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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既要做历史分析，又要立足于现实进行取舍。
首先，从历史的观点看，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有精华也有糟粕。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在贵州发展史上，绝大多数世居少数民族地处边远山区，交通不便，信息不畅，自给自足的封闭性自然经济在生产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这些为少数民族传统道德观念中一些陈旧的不合理的落后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土壤，造成了人们僵化保守、自卑畏缩、不思进取的心理习惯，影响了自主能动性的发挥和良好人格的形成，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明显阻碍作用。鉴于此，对于少数民族的传统道德要进行历史分析，辨别优劣分别予以取舍。其次，少数民族的有些传统道德，虽然在历史上曾起过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但并不代表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它们仍具有积极作用，一旦表现出不能适应发展变化了的时代就会起消极作用。因此，要立足于现实对少数民族传统道德进行分析，给予批判地继承。一些优秀的传统道德也需要通过改造更新，增添具有时代性的新内容，才能成为今天的道德规范。
2.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辩证看待少数民族传统道德。
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的传统道德，都是在特定环境中发展形成的，在对其性质和作用进行认定的时候，要坚持全面的观点和两点论。如在许多民族中都有尊老的传统。以苗族为例，苗族社会尊重长辈、老人的现象随处可见，蔚然成风。不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上，老人在道德活动中扮演着多种角色——道德榜样、道德教育者和道德评判者。由于生活经验丰富并掌握较多的本民族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故而老人担负着教育晚辈的责任。村寨中无论大小事都要请老年人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由他们做出最终的判决。老人是知识和经验的传承者，这样的传统也维护了家族和家庭的和谐。但是，这种传统从某种程度上压抑了子女、年轻人个性的自由发展，不利于民主意识的培养；同时老人在承担道德评判者角色时，难免有失偏颇，有时候不能做出公正、正确的判断。所以，对于这些传统道德，必须进行具体分析才能把握其中的精髓并正确对待它们。
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少数民族道德发展的动力
1.把培育共同理想信念作为少数民族传统道德发展的重要内容。
在发展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这一精神支柱，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发展不仅会失去重要的精神动力，而且也会在组成内容上出现重大短缺。因为在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会面临与经济相关的社会问题，而且还会面临对突出矛盾的化解、对现实问题的解决等一系列问题。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既离不开道德的支撑，更需要共同理想在民族道德发展过程中给予信念上的支持，提供价值观念的整合和思想认识的引导。
2.提炼少数民族中反映共同理想信念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
为了协调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利益的关系，一方面要总结和弘扬那些在共同理想旗帜下反映现实、有利于人们和谐共处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例如少数民族在实践中普遍认可的公平、诚信、宽容、仁爱、谦让、律己等；另一方面要针对不同阶层、群体的少数民族群众实际，提炼、宣传、倡导那些促进人们共同发展的价值标准与行为准则，例如勉励低收入群体自立自强、勇于奋斗，鼓励高收入群体扶贫济困、乐善好施、回报社会等。
3.以共同理想信念为基础探索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发展途径。
首先，以树立共同理想信念为核心，构建有助于发展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良好社会环境，以此来促进民族传统道德的良性发展。其次，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先进典型人格示范作用。从古至今少数民族中也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们的事迹和故事至今仍在影响着民族同胞。再次，关注现实，把理想信念认同和利益认同结合起来，把道德的发展同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要改进理想信念的培育方式，从关注社会成员的物质利益和精神需求入手，解决好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把社会成员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并及时地解开少数民族群众心中的疑惑，使人们心甘情愿地积极配合协调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矛盾。只有这样，理论才能说服群众，才能够真正深入人心，传统道德的发展也才能按照既定的方向优化发展。
三、发扬民族精神，发挥少数民族优良传统道德在经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1.通过多种途径宣扬少数民族中反映爱国主义的优秀传统道德。
首先，可以利用电影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大众传媒来宣传少数民族爱国主义传统道德。譬如《奢香夫人》这部反应彝族历史文化题材的影视剧，让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领略贵州历史上彝族在其人伦社会方面的思想主张和价值取向。其次，通过专题讲解、墙报、画册宣传，以少数民族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用他们耳熟能详的事例来倡导爱国主义传统道德的具体内容，并且把这些内容具体化、规范化，与各民族的传统习俗、生活实际相结合，使之成为各民族群众都能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
2.在少数民族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发展。
首先，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民族传统文化教育。黔东南州的侗族大歌，黔南州的“水书”等，这些民族文化的载体是祖国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对中华民族文化尤其是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教育，可以增强民族自信，振奋民族精神，继承发扬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其次，在少数民族中进行贵州省的省情教育。对贵州省省情的了解是少数民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历史上，长期的封闭状态导致了贵州的落后，封闭的环境使贵州与外界互不了解。今天对少数民族进行省情教育，普及省情常识，是为了让少数民族同胞从整体上知晓贵州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资源等方面的情况，认清贵州省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步骤和前景，在同其他省区的比较中看到贵州省的优势和差距。再次，对少数民族进行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教育。当前，破坏民族团结的情况并没有完全消失。同时，民族差别带来的民族矛盾以及各种对少数民族的偏见、隔阂、不信任心理等也还存在。新时期，随着社会发展还会产生新的民族问题，所以要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实现少数民族的进步和繁荣。
四、发扬时代精神，促进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现代化
1.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观念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全面提升少数民族传统道德。
我国各民族历史发展不均衡，各少数民族的传统道德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和多层次性。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观念对少数民族传统道德进行改造，使少数民族传统道德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要在少数民族当中倡导时代精神，打破过去因循守旧的观念，区别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中的原始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界限，严格把握原始平等、民主观念与市场经济所倡导的公平、民主的区别。
2.将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轨。
少数民族的传统道德要在时代的发展中适应时代的需要，必须在传统文化和现实需要中找到恰当的结合点。如苗族的鼓社制和议榔制、侗族的款、布依族的合款等，其目的都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保护公共和私人的利益，维护社区正常运转，反对外来剥削和压迫，当出现不良行为时维持公道，给予惩处。不可否认的是，地方性的款约和族规在不同程度上带有迷信色彩和封建落后保守思想，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但对于习惯法在边远落后贫困民族地区的影响力，以及人们乐于接受的心理，应给予肯定。有的社会群体普遍性的政治思想水平不高，愿意遵循传统的约束机制。对这种现象如能因势利导，有时候也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五、以社会主义荣辱观指导少数民族传统道德实现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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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又光先生的一句话说得好“知道为智,体道为德”,所以道德教育必须结合生活、融入社会。
