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分析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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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环境分析

社会环境分析范文1

一、环境问题社会转移现象与社会转移型环境问题 近年来发生的多起环境案件,如云南的盗伐并出口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珍稀树种红豆杉案、国外有害废物屡次非法进入我国港口案、城市污染工业向农村和落后地区转移案等,都反复表明在我国存在着日益严重但却尚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环境问题社会转移现象。环境问题的社会转移,是指在经济不平等条件下,以抢占资源和转移污染为真实目的的贸易或投资行为所导致的环境问题的输出或空间转移现象,其中的“贸易或投资行为”,既包括国际领域的贸易和投资行为,也包括国内地区间发生的贸易与经济投资行为。日益增多的环境问题社会转移现象逐渐导致一类新型环境问题,即社会转移型环境问题的产生。 社会转移型环境问题与非社会转移型环境问题,即单纯由于人类科学认识能力的局限或生产技术落后而引发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冲突,具有直接的对比意义。目前国内外关于环境法原则与制度的研究更多是以后者为对象的,而对明显具有“恶意”因素的环境问题社会转移现象缺乏甄别和专门化研究。这种问题的“混同”不仅反映了环境法理论研究的疏漏,而且构成了实践中大量权利隐性受害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本文以权利的视角对环境问题社会转移现象进行分析,尝试建构有助于预防和规制环境问题社会转移的法律制度。 二、环境问题社会转移现象中的权利隐性受害 环境问题社会转移的实质是将一种“利益”或者风险在相关主体之间进行强制性分配。但这里所讲的“强制”,在行为外观上通常以招商引资、自由协商和缔约为内容,不具有强制的表象,但从利益交换的过程来看,由于利益的多样性和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并没有完全反映在上述过程中,所以,对于非参与方而言,利益的损害,尤其是某些非经济性利益的剥夺构成了一种实质上的强制。尽管经济学上的外部性理论已对环境问题的产生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克服外部不经济性的种种对策。但从法学的观点来看,权利是法学最为重要的分析单元,而公正是权利的道德基础。如果换以权利的视角对环境问题的社会转移现象进行反思,不难发现环境问题社会转移过程中普遍存在权利隐性受害现象。 首先,权利体系的现实与应然之间的时间差距是导致在环境问题社会转移过程中发生权利隐性受害的关键因素。根据权利体系的发展史,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内容一直伴随着人类需求水平和认识能力的提高而不断丰富和深化,而法律对利益关系的确认和调整却在时间上存在滞后性。例如,现行法律并没有对有关基因的提取和使用行为,做出有利于基因资源丰富地区居民利益的相关规定,而另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的工具性价值和其潜在的巨大的经济利益正日益被社会所了解,这就使得于未来的某个时间创设一种基于属地原则的基因权利成为可能;又如,受制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国或各地区在环境标准和环境管制方面存在许多具体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法定权利状况也在客观上妨碍了人们提出相关的利益主张,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一些曾被视为奢求的主张渐渐会转化为法律的基本保障。所以权利的空白和权利保障范围在地域上的落差为环境问题社会转移提供了条件,从而使得具有明显恶意因素的资源强占和污染输出行为,以各种形式合法性掩盖其加害行为的实质,造成权利的隐性受害。 其次,在环境问题社会转移过程中,缺乏权利的自觉和必要的救济手段往往也促成了权利的隐性受害。与普通的环境侵权行为不同,导致环境问题社会转移的一些投资和贸易行为,因取得合法形式而具有更加隐蔽的特点,加之特定时期社会舆论的烘托,使受害主体往往难以察觉到加害的存在;即便能够意识到侵害的发生,但往往在强调利益衡量和忍受限度的环境政策和社会背景下,淡化或放弃了自己对环境利益的主张;此外环境诉讼 的操作难度也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权利主体对相关权利的诉求。因此在法定权利体系内,处于休眠状态的权利也是权利隐性受害的一个主要原因。 最后,在环境问题社会转移过程中,造成权利隐性受害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更广泛的受害主体实际上是接受转移方的未来世代。所以一些资源的强占和污染的输出行为,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以侵害接受方环境权的方式,损害了接受方的发展权。在主体不在场的情况下,利益的格局已经被强行调整,对于未来世代而言,这无疑构成了一种权利的隐性受害。 三、法律手段在控制环境问题社会转移中的作用 在普通的环境侵权案件中,权利受到的是一些显性侵害,可凭借环境侵权法追究责任。而在控制环境问题社会转移过程中,权利的隐性受害使得根据侵权法追究责任进行事后救济面临一定的法律障碍,并且也不符合环境法的预防原则,因此以法律手段控制环境问题的社会转移不能仅仅依赖消极应对的侵权法思维,而是应在立法环节对可能发生的环境问题社会转移进行事前防范。 首先,确立环境正义作为国家环境政策与环境立法的指导思想。环境问题的社会转移现象表明环境关系不再仅仅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越来越呈现为一种利益关系。从美国的民权运动中发端的环境正义概念,要求环境物品与环境风险的分配应当符合正义的原则。“环境正义”所确立的平等和公正思想对于分析环境问题社会转移现象,是一个有价值的理论工具,因此也可作为控制和解决社会转移型环境问题的各种法律手段的灵魂,而且也开拓环境法研究的价值空间。 其次,在知识经济时代和风险社会中,法律应适时做出相应调整,一方面通过权利标准的不断提高,减小权利在种类和范围上存在的地域落差,从而在根本上防范环境问题的社会转移;另一方面对于暂时无法弥合的差距,可通过在新型利益关系中确立新的权利形态,以减小因环境问题转移而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 第三、在具体制度层面,应建立有关投资目的的环境影响评价机制。部分社会转移型环境问题产生于投资合作项目,如向落后地区输出污染工业和以掠夺基因资源为目的设立公司等等。所以对投资的真实目的进行考察和判断有助于及早发现“投资者”的主观恶意从而遏制和预防环境问题的社会转移。 最后,在权利体系的完善方面,应补强程序性权利的作用,通过赋予公民广泛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创造信息平等环境,克服因信息不对称以预防社会转移型环境问题的产生;另一方面完善环境诉讼制度,建立较为便捷的权利救济模式和可行的责任机制。

社会环境分析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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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4年新财富500富人榜.http://.cn/focus/Richlist201405/

[8] 路甬祥.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http:///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185855

[9] 孟凡利.环境会计:亟待开发的现代会计新领域[J].会计研究,1997(1)

[10] 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http:///wxzl/gongbao/2000-12/06/content_5003504.htm

[11] 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http:///gkml/hbb/bwj/201106/t20110628_214154.htm

[12]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http://.cn/c/2005-10-11/21127142603s.shtml

[13]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http:///18cpcnc/2012-11/17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广东从化 510990)

