌学和敦煌文学的研究正式拉开了帷幕。一百年来,在以中国学者为主体的中外学者共同努力下,敦煌文献得到全面系统的公布、影印和校录,出版了数以百计的研究论著和数以千计的研究论文。作为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语言文学更是以其起步早、研究队伍壮大、成果丰硕而为学界关注。百年之后,中国的敦煌学家聚集在敦煌学的故乡,缅怀几代学人对敦煌学的卓越贡献,总结百年来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历史,讨论其研究现状,展望未来发展,倍感历史赋予之责任重大、光荣而神圣。 周绍良(1917~2005)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家、文献学家和佛教研究专家。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88年8月24日,周先生接替姜亮夫先生出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会长,为推动我国敦煌语言文学的研究做出巨大贡献。他校录了我国第一部变文集《敦煌变文汇录》(1954年),编录了《敦煌变文论文录》(1982年)、《敦煌变文集补编》(1989年),主编《敦煌文学作品选注》(1987年)、《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1994年)、《英藏敦煌文献》(佛经以外部分,1990年)第一、二卷及《唐代墓志汇编》(1992年)。发表敦煌文学研究论文数十篇,像《谈唐代民间文学》《唐代变文及其他》《读变文札记》等论文,就敦煌文学的分类、体制特点及具体作品的体性认定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学术观点对我国敦煌文学影响甚大。 会议共进行了6场学术研讨,分别由李正宇(敦煌研究院)、张鸿勋(天水师院)、郑阿财(台湾南华大学)、张涌泉(浙江大学)、朱凤玉(台湾中正大学)、郑炳林(兰州大学)、李并成(西北师范大学)、伏俊琏(兰州大学)、高启安(兰州商学院)、刘进宝(南京师范大学)、马德(敦煌研究院)、杨秀清(敦煌研究院)等主持。本次研讨会收到论文54篇,其中文学类论文25篇,语言文献类论文15篇,历史文化类论文12篇,还有敦煌藏文文献研究论文2篇。周绍良先生与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是大会讨论的主题之一。颜廷亮的《悼念永生难忘的导师周绍良先生》用充满情感的语言追忆了周先生指导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往事,尤其是编写《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学概论》的过程。这两部由周先生为顾问、颜先生为主编的著作,由全国敦煌文学研究的十多位专家撰写,代表了我国敦煌文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刘进宝《略述20世纪80年代甘肃敦煌文学研究的卓越成就》则详尽地叙述了20世纪80年代甘肃敦煌文学研究的成就,可作为颜文的补充。许多先生发言中都深情地追忆与周绍良先生的交往和对他的缅怀与敬仰。 敦煌变文、俗赋、通俗诗、歌辞、小说都是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项楚《从印度走进中国———敦煌变文中的帝释》通过佛教中的“帝释”与中国固有的天帝及道教中的最高神祇相融合,最终成为中国民间信仰的神灵,这一踪迹的探讨,以证明中国文化接纳外来文化的包容性。张鸿勋《从它山攻玉看俗讲变文研究的新拓展》对国人关注较少的日本敦煌俗讲变文研究情况进行了点评,让我们获得了俗讲变文的另一种文化解读。刘亚丁(四川大学)《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手稿研究所及敦煌文献的入藏和研究》一文叙述了东方手稿所的历史沿革和敦煌文献入藏该所的原始,重点介绍了俄国学者敦煌文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也值得借鉴。郑阿财的《唐五代道教俗讲活动与遗存》用大题材料钩稽了唐五代道教俗讲的活动,尤其是在敦煌文书中关于道教俗讲的遗存,可作为向达先生《唐代俗讲考》的补充。 伏俊琏的《先秦两汉“看图讲诵”艺术与俗赋的流传》通过对中国早期故事图画和看图讲故事形式的考察,以证明变文的中国文化源头。马德的《敦煌绢画上的“邈真”与“邈真赞”》向人们展示了敦煌绢画中大量的供养人像(原题“邈真”)和功德发愿文(原题“邈真赞”)这种画赞结合的艺术形式。王晶波(西北师范大学)《敦煌文学中的死而复生故事及其文化内涵》把敦煌文学中的死而复生故事分为三种类型,分析它们所蕴含的社会宗教文化内涵及其意义。李正宇(敦煌研究院)《试释敦煌汉简教诲诗》对敦煌汉简中的一首西汉佚诗进行了重新解读。 朱凤玉《敦煌写本〈祭驴文〉校释及其文体考辨》回顾了《祭驴文》的研究历程,对照原卷重新校录,并吸收已有的成果详加校释,并从用韵、句式、表现手法等方面对其“赋体之文”的特征进行了深入考辨。何剑平(四川大学)对国家图书馆藏BD00950写卷《维摩经》的一种“解疏”进行了校录,向我们展示了一篇类似于讲经文的富有文学性的文体。