一、道德社会教育的缺失
社会教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社会教育指的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外的文化、教育等机构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个人对各种社会成员所开展的教育。广义的社会教育指的是社会发展、社会生活过程中的具有一切教育意义的一切活动。广义的社会教育包括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狭义的社会教育。我们这里所谈的是狭义的社会教育,主要指的是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对学生产生影响的教育,重点谈的是以社区为主的社会教育。
道德是在人的关系中产生的,源于人的生活,所以它应渗透于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些学生嘴上能说一套大道理,可是一旦面临现实道德情景,却难以付诸有道德的行为或不知所措。长期以来,我们把德育从完整的教育体系中割裂抽离出来,仅仅靠单独的课程(公民课、思想品德课等)、配备单独的教师、设立单独的机构(如政教处、德育处等),来实施德育。德育是培养学生品德过程,品德由知、情、意、行四个因素构成,所以德育过程也就是培养学生知、情、意、行的过程,德育要发挥知、情、意、行整体功能。德育既不能从人的活动中分离出来,也不能限定德育的空间范围,德育应渗透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脱离活生生的人际交往,脱离生活世界的德育课,学生是很难对它产生兴趣的,也就很难形成道德体验,并进行道德判断、选择,进而产生道德行为。因此道德教育必须强调学生的社会实践,如果离开了社会实践,所教的道德只能是空洞的说教,德育也就缺乏实效性。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的社会教育事业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建立更新或完善了一大批与社会教育有关的法律和行政规章;建立了一支庞大的社会教育工作者队伍;获得了社会教育方面的丰富经验。但是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一种形式化的状态,如果说结合的比较紧密的话,那也就在时期,况且还做得过了头,在现实的教育体系中,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在社会的大环境下,德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仍然是纸上谈兵。作为社会教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社区教育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承担了社会教育的主要功能。
在21世纪不会外语、计算机的人被列入功能性文盲,那么,从社会能力来说,不能与人友好相处、不能与环境协调一致、情感缺失、生命价值意义缺失的人都可能成为21世纪的新文盲。随着社会的发展,社区不再是一个地域概念,它是架在不同经济收入不同政治地位和不同教育水平的全体成员之间的一座桥梁,从而使各个文化素质的群体和个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交流、相互理解成为一种可能。社区教育包括学校教育的社会化、社区活动的教育化和居民教育终身化。社区教育在打破教育封闭状态上,在扩大教育与社会各界联系上,在建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社区教育便于统筹社区内的教育资源,密切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的关系,形成教育网络,便于德育的实践和落实。社区教育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强大生命力。以社区为依托来发展道德教育,使学校、家庭、社会趋于一体化,已经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化社会的重要途径。我国德育的发展方向应当由学校道德意识的培养和社区的实践结合起来。
二、国外道德社会教育的成功经验
目前世界各国学校道德教育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道德教育的社会化。所谓社会化,就是全社会各个方面都要重视做好道德教育工作,因为一方面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的途径很多,小说、电影、录像、电视、音乐、体育、青年团体、宗教团体和社会活动等各方面的信息每时每刻都在影响学生,而学校不可能成为阻断这些影响的独立的教学机构。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光靠学校是不够的。学生的道德教育工作是学校、全社会各个部门的事情,是大家的事情,不能只靠思想政治工作和少数德育工作者去做。
美国中小学普遍开设“公民教育课”和“法制教育课”,全美建立了中学生社会服务网,服务范围不断扩大。具体服务内容,如为穷人募捐,在贫民收容所帮厨,为低能儿童当家教,到社区或学校自助餐厅无偿服务,帮助无家可归者,自愿教跑步、游泳、体操等。全美现有志愿服务人员6000万,中学生占很大比例。教育机构认为,引导中学生尽力而为地贡献自己的时间和才能,做力所能及的无偿服务工作,有利于培养他们对自己公共社区的责任感,一个人年轻时就做好事,往往一辈子都做好事。
在新加坡,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参加社会上开展的“忠诚周”、“礼貌周”、“孝顺周”、“睦邻周”、“清洁运动周”、“国民意识周”等特别周活动,培养中小学生的公民意识和道德意识。新加坡1999年颁布《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各种族都能接受的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英国学校的社会活动有两种,即社会政治活动和社会服务活动,英国大多数青年参与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去,例如,
(1)国际特赦组织中的年轻成员从1988年的1300人增加到1995年的15000人;(2)在申请参加社会志愿者的全天之员工人员当中,18岁以下占60%;(3)绿色和平组织中年轻成员从1987年的8000人增加到1995年的420000人;(4)一份来自英国志愿者中心1991年大报告中显示,在1990年,有55%的18~24岁青年参与到一些志愿者行动当中去。通过社会活动,使在校学生能够了解不同社会群体人们的需要,增加他们对社会结构和过程的认识,有利于他们的个人与社会道德价值观的发展。
国外的道德教育切切实实的与社会教育结合起来,通过学生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在实践中培养他们的道德意识,使他们在生活中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三、社会教育———我国道德教育亟待补充的一课
当今社会,尤其像我们这样一个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社会,正确而灵活地做好德育工作,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要想有效地达到德育目的,必须遵循德育规律,掌握德育方法。但重点要落实在德育过程,德育过程的本质是造就德育主体或再生产德育主体的过程。我们不能仅仅把学校德育过程看作是学生接受思想道德教育的过程,而应看成以学校和社会双向互动的教育和受教育过程,学生主体德育的养成过程。在社会转型期,学生处在道德观、价值观逐步形成时期,加上受当今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影响,他们对社会周围的人和事进行道德评价时已经不再轻易的将其简化为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好坏、善恶的对立。对于学生自己来说,道德评价的结果和道德评价体系不仅会促使其依据一定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还会促使其依据一定的道德理想来激励自己的行为。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形成一个自我的良好的道德评价体系,科学客观的道德评价对产生正确的道德行为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对社会来说,有德无才的人是脆弱的,有才无德的人则是危险的。#p#分页标题#e#
道德是个体与社会在良性的、双向互动关系中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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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转型期、变革期的中国社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出现价值多元的现象。当新道德体系尚未建立、健全之时,社会行政道德的失范无疑已成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大阻碍,它直接影响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并制约着社会新风尚的形成。因此,在构建当前行政道德建设的制度路径的前提下,以民族文化为根基,以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为价值导向,反思传统的“廉耻”观,重构新时期公民的荣辱意识,是我们应对全球化挑战、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一、传统“廉耻”观考辨
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中,所谓“廉”,指公正、廉洁、立身清白,它是为政之本、为官之宝,是一种吏德,也是一种修为;所谓“耻”,指耻辱、知耻心与羞耻心,作为一种荣辱观,它是一种道德意识,也是一种价值评价。荀子最早将知耻与廉洁并提,提出了“廉耻”这一道德规范。此后,廉耻与义利、理欲等价值观念相并列,共同成为中国古人判断善恶、美丑、是非的价值准则,也成为中国古代“立人之大节”。“廉耻”作为一种吏德,包括三方面内容:公私之辨、贪廉之辨与荣辱之辨。
