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渔业论文范文1
1．1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主要来自于连云港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2003年度5月(春季)、8月(夏季)和10月(秋季)渔业资源大面调查，其中游泳生物调查使用有翼单囊拖网，底栖生物调查使用阿氏拖网，浮游生物调查使用浅海Ⅰ、Ⅱ和Ⅲ浮游生物网。样品鉴定和分析按照《海洋调查规范》(GB/T12763．6-2007)执行。调查区域34°52．00'～34°58．00'N、119°21．150'～119°34．800'E。
1．2Ecopath模型建立
1．2．1功能组划分
构建模型所需功能组通常既可以选择生态学或分类学地位相似物种的集合，也可选择单个物种或单个物种某个生长阶段(幼体或成体)的集合，而且一些具有重要经济价值或生态功能的物种，也可单独列为一个功能组。例如，林群等在研究渤海生态系统时将鳀鱼(Engraulisjaponi-cus)、小黄鱼(Larimichthyspolyactis)口虾蛄(Ora-tosquillaoratoria)等单独列为功能组。段丽杰等在研究珠江口近海生态系统时将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竹筴鱼(Trachurusjapenicus)、蓝圆鰺(Decapterusmaruadsi)、刺鲳(Psenopsisanomala)列为独立功能组;吴忠鑫等在研究荣成俚岛人工鱼礁区生态系统时将生物量较多且生态功能重要的许氏平鮋(SebastesschlegeliHigendorf)、大泷六线鱼(Hexagrammosotakii)，刺参(OplopanaxelatusNa-kai)等单独列为功能组;李云凯等在研究太湖生态系统时将青鱼(piceus)、鲢鱼(Hypophthal-michthysmolitrix)、鲫鱼(Carassiusauratus)、鳙鱼(Hypophthalmichthysnobilis)、鲤鱼(Cyprinuscarpio)等在太湖中具有代表性的鱼种单独研究。根据对象生物的生态位，习性及食性特点，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海洋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模型共划分成14个功能组。分别为:碎屑、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头足类、虾类、蟹类、软体类、棘皮类、杂食性鱼类、口虾蛄、小黄鱼、鯷、肉食性鱼类(黄鮟鱇)，草食性鱼类等。
1．2．2参数确定
功能组的生物量通过现场调查计算得出，单位与能流单位相同(湿重，t/km2/a)。由于部分功能组是由多个物种组成，P/B(生产量/生物量)与Q/B(消费量/生物量)难以得到，因而参考纬度和生态系统特征与海州湾大体相同的渤海中的功能组，并参考Fishbase数据库中的数据来确定P/B与Q/B的值。功能组的食物组成主要来自于采样鱼类的胃含物分析和相关文献数据。
1．2．3模型调试
为了使模型保持平衡，需要对模型进行多次调试，最终使得各功能组的EE(生态营养效率，EcotrophicEfficiency)≤1。当初次输入数据，运行模型后，总会有一些功能组的EE＞1(不平衡功能组)，通过反复调整不平衡功能组各项参数，直至所有功能组的EE≤1，模型保持平衡。
2结果与讨论
2．1连云港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
Ecopath模型通过对模型的不断调试，得出连云港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Ecopath模型。
2．2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的营养级结构
低营养级能流在系统中占较大比例，营养级I流向碎屑的能流为10144．00t/km2/a，占总流入碎屑量的53．40%。位于营养级I的功能组为碎屑和浮游植物，碎屑不是有机体，没有呼吸作用，浮游植物的呼吸量没有进入系统内部循环利用，因此，营养级I的呼吸量为0。对于营养级Ⅱ，其输出量为0，说明处于营养级Ⅱ的功能组(浮游动物)的能量没有流到系统外，全部在系统内循环利用。对于营养级Ⅴ和VI，其各项能量均占总能量的极小部分，如生产量仅占总量的0．03%，说明营养级Ⅴ和VI的功能组能量被系统利用极少。因此，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能流主要在I～IV营养级之间流动。
2．3各功能组间的混合营养效应
连云港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各功能组间的混合营养效应分析，图中白点为正效应，表明对应功能组的生物量会随该功能组生物量的增加而增加;黑点为负效应，表现为抑制作用。从图中可以看出，碎屑、浮游植物作为被捕食者(饵料生物)，对大多数功能组有积极效应。草食性鱼类和杂食性鱼类之间的负效应较为明显，原因可能是二者存在食物间的竞争。此外，生态系统受捕捞的负面影响也比较显著，渔业对营养级较高的肉食性鱼类、杂食性鱼类以及受底拖网作业方式影响较大的虾类、蟹类功能组的负效应显著。
2．4营养级间的能量转换效率
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能量主要在6个营养级间流动。初级生产者到营养级II的转化效率为9．50%，略高于来自碎屑的转化效率，为6．90%。初级生产者转化效率为14．20%，碎屑转化效率为13．60%，总的能量转化效率为13.80%，高于林德曼10．00%转换效率。在能量流动比例中，来源于碎屑的占46．00%，来源于初级生产者的占54．00%。因此，该水域生态系统能量通道以牧食食物链为主，总的能量转化效率高于林德曼所估计的水体平均能量转化效率，表明该系统比较有活力。
2．5生态特征参数分析
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的总体特征参数。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系统总流量为21946．70t/km2/a，系统的净初级生产力为9500．00t/km2/a。连接指数是系统中各物种间的连接紧密程度，值越大表明连接越紧密。系统杂食指数是消费者所捕食种群的营养级的方差，值越小表明消费者捕食的物种越少。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连接指数和系统杂食指数分别为0．27和0．21。表明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中各物种连接不够紧密，捕食关系不够复杂，系统还不够成熟。
2．6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的能量通道
可以看出，该水域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途径有两条:①牧食食物链:浮游植物—＞浮游动物—＞软体类—＞鯷—＞小黄鱼—＞肉食性鱼类。②碎屑食物链:再循环有机物—＞碎屑—＞浮游动物—＞软体类—＞鯷—＞小黄鱼—＞肉食性鱼类。可以看出，浮游动物在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该水域浮游动物优势种类主要有桡足类、介形类、多毛类和毛颚类，这些种类不仅是浮游植物的摄食者，还是软体类，鯷及多种鱼类幼体的主要饵料。
2．7能量流动效率分析
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效率为13．80%，来自初级生产者的为14.20%，来自碎屑的为13．60%，高于林德曼估算的转化率(即水生生态系统转化效率平均为10．00%)，但低于中国近海水域生态效率，如闽南－台湾浅滩和厦门海域16．10%，渤海16．20%等。能量转化效率较高的主要原因:其一可能是该水域浮游动植物较多，生产力较高;其二是可能由于调查数据尚不够充分，部分数据参考同纬度其他海域生态系统模型。与其它同纬度或特征相似的生态系统相比，连云港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态统能量流处于上游水平，低于发育程度较高的加拉帕格斯群岛。TPP/TR(总初级生产力/总呼吸量)是反映系统成熟度状况的重要参数，一个成熟生态系统没有多余的生产量再利用，TPP/TR值应接近于1。但在生态系统发育的早期，总初级生产力超过系统总呼吸量，其值大于1。连云港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的2003年TPP/TR值为4．51，表明该水域生态系统很不成熟。成熟系统的另一特征是物质再循环的比例较高，能流的循环路径较长。荣成俚岛人工鱼礁区的FCI(循环指数)为0．05，FML(平均能流路径)为2．62;枸杞岛海藻场的FML为2.95。本模型中FCI为0．03、FML为2．22，表明系统生产力中贡献给物质和能量再循环的比例较低，系统能量在系统中流动的路径较短。连接指数(CI)是系统中各物种间的连接紧密程度，值越大表明连接越紧密，系统杂食指数(SOI)是消费者所捕食种群的营养级的方差，值越小表明消费者捕食的物种越少。CI和SOI的值越大，系统越成熟。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的CI为0．27，SOI为0．21，表明该系统的成熟度和稳定性较低，食物网结构相对单一。综上，连云港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的成熟度和稳定性较低，是一个正处于不稳定状态的生态系统。
2．8模型总体质量评价
Morissette对全球150个Ecopath模型的质量进行评价，结果显示指数在0．16～0．68，本研究构建的模型的指数为0．41，表明该模型输入数据的可靠性较好，模型的可信度较高但在模型的构建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生态问题考虑不充分，如模型包含的部分数据来自不同月份、功能组还需进一步细化，模型部分功能组的胃含物分析和鉴定仍存在一定困难，部分功能组胃含物数据参考邻近的渤海生态系统。
3结论
生态渔业论文范文2
（一）发展农村生态产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实需求
新农村建设是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正式提出的，并且确立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二十字方针，来协调推进新农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中国经历了数百年的稻作农业史，但近半个世纪以来，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塑料地膜的污染，乡镇企业、工厂大规模发展而产生的生产废弃物，以及不节制的农业生产带来的水土流失、森林植被破坏、草地退化等等，都为我国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增添了难以修复、回旋无力的难题。如果不加以紧急治理，大力发展农村生态产业，那就是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背道而驰的。反之，发展生态环保的农村产业，在保证农村GDP的同时，实现了农村生存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双重优化，也才能有效、可持续的建设一个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二）发展农村生态产业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必要步骤
