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法范文1
【关键词】社区治理;社区教育;比较研究我
国社区教育历经30余年的发展，在国家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文件指导下，走过起步、探索、实验阶段，进入深入发展期。各地社区教育发展在结合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基础上，探索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社区教育模式。但社区教育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存在一些困扰广大社区教育工作者的教育实践问题和一些理论层面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如果能跳出教育主体本位，从社区治理创新框架中加以思考，将会给社区教育带来新的发展空间。
一、当前我国社区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社区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及经费投入机制仍不明晰
1986年上海市真如中学联合附近工厂等成立“社会教育委员会”，开启我国社区教育。1988年上海市闸北区部分街道成立“社区教育发展促进委员会”，社区教育自治组织逐渐普及。1994年上海石化总厂职工大学和上海石油化工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上海金山社区学院，标志社区学院主导社区教育的阶段开始。2013年后随着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提出，各级社区自治机构如居委会等开始主导联动社区教育。[1]社区教育在30余年的发展中，不同阶段主导力量的不同，折射出社区教育的行政管理体制在30余年历程中依然不明晰，存在管理部门职能交叉和主体责任不清的问题。当前，我国终身教育尚未立法，各级政府的教育、民政、人社、文化、体育等部门都可以开展社区教育活动并进行管理。受当前行政管理体制制约，社区教育的经费划拨在很多城市通过“城区统筹”和“街道统筹”两种方式实现：一是按“社区教育示范区（县、市）按常住人口每年人均不低于2元标准设立社区教育专项经费”[2]，二是按“国家和省级社区教育实验区按社区常住人口人均不少于1元的标准”设立社区教育专项经费[3]。姑且不谈全国还有50%以上没有评为示范区或试验区的区（县、市），只能根据财政情况参考最低1元标准设立社区教育专项经费[3]，即便是全国社区教育开展较早、较好的上海市闸北区等八城区的经验，人均30元左右的社区教育经费投入，离实际需求也还有很大距离[4]。在农村，社区教育实行“县乡统筹”和“乡镇统筹”。由于农村乡镇的社区教育资源与组织力量不足，如果县乡地方财政担负不起社区教育投入，社区教育就得不到基本保障。
（二）社区教育资源整合共享机制尚未完善
社区教育资源包括公共文化设施资源、教育科研机构资源、地域文化教育资源等，但因归属不同行政部门，互相不存在隶属关系，资源建设管理中相互沟通不畅、重复低效、互相推诿等现象普遍存在。2016年6月的《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中，倡导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统筹、教育部门主管、相关部门配合、社会积极支持、社区自主活动、市场有效介入、群众广泛参与的社区教育协同治理的体制和运行机制”[5]；并对其中七个部门在社区教育建设中的职责进行了划分说明。文件颁布已经两年多，社区教育协同治理推进情况并不理想，协同治理决策机构、联席会制度、理事会等制度建立进展缓慢。
（三）社区教育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依然薄弱
我国社区教育工作者多是中小学教师、群艺文化工作者等转岗而来，进入社区教育领域后对岗位不适应、不胜任与不投入的情况十分普遍，容易依赖原有教育形态的工作思路与主观意志推进社区教育，造成社区教育“学校化”“课程化”“大纲化”的局面。[6]与民政部门推行全国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近十年来的长足发展和蔚然成风相比，教育部门还没有把社区教育专职人员的培养、选拔与准入机制的制订，放到人才队伍发展的战略设计中，更没有系统的扶持政策和中长期规划。
（四）社区教育课程开发建设思路相对狭窄
长期“以供代需”的课程开发模式，使得社区教育课程类型难以真正反映社区居民生活困难和社区发展困境的学习需求。公民素养、诚信教育、人文艺术、科学技术、职业技能、早期教育、运动健身、养生保健等课程开发较少，深度不够，职业技能类和项目体验类课程资源缺乏。能够提升社区服务人员、社区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人员服务居民能力的实践项目课程尤为缺乏。对各类社区重点服务人群开发的课程内容陈旧，专业性不强，与文明社区、和谐社区、健康社区的发展目标结合得还很不够。
二、社区教育问题的国际比较分析
社区教育在一些发达国家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已日渐成熟。对先进社区教育经验的分析研究，可为我国社区教育提供启发和借鉴。
（一）欧美发达国家树立起社区教育与社会发展共生长的理念
与我国长期把社区教育当做学校正规教育外的“补偿教育”，纳入继续教育类型的定位不同，欧美发达国家对社区教育的定位较高。北欧各国如丹麦政府在社区教育专家柯隆威等爱国者提出的“失之于外，须自强求补于内”的民众教育战略影响下，坚持人文教育为主导的价值取向，把提高民众、社区、社会的内在发展动力作为立国之本，创立了世界闻名的“斯堪地那维亚”社区教育模式，把丹麦带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7]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从社区教育是“为了社区”的教育，社区教育是“属于社区”的教育，社区教育是“通过社区”的教育等三个方面理解社区教育。尤其是美国社区教育，它的大发展，促使大批少数民族子弟和贫困家庭子弟有机会进入社区学院学习，促进了就业训练和社区凝聚。
（二）日本重视社区教育资源特别是实体机构建设
在日本，社区教育称为社会教育。与我国社区教育资源的建设管理受行政隶属关系影响，不能有效整合的情况不同，日本的公民馆、图书馆、博物馆等三大主要社区教育设施的建设主要由文部省牵头。根据《社会教育法》成立的社会教育审议会的设施分会，对于社区教育设施的使用及职能具有倡议权。创立于1946年的“公民馆”，是日本特有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结合体，功能是使社区居民提高教育水准、陶冶情操、振兴社区经济。它由学校校长、社会团体代表、知名人士组成“营运审议会”，忠实体现社区民众的意志，到1987年已发展到17510所。[9]日本国民普遍把各类学校看成社区的公共财产和文化中心，强调学校应扎根社区，使学校教育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公共事业。
（三）日本、韩国实现社区教育人员培养的专业化、职业化
“成人教育师资队伍专业化水平是影响成人学习效果的核心要素”[10]。社区教育工作的复合性、教育对象的多样性、教育方式的灵活性、教育环境的复杂性等特点决定着社区教育工作者需具备较高的职业素养和能力。因此，日本、韩国社区教育领域的专职人员都经过大学培养。国家高等教育学科领域设置社区教育学专业，注重培养具有反思能力的学术实践者，强调培养领导能力，社会政策分析与执行能力，教育项目设计、分析、规划、开发、管理和评估能力等。[11]另外，从事社区教育的专职人员还有专门的职业称谓。在日本，从事公民馆工作的称为“公民馆主事”，即主持此项工作的专门人士。韩国则统称“平生教育士”（平生教育即终身教育，“士”为一种专门行政职务）。
（四）美国推行社区教育课程开发的项目化、层次化
社区老年大学的课程在我国经常被设计成书法、绘画、摄影、烹饪、养生保健等，但是在美国却有很大的不同。如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奥瑟终身学院在2018年春季的课表中，为一部分攻读高等学历的老人们设计了包括18个主题，共计159门的课程体系。18个主题包括“兴趣与体育”“运动与健康”“园艺与景观”“舞台与布景”“财务与退休计划”“自我提升”“科学、数学与心理学”“艺术与艺术史”等，覆盖诸多学科范畴。这些课程的开发既能够协助老人们在身心上完成从“社会参与主导角色”向社区“被回馈对象”的过渡，又充分考虑到了对老人社会地位变化的心理疏导，同时还兼具再社会化的适应性和超前性。[12]通过上述比较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社区教育目前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社区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界定不清；二是教育资源的社区化实体建设不够，社区教育人员的专业培养规格不高，课程的社会性需求开发不足等。