1.公私之辨公私之辨,即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关系问题。中国古代各派思想家虽然价值理论不一致,但在公私问题上几乎都主张“崇公非私”。尽管对“公”的理解各有诠释,但在国家、民族、社会的整体利益与个人、家庭的利益之间发生矛盾时,都强调要为公克私。这种公私观的形成与中国古代宗法制的社会结构及道德治化的文化传统直接相关。以吏德言,“公私之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公忠体国,先公后私。公私观念开始时是作为“忠”的一层含义被运用的,它主要指个体利益与诸侯国国君“公室”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凡没有私心、私利,以“公”的利益为重的臣僚都被赞以“忠”的美誉:“无私,忠也。”(《左传•成公九年》)所以,“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周礼•周官》)针对当时社会“亲亲而爱私”的现象,儒家学者从社会治化的角度,提出了“先公后私”,“以公为重”的价值观念,认为“明通而公”、“无有私事”是理想政治的必要条件。《礼记•礼运》篇进而将公、私看作“大同”与“小康”两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根本标志,“天下为公”因此成了传统中国人世代追寻的社会理想。及至宋明时期,随着传统的德治教化体系渐渐走向成熟,公私之辨更是与义利、理欲之辨相溶合,成为宋明理学家为人治世之基本准则。所谓“人只有一个公私,天下只有一个邪正。”(《朱子语类》卷十三)其二,秉公执法,清正严明。当个体利益与国家、社会之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人们应舍己为公,对此,古人基本达成了共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当为官从政者在处理日常事务时,能否真正作到崇公非私,则取决于他能否秉公执法。法律的公正与否取决于执法的公正与否,而执法的公正与否则取决于执法者的道德素质如何。由此,执法者的清正严明也成了中国古代吏德建设的又一重要内容。
“立法废私”,以法为度之思想源于法家。法家的“立法废私”与儒家所倡导的以天下、国家、人民之整体利益为公并不完全一致。汉以后,儒家吸取了法家的法治思想,主张以德治为主的德刑并用。于是,王道之纲常伦理成为了传统中国法治的核心精神,秉公执法也因之成了儒家为政以德的基本原则之一。秉公执法的标准在于“法”,而法执行的核心则在于“公”,这里的“公”指公平和正直。公平指对人和事的一种态度,它要求人们效法自然,无所偏私,按一定原则办事。正直就是心胸坦荡,坚持原则,处处出于公心和坦诚。“是谓是,非谓非曰直。”(《荀子•修身》)人如果能像天地那般自然无私,不以物害己,亦不以己害物,便能成其公平。而一旦人有了私心,有了喜怒好恶、亲疏远近,必然导致赏罚不分、徇私枉法,很难公平处理事务。所以,秉公执法要求为官者必须以法为绳,刚正不阿,不徇私情。故公平、正直是中国古代为官从政者之大义,“非至公无以绝天下之私,非至正无以息天下之邪。”(《王阳明全集•山东乡试录》)
2.廉贪之辨中国古人认为,所谓廉,即不苟得,不妄取,不受不义之财。廉的反面是贪,即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不义之财,索贿受贿,为了充塞私囊而不惜践踏道德与法律。故廉是为政之本,为官之宝。廉者为何不可妄取?孟子说:“取伤廉。”(《孟子•离娄下》)“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孟子•公孙丑下》)他人如果没有正当理由却馈赠钱财给你,那必然是在用钱财收买你,君子怎么能被人用钱收买呢?所以廉洁之人应见利思义,将道德的价值看作高于财物的价值。况且廉不仅是个体价值的表现,廉与不廉还会影响到国家、社会之“公”的价值,因为收受不义之财必然导致执法有私,影响为官者处事的公正,久之,“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汉书•宣帝纪》)。《周礼•天官》认为,判断考察官吏的政绩,应以六件事为标准,即:廉善,清廉而政绩优异;廉能,清廉而能干;廉敬,清廉而忠于职守;廉正,清廉而正直;廉法,清廉而秉公执法;廉辨,清廉而明辨是非。6条标准全被冠以廉字,表明廉是为官之本。汉武帝实行“兴廉举孝”的政策,使社会风气大为改观。东汉的“举孝廉”则成了中国古代选拔人才的一种官制。虽然这一选拔机制也容易带来循私舞弊和道德的伪饰,后世渐被废止,但以廉洁与否作为考核、察举官员的基本标准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则始终未曾改变。明代名儒龚?说:“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卷二)同是见利思义,不欲、不想、不敢这三种不同心理导致了从政者廉洁的三种不同境界。而自觉将道德要求内化为内在境界的廉洁,才是最高层次的廉洁。
3.荣辱之辨荣辱之辨是与“耻”范畴直接相联的。中国古人认为,恶皆生于无耻,人只有知耻,才能自觉地为善去恶、趋荣避辱。因此,羞耻心是人珍惜、维护自身尊严而产生的情感意识,是一道极为重要的道德堤防,故知耻历来被称为“立人之大节”、“治世之大端”。知耻则为人,无耻则入于禽兽。毋庸置疑,凡人都具有荣誉感和自尊心。可是,何谓荣辱?见解殊多。荀子将荣、辱分为义荣、义辱,势荣、势辱。所谓义荣,指因重道义、修德行而得到的荣誉,义辱则指因道德败坏、人格卑下而招来的侮辱;势荣是由权势、地位带来的荣耀,势辱则是由外部势力强加于人的侮辱。义荣、义辱发乎内在;势荣、势辱则来自外加。前者源于义,后者源于势,两者本质不同。故在传统儒家看来,义荣、义辱才是真正的、应该给予重视的荣辱。而对于外在的毁誉,则不必太过在意。因为,毁誉在人,立身在己。毁誉固然可以不挂于心,但荣辱却不可不明辨。因为人一旦没有了荣辱之心,就会没有了羞耻之心。#p#分页标题#e#
无耻则无恶不作。“不善之不可为,非有所甚难知也,人亦未必不知;而至于甘为不善而不知改者,是无耻也。”(陆九渊《人不可以无耻》)人心渐无善恶,天良渐近丧失,世风日下,国之存亡也就岌岌可危。而为官者渐无羞耻之心,则会酿成国耻。“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乎!然而四者之中,耻为尤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于礼义,其原皆出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顾炎武《日知录•廉耻》)正因知耻的重要,所以教人知耻也就成了古代极为重要的道德教化之一。要教人知耻,古人认为,首先必须教人知道何为荣,何为辱?知道了何为荣辱,自然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人能发自内心地明耻知礼,社会也才能因此走向安定、和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样,知耻又转化为一种精神。对于个人而言,知耻可以改过迁善,“知耻近乎勇”(《礼记•中庸》);对于民族而言,千百年来,它还塑造了中国人自尊、自立、自强的民族凝聚力。
二、传统“廉耻”观对现代社会行政道德建设的现实价值
传统廉耻观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尤其是吏德建设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其基于经验思维的对人性与社会治化的睿智思考与实践,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然而,和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固有缺陷相联系,廉耻观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因此,当传统道德失落于现代社会时,廉耻观被现代中国人所遗忘也有着必然的理论因果。可毕竟,一个新的行政道德体系的建立不可能剥离传统而存在,作为可传之“统”与已传之“统”,廉耻观依然有其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所以,在构建新的法制体系的基础上,以批判的眼光重新诠释“廉耻”观,应是现代中国社会行政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1.敬业奉公,澄清权利与义务之界限首先,传统廉耻观中先公后私、公忠体国的观念在培养了传统中国人胸怀天下的宽广情怀与高尚境界的同时,也培养了为官者为民除害和以为生民谋利为己任的道德责任感。它对于现代中国社会行政者的行政责任意识的树立无疑有着深刻影响,这种道德治化境界也是人类迄今为止依然在追寻的理想政治境界。可问题在于:如何真正超越个人利益进入这一境界?本文认为:对追求高尚境界的倡扬固然重要,但对职业道德的最基本要求应该更能切入问题的实质。在现代社会,行政者首先应该明白自己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显然,先公后私、为人民服务并非仅仅是高尚精神的写照,它首先应是一种责任,一种由老百姓、纳税者赋予行政者的应尽的义务。否则就应当因渎职而接受处罚。那么,行政者又拥有哪些权利呢?无疑,作为社会的普通公民,行政人员所拥有的权利是与民众同等的。对行政人员权利与义务的界定,对社会公德与私德领域的划分,应当可以让“公私之辨”更加明晰。“崇公非私”是行政道德的最基本要求,而“大公无私”是个体所追寻的崇高境界,两者的相辅相成则是强化行政道德责任意识的必由之途。
秉公执法、清正严明也是古代社会吏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在为官从政、执法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公正品格无疑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之一,如铁面无私的包拯、锄强扶弱的海瑞、公正护法的狄仁杰等人,他们都是人们崇拜的偶像。然而,中国古人所执之“法”始终只是君主之法,是纲常礼教。中国古代社会始终未能建立起一套有机协调、权力相互制衡、具有终极裁决职能,能在不断反思中走向平衡的相对独立的法制体系。因此,官员所秉之“公”只能是道义之“公正”,非法治之“公正”,而这则直接衍发出了传统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清官崇拜意识。显然,个体的经验判断在很多时候并不可靠,而将维系法治公正的职责全部寄托在为官者的道德自律与高尚情操之上,无疑更失之于理想化。一方面,它使得“法治”成为了“人治”;另一方面,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加上社会的期盼,也必将使“清官”们不堪重负。所以,就现代社会行政道德建设的行政公正这一职责而言,固然不能摒弃对行政人员秉公执法的道义期盼,但更应强调,建立一个高效、有序、相对平衡的现代法治体系,转换中国人传统的法治观念。以落实“天下为公”的道德治化境界的社会文化根基。
2.立身清白,力求他律与自律的统一为什么人们往往难以做到廉洁呢?古人认为,这是因为人有私欲、有贪心,所以,要倡廉必须反贪。儒家强调,反贪要把握三个要素:一是先要惩贪。尤其要惩戒那些包庇、袒护贪官的高官,以警官心、以慰民心;二是必须戒贪。反贪须戒之在初,从小事做起,自律修身,安贫知足。三是必须拒贿。没有正当理由的财礼,应严辞拒收,或婉言谢绝。一方面,这是维护“公”之利益,维护百姓民生之利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自己行事更公正、人格更磊落。