社会环境分析范文3

关键词:环境与社会风险;赤道原则 ;银行业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6)10-0003-09

一、回归银行的本质

经济学家彼德・伯恩斯坦认为,“管理风险的能力,以及进一步承担风险以做长远选择的偏好,是驱动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向前发展的关键因素”。金融系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金融机构的本质就是经营风险,银行亦不能例外。正如德意志银行前董事会主席布鲁尔(Breuer)所说,“现代银行的职能正在从资金融通功能向风险中介功能扩充,经营风险是银行业未来发展的趋势所在”。因此,经营风险是银行的本质;经营风险的能力始终是银行的核心竞争力。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尽管我国银行信贷风险管理取得了较大进步,但是由于国内现代化的金融体系与银行业发展历程较短,国内银行业信贷风险管理的意识与技术仍然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银行业。从风险评级工具来看,我国银行业还介于从纯粹的人为经验判断到模板化评级的过渡阶段;从风险计量模型技术的应用来看,经典风险计量模型所需要的持续的、可量化的基础数据严重匮乏,从而使得模型技术无法发挥有效作用;从信用衍生产品风险转移技术的应用来看,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尚未成熟,无法通过多样化的金融产品组合进行风险转移与分散。因此,对于我国银行业而言,由于风险管理量化技术应用的条件与环境均不成熟,导致信贷风险管理距离标准化、数量化、系统化仍然有较大差距。

无法准确计量风险,金融产品的风险定价也就无从谈起,形成了我国当前金融体系风险定价混乱的局面。加之,整个金融体系仍然是银行信贷业务为主导,风险不断累积在银行体系内,形成了银行不得不与企业共担风险的局面。基于国内实际情况与环境,标准化的、成熟的风险管理方法难以应用,特别是,单纯依赖财务数据的风险识别、评估等管理方法面临较大挑战。

比较而言,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数据规模与质量以及整体社会信用情况普遍优于我国,但在其银行业的风险管理过程中,对环境与社会信息定性分析的应用范围仍然很广、重视程度仍然很高,这非常值得国内银行业深入思考与学习。如图1所示,一般而言,在欧美银行的风险管理中,对于大型企业,财务信息定量分析占比80%,环境与社会信息的定性分析占比20%;对于中型企业,定量与定性分析比重为70%和30%;对于小型企业,二者比重为40%和60%,甚至有时候为20%和80%。

鉴于此,笔者提出,应当在信贷风险经营管理过程中,增加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的定性分析,作为财务信息定量分析的补充手段,从而改善当前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过程中过度依赖企业财务报表、信息不对称严重、难以客观评估企业风险的状况。

二、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对财务绩效的影响

(一)相关理论演变

研究领域最早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纳入投资过程对投资收益产生何种影响进行论证。最初阶段,学者们只是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马柯维茨经典的投资组合理论,认为纳入环境与社会风险的投资决策过程,限制了投资组合的多样化与分散化等原则,从而难以达到收益最大化目标。鲁德(Andrew Rudd,1981)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将环境与社会因素纳入投资决策过程,会阻碍投资组合的多样化,从而降低投资组合的收益率。这一研究结果在学界与业界均引起较大争议,至此该问题成为投资领域的热门话题。

随后众多学者从投资组合理论出发对上述观点进行论证,并逐渐发现上述结论的不稳定性,基本从理论上了这一结论。赫普纳(Hoepner,2010)通过将传统的投资组合理论公式进行变形,直接从理论公式层面证实上述结论的不稳定性。

根据投资组合理论,投资组合的整体风险(以标准差衡量)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各目标资产的权重与各自标准差乘积总和;第二部分,目标资产之间的关系及其标准差乘积总和。纳入环境与社会风险的考量,限制了目标资产的可选范围,目标资产组合的数量减少,会增加第一部分的数值;然而,由于资产数量的减少,会降低r值,同时附加了环境与风险管理选择的目标资产,自身拥有较低的标准差,因此环境与社会风险的考量能够减小第二部分的数值。因此,第一部分提高并不能完全决定整体投资组合的标准差的变化方向,也就无法确定纳入环境与社会风险一定会降低投资组合收益。

20世纪90年代到2007年期间,众多实证研究成果证实了这一理论判断。多数研究对欧美国家纳入环境与社会风险的基金公司与传统基金公司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角度包括前者的潜在成本并无显著高于后者;前者的投资收益率并没有显著低于后者等。具有较大影响的是,2005年贝罗(Bello,2005)对美国纳入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基金进行了7年的跟踪,并得到结论“这些基金在投资组合的分散化程度上与传统基金并无显著差别”。施勒德(Schr?der,2007)证实了纳入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基金与传统基金具有相当的夏普比率。

根据有效市场理论,众多学者进一步认为纳入环境与社会风险的投资决策过程比传统投资行为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信息,这些信息的价值应当在价格(投资回报)中予以体现,即纳入环境与社会风险的投资决策模式能够得到更高的投资回报。随后,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根据弗里曼(Freeman,1984)在其专著《企业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提出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学者们进一步建立了纳入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对财务绩效产生正面作用的理论根基。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的关注与管理,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平衡相关利益者的利益,有助于企业生存发展,其价值反映在企业的系统风险下降与投资人超额投资回报两方面。

(二)相关实证分析

在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之后,实证分析也随之发展起来,特别是2000年之后,实证分析成果的增速与增幅都显著提高。

在这些实证分析结果中,89%的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非负相关关系,48.2%显示正向相关,23%显示中性不相关,10.7%的显示负向相关,18.1%为不确定相关性,如图2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以欧美发达国家投资机构为研究样本的研究分别得到46.7%与42.7%的正向相关结果;以新兴市场国家为研究样本的研究结果呈现出65.4%的正向相关结果,如图3所示。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新兴市场国家环境与社会问题的管理水平与规范程度远不如发达国家,这种情况下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作用更加显著,因此正向结论也更加显著。

以投资类型进行划分,如图4所示,大部分研究样本涉及股权投资(占比87.1%),其次是债券与不动产投资。其中,在股权投资中,52.2%的结果呈现正相关,涉及债券与不动产投资的实证研究正相关比例更高,分别为63.9%与71.4%,同时尚未出现负相关结果。

从具体研究角度而言,目前实证分析的主要切入点包括两个,即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对风险管理水平与投资回报的影响 。