高国藩(南京大学)分析了敦煌本《汉将王陵变》中的四位人物形象,汪泛舟(敦煌研究院)对敦煌四篇偈赞进行了重新校录和考释,王志鹏(敦煌研究院)通过敦煌联章歌辞探讨佛教对民间歌唱体式的吸收与发展,周延良(天津师范大学)对敦煌《云谣集》与《花间集》两种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词集所包含的文化类型进行了比较研究,王勋成(兰州大学)对敦煌写本《离合诗》重新考释,巨虹(甘肃社会科学院)对敦煌词《谒金门》“开于阗”的创作年代进行了考察,而杨雄(三峡学院)辩证地分析了敦煌文学中雅与俗之关系,杜琪(甘肃社会科学院)则对敦煌文学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探讨。#p#分页标题#e# 本次研讨会也提交了有关敦煌语言研究的论文。周掌胜(杭州师范大学)通过敦煌文献词汇的考察,说明出土文献对大型词典的编纂和修订的意义。董志翘(南京师范大学)的论文对敦煌社会经济文书中的一些词汇语法现象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蒋宗福(四川大学)则对敦煌写本中唐五代韵书中的语词进行了考释。叶贵良(浙江财经学院)对敦煌道教文献《本际经》的现代录文进行了补正。张勇(四川大学)对《燕子赋》中的三个词语进行了详细的索解。李茹(敦煌研究院)对俄藏敦煌写卷中“新样”一词作了新的训释。还有数篇论文讨论敦煌吐蕃文献。张延清(敦煌研究院)就吐蕃统治时期藏文在敦煌的推广和使用情况进行了叙述,勘措吉(敦煌研究院)则对敦煌吐蕃语言文学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综述。 学科交叉研究一直是敦煌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本次研讨会上,也提交了有关历史学、文献学、文化学等方面的学术论文。 杨宝玉(中国社会科学院)着意探讨了敦煌小说《持诵金刚经灵验记》之题记的文化史、宗教史及其与敦煌地区史的研究价值。郑炳林、李强对敦煌类书《籝金》的编辑目的、成书时间、选材标准、体制特点等进行了分析和考证。杨秀清对伯3750卷《残书信》进行了校录,对其中提到的几个人名,尤其是涉及归义军与中原王朝关系的重点人物王敬翼进行了考证。冯培红(兰州大学)则对晚唐刘允章的《直谏书》与敦煌写本所抄中唐贾耽的《直谏表》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对比,以考证二者的真实性及这一文本从中原到敦煌流传过程中的种种变异。梁红、沙武田(敦煌研究院)对王道士用流水冲疏莫高窟下层积沙的情况进行了考证,这就涉及藏经洞的发现方式和时间等问题。 谭伟(四川大学)把敦煌写卷中的《祖师颂》与《祖堂集》中的净修禅师赞进行比较,论证后者源于前者,并考释二者的文字异同。邰惠莉(敦煌研究院)对吐蕃时期汉文写经纪年用法进行了归纳和考述,杨富学(敦煌研究院)则对回鹘佛教与印度神话的关系进行了考察。 张涌泉《〈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前言》论述了编校《敦煌文献合集》的意义、分类、体例等问题。刘雁翔(天水师范学院)对现代著名学者冯国瑞有关敦煌写经与吐鲁番文书的题跋一一叙录,其中不乏精当的考证。赵红(南京师范大学)则对南京师大文学院藏敦煌《妙法莲华经》残卷进行了校勘,对其抄写时代进行了考证。刘黎明(四川大学)对敦煌写卷中所存佛教密宗“启请文”进行了梳理,并与现存陀罗尼经幢上的启请文进行了比较研究。李并成、杨发鹏《“草圣”张芝其人其书》利用敦煌文献及相关史料,对张芝的籍贯、学习书法的情况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徐小卉(兰州商学院)则对新世纪最初五年内甘肃敦煌学研究的情况做了总结。张先堂(敦煌研究院)通过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的发展演变考察敦煌佛教史,高启安对敦煌文献中记叙的食器“马头盘”的形状功用及东传日本的考察,李金梅、路志峻(兰州理工大学)对中古时期胡旋舞的考释,都是饶有兴味的研究题目。
文化内涵论文范文8
关键词：乡村振兴；文献计量学；乡村发展；文献分析
2017年党的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农业农村的发展摆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位置进行决策部署，以达到2020—2035年显著缩小城乡差距、迈向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需要充分认识这一战略的重大意义，而且需要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目标任务及实施路径，这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效率[1]。研究乡村振兴问题，可以向上追溯到乡村发展、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有关文献[2]。自党的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出现了对乡村振兴的多方面的诠释，关于乡村振兴的文献日益丰富，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见仁见智，形成了一系列的丰硕成果。