儒家认为,法律只能惩恶,难以扬善,严刑惩罚只能治标,难以治本。所以,相对于惩贪而言,中国古人的反腐更强调戒贪、慎独,强调对“良知”的敬畏。诚如东汉杨震在拒贿之后所言的“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此“四知”即内涵着古人对自然、生命、制度和对他人的敬畏。这是一种真实的、普遍的、崇高的道德情感。它使人们在纷乱、变动的社会活动中能够始终保存对高尚价值的追寻以及对自身的不断省视,而这恰恰是“人心秩序”与“社会价值秩序”达成一致、得以建立的基础。[1]一个社会的治理无疑需要法制约束,对权力的制衡更是如此。滥用权力必遭惩罚,但仅有这些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尤其是在我们民主、法治的社会机制尚未健全,整个社会和谐共生的文化体系尚未建立之际。通过以敬畏为内涵的社会文化心理机制的濡染,如社会风俗、舆论及良知等道德评价机制的心理约束,化民成俗,继而在和谐的社会环境的熏陶下,完成从“他化”到“自化”的转化,这种他律与自律的统一是传统道德治化的重要经验,同时也是寻求法治与德治相容共生的理想之途。
3.明辨荣辱,追寻善恶与美丑之人生、社会意义“礼仪廉耻,国之四维”(《管子•形势解》)“无羞耻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无疑,作为一种最基本的道德要求,“耻”观念对于传统中国人人生的约束力是巨大的,它对塑造中华民族自尊、自立的民族精神的影响至今犹存。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传统文化的预制下,“耻”既是一个底线的伦理要求,又是一个高尚的道德境界追求,两者的混而为一,求义则荣,背义则辱,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不能不带来了传统中国人理论上价值观念的单一和事实上价值选择的混乱。一方面,在大多数人心灵深处,道义始终是人之所以贵为人的内在依据,人们不难判断何为崇高,何为卑污,何为荣,何为辱;但另一方面,人们很难据此作出实际的价值选择,因为对道义崇高的追求需要人们付出心灵的冶炼,它绝非人人能及。所以,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理论的价值评价与事实的价值选择并不一致。#p#分页标题#e#
社会道德范文4
我国当前的发展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在这一重要发展阶段，加强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就比较重要。多元化的思想对青少年有着很大的影响，如果不能及时性的加以纠正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就有着诸多的不利。基于此，本文主要就社会转型期的青少年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以及现状加以分析，然后结合实际探究教育的原则以及教育的优化策略，希望通过此次理论研究，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起到保障作用。
关键词：
社会转型期；青少年；道德教育
0引言
社会转型过程中，就会在思想价值等各方面面临着挑战，由于受到强烈的新思潮的冲击，就会对传统的道德规范产生影响，造成社会道德的无序以及混乱。青少年的发展中，如果没有充分重视道德教育，就会不利于其健康的成长，对其价值观的正确树立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只有加强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工作的优化，才能有效保障青少年未来的良好发展。在这一改革背景下，对青少年道德教育实施理论研究就有着其重要性。
1社会转型期青少年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及现状
1．1社会转型期青少年道德教育重要性分析：
青少年是祖国未来发展的希望，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要不断的对青少年思想价值观的教育方面加强［1］。社会转型期的经济增长对原有的社会关系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并在新的思想的影响下，对旧有的思想道德观念也有着影响。青少年时期是人生发展中比较重要的阶段，并对青少年的道德思想有着很大的影响，只有加强道德教育才能保证青少年能够有效应对社会转型期带来的挑战。
1．2社会转型期青少年道德教育现状：
对于当前的社会转型期的青少年道德教育，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有待解决，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道德教育的空泛化，在教育的内容上没有和青少年的实际相联系，在单一化的标准上对青少年的多样化发展也有着影响。在教学的形式上也没有紧密的和现实得到结合，教学过程中存在着学生不参与的问题，以及参与度不高的问题。青少年的人生价值观没有得到有效明确化，有的在价值观上存在偏离轨迹的问题。面对社会转型这一环境，青少年也比较容易形成有着时代特色的道德新质，在人际道德以及信息道德等多方面都有着其独特性。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多表现为道德反叛，这就比较容易出现道德失范的问题，对传统的道德观念会过多的否定，以及将西方的道德观念和现代的道德等同看待［2］。青少年在当前所表现出的幼稚以及消极的缺点也比较突出，对青少年正确的道德价值观的影响也比较大。再者，青少年的道德教育中的理想信念上比较趋于迷惘以及淡漠化，而在价值观的取向上就比较的功利化以及自我化，行为方式上则是趋于不文明化等。对这些方面的问题要能得到充分的重视，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加以应对。
2社会转型期青少年道德教育原则和优化策略
2．1社会转型期青少年道德教育原则分析：
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过程中，要能遵循相应的原则，这样才能有效保障教学效率的有效提升。在教学过程中要能将学生为主的原则得以遵循，只有充分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地位，让学生在积极主动性在教育中得以展现，才能有效保证教学的效率提升［3］。道德教育过程中，要能将科学化的原则得以重视，道德教育不能盲目的进行说教教育，要能采取合理化的教学方式，针对性的实施教育，让不同性格差异以及群体等在道德教育的作用上都要能够得到积极的发挥。
2．2社会转型期青少年道德教育优化策略：
第一，社会转型期的青少年道德教育过程中，要能充分重视对学校的教育加以改革，优化学校的道德教育环境，这才有利于青少年的道德优化［4］。从具体的措施实施来看，就要能够对学校的监督机制进行完善建立，要能够将教师和管理员间的关系以及学生间的关系等都能得到平衡的发展，通过相应的标准来加强学校教育，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的水准得到提升。在学校的道德教育过程中，也要能将工作的实施有效落实。第二，对青少年实施道德教育，就要能够将奖励以及惩罚措施得到合理化的应用。通过奖励措施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对纪律的遵守，能让学生养成良好的纪律习惯等。在进行道德教育中，要能将学生适应社会发展作为重要的教育目标，将传统道德在当前的发展环境下，能够有新的时代内涵，将传统的道德得以有效发扬等。第三，为能够对社会转型期中青少年道德教育进一步的深化发展，就要将相关的法律监督机制等方面进行良好建立［5］。将各项的法规得以健全和有效的执行等。还要能够在道德观念的整合上能得到充分重视，从而结合实际建立新的道德体系。还要能够在青少年自身所处的环境认识上能得到有效的加强，只有从这些方面得到充分重视，才有利于青少年的道德教育。第四，加强对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让青少年能够在思想方面不断成熟。老师要对青少年的理想信念的教育不断强化，从而让青少年能够在远大的理想上得以树立，这样才能为国家未来的发展打下基础。还要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的教育能不断加强，这对增强民族的自尊心就比较有利，让青少年能够在爱国思想上不断深化。第五，对强少年的道德思想的教育，要能充分的重视对青少的艰苦奋斗以及勤俭节约方面的教育，让青少年能够对艰苦奋斗的传统得以充分的发扬。还要在法制纪律方面的教育得到有效加强，通过法律来对青少年的行为进行规范，以及在礼仪教育方面进行加强。只有多方面的实施道德教育的方法，才能更好的保障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3结语
总而言之，青少年的道德教育的强化，要能充分保障措施实施的科学性，在社会的转型发展时期，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是必要的，道德教育的良好实施，才能有效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此次主要从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现状以及原则方面进行了理论研究，然后结合实际探究了青少年道德教育的有效措施，希望对实际的教学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作者：李程 单位：黑龙江省大庆市景园中学
参考文献
［1］姜玉峰，徐爱玲．试论青少年道德教育向度的转变［J］．青少年研究（山东省团校学报）．2014（02）
［2］文利，王颖．“中华美德与青少年道德教育”暨纪念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成立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J］．伦理学研究，2014（02）
［3］李玉冰．青少年道德教育要从“人格化培养”抓起［J］．宝鸡社会科学．2014（01）
社会道德范文5
关键词：道德教育；典型生活；道德实践
1“道德教育回归生活”的理论背景