1. 对整体风险管理水平的提升作用。环境与社会因素对风险管理影响的实证分析,主要涉及对风险评级效率的影响与对综合投资风险回报的影响。李等(Lee等,2010)与洛雷尔(Laurel,2011)等分别以美国61个基金为研究样本,均证实了在投资过程中,对环境与社会风险情况的考察与评估,能够显著降低整体投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出口环境金融发展协会主席韦伯教授(Olaf Weber教授,2008)等选取欧洲205家银行,并根据其是否是UNEP FI(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机构)进行分组,对风险管理进行对比研究,发现UNEP FI在风险识别与评估阶段效率显著高于非UNEP FI。2010年,韦伯教授将52个环境与社会风险指标结合传统风险评估指标,对德国40家银行180个贷款项目进行再次风险评级,结果显示新的评级结果准确率高于原先评级结果7个百分点。韦伯教授的一系列研究结果,对将环境与社会风险纳入风险评估的有效性与正面作用是强有力的证明。赫普纳等(2011)对26个发达国家150个企业的环境与社会情况,进行了为期7年的跟踪与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优劣,形成 25个虚拟投资组合,每个投资组合规模介于70亿至1150亿美元。跟踪结果显示,环境与社会情况评估得分最高的投资组合,比得分最低的投资组合,具有较低的损失风险概率,二者相差6.84%。

2. 对投资回报的促进作用。厄文(Roger Urwin,2010)选取荷兰、挪威、美国加州三大养老金基金管理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在投资组中设定纳入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行为的资产比例,计算得出,如果2%的投资组合纳入环境与社会风险考量,在95%的概率水平下VAR下降20―25个基点;4%的投资组合纳入环境与社会风险考量,对应VAR下降40―50个基点。对于纳入环境与社会风险考量的投资模式与传统投资模式的比较,这个结果给出了明确答案,即由于综合风险的显著下降,前者要优于后者。布兰查德(Gunther Capelle-Blancard,2011)以法国116个基金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在投资决策过程中,财务绩效与纳入考量的环境与社会因素数量呈U形关系,即,在少量选取环境与社会风险指标纳入投资决策时,使得投资收益率受到负面影响;随着纳入考量的环境与社会风险指标逐渐增多,投资收益率逐渐呈现出上升趋势,这与巴涅特和萨洛蒙(Barnett和Salomon,2006)以美国的共同基金作为研究对象的实证分析结果一致。鉴于国际金融公司(IFC)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完备成体系的独立项目评估系统,刘霞(2015)选取IFC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其自1998年开始致力于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政策、具体措施等的改进,对其财务绩效具有长期显著的正面作用。

(三)金融机构的实践证明

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纳入投资决策过程产生的正面作用不断得到证实之后,投资领域的实践也随之而来。截至目前美国共有超过500家共同基金在投资决策中纳入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1995年时,该数据为50家)。依据福布斯公布的预测数据,美国纳入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资产规模大约为3.7万亿美元。例如,成立于1991年的多米尼社会责任股票型基金(Domini Social Equity Fund)是历史最悠久的社会责任基金之一,它的每笔投资都是在对投资标的进行环境与社会标准评估与风险缓释之后进行的。自1991年至今,它的年度收益率为8.6%,而标准普尔500指数为9.3%;其在最近一年、三年以及五年的投资回报率分别为22.1%、11.2%与18.8%。Calvert Large Cap Core A将其投资目标与策略均定位为符合环境与社会标准,其投资回报率一直高于罗素1000指数,最近五年平均回报率为18.3%。Parnassus Small-Cap基金公司专门投资于市值小于30亿美元的企业,在评估企业风险的过程中,赋予环境与社会风险较高权重,并明确排除那些环境与社会绩效不符合标准的企业,其在最近一年、三年以及五年的投资回报率分别为17.0%、3.5% 与 16.1%。

除了这些专门的基金公司之外,还有荷兰APG资产管理公司、PGGM、美国CalPERS资产管理公司以及挪威国家养老基金管理公司等均已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纳入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特别是Kohlberg, Kravis Roberts & Co(KKR),作为全球历史最悠久、最成功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之一,其在2007年开始与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EDF)合作,在其收购德州能源公司(TXU)的项目中,实施了一系列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措施,并根据评估结果,拒绝了多个传统能源项目,如火电厂等。在两年的时间里,KKR在所投资的8个目标公司运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共节约成本1.6亿美元。目前,KKR已经将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覆盖其全球管理资产的30%。

三、国内外银行业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比较分析

(一) 评估体系

本文构建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Environment and Social Risk management,ESRM)评估体系主要结构包括三个一级模块:ESRM政策框架、ESRM实施方法、ESRM管理体系(见表1)。

在ESRM政策框架中包含四个二级模块:政策范围、组织结构、产品覆盖面和涵盖因素。这四个二级模块涵盖了政策的制定、职能部门、适用范围、内容丰富程度等多个方面。前两个二级模块反映了ESRM政策在银行组织架构中作为一般功能性政策的作用,涵盖了从适用于所有部门的政策应用到银行特定业务的功能性政策。这也使得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与信用风险管理有机结合(库尔森,2002)。确定ESRM政策适用范围覆盖的产品分类为:项目融资、企业贷款、个人和中小企业零售贷款。涵盖因素选取气候变化问题、生物多样性、文物保护等,源于这些逐渐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关注问题。

ESRM实施方法模块包括三个二级模块,即评估优先级、实施工具以及评估流程。目前,ESRM评估流程的具体内容,经历了一个由浅及深的发展过程。本文中,我们按照赤道原则(2013)所规定的评估流程来设定衡量指标。

在ESRM管理体系这一模块中,根据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的金融行业可持续发展指南(GRI 4.0,(2013)和韦伯(2012)的研究结果,采用了一般性报告、趋势分析报告、重要财务报告等层次分类来衡量信息披露情况。

(二)分析方法

结合信息披露,依次对上述评估指标体系中的三级指标进行赋值,从而得到银行的环境与社会管理体系表现的整体评价。 三级指标赋值区间为[0,1],如果银行满足指标的要求,即该项指标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对于指标信息缺失或者信息表达不明确的,均赋值为0。基于评估体系结果,本文将采用对应分析法、最优尺度分析法、差距分析法以及Fisher’s检验方法,分别对国内银行之间、不同国家银行之间以及不同因素之间所关联的环境与社会管理体系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对当前不同国家、不同管理体制下的银行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体系方面的表现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接下来,对本文采用的分析方法进行简要介绍。对应分析(Correspondence Analysis)也称R-Q 型因子分析法,是一种多元相依变量的统计分析技术。该方法通过建立规格化概率矩阵将R型因子分析与Q型因子分析有机结合揭示变量间的联系。原理如下:

在与R 型因子分析相应的因子平面上作样品点图,按累计贡献率的大小确定因子m,通常情况下,m=2,即因子轴计为G1 与G2,由于F1―F2 因子平面与因子平面的两条直角坐标重合,散点叠加即形成了对应分析图。在对应分析图上可以提供以下信息:(1)变量间的关系:邻近的一些变量点,表示这些变量具有成因上的联系。(2)样品间的关系:邻近的样品点具有相似的性质, 属同一类型。(3)变量与样品的关系: 同一类型的样品点将为邻近的变量点所表征(王雪萍、古丽努尔,2007)。