三、明确社区教育在社区治理创新中的精准定位
促进社区教育与社区建设互动融合，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的方向和重点。[13]2016年的《关于推进社区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文件明确指出“社区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把社区教育“纳入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要求“在村（社区）开展的社区教育活动应主动接受社区自治组织的指导”。这既是社区教育对于社会治理创新的积极回应，也是抓住了社区教育内涵发展的有利契机。从国际社区教育发展趋势来看，教育主体本位型向社区主体本位型的转变，是当代社区教育的“第二次飞跃”。[13]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的命题，用于取代“社会管理”，成为党的治国理政理念。社会治理不同于社会管理，突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注重发挥公众参与的作用，主张通过协商对话、相互合作等方式增强政府与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企业、个人等其他主体的互动，协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社会治理的重心在社区。这不仅与国家治理创新首先寻求在基层的突破有关，也与社区承载越来越多的需求，能够激发居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有关。[14]社区治理创新中民政部门期望社区教育的协同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同满足群众终身教育需求，提高服务重点人群的能力；二是协同建立各种协商对话、沟通平台和途径，鼓励居民参与社区自治共治；三是协同培育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构筑社会安全稳定，增进公共福利。这三方面需求从社区教育的内涵来看，是完全可以承接的。社区性与教育性的有机结合是社区教育的本质属性和独特价值，所谓“社区为根，教育为本”。发展社区教育，不能就教育论教育，而应跳出教育看社区教育，在社区治理创新的框架中看待社区教育，立足社区，服务社区，使之成为社区治理创新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社区治理体制下社区教育发展的对策思考
通过何种制度与机制能够在当前行政体制下较快地推动社区教育融入社会治理，还需要客观揭示有效的路径、方法与技术。
（一）积极推进社区教育领域政府购买服务的试点工作
《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文件明确建议：“推动社区教育服务社会化，推进社区教育领域政府购买服务的试点工作，探索通过政府购买、项目外包、委托管理等形式，吸引行业性、专业性社会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和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参与社区教育。”政府购买服务的试点工作，民政部于2012在全国广泛推广。六年多来的实施效果证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既有利于形成协调有力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管理体制，社会工作服务标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工作服务质量得到提高；还培养出了一支高素质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发展壮大了一批治理科学、服务专业、作用明显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使社会工作服务的范围、数量、规模和质量都更加适应和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专业化的服务需求。社区教育领域政府购买服务的试点工作可以尝试两种方式推进：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比较好、社区教育基础比较成熟的城市，社区教育主管部门可以把市、区、街道的社区教育专项经费和配套经费进行合并管理，鼓励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捐助社区教育，根据社区治理中比较突出、比较迫切的群众教育需求，分解设立若干教育项目，向社会公开招标。通过购买社区教育服务，评估服务绩效，提升社区群众满意度，扩大社区教育的社会影响力。对于经济条件比较薄弱的县乡（镇），社区教育服务中心或社区教育学校可以通过注册非营利社会组织，成为民政部门等政府购买服务的竞标方，主动承接社区治理服务中有关公民素质提升、社区文化生活建设、自治组织培育培训的项目等，“借船出海”，成长为社区治理多元主体中的一体。
（二）完善制定社区教育联席会的议事规则，推动社区教育资源整合
现行社区教育联席会大多沿用行政办公会议的方式，不利于调动社区教育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决策的科学规范性和实施积极性。建议借鉴城乡社区治理中制定社区居民“议事会规则”和乡村“村规民约”的做法[15]，充分考虑协商议事的合法性、公平与效率、平台设计和多阶层参与，从社区总体发展规划中合理使用社区教育各种资源。我国台湾地区开展“社区营造”，非常注重多方协作的参与模式。“新社区六星计划”共28项施政计划，“教育部”“文建会”“经济部”“内政部”“环保署”“农委会”“原民会”“客委会”“卫生署”9个部会协同达成“人、文、地、产、景”和“健康照顾”六方面目标。在该计划中，社区教育学习体系的建立成为社区发展的核心，当做社区营造的“发动机”。[16]
（三）联动社区服务多元主体，组建开放的社区教育师资团队
社区服务的主体既有政府、社区、社会团体，又有企业、学校、社会媒体、学术研究单位、非盈利组织、社区居民等。这些多元主体提供的服务形式和内容丰富多彩，针对的目标人群也各有差别，其中需要涉及的知识能力范围远远超出社区学校（学院）教师的专业领域和经验视野。作为社区教育的利益相关方，这些主体中不乏热心社区教育人士。建议吸纳选聘一部分理论和实践兼备的行业资深人员加入社区教师团队，成立名师工作室或组建项目工作室、团队工作室等，合作开展才艺展示、鉴赏评析、参观游学、读书沙龙等多种社区教育活动，推广团队学习、体验学习、远程交互学习等模式，让更多“平凡”的人，通过社区教育的平台也能出彩，激发社区学习动力，营造“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学习型社会的开放格局。
（四）关注社区服务重点人群，培育发展社区精英和自治组织
社区服务的重点人群集中在弱势群体，如老人、儿童、青少年、妇女、残疾人及进城务工人员等。社区教育应该通过教育的赋权增能，改变他们参与社区治理的弱势地位，提升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让他们能切实感受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成果给个人及家庭带来的美好变化。但弱势人群普遍文化程度低，对陌生人不易建立信任感，建议社区教育实施单位从社区居民中选拔威信较高的“群众领袖”，到社区学校（学院）定期进行社区治理和社区教育能力的专题培训和实操训练，直至培养成具有社区教育和宣讲示范能力的“社区精英”后，给予一定薪酬津贴，让其回到所在社区协助建立居民学习小组或学习圈，及时反馈重点服务人群的学习满意度和社区参与度变化，参与设计个别化学习项目内容。等到社区重点服务人群学习信心养成，居民学习圈条件成熟，社区学校（学院）就可以帮助这些社区精英申办社区教育服务站，培育服务站点成为社区居民终身教育学习的自治组织。至此，社区教育才算完成教育全过程的闭环管理，成为社区治理的核心。
【参考文献】
[1]徐宝良.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的历程、问题与展望[J].成人教育,2018(9):55-59.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社区教育示范区评估标准（试行）[Z].2010-08-10.