1．1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求使然：起始于2001年的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规模之大，力度之深是前所未有的，这次改革明确指出：课程应当“密切贴近儿童的生活，符合儿童的年龄特征和身心发展特点。”［1］“道德教育回归生活”自然是此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理念在道德教育上的具体体现。1．2以往道德教育中存在的弊端：以往的道德教育已经蜕变为将“道德、品德从人的生活、社会生活中剥离出来［2］”，把道德的形成、品德的培养作为一种孤立的现象，一种知识体系来对待，这就直接造成了“思想品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3］”的状况。这种状况反映在教科书上，就表现为“学科化、知识化的倾向，教科书的呈现，往往以德目或道德规范为逻辑，强调严密的知识体系结构”［4］，脱离儿童的实际生活；“反映在课程上，尽管德育课程不同于知识类课程，而德育课程的设计和编制却多采取学科类课程的形态；反映在教学上，表现为忽视儿童的行为变化和个体的内心体验，仅仅强调道德知识、概念的传授和规范的逻辑体系；反映在儿童的学习上，则表现为只重视对道德知识的识记与背诵，而不努力去实践这些道德要求”。因此，如果不进行道德教育的根本性改革，不从儿童的实际生活出发；克服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等不良倾向的话，道德教育是很难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的。1．3少年儿童思想品德形成特点：少年儿童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具有完整生命表现的人，面对他们参与的生活世界，他们的生命表现往往是既有认知又有情感、意志和行为，此种种因素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同时发生，并同时作用于生活的。因此，新的课程改革力求使少年儿童的道德教育过程成为完整生命投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少年儿童不仅要经受认知的挑战，从中获得理智上的满足，与此同时，在心灵的充盈中获得精神的体验。道德教育的结果不仅促使少年儿童知识的获得、认知水平的提高，而且更应该关注他们正确态度、价值观的形成，行为规范的养成，最终实现“情感、态度、行为习惯、知识技能培养的内在统一”［6］。
2正确理解“生活”
基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们强调以少年儿童自己的生活作为道德教育的基础，体现了课程指导思想对儿童的尊重。尊重儿童不仅是有效教育的必要条件，应当说这也是教育的本质观点。少年儿童有他们自身与成人不同的生活需要与特点，不从这种需要与特点出发，教育几乎成为不可能，教育只有“关注儿童的现实生活”［7］，才能做到有效、有针对性。道德教育回归生活，要求我们应该重视生活所蕴含的道德教育价值，其中特别应该关注他们正在进行中的现实生活以及他们已经具有的生活经验。由此可见，这里的“生活”，如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具有典型性特点，应当是来自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从对少年儿童进行道德教育的角度来看，典型生活应当是蕴含丰富的道德教育因素的又与少年儿童密切联系的现实生活。因此，道德教育回归的“生活”，并非是普通的生活，随意的生活，或者说是具有自发性、笼统性和价值取向多元性的生活，这样一来，“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也就并非是将道德教育这一种有一定价值取向的事物建立在了一个没有一定价值取向的事物的基础上的，恰恰相反，道德教育回归的“生活”，应该是“发生在儿童身边的真实的生活，如观察小动物、家政劳动、个人生活自理活动；模拟化的儿童真实生活，如有关家庭生活的游戏、以爱护自然为主题的儿童剧、情境对话”，以及学校、班级开展的各种主题活动，等等。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到处都充满了竞争。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争之后，面对自己的竞争结果，往往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有人振奋有人沮丧，有人如过眼烟云又有人反思不已。不得不承认竞争的结果是残酷的，但是我们更应该冷静地分析竞争的结果，面对成功，我们不应该沉湎和陶醉；面对失败，我们也不应该灰心和气馁。我们应该正确地面对竞争，更要正确地面对竞争中的成功与失败。”同学们都沉默不语，但是眼中却闪现出智慧的光芒。老师如此触景生发的激情洋溢又意味深长的话语，让全班同学都获得了教益。应该说授课老师这番话语中蕴含的道德教育因素，早已超出了《小小发明家》所要求的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精神和动手实践能力之外的，是具有典型生活的特点的，但是其教育意向、价值选择却是确定而又难以估量的。品德教育要以少年儿童的现实生活为基础。关于这一点，在《〈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和《〈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中也都有明确的说明。《〈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中强调：“本课程遵循儿童生活的逻辑，以儿童的现实生活为课程内容的主要源泉，以密切联系儿童生活的主题活动或游戏为载体，以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儿童在生活中发展，在发展中生活。”另外，《〈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也指出：“品德与社会课程是在小学中高年级开设的一门以儿童社会生活为基础，促进学生良好品德形成和社会性发展的综合课程。”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道德教育回归的生活，不仅是一个有一定价值取向的事物，而且还是一个充满了“童心”“童趣”的事物。
3“生活”与道德实践的关系
社会道德范文6
对于职工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直是其中的关键内容，只有全面地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才能更好地提高整个职工队伍的思想道德素质水平。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思想道德建设；职工队伍
1引言
在我国现代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广大职工自身的思想动态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思想意识上逐渐呈现差异化、多变化以及独立化等多种形式的发展，很多不同的文化与社会情绪的冲击影响，造成了诸多的冲突与矛盾。一些负面的思想情绪和不良的思想道德品质，对于职工自身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从而出现了道德失范、价值迷失、以耻为荣等不良的价值观，导致出现诸多不良的行为和后果。对于职工思想道德方面所出现的问题面临的严重的形势，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开展势在必行，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工作中的重要指导，其也是当前职工思想工作的开展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与培育，需要不断地进行探索，提高覆盖度，将思想和行为实现高度的统一，这样才能将其工作进行更好地落实，将思想外化为行动。只有坚持教育引导和实践养成相结合，建立长效机制，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干部职工的日常的行为准则和自觉奉行的信念理念，才能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企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引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的过程中，要在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中发挥有效地引导作用，真正的通过引导来实现对价值观的端正和树立，实现对思想迷雾的冲击，实现对科学理念的融合，实现对社会共识的有效凝聚。在展开相关工作的过程中，要对于党中央下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进行全面贯彻执行，积极展开相关的教育宣传工作，将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融入全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和内容，打造良好的氛围，提高价值观的有效落实。在教育引导工作开展中，要丰富多种形式，通过展开相应的演讲辩论、培训交流、讲座、研讨会议以及内部刊物发表等方法，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全面的宣传，将正能量进行深度传播，积极构建起具备广泛认同效用的文化氛围。在相关宣传工作开展的过程中，也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对于各类宣讲活动进行全面组织，从实际角度出发，让广大职工从基层中发掘优秀的道德榜样，给予整个职工队伍以良好的引导，塑造文明道德之风。在价值观认同中，要积极展开相关的思想教育活动，提高广大职工的执法守法水平，利用正确的价值取向去影响和规范职工的思想和行为，打造良好和谐的新风尚。在引导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要从实际角度出发，对于各类先进事迹进行全面宣传，发挥优秀职工的模范带头作用。在教育引导的过程中，要关注对不同层级和岗位员工的全面教育引导，提高其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的正确性，更好地配合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展开。在现代职工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构建职工队伍，要从多方面角度入手，而心理和思想方面，则是重要的入手点。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的过程中，将其作为思想道德建设的基础和根基，可以更好地实现对广大职工自身行为和管你的引导，并且让职工了解自身的岗位职责，提高职业道德水平，掌握正确的工作标准和工作方式，提高工作的规范性，在工作中可以更好地认同自身的岗位，并且提高爱岗敬业意识。
