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陶刻的文化内涵

紫砂陶刻的文化内涵

 

宜兴紫砂有一个独特的现象,自明迄今,诸多文人参与了紫砂陶的设计、书法、题诗、绘画、刻章,与陶艺师们共同完成每件紫砂陶器的制作。由于文人的文化修养与创作灵感体现在器物造型上,题诗镌刻提升了壶的观赏价值,由起初的以壶寄情,进一步提升到了“字依壶传”、“壶随字贵”的境地。历代较著名的题诗镌刻者有陈曼生、董其昌、郑板桥、任伯年、吴昌硕、唐云、亚明、冯其庸、黄宾虹、陈十发等等,这些文人对宜兴紫砂文化内涵的扩展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宜兴紫砂陶刻是在紫砂泥制成坯后,在坯体上进行刻字画来表达意境。由于紫砂陶坯具有良好的可塑性,艺人们易于在紫砂陶上进行雕刻,无论魏碑、篆、隶、汉瓦、草、钟鼎铭文等各种书体,还是花卉、虫鸟、人物、山水等国画白描,都能在设计者的构思下巧妙地融入紫砂陶的创作中,表达特定的哲理或寄予情思,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被称之为“陶刻语言”。准确把握“陶刻语言”将大大提高紫砂陶的艺术品位,从而提高紫砂陶本身的价值。   紫砂陶品成为了汇集国粹、文学、书法、绘画、金石于一体的物质载体。实际上,正如说话要看对象、识别场合一样,“陶刻语言”并非是把国粹、文学、绘画、书法、金石等艺术进行简单堆砌,而是以适当的表达为依据综合运用。以民国时期储铭制作的紫砂“德钟壶”为例(见图1),此壶以简约、清逸的书法陶刻装饰,壶身的一面铭刻:“阳羡新春能解虑,香浮雀舌助我诗。宜持氏制”,另一面则刻有:“东坡旧制,陆羽新经。圣夷”;壶底有篆书印款“龙溪山人”;盖内有篆书印款“储铭”。陶刻内容简洁,保持了紫砂“陶刻语言”的单纯度,具有文人意味,这是中国文化的体现,也是紫砂陶刻之大道和生命力所在。“德钟壶”的造型取自“盅”型,圆型平钮与器身形似。壶颈修长,大口盖,壶盖微微鼓起,而盖上的一条细线作为装饰真是神来之笔,细线的厚薄、宽窄、位置已经达到不可做任何改动的程度。直流嘴规整有力,耳形圈把拿捏平稳。整体上看,此壶稳坐如钟,厚重如山,有清正直谏君子之风度,君子当以有为之心,修有为之业,德行天下,兴我中华,故名“德钟壶”。   “陶刻语言”有个重要的原则,要求切题、切壶。“德钟壶”的铭文“阳羡新春能解虑,香浮雀舌助我诗。宜持氏制”言简意赅,宜兴在秦汉时期称为“阳羡”,由于古今文化的差异,在古时候“阳羡”可以借指宜兴出产的茶。两句诗文本身具有首创性,意思是说:早春喝宜兴出产的雀舌新茶可以化解我的忧愁,悠悠的茶香能为我写诗助兴。诗文里头包含着茶文化,早春大地回春、万物复苏,人体和大自然一样处于舒发之际。雀舌新茶性温,此时喝雀舌新茶可以散发漫漫冬季积郁于人体之内的寒气,促进人体阳气生发。雀舌新茶香气清高、滋味醇爽,令人精神振奋,可消除春困,提高人体机能效率,怪不得能使人诗性大发呢。“德钟壶”另一面的铭文“东坡旧制,陆羽新经。圣夷”也是有深意的,东坡是指北宋大诗人苏东坡,苏东坡对于茶叶、水质、器具、煎法都颇有讲究,也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咏茶诗词。   此外还有东坡本人亲自制作茶壶烹茶的传说,后人称其制作的壶为“东坡提梁壶”。而陆羽在茶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他的著作《茶经》为唐代中期茶文化和茶文学的创作起到了倡导作用。壶艺和茶文化本来就是相互依存、共同推进的关系,“德钟壶”提到的东坡和陆羽两人都是壶文化和茶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此外,“陶刻语言”要求表现出浓烈的刻味。刻味应是简约而不简单、精微而不琐碎、粗放而不粗俗。刻味和篆刻的技艺有关,具体操作取决于刀功的水平。用刀应表现为沉重、痛快、爽利,一刀下去要求意到刀到,深浅、行速、节奏恰到其位,并且兼顾内涵。有人称陶刻为“以刀”,其实这不是简单的“以刀”,因为刀替代不了笔,但是准确的刀法可以表达笔意。   欣赏“陶刻语言”也应当注重看刀功的表现,这样才能体味出作品浑厚而有深度的韵味。强调刀功,其实就是强调紫砂“陶刻语言”表现力的体现。由刀功看书画、思哲理、悟人性,方能欣赏到“陶刻语言”的真谛,产生思想共鸣,令你感受美的满足,这就是深层次的艺术鉴赏。   紫砂的“陶刻语言”具有浓郁的中国文化元素,是紫砂艺人的创造个性和艺术作品交融的产物,是紫砂艺术创造性成熟的体现,也是作品达到较高艺术水准的标志。因此,“陶刻语言”的继承和发展对紫砂艺术的日益精进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