社区治理法范文2
［关键词］社区治理；社区教育；发展策略
一、引言
社区教育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的基础工程。大力发展社区教育，是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提高国民综合素质的迫切需要，是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因此，在我国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融合发展的背景下，陕西省社区教育应以社区治理为引导，重新思考陕西社区教育发展新的方向，以促进陕西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深度融合，在促进我省社区教育全面发展的同时，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与水平。
二、社区治理视域下陕西社区教育发展现状
2015年11月，陕西省教育厅依托陕西广播电视大学设立了“陕西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负责统筹全省社区教育发展。社区教育指导中心积极履行岗位职责，在理论研究、平台建设、资源开发、政策咨询、信息服务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组织起草了《陕西省贯彻落实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实施方案》（陕政办发［2017］69号），《陕西省教育厅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陕教［2017］85号）为社区教育制度化、规范化发展提供政策保障。依托广播电视大学办学体系，建立了全省四级办学网络体系。截至2020年，在全省各地市已设立6个社区教育指导中心、4所市社区大学、55所区县社区学院、516个镇街社区学校、5016个村居社区教学点，社区教育体系日益完善。每年组织1~2次全省社区教育工作者培训，学习先进省份的发展经验。培训总人数达到800余人，人员涵盖各地市教育局、职教中心、社区学院、老年大学、居民社区、职教院校、电大教学辅导站和社区教育指导机构等从事社区教育的工作人员。“三秦终身学习港”信息化平台建设基本完成。截至2020年9月，“三秦终身学习港”平台访问量达336万余次，注册用户89593余人。学习资源涵盖法律、医疗保健等9类数字化资源、电子图书。每年在全省各地组织开展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围绕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律法规、社会公德、医疗保健、职业技能培训、亲子教育、关照老人、风俗民情等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学习活动，调动社会成员参与终身学习的积极性。积极举办“百姓学习之星”“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活动。目前，已有省级称号的“百姓学习之星”270个，“终身学习活动品牌”64个，其中28个“百姓学习之星”和24个“终身学习活动品牌”受到全国表彰。全省社区教育实验区示范区创建有序开展。全省11个地市47个县区成功创建实验区、示范区，其中部级社区教育实验区5个，社区教育示范区3个。共立项评审实验项目154项。
三、陕西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现状及问题
（一）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理念不健全
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对于社区教育起步较晚的陕西省来说，还是一个探索前行的过程。尤其对其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导致各级政府重视程度和统筹力度不够，全社会关心支持并热情参与社区教育的氛围尚未真正形成。这给开展创新陕西社区教育带来了发展上的阻碍。
（二）缺乏多元化主体参与社区教育助理社区治理
社区教育发展需要多部门协同推进，需要广泛的社会参与。实际工作中的联席会议制度落实不到位，统筹协调力度不足，相关部门参与积极性不高、职责不明确，条块分割的现象明显，资源重复建设、分散严重。仅教育系统内部力量难以形成全面、高效的社区教育供给服务。目前陕西只有西安市制定出台了《西安市社区教育促进条例》，其他地市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教育的机制仍旧缺乏法律法规的约束，并且参与的主体力量发展不平衡，这些共同制约了社区教育助理社区治理的效果。
（三）社区教育融合社区治理的管理体系不完善
教育行政部门依托开放大学系统建立了省级、市级社区教育指导服务中心，多数是非独立设置处室，甚至是“一套人马，多块牌子”，人员偏少，专业吻合度不高。社区教育学院，“空心化”现象严重，处于“三无”（无编制、无场所、无经费）状态。开放大学县（区）以下几乎没有独立的社区教育教学点，辐射功能受到制约，此外，社区教育管理者、专兼职教师、志愿者、团队领袖等各类群体专业化程度不高，且流动性大。基本由转岗、临聘或退休人员构成，开展工作所需的知识、能力、技能需要及时补位，基层从业人员尤为突出，进而影响了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共同发展。
（四）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资源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
近几年，陕西社区教育发展态势较好的地区：如西安市、榆林、宝鸡市等在顶层设计、财政支持、数字化资源建设等工作中不断推进。但是在陕北、关中、陕南区域间社区教育发展不均衡，尤其是农村社区教育短板严重，多以自发形式开展随机性教育活动，缺少顶层设计和精准业务指导。
（五）社区教育经费的多渠道机制尚未形成
陕西省各地区社区教育经费主要以政府有限投入为主。市场的介入、社会捐赠、学习者合理负担等多渠道筹措经费的机制远未形成。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化培养制度不健全，培训跨部门交流不足、培训课程体系不完善、培训经费保障欠缺。
四、基于社会治理视角下陕西社区教育的发展策略
（一）广泛树立社区教育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
在新时代社区教育发展的背景下，社区教育一直在关注和注重文化教育，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了具有陕西特色地域文化的文化自信，如果社区教育多元参与主体能够改变人们对于社会治理的认知，以社区教育文化推动社区治理，以社区治理促进社区教育文化发展，树立共享共治的发展理念，不仅能够使地域文化指导居民在社区治理过程中体现道德、礼仪，而且也是更高层次社区治理的体现，对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二）建立陕西社区教育协同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
陕西社区教育要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统筹、教育部门主管、相关部门配合、社会积极支持、社区自主活动、市场有效介入、群众广泛参与的社区教育协同治理的体制和运行机制，打破体制壁垒，促进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形成，着力提高居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和职业技能，发挥社区教育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陕西社区治理建设、服务终身教育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三）加强陕西省社区教育人才队伍建设
全省社区大学（学院）、社区教育（院）校等应配备从事社区教育的专职管理人员与专兼职教师。加大社区教育工作者培训力度，开发社区教育工作者的培训课程，依托有条件的省内高校，建立若干个社区教育培训基地，形成一支适应城乡社区教育发展的专兼职教师队伍和志愿者队伍，提高全省社区教育工作者的服务能力。探索建立社区教育志愿服务制度，鼓励全省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开设社区、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积极引导相关专业毕业生从事我省社区教育工作。
（四）丰富社区教育融入治理的课程体系
当前陕西社区教育课程内容主要以趣味学习类、文体娱乐类、教育培训类和游学实践类为主，应当培育一批优质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学习项目品牌，在组织社区教育课堂学习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社区生活、社区事务、社区发展及社区治理接轨。探索课程学习、体验学习、远程学习等多样化学习模式，丰富社区教育治理课程内容体系。将塑造社区生活环境、促进社区发展、关心社区公共事务及改善社区居民生活品质作为社区教育的重要内容，开发社区类教育课程体系，实现社区教育与社区发展、社区治理的融合及人与社区的共同发展。
（五）利用平台教育资源，推进社区治理
陕西社区教育依托“三秦终身学习港”建立和完善服务全省居民的数字化终身学习网络平台，提供优质学习资源，服务我省社区教育工作。搭建展示具有地方特色、囊括省内外优质教育资源、支持在线学习的终身学习网络平台，为大家提供线上线下多种形式的学习支持服务，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年龄、不同类型人群的多样化学习需求。但是社区教育想要更好地融入社区治理，仅靠单一的资源力量是难以实现的，社区教育部门、机构要善于借助我省丰富的资源平台，积极参与平台资源共建、共享，以实际行动使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治理的活动中。
五、总结
社区治理法范文3
在政府进行管理的时候相关人员要以法制理念为指导思想，以法制体系、法制程序和规范为支撑点，一定相关人员要以法制理念为指导思想，以法制体系、法制程序和规范为支撑点，形成解决问题和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现在的社会之所以是和谐的，可以说是法治建设的功劳。法治让社会变的相对公平，更加和谐。法治让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了规范，对于要建设全面的和谐社会，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建立严谨的法律体系，为社会管理提供基础保障和法律支持。