3实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活动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和执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执行和实践的过程中，要结合实际情况，将广大职工作为主要的工作对象，并且真正的实现其与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效融合，将相关工作推进到基层工作当中，从日常、细节入手，做好实践和落实。在内部实践的过程中，要积极地构建一个具有较强学习能力的组织机构，并且将广大职工的发展作为组织机构的工作重心，给予广大职工构建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对职工队伍的工作热情进行更好地激发，打造良好的发展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不断的实践中，需要对于自身的实践形式进行丰富，结合思想道德建设的实际需求，更好地对于新理念进行融入，并且提高日常工作与生活和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融合度，提高党组织凝聚力和执行力，更好地带动广大职工积极参与相关的道德建设工作。
4结束语
总而言之，职工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开展是一项广泛且长期的工作，其涵盖了重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管理论，在相关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必须要全面贯彻思想理论与实践融合的工作思路，提高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深度和广度，这样才能让社会注意核心价值观成为广大职工自身的行为准则和信念，才能更好地适应当前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需求。
作者：刘本芹 单位：蒙阴农村商业银行
参考文献:
[1]戴萍.新形势下企业青年员工思想道德建设的方法探究[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6(09).
社会道德范文7
（一）成人道德社会化的内涵
成人道德社会化是指成人将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合乎社会要求的道德行为的过程。成人道德社会化包括中年期与老龄期的继续道德社会化。由于中年期是人格成熟、事业发展的收获期，社会又是中年道德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因此本文主要探讨中年期的道德社会化。
（二）成人道德社会化的内容
成人道德社会化主要包括家庭婚姻道德社会化、职业道德社会化以及社会公德社会化等方面。家庭婚姻道德社会化是指成人运用社会道德准则的统一要求，来规范家庭婚姻行为及协调家庭成员关系的过程。它的一个主要任务是使家庭成员明晰社会对他们的道德期望，并尽可能的去实现这些道德期望。职业道德社会化是指成人形成与自身职业有关的职业道德标准和与之相符合行为的过程，如职业作风、职业态度等的社会化。不管是服务业还是金融业，各个领域的职业道德都逐渐被趋同化，以适应吃苦耐劳、积极进取、敢于拼搏的时代精神。社会公德社会化是指成人将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内化，并以此支配自己行为的过程。随着社会发展，我国公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社会公德来调节社会生活显得尤为重要。
（三）成人道德社会化的特征
一是与未成年人不断接受道德教育以内化为自身所有不同，成人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将已具备的道德观念、道德准则外化为行为。二是成人承担着多种社会角色，他们可能既是子女又为人父母，既从事着某一职业又作为学生在校进修，因而他们道德社会化的内容更加繁杂，道德社会化面临的压力也更大。三是作为社会的主体，成人参与社会生活、承担社会职责主要体现在日常的工作中，因而他们的道德社会化相对更为突出。四是由于成人在年龄、职业、生活经历、受教育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他们道德社会化的具体内容、方式及结果的差异性也较为显著。
二、成人道德社会化面临的困境
成人道德社会化的完成有助于增加社会所需要的具有优秀道德品质的成员，也有助于继承和发展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从而使得社会的道德秩序能够更好的维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从原有的计划经济转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工业社会，从落后的穷国发展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这些变革所带来的震荡，导致社会各方面发生急剧变化，其中道德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及其呈现出的新特点使成人道德社会化面临着一系列困境。
（一）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存在偏差
所谓道德观念，是指“由善和恶、荣和辱、正义和非正义等概念组成的道德意识的最基本形式。是人们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在感觉和知觉的基础上，对具体道德现象的内在联系和本质特征的认识”。道德行为是指“在一定的道德意识支配下自愿自主的、涉及他人和社会利害的、能进行道德评价的行为，包括善行和恶行，即道德的行为和不道德的行为”。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偏差主要表现在成人一般都具有较强的道德观念，知荣辱、明是非，但在道德行为的具体实施方面有的成人却不能与道德观念同步。比如，遇到抢劫、偷盗等违法犯罪行为时，在道德观念上，人们可以明确判断出抢劫、偷盗属于违法行为，应当见义勇为，伸出援助之手。但是，当涉及到具体的道德行为时有的人难免有些犹豫不决，寄希望于他人，期待他人能够挺身而出。也有少数人明知插队等一些事情不文明，但是为图一时方便，往往违背自己的道德意愿。成人的道德行为在受自身道德观念支配的同时，又受到社会道德状况的直接影响，如看到老人摔倒，本应该毫不犹豫地将其扶起，但近来做好事反遭讹钱的情况时有发生，致使成人往往避而远之。这种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不协调、不统一，正是由于成人道德观念的理想性与道德行为的现实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造成的。
（二）道德取向趋于功利化
总体而言，目前社会上存在着三种类型的价值观。一是我国大力弘扬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价值观，与传统上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正其义不谋其利”、“大公无私”一脉相承，属于主流价值观。二是个人主义价值观，即在不超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底线的情况下，“先己后人”、“利己不损人”。三是违背社会公德的“个人至上”、“损人利己”的价值观，这是一种异化的价值观。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由于受多元价值现实的影响，有的人信奉“无私奉献、不计回报”等主流价值观，对物质利益过度追求，以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出发点，为了牟利甚至不惜违背社会道德。这一点在食品行业尤为明显，防腐剂、瘦肉精、地沟油、速生鸡等问题让消费者防不胜防。另外，现有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对道德行为的约束力不够，市场秩序还有待规范，这也助长了一些人道德取向的功利化倾向。
（三）道德情感有所缺失
道德情感是“指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对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等所产生的好恶、爱憎、信任、同情等内心体验和主观态度”，它具有评价、调节和向他人传递道德行为价值的信息等作用。个人的道德情感一旦形成，就会积极地影响其道德选择，而这种道德情感一旦扩展为社会性的情感，就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社会道德风尚。道德情感的缺失有其客观原因，如由于住房环境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住进高层小楼，不利于相互之间的交流、沟通；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和网络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办公中十分普遍，它们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悄悄的改变人们的交流模式，使得人们从面对面的交流转变为以计算机为中介的网上交流。尤其对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工作生活压力过大，往往将网络作为排遣孤独、宣泄不满的渠道。长期以往，他们在与现实的人和社会接触时容易产生障碍，造成道德情感逐渐萎缩和淡化，容易出现沉默寡言、孤僻冷漠、不谙世事等现象。
（四）道德标准和评价主观性增强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价值选择更加多元化，因此对道德标准和评价突破了以往的固定模式，有了更多的自我看法。加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跨地区文化差异大、人们从事的职业各式各样，一旦出现争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样就很难再用统一的标准和模式来评价相同的事物和行为。由于人们往往依靠个体的主观判断，观念稍有不同，便可能会带来不良后果，增加道德社会化的风险性，微博上经常爆发的“口水战”即是道德评价标准混乱的典型代表。
三、成人教育促进成人道德社会化的策略
（一）鼓励成人参加道德实践，促进道德的“知行合一”
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区之内，社区文化对成人道德社会化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社区成人教育工作者可以充分利用社区内既有的资源，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成人开展不同类型的知识讲座，通过典型案例、典型人物的讲解，强化成人的“慎独”精神，使他们即使在个人独处时，也能够自觉地严于律己，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所思所行，避免出现违背道德的欲念、产生违背道德的行为。社区广场、文化馆等作为传播社区文化的场所，对社区内居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居民可以自主选择，在上述场所中娱乐自己、表现自己和充实自己，因此加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至关重要。可以通过加强社区文化设施的建设与管理、弘扬主流道德文化、开展丰富多样的社区文化活动来提升成人的道德意识。此外，社区内其他与成人有关的组织，如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可以通过评选“文明家庭”、“好媳妇”、“模范职工”等活动，强化道德行为的榜样力量，推广社会所认可的榜样形象，鼓励成人主动参加道德实践，促进成人道德的“知行合一”。总之，成人只有将内化了的社会道德规范外化为道德行为，道德社会化才得以实现。