(三)样本数据

目前多数国家都拥有数量众多的银行,且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很难进行随机抽样。本文中选取银行总资产占该国银行业总资产份额70%以上的银行作为样本。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及所处位置,本文选取来自五大洲隶属于9个国家的242家银行作为样本。其中,中国银行业样本由国有银行(包括三大政策性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组成,共有166家银行。澳大利亚、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加拿大、英国、南非的银行样本由占该国银行业总资产比重70%以上、总资产由大自小排名的银行组成,数据情况如表2所示。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业数据来自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数据;其他国家银行数据来自于政府信息披露与各国中央银行统计数据。

评估体系中,三级指标数据来源为各家银行2009―2015年的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年度报告以及官方网站信息。样本银行或是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或是按照赤道原则或GRI等组织的要求,这些报告往往能够披露企业对环境、社会问题等的制度、管理结构、组织形式等信息。

四、结果讨论

依据评估体系赋值结果,对我国银行业的ESRM表现进行了分类:总分值位于[0,20]为ESRM-M组;20分以上为ESRM-H组,0分为ESRM-L组。分别采用对应分析方法与最优尺度分析方法得到以下对比分析结果。

(一)体制比较分析

图5为中国银行业不同管理体制的银行ESRM表现的对应分析图,横轴为各类银行ESRM表现,纵轴为依据管理体制分类银行。横纵轴惯量分别是0.638与0.275。这一结果表明体制类别与ESRM表现之间的关联关系可以进行91.3%的解释。从图6可以看到样本中三种体制的银行关于ESRM的表现差异分明。城市商业银行几乎与ESRM-L的位置相重合;股份制银行与ESRM-M位置最接近;国有银行与ESRM-H的位置最接近。同时三种类型的银行之间的距离相差甚远,说明在ESRM表现方面,差异较大。这一结果通过卡方检验值得到再次证明(chi2=136.7,p=0.000)。

就整体而言,国有银行优于股份制银行,股份制银行优于城市商业银行。此外,虽然国有银行的ESRM表现要优于其他两种类型的银行,但是国有银行与ESRM-H的距离要远大于股份制银行与ESRM-M之间的距离。根据ESRM三种表现的位置距离说明,ESRM-M与ESRM-H之间的差距远大于其与ESRM-L之间的距离。这一结果也较为容易理解,目前中国的城市商业银行中除了少数几家了社会责任报告外,多数银行对环境、社会责任的概念意识尚浅,数量较多的城市商业银行在年度报告与官方网站上甚至找不到环境与社会风险的相关信息。主要股份制银行作为上市银行,受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约束以及各方面制度建设较为完善,情况要远好于城市商业银行。国有银行虽然整体情况好于股份制银行,但是从图中可以看出,国有银行距离ESRM-H的距离较大,说明我国银行业整体的ESRM表现仍然有待提高。这样的结果在不同国家银行间对比分析中更加清晰。

(二)国别比较分析

图6是以国家为纵轴、ESRM表现为横轴的对应分析图,横纵轴解释力度分别达到0.845与0.155,合计解释力度达到100%,说明国家与ESRM之间的强关联性。如图7所示,在所选样本中,只有中国与俄罗斯处在了ESRM-L的区域范围内,韩国与南非处于ESRM-M的区域范围内;澳大利亚与英国处于ESRM-M与ESRM-H之间,剩余国家处于ESRM-H区域范围内。由于严苛的环境与社会方面的法律约束,大部分发达国家银行的ESRM表现较好。此外,澳大利亚与加拿大银行ESRM表现良好,也由于其国民经济中环境敏感行业的比例,例如在加拿大的国民经济中,采矿业占比较大,使得加拿大银行的ESRM表现较好,位于距离ESRM-H的最近一点,这一结果也与韦伯(2012)的研究相符。而我国银行业ESRM表现较差的主要原因在于数量众多的城市商业银行得分偏低。如果将城市商业银行从中国的样本中剔除,会得到如图7的结果。

可以看到,剔除城市商业银行之后,中国银行业超越了南非,进入了ESRM-M的区域范围。鉴于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数量众多,但是资产总量偏小,这一结果相对客观地反映了我国银行业目前ESRM的真实管理水平。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银行业ESRM表现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较大,但是进步较为明显。除了大型国有银行外,股份制银行中也出现了ESRM表现达到高水平的银行。此外,鉴于我国2007年以来推行了一系列“绿色信贷”政策,大中型银行在贷款业务管理流程中,针对环境与社会风险,实施了“一票否决制”、“名单管理制”等多种管理措施。

(三)国内银行业指标分析

通过国别比较分析,发现剔除城市商业银行之后的ESRM表现可能更符合我国银行业的主体表现特征,因此,在分析国内银行业各级指标时,本文依然采用剔除城市商业银行之后的样本数据。

本文采用差距分析法对H组与M组的具体指标进行分析,从而可以更加清晰地说明我国银行业在ESRM表现方面的差距。Gap1表示组别之间标准差较大,同时M组均值较低的指标。这样的统计表现说明了该指标在H组中表现远好于M组,表明组别之间存在较大差距。Gap2 表示同组内的比较,即H组中均值较低的指标,表示同组内该指标改进空间较大。

A模块中, a21为Gap 1 ,表示银行设立专门部门针对环境与社会风险进行管理方面,H组显著优于M组,这反映了一家银行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的重视程度。a22 与a42为Gap 2。a22作为Gap2反映了我国银行业在针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的具体操作中,缺乏相关专业技能。国内银行业仅将与环境和社会风险相关的事项,看作是企业社会责任甚至是公益事业的一部分,尚未深刻认识到这是关乎风险管理的事项,因此缺乏将其与风险部门专责相联系的理念。

B模块中,b22与b34为Gap1,显示H组比M组在评估方法设计与相应风险缓释手段方面要更加具体。然而,b32与b23作为Gap2,也显示国内银行对于环境与社会风险的分析与预防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此外,表4中b13的指标表现在两组之间的差异是最小的,反映了政府在环境方面的立法与行业融资政策指引发挥了强大的作用。B模块作为ESRM实施方法模块涵盖了识别、分类、尽职调查、缓释手段、监督管理。B模块各指标的均值趋势性变化反映了目前国内银行业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的管理在识别、分类等表现较好,在缓释手段、监督管理等方面仍然处于较为落后的阶段。