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和主体，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要以农村的现代化为基点。而新农村建设也仅仅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第一步。中国的农村现代化，不仅是统筹城乡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更是要提高农民的教育文化水平，着眼于“三农”，利用先进的科技成果，去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农村生态产业的发展，是真正实现农村现代化，进而实现农村长效永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农村生态产业不仅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创收，更是给中国的农业发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动力，为农村建设添加了和煦环保的色彩，帮助农民实现了自我价值的运用和再生。
二、农村生态产业的主要类型及发展现状
（一）生态农业
生态农业强调“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运用系统的方法，全面规划、合理组织，使农业生产实现高产、优质、高效、持续发展，达到生态与经济两个系统的良性循环，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统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便开始试点发展生态农业。历经三十多年，我国的生态农业现已发展成为一个懂得因地制宜地利用先进科学技术，集中开发农业生产各种要素的最优组合，可持续地利用资源的立体系统。当前国内推广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有14种。比如根据地形、海拔所造成的环境差异而进行的立体种植、立体养殖、立体复合种养模式；利用水陆交接、山地平原交接等各种地形交界处的边缘效应，适应生物多样性特征而开展的生态农业模式，如北方防治沙化的乔木防护林和人工草地相结合的模式；充分利用闲置时间和家庭剩余劳动力的庭院生态农业模式，有效地结合了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实现了每一寸土地和资源的高效利用。除了上述的几种生态农业模式外，还有生态食物链模式、农林复合系统模式、丘陵山区小流域综合开发模式、观光生态农业模式、草地生态恢复与持续利用生态模式等等。我国的生态农业是农、林、牧、副、渔相结合的、多层次的复合农业系统，它不仅避免了石油农业带来的生态破坏，还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已经产生危机的农业生态环境，是实现农民增收，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的有效途径，更是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
（二）农村生态工业
新的历史时期下，我国农村面临着城市工业转移和农村大规模开发的双重境遇，这为我国的农村产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为农村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挑战。我国的农村工业主要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或个人所有的乡镇企业构成。一般的乡镇企业规模小但数量多，带动的农村劳动力就业也多，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全国的工业发展有极大的贡献。我国的乡镇企业涉及工业生产的各个门类，从而导致了工业生产带来的污染面广且种类繁多。1995年，全国乡镇企业的固体废物排放1．8亿吨，工业粉尘排放1325．3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441．1万吨。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其中乡镇工业污染损失值超过50％，乡镇工业已经成为中国环境污染的重要主体。因此，农村的生态工业是从防治污染和生态建设两方面来进行的。防治农村工业污染，主要通过严格管理乡镇企业污染源，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重污染企业进行限制治理和关停处理，对乡镇企业所在的周边环境进行监测管理，推行洁净的生产技术等等。另一方面，通过建设农村生态工业园，合理布局乡镇企业，来建设农村生态工业。如对农村的工业区进行科学规划，融合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并建设有辐射能力的农村经济、文化中心。除此之外，对乡镇企业进行功能区分，如将废弃物排放多的企业建设在水源地的下游，污染严重的企业建设在远离村民聚居地的地方等等。
（三）农村生态旅游
农村产业和经济的发展，不仅仅只有农业产量和产品经济，还包括服务化的农业，农村的生态旅游就是其重要体现。生态旅游是以认识自然，欣赏自然，保护自然，不破坏其生态平衡为基础的，具有学习、观光、度假、休养、科学考察、探险和科普教育等多重功能。农村的生态旅游资源开发，要建立在科学指导和村民共同规划的基础上，以确保不影响正常、可持续的农业生产，因地制宜、注重个性品牌战略的同时，也需要开发有度，不破坏农村的生态环境。福建省永安市天宝岩保护区村落古木参天，溪流密布，瀑布成群，有极高的旅游价值。为了不破坏生态环境，又最大程度上实现经济利益，这个村在保存传统生活方式的同时，进行系统的改造，包括村落环境的整治，道路的铺设和整修，农田景观的设计，院落房舍的卫生改造，以及对农民的培训、组织和管理方面。另外对已经发展成熟的农村旅游地，也要推行生态旅游的方式，以期做到缓解旅游地的生态压力和环境污染，给予其休养恢复的空间。安徽省黄山市拥有举世瞩目且保存完好的徽派原始村落宏村和西递，黄山风景区的实际承载力为10324人／d，而实际的旅客接待量却远远超出了其生态环境承载力。因此，在黄山村落地区，实行更生态的旅游规划，分散空间和时间上的客流，对此地的生态保护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农村生态园区规划
这里的农村生态园区主要指农村生态家园和少量的农村生态工业园，两者都是把生态生产纳入一个系统进行，都是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双向协调发展的典型模式。2000年3月，农业部以生态家园为建设目标，制定了家园富民计划。建设生态家园是以农户入手，利用农村可再生资源，以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为原则，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而发展的农村生态经济方式。典型的技术模式有以沼气利用为主体的方式，如北方的“四位一体”、南方的“猪—沼—果”和西北的“五配套”都是联合改建了沼气池、畜舍、卫生厕所，使之成为一个系统来发挥作用，最终实现了清洁的家居生活环境、无害的农业产品和丰厚的经济收入。另外还有对太阳能的利用和小型电源的利用等等技术模式。农村生态家园在布局上，也讲究因地制宜，西北风沙大的地方考虑风力发电，新疆是山、盆地相间的地形就发展绿洲农业。生态工业园区，是通过物流或能流传递等方式将不同工厂或企业连接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模拟自然生态系统，寻求物质闭路循环、能量多级利用和废物产生最小化的工业发展模式。农村工业虽然还多是规模较小的乡镇企业，但随着农村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村的工业水平和环保意识都将有质的飞跃，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生态工业园一定会得到大力推广。科学规划农村生态工业园区，有助于系统帮助农村产业的发展，取得丰厚的经济回报，同时减轻工业生产对环境的污染。
三、农村生态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建设农村生态产业的认识尚不到位
生态文明建设无疑是新时期的重要议题，围绕生态文明开展的各项研究、讨论、推广和发展也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在农村地区，由于教育水平和信息网络的缺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观念乃至生态产业在农村的发展。在新农村建设和发展农村经济的过程中，往往还是在走“先发展、后治理”或“只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不计生态破坏”的老路子，致使经济是发展了，生态环境却一天天恶化。另者由于我国分散的小农生产方式，养成农民各自为阵的习惯，缺乏公共环保意识。加之，地方政府和农业部门在推广、实践生态产业的时候，片面侧重技术的引进，忽视了对农民生态心理的教育和建设，使得生态产业的综合效益出不来。
（二）建设农村生态产业的项目选择困难
当前的农业生产有时会出现阶段性过剩的情况，由于不注重市场需求和农民的从众心理，盲目选择产品项目，导致生产出来的生态农产品面临买卖困难的窘境。而有些市场急需的产品得不到有效供应，有些具有发展潜力的农村产业也没有开发出来。农民由于自身知识水平和教育背景的局限，很难科学把控生态农业生产包括项目选择在内的各个细节。还有一些先进的生态农业技术与当地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有冲突，而导致一些生态项目不被农民接受，无法真正得以实施。在甘肃省临洮县，当地的传统居住方式一是灶在厢房，难以与炕连接，二是当地迷信“灶王爷”不能进正房。这样的传统生活习惯就会对诸如生态家园建设中的沼气系统改造新技术的实施带来阻力，使之难以为继。
（三）建设农村生态产业缺乏实践耐心
由于农村生态产业的系统性和复杂性，造就了其发展具有长线性的特征。从农村生态产业的先期规划，到具体实践，再到中期管理，最后到产品销售，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较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财力。广大的农民，都希望自己的辛勤劳作，能早一点收获成果，并且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所以，放弃选择生态产业，而从事更为熟知和见效快的农业生产。但这样缺乏实践生态农业生产的耐心，躲避先进生态农业的普及，是竭泽而渔，只会让现代农业的发展停滞不前，实现不了惠及子孙后代的农业可持续发展。
（四）建设农村生态产业存在资金缺口
农村生态产业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系统，无论于政府、企业、农民本身都有着重大的经济考量。先期的投入，不可能只靠单方面力量，农民、企业往往通过贷款的方式得到政府扶持，再投入大量的人力去建设。可是由于贷款的资金有限，步骤繁琐，有一定门槛，农民自身知识文化水平不高，就可能错失了贷款的机会，甚至主动放弃贷款的方式。而这些没有政府贷款又经济困难的农户，空有一腔发展生态产业的热血，是没有办法促成农村生态产业的发展的。