（二）加强道德宣传，提升成人的自我道德意识
由于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是进行社会道德教育的最佳途径。在电视、网络上可以定时播放一些有关道德的公益广告，在公交站点、商场等成人较多的场所设立公益广告牌，在热门手机软件如微信上建立有关道德的公众账号，通过宣传传统的道德价值取向，提供正面角色参照，引导人们辨证地对待“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从而树立正确的个人利益观和财富观。通过教育使个体意识形态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相吻合，克服个体私欲，促使个体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提高个体的理性判断能力和综合素质。如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感动中国》栏目，通过传递我们身边的大爱，感动了亿万同胞，唤醒了无数沉睡的心灵。其他类似的节目也在提升成人自我道德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利用网络课程和传统学校成人教育课程，促进成人道德社会化
传统学校的成人教育课程多集中在提升成人的知识与技能方面，对成人情感的关注有所欠缺。近年来微课、慕课等网络课程的兴起，成为弥补学校课程不足的重要途径，网络、计算机的普及又为其提供了契机。网络课程开发者可以与成人教育工作者合作，以现有的成人教育理论知识为指导，走进成人的“生活世界”，切合成人生活实际，针对目前成人道德情感方面出现的主要问题，开设专门的情感品质培养、道德情感调节等课程。课程形式可分为直播和录播，以满足不同成人的需求。课程内容要重视对成人心理健康的教育，还要教授成人一些自我调节情绪的心理学方法，挖掘成人情感底蕴，指导成人对自身道德情感进行完善。此外，所开设的课程应提倡在日常生活中“居敬”、“内省”、“省察克己”、“积善成德”，使成人的意识形态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相吻合，帮助成人克服个体私欲，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提高理性判断能力和综合素质。传统的成人教育学校或机构要紧跟时代的变化，在教学中给予成人更多相互交流的机会，改变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积极引导成人确立并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等道德原则，帮助成人确立合理的道德标准；引导成人以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为标准，调整和理顺多方面的道德关系，构建严整周密的适合社会生活各领域需要的道德标准；引导成人理性对待周围的一切人、事、物，不以自我为中心盲目评判他人的道德行为。成人教育学校或机构还应多组织一些群体性活动，帮助成人在人与人的融洽相处过程中熏陶自身的道德情感。
（四）构建灵活多样的道德评价机制，促进道德观念和评价标准的规范与整合
社会道德范文8
关键词:公众人物；道德素质；社会责任
公众人物，又称公共人物，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为人们所熟知和关注，并且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人。公众人物以社会知名度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联性为构成要素，共同体现了公众人物的特征，二者缺一不可。例如政府官员、社会名流、文艺明星，等等。公众人物的言行举止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作用。公众人物道德素质的高低，是影响其承担社会责任的最重要因素。近年来，部分官员贪腐、娱乐圈明星吸毒和扰乱公共秩序等负面新闻屡见不鲜，在很大程度上败坏了社会风气。这反映出部分公众人物缺乏足够的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意识浅薄。着重分析当前社会公众人物道德失范的缘由并结合实际寻求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从根本上提升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感，加强思想道德素质，弘扬核心价值观，是当下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1]
一、公众人物道德素质和社会责任的理想状态
（一）公众人物具有较大影响力，要求其具备更高的道德素质。相较于普通民众而言，公众人物作为社会精英群体，其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社会属性更高，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也不一样。各行各业的公众人物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贡献在获得大众认可和赞赏的同时，逐渐成为整个社会主流价值的风向标，甚至达到引领思想道德水平不断进步的效果。例如在学术界潜心钻研、笔耕不辍的诸多大家，不仅为人民群众提供宝贵的精神食粮，而且还推动了社会思潮的变革。因此，公众人物能否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与加强思想道德素质密切相关。不论何种身份，公众人物对于思想政治的引领以及道德标准的建构都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毫无疑问，社会公众人物应当做好表率，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的同时，以实际行动推动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与践行。
（二）公众人物占据较多社会公共资源，要求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如何给公共资源下一个准确合理的定义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单纯从字面意思上看，我们可以将其拆解开来，分别从“公共”和“资源”两个角度对这个概念做出解释，即“许多人联合使用或占有、平等地持有或享用”的资源，它可以为任何范围内的任何人所获取，无需其他人的认可。当然，这里泛指的是广义上的公共资源，作为一个原本隶属于经济学领域而后扩展到包括社会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等在内的诸多学科的学术概念，在现代社会被逐渐赋予了多种定义，并不单纯被局限于针对具体的公共物品。从公共资源的保有量来看，很显然它属于稀缺的有限资源，这就意味着让社会每一个成员尽可能充分地占有和享受公共资源是不现实的。而作为公众人物尤其是明星名流，一举一动都会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关注，而一旦丧失关注度，包括商业价值在内的诸多社会资本便会不复存在，公众人物本身就代表着流量的聚集，在吸引眼球的同时，自然而然便会占据本就有限的公共资源。按照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原则，既然拥有了普通人群所没有的优先享受公共资源的权利，那么作为公众人物就必须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加强自我约束的同时接受来自多方的监督。
二、公众人物道德素质和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分析
诚然，绝大多数的公众人物还是可以较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在加强自我约束的同时起到了道德示范和榜样作用，弘扬和传递了正能量。但是，依然有部分公众人物由于放松了对自己的管控和约束，不仅道德意识浅薄，而且做出不少触犯道德底线的事情。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文艺界、政商界、学术界公众人物的道德素质和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进行分析。
（一）文艺界部分明星人物表里不一，道德败坏。与普通群众相比较，文艺界、娱乐圈的明星人物毫无疑问是高收入群体。当个人的物质需求得到较大的满足之后，有些娱乐明星所追求的并不是更有内涵的精神层面的发展，而是只图一时的新鲜感，甚至不惜触犯道德底线和法律来满足所谓的猎奇心理。[2]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吸毒，近年来因为吸毒或是非法持有而被曝光并接受法律惩罚的明星不胜枚举。原本拥有大好前程的他们，就因为放松了对自己的约束，名义上作为禁毒宣传大使，背地里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瘾君子”，一步步堕入无底深渊；有部分娱乐明星置家庭幸福于不顾，婚外情泛滥，丧失婚姻道德，漠视社会公序良俗；还有个别娱乐明星仗着自己小有名气，扰乱公共秩序，比如芒果TV签约女演员刘露，因携带违禁物品被高铁站工作人员劝阻，竟然大闹车站，甚至辱骂民警和工作人员，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最终被治安拘留五天。