C模块主要是针对ESRM的反馈、沟通、监督、信息披露等管理体制进行评估,表5中C模块各指标分值均不高,充分反映了国内银行业在ESRM管理方面的薄弱,缺乏建立完整管理体系的意识。d12作为Gap 2表明国内商业银行签署自愿性准则的动力不足。此外综合表3、表4、表5还可以看到,从模块A到模块C的均值呈现下降趋势,表明国内银行业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方面,仍然停留在政策建立阶段,在执行与管理方面较为薄弱。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国内银行业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但落后于发达国家银行业;国有银行整体表现要优于股份制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表现较差。从指标分析中可以看到,我国银行业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方面在不断进步,但是多数进步来源于监管部门的政策指引,银行业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的主动干预意识不足。鉴于相关法律的严苛规定,发达国家银行业具有较强的动力进行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目前发展水平较高,表现在能够将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融入具体业务流程,并建立了具体流程措施;确立了明确的战略目标,并配套完善的组织管理机构,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特别是针对环境敏感行业的相关业务,发达国家银行业往往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进行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理论研究、实证分析及金融机构的具体实践等三个方面,论证了将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纳入核心业务流程对于金融机构财务绩效的正面作用,并通过建立三级评估标准,实证分析了我国不同管理体制银行以及全球不同国家间银行所处的不同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水平,也突显我国银行业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方面的不足。国内银行业尚未充分意识到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作为全面风险管理与银行持续保持盈利能力的重要性。国内银行业也尚不具备从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中挖掘商业机会、创新商业模式的能力。

综上所述,要改善国内银行业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应当从增强意识层面认知与培养内在管理能力两方面入手。

首先,意识认知层面,应当从法律与监管层出发,提高银行业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的意识觉醒。即法律层面对环境保护立法、执法的监管力度加强;银行业监管层面对银行承担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的认识需要加强。

其次,我国银行业应当加强内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能力,特别是如何将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流程纳入相关业务规范流程与监督管理体系的评估流程。赤道原则作为国际金融行业基准与标准化工具,提供了详细、完整、具有可行性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操作指南,成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建议借助囊括了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的识别、评估、监督、行动计划(风险缓释方法)等管理措施的赤道原则,形成对企业信息的全方位跟踪手段,确保企业信息的及时性、有效性和全面性,从而缓解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全面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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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环境分析范文4

生态环境(ecologicalenvironment)原来是自然科学术语,主要用来描述任何有机体的生长环境。但在20世纪20年代,以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派克(R·F·Park)和蒲基斯(E·w·Burgurs)为先锋,借用自然科学中动植物生态学的概念、术语,对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进行了系统分析。他们认为:“从功能理论之生态观点而言,任何经济、文化、政治和行政制度等皆为一有生命的个体,是经过一段漫长的成长过程渐渐演进而来的。也就是说在生命的个体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都有一种功能的相互依赖关系。”这种与自然环境相对称的社会客观存在被称为社会生态环境,它主要包括三大社会系统: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

政府绩效是指政府在社会管理活动中的结果、效益及其管理工作效率、效能,是政府在行使其功能、实现其意志过程中体现出的管理能力;或者说,政府绩效评估是指对政府管理过程中投入、产出、中期成果与最终成果所反映的绩效进行评价和划分等级。政府绩效评估作为改进行政管理的关键一环,成为一项重大的政治活动而蓬勃展开。由此,加强和完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无疑是政府部门职能转变的一个强大而有效的推动力。

正如一切事物都必然生长于特定的生态环境之中一样,政府绩效评估制度也丝毫不能例外。社会生态环境是政府绩效评估制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政府效绩评估制度必然和周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存在着一种功能上的依赖关系,但又受到其制约。从一定意义上理解,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适应和不断克服社会生态环境制约的过程。

二、经济生态环境的制约

经济生态环境是指社会的经济活动方式及其经济力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程度。作为评估政府管理能力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必然植根于特定的经济基础,并本文由/整理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当前,我国经济生态环境对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制约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类型、政府财政和预算体制。

(一)经济体制类型不同决定了政府职能范围不同,从而决定了政府绩效评估标准不同

计划经济体制要求建立起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排斥私人资本及其经营;政府对全社会高度集中统一管理,则政府的绩效就由政府对全社会集中统一管理的绩效决定,并由此形成了一整套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政府绩效评估体制。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引起了政府规模、结构、职能以及行政原则、行政观念、行政价值、行政信息、行政情感、行政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一系列变化,而经济模式的转移也带给政府绩效评估体制根本性的冲击。政府绩效评估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中心对原有评估体制进行了改革。但在经济体制转型期我国政府职能还存在着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的弊端,出现了政府职能的缺位、越位和错位等现象,这给政府部门的绩效考评造成了很大困难。政府到底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虽然历经数次机构改革,目前仍然没有确定,特别是市县以下政府仍面临部门职能不断调整的不确定环境,在实际考评中仍然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指标,将诸如创卫、综合治理、计划生育、精神文明建设等各种评估或考评与对部门工作业绩的考评混合,以致出现无论考评结果如何好,一票否决的项目都可将其业绩通盘否定的情况。

(二)我国目前的政府财政使绩效评估遭遇内部动力障碍

当前,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并不宽裕,评估所需的成本对财政形成新的压力。绩效评估是一个耗费资源的过程,需要投入相当数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但由于评估工作及其价值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认同,国家没有单独的评估经费拨款,评估费用大都摊入具体的公共项目中,且许多地方政府部门为了保证其推行的公共项目顺利完成,往往不愿意将有限的资源用于评估工作,致使评估的资金投入不足。这样,由于缺乏充足的财政资金,一些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常常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我国现行的是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体制,即本着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以及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政支出范围。但是,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与政府体制却并不配套,基层政府没有独立的财政地位,取消农业税后,县乡几乎没有可靠的收人来源;现在国家虽然明显增加了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但许多历史“欠账”却不是马上可以偿清的;没有财政的良好支持,政府无法正常运行;这种事权与财权的不对应引发了多重矛盾,当然也严重影响政府管理目标的实现。如果在现行的财政体制下考评政府绩效,特别是评估基层政府的工作,结果也不可能是科学、合理的。

(三)惩罚节约的预算体制使政府绩效评估流于形式

在我国,财政部门根据各个部门申报的投人以及结合上一年度的拨款使用状况来分配预算。如果当年的拨款本文由/整理用不完,剩余的将会失效,来年的预算将会减少,资金将被分配到其他“需要”的地方去;相反,如果预算超支,下一年度反而会得到更多的财政拨款。节约资金意味着来年的拨款减少,于是很多部门在年度即将结束时,都会陷入“为了花钱而花钱”的疯狂状态。在这种预算体制下,绩效的提高和节约成本不仅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收益,反而面临着预算被削减的危险。于是,政府各部门都把办事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扩大自己的困难,谁也不愿意少花钱而把事情办好。政府绩效评估旨在提高政府业绩,但如果政府机构不能从重视产出、节约成本、提高业绩中获得利益回报,那么政府绩效评估就会流于形式。