为了了解我国学者关于乡村振兴研究的全貌，追踪相关领域研究的总体发展情况及动向，帮助相关学者把握研究的发展方向，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对“乡村振兴”相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如每年的发文数量、主要发文期刊、高频关键词、主要作者和主要研究机构及最具影响力的论文等作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呈现我国乡村振兴研究的整体现状和发展脉络、研究基础、当前研究的热点和发展趋势，摸清该领域的活跃作者群、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分析出主要研究机构及其影响力情况、最具影响力论文的研究内容和方向，以期为从事乡村振兴领域研究的学者提供信息支持和决策参考，也为探索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一定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基础。
1文献来源与选择
本文通过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获取研究数据。具体检索方法是：选择主题字段，以“乡村振兴”作为检索词，选择来源期刊类型为SCI来源期刊、EI来源期刊、核心期刊、CSSCI和CSCD来源期刊，以保证论文质量的可靠性。共检索到2827条检索结果。排除会议信息、相关报道和通知通告等非期刊论文后，共得2795条检索结果。检索时间为2019年12月30日。
2统计与分析
2.1论文年代分布。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于2017年，所以相关文献起始于2017年（25篇），2018年、2019年发文数量迅速增长，分别达到1004篇和1757篇，另外9篇论文属于2020年优先出版。这一变化表明此战略目标一经提出，就掀起了研究热潮，吹响了我国乡村振兴发展的新号令。
2.2学科分布。2795篇论文按CNKI的分类体系进行大致归类，部分论文有学科交叉，但归类时一篇论文只归到其中一类。2795篇论文以经济管理和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与自然科学略有交叉。经济管理类的论文数排第一（1612篇），占了57.67%，其中又以农业经济为主（占90.55%），其他涉及的有经济理论与体制机制、财政金融、创业、电商、旅游餐饮服务等领域。人文社会科学类的论文数排第二（552篇），占19.75%，涉及的有农村人才与教育、法律法制、农村社会学、乡村治理、乡村文化、乡风民俗、乡村历史发展、地理等。党政类的论文排第三（408篇），占了14.60%，主要涉及政党、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等。哲学与宗教类论文数排第四（101篇），占了3.61%。论文数排第五的为农村科技（95篇），占了3.40%。其余少量论文分布在基础科学（0.43%）、信息科技（0.29%）、医疗卫生（0.28%）等。
2.3研究主题分析。通过分析文献的高频关键词可以发现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一般来说，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反映了某一时期的学术动向与学术热点。本文对一些相近的关键词进行了合并，如城乡融合、城乡关系、城镇化合并到城乡融合。除了与本研究主题高度重合的关键词“乡村振兴”外，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有城乡融合与城镇化、精准扶贫、乡村旅游、“三农”问题、乡村文化、新型职业农民、乡村建设与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农村建设与改革、农村现代化、村民自治等。
2.4发文期刊分析。对相关研究领域的期刊进行分析可为研究人员阅读和选择投稿提供参考。2795篇在469种期刊上，发文量超过30篇的期刊有《人民论坛》（178篇）、《农业经济》（136篇）、《农村经济》（58篇）、《农业经济问题》（42篇）、《中国金融》（32篇）、《地理研究》（30篇）、《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0篇）。篇均被引较高的期刊是《中国农村经济》（24.50次）、《改革》（20.41次）、《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2.46次）、《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20次）、《农业经济问题》（11.17次）。
2.5发文作者分析。发文6篇（含6篇）的作者信息如表1所示。这19位作者是我国乡村振兴研究的高产作者群。其中发文量较高、影响力较大的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刘彦随，发文16篇，篇均被引高达25.69；其次是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的贺雪峰，发文10篇，篇均被引为21.70。其他较有影响力的高产作者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叶敬忠，发文6篇，篇均被引为19.83；南宁师范大学的屠爽爽，发文10篇，篇均被引是13.50；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陈秧分，发文6篇，篇均被引为14.33。