（二）政商界个别官员腐化堕落，违法犯罪。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干部的所有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但是有些领导干部为了满足个人不断膨胀的私欲，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在面对金钱和美色等各种“糖衣炮弹”的诱惑时，没能守住道德底线，漠视党纪国法，甚至走上了行贿受贿、腐化堕落的不归路。例如，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经组织审理查明，从2008年到2018年，被告人赖小民利用职务便利，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取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7.88亿余元。另外，赖小民在与其妻子维系合法婚姻关系期间，还与他人长期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并育有子女。其所作所为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给党和国家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赖小民目无法纪，贪婪至极，其大部分犯罪行为均发生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在高压反腐的态势之下顶风作案，这属于典型的不收敛、不收手，依法应予严惩。2021年1月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赖小民受贿、贪污、重婚一案，对被告人赖小民以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百万元；以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21年1月29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对赖小民执行了死刑。还有些商界公众人物，不珍惜自己的商业信誉和社会形象，严重破坏商业道德甚至违法犯罪，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例如，国美电器创始人黄光裕，曾在2004年、2005年、2008年三度问鼎“胡润百富榜”之中国大陆首富，在2006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也排名第一，是风光无限的公众人物。2010年，黄光裕因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和单位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入狱后经过几次减刑，应执行刑期调整至2021年2月16日出狱。黄光裕成为我国商界名人违法犯罪的标志性人物，损坏了民营企业家群体的社会形象。
（三）学术界有些学者欠缺学术素养，丧失学术道德。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发展，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术界成为产生公众人物的重要领域。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由于具备所在领域的丰富知识储备、优于常人的独立思想、“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社会责任感、悲天悯人的家国情怀，通常被誉为“社会的良心”。但如今，部分专家学者缺乏基本的学术素养，甚至丧失了作为学者应有的学术道德。[3]某些学者通过抄袭、购买、剽窃等不正当手段攫取他人的学术成果，虽然没有参与创作却依然堂而皇之地在别人的研究成果上署名，随意侵犯他人的著作权。还有某些高校的硕博导师，以各种理由逼迫、压榨学生，利用自己的导师地位，将学生当作廉价劳动力对待，从事与学术研究无关的私人事务。有些学生由于面临不能按期毕业的压力而倍感焦虑，产生心理问题，甚至酿成了学生不堪忍受而选择自杀的悲剧案例，令人扼腕叹息。
三、公众人物道德素质和社会责任感良莠不齐的原因分析
公众人物道德素质和社会责任感良莠不齐的原因比较复杂，从大的方面讲，不外乎个人和社会、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从公众人物个人和主观方面而言，主要是自身道德修养不够，逃避社会责任。从社会和客观方面而言，主要是学校和社会道德教育存在缺陷，以及社会不良思潮的消极影响。
（一）有些公众人物自身道德修养不够，追求急功近利而逃避社会责任。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有些公众人物道德素质低下、社会责任感缺乏，其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道德修养不够，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意识不足，“只重结果不看过程”，投机取巧，急功近利，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大行其道。例如，在传统戏剧界，“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戏比天大”等观念早已经潜移默化地植入传统艺术家的心中，这些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们以匠人之心不断刻苦钻研，深耕作品打磨演技，以实力和魅力征服观众。再看当下娱乐圈，有些知名演员对艺术和职业缺乏敬畏之心，以赚钱为首要目的，把演戏当儿戏，愚弄观众，有的甚至干出偷逃税款等违法犯罪之事，逃避社会责任，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反面教材。
（二）学校和社会道德教育存在缺陷，未能抵御社。会不良思潮的消极影响长期以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我国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德育应当是我国大中小学教育的首要内容。在社会层面，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教育也应当是各行各业从业人员和社会公众的必修课。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不少地方，在不少人眼里，重智育而轻德育、重才而轻德的心理倾向和评价标准根深蒂固，学校层面和社会层面的道德教育往往停留于形式主义的“蜻蜓点水”，存在“雷声大，雨点小”和“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等严重缺陷，在这样的学校和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公众人物，完全可能与一些漠视甚至践踏道德的普通人一样，在社会不良思潮的不断冲击下，一溃千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物质财富大量积累，呈现出价值多元化的显著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原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观念受到极大冲击，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在逐步面临诸如极端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社会思潮的严峻挑战。近些年来所发生的公众人物失德现象与此存在密切联系。
四、提升公众人物道德素质和社会责任感的基本路径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促使公众人物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其核心就在于强化公众人物的道德自律性，牢固树立道德意识，这需要通过公众人物自身以及整个社会环境两个层面来不断改进。
（一）强化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公众人物自身道德修养。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马克思曾经说过：“道德的基础在于人类精神的自律。”如何有效刺激公众人物自我树立道德意识以及社会责任意识，是推进公众人物社会责任重构的根本任务。而道德意识并非是脱离现实的虚幻概念，它深深植根于每一个人的潜意识中，与我们的工作、学习和具体生活息息相关。对于加强整个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推动构建和谐稳定社会来说，固然需要强力手段的管理和督促，但加强道德自律才是治本之策。[4]首先，要努力搭建并利用好与道德责任有关的教育平台和教育资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全面强化和落实大中小学的思想道德教育，充分挖掘责任意识，激发道德潜能，促进浅层次的情感与深层次的道德责任完美融合，使公众人物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提高道德素质水平。其次，公众人物自身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公众人物在获得较高的社会关注度的同时，也享受到了普通人无法比拟的物质财富，在这种情况下，自我约束能力不强的人很容易迷失方向。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公众人物务必树立明确坚定的责任意识和道德观念，坚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底线，正确把握“义”与“利”的关系，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养，同时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用实际行动来引领社会风气，更好地回馈社会。
（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健全对公众人物的社会监督体系。全面依法治国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方面，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把公众人物道德责任的树立归入到相关的制度体系和法律框架内，将道德责任法律化，以制度标准和立法举措来规范明确的道德边界，这样可以更好地监督公众人物的言行举止。当前，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公众人物对于自我意识的诉求远胜过其应担负的具体社会责任。[5]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法治准则并没有被很好地履行，反倒呈现出愈发明显的失衡现象。因此，要借助法律和法治的明确性、规范性、有效性和强大的震慑力来严格约束公众人物的言行。一方面，依靠法律武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给予违法犯罪的公众人物以强有力的震慑；另一方面，不断完善舆论监督机制和平台，构建社会舆论监督整体网络，广泛利用大众传媒进行曝光宣传的同时，向普通大众传播推广正能量和道德准则，让公众人物道德失范的表现无处遁形，必须为自己的不当行为承担相应的后果。应当尽快建立全覆盖、多维度、立体化的社会监管体系，建立健全失信惩戒机制，让民众可以实时有效监督公众人物，真正提升公众人物的道德素质和社会责任意识。
参考文献：
[1]郭一丁．公众人物道德责任问题研究[J]．法制与社会，2020(25):121-122．
[2]刘艳．公众人物道德失范现象分析及其治理[J]．理论月刊，2015(09):51-56．
[3]唐珂．当前我国公众人物道德失范现象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7．
[4]吴晓锋．新媒体环境下公众人物的社会道德责任问题研究[D]．重庆师范大学，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