三、政治生态环境的制约

政府绩效评估体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的各项机制的运作和功能的实现最直接地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政治生态环境对政府绩效评估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作保障,评估多处于自发状态,没有规划,减弱了政府绩效评估机制的作用一方面,我国目前还没有政府绩效评估方面的专门立法,相关立法也只是涉及某一具体领域的绩效评估立法。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作为制度保障,缺乏较具体的、可操作的政策性指导,各地开展的绩效评估工作完全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形式五花八门,结果绩效评估工作难以在政府部门全面系统地推进,缺乏整体的战略规划;而且由于绩效评估的实施方法互不统一,难以相互比较和进行经验交流。另一方面,把绩效评估看成是一个短期行为,没有建立长效机制,这就导致了运动式的行政管理,领导者难以把工作重点放在政府绩效的持续改进上。政府绩效评估的非规范化导致评估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许多大检查、大评比不仅没有取得效果,而且使这种检查、评比成为基层政府的一种负担,某些检查团成员索要礼品、收受贿赂的行为更是直接损害政府形象。

(二)评估以官方为主。多是上级对下级的评估,缺乏社会公众和社会评估机构对政府以及政府内部的自身评估

我国现有政府体制层级结构分明,为了同这种层级制相适应,对政府的考评主要实行上级对下级的层层考评。这种自上而下的评估虽然有利于实现一定的引导和监督目的,但在实践过程中却导致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只唯上不唯实、“政绩”做给上级看的现象,从而导致了评估结果失真、评估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不仅无助于政府绩效的提升,相反却损害了政府的形象。由于评估程序公开度不够,缺乏公众和大众媒体的积极介入,就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系统,而仅靠政府自我监督则难以达到有效的督促效果,评估的结果往往也是报喜不报忧。

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绩效评估往往是由民间自发进行,特别是在一些大的基金会的资助下,由一些大学、研究机构或媒体来组织进行。社会自发成立的评估机构的作用在于:一方面,由于其具有独立性,使得评估的结果更加客观、公正,而客观、公正是评估结果发挥作用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评估主体多元化的存在,可以弥补单一政府绩效评估的不足,特别是当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本身存在较大缺陷的时候。而且,社会评估还具有及时反映公众需要、促进地方政府创新的独特功能。2004年12月18日,我国第一家民间政府绩效评估机构——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中心在兰州大学成立。这表明中国开始有了独立的、专门的民间评估机构,意味着社会开始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对地方政府绩效的评估,参与地方的发展。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民间评估力量的发展还很不成熟,评估方法和评估指标的科学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政府机构改革的困境给政府绩效评估带来刚性约束

机构是职能的载体,政府职能不同则所设机构肯定就不同,所以,政府职能转变必然要求机构改革。改革以来的20多年时间里,我国曾进行了多次政府机构改革,但改革的成效却并不明显,主要原因是机构改革总是把解决财政压力放在首位,机构改革的重点也是精简机构和人员,如1998年进行的机构改革甚至明确提出了精简比例。但是,如果从绩效管理的视角看政府机构改革,机构改革就不应该是简单地做“加减法”,而应该立足于整合各个机构的职能。党委、人大、政府等序列机构性质不同。静态看,它们各有职权,分工明确;但在中国特色的政权结构中实际运作却会出现职能重复、交叉的状况,而且越到基层,各机构职能交叉的弊端就越明显。不论行政管理幅度大小、工作多少,都与上级政府设置同样数量的机构,这本身就不是经济的选择。再加上各序列机构的职权边界不清,党政主要领导人的工作作风不同,工作成本就被大大增加了。所以,如果不先整合机构,解决机构重叠的问题,就在现有机构的基础上设计评估指标,那么设计出来的指标体系科学性将难以得到保证,评估的实效性也难以得到体现。只有在减少管理层次、理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各序列权力机构管理关系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真正科学合理、具有实效性的政府绩效评估。“十一五”规划已经对政府机构改革进行了论述,即“深化机构改革,优化组织结构,减少行政层级,理顺职责分工,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四、文化生态环境的制约

所谓文化生态主要是指一个机构或一项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思想意识、文化心态和观念形态的总和,它是社会成员在社会化过程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的价值取向。在现实中,一项改革方案能否顺利实施或取得成效,并不仅仅取决于方案是否完备或是否符合理性的设计,而是取决于方案是否被大多数参与改革者所认同和接受,也就是说深受文化生态的影响和制约。在文化生态的诸要素中,与我国历史发展有密切联系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制约最为明显。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至上”原则使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失灵

中国传统文化看重人性。如孔子讲性相近、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以及《三字经》开始便说“人之初,性本善”等等。但中国人的人性不是偏于理智,而是偏于情感;人性中情是主要的,智是次要的。这种“人情至上”的精神融入到行政中,使政府在管理的诸多环节中注重亲缘血缘关系,讲情面、论义气,将工作关系、契约关系与私人的情谊关系联在一起,因人情破坏原则规范的现象时有发生。很显然,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再健全,如果还是以“人情”作为利益分配和调节的工具,终将归于失灵。(二)中国传统文化重感情、轻理性。重人的德行、轻科学的技术方法,导致政府绩效评估理论不足、评估程序不规范以及评估结果不够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在思维上重视感情因素,缺乏纯理性的分析,而重感情、轻理性必然重经验轻理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大多属于对当时生产经验的直接记录和对自然现象的直接描写,极少有科学理论的探索与规律的发现。这种传统文化延续至今,对我们的政府绩效评估同样产生了不良影响,理论界对政府绩效评估的评估理论研究不足,仅一味地引进“先进方法”而忽视对评估理论本身的研究,致使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缺乏理论根基。另外,我国自古就重伦理、重德行,对科学技术重视不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每一种发明创造都要经过伦理规范的检验,这样,中国古代的这种轻视科学反应在政府绩效评估上,就造成了评估程序不规范,流于形式;评估方法多为定性,较少采取定量方法;评估结果不够科学。

(三)中国传统文化重中庸、轻竞争。重“官本位”思想、轻“民本”思想。造成了政府缺乏竞争意识。导致了政府绩效评估常常忽视人民群众的意愿

源于西方的政府绩效评估追求效率、效益,提倡竞争,充分发挥个人和组织的能力,适者生存。而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崇尚“和”,提倡“和为贵”,避免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以维护社会稳定;这一思想与政府绩效评估的目标背道而驰,因为本着“和”的原则,当评估结果有损下属颜面时,领导就大事化小,不将评估结果公布于众,这样评估的反馈作用得不到实现,严重影响了绩效评估的实施。另一方面,我们现有的一些政府官员“官本位”思想严重,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支配着他们的行为选择,造成了这些政府官员缺少服务于民的意识,这给政府绩效评估的实施带来不少困难。其主要表现在一些政府和部门把引入和实施政府绩效评估作为一种“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在目标制定中没有把服务于人民群众作为评估的一项重要指标。这种“形象包装”式的政府绩效评估必将会导致形式主义泛滥、公信力下降、作用失效,最终使政府绩效评估演变成劳民伤财的举措。