二、云南民族地区的社会管理和法制建设现状
（一）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管理现状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总共有56个民族，其中汉族是人口数最多的民族，其余55个民族全部是少数民族，我国民族分布现状是：大聚聚，小聚集。与此同时，我们党有专门的民族政策，比如说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平等等政策。这些政策的目的就是要让各个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各个地区的发展史极其的不平衡，尤其是云南地区，这里的少数民族生活区域的发展很不平衡，文化、交通、经济还是很落后，甚至有的少数民族还没有摆脱贫困的状态，有的民族还是刚刚从原始社会一下子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期间的差距可想而知。
（二）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现状
从解放到改革开放，云南地区的法制建设很慢，从改革开放开始，云南地区的法制建设才日益提上日程，虽然现在看着很稳定，其实稳定背后的矛盾我们要能够看的到，虽然我们现在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就，但是现在不断出现的矛盾体现了我们的制度和法律体系是有不足的。
1．民族立法工作滞后
现在很多的条例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制定的，现在应用起来不是很合适，所以在处理实际问题的时候，使问题很难解决，不能够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与此同时也制约了云南的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2．民族立法体制不合理
现在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只是召开一次，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所以每次开会的时间有限，讨论的问题也很多，没有充足的时间对云南的问题进行充分的论证，导致了一些关于云南少数民族的草案和法规迟迟不能出台，严重的影响了立法的发展。
3．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
由于少数民族的民主和法制的观念很落后，意识淡薄，导致了在少数民族群体里面，家长制依然很盛行，人为的阻碍了云南的经济社会的发展，阻碍的云南的社会管理和法制建设。
4．民族立法理论研究滞后
现在，云南地区的教育很落后，伴随而来的是民族法学的理论研究基础还是很薄弱的，当地人对于如何进行民族法制建设缺乏深入的研究，根本没有实践的经验。与此同时，民族法学的研究领域的主要力量分别集中在民族学和法学这两个领域，造成一种现象：懂民族学的不懂法学，懂法学的不懂民族学，这使得民族立法的理论研究的思想性、理论性和针对性都不强，很难切中要害，不能发挥民族立法的应有的作用。
三、云南民族地区的社会管理创新
（一）坚持以人为本
政府在进行社会治理的时候必须自始至终的坚持以人为本这一根本性的原则，必须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众所周知，社会管理的第一要务就是保障公民的权利。所以政府在行使手中的权利的时候，要合法合规，与此同时还要坚持公平公正的执法观念，必须杜绝公务人员的违法和不当行政行为，不能侵害公民的权利；政府必须根据国家宪法，建立配套的制度，让人们各司其职，让社会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
（二）提升政府议程和公共政策备选方案的民主化程度
决策的民主化才是真正的社会管理民主化。但是在人们的记忆里面，政策都是政府制度的，我们虽然是国家的公民，只是遵照政策办事，造成了制定政策是政府的事情的错误观念，这种情况下，也就没有了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进而导致了政策的执行不到位。所以在当今时代，政府一定要及时和公众进行交流，争取达到共识，这样才能化解矛盾，也可以得到公众的支持，这样才能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这样的良性循环才能促进社会进步。
（三）加快政府转型
政府转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步骤，更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现在依法行政是我们的口号，但是我们要知道，依法行政的大前提是政府职能的法制化。我们都知道法律体系必须规定了政府的职权范围，这样才能是政府得到公民的大力支持，与此同时，政府职能的法制化进一步加强了对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约束，从而增加了老百姓参政议政的机会和途径。只有实现政府职能的法制化才能真正实现依法行政，最终实现人人期盼的社会管理的民主。
（四）健全法律体系
社会处在不断发展的现实中，现实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也在不停的更换，需要的法律也会有所不同。现在之所以出现那么的的争议问题就是，现行法律不能合理的接军这些问题，在云南少数民族区域，这里的情况还要更加复杂，所以我们一定要健全法律体系，不能给坏人留下缝隙可钻。健全的法律体系，才能使社会问题由大化小，由小化无，实现社会和谐。
（五）司法公平公正，合理解决社会管理中的矛盾
在现代社会，司法是匡扶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不管是法院依法判决、裁定，还是检察院的依法抗诉监督，这些对于社会管理创新机制的形成和完备，有着及其重要的作用。人民检察院要进一步强化法律的监督功能，不断的提升工作人员执法办公的质量和水平，要充分发挥各项检查职能，积极的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人民检察院一定要维护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和谐。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要秉公办事，不徇私情，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向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提意见，预警社会风险，堵塞管理漏洞，极高社会管理水平。
（六）淡化民族观念，树立公民意识
在现代社会，我们要把公民意识渗透到民族性认定的全部过程，让公民观念成为各民族社会行为理念的本质内涵。培养和增强少数民族的公民意识是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关键环节，另外，培养和增强各族群众的公民意识也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保障。
四、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
进行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要本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在进行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的时候，要根据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及风俗习惯进行民主法制建设。因此针对现在对于云南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现在提供几条途经：
（一）建立健全民族立法民主化机制
现在要拓宽民族法律法规起草渠道，实现立法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还有理论工作者的三者完美结合，进而保证各族人民群众都能参与到民族立法中去。
（二）加速民族立法
现在要把现有的法律法规中已经不适合的或者不合理的规定部分进行修改，要让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云南民族地区得到充分的体现。
（三）加强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为了防止国家的权利产生异化，防止国家和政府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必须加强对执法部门的监督力度，让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有权利并且有能力通过监督机制制约地方政府的不当行为，确保各民族的利益。
五、总结
社区治理法范文4
1灌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制约因素
1.1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1.1.1农户自有资金有限。建立健全灌区农田水利设施，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是农户、私有企业等民间资本的实力不足。由于高台县经济发展不快，农户的收入有限，他们对于完善农田水利设施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农户即使有意向，但是资金也不允许，很难实施。大湖湾灌区年降水量不均匀，降水多集中于夏季，春秋季节降水较少，这不利于农业生产，因此要兴修水利，使农田有足够的水源进行灌溉，提高农作物产量和质量。大湖湾灌区的农户依靠农作物种植的收入相对较少，还有的农户将农田的收入用于其他行业的投资来获得更大的效益，这种情况都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限制了其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随着大湖湾生态区的建设，文化、旅游、生态产业发展迅速，生态农业逐渐发展起来，使农民逐渐认识到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逐渐开始转变观念，重视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