（五）农村生态产业在部分地区发展“过热”
生态文明建设，乃至生态产业的建设是当今最热的科学发展议题，相关的建设项目也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但也有一些地区，在技术力量不充沛，硬件设施不到位，相关人才也严重缺乏，后续服务跟不上的情况下，也不考虑发展的条件是否成熟，大搞“政绩工程”，就盲目开展生态产业建设。这样不仅严重影响生态产业工程建设的质量，甚至有些建设项目发展到半路就夭折了，并且这种不切实际的盲目发展只会引起当地农民情绪上的反感和抵触。
四、发展农村生态产业的若干建议
（一）加强生态伦理意识教育，树立正确的生态权利观念
生态伦理意识，强调人们运用伦理道德的眼光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求人们尊重自然、珍惜资源，与自然和谐相处。正确的伦理意识能指导人们进行正确的实践活动。加强农民的生态伦理意识教育，能引导农民重视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在生产、生活中承担一定的生态责任与义务，促成原先粗放型的农业生产向集约型转换，以及传统农业向生态农业的转变。农民在农村生态系统中具有生态选择、生态保护、生态发展等各项权益。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念，农民懂得自主运用生态权利，才能最大程度上不损害自身利益，又达到生态产业的建设目标。生态伦理意识和生态权利观念的养成，能大大提升农村生态产业的发展程度，也同时有利于农村的道德、文化建设，是全方位实现生态农村的有效途径。
（二）注重运用市场机制，发展农村产业化的经营方式
市场需求无疑是产品生产最可靠的风向标，能有效地调节资源配置。注重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的运用，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市场，了解顾客需求，指导生态产业的项目选择和发展。比如，随着人们食物结构的调整，瘦肉型畜产品和草食性畜产品受到青睐，在畜牧业生产中，草食性牲畜将会得到重点发展，发展优质牧草就有了较大的市场需求。因此，发展优质牧草的生态养殖和瘦肉型、草食性牲畜的生态放养就会带来不错的经济收益。但在农村生态产业发展中，农民由于信息相对闭塞，不是最了解市场的群体。然而，以销售和获取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产品销售公司和农村龙头企业是市场最敏锐的观察者。所以，公司、龙头企业、农户，通过签约合作，成为利益共同体的产业化经营方式应受到鼓励。这样会更加精准地把握市场规律，帮助农民选择较好的产业项目，从而促进农村生态产业的发展。结合各地区不同的自然地域条件和历史文化优势，有针对性地培育挖掘一批特色明显、类型多样、竞争力强的专业生产特色村镇和特色农产品，如优质粮食、高山蔬菜、精品养殖、园艺农业、特色茶园、观光农业等，也是在当前新的历史环境中有长远市场潜力的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
（三）重视典型成果示范，培养生态产业发展带头人
由于农村生态产业具有长线性的特征，农民注重眼前利益，所以就容易缺乏实践生态产业的耐心。只有通过典型成果示范，让农民们看到农村生态产业带来的切实利益和好处，才能真正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和劳动效率。2003年，为治理石漠化，促进荒山植被恢复，广西省平果县果化镇党委、政府决定在当地开展生态农业，种植火龙果。到2011年，火龙果基地挂果上市面积达7公顷多，每公顷产约60000斤，产值达120万元，仅此项该屯人均增收达2390元以上。发展林牧结合的生态农业，也是帮助农民增收的好项目。防护林带一般能减少土壤水分蒸发20％以上，增加土壤含水量9％；在它的防护范围内，可降低风速35％以上；在林带的影响区域范围内，牧草产量可增加100％～200％。广大农民了解到生态农业可以带来如此丰厚的经济回报，定会更加积极地投身其中。另外，农民容易受到感染从众心理的影响，多喜欢向周边的农民朋友学习。所以先引导一批对农村生态产业积极性高、抗压性好的农民优先发展。在这些带头人的带动下和先期成效的影响下，都会争先恐后、团结互助地开展农村生态产业的学习和建设。
（四）加大财政帮扶力度，做好政府管理和后续服务工作
生态渔业论文范文3
1.种植业发展现状
沈阳沈北新区的水稻是新区种植业的特色名片之一，目前水稻种植面积为20万亩，主要有盐粳48、辽优7号等十几个种植品种。曾先后获得“沈北清水大米”国家地理标志认证商标和“北霸”中国驰名商标等荣誉称号[2]。除此之外，新区还发展其它特色种植业，合计占地面积0.33万公顷，包括花卉、蔬菜、五味子、其中五味子现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五味子种植基地。
2.畜禽养殖业发展现状
沈北新区畜禽养殖业占农业比重持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畜禽养殖业已逐渐成为新区农业经济的支柱产业。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和努力，沈北新区畜禽养殖业具有如下突出特征：一是规模化养殖比重逐年升高、养殖种类繁多。二是投资规模大、养殖面积广。四是建设标准高、辐射程度强。
3.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发展现状
沈北新区是全国最大的农产品深加工基地之一，目前沈北新区的农产品深加工企业聚集在辽宁辉山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内，占地面积约20平方公里。现已拥有农副产品深加工企业300余家，其中包括世界500强企业如中粮集团、百事可乐集团等、部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如辽宁禾丰牧业、雨润食品等——这些企业共同构筑了玉米、小麦、水稻、大豆、果蔬（饮料）、（奶牛）乳品、生猪、肉鸡等八大农产品精深加工中心[2]。
4.休闲观光产业发展现状
休闲观光产业是沈阳沈北新区的新兴产业，目前沈北新区休闲观光农业具体项目包括：爱琴谷庄园，占地700亩，其致力于打造阳光度假、花卉果园、观赏采摘、休闲运动等多层次观光园区；万亩辽河花海，依托辽河七星湿地公园，占地面积达6000亩，主要以种植油菜、芦苇、万寿菊、荷花等为主题的休闲观光农业带；薰衣草庄园，占地面积5000余亩，核心区域1600亩，被农业部、国家旅游局正式认定为沈阳市首家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等荣誉称号；稻田艺术画，占地面积280亩，它是现如今中国拥有的最大的水稻田艺术画；水稻开心农场项目，占地面积300亩，是以绿色有机水稻为基础，集学习、观光、体验、远程监控于一体的水稻观光项目。
二、沈阳沈北新区生态农业发展的潜力分析
波士顿矩阵四象限法是由三个指标构成：(1)横坐标：生态农业发展市场占有率；(2)纵坐标：生态农业发展市场增长率；(3)生态农业发展情况。即相对市场占有率同市场增长率形成一个四象限的矩阵图。其理想模式是要重点突出和发展明星类和金牛类的优势与机遇，引导问题类向明星类和金牛类方向发展，尽量规避瘦狗类中可能出现的劣势与威胁。通过波士顿矩阵图中的四象限法，将其延伸到生态农业发展的潜力研究中，结合沈阳沈北新区生态农业发展中的优势、劣势、机遇、威胁，对本区生态农业发展中的四大突出产业的潜力情况做出如下具体分析：
1.劣势与机遇并存型
此象限是问题类产品，其发展特点是市场占有率低，但市场增长率高。可以看出，其市场前景广阔，处于成长阶段，只是发展优势尚未突显，在持续发展过程中，有望成为明星类也有可能退化成为瘦狗型市场。因此发展方向取决于对问题类的正确引导。可以通过采取加强型发展战略来增强发展优势，把握发展机遇。结合沈阳沈北新区生态农业的发展潜力分析，其休闲观光产业属于问题类产品。休闲观光产业属于新兴产业，拥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也是该区现代农业对外展示的窗口，但由于此类产业刚刚兴起，在管理体制和发展理念上仍存在不成熟之处，需要在发展中不断壮大及完善。因此针对此类情况，适合采用加强型战略逐步引导发展，提高市场占有率，成为明星类产品。
2.优势与机遇并存型
此象限是明星类产品，其发展特点是拥有较快的增长速度，由于增长势头良好，为了继续保持较高的市场占有率，需要增加投入和扶持力度，强化其主导地位。结合沈阳沈北新区生态农业的发展潜力分析，其农副产品深加工业属于明星类产品。农副产品深加工业是该区的主导产业，现已拥有完善的农产品深加工基地及数百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它在增长势头和赢利水平上都有着长远的发展前景，可以通过采用稳定型增长战略和创新型战略逐步成为金牛型，成为该区生态农业发展的主要收入来源，在生态农业发展中的保持良好势头，充分发挥竞争优势特点，利用发展机遇使沈北新区的生态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3.优势与威胁并存型
此象限是金牛类产品，其现状特点是，拥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但市场增长率已经饱和，因其具有市场成长率低的劣势特征却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及享有较好的规模经济优势特点，因此不必对其进行大量的资金投入，但该金牛类产品需要在发展中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发展理念，突出支柱产业优势，加强政策引导才能不断保持其优势地位，逐渐提高其市场增长率。结合沈阳沈北新区生态农业的发展潜力分析，其种植业和畜禽养殖业属于金牛类产品。这两类产业是该区生态农业发展的主要收入来源，同时在发展中不断壮大发展规模，发展模式也日趋成熟，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由于市场增长率逐年趋于稳定，因此可以通过采用创新型战略逐步向明星类转化，以提高种植业和畜禽养殖业的市场竞争力为目标，更好的发展本区的生态农业。
4.劣势与威胁并存型
此象限是瘦狗类产品，其发展特点是市场占有率和增长率都很低，因此没有发展前景，但此类产品，并不是盲目地采取全部放弃战略，而是尽可能规避发展此类产品的过程中遇到的风险，对有市场潜力的产品仍要不断开拓发展机会。因此针对瘦狗类产品，要采取减少和剔除战略，结合沈阳沈北新区生态农业发展中存在的劣势和威胁，要在政策的正确引导下，合理的选择避开威胁，消除劣势。
三、沈阳沈北新区生态农业发展的战略设计
1.生态型种植业发展战略
1.1发展壮大种植业优势产业战略。
优化水稻品质结构和生产布局，并从耕地保护，土壤改良等多方面着手，切实加强水稻生产综合能力，更在急需时，保障全区仍至全市的粮食供需平衡必要的生产能力；通过重点建设三大种植业基地，即集种植、展示、交易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蔬菜花卉产业基地、以五味子、沙参等种植、加工、销售为主体的特色中草药种植基地、以果品采摘观光、特色种植观光、农家院休闲为主线的生态林果产业基地，挖掘特色种植业潜力，大力营造各具产业优势的生态型农产品生产区域。
1.2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战略。
采用工厂化育秧、全程机械化作业、病虫害统防统治、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使农民更好的掌握优质良种及配套的种植业高产优质栽培技术；建立农业推广区域站及发展农业科研培训体系，加强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和农业信息化体系建设，以农业信息化技术引领农业产业化发展，以适应新区农业快速发展的生态化进程。