五、结论

社会环境分析范文5

[关键词] 职业农民 成长 社会环境

[中图分类号] F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4)10-0019-02

农业如何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性的问题,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而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就是要加快培育高素质农业劳动者――职业农民。职业农民是伴随着农村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完善产生的新型生产经营主体,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细胞,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基本支撑,是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本力量,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内在要求,是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白水县是个农业大县,苹果是主导产业,是白水县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要想实现苹果增产增效,农民收入增加,培育职业农民势在必行。

一、白水县职业农民发展现状

白水县地处关中平原与陕北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是中国著名的“苹果之乡”,是全国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建设示范县之一。白水县总土地面积986平方公里,全县辖7镇3乡,194个行政村,总人口30万人,其中乡村人口17.5万人。全县总耕地面积72万亩,农民人均纯收入6242元,其中40.6%的收入来源于农业。随着白水经济和苹果、蔬菜、畜牧等产业的逐年发展,我县逐渐涌现出了一批具有一定经营管理水平和专业技术的农民。而且这些农民文化程度比较低,大多只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尚未经过专业系统的培育,不能达到职业农民的要求。随着苹果产业的发展壮大,县政府和果业局也采取集中培训和到村组培训的方法,培训了一批有文化、懂技术的果业技术人才和种植大户,这批技术人员就是职业农民,有7918人,占全县农存劳动力的5.88%。

二、白水县职业农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政策扶持问题。一是财政先导性投入不足。职业农民的发展壮大是一项长期性的培育工程,它的周期长、任务重,需要充足的财政资金投入,来对职业农民群体的培育、补贴,而近两年特别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我县政府对职业农民培育的重要性和认识还不够,因此县上的惠农扶持政策还不能完全倾斜于职业农民发展与创业上,财政资金投入远远不能满足职业农民培育与补贴要求。二是项目倾斜不均衡。虽然近年来国家对农业投资比重不断加大,农业项目愈来愈多,但白水县只是加大农业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的投入力度,对职业化农民的发展和培育作用不大。

2.当前全县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不高。从全县农村劳动力整体来看,整体素质比较差、文化水平低,据对我县北井头乡南井头村、林皋镇吴尧村、史官乡落雁村、西固镇东固村160户农户调查发现,4个村的160名农村劳动力中,文盲28人,占17.5%,小学文化程度82人,占51.3%,初中文化程度33人,占20.6%,高中以上文化程度17人,占10.6%;50岁以上的占35%,45―50岁的占32%,40―45岁的占21%,40岁以下的仅占12%;160名农村劳动力中有仅有23人参加过农民专项技术培训,有6人参加过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总之,我县在家务农农民总体呈现一高一低(年龄高、文化水平低),两多两少(女多男少、自学多专业培训少),三不足(农民专项技术人才数量不足、种类不足、管理不足)的特点。他们的文化素养、综合素质以及年龄层次等都有很大的差别,还不能完全的达到新型职业化的农民,不能带动一方经济,且发展速度太慢,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不能跟上社会发展。

虽然有部分农民在从事传统农业中对良种的选择、农药使用、病虫防治及沼气的维护使用等知识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但大多是自己平时经验和相互学习的结果,缺乏专业的、系统的培训和指导,所掌握的知识还不够准确和先进,农民的素质与新型职业农民的标准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大力发展职业农民培育工作迫在眉睫。

3.职业农民发展的后备力量不足。2012年白水县仅有68401个劳动力在家务农,耕种着白水县72万亩耕地,并且这些农业劳动力文化程度较低,年龄偏大,专业技能操作水平和现代农业意识不能适应时代潮流和社会发展,后备力量严重不足。

4.主体培育机构不明确,培育工作有些片面。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对未升学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免费提供农业技能培训,对符合条件的农村青年务农创业和农民工返乡创业项目等一系列措施的相继出台,为职业农民培训创造了有利因素。而白水县至今还是将农广校(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作为农业局下属农技中心的一个部门,如果开展一般简单的职业技能培训还是能够整合资源抓好培训工作,但是开展综合素质高、知识全面、技术含量多、会经营、懂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要完成就必须单列出来独立开展工作。

三、白水县职业农民培训的有利因素

1.主导产业方向明确,为职业农民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多年来苹果产业一直是白水县的主导产业,又加上畜牧和蔬菜产业的迅速发展壮大,县级领导重视,思想认识明确,扶持政策良好,发展环境良好,能够进一步肩负起探索新型职业农民发展道路的历史责任,准确把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目标。

2.扶持政策、项目倾斜农村。近年来白水县为了抓好苹果示范园建设,不断地开展争相引资工作,实施了现代农业园区建设项目,争取了苹果苗木、套袋、防雹网、反光膜、农资等补贴,使该县果农基本上都用上了新技术,也是该县果农收益高的原因之一。在设施农业上和畜牧养殖上也加大政策倾斜。这些项目倾斜及扶持政策的出台都将为我县培育职业农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大力创造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条件和环境。培育职业农民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实行政府主导,才能有效整合资源,形成部门联动的整体合力,创造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环境。目前,白水县虽然尚未属于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县,但多年来县委县政府一直将白水苹果的宣传工作放在首位,例如召开苹果座谈会、举办苹果节、聘请明星做白水苹果代言人,这些都是近年来苹果销路畅的原因之一。县财政设立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畜牧业发展,发展壮大以生猪养殖为主的畜牧业,把畜牧业发展成为第二大支柱产业,使其成为有机苹果基地县的配套产业。“十二五”时期,建成万头生猪养殖专业村40个、生态家园养殖户4000户、300头高产奶牛核心示范养殖场1个,带动配套产业发展和周围农民增收。要以苹果为主导、畜牧为支撑、沼气为纽带、设施农业为补充,提升生态循环农业产业链,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和跨越,努力实现“双万”目标。积极培育和发展设施农业。以“王河―东固”、“耀卓―上徐”、“南马―高西”三条设施农业带为依托,走“菜―畜―沼”相结合的路子,以建设刘家卓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为中心,重点发展反季节蔬菜、水果、食用菌三大特色产业,创建白水绿色安全农产品品牌。今年以来白水县以“硬化、绿化、美化、净化、亮化、休闲”六大要素为重点,着力建设美丽乡村,目前,已建设10个美丽乡村示范村,完成投资1200万元,为新型职业农民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近期又提出了土地流转和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制度,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推行土地合作社、土地银行等模式,促进土地经营权的有序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土地有偿流转,实现土地集约。这些都是县委县政府为鼓励大中专学生、在外打工的有志青年、青壮年劳力返乡务农,改善乡村环境,提升农民地位所做的一些工作,为培育职业农民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成长环境。