1.1.2地方财政投入不足。近些年，高台县经济发展很快，地方财政收入增加，投入到公共基础设施的资金也逐年增多。但是地方财政仍然存在困难，如行政事业单位公职人员工资支出比例大，乡镇以及行政村的债务负担重等，这些因素都使得投入到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有限，制约着灌区经济的发展。随着灌区管理体制的改革，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大湖湾灌区经济的发展，只有投入到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增多，终端水利设施才能够得到维护和完善。
1.2管理体制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管理体制也发生了变化。我国灌区建设主要依靠国家投入，有明显的公益性，大型水利枢纽、干支渠等骨干工程的兴建主要由国家负责投资建设，地方政府和农民共同筹资建设支渠以下的田间工程。但是灌区在运行工程中，由于地方财政不足，农田水利设施的维护、维修难以得到保障，造成农田水利设施老化、效益降低。另外，在过去由于管理体制因素，农户作为用水的主体，不用心维护水利设施，甚至出现破坏灌溉设施的行为，使农业生产受到影响。
1.3水利建设技术水平的影响。水利建设技术水平也制约着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尤其是衬砌渠道、防渗抗冻等技术对水利建设施工、灌溉效率、节约水资源影响很大。过去衬砌的渠道渗漏比较严重，一方面是由于年久失修，工程老化而引起，另一方面是由于技术不过关，如水灰比例不当、硬度不够等造成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提升渠道的防渗抗冻能力，在混凝土制作过程中添加减水剂、引气剂等，可以使混凝土的强度增加，抗冻能力增强，延长了水利工程的使用年限，降低了工程的造价，节省了建造成本，提升了灌溉效率。高台县的土质多为沙壤土，渗透量非常大，为降低水资源的流失，田间支渠在过去采用塑料薄膜加土层进行防渗，使用年限短，效果也不好，现在多采用复合土工膜进行防渗，效果好，质量高，节省了工程建设资金。
1.4零散的土地提高了水利建设的成本。农村自从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土地承包给农户，造成土地比较分散，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而小规模的农田水利设施分散在不同的田间地头，土方工程量大，工程的建设、维护、运营都有很大的难度，而且小规模的水利设施效益低，运行成本高，影响了农户投资建设水利设施的积极性，降低了水利设施的收益。
2发展建议
2.1加大对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投入。近些年，我国比较注重大中型水利设施的建设投入，对于灌区终端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严重不足，而且由于基层财政收入少，对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少，农民和社会投资也缺乏积极性，因此，当地政府要做好农田水利建设的主导作用，将水利建设资金纳入财政预算，提高地方专项资金额度，保障农田水利建设的稳步进行。规范水资源费、水土保持补偿费等的征收管理，要应收尽收，并将征收费用全部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吸引民间资本、社会资本投入到农田水利建设中，如推行“大户治水”、“以工补农”等方式，增加农田水利建设的活力。另外，还要加强水利建设资金的监管和审计，确保专款专用，促进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
2.2提高农田水利建设的科技水平。提高农田水利设施和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就要加大科技投入，做好科技成果的转化和科学技术的推广工作，尤其要提高农田水利设施、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以及管理的科技水平。积极和高等院校、水利科研单位进行合作，研发防渗抗冻技术，提高水利工程建设的质量，延长水利设施的使用年限。推进农田水利信息化建设，利用卫星定位、无线数字通信、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完善农田水利设施、水资源以及防汛调度的应用系统建设，实现农田水利管理的现代化。积极发展节水农业，做好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推广。根据地形地貌、种植的农作物种类，促进微喷灌、滴灌、喷灌、管道灌溉等节水灌溉工程的建设，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2.3完善农田水利设施的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农田水利设施的管理体制，实行集体、股份合作、承包租赁、协会参与管理的运营模式。大中型的农田水利设施多为集体所有，其运行、管理以及维护可以由政府出资，不以盈利为目的，国家和农民都受益。对于灌区终端水利实施的管理可以推行“参与式灌溉管理”，将农田水利设施的管理和使用权部分或者全部交给用水户，用水户共同参与组成“用水者协会”，由协会负责终端渠道的管理。协会的运行费用以及水利设施的管理、维护费用都由用水户承担。由“用水户协会”管理终端农田水利设施以及农田灌溉是灌区普遍采用的一种自主管理模式，协会为非盈利的民间团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充分调动了用水户参与管理的积极性，有利于农田水利设施的维护，提高了运行效率。
2.4加速土地流转，建设高标准化农田。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以来，地块比较分散，不利于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也不利于机械化生产。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农村的劳动力进入城市，农村闲置土地数量增加，土地实行流转，甚至有的地方实行整村流转，分散的土地集中承包给承租人，这有利于提高农田规模化灌溉效益和机械化生产，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朱美君，李忠杰.黑龙江省农田水利建设的制约因素及对策分析[D].哈尔滨：东北农业大学，2013.
社区治理法范文5
1灌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制约因素
1.1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1.1.1农户自有资金有限。建立健全灌区农田水利设施，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是农户、私有企业等民间资本的实力不足。由于高台县经济发展不快，农户的收入有限，他们对于完善农田水利设施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农户即使有意向，但是资金也不允许，很难实施。大湖湾灌区年降水量不均匀，降水多集中于夏季，春秋季节降水较少，这不利于农业生产，因此要兴修水利，使农田有足够的水源进行灌溉，提高农作物产量和质量。大湖湾灌区的农户依靠农作物种植的收入相对较少，还有的农户将农田的收入用于其他行业的投资来获得更大的效益，这种情况都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限制了其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随着大湖湾生态区的建设，文化、旅游、生态产业发展迅速，生态农业逐渐发展起来，使农民逐渐认识到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逐渐开始转变观念，重视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
1.1.2地方财政投入不足。近些年，高台县经济发展很快，地方财政收入增加，投入到公共基础设施的资金也逐年增多。但是地方财政仍然存在困难，如行政事业单位公职人员工资支出比例大，乡镇以及行政村的债务负担重等，这些因素都使得投入到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有限，制约着灌区经济的发展。随着灌区管理体制的改革，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大湖湾灌区经济的发展，只有投入到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增多，终端水利设施才能够得到维护和完善。
1.2管理体制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管理体制也发生了变化。我国灌区建设主要依靠国家投入，有明显的公益性，大型水利枢纽、干支渠等骨干工程的兴建主要由国家负责投资建设，地方政府和农民共同筹资建设支渠以下的田间工程。但是灌区在运行工程中，由于地方财政不足，农田水利设施的维护、维修难以得到保障，造成农田水利设施老化、效益降低。另外，在过去由于管理体制因素，农户作为用水的主体，不用心维护水利设施，甚至出现破坏灌溉设施的行为，使农业生产受到影响。
1.3水利建设技术水平的影响。水利建设技术水平也制约着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尤其是衬砌渠道、防渗抗冻等技术对水利建设施工、灌溉效率、节约水资源影响很大。过去衬砌的渠道渗漏比较严重，一方面是由于年久失修，工程老化而引起，另一方面是由于技术不过关，如水灰比例不当、硬度不够等造成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提升渠道的防渗抗冻能力，在混凝土制作过程中添加减水剂、引气剂等，可以使混凝土的强度增加，抗冻能力增强，延长了水利工程的使用年限，降低了工程的造价，节省了建造成本，提升了灌溉效率。高台县的土质多为沙壤土，渗透量非常大，为降低水资源的流失，田间支渠在过去采用塑料薄膜加土层进行防渗，使用年限短，效果也不好，现在多采用复合土工膜进行防渗，效果好，质量高，节省了工程建设资金。
1.4零散的土地提高了水利建设的成本。农村自从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土地承包给农户，造成土地比较分散，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而小规模的农田水利设施分散在不同的田间地头，土方工程量大，工程的建设、维护、运营都有很大的难度，而且小规模的水利设施效益低，运行成本高，影响了农户投资建设水利设施的积极性，降低了水利设施的收益。