1.3创新生态农业生产模式战略。
稻田养鱼是利用稻田养鱼、鱼养稻的一种高效的种植业与养殖业组合一体化的立体种养模式。技术上，通过在稻田中养鱼，水稻可以为鱼遮光蔽日，鱼可以为水稻除草、除虫、疏松土壤，提供养分。这种稻鱼共生模式，综合效益是单纯种稻的2～3倍。通过大力推广适合沈北新区的稻田养鱼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可以改变粗放型农业作业方式，以实现对各种农业资源的有效循环利用，从而促进生态型种植业可持续发展[3]。
2.生态型畜禽养殖业发展战略
2.1提升政府职能战略。
在政策引导上，政府基于对畜禽养殖业市场的准确调控，需及时做出政策调整并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养殖户的优惠政策；在政策落实上，要做到落实政策不打折，确保按时、足额发放良种补贴等各项财政扶持资金，提高养殖户的生产积极性；通过加强与招商局、国土局、农林局、乡镇政府等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为生态型畜禽养殖业项目选址、签约、落实和实施提供政策支持和技术指导。
2.2优化产业布局发展战略。
按照沈北新区总体发展规划，优化产业布局，狠抓三大养殖基地建设：即北部生猪养殖示范基地、中部奶牛养殖示范基地和东部肉鸡养殖示范基地；通过打造万亩生态型畜禽养殖基地，不断完善畜禽养殖的产业链条，实现全区畜禽养殖业的经济良性循环，提高畜禽养殖产业化水平，推动生态型畜禽养殖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产、增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3推行保障体系建设战略。
建立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长效机制，完善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监测预警、检疫监督和应急体系；完善畜禽养殖业保障体系，提高综合防控能力和应急能力，确实保障畜禽产品安全卫生。
3.生态型休闲观光农业发展战略
3.1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战略。
发展生态型休闲观光农业，在选址与布局方面，要事先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方案，遵循生态农业发展规划、城市旅游业发展规划、新农村建设规划等原则的同时，将旅游资源恰如其分地融入到生态农业生产中，从而实现旅游产业与生态农业的和谐发展。
3.2强农兴旅的发展战略。
生态型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是一种高效的生态农业模式，在强调生态农业发展的同时，更要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从而实现休闲娱乐意义，增强参与互动意义。未来，沈北新区应立足“大旅游”战略，其生态型休闲观光农业应重点按以下三种类型发展：即林果基地采摘型、农业生态观光型、休闲旅游度假型，全力打造东北最大的“现代体验式旅游基地”。
3.3规范服务强化宣传战略。
相关管理部门应健全统一、全面的关于生态型休闲观光农业方面的管理制度和服务标准，使从业人员在工作中有标可依、有章可循；通过建立生态型休闲观光农业各行业间的行业协会等自律型行业监督组织，增强行业间各企业的互相监督、互相约束，促进共同发展；生态型休闲观光农业行业中各企业也要对从业人员定期开展农技知识、服务技能、诚信意识、生产及消防安全教育等方面的培训，从而全面提高从业者的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与此同时，要通过多种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展示沈北新区生态型休闲观光农业的风采，扩大其市场占有率，从而实现休闲娱乐、旅游观光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强农兴旅的战略意义。
4.生态型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发展战略
4.1产业集群发展战略。
就沈北新区现有的中小型加工企业分析，大部分的发展现状较为分散且规模尚小，没有形成产业集群效应，以至于在激烈的优胜劣汰中，难以保持竞争优势。因此应通过中小型企业间的优化整合，加强分工与协作，最终实现产业间的集群化发展。在以市场为基础，政府为媒介的前提下，利用沈北新区现有的一大批知名度高、加工水平先进、市场空间广阔、具有裂变扩张实力的优势龙头企业，通过鼓励龙头企业不断将一些特定的生态型农产品加工环节分离出去，形成一批专业化的生态型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帮助协作龙头企业做好相关衔接的质量、标准、管理等工作。可以说，企业集群效应不仅可以降低加工成本，还能增强企业间的整体竞争优势。
4.2自主创新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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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高校充分发挥创业教育的主体作用。
美国高校关于创业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截止到2005年，在美国4200多所高校中，已有2000多所大学和学院开设了3000多门创业教育课程，设立了44种学术性期刊和277个创业教育捐赠席位，成立了100多个有关创业的研究中心，累计超过4.4亿美元资助大学生创业项目，百森商学院、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等高校一直走在美国各大学创业教育的前列。首先，任何一种系统的构建，都要以一定的目标为支撑，准确定位创业教育的目标是构建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第一步。随着创业教育研究的深入和创业教育工作者认识的加深，美国创业教育的目标逐步由培育创业者，使受教育者能够创办实体企业的“功利性”目标向培养受教育者的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使受教育者能够独立地工作生活和更好地适应社会变革的“非功利性”目标转变。作为全球创业教育成功实施的典范，斯坦福大学在创建之初就确立了鲜明的办学宗旨，即“使所学的东西都对学生的生活直接有用，帮助他们取得成功”。作为全球创业管理教育和研究最著名的商学院，百森商学院的创业教育宗旨是全力帮助学生发展创业式的思维方式、进取心、灵活性、创造力、冒险的愿望、抽象思维能力以及视市场变化为商机的能力。其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是创业教育的内核，是实现创业教育理念的主战场。尽管美国各高校创业教育的侧重点不同，但美国高校创业教育的课程基本已经系统化，并由基础课程——其他课程或法律课程——企业战略的金字塔课程模式向所授知识以创业为核心，成环状向外辐射散开的圆形模式转变。作为全球创业性大学建设领导者，麻省理工学院形成了创业相关知识普及——创意资产纸质化——创业实践体验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打破了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围墙，涵盖了教育过程的全链条。在百森商学院，为学生安排了科学系统的创业教育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其理论课程包括由一系列选修课程组合的4个整合模块和由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支持课程组成的22门课程，其实践课程包括机会识别训练、商业计划书撰写、促销训练和模拟创办企业等。再次，师资力量不仅是创业教育成功的必要条件，更是创业教育体系中最具活力的一环。美国高校一般鼓励和选派拥有丰富创业经历和良好创业素养的优秀师资从事创业教育，还注重吸收社会上既有学术背景又有创业经验的企业家、行业领导者等担任兼职教师，不仅可以为学生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还可以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使创业教育在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最后，高校浓郁的创业文化氛围既是创业教育成功的潜在软动力，更是创业教育长远发展的持久动力。美国鼓励创新、允许失败的创业文化，以潜在的动力推动着青年广泛参与到创业教育及教育活动中。据调查统计，美国18-29岁的青年中超过60%的人想要拥有自己的企业，18-34岁中80%的青年想成为企业家，在他们的创业动机中，个人独立愿望超过了对财富的追求。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创业论坛、MIT10万美金创业大赛、创业俱乐部等为大学生创业者提供了交流学习和提升能力的平台，《科技创业》《斯隆管理评论》《MIT“创新影响”研究报告》等评论杂志为大学生创业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和有效的传播途径。
2.美国政府为创业教育提供切实的政策支持。
政府在创业教育生态系统中作为支持者，在政策法规和市场运行机制等方面推动着创业教育的发展。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2014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DoingBusiness2014）显示，美国的法律环境、管制规则和企业营商环境的宽松程度在全球189个经济体中排名第4。在政策法规方面，早在1953年，美国国会依据《小企业法》设立了小企业管理局（SBA），帮助有意于经营的小企业者创办自己的企业，并设立了白宫小企业委员会和国会小企业委员会，协同SBA工作。截至目前，SBA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公共创业投资的提供者，是美国最大的对小企业的独立融资机构。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就提出要为大学生“设定创业遗传代码”，以造就“最具革命性的创业一代”为其价值取向，并颁布了《贝多法案》（BayhDoleAct）、《小企业创新发展法案》（SBIDA）等公共政策，促进了大批实验室发明成果开发成产品并推向市场，推动了高技术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和迅速发展。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政府愈发重视高校创业教育，在2011年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总统提出把创业教育纳入国家创新体系，并启动了“冲顶赛跑”的竞争项目，旨在资助能够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创新实践项目。在市场运行机制方面，一是美国政府简化了创办企业流程，设立了一站式创业窗口，仅需5天即可完成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从注册到运营的6个环节：预定公司名称，提交公司组织文件，制订并通过公司经营协议；申请联邦的雇主识别号；注册征收营销税；在劳工部的失业保险部门注册；购买雇员补贴和伤残保险；在两家报纸上公开公司的组织文件并提交证书和公开宣誓书。二是美国政府降低了创办公司的准入成本，推动了大学生创业的积极性。以2014年为例，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总值为50120美元，注册一个新企业则仅需750美元（其中第一个环节缴275美元，第六个环节缴475美元，其他环节免费），最低实缴资本为0美元。三是美国联邦政府及各州政府制定了多项创业投资的税收激励政策。1978年将资本利得税从49%降至28%，当年美国的创业投资额增至5.7亿美元；1981年政府进一步将资本利得税降至20%，带来了创投行业的第二次繁荣；2000年《新市场税收抵免方案》（NMTC）出台，规定投资者如果投资在促进低收入地区发展的“社会发展基金”，可以从所得税中获得税收抵免。
