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下云冈石窟的佛教服饰

传统文化下云冈石窟的佛教服饰

摘要:佛教作为汉代时传入中国的外来宗教,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碰撞中,逐渐中国化,而作为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的服饰成为佛教中国化的一种符号。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文化遗产群就是北魏时期佛教与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完美融合。本文通过石窟佛像与服饰的搭配分类及举例,对佛教服饰的内涵和意义这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关键词:传统文化;北魏;云冈石窟;佛教服饰

学术界和佛学界一致认为,汉明帝时佛教正式传入中国,至此佛教在中国开始了自己的中国化进程。东汉至魏晋,佛教经典的翻译为佛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提供了土壤,佛教开始初步流传;到三国时,佛教依托玄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西晋时期,因为社会动荡,贵族士人乃至平民纷纷期望从佛教中找到精神依托,佛教在南北方都开始盛行;东晋及之后南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推进和人民的需要,佛教在社会中已经深入人心,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译经与文学活动相渗透,佛教艺术如佛像绘画、佛寺建筑、石窟艺术、佛教音乐等都逐渐盛行。特别是石窟艺术成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标志。著名的有敦煌的莫高窟、山西云冈石窟、河南龙门石窟等,这些都是璀璨的佛教艺术瑰宝,也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本文选择云冈石窟中的佛教服饰进行研究,举例对其中的分类和特点进行说明。目前,关于云冈石窟的研究,多数都是关于考古学和地理学方面的研究论文,而纯粹的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少。但实际上,云冈石窟是传统文化多维度的集合点,不仅有佛教文化,而且还有传统服饰文化、传统音乐、舞蹈文化、多民族文化等,因此,本文以云冈石窟佛教服饰为切入点,进行分析和研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当时,帝王非常重视佛教,佛像艺术就是官方组织修建的,云冈石窟作为四大石窟之一,其佛像风格是佛教与服饰的完美融合。

一、石窟佛像与服饰的搭配分类及举例

(一)早期—印度服饰化(以袒肩式和通肩式为主)

佛教盛行与服饰搭配方面有密切关系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另一方面也说明佛教与当时中国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服饰文化的显著特征是外族风格与本土风格结合。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为汉族服饰带来了许多色彩上的变化。比如佛教一些常用的图案,如莲花纹、忍冬纹等,都被用于云冈石窟的佛像服饰设计中,这体现了宗教与文化的融合、社会与生活的和谐统一。以云冈石窟中的佛像服饰举例,不同风格佛像的服饰特点各异,基本无一重复,这使得云冈石窟的佛像服饰文化产生了很高的研究价值。袒肩式细分为袒右肩式、偏袒右肩式、斜披络腋式,其特征是袒露右肩或者右臂,穿着形式为一整块布料缠裹,袈裟左侧由左肩斜披下垂,右侧斜搭右肩一角,袒露右臂,这也是当时印度流行的服饰(参见慧远:《沙门袒服论》),而“通肩式”是将宽敞轻薄的长衣贴在身上,领口由右肩下滑至上胸回转,上披左肩,衣纹成舒缓流畅的弧线形。这种披裹全身、衣缘飘垂的宽大外袍是印度北部犍陀罗地区在贵霜王朝时期(1~4世纪)受古希腊影响而形成的服饰。比如,云冈石窟的早期洞窟佛像上这样的服饰很多。昙曜五窟即早期的云冈石窟佛像建造代表。当时最高统治者将佛教作为统治手段,因此,这五窟的建造反映了同时代佛像设计的最高水准。在早期的佛像造型服饰上,多以雄浑、伟岸的印度造像作为特点,因为当时北魏与西域的佛教文化进行了碰撞与交融,鲜卑族积极汉化,当然也接受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图二)。