2发展建议
2.1加大对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投入。近些年，我国比较注重大中型水利设施的建设投入，对于灌区终端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严重不足，而且由于基层财政收入少，对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少，农民和社会投资也缺乏积极性，因此，当地政府要做好农田水利建设的主导作用，将水利建设资金纳入财政预算，提高地方专项资金额度，保障农田水利建设的稳步进行。规范水资源费、水土保持补偿费等的征收管理，要应收尽收，并将征收费用全部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吸引民间资本、社会资本投入到农田水利建设中，如推行“大户治水”、“以工补农”等方式，增加农田水利建设的活力。另外，还要加强水利建设资金的监管和审计，确保专款专用，促进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
2.2提高农田水利建设的科技水平。提高农田水利设施和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就要加大科技投入，做好科技成果的转化和科学技术的推广工作，尤其要提高农田水利设施、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以及管理的科技水平。积极和高等院校、水利科研单位进行合作，研发防渗抗冻技术，提高水利工程建设的质量，延长水利设施的使用年限。推进农田水利信息化建设，利用卫星定位、无线数字通信、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完善农田水利设施、水资源以及防汛调度的应用系统建设，实现农田水利管理的现代化。积极发展节水农业，做好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推广。根据地形地貌、种植的农作物种类，促进微喷灌、滴灌、喷灌、管道灌溉等节水灌溉工程的建设，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2.3完善农田水利设施的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农田水利设施的管理体制，实行集体、股份合作、承包租赁、协会参与管理的运营模式。大中型的农田水利设施多为集体所有，其运行、管理以及维护可以由政府出资，不以盈利为目的，国家和农民都受益。对于灌区终端水利实施的管理可以推行“参与式灌溉管理”，将农田水利设施的管理和使用权部分或者全部交给用水户，用水户共同参与组成“用水者协会”，由协会负责终端渠道的管理。协会的运行费用以及水利设施的管理、维护费用都由用水户承担。由“用水户协会”管理终端农田水利设施以及农田灌溉是灌区普遍采用的一种自主管理模式，协会为非盈利的民间团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充分调动了用水户参与管理的积极性，有利于农田水利设施的维护，提高了运行效率。
2.4加速土地流转，建设高标准化农田。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以来，地块比较分散，不利于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也不利于机械化生产。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农村的劳动力进入城市，农村闲置土地数量增加，土地实行流转，甚至有的地方实行整村流转，分散的土地集中承包给承租人，这有利于提高农田规模化灌溉效益和机械化生产，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朱美君，李忠杰.黑龙江省农田水利建设的制约因素及对策分析[D].哈尔滨：东北农业大学，2013.
社区治理法范文6
关健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职业教育 教学改革
2009年底，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获得国务院批准，江西区域发展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省委省政府提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特色是生态，核心是发展，关键是转变发展方式，目的是科学发展，绿色崛起。这和“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的理念是一以贯之的。
从全国范围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是唯一有实体承载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增长模式，生态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生态化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理念，要义是建立绿色生态的现代产业体系，这从根本上取决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开发人力资源，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不仅能够提高物质资本的投资收益和全要素生产力，而且有利于促进公平参与，为经济的持续较快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江西人力资源很丰富，但是怎样加快提升人力资源的质量，加快发展适合绿色生态经济发展需要的职业教育，加快高技能人才队伍的培养，围绕绿色生态产业，培养一流的技能人才，加大技能人才的储备力度，这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水利建设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的重要支撑体系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水利设施建设是其中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支撑体系。比如鄱阳湖流域重点水利工程建设，主要圩堤和河道治理，城乡灌溉排涝系统建设、鄱阳湖水循环的保护、鄱阳湖生态区域的开发和治理、鄱阳湖生态经济的建设、鄱阳湖流域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等等多个方面，而这些项目的建设需要大量的水利人才的输入，所以水利人才的培养和输送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职业教育是水利人才培养和成长的重要途径
随着国民经济的深入发展，发展职业教育培养各行业的技能人才，满足工业化发展的需求成为共识。众所周知，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转型升级，一个是就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的质量和劳动力的质量同步提升。劳动力质量的提升主要得力于职业教育的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优化教育结构，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要努力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注重培养一线的创新人才；要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总理视察职业学校时多次强调：要加强职业培训，培养大批的复合型人才和高级技术工人。
基于行业办职业院校的实际，水利技能人才培养的重任责无旁贷的落在水利职业院校身上，水利类职业教育可谓任重道远。
三、创新思路立足行业创建一流职业学院
职业院校要做大做强关键是有特色，有特色才有吸引力，而行业特色是先天优势，必须充分挖掘潜能，产生辐射效应。以突出培养水利技能专才为主，兼顾培养其他适应市场需求的通才为辅，两手都要硬。
3、1明确办学方向、做足水利特色
技师学院是职业教育的组成部分，是以培养技师和高级技工为主要目标的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同时，承担各类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师资培训和进修任务。当前我省水利技能人员主要在基层一线，是我省水利建设的排头兵，这些水利职工的素质直接影响水利建设的工程质量。在我省全面铺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过程中，迫切需要对一线的水利技术人才（包括参与水利建设的施工人员）进行轮训，加快知识更新提高业务素质。为此，水利类职业学校在探索学制、教育培养预备技师的同时，要调整办学方向，逐步增加水利系统在职职工高技能人才培养比例。并积极主动与水利系统各单位建立合作关系，为水利系统在职职工开办高技能人才技能提高班、技师班，扩大水利系统在职职工高技能人才培养规模。在职职工高技能人才培养方式可采取脱产、半脱产或业余学习。
3、2明确培养目标、拓宽生源渠道
培养目标主要有三类：一是高级技工。主要招收高中毕业生、技工学校等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或具有中级职业资格的人员。在培养初中级技术工人的同时，积极开展高级技工培训；二是预备技师。生源主要是已取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的我院高级技校毕业生（或其它职业院校毕业生）和应届高中毕业生，三是技师或高级技师。生源主要是水利系统或企业在职职工中已取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并在生产服务一线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人员。三类培养目标基本涵盖了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和在职员工及符合条件的社会从业人员，招生渠道进一步拓宽。
3、3加强学院软硬件建设、提升学院综合实力
以水利部示范院校建设、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示范专业建设为契机，从师资、教材教法改革、实训设施建设等多方面提升学院综合实力。
3、3、1建设优秀的一体化课程师资团队