3.美国社会为创业教育提供有效的资源支持。
社会是大学生开展创业活动的真正“舞台”，一个良好的创业社会环境对于创业者来说至关重要。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创业教育社会支撑体系，为高校创业教育的开展提供各种中介服务。一是创业交流会、创业俱乐部、创业研究会、家庭企业研究所等组织机构为学生提供课程补充，协助学生在校园内与金融界、商界、学界等各界知名人士、专家、学者交流合作，最大程度获取最新资讯与资源支持。二是由杰出创业者、风险投资家、管理、法律、会计等方面的专家组成的智囊团，为大学生提供创业咨询和辅导，协助学生发展创意、确定商业模式和经营战略。三是科尔曼基金会、考夫曼创业流动基金中心等支持创业教育发展的基金会每年都会以商业计划大赛奖金、论文奖学金等多项奖金和捐赠教席的形式向高校提供大量的创业教育基金。
二、美国高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启示
我国高校的创业教育自1997年正式开展，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探索和发展，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根据麦可思研究院公布的《就业蓝皮书：2014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我国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逐年上升，2013届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已达到2.3%，比2012届（2.0%）高0.3个百分点，比2011届（1.6%）高0.7个百分点。但从整体来说，我国创业教育成效并不显著，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充分借鉴美国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成功要素，对于我国创业教育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1.高校、政府和社会“三位一体”，构建良性互动的创业教育生态系统。
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多项鼓励大学生创业的优惠政策，各高校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创业教育活动，社会各界采取了一系列引导和扶持大学生创业的措施，但政府、高校、社会大多孤军作战，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沟通，难以形成工作合力。因此，我国创业教育要取得突破，必须科学构建“高校为主体、政府和社会为支撑”三位一体、相互联动的大学生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充分发挥政府、高校和社会中的一切资源和力量，实现各组织要素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为大学生创业构筑广阔平台。
2.有效整合资源，促进创业教育生态系统良性运转。
人才、信息和资金等“能量”是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得以良性运转的基础，是大学生开展创业活动的必要条件。借鉴美国大学创业教育的成功经验，高校应增加与政府、企业、行业、其他高校机构以及各地校友组织的沟通联系，争取形成固定合作关系，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多层面开展专项服务，引进各类资源，拓宽资金支持渠道，从而实现政策、技术、资金、渠道、咨询等创业要素的聚集，进一步改善创业教育支撑体系，打造优良的创业教育平台，共同推动创业型人才的培养。
3.优化环境，营造大学生创业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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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教育是指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创业思维和创业技能等基本素质，使学生具有一定的创业能力，从而能够进行自主创业和自我发展。在国外，创业教育被称之为继文化教育、技能教育之后的“第三本教育护照”，与学术教育、职业教育一同被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向创业型经济转型，创业教育模式应运而生。80年代是美国创业教育发展的重要阶段，90年代开设创业课程的院校发展到1050所。90年代，美国创业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杰弗里•蒂蒙斯教授的著作《创业学》发展成为世界创业教育的框架和标准。截至2007年，美国实施了8种创业教育计划，创业课程已超过5000门，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创业教育体系。近年来，我国也更加重视创业教育，提出了创业教育的理念，鼓励大学生创业。数据显示，2007年，美国大学生自主创业者占20%－30%，而我国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者仅占0.26%，可见，我国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意识十分淡薄，创业能力十分低下。因此，高等职业教育领域在创业教育方面的探索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也十分关注高校创业教育研究，涌现了一批关于创业教育的论文和专著。这些研究成果分别从管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的角度阐述了创业教育的基本理论、剖析了大学生创业意向、分析了国外高校创业教育的经验。然而，作为大学生创业教育的重要阵地，高校近年来创业教育的效果并不理想。高校创业教育研究与探索因此迫在眉睫。
二、创业教育理论基础
创业教育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为创业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首先提出创造力开发论，认为开发人的创造力，是培养和提高学生创业能力的基本途径。高职创业教育既要关注学生潜在创造力的培养，也要关注学生在创造过程中表现出的现实创造力。在学习过程中，高职学生通常可以表现出一般创造力，获得一般水平的创造性作品。德国心理学家海特纳将创造力分为:真创造力、类创造力、假创造力三种。高职教育开发这三种创造力都很重要。美国心理学家阿迈布丽还提出了创造力的结构理论，认为创造力主要由领域技能、创造技能和工作动机三大要素所构成。心理学家伯纳德•韦纳等人对成就动机进行了归因分析，以归因理沦为指导，能够培养学生的坚韧品质，这是学生创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人格要素。人职匹配理论中最有影响的是“特质因素论”和“人格类型论”。美国职业心理学家威廉斯(E.G.Willianson)以帕森斯(F.Parsons)的职业指导三要素思想发展形成了特质因素理论(Trait－FactorTheory)，该理论推动了人才测评在职业选拔与指导中的运用和发展。美国职业心理学家霍兰德(Holland)提出了人格类型理论。由于不同学生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以及职业倾向性，高校创业教育应顺应学生的个性化发展的需要，重视培养学生个体找寻与其自身人格类型重合的职业环境的能力。而学生技能形成理论认为，学生创业活动需要动作技能和智力技能的协同，动作技能和智力技能的形成要达到自动化的水平，必然经历大量的训练过程。
三、典型案例及分析
(一)创业典型案例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2009—2012届《毕业生就业与能力测评报告(Mycos大学生年度就业报告)》显示，学生自主创业比例不断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不断增强。优秀毕业生王辉以其创业事迹当选2012“感动江苏”十大人物。王辉现任年销售额100多万元的常州橙果广告公司总经理。5年前王辉从徐州来常州就读。在校期间，他从发单员、酒店跑菜员等兼职工作起步逐渐走向自主创业。学校为他免费提供了设施齐备的工作室等各项支持。成功创业之后，他情系母校贫困生，从2009年到2012年，累计有6000多人次的贫困生获得帮助。学院在创业设计类大赛连续数年获得优异成绩。2011年学院组织师生参加常州市教育局主办的“金蝶杯”大学生创业设计与企业经营管理沙盘大赛学生获得了两个一等奖、一个三等奖的好成绩。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等部门主办的2012年“蓝桥杯”全国软件专业人才设计与创业大赛上，信息系学生荣获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2项，4位老师荣获优秀指导教师称号。轻工系以金诚塑业创业社为基础成立了金诚塑料材料有限公司，经营成效良好。系部为公司的成立与运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多次召开会议，以毕业生成功创业的案例激发学生增强内部凝聚力，弘扬创业创新精神，将公司做大做强。优秀创业榜样韩春生是管理系2006届营销专业毕业生。他毕业后就职于常州百兴集团，从普通业务员到业务经理，再到自主创业。2010年，韩春生注册成立南京百润纺织品有限公司，年总销售额突破一千万元。2005模具班的学生李加贵一度成为常州大学城的“风云人物”，刚进大学他就开始创业。在校四年的创业经历为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走出校园后他又站在了一个更大的舞台。由于他的拼搏与创业精神，获得了一千万元的投资基金，并创立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模具系2008成型331班学生马艳东，他家境贫寒，为帮助其顺利完成学业，学院多次为其颁发助学金。2012年2月应聘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总部设备管理员，不到两年的时间成为公司采购物流部主管。2014年4月，马艳东作为院助学成才典型被上报省教育厅。常州科教城其它高职院校学生就业创业的经典案例也不胜枚举。据《常州晚报》2014年10月9日报道，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朱志获得了“思科认证互联网专家”证书。