(二)过渡期—服饰胡化

北魏时鲜卑族统治中原,他们带来了鲜卑族的文化。虽然,鲜卑文化最终还是汉化了,但其胡服还是对中原服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鲜卑族服饰对汉族服饰的影响是云冈石窟中期佛像的典型特征之一。《梦溪笔谈》就曾在卷一中记载:“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汉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从服饰来看,当时的胡人服饰对汉族服饰的设计是有一定影响的。北方游牧民族骑马射箭,喜欢穿靴。第7窟明窗西壁树下思维比丘画面构图为:连绵山岳间有一圣树,树下有坐禅比丘。上部一僧衣围头禅定比丘,头向树方向侧倾,坐于平面高脚凳上,凳下放一双靴子,鞋尖同向左朝树。在云冈石窟中,大多数造像足衣为裤裙遮蔽,而此图清晰地表明了当时穿靴的场景。有学者指出:“根据文献和图像资料,这一时期穿靴应该是比较流行的,不论贵族还是平民都可以穿着。”但是脱鞋赤足的习俗自古就有。江冰认为:“周代凡登堂入室,都必须把鞋子脱在户外。”“拿古人足衣来说,最先以脱袜为敬,后来不脱袜但要脱鞋,再后来连鞋也不脱,以至于将来自胡地的皮靴做了朝服,而古代之履反而成了在家闲居时的便服。唐以后不脱鞋袜的礼仪延续到今天。”其实胡化服饰就是佛教中国化过渡阶段的反映之一。从以上资料足以看出,胡服作为西域少数民族的一种服饰,与中原服饰有所不同。胡服多以短衣、长裤、革靴为其特色,原因是西域很多民族都是游牧民族,日常生活多骑射,短衣和靴子方便外出穿着。这与中原服饰惯常的长衣长袍有着很大的区别,而云冈石窟中的佛像正可以体现出这一特点,开始出现胡服与汉服共存的一个局面。这一时期的大像具有广颐、短颈、宽肩、厚胸等造型特点,表现了拓跋氏游牧民族的雄健气魄。这尊露天大佛,鼻梁与前额平直,眼大而唇薄,具有明显类似于古希腊艺术的痕迹,而长长的眼睛,更是北魏鲜卑族人长相的特殊标志。

(三)后期—佛像服饰汉化

云冈石窟是佛教中国化三个时期最生动具体的体现,随着少数民族逐渐入主中原,其风格由开始的以少数民族佛教文化为主,到逐渐吸收汉族文化,直到北魏从平城迁都到洛阳,汉化趋势发展迅速。云冈石窟是因统治者需要而开凿的,同时云冈石窟也将北魏佛教文化推到了顶峰。这一时期的佛像呈现出两种特点,一种是北魏推行汉化后,全面模仿汉人士大夫所着的“褒衣博带”,云冈石窟佛像也体现了这一特色。云冈石窟太和十三年的造像中,窟内菩萨的衣着发生了变化,上帔帛,下大裙,头戴三珠新月冠、花蔓冠,供养人的服饰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平城的云冈石窟停止了大型开凿,只有云冈石窟晚期的少量石窟是在这一时期建造的。云冈石窟后期的造像(图四),表现了鲜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极致融合。云冈石窟是从文成帝复法(453年)到孝文帝迁都洛阳(494年)后,作为北魏时期贵族与平民百姓一起建造完成的佛教石窟,从开凿到建成,前后绵延将近70年,历经早、中、晚三个时期。其间,北魏社会发展进程的变化通过云冈石窟的营造表现出来,服饰风格经历了从早期继承佛教传统服饰表现出的异域古风,到过渡期佛教服饰与西域服饰结合所呈现出的盛世华彩,再到晚期受南方影响全面汉化的修长随意,其变化记录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综上所述,云冈石窟佛像的装束,既有早中期继承印度服饰配饰的特征,又有中晚期逐渐采用中原服饰配饰的表现,两者相互对照和结合,再次印证了云冈石窟佛教服饰艺术风格过渡至中原风格的历程。

二、云冈石窟佛教服饰的内涵特色及其意义

云冈石窟中有许多富有内涵的文化元素,莲花这一元素是同时期最具特色的一种,在云冈石窟修建的年代,莲花纹饰是很罕见的,这说明云冈石窟与佛教的关系密不可分。莲花在佛教艺术中是圣洁和美好的化身,在云冈石窟的建造中,就被多次使用。佛教忍冬纹饰和佛教故事的展现,都使云冈石窟成为反映佛教文化的世界瑰宝。云冈石窟不同时期的建造与开凿特征,与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历程是相呼应的。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并不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时受到了很多阻碍,最早的佛教被统治者认为是迷惑百姓的有害文化,较为排斥。太平真君七年(446年),我国掀起了历史上第一次灭佛运动,佛教在我国的传播遭受极大打击。太武帝去世后,文成帝即位,下诏复兴佛教,正是在这时,我国第一次开始修建佛窟。此后,北魏大兴修建佛窟,在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佛教也以飞快的速度在中国发展起来。这一时期,不仅修筑佛寺、佛窟,各种译经、诵经活动也大为兴盛。佛教逐渐与儒、道两教共同成为人民精神信仰的一部分。佛教在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所以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逐渐成为中国化的佛教,成为联系各民族和联系人民与统治者的纽带。作为一种艺术,佛教文化以其独有的魅力受到统治者和人民的推崇,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进程也推动了云冈石窟的建造和完善,这两者共同为我们留下了云冈石窟佛教造像这样独一无二的艺术宝库,其包含的无穷价值值得继续挖掘。

作者:史林玉 高晓梅 单位:佳木斯大学 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