要加快培养既能讲授理论知识课，又能指导技能训练和生产实习的一体化课程教师。技师培养实施导师制，导师选择途径有两条：一是在本校“双师型”教师中优中选精，把能力强、知识新、有敬业精神的教师选拔为预备技师导师；另一条是招聘。主要在生产一线有较高的实际操作能力的专业技能人才中遴选招聘。要注重在一体化课程开发试验过程中，促进教师更新教学观念、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和能力，不断提升教师企业实践能力、一体化课程开发能力，逐步形成一支教学质量高、结构合理、示范性强的优秀一体化课程教学团队。建立和完善竞争激励机制。建立首席教师、首席技师、学科带头人和“一体化”教师的评聘制度。健全教师考核机制，使教师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取得新的进展。#p#分页标题#e#
3、3、2开发制定一体化教学标准和课程教材
依据一体化课程教学改革基本原则，设计一体化的专业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案，开发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知识学习与技能训练相结合的一体化课程教学标准，统一规范专业课程名称、培养目标、职业能力要求、课程结构与内容、教学安排和教学保障条件。创新教材编写模式，打破学科体系，编写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融合的教材和教辅材料，依据劳动者的职业特征、职业成长规律和典型工作任务设计教材教学单元，力争实现工作过程导向的教学模式，实现理论知识与技能训练的有机结合。
3、3、3培养方式和教学形式改革
加强校企联合，和企业联合培养学制学生，灵活采取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弹性学制、学分制，以及导师制、模块式、课题式等多种方式实施培养，允许学员采取工学结合、分阶段完成学业。教学过程中实施小班化教学，在完成基础理论和技能教学的基础上，将企业生产中的一些典型任务设置成一个个教学课题，通过点拨引导学生思考、分析，并动手操作，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企业合作，将课堂搬进车间，在生产实践中提高培养效果。
校企合作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实训实习可以分为技能实训和生产实习两个阶段。基本技能和综合技能实训主要在院内进行，鼓励企业为院校提供实训设施设备。生产实习主要在企业进行，企业要制定实习场地使用、实习指导教师配备、实习安全管理、联合课题攻关等项规定，并提供较为先进的设备设施，通过在生产岗位上的“传、帮、带”，进一步强化技能操作训练，同时注重培养学生职业道德、安全生产、劳动纪律和团结协作的意识。
四、加快职业教育发展的几点建议
4、1各级政府应进一步改进职业教育统筹协调的管理体制。
比如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实训的基地由政府领导的有决策和协调功能的工作机构统一协调；经济部门用政策引导和鼓励行业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行业主管部门在行业内给予政策扶持，以便职业院校可以集中更多的精力搞好教学。
4、2切实贯彻《职业教育法》和其他有关职业教育的法规规定，加大对职业院校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
社区治理法范文7
关键词：公共管理；公安机关；社会治理
公共管理是强调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组织，通过整合各类社会资源，充分运用政治、法律、行政和经济等多种手段，对与公共利益实现有关的社会事务进行有效管理的过程［1］。公共管理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以及快速发展，使全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其本质是服务社会和公众。服务型政府对公共管理的核心要求，就是通过公共管理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以及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供给和最优化配置。
一、公共管理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
公共管理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在20世纪后期所提出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提倡在社会管理、民主监督、公共服务等方面有机结合。在国家治理中，开始更加强调政府、社会组织、社会公众三者的协作互动，共同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发挥作用。公安机关作为政府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双重属性，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政府在实施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执行者，它是维护社会公平与稳定、在处突防暴等事件中快速反应的利剑，在全社会公共管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管理与治理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管理侧重于控制，而治理则侧重于服务。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发展变化，代表着国家在社会治理体系上的创新。建设兼有公平与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是我国现阶段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公安机关作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治理能力也逐渐走向规范化和现代化。
二、公安机关社会治理过程的路径研究理论基础
（一）目标管理法引入公众评价，提升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引入目标管理法。目标管理法是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提出，强调组织中上级和下级共同制定目标，并定期检查目标进展情况，以此来进行奖惩的管理方法。目标管理法最开始运用于企业，自1986年公安机关开始引入目标管理法至今，已经经历了岗位责任制、目标管理、绩效评估三个阶段。在绩效评估阶段，第三方评价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通过第三方评估能够更加公正客观地了解社会公众安全需求的满意度，这也是我国公安机关不断进行的探索和尝试。较有影响力的中国社会调查所、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零点研究咨询集团都曾参与过第三方调查评价。早在2003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中，就涉及社会治安安全感的调查，主要通过网络调查、问卷调查、公众代表座谈会等方式，其中公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就是调查的重要内容，该调查对公安机关的绩效评估及反馈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二）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导入公安执法，实现公安执法质量的持续改进
全面质量管理理论起源于美国，日本企业将其发扬光大。其应用于公安机关，主要来源于公共管理学和新公共服务理论。全面质量管理理论不仅强调产品质量，还注重服务质量的提升。该理论为公安机关加强执法管理、推进执法规范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公安机关将ISO9000等质量管理体系导入公安机关组织内部，从加强执法规范化、提高社会公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建立公安机关管理内部持续创新机制、全面质量管理质量保证体系等方面，全面推进公安机关社会治理水平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例如，2009年8月起，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将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引入执法工作。自ISO9000执法信息系统建立以来，德阳市公安局执法质量考评案件优秀率、合格率分别提高了30.5%和12.6%［2］。可以看出，全面质量管理理论运用到执法工作中能够提升执法规范化和保障执法质量的持续改进。
（三）社区警务理论带来了对警务改革的新探索
社区警务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警务改革的新模式，是对传统警务模式“重打击，轻防范”的质疑和反思。社区警务理论认为警察维护社会治安的重点在于预防，引导、组织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治安治理，建立和谐的警民关系，才能减少影响社会治安的诸多问题、矛盾和消极因素，为社区公众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提供高效的公共安全服务，从源头上最大限度地预防、控制和减少犯罪。发达国家在社区警务方面进行过许多探索和尝试，比如英国的邻里守望制度、日本的交番与驻在所制、澳大利亚的社区反馈机制、新加坡的社区安全与治安计划等。目前，我国社区警务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效。社区警务室的建立，密切了警民关系，实现了群防群治，维护了社区和整个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四）治安防控主体多元论下的治理型警务改革
在公共物品中，治安服务属于准公共物品。因此，在社会治安领域可推行治安服务的市场化。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治安防控主体多元化是未来治安防控体系发展的必然趋势，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面主体的力量共同开展治安防控。服务型公安机关的建设，需要建立多样化公民参与社会治安的途径，由国家正式授权的公安机关与多元化的警务活动主体通过协商、合作、参与来共同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共安全的行为活动［3］。