(二)创业事迹的特征分析
大学生成功创业的事迹不断涌现，这与学校重视创业教育与创业能力培养这一中心工作任务紧密相关。通过典型创业案例可以看出，这些大学生之所以能够创业成功，首先是他们在校就读期间接受了学校提供的创业教育，创业理念扎根于心，有强烈的创业愿望与动机;在创业的过程中，他们始终受到学校的关注与支持，创业指导部门不仅提供必要的硬件支持，还帮助他们合理选择创业途径，提供创业方法指导与精神支持。所以面对创业过程中的重重阻碍，他们能够不断坚持，走向成功。在他们创业有了一定起色之后，他们均不约而同地想到感恩母校，主动帮助母校学生，回馈社会。
四、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构建与策略
(一)高校创业生态系统
强化大学生创业意识，提升大学生的创业能力，是“以就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下创业教育领域的重要工作内容。创业教育应建构包括学生主体、高职院校、社会政府、行业企业共同参与生态系统(如图一所示)。1979年，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生态系统理论。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是教育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生命体，由学校微环境和社会宏环境构成，对创业教育起制约和调控作用。社会宏环境包括政府、行业、企业等外部社会环境，为创业教育提供政策方针、财政拨款等有效支持。政府机构通过制定鼓励创业的政策，形成公平的法律环境、市场竞争环境，为创业提供政策支持、资金支持和行政服务。学校微环境是创业教育的主阵地，是创业教育的具体实施者，高校学生是实施创业教育主体以及检验创业教育成果的主要对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构建必须以市场为驱动，把握政策，深化行业、企业、社会和学校之间的密切联系，促进学生的自主创业。高职院校以地方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为支撑点，以培养学生的创业素质为宗旨，发展创业教育，培育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才能孕育创业人才。首要在于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完善创业教育体系，形成良好的创业教育生态系统。还要熟悉国家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方针、政策，为学生创业提供高效率的政策咨询服务，为学生创业提供及时的资金资助或策略支持。科学分析创业教育的现实问题，探索具有现代性、开放性、多元化的创业教育模式，建立公平、竞争、合作的创业环境，结合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营造崇尚创业、宽容失败的校园创业文化氛围，制定与实施一系列针对毕业生的创业指导服务计划，构建创业教育的长效机制。
(二)创业教育策略
创业教育的核心是意识和能力的培养而非简单的技能传授。为积极响应国家鼓励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方针政策，加大学院就业创业教育力度，更好地探索产学研相结合教育模式，大力推动创业实践教学，增强学生实践能力、应用能力和创业精神，学院将创业教育贯穿于高职教育的全过程，做到培训规范化、实践社会化、资助项目化、支撑基地化和教育网络化，多层次、多途径、全方位推进，不断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首先，设置职能互补、利于创业教育的配套创业教育管理与培训机构。学工处、教务处、市场部、就业指导中心等部门以就业创业为目标整合自身的职能、资源、渠道，建立专门的就业与创业指导中心统筹毕业生的信息咨询、方法培训、跟踪指导等工作。其次，在课程设置中更加注重课程内容的实用性、课程设计的灵活性等要素，为学生的创业活动提供实效性的帮助。美国教育家杜威主张“做中学”，强调学生以自己的兴趣、需要、能力、经验为中介，通过实践活动获得直接经验。学院充分重视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这两种典型课程对创业教育课程设置的指导意义。以学科课程让学生系统掌握创业知识，为创业实践做准备;以活动课程使学生获得切身体验，从而提高创业能力。第三，营造创业教育校园文化。通过营造以“爱岗敬业、自强不息”的邓建军精神为核心的校园创业文化构建在校生创业理念，增强对于未来创业的心理准备与适应性，激发他们创业的热情。学院在“十二五”期间创建了一个文化品牌———校友大讲堂，内容包括校友的独特奋斗经历、校友的成长经验、就业创业专题报告会等，旨在汇集校友精神资源，加强个性化指导，为在校生提供智力支持，帮助其勇敢地面对就业竞争现实，克服各种困难心理，鼓励学生甘于吃苦，参加社会实践。第四，从创业教育与实践平台建设、创业园与创业基地建设等层面构建创业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学校创业园与创业基地，或与外界的创业园与创业基地合作，多渠道、多层面、多维度地为学生提供创业锻炼的环境。为推进创业实践基地的建设，搭建创业项目的交流平台，学院多次举办《创办你的企业》(SYB)培训班，指导学生把自己的创办企业的构思变成现实。第五，科学设置创业教育的资助体系和丰富多彩的创业教育第二课堂的资助体系。设立创业基金，支持、引导学生从事初级的创业尝试活动，资助学生参加各种创业相关的学习活动。学院以大学生创业类社团为基础成立由教师、在校生、毕业生共同经营管理的创业公司，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第六，建设创业信息网，提供了多元信息资源。采集实用有效的信息资源，积极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信息服务。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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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教育生态位构建
生态位理论认为，个体为适应环境所采取的生存策略，受到两个因素影响:一是个体与环境的信息和资源的交换情况;二是个体自身应对环境因子的决策能力。个体在构建生态位过程中，能够实现与环境之间的协同“进化”，并打上环境的“烙印”。职业教育生态位构建是特定区位环境中(通常指行政区域)的职业教育与当地的经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占据的位置，反映了区域经济社会对本地职业教育产生的“利基(niche)”现象，体现了职业教育在该地区的发展状况。具体来说，职业教育通过自身要素来影响区域发展的技术、人力资源、社会文化、资金和政策流向，从而提高发展能力，拓展发展空间，实现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最终达到生态位构建的目的。职业教育生态位构建是一种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自我调节方式，不仅强调职业教育与区域环境的协同作用，还揭示了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反馈作用。职业教育生态位构建能够从环境、资源、能力等三个维度分析和解释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之间相关联的特定的时间位置、空间位置和功能地位，并检验区域经济社会的“系统设计”能力，还可以用来检验职业教育体系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融合程度，体现了职业教育在区域空间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区域社会整体能力提升承担的作用。按照双轨迹演化观点，任何主体在环境作用下的生态位构建过程中会导致进化惯量与动量的变化。同样，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发展的惯性，这种惯性通常为职业教育对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中最适宜生态位的贴近程度。职业教育生态位适宜度越高，说明职业教育体系越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反之，则不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与之相对的进化动量反映了职教主体偏离社会需求的程度，教育进化动量越大，其偏离社会需求程度越大，其趋适性也就越大。双轨迹演化模型的观点不仅反映了职业教育生态位构建与空间环境的协调演化规律，还反映了职业教育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程度。职业教育生态位构建广泛存在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往往表现在职业院校发展状况、办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布局和是否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等方面。
(二)职业教育的空间选择
职业教育的空间选择就是建立与当地的经济总量、产业结构、人口数量相适应的职业教育布局和层级，并确定自身在区域经济社会中的地位。我国区域经济通常以地市级行政区划为单位，形成具有特色的地域板块机构。由于投资主体的关系，职业院校通常由地级市及以下行政机构主办，并承担着为服务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所以在空间选择上也以行政区划为单位。通常，职业教育的空间选择主要与区域经济总量、产业结构、产业类型、人口总量等有关，并影响到职业院校的内部办学活动。区域经济总量的高低直接与职业院校的投入有关，地方经济总量越大，地方财政也就越充沛，职业教育经费自然投入也相对较高，能够改善办学条件。产业结构与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教育层级有关。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只有与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相似，才能培养符合区域经济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区域经济社会才能为职业教育提供丰富的办学资源。此外，产业结构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产业链的层级与职业教育的层级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区域经济社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时，职业教育也多半是围绕劳动密集型产业设置中等职业教育层级;当区域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占多数时，职业教育也以高等职业教育为主，培养产业发展所需要的高端技能型人才。这种职业教育结构往往能够通过区域经济社会的反馈效应获得产品市场在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从而指导自身发展。人口总量则与职业院校的布局、密度、规模有关。一般来说，区域人口总量越多，学龄人口也就越多，在职教与普教比例相当的条件下，职业教育的学生数也就越多，从而对职业院校的规模、布局和密度产生影响。