2.6发文机构分析。21所机构中除3家研究所外其余均为高校，可见高校是我国乡村振兴研究的主体。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农村发展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等机构是我国乡村振兴研究产出的主要机构。论文产出量及影响力较高的机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44篇，15.14次/篇）、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56篇，11.8次/篇）、北京师范大学（34篇，12.44次/篇）、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22篇，17.41次/篇）。表2列出了发文量超过30篇的前15所机构信息。
2.7高影响力论文分析。我国乡村振兴研究被引次数最高的论文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刘彦随发表于《地理学报》2018年第4期上题名为《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一文，被引次数为320。该文探讨了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基础理论，剖析了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问题导向的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科学途径及研究前沿领域。[3]被引次数排第二的论文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的叶兴庆发表于《改革》2018年第1期上题名为《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论纲》一文，被引次数为230。该文指出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与新农村建设的总要求在内容上相比，前者内容更加深化。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①从“生产发展”到“产业兴旺”，要求农业农村经济更加全面繁荣发展；②从“生活宽裕”到“生活富裕”，要求持续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农民消费升级、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③从“村容整洁”到“生态宜居”，要求促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农业农村；④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要求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新体系。该文提出在城乡二元结构仍较为明显的背景下，要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跟上国家现代化步伐，必须牢牢把握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两大原则。[4]被引次数排第三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张军发表于《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1期上的题名为《乡村价值定位与乡村振兴》一文，被引次数为186。该文全面阐述了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和国内外实践现状，探讨了乡村价值提升和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体系，包括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福祉建设和政治建设等内容。不仅提出了在国家层面上制定“乡村振兴法”，编制乡村振兴规划，设置乡村振兴机构，采取主要领导负责制，还提出在制度层面上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彻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为突破口，创新乡村振兴体制机制。[5]从内容上看这三篇论文均涉及到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基础和内容内涵的理解、城乡二元结构、中国城乡融合，以及乡村规划、乡村治理的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等问题。这些都是我国乡村振兴研究较具代表性、影响力的基础性论文，对后续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