三、公安机关社会治理路径探究
（一）转变理念，积极构建党政主导、公安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
服务型社会治理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手段复合化，从而达到治理目的的价值化，即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共同协作、协商互助、共享社会治理成果。作为政府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安机关，也必须树立服务的理念，加强公安队伍的正规化建设，有效回应社会公众需求，加强回应性制度建设，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公安机关应当明晰自身的职责定位，以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人为管理主体，有效整合社会各项资源，发挥管理主体的积极作用，不断推动建立由党委主导、政府领导和负责，社会组织为中介、基层组织为基础、公民个人广泛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二）逐步强化多元社会、专业公安的管理职能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政府独立承担社会治理任务的难度越来越大。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政府更多扮演的是“守夜人”角色，因此，需要积极推动社会管理主体向多元化转变。公安机关的基本任务是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维持治安秩序。一方面，为快速响应和满足社会公众的警务需求，将被动警务工作转变为主动警务工作，公安机关应当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管理各项社会公共事务，依靠社区社会化力量的参与进行警务工作。比如，北京市形成以“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海淀网友”“丰台劝导队”等为代表的多元化社会治理主力，加强公众参与，推进警民共治，加强群防群治，有效缓解公安机关的社会治安压力。这样能够使警力下沉，大大缓解警力不足，实现警力无增长改善。另一方面，基层公安机关承担了较多非警务类警情，科学合理进行警情分流，由专业人做专业事，实现公安主体从非警务活动中的合理退出，集中精力专注于公安队伍职能的实现，从而形成专业化公安格局。
（三）以社会治安防控为核心，加强重点路径建设
建设服务型政府和现代警务制度变革的过程中，社会治理创新已经成为公安机关提高社会治安防控能力的重要推动因素。公安机关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和目标应是有效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加强社会治安的综合防控。第一，建立现代化立体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根据社会控制理论和系统工程方法，公安机关应当以大数据为信息和研判基础，建立全领域、全时空巡逻防控的日常勤务方式，以刑侦防控为核心，形成统一指挥、快速反应、建立防范、打击、管理、控制、服务等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警务网络体系［4］。同时，以公安机关为主，结合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不同层次的力量，以群防群治为基础，建立“人防+物防+技防+自防”四者相结合的警民联防现代化立体治安防控网络。第二，加强社会面的控制和治理。建立健全社会治安综合防控体系，构建辐射全社会的信息化防控布局，还需要在社会治安管理层面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创新公安机关警务机制，提高管理和服务效能。二是做好外来流动人口的精细化管理和服务，对重点人员、高危人群排查、研判机制等的建立。三是对特殊人群，做好帮教管理与管控服务工作。四是做好突出社会治安问题的解决治理工作，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对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的刑事案件要予以严厉打击，对新型犯罪手段要积极应对，坚决遏制恶性刑事案件的发生。第三，建立健全警务管理信息化机制。信息革命影响着政府变革，而警务变革也是因信息革命使公安机关作出的必然选择。互联网、大数据不断推动着警务模式的变革，使数字化精细管理成为现实。警务管理信息化建设是公安机关科技强警的重要方面，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运用多种信息化手段，建立服务与管理相结合的信息化综合治理模式。二是规范网络信息化管理，打造掌控社情舆论的信息化网监格局。三是创新信息化情报工作，提升情报信息的动态掌控水平。公安机关应当开发建设贴近实际的警务信息化系统，积极服务于实战需求。第四，提高应急管理快速反应能力。进入21世纪后，各种危机事件的频发，意味着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而既有的治理模式在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着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因此，许多问题往往以危机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公共管理的出现［1］，是为了解决现有社会治理体系的治理能力不足问题。而应急管理快速反应能力，是对公安机关应急管理能力的高要求。它包括各类突发事件的监测监控，是一项关键的动态系统工程。公安机关除了需要配合各级地方政府做好应急管理处置工作外，还应该在应急预案、快速反应、善后处置等方面积极发挥作用，提高应急管理工作能力和水平。特别是在治安灾害事故、群体性事件、大型活动安全管理方面，一旦出现突发问题，需要快速启动应急管理快速反应机制，级别不同，响应机制也有所不同。
（四）多种媒体渠道塑造公安机关良好形象
新闻媒体与警务活动有密切关联。公安机关的新闻往往是新闻媒体和网络媒体关注的焦点。同时，新闻媒体又是公安机关与社会公众之间沟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公安机关传递信息和声音最重要的平台［4］。随着微博和微信的广泛普及，微视频的“普众化”，“三微一端”成为当下政务和服务的新渠道或重心，因此，公安机关要善于利用新技术、新媒介搭建警民联系新平台。在新媒体时代，公安机关要充分利用新兴媒体发挥在社会舆论宣传引导、社会监督和辅助社会管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三微一端”（微博、微信、微视频+客户端）进行宣传引导，特别是在涉警舆情方面，要凸显公安机关在社会治安综合管理、突发事件处置等方面的正面形象和力量，通过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达成良性互动，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五）微警务下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模式创新
微警务是公安机关职能在网络空间上的延伸和拓展，是指公安机关或民警通过微博、微信、微视频等信息化交流和载体工具，在网络上开展的微管理、微执法、微管控、微服务等一系列警务活动。微警务需要具备三个基本要素：以公安机关或警察个人为主体；以公共安全领域管理为主要内容；以网络信息化交流为手段开展警务活动为主要方式。微警务是公安机关职能有效延伸，也是公众参与社会治安治理、警民共治的重要载体。微警务模式的理论基础是美国政治学家谢里•安斯坦（SherryArnstein）提出来的公众参与阶梯理论。他认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由低到高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基于政府主导型的参与；第二阶段为公民象征性的参与；第三阶段为公民完全性的参与。结合我国国情，我国公众参与，多数时间只停留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还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从部分地区微警务开通和运行来看，大大提升了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和主动性，给公安机关带来显著的社会治理效果。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微警务机制和体制，将虚拟社会治理和实体社会治理两者有效结合起来，从而拓宽公安机关互联网社会治理的途径和渠道。
四、结语
社区治理法范文8
一、“质价不符”
日益增多的物业管理纠纷已成为制约行业健康发展、影响社区稳定的重要因素。当下，物业管理行业矛盾最突出的物业类型是住宅区物业。由物业服务费引发的问题最为突出。住宅物业从选聘物业开始制定物业服务费，收费标准从每平米每月0.1元到10多元不等。其中，无论物业是否更换，物业服务费从没有上调过的占全部在管物业项目的95%以上。物业管理收费标准严重背离服务成本，难以上调是制约物业管理健康发展的瓶颈问题，势必造成行业亏损、物业服务质量下降、公共设施及共用设备不能及时维护、弃管等问题。可以说，不交物业服务费行为损害已交费业主利益，也是对房屋共用设施设备维护养护费用的拖欠行为。由于部分业主自觉性不高，导致物业管理企业把很多精力用于催缴物业服务费或诉讼中，影响正常服务工作。物业自身配套及硬件环境方面的先天缺失，影响物业服务水平提升。如停车位不足、没有电梯或电梯维保不及时、公共管网等设施设备老化等问题，影响着物业管理规范化发展。在物业服务质量方面，由于物业服务经费不足或物业服务企业诚信问题，导致物业管理服务质量下降，没有按照合同要求履约，这种“质价不符”，造成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双方不平衡。此外，在物业承接查验方面，北京市目前没有对物业管理进行强制性前期物业承接查验及新老物业交接查验要求，也没有明确承接查验的费用由谁承担。造成物业交接环节没有备案，无据可查，为后期的物业质量及物业管理纠纷埋下隐患。
二、对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