二、职业教育空间选择过程中的生态位构建现象
职业教育空间选择的过程是职业教育根据区域经济社会的特点，发展出合适的层次、类型和结构并相互协调发展的过程。在职业教育选择区域环境后，早期的区域经济社会为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投入设备、资金、政策、产业、技术和人才等职业教育要素;当区域环境改善后，职业教育将由补偿发展变为自主发展，如主动吸引企业合作，吸引政府、企业的设备、资金、政策投入职教体系，职业教育以产业增值、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为产出回馈区域经济社会，形成一种良性反馈，实现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并在区域经济社会中建立起稳定的职业教育生态位。从职业教育的空间选择与生态位构建过程中可以看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工业化水平以及政府治理结构都决定着职业教育空间选择和生态位构建，而职业教育也能够影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效果。职业教育生态位构建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具有适应性。职业教育对区域环境提供的设备、资金、技术、人才以及政策甚至区域文化等具有适应性，并反映到办学体制、发展决策上。二是职业教育具有区域反馈性。以职业院校为例，当其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能够持续地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产出时，它们能够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且这种促进作用能够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办学活动中。三是职业教育对生态位具有继承性。职业教育能够在当地现有的教育水平、产业结构和工业化进程的基础上进行发展，能够对其生态位的上下游传递资源和信息，并施加自身影响，从而完成生态位的“稳定性”。因此，这是一种功能属性的继承，非知识与实物的继承。
三、生态位构建对职业教育产业空间选择的影响
(一)生态位构建增强了职业教育空间选择效应
职业教育受到区位空间的多重选择作用。区位空间通过产业、技术、人力资源、资金、设备和制度等环境因子，使职业教育在规模、组织形式、专业设置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区位特点。因此，以生态位构建为基础的职业教育空间选择，可以认为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一方面，区域经济社会提供生源、经费投入、产业基础和政策环境，为职业教育营造一个适宜发展的承载空间，实现职业教育的正向选择;另一方面，匹配的职业教育能够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的技术人才。正是这种区位空间下的双向选择作用，使职业教育具有独特性，基于区域经济社会特点，又使职业教育具备了多样性，不同类型的职业教育实现了最适宜区位空间的选择。职业教育不同区位空间的进化惯量与动量间的差异，正是其生态位构建上特殊规律的一种定量表征。职业教育在不同空间尺度下的环境中尽管受到多重因子的作用，但其具有相同的生态位动力机制:进化动量和进化惯量的相互作用使区域空间内的职业教育个体达到动态平衡。这种动态性说明了职业教育主体对空间环境的选择在不同尺度上存在不同的“能级”，这种“能级”有可能随着空间尺度的变化而变化，让职教个体最终产生不同的生态位，形成不同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所以，职业教育生态位构建可以通过空间中的多因素“巧妙妥协”达到平衡状态和多样化的生态演化结果，从而维持强有力的发展张力。
(二)区域经济社会属性决定了职业教育的类型
我国职业教育呈现出多极化的发展态势，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和中西部地区分别建立起各具特色的职业教育。这些地区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高度的产业关联性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环境“土壤”，具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成本优势、办学差异化优势和技术创新优势等。但这些地理空间内部的不同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同样具有异质性，经济类型、政策机制和区域文化的这种差异性使得职业教育生态位构建的动力机制、发展路径也往往表现得不一样。设备、资金、技术、人才属于职业教育的内在需求，而产业类型、地方政策和区域文化则属于职业教育的外部环境。外部环境变量影响着地方职业教育体系内部设备、资金、技术等内部变量的类型，如外向型经济区域的技术、人才等往往国际化，其传导到职业教育内部的变量也不同于内向型经济的区域。从生态位构建的要求来看，职业教育生态位的建立往往与外部发展环境的变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些外部变量成为区域经济社会的属性，而属性的强弱，直接影响着职业教育生态位的构建。不难看出，职业教育发展类型并不以地理空间为划分依据，而是体现了强烈的地区经济文化属性。当产业经济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占主导地位时，职业教育在进化动量与惯量的双重作用下，生态位也受到深刻影响。因此，按照区域经济社会属性在职业教育生态位构建中的中心作用，可以将职业教育的空间选择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适应型职业教育。具有本地属性的区位空间，强调地方性和社会文化在职业教育生态位构建中的中心作用。选择这类空间的职业教育具有较低的进化惯量和较高的进化动量。这些地区的资源环境要素产生的逆向选择，使职业教育从内涵到外延都需要进一步调整，直到适应区位资源的承载力为止。这种职业教育表现为外源性职业教育。第二类是发展型职业教育。具有产业属性的区位空间，强调全球化与产业技术在职业教育生态位构建中的支配作用。选择这类空间的职业教育具有较高的进化惯量和较低的进化动量。这类职业教育需通过扩大自身规模达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是一种内源性职业教育。第三类是行政主导型职业教育。具有政策属性的区位空间，强调政策与政府调控在职业教育生态位构建中的主导作用。这类职业教育进化动量和进化惯量介于前述两种类型之间。但这类职业教育同时受到外部资源环境和内部自身规模的双重压力，是一种多源性职业教育。
(三)生态位构建为职业教育提供不同演化模式
根据上述空间选择类型，按照职业教育生态位构建的结果，可将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类型分为区域输出、区域融合和跨国输出三种形式，分别对应适应型职业教育、行政主导型职业教育和发展型职业教育。适应型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人力资源在满足本地区需求外，部分输出到其他产业发展空间;行政主导型职业教育的产出能够被本区域吸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部分;发展型职业教育发展为跨国输出型，这种输出不表现为人才的输出，而是将技术知识通过产品的方式来实现全球化的流通。从职业教育空间选择的类型中我们不难发现，不同空间的职业教育生态位构建机制虽然相同，但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生态位动态演化路径:一种是以注重物质———“人”为目标的职业教育主体，大多选择地方性的区位空间，强调物化的人在空间生态位构建中的作用;另一种是以技术创新为目标的职业教育主体，大多选择具有新的生产技术和外向型产业体系的区位空间，强调虚化的知识技能在空间生态位构建中的作用。生态位构建具有不同演化路径的原因，在于职业教育对不同尺度空间的环境因子选择差异。这说明职业教育的选择可随空间尺度的变化而改变，不同尺度上的生态演化路径可以产生不同的发展模式，实现职业教育的多元化发展。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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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理性；文化产业；产业生态；伦理对策
一、新经济时代：文化理性危机及文化产业责任伦理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从万物中发现并产生了有关主体事物的概念。在宋明时期，程朱理学构建了以“理”为中心概念的理学体系。朱熹也指出离心无性、离性无心的客观事实。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对理性的认知就已经极为深刻。在西方，理性的概念最早来源于逻各斯（λόγος）。赫拉克利特认为逻各斯是世间万物的统领，代表着一种理性和智慧，并且逻各斯是人类在进行活动时的准则和根据。逻各斯中所代表的理性和智慧可以主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活动。随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人是理性动物，人的德性源于理性功能的卓越展示。1换言之，只有具备完整的理性才能具备高尚的德性。尽管在中西方对于理性的定义有所不同，但归根结底，理性以两种形式而存在：认识理性和思维理性。认识理性和思维理性作为理性的两种形式，通过不同层面阐释了人类理性的重要性。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的不断变革，意识形态也呈多元化发展趋势，人们思想、价值取向的纷繁复杂，导致人们理性程度的逐渐丧失，进而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倘若此类问题不及时加以解决，将会影响到我国文化前进的方向和发展道路。自2003年9月国家文化部制定并下发了《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文件——将“文化产业”定义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后，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也悄然兴起，随着一系列改革的推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也迅速兴起，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产业连锁效应。正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也在《启蒙辩证法》（1947年）一书中率先指出“文化产业”的实质：文化产业的大规模发展是审美的商品属性昭然若揭，并使审美生产与消费呈现出规模化的效应。