4.农业科技教育培训体系逐步健全。培育职业农民不像培训农民工那么简单,更不像专项技术培训,它是以需求为导向,以实践为主要手段,紧扣生产经营全过程,开展立体式培育。以生产能力促进、服务体系建设配套、综合素质提升三大工程为核心内容的培育体系。所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必须要有健全的培育体系。就拿白水县来说,在主导产业-苹果培训方面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试验站作为技术支撑,强化了全县果农的培训工作,在教育系统要求各乡镇中心小学必须完成教育局下达的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任务,在其它专业技能培训上县级主要有农技中心、园艺站、畜牧站等十几个培训机构,而且各乡镇也配有相应的畜牧兽医站、苹果站、农技站等培训体系和实训基地,行政村配有科技培训联络人以及科技示范户。这都将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基础保障。

5.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民社会地位得到提升。2012年白水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242元,比2006年增加4625元,增长2.9倍;农民生活消费水平人均达到4621元,比2006年增加3006元,增长1.9倍。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白水农民随着收入逐年增加,生活消费水平也在提升,农民已从温饱迈向小康。县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表彰奖励种养大户、致富能手、和农村带头人,提升农民的社会地位,使农民更有信心的去经营农业。

四、对我县培育职业农民的几点建议

1.尽快做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前期准备工作。一是健全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训体系,强化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建设。今年,我省农业厅党组书记、厅长白宜勤同志在省农广校调研时强调“农广校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摇篮”。所以,白水县必须加大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配套设施建设力度;二是县委县政府要尽快成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制定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进行资源整合,形成部门联动的整体合力的工作机制。

2.县委县政府要进一步加快制定并出台职业农民培育的有关惠农政策和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认定管理办法,保障新型职业农民权益。一是要制定出新型职业农民行业标准和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认定管理办法等;二是要参照其他行业制定出该行业的各项权益保障制度;三是要重点从制度上解决好土地流转问题,加快土地流转,确保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制度,让职业农民吃上一颗定心丸,营造职业农民存在和生成的法律环境;四是是制定职业农民培育的有关惠农扶持政策和项目倾斜的规定,加大财政支持,提高农民收入。通过这些制度来保证新型职业农民有一个良好的从业环境,并能够依靠这个职业获得较好的行业收入和社会认同及尊重。

3.大力扶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一是做好服务。主要是技术服务和信息服务,要充分发挥好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培训机构、农业科研机构、农技推广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各类机构的作用,协调合作共同为培育和发展新型职业农民服好务。二是项目倾斜。各部门应该通力合作,在各类农业项目的规划安排上充分考虑职业农民的需要,资金上、技术上、规划上通盘考虑,真正让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有更加肥沃的土壤。三是资金支持。资金支持应包括财政的、金融的、保险的等等方面,这就要求有上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甚至是以规章制度进行明确规范。只有这样才能让职业农民轻装上阵,顺势发展。

社会环境分析范文6

关键词:水环境质量;经济发展;灰色关联分析

中图分类号:X824 文献标识码:A

城市水环境质量与社会经济关系密切,其协调关系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对聊城市近5年(2008~2012)水环境中的控制指标化学需氧量、氨氮的排放总量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的地表水资源量、环保投资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城市污水处理率、万元GDP用水量之间的关联度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最后根据水环境质量与社会经济发展各相关量之间的关联度大小提出进一步改善聊城市水环境质量的对策和建议。

一、聊城市水环境质量现状

聊城市境内河流属于海河流域,主要有徒骇河、马颊河、卫运河、金堤河、赵牛河和京杭运河6条河流,共设置27个断面。监测指标为23项,其中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是必测指标。化学需氧量和氨氮主要来源于工业和生活污染两方面。近十年,聊城市水环境质量逐步改善。2003年河流水质达标率为0%,2012年河流达标率为33.3%,主要污染物为氨氮、总磷、化学需氧量和生化需氧量,其余污染物污染较轻。

二、灰色关联度分析基本原理

对于2个系统之间的因素,其随时间或不同对象而变化的关联性大小的量度,称为关联度。在系统发展过程中,若2个因素变化的趋势具有一致性,即同步变化程度较高,即两者关联程度较高;反之,则较低。因此,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亦即“灰色关联度”,作为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一种方法。灰色系统理论提出了对各子系统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的概念,旨在通过一定的方法,去寻求系统中各子系统(或因素)之间的数值关系。因此,灰色关联度分析对于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提供了量化的度量,适合动态历程分析。

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是将研究对象及影响因素的因子值视为一条线上的点,与待识别对象及影响因素的因子值所绘制的曲线进行比较,比较它们之间的贴近度,并分别量化,计算出研究对象与待识别对象各影响因素之间的贴近程度的关联度,通过比较各关联度的大小来判断待识别对象对研究对象的影响程度。

三、计算灰色关联度

本次选取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为评价指标,分别计算其与地表水资源量、环保投资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城市污水处理率、万元GDP用水量等各相关指标的灰色关联度,找出其关联关系,计算结果见表1。

从表2计算结果可知:在选取的评价指标中,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与社会经济发展各项指标的关联度都在0.7以上,与城市污水处理率的关联系数最大,与万元GDP用水量的关联系数最小;氨氮排放总量与社会经济发展各项指标的关联度都在0.6以上,与城市污水处理率的关联系数最大,与万元GDP用水量的关联系数最小。

由此可以看出,聊城市水环境质量与地表水资源量、环保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城市污水处理率及万元GDP用水量的关系都比较紧密,尤其是城市污水处理率。

四、改善对策建议

1 加快污水直排口治理工程,严格控制污水直排。聊城各河流沿程仍有一些入河直排口,造成部分断面水质波动,需要进一步加强建设直排口治理工程力度,确保污水全部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入河流。

2 进一步加快沿河县市区湿地工程的建设进度,确保入河水质的稳定达标。湿地具有降解污染,耐冲击性强等特点,能够对入河水质稳定达标起到重要的作用。海河规划的人工湿地重点项目仍有未正常运行或未完工的,这对入河水质稳定达标埋下隐患,急需加快建设进度,争取尽快发挥湿地效益。

3 做好小城镇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小城镇特点决定了小城镇生活污水管网的不完善和污水处理设施的缺乏,急需做好小城镇生活污水管网建设和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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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卢方元,李奎.污染治理投资与工业经济增长关系的面板数据分析[J].系统工程,2007.