2在党的报告中所指出：“没有文化的繁荣昌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见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性、阶段性、关键性和引领性。诚然，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并非一朝一夕，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40年，这40年是中华文化蓬勃发展的40年，是中国文化产业不断壮大的40年，是中国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性跨越。这40年是党引领人民披荆斩棘、风雨同舟、砥砺前进的40年。在这四十年间，不断地开创着良好的“新局面”，但是也应该看到，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一些问题的产生，这些问题倘若不加以合理解决，将会对文化产业迈向更高台阶产生一定的阻力。问题的产生最大的根源在于文化产业主体“责任”的缺失，德裔美籍哲学家汉斯•约纳斯（HansJonas，1903-1993）在其代表作《责任原理——技术文明时代的伦理学》（DasPrinzipVerantwortung：VersucheinerEthikfürdietechologischeZivilisation，1979）中首次提出“责任伦理学”，深刻反思了当时科技技术的发展对于生态和人类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为了对人类和人类生存空间的维护，进而把责任推向伦理学问题的核心，把人类存在作为责任伦理学的首要要求。在约翰斯的观点中他认为人是具有义务的道德理性主体，要自觉承担当代以及后代的道德责任。这一观点对当代责任伦理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二、新时代视域下文化产业发展的问题分析
当下新型文化产业具有经济和文化两种属性，党和政府倡导文化产业主体要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作为价值追求。然而，在文化产业逐步发展推进的过程当中，还存在着很多只顾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的现象，倘若不加以监管和协调必定会引发文化产业生态效益的失衡。当前，我国产业发展问题重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我国部分文化产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理性化程度低，责任意识淡薄，只顾盲目满足“娱乐化”的大众文化消费需求，盲目迎合大众物欲的期待，不能以绿色健康合理的文化产品引导群众心理需求，公众长期接触庸俗、肤浅的娱乐性文化产品，便会逐渐丧失对问题的是非判断能力，进而也会影响到公民政治素养的提升、共同理想信念的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等也就失去了现实基础。另一方面，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借助种种强势手段，向世界各地传播其文化产品，企图占领中国的文化市场，再加之，中国文化企业逃避自身对文化的传播责任，为避免市场风险而大量生产快餐式的低级庸俗文化产品。随着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自媒体作为一种新型文化产业形势在我国迅速得到普及，彻底改变了以往传统媒体的生产和传播方式，尽管自媒体具有时效快、高信息量等优势，但自媒体的文化生产准入门槛可以说是“零门槛”，与此同时，公众也可以通过自媒体进行信息的转发和创作，并且可以针对社会热点话题实时自由发表个人言论和观点。同时也导致了一些不良信息的迅速传播，此类信息一旦持续高速扩张，便会严重影响到受众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进而影响到我国文化意识形态的建设，会直接对我国文化产业的生态发展产生强烈的冲击。
三、加强文化理性建构与文化产业生态责任伦理的现实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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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法
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平台，以《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为依据，统计了2013－2017年《淡水渔业》的期刊计量指标、复合影响因子、学科排名、年发文量、年度平均时滞的变化情况，并针对数据进行了整理和原因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期刊计量指标
期刊引用计量指标和来源期刊计量指标进行评价科技期刊质量和学术水平［3］。可被引文献量反映了能被学术创新文献引证的一次发表文献。复合总被引、他引总引比显示了期刊论文被其他更多期刊引用的情况，反映了期刊被读者使用的程度。基金论文比也是期刊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刊物报道和关注的重大课题多，对影响因子的提升将产生积极影响。从2013～2017年统计数据看（表1），《淡水渔业》在每期页码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可被引文献量从2014年开始呈每年递减趋势，相邻年份发文量最大差达到10篇。复合总被引在2015年和2017年出现了明显的回落，表明刊物被引情况不稳定，呈波动变化。而他引总引比和基金论文比几年间比较稳定，没有明显变化。这些计量指标表明5年间刊物不仅没有任何进步和发展，甚至有些指标还有退步。
2．2期刊影响因子变化情况
影响因子主要反映科技期刊近期影响力的状况，期刊影响因子越大，其学术影响力和作用也越大。表2数据显示，2013～2017年《淡水渔业》影响因子呈波动变化，但整体呈下降趋势。从影响因子学科排名看，排名从2013年的第9名跌至2016年的12名，2017年排名又稍有回升，整体基本一直处于学科中间水平。出版时滞较短的刊物更容易获得较高的影响因子。表2显示，2013～2017年《淡水渔业》年度出版时滞变化范围为198～300天，时滞均超过半年，2016年平均时滞接近一年。
3影响因子下降原因分析
期刊影响因子下降与多方面因素有关，如学科因素、论文质量、被引用方式、出版周期和时滞等。现结合刊物实际，具体分析如下：
3．1体制原因
《淡水渔业》是由长江水产研究所主办的期刊，与大多数科研院所主办的科技期刊一样，编辑部在主办单位中不是一线技术和研究部门，很不受重视。编辑部现有规模比较小，仅4人，办刊经费主要靠单位补贴，办刊人没有任何自主权，对所属单位依赖性强，因此长久在这种办刊体制下，期刊编辑人员形成了安于现状的意识形态，从而导致竞争意识缺乏，也没有把期刊做大做强的意识。
3．2学科因素
期刊的影响因子与期刊所属的科学领域和涉及学科有着密切关系［4］。近几年，学科因素已成为影响《淡水渔业》影响因子的主要因素之一。具体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淡水渔业》是主要刊登淡水养殖方面科研成果的专业性期刊，由于行业局限性、专业性强、受众面窄、系统内部相关专业科技期刊内容重复交叉，使得稿源分散等［5］，这就造成了水产学术期刊同质化严重，存在优质稿件的竞争问题。另一方面，现阶段国家将大量的科研经费转向海水养殖、营养、生态环境等方面，很大程度上带来从事海洋渔业研究人员数量增多，随之而来与之相关成果也会相应增多。因此，作为展示海洋渔业科研成果的重要刊物，如《南方水产科学》、《上海海洋大学学报》，它们优质稿源的选择范围会更广，所登文章在选题创新性、影响力方面必定占有更大优势。这势必给《淡水渔业》刊物稿件质量和影响力方面带来一定的影响。
3．3论文质量
学术期刊质量最为核心的是学术质量和编辑质量，期刊作为科学论文的载体，科学论文的质量决定了期刊的学术水平［6］。影响因子和论文质量互为因果关系。学术论文质量提高了，才能提高学术期刊的质量，期刊相应地才能获得较高的影响因子。高质量的文章是期刊高被引频次的基础，而高被引频次是计算影响因子时起决定作用的一个量。要拥有高质量的稿源，必须对稿件严格把关。《淡水渔业》在这方面存在两个比较明显的不足：（1）初审审核质量的不确定性：编辑部总共4人，其中主任1人，编辑3人，根据编辑部现有人员分工安排，《淡水渔业》文章初审由编辑部主任负责，但因编辑部主任专业是图书情报，且未从事过科研一线的工作，难免对各领域的研究前沿、研究热点把控不准确，影响初审审核质量，造成优质稿源无形流失。（2）关系稿处理不够“狠”：自《淡水渔业》进入CSCD库，本单位科研人员和与其相关项目合作者等形形色色不同关系的来稿大量涌入编辑部，多数稿件质量并不高，但编辑部碍于情面，并未严厉拒绝，依然让其正常发表，经统计，最终这类稿件被引频次很低，甚至零引用。因此，要提高刊物的影响因子，最重要的就是把控好文章的质量，提高文章的被引频次。
3．4出版时滞
《淡水渔业》出版时滞过长，主要与编辑部内部的现有工作流程有很大关系。编辑出版的每个环节环环相扣，一个环节时间设置上有拖延，将严重影响该篇文章的正常输出，而《淡水渔业》最难把控好时间的是在送外审环节和退作者修改环节。在审稿环节中主要存在的问题为审稿人主观延误审稿，或当审稿意见没有较大参考价值或两位审稿人对同一篇文章审稿意见相差较大，编辑部必须更换审稿人或增加审稿人，导致审稿计划延误，影响稿件的处理程序。退作者修改环节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作者不能准确领会编辑的退修意见，同一问题反复多次才能修改到位，或不能按时间节点准时返回修回稿。因此，要缩短出版时滞，必须在这两方面进行改进。
4提升策略
通过对《淡水渔业》影响因子下降的原因分析，刊物结合实际考虑以下一系列措施，以提高其影响力。
4．1提高论文质量
（1）严把初审关。要提高《淡水渔业》论文质量，最重要从第一步初审开始，把源头控制好。《淡水渔业》所属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系统内共有8所1中心，现院系统内各科室主任，均为中青年，既精力充沛，又有深厚的专业背景和灵敏的专业嗅觉，期刊编辑部根据学科方向聘请学科主任参与文章初审，大大提高期刊文章初审质量。（2）控制好关系稿。关系稿、人情稿是每个编辑部都面临的老大难问题，要处理好这个问题，每个编辑部必须要有自己的底线和标准。编辑部对本单位各学科组所投稿件，要求通讯作者审核签名后方能进入审稿流程。对于本单位同事推荐的稿件，要求推荐人提供推荐理由纸质版材料，再根据流程处理。次年统计前两年在本刊发表的本单位稿件和推荐稿件的被引频次，若频次为0，将相关结果告知作者，并将其列入本刊黑名单，该作者和相关研究团队再次来稿时，编辑部将重点关注。
4．2提高编辑质量
现刊物的编辑队伍主要包括专职编辑和临聘编辑，临聘编辑主要是1名英文编辑、1名终校质量把控编辑、若干名学科编辑，虽然人员设置合理，分工明确。但在实际编辑过程中还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通过调查发现，主要还是工作积极性不够，投入本职工作的精力有限。加强内部队伍建设在职称评定和生活方面给予相对多的机会和途径。《淡水渔业》印前工作的整个流程都是在采编平台上完成，每个环节上的时间耽搁都会影响进度，因此在工作中我们对工作要求重新规范，细化每步的时间节点，初审，外审，复审各多少时间，作者返回修回稿必须在多长时间内完成，严格按时间标准执行，提高编辑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